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老婆的詩沒有，怕老婆的事挺多

疼老婆的詩沒有，怕老婆的事挺多 2012-09-05 14:43:01　來源：光明網-《書摘》 　

　　應該承認「愛」與「戀」是不同的。

　　比如一條狗，或一匹貓，在家裡養熟了，你就趕它不走。別人要，也會戀戀不捨。這就不好說是「愛情」，只能叫「戀情」。所以我們只能說貓狗「戀人」，不能說他們「愛人」。說句不恭的話，舊式夫妻之情，實有類於此。

　　當然，戀也可以轉化為愛，不過這多半要靠「 運氣」，即父母和媒人撮合的一對，碰巧剛好是郎才女貌、情投意合，於是一邊做夫婦一邊談戀愛。也有做了一段夫妻的，開始大家都不過是「例行公事」，後來忽然發現了對方的「可愛」之處，於是「公務」變成了「私情」，「依戀」變成了「愛慕」。這時，這對夫妻往往會感嘆著說：從今天起，我們的夫妻生活才真正開始。這種情況，便是在現代所謂「自由結合」的夫妻中也不少見。

　　不過，大多數情況還是戀多於愛。因為他們結合的基礎不是相互吸引和相互愛慕，而是實際生活中的相互依靠。依則戀，叫做「依戀」。只要對方「靠得住」，就會戀戀不捨。相反，如果「靠不住」，則倘有機緣，也可舍之而去。所以「戀」與「不戀」，主要看有無「依靠」基礎，與雙方的個人魅力無關。所謂「秤桿離不開秤砣，老公離不開老婆」，無非如此。

　　那麼，中國古代難道就沒有愛情嗎？有。但多半不是在婚前，就是在婚外。

　　認真說來，中國古代歌頌愛情的文藝作品為數也並不很少。早一些的，有《詩經》、《楚辭》；晚一些的，則有元明雜劇和明清小說。但是這些詩章也好，傳奇也好，基本上都與婚後生活無關。姑娘小夥子們婚前愛得死去活來，又是「求之不得，輾轉反側」，又是「一日不見，如三秋兮」。等到結了婚，天天見面了，怎麼樣？詩也沒有了，歌也沒有了，傳奇也沒有了，戲也沒有了。大約一結婚，「情郎情妹」就變成了「老公老婆」，或者「才子佳人」就變成了「老爺太太」，剩下的事情，就和千百個普通家庭一樣，無非生兒育女、傳宗接代，或者男耕女織、夫唱婦隨，哪裡還會有什麼「詩意」？豈但沒有詩意，事實上，在許多夫妻，尤其是包辦婚姻的夫妻之間，是連情愛也沒有的。所謂「伉儷情深」，只是一句空話。

　　夫妻之間既然缺少情愛，表現和反映夫妻之情的愛情詩，自然也少得可憐。比如李商隱，算得上是「有情人」的，寫過不少情詩，其中如「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如「夢為遠別啼難喚，書被催成墨尚濃」，如「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如「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如干」等等，都是千古名句，卻都不是贈給妻子的。只有一首《王十二兄與畏之員外相訪見招小飲時予以悼亡日近不去因寄》涉及妻子，卻又是「亡妻」。其他歷史上一些表現夫妻之情的名篇，如元稹《遣悲懷三首》和蘇軾《江城子》，也是寫給「亡妻」的。妻子在世時無詩相贈，死了以後才寫詩悼亡，也是一種頗有「中國特色」的文化現象。我懷疑這正是因為社會不容許夫妻之間過於親密，或只允許妻子依戀老公，不容許丈夫疼愛老婆所致。因此即便悼念亡妻，也很難說是真正的愛情。如元作主要是表達自己對妻子的感激和回報：「唯將終夜長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蘇作則似乎主要是在慨嘆人生的坎坷：「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夫妻之間既無情愛，則男女之愛便只好移情他人，叫做「移情別戀」。比如李商隱，寫了不少情詩，很真摯，很感人，很美麗，也很隱晦，誰也猜不出那是寫給誰的。但多半不是妻子，否則怎麼會說「曾是寂寥金燼暗，斷無消息石榴紅」，或者「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為探看「云云？看來是寫給情婦的（也有人認為這些詩另有寄託，不是情詩）。至少，題中點明是贈給妓女者，便有《贈歌妓二首》等。在古代，文人墨客狎妓，寫了歌詞給歌妓唱，或與才藝雙絕的名妓唱和酬答，被視為風流韻事，是「雅」；如與正妻過於親熱，寫詩贈妻，似乎反倒是「俗」。這又是一大怪事！細究起來，大約是「正統」思想在作怪。妻為「正」，必須正經嚴肅，不可調笑；情婦和妓女既然「非正」，自然不妨放浪形骸。這正如詩為「正」，故多言政事，而詞為「詩餘」，不妨聊敘閑情一樣。

　　「疼老婆」的詩沒有，「怕老婆」的事倒挺多。

　中國歷史上，究竟有多少老公怕老婆呢？這可統計不出來，但相信一定很多。證據之一，就是中國曆來就有這一類的笑話。古代有，現代也有；平民百姓講，達官貴人也講。比如《紅樓夢》第七十五回寫賈府夜宴，擊鼓傳花，輪到賈政講笑話，一開口便是：「一家子，一個人，最怕老婆。」結果，「只說了這一句，大家都笑了。」及至笑話說完，更是笑成一片，以賈政之「方正古板」，半點幽默感也沒有的人，居然也會講怕老婆的笑話，而且據他自己說也只會講這個，這就說明這類笑話是何其之多。而以賈政之「非禮勿言」，半句出格的話都不敢說的人，居然當著母親、夫人、子女、媳婦、親戚的面，大講怕老婆，也可見這類話題是百無禁忌，而這類事情更是遍地開花了。

　　歷史上最有名的「怕公」，當數唐初御史大夫裴談。此公之所以有名，不僅在於他有「怕績」，還在於他有「怕論」。唐代的御史大夫主管監察和執法，相當於今之監察部長兼司法部長，想來口才和辯才都是很好的。所以，當別人嘲笑裴談的懼內時，裴部長便發表了一通辯詞。他說，「妻有可畏者三」：年輕漂亮時，看上去就像活菩薩，世界上哪有不怕活菩薩的？等到她兒女滿堂，看上去就像九子魔母，世界上哪有不怕九子魔母的？再到她五六十歲時，薄施脂粉，滿面黑色，看上去就像鳩盤茶，世界上又哪有不怕鳩盤茶的？

　　裴談的懼內既然如此典型，已上升到了「理論高度」，則大家自然拿他來作一個標杆。有一次，伶人為唐中宗和韋皇后表演節目，就居然唱道：「回波爾如栲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邊只有裴談，內里無過李老。」這裡說的李老，就是中宗。中宗是「女強人」武則天的窩囊兒子，和他老子高宗一樣，也是個怕老婆的貨。所以，一個戲子，也敢當面說皇皇大唐，最怕老婆的，宮外是裴大人，宮裡是萬歲爺。此外，後來的唐肅宗，也極怕老婆張皇后，以至當時的詩人還有「張後不樂上為忙」的譏諷。

　　既然皇上帶頭怕老婆，則臣下效法，也就不足為奇。所以有唐一代，丈夫畏妻，竟成為一代風氣，怕老婆的事，層出不窮。到了宋皇帝受制於皇后的事，倒是不大有了，但士大夫階層之畏妻，還依然如故。比如「河東吼」和「胭脂虎」的典故，便均出於宋。「河東獅吼」的故事已於前述，「胭脂虎」則是宋代尉氏縣令陸慎言妻朱氏的綽號。朱氏兇悍無比，陸某畏妻如虎，居然連一縣之政令，也要請示夫人，這就真是陰陽倒錯，不成體統了。

　　所以，怕老婆雖是夫妻之間的私事，但有的時候，政府也不能不出面干涉，甚至禁止。

　　比方說，唐代的阮嵩和宋代的呂正己，便都因為懼內而被罷官。阮嵩是唐初貞觀年間人，官居桂陽縣令。有一次，他在客廳里請客吃飯，一時性起，招來女奴唱歌。老婆閻氏知道後，竟披頭散髮，光腳赤臂，持刀衝進席間，嚇得阮嵩躲入床下，客人一鬨而散。這事鬧得「太不像話」，結果考評時，上司便評曰：「一妻不能禁止，百姓如何整肅？妻既禮教不修，夫又精神何在？」便把他評為下等，罷了官。

　呂正己是宋代人。有一次，他到一個有姬妾的朋友家喝酒。他的老婆聽說了，居然爬上牆頭大罵。這件事當然也鬧得「太不像話」，結果皇上得知，也罷了呂某的官。

　　照理說，丈夫懼內，就像前面說過的張敞畫眉一樣，原不過是人家兩公婆的事，哪裡用得著政府干預，皇上過問呢？但我們也應該知道，中國古代政治，是「以禮治國」，而所謂「禮治」，又是要求「男尊女卑」、「夫為妻綱」的。這些原則，必須從上到下，全國執行。各級官吏，更應該身體力行，以為表率。如果一個官吏，竟連自己的家都管不好，又何以治國？而一個朝廷命官，竟被當眾辱於婦人而不能整肅，則國家體面何存？所以阮、呂兩位，便只好丟了烏紗。

　　中國傳統婚姻中的夫妻關係，除戀丈夫和怕老婆外，還有一種情況數量也許並不太多，那就是夫妻相互仇視和敵視。存在這種現象的一個證據是：在中國的離婚案中，「好說好散」的不多，而「大吵大鬧」的少。其程序大體都差不多：先是相互不滿，再是彼此指責，繼而尋釁鬧事，最後大打出手。實在過不下去了，就離婚。甚至直到對簿公堂時，還要互相辱罵。反正夫妻倆鬧離婚者，多半已恩斷情絕，反目為仇。對於這種情況，古代有個說法，叫「似貓鼠相憎，如狼羊一處」。夫妻兩個，雖說並不一定要有愛，但再不濟，也得能湊合著過。倘若兩人關係，竟如貓和鼠、狼和羊，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當然無法再過，只有離婚。遇到這種情況，一個「合理」的解釋是：「彼此姻緣不合，必是前世冤家。」

　　其實，即便不離婚，夫妻兩個吵架、對罵、互打的情況也不少。俗云：「天上下雨地下流，兩口子打架不記仇。」看來打架也是常有的事，有的也不影響感情。這種現象，國外也有，並非咱們的「國粹」。

　　總之，在傳統婚姻中，總體上說，夫妻之間是禮多於情，義多於愛，生育重於性。夫妻之間，處於一種既不平等也不正常的關係之中。丈夫可以「怕老婆」，卻不可以「疼老婆」；妻子只能「戀丈夫」，卻不能「愛丈夫」。夫妻雙方，都只能「例行公事」，不能「產生私情」。結果當然也很簡單：夫妻之間既然少有情愛，甚至少有性愛，則婚後的男女（女子無此權利），便只好到別的女人那裡去尋找愛情或滿足。[書摘：摘自《中國的男人和女人》]

歡迎光臨木柳書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