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期我國公民政治意識的嬗變與整合

轉型期我國公民政治意識的嬗變與整合

李朝祥

【摘要】社會轉型期，我國公民政治意識的嬗變是一個客觀的必然趨勢。在公民政治意識嬗變的過程中，一方面公民的政治主體意識、民主意識和法治意識等政治意識不斷生成，另一方面公民政治意識中的背離成分不斷滋生。整合背離的公民政治意識對於順利實現社會轉型，維護社會穩定，構建和諧社會意義重大。

【關鍵詞】轉型期　公民政治意識　嬗變與整合

轉型期公民政治意識嬗變的客觀性

公民政治意識的嬗變，是指公民政治意識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的演變，是公民政治意識從轉型前向轉型後的一種變化趨勢。轉型期公民政治意識的嬗變，就其客觀必然性來看，首先是源於經濟體制的轉軌。政治意識只能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上形成和發展，總是反映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發展水平和人類實踐活動的深度和廣度。「人們的意識，隨著人們的生活條件、人們的社會關係、人們的社會存在的改變而改變。」①在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人們勢必會初步形成同新體制相適應的政治意識。

其次是因為政治體制的改革和意識形態的創新。政治體制的性質和形態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在我國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政治上層建築也在逐步進行調整。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依法治國等都是在政治體制和政治文明建設方面的重大變化。有學者認為，在我國經濟體制的重大轉軌過程中，國家意識形態方面的創新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這種創新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意識形態的世俗理性化階段」，即「在改革過程中，意識形態原有的烏托邦成分已經被消解……已經從這一意識形態的內涵中被剝離、剔除出來了。這一過程就是意識形態的去魅化過程。」②這一過程是指從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20世紀90年代後期這一階段。「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四項基本原則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論」、「三個代表論」，可以看作是這一階段的意識形態創新成果，它們共同構成轉型時期執政黨意識形態話語的有機系統，實現了論證市場經濟改革與對外開放的合法性的政治功能。第二個階段就是以實現「美好社會」為目標的價值重建與社會目標定位階段，大致從20世紀90年代末期到現在，並且這一階段遠沒有結束，正處於不斷探索與前進過程中。這一階段的重要任務是尋求新的社會凝聚目標與終極價值觀，以凝聚社會成員，實現更加美好的更人性化的社會理想。「政治文明論」、「社會和諧論」、可以看作是這種新的意識形態建設的積極探索成果。政治體制改革的探索和意識形態的創新，必然會引起人們的政治意識的積極變化，形成人們或公民關於新的政治體系的看法。

最後是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國家重大政治決策和政治輸出所引起的消極後果。改革開放政策實施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四大確立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以來，我國社會發生了極其深刻而廣泛的重大變化。儘管在經濟、政治和社會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但也引起了一系列消極後果，並引發人們對改革開放政策走向的疑問，衝擊著人們心中原有的對社會主義的崇高理想，模糊了人們對執政黨、政府和馬克思主義的認同。

公民政治意識的嬗變趨勢

一方面是轉型期公民政治意識的生成。社會轉型期，公民政治意識的嬗變實際上就是新的公民政治意識或公民新的政治意識不斷生成和變化的過程，甚至可以說就是公民政治意識的轉型過程或轉型期。

政治主體意識不斷生成。「政治主體意識是政治實踐主體對自身的反省意識，是公民自立為政治主體並對於自身的主體地位、主體能力和主體價值的一種自覺意識，是在政治實踐活動中顯示和發揮出自主性和能動性的觀念表現，是能動地反作用於政治實踐活動的巨大觀念力量。」③作為個體的公民，政治主體意識的生成，首要條件是公民個人利益的存在。社會意識是對社會存在的反映，離開公民利益的存在談主體意識就是空談。市場經濟是利益多元化的經濟形式，其中個人利益是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因素和力量。在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隨著個人利益的不斷獲得，個人的主體意識就會不斷生成，並以個人的利益為依據來評價政治體系的好壞、優劣，同時也會通過自己的政治參與來維護、實現自己的個人利益，從而體現和實現公民的政治主體性。公民政治主體意識的產生或生成，也離不開公民的政治認知能力和認知水平的提高。政治認知能力和認知水平，是指公民對於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集體利益關係的正確認識。如果他們不能認識到個人利益的重要價值，不能認識到自我的政治價值，那麼，他們也就不會產生應有的政治主體意識。在我國社會轉型以前，公民缺乏應有的政治主體意識和政治自我意識，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在公民文化水平普遍提高的基礎上，由於社會流動和社會交往的加深和擴大，公民的政治認知水平和認知能力不斷提高，結果，公民的政治主體意識也必然會不斷生成和上升。

健全的民主意識不斷生成。在我國社會的全面轉型過程中，由於公民多樣化利益的產生，公民對國家和政府的政治性活動必然會不斷提出民主性的要求，公民對程序性民主的訴求會不斷增強。隨著少數利益集團勢力的強大，利益集團憑藉擁有的強大經濟實力影響政治決策的現實已成為不爭的事實。權錢交易、受賄索賄、貪贓枉法等腐敗行為嚴重侵害了廣大人民的利益。人民要求改革政治體制，消除政治弊端的政治參與呼聲和行為，已超過以往任何時候。

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一文中就指出了我國在計劃經濟時期建立的政治體制的弊端，提出必須通過政治體制改革加強民主制度建設，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從而為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指明了方向。自此以後，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就一直在穩步持續進行。在這個過程中，公民政治認知能力和水平以及政治效能感也不斷得到提高。所有這些，都進一步增強了廣大公民參與政治的願望和要求，維護和實現自己的經濟權利、政治權利和其他權利的要求和民主意識更加強烈。在對外文化交往和交流過程中，不同文明之間的碰撞也進一步拓展了我國公民的政治視野，提升了公民的政治認知能力，公民參與政治的意識和行為會得到了改善，政治責任感和政治民主意識不斷健全。

法制意識不斷增強。社會轉型期公民法制意識的變化和增強可以從兩個方面得到確認。第一，公民維護自己的權利意識明顯增強。公民開始懂得用法律來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如為名譽權、肖像權、著作權等打官司已很普遍。第二，公民對國家公職人員和政府機關等政治行為有了明顯的依法審視意識，也就是公民要求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行為必須符合法律的規定，應當在法律的範圍內依法行政。當某個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行為違反了國家的法律，侵犯了公民和國家利益時，公民通過信訪渠道或法律途徑來表達自己參與政治願望和顯示自己維護權利的行動已超過以往任何時候。

另一方面是轉型期公民政治意識在嬗變中的背離。轉型期，我國公民的政治意識在發生積極變化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消極的問題，產生了一些背離或偏離的傾向。

政治意識中迷失的功利主義色彩。不同的社會經濟活動模式和不同的社會的主導意識形態和政治文化會導致人們不同的功利觀的產生。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商品拜物教」始終統治著人們的思想，社會普遍盛行的是「個人主義」、「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等消極頹廢的功利觀。在我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代，社會主義功利觀是人們功利觀中的主流，它強調的是集體主義和人民群眾的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在我國社會轉型期，經濟活動模式以及在中西文化的相互碰撞中發生的文化價值的變化已經導致了人們的功利觀的顯著變化，最為突出的特徵是其功利觀中「個人主義」色彩的增強和「物慾」的膨脹。在利益原則的確立、利益目標的設置以及利益實現方式的選擇上，許多人開始擺脫過去那種從「集體利益」的大前提出發推導出自己的社會行為和經濟活動的思維模式，而傾向於從個人的物質需要出發來決定自己的社會行為和經濟活動原則，片面追求個人物質利益的最大化。

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的認同危機。改革開放政策實行以來，我國的政治體制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和挑戰。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為目標的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推進，不斷促成了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並存的經濟結構的形成。經濟結構的變化要求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必須作出適應性調整。由此造成的後果是：一方面，傳統的威權政治體制失去了一定的合法性和權威性；另一方面，新的政治體制又沒有形成，沒有最終確立其權威性。因而，公民對政治體制和政治制度的認同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危機。有的人甚至拿西方的政治價值觀和政治制度裁減、批評、取捨中國的政治制度，羨慕西方的多黨制度和「三權分立」等政治制度，鼓吹西方政治文明的美妙。

國家意識形態的認同危機。國家意識形態作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依賴於一定的物質生活條件和經濟政治狀況，是對一定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和經濟政治狀況的反映。隨著特定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和經濟政治狀況的變化，樹立在其上的國家政治意識形態也必然要發生變革。我國的社會轉型所帶來的物質生活條件和經濟政治狀況的變遷，必然動搖舊有政治意識形態的現實基礎，從而動搖人們對原有政治意識形態的信仰。在相當一部分人中，甚至在部分黨員幹部中，都不同程度產生了政治信仰危機。

公民政治意識的整合

公民政治意識的整合是對背離的公民政治意識的正確引導，從本源上看，整合公民背離的政治意識，既要樹立正確的利益觀，走科學發展的道路，又要正確對待文化的多樣性，協調不同文化的衝突，更重要的是因應時代的發展變化，創新國家意識形態。

整合利益分化，堅持共同富裕。馬克思說：「人們奮鬥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④公民政治意識的嬗變實際上是公民對自己利益的一種自覺意識，社會轉型期公民政治意識的背離與改革開放以來資源分配和收入分配失衡、貧富分化嚴重密切相關。整合公民背離的政治意識就必須要整合不斷分化的公民利益，構建均衡的社會利益分配方式。

國家是一個利益共同體，社會主義國家的國家利益更應該是全體人民共同利益的集中體現。面對社會中各種不同的、具體的利益要求，國家作為全體國民的代表，它的利益只能是整個社會中的各個局部利益互動的結果。在這個過程中，執政者不是利益的發明者，而是利益的調和者，它必須儘可能地使「國家利益」的概念同社會各階層、各集團的利益相協調，同時又必須社會各階層、各集團的利益相協調。構建均衡的社會利益分配方式說到底就是堅持共同富裕的發展理念，走共同富裕的發展道路。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徵，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過程中，都必須始終不渝地堅持這一本質規定。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時期，堅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對於我國防止兩極分化、實現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維護社會安定團結的局面，都有著重要意義。

創新國家意識形態。國家意識形態所內含的思想、觀念和價值理念等內容只有得到公民的認同，並內化為受眾或公民的真正人格，它的功能和作用才能得到實現；國家意識形態功能和作用實現的程度與公民的政治認同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的正比例關係。因此，如果公民不能認同現有的國家意識形態，那麼，現存的國家政治體系就會面臨著深度危機。另一方面，公民政治意識和國家意識形態之間具有潛在的背離性或背離傾向。在社會主義國家，公民政治意識和國家意識形態從根本上是一致的，因為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基礎是生產資料是公有制，由此決定了公民利益和國家利益之間的根本一致。但是即使在社會主義國家，公民政治意識和國家意識形態之間也不是絕對的整齊劃一，完全重疊，它們之間也有一定的背離。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社會經濟、政治等各個方面已經發生了巨大變遷，傳統馬克思主義國家意識形態已經同變化了的社會現實發生一定程度的脫節，已不能完全合理解釋社會、凝聚社會共識。社會轉型期公民政治意識的背離已經表明，傳統馬克思主義國家意識形態在我國已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認同危機。因此，創新和建構符合時代要求的、具有鮮活生命力和強大戰鬥力的當代馬克思主義國家意識形態是整合日漸背離的公民政治意識的首要任務。

協調文化衝突，構建和諧文化。公民政治意識的背離，既有利益受損的自我覺醒，又有多元文化，特別是外來文化、政治思想、政治價值的衝擊所造成的無所適從。轉型前的中國被有些學者稱之為「總體性社會」，與總體性社會相對應，公民政治意識與國家意識形態高度重疊，公民對國家意識形態幾乎達到了絕對的認同程度。但是，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的經濟結構、政治生態和文化環境都發生重大變化，總體上造成了一個異質性的社會。在這樣一個社會中，意識形態領域也發生重大變化，出現了多樣性政治意識共存的局面，既有主流的政治意識，又有非主流的政治意識，甚至也有反主流的政治意識。公民政治意識的這種變化對國家的政治關係和政治上層建築也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如果說非主流政治意識給社會或國家帶來的影響是離散或分離，那麼，反主流政治意識給社會或國家的影響就是一種分裂。

公民政治意識的背離蘊含著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衝突，從本源上看體現了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間的異質和疏離。我們可以將與主流政治文化不同的各種其他性質的政治文化稱之為社會中的亞政治文化。在具體的實踐中，我們不能用行政命令消滅亞政治文化，但是可以利用主流政治文化改造亞政治文化。整合公民政治意識的背離，就是堅持國家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同時合理吸收各種文化中有價值的成分，對反主流的政治意識則進行批判，從而保持國家意識形態的權威性。

【注釋】

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1頁。

②蕭功秦：「從政治發展學看中國體制轉型」，《浙江學刊》，2005年第5期，第100～107頁。

③方世南：「培育政治主體意識是推進政治文明的重要舉措」，《無錫商業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4年第3期。

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