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教師生涯及對教師發展的思考 王棟生

語文特級教師講座之十王棟生（吳非）

（筆錄者：倪孟達）

「於漪茶座——全國名師報告系列活動」在於漪老師的「娘家」楊浦高級中學拉開帷幕，首位登台演講的，是江蘇省語文特級教師、南京師大附中王棟生老師。王老師是著名的雜文家，筆名吳非，曾獲首屆「林放雜文獎」，出版的許多教育隨筆，如《不跪著教書》、《前方是什麼》受到教師們熱捧。

「非常抱歉，讓大家星期六來聽我說話，」王老師以這樣一句略帶南京口音的話開始了他今天的講課，「家中有老人、小孩的老師可以先回去，我不會在意。」當然，不會有哪個老師願意在這個時候離開。

（為便於行文，以下內容根據筆記以第一人稱「我」來講述，有關的事例和觀點都屬王棟生老師所有，若所記與原意有出入，則是我的責任。）

任何職業都有危險性，教師職業有沒有呢？「教師是一種高危險的職業！」

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誤人子弟」，可以這麼說。我們做的事關係到別人的未來，要考慮以後別人對我們的評價。

「本來應該在上午趕到上海來的，可我上午在學校里還上了兩節高三複習課。這是一種現實。」我們的教育假如都在忙著這些東西，這樣的教育還有前途嗎？」

教師的危險性在於三句話：

其一，用反科學的方法搞科學教育；

其二，用不道德的方法搞道德教育；

其三，打著素質教育的旗號搞應試教育。

我與商友敬老師在一個地方見到一群老人為了搶超市派發的營養品打得頭破血流，感慨很多，聯想到教育的問題。這些老人，當他們正值最好的年齡，最應該學習的時候，他們在幹嗎？他們遇上了史無前例的「大革命」，都在街頭打打殺殺，如今為免費營養品而大打出手，只不過是他們的歷史延續而已。

古希臘稱教師為「智者」，說明教師角色之特點在於多智。故我們需要提高自身的素養，要回到常識。

我曾開玩笑說，「我們學校成問題了，連我都成人物了」。「在五十年前，如果以我這樣的水平去『中大附中』應聘，門都不敢進。」引用教育家楊啟亮的一句話：「我最知道我自己是什麼東西了。」 「這句話現在輪到我來講了。」 （蘇格拉底說「自知無知故求知」，「我之所以是天下最聰明的人，就是因為我是天下最有自知之明的人。」）

有一年我在檔案館裡查民國時期教師的工資，看到中央美院一教師月入230塊大洋，而當時普通職員月薪20多塊。如今老師們都在抱怨待遇低，我們首先應該反問自己：「你值幾塊大洋？」橫向跟別的國家的教育工作者比一比，縱向跟先輩同行比一比，我們的付出與所得匹配嗎？

有一個大學校長面對台下500多位中學教師說：「師範生的水平太差了，比你們還差！」這話引起了台下的公憤。作為大學校長，不了解中學的實情，講這話有其不嚴肅處，但關起門來，我們老師應反思自己，我們究竟如何？

最喜歡講的三句話：

我是犯過很多錯誤的教師；

我是不斷地在教育教學中改正錯誤的教師；

因此，我是一個合格的教師。

對於名譽，那些我毫不在意，我唯一看重的是，學生能夠成長為有用之才。

教育不是工業、商業，教育是農業、林業，我常說我是一個農夫。作為農夫，我要抓住農時，對天氣特別在意，最後才能收穫果實。在我的土地上，我可以做什麼？這是我要思考的問題。在社會中，有很多不平等的關係，如官與民，但在教室里，師生是平等的。

教師從事的是理想化的職業，因此每個教師都應有理想。我們的教育口號是「辦人民滿意的教育」，但我們更應該辦對得起民族的教育。

《中國教育報》記者問我現在的理想是什麼，我這樣跟他說：早晨孩子們背著書包去上學，嘴裡哼著歌，一路上還可以停下來欣賞一下沿途的風光；在學校里跟老師同學們愉快地呆在一起，課堂里積極地探討問題，有許多收穫；下午四點鐘的時候，高高興興地回到家裡，向媽媽深情吟誦今天剛學會的詩歌，跟她談論自己的理想。（大意如此）其實這不能算理想，在我們的過去，這些都是真實有過的生活，怎麼就成了理想呢？

小學教育研究專家於永正（音）說，教了50年書，把自己教成了孩子。我起先不懂這話的意思，但忽然有一天領悟了。今天的中華民族是個吃饅頭但不做詩的民族。教師應該追求自己的理想，在理想中提升自己。老師有理想了，學生才會有理想。

我有這樣一段經歷：

有一天遇到一個學生，跟他說，你最近語文成績好像沒有提高啊！學生回答道，老師，我現在不一樣了，我看世界的眼睛變亮了。作為一個語文老師，聽到這話多麼令人欣慰啊！

我有一個課代表，長得高大帥氣。有一年的12月13日，學校要搞一個大屠殺死難同胞紀念活動，要排詩歌朗誦節目，物色人才，我這個學生朗誦普希金的《致大海》，一個歷史老師聽了幾句之後，就非常激動地說，「就是你了！」學生對他說，請別打斷我，詩是不能打斷的！

我們如今要做的事情，就是怎麼讓這樣的學生更多一點。

教師職業的危險之二，是當下老師們把教育當作名利場。

我們有一套獨特的制度，評職稱，非常詳細，且等級分明，在世界上恐怕不多見。我主張取消職稱和各種榮譽，一切歸零。這話以前不敢說，怕別人說我「酸」，現在得到了那麼多榮譽，也就可以大膽地講了。

許多老師的名片上有一大串頭銜，我不會記住他那許多內容，只知道他是哪一個縣的老師。教師只要刻苦鑽研，把課上好，其他什麼都不重要。有一個老前輩說：「我得到過所有的榮譽，現在退休了，把所有的還給社會了，現在只剩下一個『情』字」，多麼感人的話啊！

我有很多次路過楊浦高中，看看校園中蓊鬱的樹木，就想到於漪老師，想她在這裡度過的那漫長的歲月，她剛來時，這些樹應該還是小苗吧？如今大樹參天，它們都是見證。

在今天這個名利場中，年輕教師都把目光盯著考試成績，在那些微小的分數和名次上斤斤計較。評職稱時，材料里無一例外會提到成績，說「高考成績名列年段前茅」，其實分數就差0.2。這有意義嗎？

你是不是好老師，要看的是：

其一，學生是否喜歡你的課？你上課前，學生是以期待的心態還是以恐慌的心情等你到來？課堂中，學生是不斷地看錶，還是不知不覺又一節課過去，感覺時間過得好快？

其二，學生是否喜歡語文？只有真正讓學生喜歡上了這門學科，語文老師才算是成功的；

其三，由於你的教育，學生是不是養成終身學習祖國語言的意識？

我有一個女學生，嫁到了日本，回來後跟我說了這樣的事。有一天她在家裡接到丈夫的外婆打來的一個電話，老人家92歲了，一個人固守在老家的一畝地的茶園邊，她打電話給外孫，是要告訴他，自己新得了一句詩（日本俳句）：「薰風裡，茶道已萬事俱備了。」而這個女學生的72歲的婆婆，在家裡做完家務，閑坐著時，也不時感慨道：「啊，那逝去的歲月！」這是明治以來，日本的教育在國民的心中播下的種子還在發芽。

在我們當前的教育體制下，老師和學生都在追求著分數，而背後還有大量「賣狗皮膏藥」的高考專家。

有一個校長說得好，一個愚蠢的教師，如果勤奮地工作，那將是教育的災難。他該去吃喝玩樂。他勤奮的結果是，學生被迫害，被誤導；學生不喜他，家長怕他，同事氣他。他是一個奴隸式的人，站慣了就不敢坐。但校長喜歡這樣的人，他會說勤能補拙，非常投入地做練習，也要學生跟他一樣投入地做練習。但專業修養不夠的教師，越努力結果會越糟糕，他越想彌補自己的愚蠢，造成的災難就越大。

因此說，做一名合格的教師，除愛心之外，還需要智慧。學校里最可怕的也是最常見的現象是，一個愚蠢的老師管50個智力正常的學生。

如今又有新的災難來臨：應試教育培養起來的學生現在當老師了，他們之前所有的壓抑現在終於有一個釋放的渠道了。這些老師的一個共同特點是喜歡給學生排名次，而不問這樣做是否科學。

我看過一張希特勒的照片，那是他從林茨小學畢業時的合影。老師按照學生的成績排順序，成績好的學生站前排，越好的跟老師靠得越近，而希特勒的成績很差，排在最後一排的角落裡。進入中學，希特勒學的是文科，他成績依然不好，有一個同學，是猶太人，叫維特根斯坦，成績也不好，跟他同班，後來成績好起來，跳級了，而希特勒依然享受「差生」待遇。這造成了可怕的後果，希特勒的孤僻和變態性格，跟早年受教育中形成的自卑不無關係。

於漪老師從不用「差生」這個詞，我也不用。

中華民族是個殘忍的民族，幾千年來，一直在自相殘殺，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相斫史」；而今天社會上屢見不鮮的「滅門案」，跟我們功利的教育有無關係？我們的文化大革命，跟教育有無關係？

我曾對大四的師範生講，講台並不神秘，卻很神聖。它最適合有民主平等意識的人。

學校、教師都應該有精品意識，要嚴肅認真地從事科研工作。有的學校一年完成十幾項課題，有的教師一年結兩項課題，問他具體都做了什麼，卻支支唔唔說不出來。「十年磨一劍的人是俠，一天磨十把的是菜刀。」

中國的留學生在美國，一般都會很快完成了自己的課題，然後找工作，買房子，結婚生子。而美國的學生，卻很喜歡當博士後的經歷，雖然收入不高，卻可以呆上13年，做著枯燥卻有意義的事。而十幾二十年後，諾貝爾獎就會被這樣的人捧走。我有一個學生留學美國，說自己正在做著一項研究，「不長，才做了五年」，他說再過個十三四年，就可以完成這項課題，將對攻克紅斑狼瘡有作用，他在其中有1%的貢獻。他說人類真了不起，全球有5萬多人在研究，不用多久，就可以攻克紅斑狼瘡了。我問還要多久，他說，大概也就七八十年吧！言語背後是如此真誠的理念。這話讓我如何能不激動？讓我如何不以他為驕傲？於漪老師說62屆的學生是她的榜樣，那麼這樣的學生也就是我的榜樣了。

對於學生，我們的做法要改善的還有太多。

在加拿大，有這樣一個案例。一個學生做了這樣一道題，3＋5＝6，老師說，了不起，你快接近正確答案了。而我們的老師很少能有如此的器量。

某學校有一個網路作文教學的經驗，即把所有學生的文章傳到網路上，處於公開狀態，任何人可以看到任何文章，並作評論。我說這樣不妥，因為「寫作是一種私秘性的事」，學生有權拒絕把自己的文章公開，尤其是寫作能力較差的學生，我們該尊重每個人的隱私權。以前我曾打算在課堂里朗讀一個學生的作品，徵求她的意見時，她拒絕了。她寫的是悼念外婆，不想公開此種情感。這種文章只能給老師看，因為老師是學生最信任的人。

同樣，學生的日記也不是教師可以隨便翻看的，父母也沒有這個權力。家長不該去撬孩子的抽屜，更不該偷看他們的日記。

西方的家長在進子女的房間前，輕輕敲門，問：「我可以進來嗎？」正是這輕輕一敲，誕生並延續了他們的民主傳統，形成他們的民主社會。

下面要講的是教師專業發展的問題。

首先一個，教師應該自覺地讀書，沉潛下去。

看趙志偉、於漪老師的書，一個感觸是我們教師平時花在備課上的時間遠遠不夠。如今有這樣一個惡性循環。蘇教版教材配備了全套的教學設計，每篇課文都有幾套教學方案，教師上課前看一下課文，再參照這些設計，一堂課就能應付過去了。編寫者說：「與其讓他們瞎講，不如讓他們照著講。」「這樣教師能成長嗎？」「管不了！」

教書是一種創造性的工作。當前的課堂缺少創造，許多公開課聽起來都似曾相識，都是重複的工作。

魯迅的《祝福》，最初有人設計課堂思路：「二進魯家，三幅肖像」，我剛開始的時候，也延用這種上法。教第二遍的時候，我換了一種構思，魯迅有很強的記財意識，我就讓學生專門研究「錢」的問題，跟祥林嫂有關的各種各樣的錢，包括每月工錢五百文，婆婆搜颳走的三個半月的全部收入一千七百五十文，被婆婆嫁進深山的「賣身錢」八十千，捐門檻的十二千（即十二元鷹洋）等，這裡面大有文章可做。最後得出一個結論，祥林嫂的命運是跟四個方面相聯繫的。（錢理群概括為「四條繩索」的舊說，即政權、族權、神權、夫權活活勒死了祥林嫂。）

第三遍教《祝福》又換了一套思路，讓學生讀過一遍文章之後，寫300字的《論柳媽》，思考：如果祥林嫂跟柳媽的遭遇對換一下，祥林嫂會說出人死了要進地獄、二婚的女人會被鋸成兩半這樣的話嗎？研究的結果是，祥林嫂不會這樣說，因為她「天生善良」，以此為基礎展開課文內容的研讀。

教師應當不斷有創造，我們不能把教研難題當作懈怠的理由。

應該從小事做起。

日本郵政大臣野田聖子，大學剛畢業時任某飯店的衛生總管，有一天在檢查工作的時候，看見一個老工人在清洗完便桶之後，隨手舀起一杯水喝下去，她很錯愕。但後來她自己做衛生清洗工作時，她也這樣做了。這是日本人留給世人最為深刻的印象：可怕的認真！用一絲不苟還不足以形容。1962年，冰心挨批鬥，被「罰掃女廁所」，後來人們發現，她打掃的廁所是最乾淨的。

關於教師的成長，有這麼三個思考。

其一，教師是思想者。

有沒有獨立的人格，對教師來說非常重要。

對於兒童讀經這件事，如果出發點是培養孩子們的語感，我是贊成的，但要說建立有道德的人格，我則是反對的。

我們應該怎樣培養學生的人格？英國哲學家羅素被人問到一個問題：英國的教科書說拿破崙是英國人打敗的，德國的教科書說人拿破崙是德國人打敗的，我們到底該怎麼辦？羅素說，很簡單，把兩種說法都收入教材里。那人說，這不是要讓學生疑惑嗎？——我們正是要讓孩子們產生懷疑的精神，然後讓他們自己去解決問題！這是羅素的回答。

每個教師應該敢這樣說：上出一個「我」來，要有自己的風格，要自信。

很多年前，有人聽完我的課問，你屬於京派還是海派？我說不懂是何意，他又說是北派還是南派？我說「初出茅廬，無宗無派」，但我的心裡說：「老子是王派！」為何要強行把自己歸於哪個門派呢？

要敢於懷疑權威，堅持自己正確的認識。

大科學家袁隆平，幾十年研究農業，人長得像土地一樣，但其實是公子哥兒的出身。他是南師大附中的校友，我曾問他在文革期間為何能夠那麼順利，他說怎麼順利呢，也是有兇險的呀。毛澤東有農業八字憲法之說：「土、肥、水、種、密、保、管、工」，袁隆平認為這種說法是不妥的，有同事說，你要當心，這是毛主席說的！袁說，毛主席不是學農的。換作其他人，這句話在文革中早已足夠給他帶來滅頂之災，可當時的湖南革委會作了批示：不要動袁隆平（因為革命也要吃飯）！

八十年代我教馬識途的《我們打了一個大勝仗——四川抗洪救災紀事》一文，這是一篇通訊稿，時間是下午第一節課，當時有來自山東某地的一個教師考察團聽課，為了不讓他們在辛苦的觀光之後，在課堂里被催眠，我給學生布置了一個課堂任務：這是一篇新聞報道，在嚴密的同時也存在一個嚴重的問題，你們把它找出來。這個問題激起了學生的興趣，也調動了聽課老師的情緒。17分鐘後，有一女生眉頭一皺，要求發言。她提出疑問：這場水災，共造成多少人死亡？我回答說8100人。可為什麼文章里沒有提到？——這就是問題所在！

一篇報道自然災害的新聞稿，居然隻字不提人員傷亡的情況。每個生命都是有價值的，作者卻把它「忽略」過去了。這節課就在這個問題的基礎上談新聞報道的真實性。我說總有一天我們的報道里會提到人員傷亡情況的，到1994年，一篇有關災害的新聞在財產損失之後，報道了人員死傷的數目；1999年，人員傷亡被作為最重要的信息加以報道。

92年我教鄧小平的《實事求是》，這是一篇難上的課文。我對學生提出這麼一個問題，文章里有一個自相矛盾的地方，鄧小平說毛澤東最討厭別人引用他的話，可自己在全文引用了多達16處，這是為什麼？

（此時王老師提到一篇文章《史可法上多爾兗書》，我懷疑是自己聽錯了，存疑。但他引出了一個結論：實力不夠，不能強攻。）

鄧小平在1978年3月為了扳倒以華國鋒為代表的繼承毛澤東遺志的保守勢力，批駁「兩個凡是」的荒謬，實力尚不足，只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因此這篇文章就定位在兩方面的解讀：學習任何文章都應了解其背景；了解政治家的智慧。

作為思想者的語文教師，應該有反思自我的能力，對傳統語文教育要有所認識，要了解百年語文教育史。

其二，教師是學習者。

「把學習當作智慧的酵母。」

「一個老師應當在沒有行政命令和社會壓力下自覺從事教學研究。」

一個年輕教師問我：「一年寫了80多篇文章，讀了7本書（實則有數十本），難道不浮躁嗎？我三年都沒讀完一本書。」

如果他這三年里讀的不是《資本論》，這句話真難以理解。整年讀不了一本書的教師，還成其為教師嗎？

南京的一家餃子店，環境乾淨，餃子也好吃，但最值得稱道的是店裡的一景：老闆辦了個牆報，讓員工們每個月寫一篇作文，抄在上面，那天我看到他們作文的題目就是《說說我的家鄉》。

一個當大老闆的大學同學，布置公司里的中層以上的幹部每人每月寫一篇讀書筆記，這樣可以讓他們「少做壞事」。

這些都是我們教育的希望。

按江蘇省的規定，像我這樣的人（教授級中學教師）可以干到65歲，但我到60歲必定要退休。人生很短，剩下來的時間我要學習，學數學，學理化，學外語。我身邊其他學科的老師也在學習寫作，寫讀書筆記。有個歷史老師寫《我與地壇》讀後感，比很多語文老師都深刻。《新語文學習》雜誌上也發表數學、化學老師研究語文的文章，給我們語文教師增添一點壓力。

俞正聲到上海履新時，視察某報社，說報紙也要有文學性，趣味性。他在去湖北前，讀過池莉、方方的小說，到了武漢一看，果然如此。來上海前，他已讀完《長恨歌》，到了那些弄堂里，才明白王琦瑤之所以會是王琦瑤的緣故。

讀書要博，也要雜。但書是讀不完的，知識也是無窮盡的。

1997年江蘇某報採訪我，題目叫《我的讀書很可憐》；2007年《中國教育報》採訪我，題目叫《我的讀書仍然很可憐》。

在無書可讀的時代，我讀《聯共（布）黨史》，從中學到了表達的方式；跟陳白塵讀《太平天國史》，學到了方法。學習是無處不在的過程。

其三，教師是一個實踐者。

我們首先要反思自己的「聽說讀寫」的能力。

有沒有一雙善於傾聽學生的耳朵？

能不能儘可能準確、優美、生動地表達？

能不能不用教參而讀深讀透文本？

寫作水平如何？能寫出一手好文章嗎？

從85年到87年，我每天堅持寫兩則筆記，一是教育筆記，記下當班主任的趣事，記錄教育過程中的失誤。再是寫一些自己的東西。

要敢於面對學生的挑戰，跟學生寫同題作文。學生給我出了一個題目《談談錯誤這東西》，我一口氣寫了兩篇，以後讓他們寫文章，就再也沒有情緒了。

陳桂生教授搞了個調查，一個學生在高中階段，大概要經歷60－90位老師，當他們畢業之後，真正能記住的有幾個呢？你是不是屬於學生能記住的那個行列？而我記住了我早年的一個老師，他在我寫不出文章的時候，親切地拍著我的腦門說：「你一定會寫好的！」此後我果然就會寫起來了。

讓我們和學生一道成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