1907年度事件：安徽巡撫被革命黨刺殺--轉型中國：革命黨暗殺體制內改革派

凡大轉型的時代，必然也是一個討價還價的時代。晚清也不例外——其具體呈現是：朝廷希望維持君權至上之現狀；民意（準確而言，是士意）大多數則已傾向於立憲，要求限制君權，造就責任政府；而迫使朝廷接受民意的「砍價」手段，則是革命與暗殺——古語所說「矯枉必須過正」，今人所謂「改革是倒逼出來的」，正是這個意思。

1907年7曰9日，《紐約時報》刊發新聞《安徽巡撫遭革命黨刺殺身亡》，報道說：

「漢口，7月8日訊：清國安徽巡撫昨日在安慶被人刺殺，刺客竟是該省警察局副局長。當時，這位高級警官正執行公務，負責護送數位政府要員參加省巡警學堂的畢業典禮。當巡撫正要進入學堂大門時，這名警官拔出手槍向他連開數槍，三顆子彈擊中，巡撫當場斃命。刺客被立即抓獲，並就地處決。斬首前，他承認自己屬於極端革命組織的成員。此後，無進一步騷亂髮生。」

被刺殺的安徽巡撫恩銘，是當政的慶親王奕劻的女婿，一位體制內的改革派。其本人雖然對憲政改革所知有限，但能羅致聘用嚴復這般對議會政治極有研究的改良知識分子擔任安徽高等學堂監督，亦可見其政治立場絕非頑固。

刺客徐錫麟，在朝的身份，是安徽巡警學堂堂長、陸軍小學監督；在野的身份，是革命黨之一支光復會的會首。徐的官職花了很大的價錢才買來，能做到「巡警學堂堂長」這樣重要的位置，也很依賴於恩銘的提攜；買官在當日是尋常事，恩銘自然也料不到：徐氏買官的目的，不是為了做官，是為了打入內部搞革命。

革命的方式，是暗殺。按照徐錫麟的構想，在刺殺恩銘之後，浙江、安徽兩地的會黨將會同時起事，然後奪取杭州，匯聚南京，掌握住中國最富庶的長江中下游地區，再以此為根據地北伐，推翻清廷。但就革命而言，越細緻的計劃，其暴露的風險往往也就越大；各地會黨的聯絡越緊密，自然也就越容易露出馬腳，引起當局的警覺。所以，最後，除了第一步——刺殺恩銘——革命的其他計劃都來不及展開就流產了。

《紐約時報》當年對這起暗殺事件的報道並不準確，恩銘沒有「當場斃命」，而是在10餘個小時後之後才傷重去世。這其中，應該有徐錫麟近視程度很嚴重的緣故，據馮自由《革命逸史》記載，徐錫齡當時距離恩銘很近，因預先準備的炸彈未響，徐情急之下掏出手槍親自向恩銘連發七槍：一中唇，一中左手掌心，一中右腰際，余中左右腿，均非致命之處；此中可見其近視程度之嚴重。

恩銘傷重期間，留有一道遺折給朝廷，除念及自己任內所興辦的種種改革（興學、練兵、巡警、實業）之外，其中尚有這樣一段言辭：

「奴才今年六十有二矣。奏刀之際，生死尚不可知，特令奴才之子咸麟至前口授此折。奴才死不足惜，顧念當此世變方多，人心不靖之時，不得竭盡心力以報國恩，奴才實不瞑目。徐錫麟系曾經出洋分發道員，且以其系前任湖南撫臣俞廉三之表侄。奴才坦然用之而不疑。任此差甫兩月，勤奮異常，而不謂包藏禍心，身為黨首，欲圖革命，故意捐官。非惟奴才所不防，抑亦人人所不料，足見仕途龐雜，流弊滋多，出洋之學生良莠不等。奴才伏願我皇上進用之時，慎選之也。奴才身當其禍，或足以啟發聖明。」

一位四品官員（徐曾捐有四品道員），潛伏在體制內，刺殺了一位二品巡撫，這在清代是前所未有之事。當兩江總督端方用電報將此事告知北洋大臣袁世凱時，他用了「事奇極」三個字來表達自己的難以理解——在此之前，這些朝廷大員們始終以為革命黨不過是江湖草莽，並不足懼；一旦當他們意識到革命黨同樣也存在於體制內，與自己近在咫尺，其驚駭與恐懼，是可想而知的。

但更讓朝廷驚駭的，應該是徐氏臨刑前夕所交代的——他的暗殺名單上不但有恩銘，還有端方、鐵良和良弼——這些人，無一例外，都是晚清體制內的改革派。這不能不讓朝廷回想起兩年前吳樾的那枚炸彈，那枚炸彈所針對的五位重臣——鎮國公載澤、戶部侍郎戴鴻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撫端方、商中右丞紹英——正準備出洋考察憲政。

章太炎曾激烈地說過：「但願滿人多桀紂，不願見堯舜。滿洲果有聖人，革命難矣。」——「但願滿人多桀紂」，故而吳樾與徐錫麟們選擇了一條暗殺體制內改革派的革命道路；其目的，正在於摧毀一切有可能延長滿清統治的補救措施；他們希望用這種方式，讓革命早日到來，讓革命「早產」。

恩銘之死，所帶給清廷的震動，是辛亥前革命黨所組織的所有起義都無法比擬的。其一層震動，是讓朝臣們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受到了革命的威脅。恩銘臨終雖然留下口諭，稱刺殺事件「皆徐錫麟會辦一人所為，與全堂學生毫無干涉」，以求安撫巡警學堂內的學生，以免生變，但安慶地方當局仍然十分緊張，不但對恩銘之死秘不發喪，而且城門緊閉，「凡似學生穿白洋紗衣褲者，皆須擒拿」。

徐錫麟被俘後，坦言自己「做官本是假的」，而且聲稱還準備「再殺鐵良、端方、良弼」，這背後的威懾效應是很顯然的。據陶成章《浙案紀略》里說，「徐錫麟事起，鐵良、端方懼。鐵良遣安徽人程家檉來東京求和於黨人，願出萬金以買其命」；鐵良甚至於還願意出巨資購買革命黨報紙《民報》正準備刊發的一篇文章《勉勵革命黨人完成徐氏未盡之志》——所謂「徐氏未盡之志」，在鐵良的角度理解，顯然系那些未完成的暗殺；端方也在給鐵良的電報中也曾憂心忡忡地說：「吾等自此以後，無安枕之一日」；京城的宮苑衙署，則迅速「添派衛兵及巡警隊兵，駐紮防護」，如臨大敵，官員們則「惶懼異常，有草木皆兵之象」；慈禧太后也通知了軍機大臣，讓他們以後將各衙門的引見人員帶去內閣，不要再帶到自己跟前。恩銘的死，第一次讓朝廷產生了一種革黨人無處不有，無時不在，防不勝防的危機感，當時流行的說法是：「革命軍不足畏，惟暗殺實可怕」。

這種「革命軍不足畏，惟暗殺實可怕」，在徐錫麟事件的善後問題上也可見一斑。按照兩江總督端方的意見，是要嚴辦的，要逮捕調查一切與徐錫麟有關的人與事；但新任安徽巡撫馮煦卻頂住壓力「意主寬大，不欲多所株連」。馮巡撫這樣做，害怕炸彈飛入自己院子，是最關鍵的原因。徐錫麟被處決後，馮巡撫又公開為其題了一幅對聯，書寫在安慶的大觀亭里，對聯曰：

「來日大難，對此茫茫百端集；英靈不昧，鑒茲蹇蹇匪躬愚。」

上聯的意思，是感慨清廷將亡（來日大難），徐錫麟眼下雖是「逆賊」，日後卻是勛臣烈士，自己站在徐的墓前，想著朝廷之必亡與革命之必勝，心頭茫然，百感交集；下聯的意思，是公然讚譽徐錫麟（英靈不昧），希望徐的英魂能夠原諒自己對他的處決，不過是奉命行事，為清廷盡一愚忠罷了。

很顯然，馮巡撫這副對聯不僅僅是給死去的徐錫麟看的，更是要給那些繼承了徐錫麟遺志的革命黨們看的。馮巡撫不希望革命黨的炸彈在自家院子里開花。

第二層震動，是朝廷突然意識到傳統的籠絡士子的模式已經徹底失效，人心已散，大勢已去。端方在給袁世凱的電報里感慨「事奇極」，正是這樣一種心理。堂堂的四品道員、省巡警學堂堂長，職位品級既顯赫，職務內容（新政）也很時髦，可謂極有前途，這樣的品級和職務都籠絡不住一個徐錫麟，朝廷的挫敗感是可以想見的。朝廷已經失去了對新式知識分子的吸引力，對此，新疆巡撫聯魁十分憂慮地說道：「皖省情形如此，其他已可概見。」

這種憂慮，反映到決策層面，是出現了一股反對立憲改革的逆流。這股逆流一反當時「惟立憲可以救國」的共識，轉而「反思」立憲正是亡國之舉。譬如一份名為《揀選知縣舉人褚子臨等條陳憲政八大錯十可慮》的摺子，即列舉了實施憲政的「八大錯十可慮」。其中涉及到徐錫麟刺殺恩銘事件的部分，如此說道：

「以職員所聞，出洋諸生漸染異俗，性情頓變，固有改裝自髡，自棄其家而不一顧者矣，又有結黨背公，潛謀不軌以幸一逞者矣。至於重臣出使，炸彈竊發，疆臣閱操，火槍致命，所稱身為戎首者，不出學堂之外，則皆新政之明效大驗也。」

所謂「重臣出使，炸彈竊發」，是指吳樾暗殺出洋五大臣；所謂「疆臣閱操，火槍致命」，則是指徐錫麟刺殺恩銘。因吳、徐二人君曾出洋，徐更創辦了多所近代學堂，所以，摺子的作者極力嘲笑：這些暗殺事件，都是興學堂的新政的「明效大驗」。作者在摺子里大聲疾呼，要求朝廷放棄立憲的亡國之舉，重新回歸「忠孝治國」的傳統意識形態；作者認為，只有回歸傳統意識形態，士子們才會再次凝聚在朝廷的周圍；作者更不滿新任安徽巡撫馮煦對徐錫麟案的寬大處理，稱其如此做的目的，是「畏其持刺」，怕惹禍上身，作者擔憂這種「賞奸而獎亂」的行為，會鼓勵革命黨更瘋狂的刺殺，最後，會導致一種「天下之學者而相率為盜賊」的亡國之局。

奏摺的作者很希望朝廷中止立憲，回歸傳統，並提出四策以「挽救危局」：一是「定國是」，重新制定典章；二是「尊主權」，重申君主的權威不可侵犯；其三是「端學術」，取締「異言異服」；再則是「飭吏治」，整頓貪腐。這四策背後，所體現出來的，是一個傳統知識分子無法割捨「朝廷」與「國家」的二位一體、不能接受「愛國」不等於「愛朝廷」的新政治理念的痛苦。在這位作者看來，自立憲以來，那些從學堂出來的新知識分子打著「愛國」的旗號，卻站到了「朝廷」的對立面，這簡直不可理喻，長此以往，是要亡國的。

相對於借革命黨之暗殺而反改革的逆流，借暗殺而力圖推進改革，在清廷高層更有市場。安慶起義20天後，袁世凱即上折，要求朝廷簡派大臣分赴日本、德國、英國，專門調查研究憲法。隨後，兩江總督端方上折警勸朝廷，如今反清革命日趨高漲，應趕緊「俯從多數希望立憲之人心，以弭少數鼓動排滿之亂黨」，迅速頒布憲法，使國民之心「皆歸於憲政之一途」，如此則「亂黨煽惑愚氓之力，當不戢而自銷」。暫署黑龍江巡撫程德全，則把吳樾當年謀炸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和徐錫麟槍殺恩銘兩事並舉，警勸清廷迅速「行憲政，融滿漢，以安天下之心；開國會，導人才，以作徙薪之計」，並旁敲側擊朝中的反改革逆流，鼓勵朝廷「不必懲禍變而悔行新政」。

很明顯，革命黨的暗殺，在這裡無形中成了體制內改革派官僚用來和朝廷就憲政問題討價還價的重要砝碼。這種討價還價，在晚清最後十年改革進程當中，從來都沒缺席過——一般的認識誤區，是革命盛，則改良衰，反之亦然；但實情是：革命每高漲一次，則改良亦高漲一次，反之亦然。因為革命黨的每一次舉事，都是體制內改革派推進改革的動力。

之所以出現這種詭異的局面，在於體制內改革派自身並無倒逼朝廷推進改革的力量；所以，他們必須藉助外力，也就是藉助革命黨對朝廷施加壓力。這種無力與借力，在張之洞身上，體現得相當充分。

據胡鈞《張文襄公年譜》記載，張之洞對清末立憲一事態度極其消極。1906年，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歸來，抵達上海，以立憲一事徵詢張的意見，張的回電相當敷衍：「立憲事關重大，如將來奉旨命各省議奏，自當竭其管蠡之知、詳晰上陳，此時實不敢妄參未議」——意思即：如果朝廷沒有明確的諭旨要立憲，則自己不願對立憲一事發表任何言論。到了1907年，張之洞入京覲見慈禧太后，此時正值徐錫麟刺殺恩銘事件之後，張氏對立憲的態度大變，顯得非常積極。據《張之洞入京奏對大略》記載：

皇太后旨：大遠的道路，叫你跑來了，我真是沒有法了。今日你軋我，明天我軋你，今天你出一個主意，明天他又是一個主意，把我鬧昏了。叫你來問一問，我好打定主意。

張之洞對：自古以來，大臣不和，最為大害，近日互相攻擊，多是自私自利。臣此次到京，願極力調和，總使內外臣工，消除意見。

問：出洋學生，排滿鬧得凶，如何得了？

對：只須速行立憲，此等風潮自然平息。出洋學生其中多可用之材，總宜破格錄用。至於孫文在海外，並無魄力，平日虛張聲勢，全是臣工自相驚擾，務請明降恩旨，大赦黨人，不準任意株連，以後地方鬧事，須認明民變與匪亂，不得概以革命黨奏報。

旨：立憲事我亦以為然，現在已派汪大燮、達壽、于式枚三人出洋考察，刻下正在預備，必要實行。

對：立憲實行，愈速愈妙，預備兩字，實在誤國。派人出洋，臣決其毫無效驗，即如前年派五大臣出洋，不知考察何事，試問言語不通，匆匆一過，能考察其內容？臣實不敢信。此次三侍郎出洋，不過將來抄許多憲法書回來塞責，徒靡多金，有何用處？現在日日言預備，遙遙無期，臣恐革命黨為患尚小。現在日法協約，日俄協約，大局甚是可危。各國均視中國之能否實行立憲，以定政策。臣愚以為，萬萬不能不速立憲者此也。

辛亥年後，翰林院侍讀學士、日講起居注官惲毓鼎在日記中痛罵張之洞，說他是亡朝廷的罪魁禍首：「三年新政，舉中國二千年之舊制，列聖二百年之成法，痛予剷除，……念及此，不禁放聲大哭，罪魁禍首則在張之洞、張百熙。」在惲毓鼎看來，清廷亡於憲政，似乎與一般「清廷亡於革命」的理解大相徑庭，但倘若理解到晚清最後十年，「憲政」與「革命」之間的同步性，則不難理解惲毓鼎的怨念之所在：「革命」不是「改良」的對立物；恰恰相反，「革命」，才是「改良」最重要的推力。晚清最後十年，「革命」一直在倒逼「改良」。

徐錫麟。在如何處理徐錫麟的問題上，清廷參照了了當年「刺馬案」張汶祥暗殺兩江總督馬新貽的先例。當年張汶祥所受的是剖挖心臟之刑，新任安徽巡撫馮煦請示兩江總督端方後，決定仿行。行刑之日，先由劊子手持鐵鎚將徐錫麟的睾丸砸爛，再剖腹取出心臟，這顆心臟被拿去祭祀恩銘的「在天之靈」，然後被恩銘的親兵們烹熟下酒。清廷此時正在實施法律制度的近代化轉型，卻不惜逆流而動，以如此殘忍的手段殺害徐錫麟，更坐實了革命黨對其「假立憲、假改革」的指控。

徐錫麟，臨刑前拍攝。徐被捕後，在供詞中坦然言及自己的革命志向和起義動機，並特意寫道：「不要冤殺學生，學生是我誘逼去的」，最後結語是：「我自知即死，因將我宗旨大要，親書數語，使天下後世，皆知我名，不勝榮幸之至。」審訊完畢後例行公事拍照，徐錫麟曾要求重拍，理由是前一張臉上沒有笑容，不足以流傳後世。

徐錫麟供詞。文字曰：「為排滿事，蓄志十幾年。多方籌劃，為我漢人復仇，故殺死滿人恩銘後，欲殺端方、鐵良、良弼等滿賊，別無他故，滅盡滿人為宗。」落款是「光漢子徐錫麟」。所謂「光漢子」，即「光復漢族」之意。徐錫麟並在審訊時曾聲言與孫文宗旨不合，稱其不配讓自己去行刺。點擊可看大圖。

吳樾(1878—1905)。1902就讀於保定高等師範學堂，1904年加入光復會，並組織北方暗殺團，任支部長。1905年在京謀刺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因炸彈意外爆炸而犧牲，此舉開啟了革命黨暗殺晚清體制內改革派的先河。在其名著《暗殺時代》里，吳樾如此表述其將暗殺進行到底的決心：「一個我死去，千萬個我站起來，前面的人倒下去，後面的人站起來，只要我不被殺死，我就一直幹下去；只要我不死，就永不住手。這樣，我就算死了也是成功了。」

陳獨秀。陳獨秀與蔡元培同為老資格的暗殺隊隊員。陳日後回憶：「我初次和蔡（元培）先生共事，是在清朝光緒末年，那時楊度生、何海樵、章行嚴等，在上海發起一個學習炸藥以圖暗殺的組織，行嚴寫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這個組織，住上海月余，天天……試驗炸藥，這時孑民先生也常常來試驗室練習、聚談。」陳獨秀和吳樾屬於同一個暗殺團體，1905年，陳參與了吳樾謀刺五大臣的行動。

彭家珍，京津同盟會軍事部長。1912年1月在北京炸斃宗室重臣良弼時受傷犧牲，南京臨時政府追贈為陸軍大將軍。其刺殺良弼的動機，據同盟會會員李華英回憶，京津同盟會之前曾刺殺過袁世凱而未果，袁遇刺後，曾通過袁克定告訴李石曾，御前會議時清朝親貴唯良弼之言是聽，袁世凱雖是內閣總理，也沒有發言權。言下之意，良弼不除，共和難求。李石曾轉告京津同盟會，於是眾人決定刺殺良弼，彭家珍則決然自任。良弼死後，清廷遂無人再敢抵制共和。結束語

徐錫麟以四品官員的身份而為革命黨暗殺之事，對清廷高層究竟產生了多大的震動，不妨參考陶湘當日寫給盛宣懷的一封個人書信。信中說：

「皖事出(指徐錫麟刺殺恩銘)後，慈聖痛哭，從此心灰意懶，得樂且樂。近聞日俄聯盟為最緊要之問題，領袖(指奕劻)兩次請單召，均未允，辭云：『天氣酷暑，王爺亦宜節勞』，等語，所以領袖亦浩然長嘆。」

平心而論，晚清最後十年，慈禧基本上沒有頑固阻擾過改革，甚至可以說，只要可以救朝廷，她是絕對支持改革的。但當革命與改良互為動力，同時消長——改良之遲緩激發革命，革命危及朝廷又推動改革，已然註定改革只能救國，而永遠救不了朝廷。這種無能為力，慈禧應該是非常明白的。對此，張謇頗有感受。從1907年春起，張謇先後四次進宮入對。召見時，慈禧每每「語及時局之非，不覺淚下」。一次，張謇談到海外留學生對國內腐敗政治不滿，紛紛趨向革命，後果不堪設想時，不禁失聲痛哭，老太后也因百感交集隨之而哭。

從自強運動開始，晚清的歷史欠賬太多，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不改革，朝廷必亡；改革，朝廷也必亡。無能為力的慈禧，除了苟且偷安、以求生前天下不要大亂外，也只好「得樂且樂」。正如曾誓言要為慈禧做一條「看家惡犬」的岑春煊日後回憶：

「太后晚年，銳氣盡銷，專以敷衍為事，甚且僅求目前之安。期以及身不變而已，不遑慮遠圖矣」——所謂「期以及身不變而已」，即只求在自己有生之年，朝廷不要滅亡罷了。

資料來源：《紹興文史資料選輯 第12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浙江省紹興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著；王開璽《晚清政治新論》，商務印書館；懷效鋒主編《清末法制變革史料》，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孔祥吉《張之洞勸慈禧速行立憲》，載《中華讀書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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