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人物 海棠花下

西花廳的日常

最親愛的人：

別才三日，但禁不住要寫幾個字給你。

……

北京的春意已日在增濃了，丁香已開放，海棠正含苞，庭院已改觀了。

祝福你健康平安！

你的知己兼好妻

一九五五．四．十

1955年，周恩來率團出席亞非會議，台灣特務機關策划了「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周恩來險遭不測。鄧穎超聞訊，趕緊去信一封，表達關切。在那樣人人神經緊繃的時刻，她不忘在信末提到一句「海棠正含苞」，因為這象徵著他們愛情和甜蜜生活的花朵，必能給丈夫帶去最深切的安慰。

4月10日也確是海棠含苞的時候。「如果不下雨，天氣正常，到了4月十二三號，海棠花就開了，那時院里花滿枝條，房前都瀰漫著花香。」趙煒說，「西花廳分前後兩個院落，那時前院有4株海棠，後院里更多，沿著屋子，有一溜兒。」

周恩來就是因為海棠花喜歡上了西花廳。「解放初期你偶然看到這個海棠花盛開的院落，就愛上了海棠花，也就愛上了這個院落，選定這個院落，到這個盛開著海棠花的院落來居住。」鄧穎超在周恩來去世後，還給他寫了一篇似信似詩的文字，傾訴無限相思。

從1949年搬進西花廳一直到之後的很多年，每當海棠花開的時候，周恩來和鄧穎超總是相約著在院里散步、賞花。「你在的時候，海棠花開，你白天常常在繁忙的工作之中，抽幾分鐘散步觀賞；夜間你工作勞累了，有時散步站在甬道旁的海棠樹前，總是抬著頭看了又看，從它那裡得到一些花的美色和花的芬芳，得以稍稍休息，然後又去繼續工作。你散步的時候，有時約我一起，有時和你身邊工作的同志們一起。」無論過去多少年，周恩來當年看花的情景，鄧穎超總是不會忘記。

兩人有不少文藝界的朋友。1950年的一個冬日，鄧穎超請來了越劇表演藝術家袁雪芬和范瑞娟等人。當周恩來工作回來，大家一起往飯廳走時，鄧穎超就詼諧地來了一句越劇道白：「周兄，請用餐。」大家頓時被逗笑了。周恩來說：「小超很會唱歌唱戲，有副好嗓子。」劉春秀說：「每當周恩來提議鄧穎超演唱時，鄧穎超就會來上一段。即使在梅蘭芳面前，她也敢一展歌喉，她這樣做主要是儘力活躍西花廳的氣氛，讓周恩來在繁忙的工作中得到休息。」

周恩來好客，有人來西花廳，趕上飯點，他總會挽留，「別走了，一塊吃個飯吧，今天我請客」。趙煒說：「吃歸吃，周總理卻從不理財，飯費從他的工資里出，他也不知道一個月花多少剩多少。有一次，周總理又留客人吃飯，照例還說是他請客。鄧大姐聽了就在旁邊開玩笑：『怎麼老說是你請客呀，你一個月有多少錢？你們是在吃我的，別以為是吃你的，不信咱們分開算算。』『是嗎？那就讓大姐請你們吃飯。』周總理笑呵呵地說。」

從1955年實行工資制起，一直到1976年1月周恩來逝世，他每月的工資是404.8元，鄧穎超是343.7元。「1964年他們工資開始分開支配，一算，果然，周總理的工資扣掉交黨費及房錢、水電費、資助親屬和各種開銷後，一個月真剩不下多少錢。從那以後，他雖然請客如常，但留客人吃飯時，總忘不了聲明一句：『今天是大姐請你們吃飯。』」

周恩來對鄧穎超的感情並不經常表露，但不經意流露出時就無比真摯。周恩來的保健醫生許奉生一直記得這樣一件事。「一次鄧大姐發燒，晚上9點左右服過安眠藥後，先坐在沙發上休息，不等我倒洗漱水回來，就自己往床邊走，哪知中途藥力發作，差點跌倒，被我扶住。我扶她在床邊坐下，又叫來服務員高秀雲幫忙。這時鄧大姐已經昏睡過去，高秀雲不放心，匆匆去隔壁請大夫，從正在吃飯的總理面前跑過。總理立即扔了筷子奔進大姐卧室，一見大姐『昏迷不醒』，情急之下大喊道『小超』『小超』。平時總理當著工作人員的面都叫大姐，這是我第一次聽見總理叫『小超』。總理歷來處變不驚，那次他是真急了。從那兩聲『小超』中，我聽出了他們的生死相依，無限深情。」

兩人難免有矛盾，不過趙煒也只見過一次。那是1973年冬的一個晚上，趙煒在客廳門口遇上周恩來。「他的表情很嚴肅，對我說了句，你在這兒陪陪大姐，安慰她一下，就走了。我進了客廳，見鄧大姐正在飯桌前手扶著椅子獃獃地站著，也是一副十分生氣的表情。我就陪鄧大姐聊天，幫她平靜下來。不過等到第二天再看他們，兩人都很坦然，完全看不出拌過嘴。」

風暴中的港灣

來：

為了捍衛毛主席，為了毛澤東思想、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勝利，為了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為了開好「九大」，你要緊跟毛主席，活學活用毛主席思想；對事對人要放眼量，力戒急躁和激動，力爭保持你的身體情況能堅持工作。因昨日蒲老告我，望你應戒著急和激動，以免影響心臟波動。特草數語以寄意。務望你加以注意！

超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二日晚

當「文革」風暴到來的時候，西花廳里的客人少了，歡笑少了，周恩來夫婦面臨的風險卻多了。

「伍豪事件」是其中之一。伍豪是周恩來曾用的代號。1932年，國民黨特務用伍豪的名義在上海報紙上刊登了「伍豪脫黨啟事」，企圖污衊周恩來，瓦解共產黨在白區的力量。早在1942年延安整風時，周恩來就澄清過這件事。但1967年江青看到這張啟事還是如獲至寶，給林彪、康生和周恩來寫信，說查到一個反共啟事，為首的叫伍豪。

周恩來自然明白江青的險惡用心，回到西花廳，便把這件事告訴了鄧穎超。兩人一商量，覺得有必要再次把事實搞清楚，留下一個真實清晰的記錄。於是鄧穎超出面，組織西花廳的工作人員幫忙。趙煒回憶：「那天，鄧大姐讓我把西花廳的工作人員都約到一起，包括秘書、衛士、司機和廚師，她向大家簡單講了講這件事，便讓人去圖書館借來1931年和1932年上海出版的幾種報紙。我們分頭查找，終於在1932年2月20日的《申報》上找著了那則啟事。鄧大姐叫我馬上送給總理。總理認真讀了啟事，然後說再查，還有一條消息是當時在上海的黨中央反駁國民黨的。這一條也找到後，總理坦然地說：『這就清楚了。』」

周恩來讓趙煒請來攝影師，給舊報紙一一拍照，並給毛澤東寫信，彙報情況。1968年，又有人寫信反映「伍豪脫黨啟事」，毛澤東親自在信上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的污衊。」

「文革」中，雖然鄧穎超「靠邊站」，但她的政治警覺性一點沒有減少。1971年9月12日下午，周恩來離開西花廳，去人民大會堂準備當晚的一個會議，第二天還沒有回，鄧穎超馬上擔心起來。「雖然周總理經常要超負荷工作，但像這樣20多個小時不回來也沒有一點消息的情況很少見，也許是有大事發生了。」趙煒回憶道，「焦急的鄧大姐給值班衛士打了3次電話，一再叮囑要按時給總理吃藥，不要餓得時間過長，要提醒總理休息，她又幾次走到值班室問我，有什麼消息嗎？但值班室沒有任何消息。直到下午廣州軍區司令員突然打來電話，鄭重地說：『請轉告總理，我們忠於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聽周總理的。周總理怎麼說我就怎麼辦，我們已經按照周總理的指示去辦了。』這通電話明顯不同尋常，鄧大姐聽完後囑咐我們一定要注意接聽電話。」趙煒說。

到了9月14日，周恩來身邊的警衛人員去西花廳向鄧穎超通報了一些情況。之後，鄧穎超馬上交代趙煒：「通知西花廳大門口的警衛將大門關上，總理不回來任何人通行都走小門，只有總理回來後再開大門。通知大家，提高警惕，以防萬一。」

「跟著鄧大姐這麼多年，那天她的表情很不尋常，也沒有踏踏實實地吃飯休息，一直坐在椅子上若有所思。」趙煒說，「熬到9月15日下午，我們才接到電話說總理一會兒回來。4點多鐘，總理回來了。站在門口迎接他的鄧大姐一見面就心痛地說：『老伴呀，我看你的兩條腿都抬不起來了。』」

後來趙煒才知道，原來9月13日凌晨，林彪乘機外逃，並在次日摔死在蒙古。自9月12日夜裡得到消息，周恩來一連忙了三天三夜才回家。

最後的思念

小高轉周：

你從昨天下午六時起床，到今天晚上十二時睡的話，就達三十小時，如再延長，就逐時增加，不宜大意，超過飽和點，以至行前，自製干擾，那你應對人民對黨負責了！！萬望你不可大意才是！！這是出於全局。為了大局的忠言，雖知逆耳，迫於責任，不得不寫數行給你。你應善自為之。

小超

三月三日晚十一時

這是鄧穎超1971年托衛士轉交給周恩來的一張字條。從1969年起，鄧穎超給周恩來寫了很多字條，都是讓他注意休息。在另一張字條里，她憂心地嘆道：我看你的面容精神是疲乏不堪了，應該休息一下才是！勉強掙扎不是辦法。

1972年，周恩來被發現患有膀胱癌，兩年後才入院手術。當1975年西花廳海棠花開時，周恩來已經接受了3次大手術，正躺在醫院裡。

在最後的日子裡，鄧穎超奔波於西花廳和醫院之間。有一天，周恩來望著鄧穎超意味深長地說：「我肚子里有很多很多話沒給你講。」鄧穎超看看他也深情地說：「我也有很多話沒給你講。」兩人凝視著對方，最後還是鄧穎超說：「只好都帶走嘛！」周恩來無言。鄧穎超後來寫道：「當你告別人間的時候，我了解你。你是憂黨、憂國、憂民，把滿腹憂恨埋藏在你的心裡，跟你一起走了。」

過了1976年元旦，周恩來病情更重了。趙煒說：「我們每天從醫院回來都很晚，夜裡也常接到電話讓我們過去，有時人剛回來電話就到了，馬上轉身又往醫院跑。自從過了元旦，我們每天早上都去醫院，但1月8日早上鄧大姐沒有去，因為前一天晚上總理的病情還算平穩，她準備下午再去。結果就在那天上午，醫院來電話讓我們快去。」

等鄧穎超走進病房，醫護人員正在搶救。「她一下子倒在總理身上，邊哭邊喊：『恩來，恩來……』當心臟監護儀上畫出一條直線時，病房裡痛哭聲一片。鄧大姐用顫抖的雙手摸著周總理的面頰，最後親吻了一下總理的額頭。」趙煒回憶道。

那一天的錯過，大概成為鄧穎超心中永遠的痛。許奉生記得後來她去鄧穎超那裡值班，鄧穎超總是反覆問她：「小許，總理去世那天早上，我趕到醫院只看見你們在他臉上壓了個大黑皮球（指人工呼吸器），小許啊，那天我到底趕上了沒有？」許奉生說趕上了。鄧穎超就說：「我真後悔，那幾天就應該住在醫院裡，還應該和總理照個相，機會是有的。哎！我怎麼就沒想到呢。」

1月11日，是十里長街送總理的日子，也是鄧穎超見周恩來最後一面的日子。在八寶山告別室里，鄧穎超一下子撲在周恩來的玻璃靈棺上，望著周恩來的遺容放聲痛哭，不停喊著：「恩來！恩來！我們永別了！讓我最後看你一眼吧！恩來呀！」此時，靈棺前的人越擠越多，趙煒怕擠壞了鄧穎超，拉住她說：「大姐，咱們走吧！回家吧！」鄧穎超哭著說：「讓我再看一眼吧！再也看不見恩來啦！這是最後一面……」

4天後，周恩來的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無兒無女的鄧穎超一個人站在家屬的位置上，淚流不停，但沒有哭出聲。追悼會後，鄧穎超親手打開骨灰盒，用雙手一捧一捧地把周恩來的骨灰分裝在4個袋子里。那晚，4袋骨灰被分別撒在了北京上空、密雲水庫、天津海河和山東黃河入口處。

鄧穎超說她在周恩來死後只哭過3次，「哭有什麼用呀？只有化悲痛為力量。」她不哭，但她並沒有忘記。1988年4月，海棠花開，84歲高齡的鄧穎超觸景生情，憶起往事：

春天到了，百花競放，西花廳的海棠花又盛開了。看花的主人已經走了，走了十二年了，離開了我們，他不再回來了。

……

你看花的背影，彷彿就在昨天，就在我的眼前。我們在並肩欣賞我們共同喜愛的海棠花，但不是昨天，而是在十二年以前。十二年已經過去了，這十二年本來是短暫的，但是，偶爾我感到是漫長漫長的。

……

你不在了，可是每到海棠花開放的時候，常常有愛花的人來看花。在花下樹前，大家一邊賞花，一邊緬懷你，想念你，彷彿你仍在我們中間。你離開了這個院落，離開它們，離開我們，你不會再來。你到哪裡去了啊？

……

我們的愛情總是和革命交織在一起，因此，我們革命幾十年，出生入死，艱險困苦，患難與共，悲喜分擔，有時戰鬥在一起，有時分散兩地，無畏無私。在我們的革命生涯里，總是堅定地、泰然地、沉著地奮鬥下去。我們的愛情，經歷了幾十年也沒有任何消減。

……

每當我遙想過去，浮想聯翩，好像又回到我們的青年時代，並肩戰鬥的生活中去，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靜。我現在老了，但是我要人老心紅，志更堅，生命不息，戰鬥不止，努力為人民服務。

同志、戰友、伴侶，聽了這些你會含笑九泉的。

我寫的這一篇，既不是詩，又不是散文，就作為一篇紀念戰友、伴侶的偶作和隨想吧。

鄧穎超分3次口述了這篇滿含深情的《從西花廳海棠花憶起》。文章整理出來後，她對趙煒說：「現在不發表。如果有一天我也走了，喜歡海棠花的主人都走了，你們認為可以發表就發表，作為我的遺作，是對恩來的回憶和緬懷。否則，就燒掉。」最終，這篇文章在她去世5周年時發表了。

1992年，鄧穎超逝世。「她走時穿的西裝就是當年送別總理時穿的。總理去世後，鄧大姐不再穿這套衣服，她對我說，這套衣服你幫我收好，我走時你給我穿它，我喜歡。」趙煒說。而盛放鄧穎超骨灰的骨灰盒，也是當年盛放周恩來骨灰的。按照鄧穎超的遺囑，她的骨灰被撒在了天津海河。那是她開始革命的地方，也是她遇見他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