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賢才：1956年「早春天氣」里的姚文元

——記我與姚文元在上海的「萍水相逢」

　　《不夜城》（1957年）電影海報。當時的劇本姚文元在政治上是肯定的，可是十年後，他恰恰是在政治上大批《不夜城》。

　　上海作協和它的兩個刊物《上海文學》和《萌芽》，都在上海巨鹿路一個大院里，姚文元當時為《萌芽》雜誌編輯。

　　姚文元所著《現實主義是萬古不變的嗎？》一文是與何直（秦兆陽）、周勃的辯論。

　　姚文元是「四人幫」之一，「極左」時期的「極左派」。筆者能夤緣結交此人，固有其機遇性，也與1956年那段「早春天氣」有關。

　　一、我到上海補充生活

　　這是開國後相對寬鬆的一年。因為有了「雙百方針」，又有了「向科學進軍」的號召，「反胡風」和「肅反」以來的緊張而壓抑心情為之一振。《人民文學》帶頭刊發了描寫知識分子感情的中篇小說《總有一天》，在圈內反應強烈。問題不在於這部小說寫得有多好，而是這樣的非工農兵題材的作品也可以發表了，而且佔據《人民文學》的頭條。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我寫了生平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文學作品，一部反映解放前民族資產階級境遇與青年知識分子的苦悶和追求的約12萬字小說。我那時剛從學校出來不久，分配在北京一個醫院工作。我把小說直接投到《人民文學》，不是攀高枝，而是想它既能發表《總有一天》，大約也不會把我的小說看作異類。

　　大約過了一個月，編輯部打電話請我去一下。那時《人民文學》編輯部是在東總布衚衕里的一條小巷裡（小羊宜賓衚衕），是箇舊式平房，前後有三個小院。主持《人民文學》工作的副主編秦兆陽出來接待我（主編嚴文井和另一位副主編葛洛都不在）。秦兆陽那時已經是很有名的作家、文藝理論家，三十多歲，身材單薄、瘦長，他的普通話帶有明顯的湖北口音。他對我的小說基本持肯定態度，說有新意，現在這個樣子發表也可以，不過最好還是再修整一下。他提了下修改的意見，供我參考；還給我請了創作假，讓我住到編輯部去，集中精力改稿。於是我住進了編輯部，就住在收發室旁邊的會客室里。

　　但是小說修改並不順利，秦兆陽認為我還是缺乏生活，不了解解放前資產階級的運營和活動，畢竟在民國時期我只是個高中生。那天秦兆陽到我住的房間來，說他向作協書記處領導劉白羽同志彙報了我的事，劉白羽建議我到上海去補充一下生活，再回來寫。恰好，在這之前，我還為上影寫了一個電影劇本，上影曾要我去參加他們的「青年劇作家座談會」，我因故未去。現在座談會已過了，但總還可以探問一下我那個本子下落如何，所以我立刻同意去上海。中國作協為我開了介紹信。秦兆陽要我把精力還是放在小說上，住在上海作協這邊，不要住到上影去，說電影這東西很麻煩，陷進去了恐怕很難脫身。

　　於是我到了上海。那時各地作協都算中國作協的地方分會，所以上海作協的正式名稱應該是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分會機關和它的兩個刊物《上海文學》和《萌芽》，都在上海巨鹿路一個大院里。

　　我被安排住在《萌芽》雜誌旁邊一幢小樓的頂樓。中間是個過道，左右兩間房，我住右手這間。有張三斗書桌，兩把椅子，一張單人床，被褥齊全，還算乾淨。這樣的免費住所，在當時就算條件不錯了。

　　二、向我打聽北京文藝界的關注點

　　這天晚飯後，我剛回房不久，忽然有人敲門。房門並沒有關，他是站在門口敲門的。這人中等身材，微圓臉，發線較高，嘴唇稍顯厚實，穿一身普通的藍布制服，腳上是一雙圓口布鞋。這人的容貌特別是這雙圓口布鞋，和我的一位表哥都很相像，一下拉近了他和我的距離，也使我對他有了一些親切感。這人進來，在桌前隨便坐下，說：「您是北京來的吧？」他的普通話帶有明顯的上海口音。上海人說普通話，大抵如此。

　　我點頭稱是，說了自己的姓名。

　　他說：「我是《萌芽》編輯部的，我叫姚文元。」他說了他那三個字，同時注意我的反應。我後來知道這個「姚文元」在「反胡風」時已經寫過一些批判文章，小有名氣了，所以他認為我會知道這個名字。但我畢竟不是文藝圈子的人，我的職業是醫生，並非真是什麼作家，愛好文藝，也只是看點小說，從不關心文藝評論方面的東西，所以對姚文元這個名字和他的那些文章，竟無所知。大約見我對他的名字沒有什麼反應，後來他專門給我看了他的作品「剪輯」，那是個相冊樣的大本子，剪貼著他在報刊上發表的作品，就是幾百字的短文，也都保存得很好。全是文藝評論，用的都是「姚文元」這個名字，好像從批判俞平伯先生時起就有文章，主要是「反胡風」以來的作品。我雖不看文藝評論，但對寫文藝評論的人卻很看重，覺得他們是指導作家寫作的人，不禁對他有了一點崇敬之心。

　　記得我們是從北京文藝界學習情況開始聊起的。他問我：「北京文藝界最近在關注些什麼？」

　　這個問題也使我有些為難，超出了我的關注水平。我想了下，說：「都在討論《專論》。」

　　《專論》是指蘇共中央《共產黨人》雜誌就文學創作發表的一篇編輯部文章，在蘇聯引起強烈反應。那是中蘇蜜月時期，當然也會受到中國官方和文藝界的重視，我們的報刊也全文發表了這篇《專論》，供學習和討論。

　　我並沒有認真讀過《專論》，圍繞《專論》發表的討論文章，也沒有看過。不過前不久，《人民文學》編輯部組織編輯人員討論《專論》時，把我也叫去了，聽了一下午的發言。

　　姚文元很有興趣地問：「大家對《專論》是什麼看法？」

　　我說：「好像有兩種觀點：一種是完全接受《專論》的說法，承認作家必須也只能依據形象思維來寫作。但也有人認為應該是邏輯思維指導下的形象思維。」

　　姚文元微笑著說：「什麼邏輯思維！不就是那些庸俗社會學嗎？我們的作品公式化、概念化問題嚴重，就是邏輯思維太多了，所以我主張全盤接受《專論》的觀點。作家只能用形象思維來寫作，不要受庸俗社會學的影響。」

　　他說了很多形象思維的話，有些理論問題我也聽不大懂，不能介入討論。當然我也聽懂了他的核心意思，就是完全接受《共產黨人》雜誌上發表的那篇反映蘇共中央觀點的《專論》。這與當時中國官方的立場也是一致的。

　　姚文元問我此行的目的，我說是來補充生活的，我說了我那部小說的梗概。姚文元聽說我還有部電影文學劇本在上影，竟也很感興趣，問了些關於劇本的事。

　　我們就這樣交上了朋友。當時姚文元好像是作協唯一住機關的單身職工，而且就住在我對面的那間房裡，我成了他下班後唯一可以交往的人：我們年齡相仿（姚文元好像大我兩歲），有共同的話題（文學），也不存在個人利害衝突。

　　三、對我的小說提出修改建議

　　每天早晨，我們一同到附近街頭吃早點，也就是油條、豆漿之類。那時還沒有「AA制」的說法，但姚文元堅持各自付款。他每天都帶一小包白糖出來，認識我以後，也給我帶上一包。他說攤頭上的白糖另外收費，給的不少，其實不用那麼多。糖吃多了對牙不好。所以他總是自備糖。我不久就發現，姚文元雖不是很愛說話的人，還有點口吃，但他思維縝密，說起話來，哪怕是很小的事，也說得有條有理。從姚文元口中，我知道他解放前在中學就入了黨，所以在我眼裡也算是個「老革命」了。他說解放後，他教過書，後來調到區委宣傳部。在上海這樣的直轄市，區委也是很大的機關，我不免肅然起敬。這與後來我看到的正式資料有點不同，正式資料說他先是調到團區委宣傳部，以後才轉到區委宣傳部的，可惜他沒有對我說過這段經歷，因為解放初年我也曾在團市委工作過，如果知道他也曾做過團的工作，我們會有很多共同語言。但是我們從來沒有談過團的工作。大約在1956年前後，中央提出加強文教戰線的領導，抽調得力幹部到文教系統任職，姚文元就是在這股風中從區委宣傳部調到《萌芽》的（北京大學也是這個時期迎來了新的黨委書記陸平，後來取代馬寅初當了北大校長）。

　　每天吃完早點後，我們就分手了：他回編輯部上班，我去「補充生活」也就是訪問一些舊工商業者。由於我自己的生活和知識局限，我那小說寫的「民族資本家」，是個藥廠老闆，所以想了解解放前民族製藥業與國外（主要是美國）製藥業的矛盾。那時，上海私營藥廠已經公私合營了。我持中國作協介紹信，找到醫藥工業公司，說明來意。他們把我介紹去原「生化」和「信誼」兩家藥廠，找私方代表談。「信誼」是我指定要談的，這個私營藥廠，解放前就很有名。但是這些訪問對我的幫助也不是很大。這其實是個「先天性缺陷」，所以後來姚文元建議我把背景移到上海以外的另一個較小的城市。我也覺得上海太大，太複雜，不是我能駕馭的。我就決定把故事背景移到青島。青島比上海小多了，我又在那裡上過大學，比較好把握。姚文元說青島好，還為我增加了一個理由：青島周圍很多解放區，更好寫出黨的影響。

　　四、肯定《本報內部消息》和《不夜城》

　　作協食堂只有午餐，我中午一般不回來，姚文元為我買好晚飯，他自己的晚飯，也是午飯時買好的。晚上我與他一起吃飯，聊天。那時姚文元和我一樣，也是單身。我發現他很少回家，我也不甚注意，沒問過他為什麼不大回去。他說過他父親也是作協會員，搞古典文學的，我沒有多問。不記得他是否說過他父親的名字，說了我也不會在意。我是在打倒「四人幫」以後，才知道姚文元的父親姚蓬子這個人和他的情況的。

　　總的說來，我和姚文元是談得來的，很多觀點都是相同或相似的。如對《人民文學》上發表的劉賓雁那篇影響很大，後來成為他「劃右」重要資料之一的特寫《本報內部消息》（上篇），他和我一樣給予很高評價，也都期待下篇會有更精彩、更深刻的發展。他還把劉賓雁的特寫與王蒙在《人民文學》上發表的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作了比較，說王蒙的小說雖很引人注意，但爭議也多；《本報內部消息》寫現實也很深刻很尖銳，卻沒有見到什麼異議，可見劉賓雁更加成熟，也更深刻。我離開上海前，《人民文學》編輯部一位朋友給我寄來了剛出版的最新一期《人民文學》，發了劉賓雁的《本報內部消息》下篇。我和姚文元都趕快看了，我們的觀感也很相同，就是都有「讓棋」的感覺。「讓棋」是當時文藝界的一個流行的「說法」，就是反面人物原來寫得活靈活現，氣勢不凡，占明顯的優勢，忽然間「敗」下陣來，潰不成軍，使得正面人物終於獲得輝煌勝利，好像棋局中本已佔儘先機的高明棋手，為了成全對方故意讓棋服輸一樣。

　　上影派人送來我那劇本的列印本，同時還送來他們列印的其他一些電影劇本，供我參考，也是姚文元到收發室替我簽收的。

　　姚文元看了我的那個劇本，倒是充分肯定，我自己也一直以為，我那個本子應該「無懈可擊」，因為它是「主旋律」作品，寫英雄人物發明創造，建設社會主義的。一切按照「正統」路子走，不過限於我的生活經歷，我的「英雄人物」是個青年醫生，寫他在科研上發奮拼搏，終於取得成功。「英雄」提出他的科研設想，當然有反對的，就是留學歸來的業務院長，他打開厚重的洋書，說外國人多少年都沒有解決這個問題，我們能行嗎？當然也有人支持，首先是黨的領導，院黨委書記，轉業軍人。群眾則對此褒貶不一，議論紛紛。「英雄」不為所動，攻關不已。當然不能讓他順利成功了，要經歷一次次的失敗。失敗時反派人物要大大鼓噪一下，業務院長甚至下令停止試驗。愛情也要受到一些挫折。「英雄」仍不為所動。深夜，「英雄」還在燈下工作。一件半舊的軍大衣從後面給「英雄」披上。「英雄」回頭，看見黨委書記關懷而激勵的眼神。「英雄」激動難言。鏡頭上推並定格在牆上的毛主席像。畫外出現「東方紅」的主旋律。最終試驗取得成功，震驚中外。業務院長檢查。黨委書記總結。愛情的誤會解除了，有情人終成眷屬。

　　當時上影負責抓我這本子的是L和W二君（好像是一個創作組）。L40多歲，天津人，原是導演，我認識他時，他已因前幾年導的那部反映西南少數民族生活的電影受了批評，「下課」了，改作編劇。他介紹說W是個老編劇，原先就寫過動畫片腳本。現在政治氛圍比較寬鬆，L就想抓我這個本子，回到導演崗位，勁頭不小。我們約談了兩次，談得不錯。每次W也都在場，但他說話不多。

　　可是沒過幾天，L忽然電話約見。我趕過去。L和W二君已等在那裡。L說：「不行，撞車了！」原來長影上了一部工業題材的電影，情節發展的路子，幾乎與我那本子完全相同。只是「英雄」職業不同，他那個是產業工人。業務院長換成了總工程師，當然也是留美的。書記都一樣，轉業軍人。愛情波折也不謀而合。一南一北兩個作者，怎麼寫出路子相同的兩個本子呢？好像很怪，有點不可思議。現在的人立刻會想到抄襲和剽竊的問題。其實說怪不怪，這就是「公式化概念化」。L說：「人家已經開拍了，我們還能上嗎？」那天中午L還請我到他家吃飯，算是好見好散，期望下次合作。W也受邀作陪。吃飯間L說：「平心而論，他們那個本子還是強些。為什麼呢？人家的英雄人物是產業工人。我們呢？知識分子，剛畢業的大學生。真的拍出來，恐怕批評家會說：一個沒有經過革命考驗的知識分子，能有這樣的堅定性嗎？生活會是這樣的嗎？可以這樣謳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嗎？」一連幾問，怔得我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

　　回來和姚文元一說，他也有點意外。但晚上他又到我房裡來說：「這個問題其實不難，你只要把男一號學生出身改成轉業軍人，就可以了，還可以讓他在部隊里立過功，受過獎。但是我對這本子已經意興闌珊，鼓不起勁了。我想秦兆陽說得對，我還是把精力放在小說上好。

　　但是姚文元對電影的興趣好像還正方興未艾。上影給我送來的電影劇本中，有一本是上影劇本所的領導，上世紀30年代就很著名的作家K寫的反映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劇本《不夜城》，姚文元看了，問我看了這個本子沒有。恰好在送來的劇本中，只有這本我看了。我怎麼會看它的呢？倒不是K的大名，而是封面上寫著「第十七稿」幾個字，把我嚇了一跳，怎麼改了這麼多次，還是「徵求意見稿」！這是鐵杵磨成繡花針的功夫，這本子不知好到什麼程度了。可是看了以後，覺得並不怎樣。劇本從鄉下地主挾資進城開廠，歷經坎坷，一直寫到解放後敲鑼打鼓，公私合營，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就是一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產生、發展和轉歸史。這麼多的事，壓縮在一部電影里，方方面面的情況都要點到、照顧到，哪裡還能在「形象思維」上下工夫。姚文元則認為本子不錯，政治上很強，能站住腳。我心裡想，你不是完全贊成《專論》的觀點，作家只能用「形象思維」指導創作嗎？這《不夜城》的「形象思維」在哪裡呢？「邏輯思維」指導下的「形象思維」都不符合《專論》精神，《不夜城》可是用「邏輯思維」代替「形象思維」了。不過這些話我沒有說出來，我對電影很灰心，連辯論的興緻都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