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的悲劇（中）——

在許多人的印象中，法國人只有成千上萬地聚集在大街和廣場上、揮舞著標語並高唱「革命」歌曲時，才最能體現自己的存在。1月11日的百萬人大遊行繼承了高傲的法蘭西民族200多年以來的光榮傳統，它在艱難時刻傳遞出自由、寬容……還有團結的價值觀，令世人肅然起敬。

但是，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不管它為的是什麼。素不相識的人們從國家、城市的不同角落聚攏到一起，群情激奮地高喊口號過後，終將離開大街和廣場，回到自己原來屬於的角落裡去。因此，接下來的問題是：《查理周刊》槍擊事件將對法國——乃至整個歐洲——的政治走向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毫無疑問，法國正在面臨重大考驗。許多政治觀察家憂心忡忡的指出，這是一個嚴峻的時刻，甚至是一個危險的時刻。人們有理由擔心，在國家政治層面，極右翼勢力可能會在未來獲得更高的民意支持度；在社會生活層面，針對外來移民的種族歧視可能會加劇。

最近十多年來在法國政壇異軍突起的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NationalFront)領袖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抱怨說，政府沒有邀請她參加「1·11」大遊行（這顯然是左翼社會黨政府刻意為之），相當於排除了四分之一的法國選民。

從某種意義上看，她說得沒錯。在2014年5月下旬舉行的歐洲議會選舉中，勒龐女士領導的國民陣線在法國得票高居第一，反伊斯蘭主義以及對移民的強硬態度正是它人氣高漲的重要因素。

2010年秋，勒龐曾將穆斯林在街頭祈禱比作上世紀40年代上半葉納粹對法國的佔領。一年半後，作為一個長期名不見經傳的邊緣小黨的候選人，她在法國總統選舉中贏得了17.9%的選票。一些評論人士眼下甚至認為，按照目前的發展態勢，如果勒龐和她的國民陣線能夠充分利用民意的話，她將是2017年法國大選中最有實力問鼎愛麗舍宮(Elysée Palace)的競爭者。

一旦上述預言成真，整個歐洲的面貌將為之徹底改寫。

一．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打響「歐洲文化保衛戰」第一槍的，不是法國國民陣線這類危言聳聽的極右翼政黨，戰場也不在法國這樣穆斯林人口眾多的歐洲文明核心地帶。

2011年7月22日，在歐洲大陸最遙遠的邊陲小國挪威，32歲的極右翼狂熱分子安德斯·貝林·布雷維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單槍匹馬發動了這個斯堪的納維亞國家歷史上最嚴重的恐怖襲擊。他先是在奧斯陸市政區策划了一場爆炸，隨後又在奧斯陸以北的於特(Utoya)島上向正在那裡舉行夏令營的工黨(Labor Party)青年團營員開槍掃射。兩起襲擊一共導致近百人死亡，其中大多數是青少年，年齡最小的僅有14歲。

據布雷維克後來供認，其他一些目標、例如王宮和執政黨工黨總部也在他計劃襲擊的目標之列。左翼的工黨似乎是布雷維克襲擊的主要目標，該黨長期支持開放移民和多元文化政策。幾十年來，於特島一直是工黨下一代領袖組織夏令營的地方，挪威現任首相延斯·斯托爾滕貝格（Jens Stoltenberg）將它形容為「我年輕時的天堂」。布雷維克希望在於特島遇到工黨前首相格羅·哈萊姆·布倫特蘭（Gro Harlem Brundtland，曾於1981年至1996年間三度出任挪威首相），他甚至懷揣一把利刃，想用它要砍下布倫特蘭的頭，因為她支持多元文化，是布雷維克眼裡的「甲級賣國賊」。

這樁駭人聽聞的恐怖襲擊發生在「9·11事件」10年之後，本·拉丹也恰好在兩個多月前被擊斃。這自然令人聯想起那次發生在紐約的史無前例的伊斯蘭恐怖主義襲擊。對於僅有500萬人口的挪威而言，這次恐怖襲擊中的傷亡人數與美國在「9·11事件」中的傷亡人數在比例上一點也不少。實際上，布雷維克一人策劃的這次行動就是一幅顛倒了的「基地」組織恐怖主義的畫面。

後來披露出來的信息顯示，這位極右翼狂熱分子花了9年時間來籌劃這次殺戮行動。實施連環襲擊之前，布雷維克在互聯網上發布了一份長達1500頁的文檔。在這份題為《2083——歐洲獨立宣言》（2083 A European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的文件中，布雷維克強烈譴責了歐洲的「伊斯蘭化」和多元文化。他認為，多元文化是最骯髒的政治辭彙之一，他將它稱為「文化馬克思主義(cultural Marxism)」。

布雷維克寫道：穆斯林必須被視作野獸。但「不要責怪野獸，應該責怪的是多元文化的A類和B類叛徒，是他們讓這些野獸進入我們的領地，並不斷給其提供便利。」至於A類和B類叛徒，他認為是政界和和媒體中的多元文化支持者。

因此，他對歐盟、聯合國等跨國組織以及包括挪威在內的歐洲許多國家的政府進行了猛烈抨擊，因為它們傾向於支持開放移民。他激烈攻擊挪威執政的左翼工黨，同時批評右翼的進步黨( Progressive Party)「過於聽話」。布雷維克還盛讚日本是一個「模範國家」，因為它拒絕移民並成功抵禦了多元文化。他寫道，他渴望見到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屬於右翼保守派的麻生太郎在2005年出任內閣大臣時曾標榜日本「一個國家、一種文明、一種語言、一種文化與一個種族」的優越性。在布雷維克看來，一個曾經是神話般的理想社會——文化上同質的歐洲——眼下正受到外來意識形態的嚴重威脅。最大的威脅便是伊斯蘭教和共產主義，他將二者視為一丘之貉。

布雷維克在一年後被判處入獄21年，這是挪威法律最高的監禁刑期（但當局可以視情況無限期阻止他出獄）。在審判他的法庭上，布雷維克對自己所做的襲擊供認不諱，但他拒絕認罪，「因為我這是在進行自衛。」他甚至在法官進入法庭時拒絕起立，以示對挪威法庭合法性的否定。他昂首挺胸地說，「你們只是來執行支持多元文化的政黨下達的命令。」

受到歷史上「十字軍騎士」的鼓舞，布雷維克視自己為「基督教」正義戰士。他在那份「宣言」中宣稱，自己將肩負起重大使命，要將歐洲從穆斯林移民浪潮和多元文化中拯救出來。他對辯護律師說，殺戮雖然「殘忍」，但卻是「必要的」。「一旦決定攻擊，你要寧可錯殺一百，不能放過一個，否則會削弱意識形態影響力的效果。」布雷維克以尼采似的筆調寫道：「最初的一滴雨點，標誌著一場偉大的、不可阻擋的文化保守主義大潮即將襲來。這場大潮將使西歐擺脫文化馬克思主義，並將第三次驅除伊斯蘭教……讚美我們吧，我們是保守主義革命的殉道者，即將升入天堂之國安享晚餐。」

布雷維克的激情與仇恨將包裹著挪威的那層甜蜜和天真撕得粉碎，長期以來，挪威人過著田園牧歌一樣的生活，他們最引以為傲的就是擁有一個即充滿信任、又高度開放的社會。這個被視為「世界和平使者」的國家，還是諾貝爾和平獎的發源地。那裡不僅鮮有政治極端主義，甚至連暴力犯罪也很少。

人們在震驚之餘不禁自問：這樣一個堪稱社會民主對話（social democraticdialogue）典範的國家，為何竟會會發生如此血腥的悲劇？

二．

實際上，挪威不同於瑞典和丹麥等其它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它甚至都並沒有一個稱得上主流的右翼黨派。挪威的右翼政治力量相當羸弱，而且幾乎是一盤散沙、亦無激進歷史。布雷維克曾經加入過挪威最主要在野黨、僅次於工黨的議會第二大党進步黨(Progress Party，目前在議會169個席位中佔據41席)，並在該黨的一個地方黨支部擔任過負責人。該黨屬於保守派，也一直致力於在挪威採取更為強硬的移民政策。不過，它遠沒有其它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排外政治勢力那麼極端，布雷維克正是因為進步黨不夠激進而退出該黨。得知這次恐怖襲擊後，該黨領袖西芙·延森（Siv Jensen）對布雷維克曾經是本黨成員而表示震驚。延森堅決反對暴力，人們沒有理由不相信她。

襲擊發生後，一些人反思指出，人們以前普遍認為，北歐國家對於移民的態度比歐洲其它國家更為寬容，來到挪威的外國人往往也會對這個社會的和諧與非對抗留下深刻印象。然而，表面上溫良恭儉讓的北歐社會可能只是更善於掩蓋敵意而已。北歐人民的生活如此美滿，以至於他們從未意識到會有人從根本上否定他們的社會模式。但近20年來挪威由於其社會的開放以及接收難民政策的寬鬆，移民人數激增。從1995年到2010年，挪威移民人數幾乎增長3倍，至將近50萬人，接近挪威總人口的十分之一。

在警方調查和法庭審判過程中，布雷維克多次聲稱，存在一個更大的泛歐洲組織。他還說，美國作家丹?布朗（Dan Brown）在其暢銷小說《達芬奇密碼》（The Da Vinci Code）中描述的「聖殿騎士(Knights Templar)」組織已於2002年在倫敦重建，他自己則是挪威「聖殿騎士團」和挪威抵抗運動的軍事指揮官。此外，他一直是共濟會(Freemasons)會員，並渴望成為一名十字軍（The Crusades）戰士。

但絕大部分法律和精神病專家認為，布雷維克的這次襲擊並非受到哪個組織的指揮，也沒有同夥，「聖殿騎士」之類的故事純粹是他一廂情願的臆想。

布雷維克在他的「宣言」中大加讚美了歐美的一些極右翼團體，其中包括「阻止美國伊斯蘭化(Stop Islamisation of America)」和「阻止歐洲伊斯蘭化(StopIslamisation of Europe)」、「聖戰觀察(JihadWatch)」及「維也納之門(Gates of Vienna)」等網站，也包括芬蘭的正統芬蘭人黨（TrueFinns）和奧地利的自由黨等。他還提到了自己與保衛英國聯盟(EDL)一些成員的聯繫和友誼。

不過，布雷維克認為上述這些團體試圖通過和平民主手段達到目標的做法一概不屑一顧，他認為這不僅「過於天真」，而且「十分危險」。例如，他曾建議保衛英國聯盟攻擊核電站，以「使英國經濟陷於癱瘓，促成一種最佳的氛圍，幫助實現顯著的政治變革」。

恐怖襲擊發生後，列入布雷維克稱頌名單上的那些右翼團體不出意料地爭相對他表示譴責，並撇清與他的關係，但這並未妨礙它們以一種更為曲折隱晦的方式表達對它的共鳴——

保衛英國聯盟(English Defence League，縮寫為EDL)的領導人斯蒂芬·倫農說，他無法寬恕布雷維克濫殺無辜的行為，但「大家應當看看奧斯陸發生的事情,要明白這種憤怒的情緒在歐洲不斷發酵。你可以壓制民眾的權利，可以壓制民眾的聲音，民眾只好不斷轉入地下——但這並不能讓問題消失」。

貝魯斯科尼聯合政府中的右翼黨派北方聯盟（Northern Union，縮寫為NU）議員弗朗西斯科·斯佩羅尼（Francesco Speroni）說，布萊維克「是想捍衛西方文明」；而同為北方聯盟成員的歐洲議會議員馬里奧·博爾蓋齊奧（Mario Borghezio）甚至對義大利一家主流電台說，他對布雷維克的部分想法表示諒解。

相信歐洲「已經到了『伊斯蘭化』最後階段」的荷蘭右翼政客格爾特·維爾德斯(Geert Wilders)則如此評價布萊維克：「那個瘋子侮辱了反伊斯蘭化的戰鬥。他既讓人厭惡，也打了全球反伊斯蘭運動一記耳光。」「歐洲正在慢慢陷入黑暗」、「西方危在旦夕」……之類論調，是維爾德斯最喜愛使用的。

事實上，除了暴力，布雷維克提出的許多其它建議——例如對屢教不改的慣犯加大死刑的使用、強迫使用宿營地治療吸毒者、通過禁止墮胎以提高西方國家的出生率、給予教堂更多的文化權力……等等——都是上述這些歐洲極右組織經常掛在嘴上的。

三．

我們也許的確應該部分同意保衛英國聯盟的領導人的解讀：布雷維克的觀點反應了越來越多歐洲人永遠也不會說出口來的隱秘擔憂，雖然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不像他那樣極端和系統，而布雷維克的所作所為則是對這種擔憂的暴力回應。

可能是因為接受了法西斯主義的沉痛教訓，西歐的政治光譜歷來比美國偏左得多。但事實是，二戰以後在歐洲一度人人喊打、幾乎銷聲匿跡的極端右翼勢力在新世紀初開始死灰復燃，並漸成燎原之勢。一些人分析認為，一方面，因為許多內在和外在的原因，過去西北歐國家引以為豪的福利國家模式眼下越來越難以維繫；另一方面，由於經濟增長緩慢、人口老齡化和出生率低下，大批移民湧入富裕的歐洲，造成了許多社會問題和文化衝突。而肇始於華爾街的60年來最大的金融危機以及直接由此觸發的歐元區債務危機和經濟衰退，則進一步激化了所有這些長期以來隱藏在和諧寧靜的表象之下的矛盾。近年來，歐洲許多國家的極端右翼政治勢力藉助民眾的失望和不滿，在選舉中脫穎而出。它們不僅改寫了歐洲的政黨結構，甚至還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逆轉了歐洲的一體化進程，並正在將它重新拖回歷史上造成過累累災難的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

在2011年4月舉行的大選中，芬蘭極的右翼政黨正統芬蘭人黨獲得19%的支持率，成為與傳統主流政黨平起平坐的主要政治勢力。它在選舉中一舉囊括議會39個席位，成為芬蘭第三大黨，而它在之前的歷史上最多只獲得過6個席位。正統芬蘭人最重要的選舉口號是反對歐元區內北方一線國家救援南方二線國家，這種立場不僅贏得芬蘭選民的選票，實際上也贏得了許多富裕的北方國家人民的共鳴。

長期以來，芬蘭一直是歐洲一體化和歐元的最強烈支持者之一，但這次大選將它變得截然不同。難怪穩坐瑞士最大政黨地位的瑞士右翼的人民黨人經常慶幸瑞士限制外來移民、沒有加入歐盟是明智之舉。它的副主席、前司法部長克里斯多夫·布勞赫（Christoph Blocher）稱，歐債危機證明了這一點，「我們都看到了，沒加入歐元區和歐盟真是好處多多。」

比芬蘭的政治變局更令人吃驚的事情發生在歷史上曾經為安妮·弗蘭克(AnneFrank，她留下了著名的《安妮日記》)提供庇護的被認為「世界上最自由、最寬容的的國家」——荷蘭，民調顯示，前文提到的老牌民粹主義政客格爾特·維爾德斯領導的自由黨(Freedom Party)成為眼下該國最受歡迎的黨派之一。荷蘭的少數派聯合政府想要維持下去，就需要它的支持。維爾德斯在政治上的主要賣點便是反穆斯林和反歐盟，他經常抱怨「歐洲人的主權被剝奪，被移交給了遙遠的布魯塞爾當局，如今各種決策都由非民選官員暗箱決定。」

維爾德斯甚至還創辦了一個供荷蘭人表達對移民不滿的網站（主要指向中東歐移民），儘管他本人娶了一位匈牙利裔太太。

更早些時候，在同樣是歐洲一體化堅定支持者的奧地利，極右翼自由黨(Freedom Party)領導人約爾格·海德爾（J?rg Haider，2002年9月辭去黨主席職務，2008年10月遇車禍身亡）主張排斥穆斯林移民，他一直懷念第三帝國，極力讚美納粹的就業政策。海德爾領導的自由黨早在2000年時曾進入奧地利聯合政府，時任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對這一事件發表評論說:「只要是了解歷史的人，都會為此感到擔憂。」

稍晚些時候，新納粹政黨金色黎明黨（GDP）在2012年5月6日進入希臘議會令人驚愕不已。標誌深受納粹徽章影響、將希特勒的《我的奮鬥》作為參考讀物的它鼓吹的是種族主義和排外主義；在拉脫維亞，總統對前武裝黨衛軍舉行年度遊行表示支持；在匈牙利，從前曾屠殺過猶太人和吉卜賽人的的箭十字黨的繼承者今天四處活動……

與上述這些相比，極右翼政治在作為歐盟支柱的法國的興起無疑是最值得關注的。在2014年3月舉行的地方選舉中，馬琳·勒龐領導的國民陣線取得突破性進展，贏得了1995年以來首個市長席位，並在全國多個城市嶄露頭角。它給人氣低落的總統弗朗索瓦·奧朗德及其社會黨(Socialist)政府帶來沉重打擊的同時，也對前總統尼古拉·薩科齊(NicolasSarkozy)所在的溫和右翼的人民運動聯盟黨(UMP)構成了強大壓力。

法國國民陣線的起源可追溯到上世紀40年代的維希傀儡政府，該黨得到了許多在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後返回法國、心懷怨恨的北非殖民者的支持。馬琳的父親——國民陣線創始人讓-瑪麗·勒龐(Jean-Marie Le Pen)普遍被認為是個反猶和排外的極端人士。在2002年的法國總統大選時，勒龐曾殺入最後一輪，對最終當選的希拉克（Jacques Chirac）形成了強勁挑戰。

充滿政治魅力的馬琳眼下正有條不紊地改變著國民陣線在民眾眼中的形象，讓該黨的變得溫和。這位45歲的女政治家很聰明地利用了人們在經濟方面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感、以及對政治精英集團的憎恨，推行其反移民和反歐盟的民粹主義路線。

面對居高不下的失業率、日漸加劇的全球競爭以及法國的國民認同等諸多棘手問題，馬琳的答案是：我們已經有500萬人失業了，為什麼還允許更多移民進入法國？馬琳在政治集會上非常有鼓動性地說：「人們希望在法國活得像個法國人，而不是沙烏地阿拉伯人或卡達人。」

對於歐盟，她嘲笑它是「歐洲的蘇聯」。在2014年5月的歐洲議會選舉中，她的口號是如此直截了當：「歐盟反人民，因此人民應當動員起來反對歐盟。」

四

所有這些在過去10多年裡越來越有市場的歐洲極右翼政黨都熱衷於抨擊布魯塞爾、華爾街或者本國政經領域中的「精英」，他們也都敵視全球化，敵視外來移民，尤其是來自伊斯蘭世界的移民。

不過在21世紀，它們都披上了更加令人尊敬的嶄新外衣，將它們簡單歸類為傳統的法西斯主義是不妥當的。馬琳·勒龐希望大幅限制移民並退出歐元區的同時，卻支持同性戀者權利；她也不主張小政府，相反主張慷慨地給予國民（但不包括那些她討厭的外國移民）更多社會福利，並且還認為沒有必要實施緊縮政策；英國獨立黨(UKIP)領袖奈傑爾·法拉奇(Nigel Farage)也不反對自由貿易，他希望英國在退出歐盟後與能夠與後者達成更自由的雙邊協議……這使得它們與美國的保守主義南轅北轍。

與歷史上的極右翼不同，除了匈牙利的「更好的匈牙利運動」(Jobbik)之類，新的極右翼政黨一般都不再宣揚傳統的反猶主義和暴力思想。荷蘭的威爾德斯甚至強烈支持以色列，這或許是因為他們認為在與伊斯蘭世界之間的文明衝突中以色列這個猶太國家是自己的盟友；國民陣線不僅選擇了女性領導人，2013年時還將一名侮辱候黑人司法部長克里斯蒂亞娜·陶比拉(ChristianeTaubira)的候選人驅逐出黨，以顯示該黨洗刷歷史上的反猶太人和種族主義政治污點的決心。

就連發動於特島恐怖襲擊的布雷維克也鄙視新納粹主義，在他看來，它與共產主義和伊斯蘭屬於同一類。

當然，儘管馬琳·勒龐在柔化國民陣線的形象上付出了很多努力，但它仍然無法擺脫根深蒂固的極右翼色彩。調查顯示，在法國普通民眾中，認為穆斯林「像其他人一樣」是法國人的比例為65%，而在國民陣線支持者中，持相同觀點的僅佔21%。此外，約有51%的國民陣線支持者稱不希望猶太人成為法國總統，28%的人不希望接受猶太醫生的治療。

但正是這層更加「民主」、「平等」的新外衣，使得這些長期以來的極其邊緣化的極右翼政治勢力如春雨潤物般地進入歐洲政壇主流。

2000年奧地利自由党進入該國聯合政府時，歐盟曾為此對奧地利採取了制裁措施，拒絕接納其外交官。2002年讓-瑪麗·勒龐進入總統大選最後一輪，曾經讓法國和歐洲大驚失色。眼下，看起來仍然沒有任何一個極右政黨有望在歐洲各國的大選中奪得政權，但它們的影響力已經大到足以影響政治辯論的程度。馬琳·勒龐也許不能當上總統，但她也正在推動整個政治討論向右翼方向發展，讓國民陣線的觀點在法國和歐洲其他地方正當化。長遠來看，這將重塑歐洲的政治格局。而一旦經濟或社會領域更大的災難爆發，20世紀上半葉的幽靈便有可能重新浮現。

隨著2014年5月歐洲議會選舉的大獲全勝，這些來自歐洲各國的志同道合者正躊躇滿志地計劃組成一個個跨國的政治聯盟（議會黨團），這使得傳統主流政黨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

為了討好國民陣線的支持者，中右翼的薩科齊不得不承諾要求新移民必須先通過「法國價值觀」考試，他提議成立一個兩黨議會委員會以調查可能存在的情報失誤，並增加在街頭執勤的佩槍警察的數量。他表示，若有任何伊斯蘭教領袖散布不符合共和國利益的觀念，法國就應將其驅逐出境。同樣，保守黨籍現任首相戴維·卡梅倫(David Cameron)曾譏諷英國獨立黨是一群「瘋子、怪物和隱蔽的種族主義者」，但由於它在地方選舉中獲得了超過20%的選票，卡梅倫首相如今感到有必要通過立法阻止更多外國人前來……

眼下，就連《申根協定》（Schengen Agreement）都受到了顯而易見的威脅。

歷史將會告訴我們，2014年5月的歐洲議會選舉究竟只是一段短暫的插曲還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在那場28個成員國的4億公民被號召參加的堪稱世界上最大規模——同時卻最不被重視——的選舉中，「反泛歐主義」政黨（Euroscepticism）政黨一舉囊括了四分之一的歐洲議會席位。而他們積极參加歐盟選舉的目的，恰恰是為了殺死這頭「歐洲怪獸」（荷蘭自由黨領導人格爾特·韋爾德斯語），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

英國獨立黨和法國國民陣線分別獲得了各自國家國28%和25%的選票，高居本國第一，將老牌的工黨、保守黨和人民運動聯盟、社會黨拋在身後；在德國，成立僅一年的「德國另類選擇黨」（Alternative for Germany，該黨的宗旨是反歐元）以7%的支持率贏得7個議席；在丹麥，反對移民的極右翼的人民黨（PP）獲得27%的選票；在匈牙利，前文提到的「更好的匈牙利運動」（Jobbik）獲得15%的選票；在荷蘭，自由黨（DFP）獲得的議席高居第二；在希臘，新納粹政黨「金色黎明」以9%的支持率位列第三……

這些形形色色的歐洲「造反派」的訴求經常大相徑庭，但與美國茶黨的共同之處是，他們都很憤怒，都嚮往更單純的時代，都認為權力中心充斥著腐敗專權的官僚……除此之外，他們大多都來自受擠壓的文化程度比較低的中下層民眾。經濟衰退、大規模失業（尤其是年輕人口失業）以及為應對債務危機而實施的緊縮政策成為他們不滿和憤怒的來源，他們將這些歸咎於全球化和移民。而作為一體化的象徵，歐盟則是出氣他們的靶子。

以歐盟創始成員國法國為例，2003年的一項調查顯示，三分之二以上的法國人認為全球化是「災難性的」；只有41%的法國人表示仍然支持歐盟。當然，不出意料的是，希臘人和義大利人比法國人更不相信聯盟的好處。

但這不過是為自身的問題尋找一個替罪羊而已，歐洲歷史上到處都是替罪羊的屍體——從猶太人到共產主義者。事實上，如果僅就進出口總量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來看，德國是歐洲國家中「全球化」程度最高的，但它恰恰是經濟最繁榮、財政赤字和失業率最低的歐洲國家。

因此，對於極右翼黨派在去年5月歐盟選舉中的勝利，德國總理默克爾呼籲法國等國政府需要通過促進經濟成長、就業和競爭力的政策來挽回投票人的支持。「我認為，專註於競爭力、經濟成長和就業，是化解失望情緒的最佳途徑。」

但這需要這一代的歐洲政治家像他們那些高瞻遠矚的前輩一樣，拿得出既鼓舞人心、又令人信服的心的願景來。畢竟，同歐洲經濟共同體創立之初相比，60年過去之後的世界和歐洲早已面目全非，新的時代需要新的應對。

與此同時，挪威於特島和法國《查理周刊》的兩幢重大恐怖襲擊案還警示有抱負的歐洲政治家，必須特別需要重視各種邊緣群體在全球化時代的挫敗感，努力通過教育來提高國民對民粹主義的免疫力。

寫於2015年2月17-26日，發表於2015年3月2日出版的《經濟觀察報》「觀察家」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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