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隨筆·有益和有害

06-21

（本文首發於《燕趙都市報》2012-05-11）

有益和有害

有一個話題值得討論：中國古文明的遺存，除開經史子集，地表上的文物屢遭兵燹戰火摧殘，浩劫之餘，所剩下的犖犖大者，拿出來，至今仍可以登上「世界奇蹟」十強榜的，一是萬里長城，二是大運河，它們都是由皇帝親自挂帥抓出來的政績工程。萬里長城，是在誰手上興修的？秦始皇嬴政。大運河，是在誰手上鑿通的？隋煬帝楊廣。這兩位角兒不簡單，前者是秦朝的始皇帝，後者是隋朝的末皇帝，他們都是中國歷史上有大才幹和大魄力的超級猛人和絕對強梁，堪稱暴君中的暴君。暴君竟為子孫後代留下了奇蹟，那些明君、仁君留下了什麼？比如說，漢文帝劉恆、漢景帝劉啟留下了什麼？唐太宗李世民留下了什麼？宋太祖趙匡胤留下了什麼？這樣一問就有些尷尬了。他們只留下一座座巍峨的陵墓！甚至連陵墓也非復舊觀，被人盜掘過多回。史書上說：文景之治，輕徭薄賦，與民休息，造成了漢朝數十年的盛世；唐太宗從諫如流，平復戰爭留下的瘡痍，振興了唐代的文化和經濟；宋太祖黃袍加身，杯酒釋兵權，他的寶座不是從血池子里撈起來的，社會也沒有產生可怕的震蕩，建隆三年（962年），他還在太廟寢殿的夾室內立誓碑一塊，其中一條就是「不得殺士大夫」（「烏台詩案」時，這句太祖誓言救了蘇東坡的性命）。那些明君、仁君或多或少做了一些對百姓蒼生有益的事情，卻沒有留下堪稱奇蹟的實物，供後人瞻仰、讚歎，拿去申報世界遺產，變成生金蛋的天鵝，大收特收高價門票。「不到長城非好漢」，這句話至今仍在感召天下遊客前往攀登，圍繞長城形成的產業鏈使許多人就業和發財，可謂皆大歡喜，有百利無一害。至於這樣有益的工程怎麼是暴君下令干成的，它們是多少噸血淚的產物，曾造成過多少幕人間悲劇？這些問題就很少有人去深究了。

為了北拒匈奴，秦始皇下令修建萬里長城（包括銜接韓國、趙國和燕國殘餘的舊長城），不僅逼出了孟姜女的傳說，也逼出了陳勝、吳廣起義，秦朝把這樁有益的大買賣做成了一樁極端有害的虧本生意。有人認為，對於中國來說，大運河遠比長城更重要，大運河連通了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溝通了兩個一直疏離的文明體系。然而隋煬帝慾壑難填，其樓船過處，民怨沸騰，最終有益的花只結出有害的果，隋王朝因此土崩瓦解，這絕對是隋煬帝楊廣始料未及的。

有益和有害彷彿是骰子中的大和小，扔在賭桌上，一忽兒為大，一忽而為小，賭大的人輸了，賭小的人就贏，反之亦然。單說長城，讓秦朝的老百姓選，他們會樂意去修建嗎？會願意為了修建它而變成戍卒，變成刑徒，變成枯骨嗎？當然是不樂也不願，就算你能穿越時光隧道，告訴他們這座萬里長城將來會變成世界奇蹟，他們也仍然會大搖其腦袋瓜，甚至瞋目欲裂，跟你急，揍你個七葷八素。大運河當然也是這樣，你可別拿它去招惹隋朝的老百姓，告訴他們大運河千好萬好。異代不同時，今人得利受益之後，還能設身處地為古人著想為古人傷悲的仁者恐怕不會很多吧。

古代文人不乏矯枉過正者，他們唱出的調調是：「不做無益之事，曷遣有涯之生？」這一派的文人奉莊子為祖師爺，他們痛恨黑暗的現實，兼濟天下的活計輪不到他們去干，獨善其身的活計他們幹起來又沒情沒緒的，於是「竹林七賢」除開清談，服五石散（當時士大夫趨之若鶩的易成癮毒品），陶醉於醇酒和婦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過一輩子（這樣過活仍有風險，嵇康「薄周孔而非湯武」，腦袋就搬了家）。莊子主張「無用乃為大用」（在他看來，做臭椿和曳尾於泥途的野龜是大幸事），依此替換，公式又何嘗不可以是「無益乃為大益」呢？逆向顛倒地思索一番，就不難明白：為何一些有益的事會變成有害，一些有害的事又會變成有益。歷史是粗線條的，無數人用自己的生命支撐著這條冰冷的規律，他們都被忽略不計了。你說是悲哀就是悲哀，你說是應該就是應該。唯有人文精神才會讓你驚奇地發現自己居然還有慈悲心腸，還能分辨有益和有害之間微妙的嬗替和轉換，而不是甩出鈔票購買門票，登上萬里長城，拍攝一堆照片，就逢人誇耀自己是好漢了。

在中國，何時何地又缺少過這樣或那樣的「好漢」？缺少的是真正參透事理的明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