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人本主義對焦慮的理解（李孟潮）

06-21

克爾凱戈爾：

索倫·克爾凱郭爾（So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1855）丹麥宗教哲學心理學家、詩人，現代存在主義哲學的創始人，後現代主義的先驅，也是現代人本心理學的先驅

早在《恐懼的概念》一書中，克爾凱戈爾明確地指出：焦慮乃是人面臨自由選擇時，所必然存在的心理體驗。

克氏認為，人在生命的旅途中處處面臨選擇。正如定一條新路一樣，我們無法預見路的彼端究竟隱藏著何種危險。因而必然產生焦慮的體驗。他認為焦慮的產生與人的自我意識形成和發展有關，兒童的自我意識尚未形成，因此對兒童來說只有害怕而無焦慮，一旦自我意識形成，兒童就會有獨立的傾向以及選擇自己生活道路的意願，焦慮也就隨之出現。

克爾凱戈爾認為，人的自我並不是意識和思維，而是內在性和激情。自我實際上是人的心理體驗，是心境，是情緒、情感和意志。自我不是固定的實體和本質，人的存在是一個生成的過程。人是介於無限、永恆；自由和有限；暫時與永恆；人性與神性之間，未完成了的東西。人是不確定的，處在不斷的抉擇和生成過程中。

人的存在是建立在矛盾之上，內在於人之存在的兩極是不可調和的。「調和是一種幻象，……處於調和狀態之中就意味著終結，而存在則意味著生成」。在此基礎上，他區分了生存的三個階段：美感的、倫理的、宗教的。

美感生活是指日常生活。他認為人們要麼讓精神失落，要麼讓精神升華。二者必居其一，不可能「既……又」（both… and），只能「非此即彼」（either… or）。日常生活主要表現為不斷尋求慾望的滿足。莫扎特歌劇中的《唐 · 璜》就是其典型代表。處於美感階段的人他沉湎於慾望的滿足，而一旦滿足了，就尋找新的目標。

莫扎特歌劇《唐 · 璜》

但美感生活又是憂鬱的。因為在塵世生活的喧囂和騷動之後，人們會感到極大的孤獨、憂鬱和不幸。美感生活的結局就是滿懷著孤獨和痛苦死去。這種生活是精神的失落、是無限的空虛。處在美感生活中的個人只能是焦慮而絕望的。焦慮是人面對虛無和自由時產生的一種眩暈，而絕望則是一種致命的精神疾病，它表現為自我關係的一種失調：個體對自我的人格表示懷疑，它使人陷入虛無和沉淪。

克爾凱戈爾的理論等於宣告：所有人的日常生活，如果沒有宗教信仰的支撐讓精神升化，那麼其本質都是焦慮和絕望的。也就是說，所有人的自我從本質上來說是焦慮的。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只有一個，就是升華精神，升華之路首先是追求道德理想（倫理階段），最終是皈依宗教（宗教階段）。

海德格爾：

馬丁·海德格爾（德語：Martin Heidegger，1889.09.26－1976.05.26），德國哲學家，20世紀存在主義哲學的創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

克爾凱戈爾在哲學界的主要繼承人是海德格爾。海德格爾提出，人的生存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它們構成一個統一的、敞開的結構整體，這個結構整體就是煩（sorge, 焦慮、煩惱、擔心等義）。

而人生在世避免不了會沉淪和異化，沉淪和異化之後產生了一種基本的情緒——畏（angst，如前所述，這個詞同時具有恐懼和焦慮雙重含義）。煩的展開狀態是通過畏來表達和領會的。煩中必有畏，只有揭示畏，才能揭示煩的整體性。畏作為此在（Dasein）的基本情緒是先天固有的，它不同於怕（furcht）, 海德格爾說：「畏之所畏說明的是：進行威脅著什麼都不是，畏不知其畏者是什麼。」到此為止，海德格爾的理論並沒有超出前人。

但他接著闡述了一個觀點：「畏所畏者就是在世的存在本身。」也就是說，畏就是人本真的、原始的存在方式。但人們傾向於忘卻和逃避畏，所以沉淪到麻木、庸俗的日常生活中，但是畏永遠在世，所以人生避免不了總是被焦慮和恐懼所籠罩。

怎麼才能讓存在成為本真的存在呢？海德格爾提出兩種方法：「先行到死中去」和聽從「良心的呼喚」。這可以看作是哲學家提出的解除心理痛苦的方法，對臨床工作者不無啟示，正如許多心理治療大師都受到哲學家的啟示一樣。（劉放桐編著，新編現代西方哲學。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0， 335-356）

羅洛 · 梅

羅洛 · 梅（Rollo May，1909—1994）被稱做「美國存在心理學之父」，也是人本主義心理學的傑出代表

羅落· 梅就深受克爾凱戈爾哲學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影響。他對焦慮的論述集中在其著作《焦慮的意義》，《尋找自我的人》和《心理學與人類困境》、《存在主義心理學》中。

羅洛 · 梅認為，焦慮乃是「人對威脅他的存在、他的價值的基本反應」，是一種不確定性和無依無靠的感覺。羅洛·梅認為，焦慮與恐懼的不同在於：恐懼並沒有直接威脅到人的基本價值，而焦慮危及的是人格的核心，它不但可以影響生理系統的正常功能，且可以打擊人的心理結構，歪曲人的意識，採用病態的防禦機制等。

在《存在主義心理學》一書中，羅洛 · 梅把焦慮作為人格六個基本要素之一。因為人有自由選擇的能力，而自由選擇必然會引起焦慮。另外，人自出生起便走向死亡，死對人來說是唯—絕對的真實，死亡的意識必然也會引起極度的焦慮，因此，焦慮必然構成人格的基本成分之一。這其實是克爾凱戈爾思想的翻版。

羅洛 · 梅也把焦慮分為正常與病態兩種。正常與病態的劃分依據並不在焦慮自身，而在於個人對焦慮所作的反應，所謂正常的焦慮，指的是勇敢地面對焦慮、採用建設性的方式面對和消除焦慮。所謂病態的焦慮乃是指個人消極地躲避焦慮，從而損害個人的存在。

羅洛·梅也提出最大的焦慮是對虛無的焦慮，不過這不是他個人的創見，而是存在主義中的老調重彈，克爾凱戈爾、海德戈爾、薩特、悌利西，幾乎每個存在主義者都會論述到對虛無的恐懼，而且理論都差不多，也許正是對虛無的強調和關注，才讓他們中許多人（特別是海德格爾）在中國哲學中找到了他鄉遇故知的感覺。

羅洛·梅提出焦慮的根源有兩個——

第一，現代社會引起價值觀的喪失和分裂

羅洛·梅認為，「時代變換時，當舊的價值觀是空洞的，傳統習俗再也行不通時，個體就會感到特別難以在世界上發現自己。」（May,1967,p.25）而現代人就是生活在這樣一個價值觀青黃不接的時代，這足以使人焦慮。

價值喪失和分裂的表現有三方面：一是即講究競爭又強調合作的現代社會使人的獨立性喪失、疏離感的產生。二是對理性功效的片面強調。三是人的價值與尊嚴惑的喪失。

現代社會還破壞了兩種關係，一是人和大自然的和諧關係，一是以成熟的愛與別人建立聯繫的方式。這兩種關係的破壞同樣會讓人焦慮。

羅洛·梅特彆強調的是，大多數人喪失了愛的能力。現代人把性慾和愛混淆起來，以為更多地從事性活動，就意味著可以與他人發展友好的關係。不幸的是，性放縱雖然可以暫時緩解焦慮，帶來的卻是自我陌生和精神萎靡，結果更加焦慮、空虛與孤獨。

美國六十年代的嬉皮士運動

第二，焦慮產生於空虛和孤獨。

現代社會的競爭激烈和理性至上的造成了人的情感和理智的分裂、愛情和性慾的分裂、價值和目標的分裂，從而破壞了人格的統一性。人們對人的本性感到陌生和不理解，覺得生活十分空虛、孤獨。

空虛並不是源自內心一無所有，而是由於人對自己的渺小和無力感到的失望。空虛的結果是，如果人們發覺自己無從影響社會和別人，就會情感退縮，變得越來越冷漠無情。或者向專制和權力投降，徹底喪失自我存在的意義。

為了避免孤獨和空虛，人們會熱衷於參加各種聚會和集體活動，期望得到別人的認可，這樣的結果是，越來越依賴別人，從而限制自我潛能的發揮，也不可能解決孤獨和空虛的問題。

1967年1月14日，舊金山地下報紙《神諭》在金門公園的草地上舉辦了一次超大型的行為藝術表演，取名「人類大聚會」

羅傑斯

羅傑斯(C·R·Rogers，1902—1987)，美國著名心理學家、美國應用心理學的創始人之一

存在主義是西方學界在「上帝已死「之後的社會精神狀況下提出的一種替代的話語模式，尤其是存在主義的右派，其彰顯人性的存在的先天價值和自由選擇，其實和人本主義的宗旨是一脈相承的。

薩特就提出「存在主義是一種人本主義」的口號，並著書立說。在心理治療界，存在主義的治療師和人本主義的治療師由於其立場、宗旨、治療方法的極為接近，往往把他們統稱為「存在—人本主義」。諸如羅洛 · 梅是存在主義治療的領頭雁一樣，卡爾 · 羅傑斯也是的人本主義治療的領頭人。

在對待焦慮這個問題上，羅傑斯認為焦慮的起源是因為個體在幼年的時候沒有得到養育者的無條件的、積極主動的關注，作為回應，個體會對自己提出過高的要求，這樣的人在長大之後，就會發展出一套苛刻的自我評判標準，稱之為「價值條件」（Conditions of worth）,為了達到價值條件，人們不斷的歪曲和否認自己的真實體驗。這樣，即便在成功的時候，人們仍然會感到焦慮。

維克多·弗蘭克爾

維克多·弗蘭克爾(1905—1997)，醫學博士，維也納醫科大學神經與精神病學教授，創立「意義治療法」及「存在主義分析」

維克多·弗蘭克爾（Victor Frankl）也許更願意被稱為意義治療師，因為他把自己治療稱為意義治療(Logotherapy)。不過從實質上來說，他的理論體系還是在存在—人本主義的範疇內。

弗蘭克爾考察了20世紀人類的心理狀況後得出結論：人們瘋狂追求權力、金錢、性慾的滿足等享樂行為的原因在於存在空虛，求意義意志的挫折。為了避免存在空虛，人們採用了種種代償方法，如求權和享樂。現代人普遍存在的空虛感和緊迫感正是意義治療的治療指征，因此意義治療已超越嚴格意義上的心理治療。

弗蘭克爾意義治療理論的核心是「意義」。這個意義是獨一無二，只有人「能夠且必須予以實踐」的。這與薩特所說的「自為」的存在不同，意義不是由自己創造，而是要求人們去探索的。如果把意義看作自我表現或願望的投射，那麼「它將失去了挑戰和要求的特性而不能再鼓舞人的勇氣和上進。」人生的基本動力即是尋求意義的意志，而神經症患者恰恰缺乏這種意志。

由於求意義意志的受挫導致了弗蘭克爾所說的「心靈性神經官能症（Noogenic neuro-ses）」，它源自人類存在的心靈層次，當人憂慮或失望超過生命價值感時便出現。這是一種「靈性的災難」，而不是病理學意義上心理疾病。因此，人類有些內心衝突是正常而健康的。意義治療的目的便是協助人們認識自己的生命課題，找出他生命中的意義，激發他的潛力。

所以弗蘭克爾如此看待焦慮：「原始的、完全的焦慮顯然要尋找一些堅實的內容，一些死亡和生命的客觀的代表物，……常常是，患者們用來描述他們癥狀的一些話……，能帶領我們發現神經症真正的、存在的原因。例如，一位患者……如此表達他的焦慮：『一種懸在空中的感覺。』這正是對他心靈狀況的恰當的描述」。（ Frankl,1965,p.180）

在探索意義和價值時，是可能引起人類內在緊張和焦慮的。但這種緊張和焦慮是心理健康的先決條件。弗蘭克爾認為的人類存在的最重要的本質是「負責」，所以意義治療中應讓病人自己承擔起判斷的責任，醫生的價值觀念不能塞給病人。

發現意義的途徑有：

創造、工作；
體認價值：經由體驗某個事件和人物，如工作的本質或文化、愛情等來發現生命的意義；
受苦：因為痛苦被發現有意義時，便不再痛苦了，通過認識人生的悲劇性和處理困境，促使人深思，尋找自我，最終發現人生的意義，達到自我超越。在意義治療的實踐中，弗蘭克爾又發現過分意願和過分注意是導致癥狀強化的原因，於是他發明了「矛盾意向」技術，讓患者故意從事其所害怕經驗的事件。這種技術被新行為主義者、家庭治療師廣泛採用，比意義治療更有臨床意義。

總的來說，存在—人本主義者們對焦慮的觀點有兩點是共同的：

焦慮的產生來自根本的存在焦慮，存在焦慮是對個體存在的責任和限制的恐懼。（Tillich, 1952）
和其他心理疾病一樣，焦慮是因為人們不能真實地對待自己、接受自己，相反否認自己真實的想法、情感、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