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朱熹到朱子

如果按照一些歷史學家的類比，宋代是中國的「文藝復興」，朱熹就是其中最閃耀的思想家。

主筆|楊璐

朱熹和他的理論在歷史上被確認，是一件非常具有儀式感的事情。1241年，淳祐元年，他和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一起被列為先賢，供在了孔廟裡。誰能與孔子一同享有祭祀，起碼從唐太宗年間開始，就是國家大事。這不但是對先賢們的崇敬，也是不斷提醒後代子孫，文化的根基在哪裡，脈絡是怎樣的。唐代的孔廟裡，除了孔子、孔子的直系弟子之外，還有鄭玄等注釋經書的21人被選中。北宋神宗時期，加上了孟子、荀子、揚雄、韓愈。宋徽宗時，加上了王安石和他的兒子王雱。靖康之變後，因為批判王安石變法，淳熙年間王雱被逐出孔廟。淳祐元年則是文化思想史上的一次重要洗牌，王安石也被驅逐出去，新抬入孔廟的全是道統繼承人。這象徵著朱子學派成為國家的主導文化。

朱熹（1130～1200）

伴隨著朱熹步步抬升的，是孔廟之外蒙古人緊迫逼近的鐵蹄聲。1234年蒙古消滅了金國，下一個目標直指南宋。這不僅僅是領土上的爭奪。1233年蒙古人就接納耶律楚材的建議，在今天的北京修建了孔廟。1237年，他們進一步入鄉隨俗，模仿南宋開了科舉。1238年，他們支持建立太極書院，並在書院里祭祀周敦頤、程頤、程顥、張載、楊時和朱熹這些儒家學者，從文化上越來越像統治這片廣闊土地的那些古老政權。國家面臨危亡，為了鞏固統治的根基，南宋比任何時刻都要強調，無論野蠻人做得如何像模像樣，始終是山寨的，儒學的正宗在南宋。這個背景下，儒學中強調衣缽傳承的道學學派被歷史選中。它一直以來講的故事都是，儒學通過程顥、程頤的學生楊時傳到了南方，又傳給了道學學派。儒學的正統不在北方，而是與南宋朝廷在一起。

這些文化上的努力並沒有挽救南宋政權，但朱熹和他的理論卻在儒家殿堂里巋然屹立了700年。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後，也延續了南宋末期重視朱熹的傳統，1313年元仁宗發布命令，以「四書」為國家科舉考試的主課，以朱熹的註解為官方解釋。朱熹對其他經典的解釋也受到同樣的認可。從此以後，凡是想在科舉中出人頭地的學子，都必須遵循朱熹的註解，直到1905年廢除科舉為止。官修的《宋史》也有專門的「道學」列傳講述朱熹學派的思想、著作和發展，直到20世紀，朱熹依然是儒家正統學說的中心。

這種正統的確立，從思想文化史上看，是一次復興和轉折。因為中國哲學並不是持續發展，在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之後，哲學就再也沒有傑出的進展，直到蒙古人南下，宋朝即將毀於一旦之時。英國漢學家卜道成在著作中認為，正是在那個黑暗和混亂的歲月里，儒家學派獲得了形而上學思想的跨越式發展。這個時期的歐洲正處於挑戰神學統治的關鍵時期，文藝復興的萌芽剛剛出現，而中國在古典哲學上已經進入自己的文藝復興時期。一系列偉大的思想家出現了，他們的學說鑄就了宋代新儒學的基礎。古典時代的思想被具體化和系統化，成為中國人心靈的支配。

朱熹的身影在這些思想家中最為明晰。現代學者錢穆把他同孔子相提並論：「孔子集前古學術思想之大成，開創儒學，成為中國文化傳統中一主要骨幹。北宋理學興起，乃儒學之重光。朱子崛起南宋，不僅能集北宋以來理學之大成，並可謂乃集孔子以下學術思想之大成。自有朱子，孔子以下之儒學，乃重獲生機，發揮新精神，直迄於今。」

從歷史和世俗的角度看，朱熹和他的理論被抬升和強調也有深遠和廣泛的影響。日本歷史學家小島毅認為，大唐帝國在宋朝初期是人們心中理想王朝的模範，但宋人不久就開始摸索獨自的政治理論和皇權理論。這些摸索的集大成就是朱熹的理論。淳祐元年的那次孔廟的儀式就意味著正式承認朱熹的理論成為御用學問和體制學說。

如果說唐朝實體是被黃巢和朱溫消滅的，那麼唐朝的理念是被朱熹的理論消滅的。而朱熹理論的誕生和體制化，不但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朝鮮、越南和日本，是東亞文明史上的大事件。從那之後，以唐朝為範式的國家建設時代結束了，取而代之的是高舉朱熹理念的政權在各地誕生。它成為近古東亞政治、文化、教育的理論基石。它決定了我們最熟悉的「古代中國」「古代東亞」的樣貌，直到現代曙光的來臨。

朱熹出生在一個儒學氛圍濃郁的家庭。他的父親朱松曾經拜一位學者羅從彥為師，而羅從彥正是把程頤、程顥的理論傳到南宋的楊時的學生。雖然，楊時去世那一年，朱熹只有5歲，兩位哲學家的人生並沒有交集，但通過朱松的啟蒙，朱熹熟知這些前輩的思想，並且在後來的著作中反覆提及。朱熹5歲就開始讀《孝經》，又讀「四書」，其間朱松因為反對和金政策被貶謫到福建，不久縣尉的職務也被革除。趁著賦閑在家，朱松親自教育朱熹，培養他對二程學說和司馬光歷史著作的興趣。

朱熹14歲時，朱松去世，臨終前將兒子託付給三位學識也很淵博的先生負責教育。朱熹不負父親的期望，學習很勤奮。《朱子語類》卷四記，朱熹云：「某年十五六時，讀《中庸》『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一章，因見呂與叔解得此段痛快，讀之未嘗不悚然警勵奮發。」他對儒學文本的研讀很紮實，朱熹還曾經回憶：「某年十七八時，讀《中庸》、《大學》。每早起須誦十遍。」「少年被病翁監看，他不許人『看』，要人『讀』。其有議論好處，被他監『讀』，煞吃工夫。」

幼兒啟蒙和少年時代的奮發心血沒有付諸東流，朱熹在19歲時就考中了進士，這比大多數中第的人要年輕一半以上。他很早就不必再為準備科舉考試浪費時間，迅速躋身士大夫階層。朱熹的幸運不但在於少年登科，進士的含金量也比前朝高了許多。趙宋王朝建立時，不像李唐王朝有關隴集團和山東門第為其社會基礎，又擔心唐末五代那種軍閥迭出隨時顛覆它的政權。這種背景下，宋太祖、太宗認為必須爭取士人階層對新王朝的認同，手段就是重整中唐以來的科舉取士制度。

從形式上，宋代進士考試比唐代受到重視。皇帝在殿試階段會親臨現場，甚至親自閱卷表示鄭重。從實質權力上，科舉考試也是通向仕途、躋身精英階層的途徑。唐代「門第」佔據了政治世界的中心，有數字統計，在290年中一共有6442名進士，平均每年不過二三十人，這個數目絕對不夠應付唐代內外職官的需求。所以，門閥士族入仕的可能性很高，「寒士」處於邊緣地位。而宋代通過科舉考取功名的官員佔總官員數的40%，進士出身也是拜相的必備條件，這也是士大夫階層政治地位上升的明顯象徵。11世紀40年代，張方平寫給宋神宗的奏摺可以一窺士大夫的地位：「天下不能由陛下一人獨治，天下只能由陛下和臣等共治。」

朝廷的推崇，使得士人階層大發展：太宗即位的976年到真宗天禧三年的1019年，44年間有9323人，從真宗天禧四年到仁宗嘉祐二年，37年間又增加8509人。有數據統計，通過科舉而獲得政府職位的人口比例約在12世紀末達到最高峰。如果把那些沒有參加考試的士人計算在內，整個士人數目應不下於總人口十分之一。龐大的「士人」人口基數是儒學復興的土壤，為了應試科舉而存在的學校和書籍出版，同時也是儒學傳播的渠道和工具。千千萬萬的讀書人，數年如一日，數十年如一日地背誦參習「四書五經」，辯論思想和著書立說。

《西園雅集圖》局部，南宋 馬遠 作(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資治通鑒綱目》，朱熹生前未能定稿的史學巨著

朱熹終其一生除了擔任若干年地方官外，只在中央干過40天。他多次謝絕朝廷任命，他的學術生命比同時代的其他儒家學者都要長。他從19歲獲得進士學位到去世有52年時間，而陸九淵通過科舉後只活了22年，呂祖謙18年，陳亮不到一年。跟前代學者相比，他生在科舉興盛之時，跟同代學者相比，他又有最充裕的時間，所有這些際遇和幸運都沒有被虛度，他把精力主要花在了學術研究上，光語錄就有140卷，思考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探索政治哲學、形成精神修養的方法，成就為一個龐大的思想體系。1415年編輯出版的《性理大全》收入了宋代新儒學120位代表學者的著作和觀點，朱熹的著作佔據了書中最大的一部分。他是新儒學中成果最多的學者。

後世的研究者把宋代看作是儒學的「文藝復興」，但在宋朝初期，儒學並沒有佔據絕對優勢，佛教和道教也影響著這個新生的國家。宋太祖的母親和妻子篤信佛教，《涑水記聞》里記載，陳橋兵變那天，婆媳「方設齋於定力院」。開國不久，宋太祖即度童8000人，他還鼓勵對佛教經典的研究工作。宋真宗推崇道教，真君被授予「翊聖保德」之號，同時玉帝被皇帝奉為宋朝的保護神。宋徽宗則是道家哲學最熱心的支持者和傳播者，他對道教的推崇程度在歷史上空前絕後。

儒學奮起在危亡時刻，靖康之變對文明又優雅的北宋來講猶如當頭棒喝。中原文化的核心區域喪失給野蠻人，兩個皇帝成了階下囚，一些儒學知識分子沒有保持民族氣節投靠了「蠻夷」，這些屈辱和羞恥讓士大夫們對儒家教育的效果提出質疑，對儒家行為和價值觀產生憂慮。他們著手回到儒學本身，相信復興文化和道德觀可以重建國家，驅逐外敵，就像胡宏說：「中原無中原之道，然後夷狄人中原也。中原復行中原之道，則夷狄歸其地矣。」

北宋儒學的主流其實是王安石代表的新經學和司馬光代表的新史學，這也是熙寧、元祐黨爭的學術核心所在。到了南宋，儒學裡的旁支「道學」發展起來。這個學派的學者們對經典著作進行重新思考，挖掘出儒家思想中的人文主義和理性精神，這與人們從前對儒家教義的理解不同。後代史學家認為，從這個意義上，道學代表了儒學的復興和再生。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里分析，道學主要來源於三條線：一是儒家；一是佛家，特別是禪宗；一是道教。這三條異質的，甚至很多方面互相矛盾的思想統一成一個系統，需要時間和若干學者的努力。

在北宋，周敦頤、邵雍、張載，以及程頤、程顥兄弟的思考奠定了道學的基礎，他們也在後來那場隆重的儀式中被抬進了孔廟。從現代哲學的眼光去看，五位先驅主要從宇宙發生論和倫理道德、精神修養方面去闡釋觀點。周敦頤寫《太極圖說》對世界起源進行說明，他認為，所有物質包括人，都是一體的，但人類在宇宙萬物中處於最高地位。「誠」是萬物之本，其內在之理是德性之源。邵雍認為，「道」是天地根本，而天地是萬物之根，「道」不僅是世界的創造者，也是人本性中的善，這種善可以在人的行為中體現。張載的哲學體系里認為，天之氣與地之氣間永無窮盡的相互作用產生萬物。萬物從本質上來說是由氣所構成，因此萬物也是普遍之理的組成部分。他也強調儒家德性之說的重要性，這鞏固了他哲學大師的地位。

道學發展到程氏兄弟，分了岔路。馮友蘭總結，程頤開創的學派由朱熹完成，成為「程朱學派」或者「理學」，程顥開創的學派由陸九淵繼續，王守仁完成，稱為「陸王學派」或者「心學」，兩個學派爭論的主題用西方哲學的術語來講就是，自然界的規律是不是人心創製的。程頤是第一個以「理」為概念建立思想體系的人。「理」在程頤之前不是很重要，孟子只把它解釋為一種道德原則。程頤則把「理」構想為所有真理和價值的基礎。他所思考的「理」，是萬物所固有的，並通過時間和空間永恆地存在著。理是普遍性的，並形成了萬事萬物的範例。

在程頤的學術系統里，如果一個人真正認識了「理」，就能準確把握事物的是非對錯，因此，對理學知識的掌握就構成了修身和品行的基礎。為了獲取知識，人就必須理解事物中的「理」，並通過格物來認識自己。只有以格物為標準，並實踐了一定時間後，人才有可能對「誠」有真正的理解，這時，人的知、情、意、信、行才能得到統一。

朱熹繼承和發展了程頤關於「理」的學說。他認為：「形而上者，無形無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狀是此器。」某物是其理的具體實例，如果沒有理，物體就不存在。萬物在宇宙中生成之前，理就已經存在了，但理是無形無影的。它類似於一種自然法則，它是不變的。朱熹也闡釋了「太極」：每類事物都有理，理使這類事物成為它應該成為的事物。理為此物之極，就是說理是此物的終極標準。至於宇宙的全體，一定也有一個終極的標準。它就是「太極」。馮友蘭用西方哲學的體系，把朱熹的「太極」比作柏拉圖系統的「善」、亞里士多德系統的「上帝」。

「理」是形而上的世界，跟它相對的具體的物質世界，就是「氣」。馮友蘭認為，在「氣」的闡釋上，朱熹說出了張載可能要說卻沒有說的話。任何個體事物都是氣的凝聚，但它不僅是一個個體事物，同時還是某類事物的一個個體事物，以此類推，它不單是氣的凝聚，還是依照整個此類事物的理而進行的凝聚。理和氣相輔相成、緊密交織在一起。

作為士大夫，朱熹的理論體系里包含有關於政治哲學的思考。在他看來，國家之理就是先王所講所行的治道。它並不是某種主觀的東西，它永恆地在那裡，不管有沒有人講它、行它。同時，不僅聖王依照此道治國，凡是在政治上有所作為的人，都在一定程度上依照此道而行。作為一名儒家思想家，朱熹的理論體系里也有精神修養的內容。他認為，人有一個完整的太極，太極是萬物之理的全體，所以理也就在我們內部。只不過，我們的氣稟使得這些理不能顯示出來。要想獲得理，一是「致知」，一是「用敬」。

「致知」的手段是「格物」。馮友蘭在著作中解釋，理是抽象的，物是具體的。要知道抽象的理，必須通過具體的物。理，我們知道得越多，被氣稟所遮蔽的性才能看得越清楚。而在「格物」的過程中，必須要「用敬」，也就是說必須記得做這些事情的目的是為了見性，只有經常這樣想，才能獲得頓悟，否則就是單純的智力練習。

朱熹博學精神的思想體系是通過為經典著作做註解、跟其他學者辯論、編選詮釋各家學說完成的。那些經年的思考、書寫的著作是他道學權威之路的路標。這其中他與呂祖謙一起完成的《近思錄》，就是將分散的形而上學式的道學概念濃縮成一整套內在聯繫緊密的理論體系，並從理性的角度出發，將儒家基本教義理論化。這也是當時關於中國哲學的第一本組織嚴密、論述嚴謹的學術著作。另一本對宋代儒學有重要貢獻的著作是《四書章句集注》，這本書收錄了從孔子到北宋「五子」時期，儒家典籍中特別重要的內容，是一部權威的道統史。就是這一本書成了元代以降科舉考試的參考書。

除了哲學書，對後世影響深遠的還有《家禮》。漢學家卜正民認為，這本書甚至讓朱熹在朝鮮和日本也享有巨大聲譽。它是指導家庭倫理綱常的手冊。朱熹在這本書中設計並系統化的家禮可以應用於人生的各個階段，這些禮儀成為士大夫階層的規範。

從北宋過渡到南宋，道學的聲勢並不壯大。雖然有周敦頤、張載、邵雍的基礎，程頤和程顥也提出了新觀念，它依舊屬於旁支。道學後來能夠獨佔鰲頭，很大程度是因為重視傳播佈道。劉子健在《兩宋之際的文化轉向》中總結，道學的教學形式靈活，道學大師們在閑居、旅行甚至流放中都能解答弟子、朋友、訪客們提出來的問題。內容也不抽象，他們向人建議應該有什麼樣的舉止，怎麼進行修身、改正錯誤，怎麼齊家、遵守禮儀。這些儒家理論與日常的融合，讓道學具有強大的號召力。

創辦書院是道學傳播的重要手段和機構。呂祖謙、朱熹、陸九淵都是其中的踐行者。1166年，呂祖謙的母親去世，他選擇在母親的墓地附近建了一座精舍，並且在當地教導學生。精舍是在緊鄰住宅或者稍遠地方蓋的一類獨立屋舍，相當於學者們從事私立教育和研究學術的工作室。1170年，朱熹母親去世，他也在母親墓地附近創辦了寒泉精舍，守孝治學。在這之後，他又陸續創辦了雲谷晦庵草堂、武夷精舍、滄州精舍等。

朱熹還重建了白鹿洞書院，這是道學傳播的重要事件。白鹿洞書院在10、11世紀盛極一時，但後來因為北宋政府將注意力轉向官學，導致私學沒落。到了1179年，朱熹甚至要依靠樵夫帶路，才找到舊址。他上書朝廷請求資助重建這座書院，因為它象徵儒家教育與文化價值。白鹿洞書院於是獲得朝廷、地方政府和私人的資助，開放講學。心學學派的陸九淵也在1187年興建象山精舍，他在這裡完成了心學體系，並指導門徒研修，每當講課時，「戶外履滿，耆老扶杖觀聽」。

有統計宋代的書院先後有375座，著名學者的門徒也人數眾多。呂祖謙在1180年的一年之內就有將近300名學生。朱熹的門徒，根據《朱子門人》的統計有467人。書院里不但講授儒家經典，而且有各種禮儀規範。學生在先生面前行弟子禮，成為正式學生之後，每天早起要在祭壇向儒家聖賢上香致敬，這加強了學生們的責任心和凝聚力，他們日後也會成為傳道群體的一員。

滿足科舉考試的剛需，也是道家學派贏得士人認可的關鍵。朱熹著書立說，用自己信奉的道學觀點注釋四書五經。這些注釋不但經得起訓詁學的考驗，互相之間也具有整合性、體系性，是科舉考生們用得十分得心應手的參考書。他的注釋，以及他弟子們對他的注釋進行的二次注釋，後來都成為科舉考生的必讀書目。到了元明兩朝，朱熹注釋成為官方指定的科舉參考。

伴隨著道學影響力擴展的，是朱熹學術地位的上升。道學學派里並不只有朱熹一人閃光，張栻和呂祖謙一度是學派的領袖，他們確定了道學的主調，並且影響了朱熹的思想。陸九淵和陳亮學術思想特別活躍，還與朱熹展開論戰。朱熹最後成為道學核心，從學術上講，是因為他的理論在道學內部最有系統性、最全面，特別是在哲學思辨層次上超越其他同道。他在編纂經典注釋和指導閱讀經典時注意思想源流，界定了道學的組成範圍。

除了學術上的比較，還因為朱熹是道學內部特彆強調傳承和純粹的學者。漢學家田浩在《朱熹的思維世界》里認為，朱熹經常批判其他道學家的學術是「雜學」，受到佛家道家法家污染。在為張栻以及呂祖謙寫的祭文里，朱熹開始稱自己是首要權威。在之後的20年里，他積極樹立自己是代表道統真傳的唯一在世學者。對手雖然對他的宣示有保留，但也都承認他是當時道學中最出類拔萃的人物。朱熹的這些言論和主張卻觸怒了一些官員和學者，1196年，道學被朝廷斥為「偽學」，朱熹也被列入黨禁的黑名單。他在1200年去世，當時張栻、呂祖謙、陳亮、陸九淵都已經離世多年，他是最年長的道學領袖，並且是在被斥為「偽學」期間離世，有烈士的意味。他的門徒們也繼續努力，把朱熹描述為超越同時代的道學大師。

蒙古人南下，南宋政權風雨飄搖。在文化競爭之下，朝廷與道學和解，召回道學領袖入朝。元祐元年的那場孔廟儀式，算是蓋棺定論。

（實習生郭雨荷對本文亦有貢獻。參考書目：田浩《朱熹的思維世界》、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卜道成《朱熹》、卜正民《宋的轉型，儒家統治的時代》、劉子健《兩宋之際的文化轉向》、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張勇《朱熹理學思想的形成與演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