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看點】中華文化史上遭受的八次浩劫

中華文化史上遭受的八次浩劫當公元前212年，阿基米德被攻入敘拉古城的羅馬士兵殺死的時候，那個士兵並不知道自己親手扼殺了燦爛的古希臘文明。從此歐洲由於宗教迷信進入了愚昧黑暗的中世紀，知道一千多年後，科學文明才因為哥白尼，伽利略等人重新回到歐洲大陸，如果這個偶然因素被排除，那麼以古希臘的文明水準，穩定地發展，在之後一千年里，歐洲也完全可能成為封建時代的文明中心，而不是只有中國在幾千年里孤獨地站立在世界文明的山巔。無獨有偶，中華文明也遭遇過八次類似的重大打擊，如果不是這幾次巨大的打擊，中國古代燦爛的文明甚至完全有可能以自己的加速度，在歐洲的教士們還在幾千年前和古埃及法老一樣的方式在紙草和羊皮上記錄時，就突破到近代文明來。當然，歷史是沒有如果的，不過我們還是可以來看一看，這八個事件究竟是如何阻擋了華夏文明發展的車輪，甚至於將文明的發展倒車回去的。說只有八次，是因為這幾次都影響重大，意義深遠，而類似陳勝吳廣起義這樣的事雖然是重大事件，但是對於中國整體的文明來說，只是農民起義罷了，特別是對於科學文明來說，並起不到什麼決定性的作用，因此不進行討論。第一，焚書事件秦始皇一掃六合，統一了中國，又作了廢分封，車同軌，書同文，統一度量衡等有利於文明發展的措施，《史記秦始皇紀》：「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可惜不久就發生了使文明倒退的「焚書」事件。歷史說秦始皇焚書是和坑儒一起的。不過從現代眼光，文明發展的角度看，坑儒事件只是封建社會中君王殘酷鎮壓政敵所常見的手法，而且被害的儒生，也只有四百六十人，比起後來的文字獄差的遠。但「焚書」則對中華文明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反作用。公元213年，據說有儒生在宴會上批評秦始皇設郡縣的做法，一些儒生也對秦始皇的政策不滿。丞相李斯提出了焚書的建議： 史書除《秦紀》以外，六國史書一律燒掉；《詩》、《書》、百家語除博士官收藏的以外，其他人藏書都集中到郡，由郡守、尉監督燒掉；醫藥、卜筮、種樹等書不在禁列；於是在全國各地都燃起了燒書簡的熊熊大火，過去幾百年逐步累積起來的諸子百家學說成果毀於一旦，很多就此失傳。這裡需要指出的是不僅僅是這些學術成就的損失。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局面，非常有利於各類學說的發展，是我國古代學術發展的黃金時代，如果不是這次焚書事件，百家爭鳴或許能夠繼續，有人能夠喊出：「知識就是力量」這樣的豪言，使中國出現培根這樣的哲學家，並出現現代實驗科學。可惜的是從此二千年，直到現在也再沒有如此良好的學術氛圍。此後的中國學術研究都只是在先賢的基礎上發展鞏固，很少出現什麼新的學術思想。中華文明從此走上了一條獨特的有中國特色的道路。第二，獨尊儒術由於秦朝的迅速崩壞，取代的漢朝吸取了秦的教訓。於是，漢武帝採取了獨尊儒術的治國之道。《漢書武帝紀第六》記載：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這個丞相綰叫做衛綰，是漢武帝的老師，說使用韓非，商鞅的學說的人只能亂國，不能使用，因此漢武帝也不再使用法家的理論，事實上漢朝初期推廣的是蕭規曹隨的黃老之學。而法家理論對於治理國家來說是不可避免的，後來中國的朝代也還是不斷有人推崇以法治國。從此，以法治國這樣的概念，就再也沒有成為中國人思想中的主流，現代社會，人們抱怨法律不健全，不斷有人以權蓋法，官本位等思想，就是從這件事種下的根。《漢書董仲舒傳》中的這段文字：「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就是說只發揚孔子的學說，廢除其他的學說。董仲舒這個名字應該是被永遠記住的名字，就是這個人以自己的智慧徹底謀殺了所有其他偉大的學說，使現代人評論中國人的哲學思想時，首先想到是是儒家思想，甚至只有儒家思想。這樣後世的知識分子只能學習儒家學說，先秦的百家爭鳴的學術自由自然是妄想，甚至於連學習其他學術思想的機會都沒有了，因為只剩下儒學才是學習，並為國家錄取的正路。這一點和歐洲中世紀只有學習神學才是唯一獲得知識的正式途徑沒有什麼區別。雖然漢武帝採用這個措施對漢朝的統治有利，但是對於中華文明來說，卻付出了慘痛的代價。特別是自宋朝以後，儒家思想更成為制約文明發展的主要因素，獨尊儒術造成的特別厚重的枷鎖，使的中國在向近代科學邁進時步履艱難。於是中國後面幾千年的文明許多學者都概括為儒家文明，這聽上去便不覺的是很豐富的感覺。好在中華文明這時候還是處於封建社會的上升期，之後還出了宋這樣的文明高潮。第三，金元入侵宋代，中國封建文明達到了最高峰，宋朝的賦稅收入在中國古代歷史中也是最高，人民生活水平也相當高，導致司馬光慨嘆：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有西方學者說當時一位歐洲君主的生活水平還比不上東京汴梁一個看城門的士兵。理學家程頤的「格物致知」已經體現出科學研究的思想，沈括等科學家的成就達到了當時世界最領先的水準。而當時甚至已經出現了工廠生產等資本主義萌芽，就在這樣一個發展的最好時機，由於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而被錯過，否則中國有可能是最先實現工業革命的國家。北方金元的連續入侵，大肆掠殺，使北方的人口大幅降低，其中部分則遷移到南方（唯一的好處是使南方特別是兩廣地區的文明大大的發展了），金元統治者還在中原實行原始的奴隸制度，在農業區實行放牧，以及民族歧視政策，這些都導致了當地文明的倒退。讓人感嘆的是，當金的後裔滿清又一次統治中原的時候，又犯了同樣的錯誤，比如滿人不從事生產，不讀書，甚至出現將杭州西湖改成馬場，不過後來的明朝並不出眾，因此文化上的倒退並不象在宋朝那樣明顯。至此，中華文明就開始步入了下坡路。第四、明朝的統治自明太祖朱元璋取得天下後，為了將元朝強制實行的牧業恢復為農業，將大量的土地分配給農民，使得社會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由於對剛剛從蒙古統治壓抑下，明朝的統治者對於傳統特別著重，理學這時候發展成為用儒學中的倫理來管理國家，人民生活的一切方面的理論。而這樣的理論宣揚的不是發展，而是禁慾，這樣才符合簡樸的道德風範。這種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的生產完全走回封建社會初期的形式去了，在後期，導致糧食供應趕不上人口的增長。雖然也出現過資本主義的萌芽，即使沒有滿人的入侵，也很難爆發工業革命。第五件、明朝的八股文明朝理學在宋朝理學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與僵化。據說，元璋有一次臨朝聽奏，刑部主事茹太素寫了洋洋萬言陳說時務，朱讀了半天也不知道他在說什麼，大怒，將茹責打了一頓。後來他一面向茹道歉，並且欽定了奏言的格式，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等八個部分組成，通稱「八股文」。又規定在科舉中，應試考生也要按八股文體做文章，後來連字數都有了限制。這種文體格式死板，內容空洞，束縛人們思路。可是讀書人為了考功名，都只好學習八股文。所以明末清初的大學者顧炎武曾說：「八股之害，甚於焚書。」當明清兩朝的讀書人開始沉迷在八股文里鑽營時，整個國家的科技文化的發展便陷於停頓了。但由於一個人，當時中國還是很可能成為近代史中領先的強國，那就是鄭和，他比哥倫布早九十二年開始了偉大的航海，鄭和的船隊（由他的副手率領）發現了美洲和澳洲。似呼日不落的中華帝國機會就在眼前。當時中國事實上的確稱霸於印度洋和太平洋，鄭和的寶船有1500噸的巨艦，而百年後哥倫布最大的船也才100噸。如果說鄭和進行的偉大事業能繼續，那麼，美洲，澳洲以及在世界其他地方建立龐大殖民帝國的或許就是中國人，或許由於明王朝理學觀念和下文所說事件，使我們錯過了在地球上拓展最大國土的時機。第六、明清的海禁鄭和七次下西洋，獲得了極大的成功，他航海所得到的資料和航海技術，也使得當時中國是海上的絕對霸主。因此，永樂帝和大臣們沒有一個從鄭和的描述聯想到其中的巨大商業利益。這些王公大臣沒有想到去海外撈世界。鄭和死後，連國家進行的航海事業也停止下來。當然，這與當時中國是世界上最富足最強大國家有關。後來，由於倭寇（日本）騷擾，明太祖居然屢頒海禁令。洪武四年（１３７１）十二月，宣布「仍禁瀕海民不得私出海」。洪武十四年，又宣布「林示瀕海民私通誨外諸國」。洪武十七年正月，「禁民入海捕魚」。洪武二十三年十月，詔戶部「申嚴交通外番之禁」。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甚至下令「禁民間用番香、番貨」。明太祖制訂律法，對於違禁者及私行放禁的濱海軍衛官兵，都要處以嚴刑。明太祖的海禁，使唐、宋、元以來的海外貿易遭到沉重打擊。至永樂時，明成祖宣布：「不許沿海軍民人等私自下番交通外國，遵洪武事例禁治。」小小的海盜竟然讓號稱最強大的明帝國，簽署這樣的命令，在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都從沒有過，從這點看出明朝的外強中乾，以及極端保守。海禁，就此扼殺了中國最領先的航海事業，中華日不落帝國就此成為泡影。更主要的問題是，明清兩朝由於禁止民眾出海，而當時又不象漢唐一樣和西域各國通好，這樣在陸地和海洋上都把國門關閉起來，形成了閉關鎖國的狀態，由於那時侯歐洲的近代科學逐漸起步，中國的故步自封便失去了及時獲得最新的科技知識的機會，一直到被炮火打開國門。歸根結底，是理學的保守思想和八股文毒害了中國。惋惜的是，之後的滿清政府依然延續著這種「海禁」政策，甚至還在收復台灣後，曾經打算放棄掉，把百姓都牽到大陸。在鴉片戰爭之前，清帝國還是世界上最富足的國家，但在思想領域的保守使進步和發展成為「不合祖制」的罪過，因此和不斷進取發展的西方列強相比，差距越來越大。鴉片戰爭雖然被西方國家船堅炮利打開了國門，簽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我們還是有可能奮起反追，從而再次領先的。因此在飽嘗國家落後的痛苦後，以李鴻章為首的洋務派開始了向西方列強學習的洋務運動。第七、清末洋務運動我們都知道洋務運動從鴉片戰爭起，以甲午戰爭告終，但是洋務運動還是為中國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礎，特別是西方近代科學思想的引入以及近代中國工業的初步建立。而與此同時，日本的明智維新卻成功的使其從一個弱國成為了一個強國。並打敗早於其開展洋務運動的中國。這個問題很多歷史學家都有過論述。日本伊藤博文的著眼點，在與建國建軍久遠的規模有關聯的問題的政治、憲法、經濟、社會的組織，軍事的制度，科學的精神和方法。因為伊藤博文知道「先立乎其大者遠者」，所以日本的建國建軍，自始即著眼於基本精神，故其維新的基礎頗為深厚。相反的是，中國（清）李鴻章則深受「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觀念，只知道西方國家「大炮之精純、子彈之細巧、器械之鮮明、隊伍之雄整，實非中國所能及」，以為「中國但有大炮、輪船兩樣，西人即可斂手」。而對於立國建軍的大政方針，和科學文化的根本之圖，尤其科學的基本精神，則不聞不問。因此，他主持洋務幾十年，亦僅止於聘請顧問、訓練洋槍、抽取關稅厘金、設立機器製造局、造船廠、招商局、礦務局，求其「船堅炮利」而已。其結果，海軍毀於中日黃海之戰，陸軍敗於中日朝鮮之役，關稅主權旁落於外人之手，內憂外患，禍亂紛乘。李鴻章和伊藤博文的優劣，即於此判若雲泥了！或許這並不能全怪李鴻章的見識短淺，他正是由於受到僵化的八股文教育，思想怎能不僵化，而且中國是天朝大國的思想已經流傳了幾千年，當時的知識分子一直到普通百姓誰不是這樣想的呢？令人不解有是到如今仍有「洋人以勢力勝，中國以禮義勝」，「所恃者，中國數千年禮義廉恥之維」，則實在是中國幾千年文化所造成的副作用。而反觀日本師之於中華二千年，在發現西方的先進後進而轉學於西方列強。歷史就是這樣有趣，當中國的確是最先進最文明的國家時，這樣想是自豪，而當國家已經落後時，繼續這樣想，就只能是夜朗自大了。第八、新中國的「文革」大家詳知，尤其是經歷過的人。一句話，如果沒有就好了。但歷史畢竟沒有如果，且如果是有那麼多如果，中國的歷史遭受了那麼幾次的巨大打擊，還能夠屹立不倒，本身就是值得我們驕傲，畢竟中華文明是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沒有絕斷的文明。公元前18世紀古印度文明被雅利安人取代，公元前1600年赫梯人入侵，古巴比倫滅亡。元前6世紀，古埃及被波斯滅亡。而各類其他文明甚至整個族類被滅絕的也多不勝舉，惟有華夏文明以其巨大的生命力持續了下來，即使曾經被游牧民族統治，卻仍然以其強大的同化力量將之溶入了中華文明的整體中。從這個意義上，或許我們卻實有理由為自己的文明驕傲，也有理由相信，只要我們能吸取前代人的經驗教訓，將文明的事件減少甚至保證不再繼續發生並轉化為動力，中華文明相信是能夠再次站在世界文明頂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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