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辛亥上下三百年:專家稱系超法國大革命變局

國際先驅導報608期封面

中華革命黨成立時合影，前排中為孫中山。

20世紀初的武昌中和門。

　　馮佐哲，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清史專家，著有《和珅評傳》、《清代政治與中外關係》、《真實的紀曉嵐》等。

　　「百年銳於千載」。這是孫中山先生在《民報》發刊詞中對19世紀的描述。而20世紀初由孫中山直接領導的那場革命及革命後至今的一百年，更何嘗不「銳於千載」？

　　在著名歷史學家、辛亥革命研究所創始人章開沅先生看來，思考辛亥革命必須要「上下延伸」和「左右會通」。辛亥革命不只是1911年10月10日那一天、那一年發生的，其前因後果乃至對現實和未來的影響都不可估量。辛亥革命也是一場世界級的革命，不僅整個過程都有著海外支持者參與其中，辛亥革命本身也是中國對世界全球化的一次自覺、理性的回應。

　　故此，本報特邀章開沅、馬勇、喻大華、張維為、杜平、馮佐哲多位學者，從縱貫三百年的歷史坐標、在中國與世界的時空中，重磅研讀辛亥革命之意義

　　一場革命的三百年因果

　　【作者】章開沅 華中師範大學近代史研究所教授，辛亥革命研究所的創始人、現任名譽所長

　　《國際先驅導報》文章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在這個時間背景下，學術研究和紀念活動名目繁多，但在研究辛亥革命如何深入的問題上，我認為，今天人們看待辛亥革命，要從「上下三百年」入手。

　　提出這個概念有幾層意思，第一是從學術研究來講，辛亥革命作為學術研究的一個領域，過去一個很大的問題是就辛亥革命談辛亥革命，僅把辛亥革命作為1911年產生的一個事件來看，研究得雖然比較深比較細，但多少有點就事論事。

　　很久以前，我在思考辛亥革命如何深入時，就提出「上下延伸」和「左右會通」，而去年談辛亥百年，更是觸發了我這一想法。在學術研究領域的辛亥革命方面，我們應該看到三個一百年，一百年是因，一百年是果，一百年是未來，在大因果觀和預測方面至少能做一些工作，這是學術上的考慮。

　　另外從現實生活角度考慮，辛亥革命不是從1913年或者是孫中山死去後就沒有了，它是一個有著深遠影響的社會運動，在其後的這一百年里，我們都可以看到辛亥革命的影子或者遺產，它的正面作用和負面作用都很多，如果不放開眼界來看是看不清楚的。

　　而從空間來講，不僅一百年要作為一個整體，還應該把整個大中華區、兩岸四地都放在一起研究。現在不少執政者都把自己看成是孫中山的繼承者，當然中間也有超越，成績更加輝煌。這都是孫中山生前所沒有預想到的，但是你也不可能不看到孫中山的開闢之功，乃至他留下的遺產的深遠影響，所以這兩個方面都要擴展。

　　而我在這過去的兩百年後又多加了一個一百年，那就是未來一百年，原因在於我們研究了半天歷史，最終要立足現實並面向未來。

　　人類怎麼走？我們怎麼過？對我們研究辛亥百年也會有很多的幫助。我就是基於這個想法，提出三個一百年。

　　百年銳於千載

　　在《民報》1905年的發刊詞中，孫中山把19世紀形容為「百年銳於千載」。這個「銳」字用得非常好，一個是速度，一個是深度，還有一個是迅猛的程度。

　　那一百年確實是這樣的——隨著近代工業的出現，整個世界發生了非常巨大的變化，用馬克思的話說，是生產力像火山一樣爆發出來。那一百年既然是如此，我們回想辛亥以後的這一百年，豈不更銳於千載。這一百年比前一百年發展得還要快，這是我們親身經歷的，而我們在今天所經歷的，也會在未來一百年中產生結果。

　　前一個一百年——1811年，當時清朝處於嘉慶年間，很多人會覺得可能和辛亥革命毫無關係。這就是我們趕不上孫中山的原因，孫中山是想到了。他的百年銳於千載就是總結整個19世紀，裡面有經濟的發展，有物質文明的發展也有精神文明的發展，也有社會上的進步及其存在的問題。隨著工業革命的成功，海外市場的擴大，如果概括起來，那100年也是中國走向資本主義全球化的100年。因此，我們未嘗不可將辛亥革命看成是中國對全球化的反響。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國應該何去何從，孫中山就是在回答這個問題。1906年倫敦蒙難後，他就待在那裡繼續做研究，他廣泛閱讀以增加對西方的了解，還結交各個方面的政治活動家甚至包括社會主義者——所以以前我們把三民主義想得太簡單了，它的背景來源非常龐雜——如果不了解這100年的發展，不了解這100年里世界如何變化、中國如何變化，就很難真正理解孫中山又生活在怎樣的環境中以及他本人經受了什麼影響。如果把這些綜合在一起，我們就能對辛亥革命的因有更深入的領悟。

　　一次世界級的革命

　　說起辛亥革命的世界性，台灣有個學者叫朱宏源，他稱辛亥革命為世界級的革命。事實上，辛亥革命作為中國對世界全球化的一次回應，本身就具有世界性，但它和義和團不一樣，辛亥革命不是自發的低級的錯誤的回應，而是自覺的、經過理性思考的回應，而孫中山也是第一個堪稱世界公民的領袖。

　　朱宏源說，之所以稱其為世界級的革命，有很多具體內容，他在西方的基督教會材料里發現很多外國傳教士是支持辛亥革命的，這說明辛亥革命不僅有內力，還有外力。像戊戌變法也有世界因素，它參考了日本的維新，也參考了俄國的變法，也有傳教士的參加。但是辛亥革命還不一樣，後者是更完整更全面地把自己放在世界中間來尋求民族的走向。所以辛亥革命當然可以稱為世界級革命。

　　我們強調辛亥革命在屬性上的世界性，也要看到辛亥革命對於其所在世界產生的影響。當時中國已經不能自外於世界了，就拿辛亥革命本身來講，同盟會的綱領形成於歐洲(倫敦)，同盟會成立於日本，同盟會從成立之日起就有日本的朋友參加，另外他們又跟印度、菲律賓、越南等南亞東南亞民族解放運動的先驅都有聯絡，同盟會成立後最早一個大的行動就是支持菲律賓起義。所以1956年孫中山誕辰90周年的時候，好多國家都派了代表來，證明辛亥革命孫中山的影響很大，越南是直接受影響的，還有緬甸、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朝鮮等等。

　　當時辛亥革命也是一個破天荒的革命了，那個時候所謂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要皇帝的革命，確切說起來就是三個，一個是法國大革命走向共和，一個是美國獨立戰爭設立總統，第三個就是中國的辛亥革命，建立了共和，不管是政體還是國體都在朝這個方向努力。它是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它同時促進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反帝獨立運動的潮流。

　　而說起世界性，孫中山之於辛亥革命和中國歷史的意義就出來了，他是客觀存在的，不是誇大的。儘管是暫時的成功，但也是開天闢地的一個變化。

　　所以我們在說「通過辛亥革命，中國使自己真正融入世界」時，必須要明確一個前提，那就是如何融入。以前中國也有融入，例如中國成為市場成為殖民地，成為勢力範圍，那是被迫融入。再從文化傳播來講，不僅是西學東漸，文明潮流東來，中國受到各種影響。但辛亥革命則是從體制改革方面作了全面推動。之前那些革新都是某一方面，經濟的、文化的、或者宗教的，但始終缺少體制上的變革，而辛亥革命則以建立一個現代國家實現其融入。我比較認可此種說法：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國全面走上現代化道路或者全面現代化的起點，政治經濟文化都包括在內，特別是核心政治體制也包括在內。(本報記者 楊梅菊 採訪整理)

　　封閉·1811：緊鎖大門的東方帝國

　　「回過頭去看，中國的19世紀堪稱一個悲劇的世紀，這是一段未曾被預料更前所未有過的衰敗。舊秩序的維持者做著頑強抵抗，但最終都無濟於補。大清帝國相較外國的優越感與強勢，清朝皇帝的中央集權，居於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都一個接一個地淪陷。」《牛津中國史》如此評價辛亥革命前中國所經歷的百年悲劇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謝來發自北京 從辛亥革命向前翻開一百年，是嘉慶十六年。這一年，清政府明令嚴禁西洋人潛住內地。嘉慶皇帝給出的理由是：「西洋人住居京師，原因他們熟習演算法，可以推步天文，備欽天監職官先用。至於外省地方，本無需用西洋人地方，也就不應有西洋人在境潛住。」

　　嘉慶帝所不知道的是，此時的西洋人掌握的已不只是「熟習演算法，推步天文」之術。當暮年的清王朝依舊沉睡時，西方國家正在蒸汽機的轟鳴聲中一路高歌猛進，收穫工業革命的碩果。而即便從未獲邀請，信仰利益與金錢的「海上十字軍」亦早已迫不及待地叩響了東方帝國緊閉的大門。

　　錯位的對話

　　1792年9月26日清晨，英國朴次茅斯港的薄霧還未散去，皇家戰艦「獅子號」、東印度公司的「印度斯坦號」三桅船趁著早潮起錨離港。這是喬治三世國王派遣的龐大訪華使團的船隊。為首的是馬戛爾尼勛爵，副使是斯當東男爵，訪華的成員共有八百多人。他們將遠渡重洋，前往遙遠古老的中國，參加乾隆皇帝83歲壽辰的典禮。

　　不難想像大英帝國對此次訪問寄予的厚望：18世紀末的英國，正處於資本主義上升階段，商品經濟高度發展，迫切需要開闢新的市場。馬戛爾尼出訪前的記錄如數家珍：「把我們的最新發明如：蒸氣機、棉紡機、梳理機、織布機介紹給中國人，準會讓這個好奇而又靈巧的民族高興的。」他精心挑選的使團成員中，還包括藝術家和學者，為首的是擅長機械和光學演示的天文學家與物理學家丁維提博士，「沒有人比他更能叫中國人欣賞最新的熱氣球和復滑車的性能的了」。

　　經過9個多月的航行，船隊在澳門靠岸。1793年9月，馬戛爾尼、斯當東和隨員們到達承德避暑山莊。正在雙方都興緻勃勃等待正式會見時，發生了一件不愉快的分歧。按照清朝的規定，外國使臣來華朝見中國的皇帝，必須行三跪九叩之禮。而馬戛爾尼認為，向中國皇帝叩頭有損於大英帝國的尊嚴，他主張朝見時向皇帝行單膝下跪的英式禮節。分歧最終以何種方式解決至今仍有爭議，據英國方面記載，英使最後以謁見英王行單腿下跪的禮節，謁見中國皇帝。但中方文獻中則提到使團正使行禮如儀。

　　叩頭風波雖只是個插曲，隨後馬戛爾尼提出的七項要求，如多口通商、貿易減稅、允許傳教等完全遭到乾隆的拒絕。而英國人引以為傲的熱氣球和蒸汽機，更絲毫沒有引起乾隆的興趣。

　　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約翰·費爾班克這樣解釋清政府讓西方人迷惑不解的外交：「19世紀早期的中國視自己為東亞文明的中心。在處理和外國人的關係時，中國一直將自己至於中央的優越位置。」因此不管是英國還是之後的荷蘭使團，他們來自何方，帶來了什麼都不重要。

　　同樣，當1815年滑鐵盧一役打敗拿破崙後，英國內閣向清朝政府宣告法蘭西帝國的崩潰，希望籍此證明自己的強大，得到的回答卻是：「爾國遠隔重洋……但爾國王能知大義，恭順天朝，深堪嘉尚。」

　　英國使團的真正收穫

　　儘管馬戛爾尼的失敗讓英國感到顏面無光，但二十多年後，為再次敲開對華貿易的大門，英國還是決定派出一支新使團，由阿美士德勛爵率領。他挑選的副手，正是當年馬戛爾尼的侍從，斯當東男爵的兒子小斯當東。

　　上次訪問途中，還未成年的小斯當東習得中文，從1798年至1816年，他長期住在廣州，先是作為東印度公司的職員，後來是專員，最後當上了公司的代理人。19歲時，小斯當東開始用10年的時間翻譯出版《大清律例》。

　　1816年2月8日，阿美士德勛爵登上了一艘名叫「阿爾賽斯特」的戰艦，於6月底到達中國海，在那裡同小斯當東會合。

　　但這一次，同樣還是叩頭的問題，成為使團和清朝官員的最大分歧。儘管英國方面有人認為，叩頭只是無關大局的形式。小斯當東則堅持：「哪怕會導致使命的失敗，也完全不應該同意叩頭。」臨到接見當天，禮儀之爭再加上帶領覲見的官員不得要領，向嘉慶帝謊稱英使生病。嘉慶帝以為英使傲慢，目無聖駕，大為光火，於是取消陛見，並下令驅逐使團離京。

　　相比起來自遙遠夷國又不懂大清禮儀的使節，嘉慶帝有更多緊迫的問題需要考慮。繼1805年的白蓮教起義被鎮壓後，1813年北方又爆發天理教起義，還一度在太監接應下殺進皇宮，令嘉慶帝大驚失色，感嘆「釀成漢唐、宋明未有之事」。因而清政府在1816年加強保甲制度，十家為牌，有形跡可疑之人即行首報。

　　在中國社科院清史專家馮佐哲看來，兩次皆無功而返的英國使團並非全無收穫，馬戛爾尼從陸路離開北京南下時，沿途了解到中國的內部情況和社會民情，看到當時的中國已經顯現出的頹勢和外強中乾，並不像對外宣稱的那樣強大。這為以後英國發動鴉片戰爭準備了條件。

　　馮佐哲指出，從乾隆到嘉慶，他們都和之前的封建帝王一樣認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是老大帝國。因此乾隆皇帝認為中國不需要和外國做貿易交流，斷然拒絕英國的通商要求。清政府的盲目自大，封建專制的思想根深蒂固，使得中國錯過接觸西方的機會。

　　無謂的挽危圖存

　　此時的西方已經在蒸汽機的推動下前行。1807年和1814年，蒸汽機開始驅動輪船和火車；1825年，世界上第一條鐵路在英國斯托克港正式投入使用，在此前半個世紀由於瓦特對蒸汽機的成功改良，整個西方世界發展陡然提速，蒸汽機在交通運輸業中的應用，使人類邁入了「火車時代」。

　　工業革命產生的巨大生產力難以估量。以紡紗為例，清朝手工紡車一人一次紡1根紗，而當時英國進化到紡紗機，同時紡出400根紗，而且質量有很大提高。一個英國工人能一次完成清朝幾十名甚至幾百名工人的產量。以生鐵產量為例，1720年英國年產生鐵只有2.5萬噸，工業革命後，到1840年增加了55倍。

　　「當近代科學正在西方方興未艾時，它在中國卻那麼難產，而始終未能成為一種強大的歷史動力，致使中國在一個歷史轉變的關鍵時刻，沒有能和世界先進潮流保持同步。」馮佐哲在《清代政治與中外關係》中如此總結。對於工業革命後西方科技方面的進展，清王朝並沒有很好地為我所用，西方傳教士在宮廷也只能為帝王設計鐘錶，從事氣象觀測。西方技術僅供皇帝玩樂，沒有用於社會生產，特別是未能推廣到民間，導致科技發展受到嚴重製約，令中國錯過了技術發展的機會。

　　更嚴重的危機還不在於技術的落後。「嘉慶執政時是一個困頓的時代。」清史專家、遼寧師範大學喻大華教授這樣評價19世紀初的清朝執政者：「在其執政的前期和中期，嘉慶都在試圖挽危圖存，重振雄風，但是體制上的問題是嘉慶處置不了的，如專制帶來的腐敗，嘉慶皇帝作為一國之君，國家的主人雖也受腐敗之害，但同時也得專制之利，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腐敗。」喻大華指出，也正是在嘉慶這一朝，英國工業革命見效時，中西國內的差異迅速拉開。對此嘉慶皇帝一無所知，繼續閉關鎖國，所以才會有清王朝對西方使團的排斥，對中外貿易的冷漠，對外國商人來華的限制，對西方科技的漠視……

　　毫無準備的虛弱巨人

　　即便緊閉大門，對來訪者冷眼相待，嚴禁洋人潛住內地，西方人還是輕易察覺到了清王朝的沒落。

　　小斯當東在1810年寫道：「這個幅員遼闊的帝國滿足於它有的豐富自然資源與工藝人才……」 馬戛爾尼的觀點更尖銳刺耳：「一個民族不進則退，最終它將重新墮落到野蠻和貧困的狀態。」

　　在《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一書中，法國作家佩雷菲特指出，馬戛爾尼失敗的中國之行讓歐洲不再迷戀中國，這個遠東帝國並不像一些傳教士所吹噓的那樣是個理想中的樂園。也正是在讀完老斯當東對中國之行的描述後，黑格爾得出了對當時中國簡潔明了的看法：它翻來覆去只一個雄偉的廢墟而已……任何進步在那裡都無法實現。

　　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費爾班克也認為，近代帝國主義能在中國肆意橫行，根本上源自封建王朝自身的頑固不變：19世紀初的中國依然維持著自給自足的模式，廣袤的疆土使得其不會輕易受到外界影響；軍事上，打敗俄羅斯的幾次戰役使得中國至少表面上具有強大的國防力量；政治上，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令清朝統治者對外來政治理念幾乎完全絕緣；對外貿易只佔到其經濟微不足道的地位；因而清朝政權的主要考慮是如何維持傳統農業社會的秩序，西方人在清朝統治者眼中，也只是處於微不足道的位置。

　　不僅僅是政治軍事上的落後，同樣還有道德的淪落——愛國主義的缺失，如中國人無所顧慮地參與塗害國人的鴉片貿易；以及特權統治階層對底層苦力的剝削；地主對佃農的壓榨……種種弊病都可以歸納到「封建制度」的名下。

　　費爾班克指出，所有這些因素都導致清朝政府對於和西方的接觸幾乎毫無準備，而此時踏進中國國門的訪客，已不再是前來臣服的落後夷族，而是正大踏步進入工業文明的西方列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