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加坡果真是靠"儒教"發達的？

日本、新加坡果真是靠「儒教」發達的？

意淫完歐洲，開始意淫亞洲。新儒家們先把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稱之為「第三期儒家文化地區」。這樣一來，使人馬上覺得這些國家和地區發達的工業文明與儒學分不開；同時，還讓人覺得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也好像經歷過漢唐、宋明幾代，因為只有這樣，它們才會有第一、第二儒家文化期，現在進入了第三期儒家文化期。給人的另外一個感覺是，中國經歷了第一、第二儒家文化期後，今天突然進入了一種不知名的文化期，這種文化上的斷裂是由別的一些國家來彌補的，即「第三期儒家文化地區」來替中國繼承文化的。那麼，中國是不是今至還沒有走出第一、第二儒家文化期？至今是不是還徘徊在中世紀儒家文化的陰影里？

實際情況是，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歷史上並沒有經歷過第一、第二儒家文化期，所以它們今天也談不上是什麼「第三期儒家文化地區」；歷史上它們受漢儒文化的影響較深，今天我們仍舊能夠在它們那裡找到一些漢儒文化的影子，僅此而已。新儒家們之所以稱它們是「第三期儒家文化地區」，是針對它們的工業文明而言的，旨在誇大儒學的「先進」與「合理」。他們說「日本的一些大企業用儒家思想來協調人際關係，用《論語》中的經驗之談來調節人事矛盾。在日本，《論語》至今還很暢銷，在國內卻倍受冷落……」

何止如此！日本人還在潛心研究《史記》，總結歷史人物的成敗得失和經驗教訓，以便在現實的鬥爭中立於不敗之地；美國人在攻打伊拉克之前還在認真研究《孫子兵法》，以便百戰不殆呢。同是火藥和羅盤針，「外國用火藥造子彈禦敵，中國卻用它做炮竹敬神；外國用羅盤針航海，中國卻用它看風水。」（魯迅：《偽自由書·電的利弊》

《論語》在國內為何「倍受冷落」？因為在中國，儒學主要不在書本上而在社會乃至空氣中，中國人不管是大學教授還是市井小民，也不管他才富五斗或目不識丁，人人心中自有一部高深或樸素的《論語》，尋常百姓的口頭語中我們常常都能聽到《論語》中的精言妙句（當然不是原話），那實際上是孔夫子在的咳嗽。「學也，祿在其中。」——今人不會用這句原話教育孩子，但還是用這個意思教育孩子的。中國人「間接受古書的影響很大」，他們「每每拿紳士的思想作為自己的思想」（魯迅《而已集·革命時代的文學》）。實際上，儒的基因它早在人還在母腹中的時候就已經滲進了我們的血液和骨髓。

新儒家們反覆談到日本文化和高度發達的經濟，以此想說明儒教的合理和永恆價值。不錯，日本在歷史上的確「漢化」得很厲害，但自十九世紀末以來，從整體上說日本的文化模式已不再是漢儒文化了。早在明治維新的時候，他們就開始懷疑中國的國家觀念，提出了「與中國訣別」。不要忘了，近代，日本也是西方列強中的一員。二戰後，由於受美國的「接管」，日本幾乎全盤「西化」了。今天它的文化是多元的，歐美資本主義的「自由」與「民主」早已代替了中國的國家觀念、宗族等級觀念。日本的現代化進程正好說明了儒學沒落。

新儒家們還把新加坡現代工業文明說成是「儒家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結合的產物」。那麼「資本主義精神」一旦和「儒家倫理」結合，就會像生物學上的雜交一樣產生一種新奇的東西？不是這樣的。「儒」和「資」根本不可能結合，就像水族根本不可能爬上陸地和肺呼吸動物結合一樣。「儒」只能和鍾愛它的「封」結合，今天它很難再找到它的結合對象了。因此，權貴者急，因為舊的體制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儒家倫理得以維持的；想做權貴者而不得的新儒家們更急，於是，就有了種種的獻辭。

新加坡只是用儒家的倫理道德對資本主義的負面進行過一些矯正，這是事實。新儒家們根本沒有能力去結合什麼矯正什麼，他們只是在提倡一種現代儒教罷了。他們把近幾年出現的一些新事物斥為「民族虛無主義」，不服氣地說：「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越是發達越提倡儒家倫理道德，我們呢？」

這還不好回答嗎？答案就在它們自己的質問里，就在越是發達越如此那般上。新加坡不僅提倡過儒家倫理，八十年代初還明確規定：中學生必須選擇一門「儒家倫理」課在內的宗教課程，並由政府出面，和華裔儒學權威一起策劃、推進「儒家倫理」教育的各項工作。但這一切都是有前提的。首先，新加坡提倡儒教是在提出「生存、安全、成功」之後，工業化政策逐步實現，社會進入現代化之後才提出的。正是由於現代化，現代工業文明帶來的綜合症開始騷擾這個年輕的小國。必須提醒一下，新加坡工業化政策在短時間內得以順利推行，正是由於他們沒有沉重的歷史包袱，頑固的儒教文化。雖然占人口百分之七十的是華人（這種人和中國大陸時代生息的人有區別），但還有馬來人、印度人以及其他種族的歐亞人。他們早期接受的是英國式的民主思想，而不是什麼儒家倫理道德。新儒家們往往誇大了漢儒文化在歷史上對周邊國家的影響力，他們一廂情願地認為或者希望像新加坡這樣的國家一直是信奉儒教的，今天也是靠儒教發達的。這種意淫的害處和黃色圖片一樣，使不少身體和大腦還不成熟的人們跟著他們一起想入非非，妄自尊大。

我們知道，新加坡的歷史並不長，若從1819年英國人萊佛士登上那個小島算起，開埠至今只有187個年頭，1965年才從馬來西亞聯邦獨立出來。萊佛士登陸的時候並沒有帶「四書」、「五經」，後來的馬來西亞人並不「君君」，今天的新加坡人也不「臣臣」。

由於現代化，西方的價值觀、道德觀在新加坡流行起來，人們的生活方式、戀愛、婚姻、生育觀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一度時期，他們的人口停止增長，長期下去，他們將面臨勞動力不足的社會問題。這對於人口不到300萬的國家來說，是一個多麼不祥的兆頭。每年欠缺近2萬的初生嬰兒，西方的性觀念、婚姻觀當然無助於補上欠缺的「人口赤字」。無論是道德危機還是人口危機，在我們看來，正好是儒家倫理和儒教價值體系的失落。新加坡人也看到了這一點，於是他們才有意識地在儒家倫理中尋找解決危機的方法，才有了「越是發達越提倡儒家倫理道德」的做法。

新儒家們一定知道，中國從來沒有因人口減少，勞動力不足而苦惱過。中國人口眾多並不是中國人物質水平、生育能力比其他種族強的緣故，它是儒教文化的一個方面。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後者，兒子也。女兒不算後——筆者）如果你沒兒子，不光是你個人的事，無後你就對不起你的老祖宗。

今天，對人口問題我們有了清醒的認識，這非常不容易。早在50年代，有人就提出過適當控制人口的建議，但反駁者從孔子「仁」的角度出發，指責控制人口是「滅絕人性」的做法。提建議者從此也成了「右派」，受盡了磨難，「仁」在這時候一點也不起作用了。可見，儒教在中國是無所不包無所不容的，誰要是對儒教價值體系中的某一環節提出一點質疑，那他就會立刻遭到自然哲學、政治理論的攻擊。對人口的看法我們今天終於有了一致，但是只要儒教在中國存在一天，對某些建議、觀念先進行批判，然後又奉若神明，然後再批判之，如此童趣般喜怒無常的喜劇還會一直鬧下去；人與人之間互相頌揚互相揭發，互相信仰互相踐踏的情況還會一直存在去。

總之，新儒家們所謂的「第三期儒家文化地區」的文化從根本上說不是漢儒文化。他們只是借鑒儒教的某些道德觀來矯正某些事物來緩和一些矛盾，那只是一種手段，而不是新儒家們所認為的儒教萬能，儒教永恆。

新加坡前總統李光耀認為：「儒教價值觀非常重視家族和朋友,但這只是限於個人交往,而不能把這種價值觀應用到公共機關的事務中……」可見，在新加坡，儒教的價值觀並沒有超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範疇，他們也非常清楚儒教的價值觀「應用」到「公共機關事務」中的危害性。在中國，儒教的價值觀幾乎涵蓋了一切；它們不僅不折不扣地應用到了公共領域，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們還嚴重影響到了中國的國家觀念。我們的「國」不就是「家」的放大嗎？這一點幾千年來都未曾改變過。（參考文章：《儒教的功利觀，國人腐敗之根源》

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確實借鑒過儒家倫理道德來矯正過某些事物的負面，世界上一些發達國家當面臨某些道德危機、社會危機的時候，也會那麼做（但不一定就是向儒教求援），新儒家們看到了這一點，但並不清楚他們如此那般的原因，因而只好從儒教萬能儒教永恆的角度去理解去解釋。他們自稱是「返本求新」的新型儒家，但卻一直沒有弄懂孔夫子「過猶不及」的哲學思想。「過」和「不及」是事物的兩種存在狀態，凡是「不及」的事物總要向「過」的方向發展；而太「過」的事物也會回過頭來向「不及」求援。世界上一些國家在某些方面走的太「過」了，回過頭來發發思古之幽情，借鑒一些古老民族的倫理道德（比如儒家倫理道德）來矯正太「過」的東西，這很正常，也有必要。

中國在那些方面太「過」了？那些方面嚴重「不及」？應該說是明擺著的。在專制方面、官本位方面，我們太「過」了，顯然，儒教的功利觀矯正不了這個「過」；在民主、民生、公正等方面我們嚴重「不及」，儒教的等級觀更不可能使這些「不及」有所改善。

在《新儒家們的精神支柱行將坍塌》一文中，我曾指出過，新儒家有兩類：一，權勢者和受雇於權勢者的儒生；二，想做權勢者而不得的儒生。這裡，還得加上一類：既不是權勢者也不想當權勢者，他們是一些被時代的變遷嚇破了膽，閉著眼睛，只好在真空中意淫的書生。這一類最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