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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心武「紅學」之疑【鄭鐵生】

目錄序言一序言二一、尊重他人是學術批評的基本原則二、我們需要的是理性批評三、與劉心武先生爭鳴的意義第一章 劉心武「紅學」熱熱從何來一、劉心武現象寓示了學術研究向大眾文化的轉型二、劉心武「揭紅」使名著變了味兒三、「平民紅學」背後的個人學術情結第二章 紅學史上的「秦可卿之爭」一、胡適、顧頡剛、俞平伯的學術通信,引發了關於「秦可卿之死」的考證二、秦可卿在《紅樓夢》中究竟是一個什幺、樣的形像三、劉心武摘取隻言片語,形成所謂「秦可卿原型」 第三章 劉心武「秦學」的可卿之疑一、被劉心武稱為「野種」的她,在其故事新編里又成為皇族的公主二、可卿形象的基本表徵是溫柔俏麗,善解人意,但並未披露更豐富的性格內涵三、所謂「棺木」等事只與賈府權勢有關,與可卿出身並無太大聯繫第四章 劉心武「秦學」的賈珍真相一、「造釁開端實在寧」,賈珍正是寧國府的敗家子二、劉心武「賈珍冒死收養皇帝政敵的遺孤」,是藉助想像探佚「曹雪芹的構思三、從發問「賈珍何罪之有」到否定《紅樓夢》敘事結構第五章 劉心武「秦學」的元春辨析一、劉心武筆下的賈元春已完全不同於《紅樓夢》中賈元春的形象二、文本中賈元春的形象只是一個過場人物三、曹雪芹關於賈元春的判詞和《恨無常》曲,對角色有非常明確的預言四、「元妃省親」素材源於「康熙南巡」,並與『曹家接駕康熙帝的歷史契合第六章 第十八回至五十三回寫的是什麼一、文學作品中寫實與虛構,都是為了烘托環境和刻畫人物,而不能以此證實具體的歷史年代二、《紅樓夢》第十八回至五十三回反映寶黛釵愛情悲劇與王熙鳳的機關算盡反誤卿卿性命三、從《劉心武揭秘(紅樓夢)》中捕捉不到文本敘事的整體印象第七章 第五十四回至六十九回寫了哪年的事一、《紅樓夢》第五十四回至六十九回不是「乾隆二年的事情」 二、第五十四回至六十九回寫的是什麼內容三、劉心武先生的觀點與《紅樓夢》文本完全背離第八章 第七十回至八十回是「乾隆三年」嗎? 一、劉心武關於「第七十回到第八十舊,寫的就是乾隆三年的事」缺乏理據二、《紅樓夢》第七十回至八十回的敘事內容是什麼三、對劉心武先生的說法也要辯證分析和看待第九章 曹雪芹家族的沉與浮一、史學不是靠「悟」,而是靠「證據」二、曹雪芹家族的五代人三、雍正上台與曹家的敗落第十章 乾隆初年曹家是否有過中興一、「以賈證曹」,「以曹證賈」將觀眾或讀者引入一個極大的誤區二、曹家在乾隆朝是否中興過呢?三、曹家敗落的主要原因四、《紅樓夢》文本是如何反映賈府由盛而衰的過程的第十一章 劉心武對周汝昌的承繼與發揚一、劉心武對周汝昌考證觀點的進一步發揮二、劉心武對周汝昌探佚成果的全面接受三、對劉心武承繼下來的學術觀點的再評價四、劉心武的考證和探佚其實更有誘惑力第十二章 關於「原型」與「虛構」的對話一、關於「自敘性、自傳性」小說與「生活原型」二、關於「原型」與「虛構」之間的關係三、「生活原型」其實是沒有生命的生活實錄序言一【中國紅樓夢學會會長 張慶善】   在我準備為鄭鐵生先生的新作《劉心武「紅學」之疑》寫序時,手頭正好有一本《劉心武揭秘〈紅樓夢〉》的第二部,看到這本印刷精美的書的封面上的兩行字,我有些猶豫了,這兩行醒目的字是:  劉心武:討論《紅樓夢》請不要以專家身份壓人  劉心武:上央視是我決不放棄的公民權利  看到這樣的「宣言」,我很震驚也迷惑不解。我不知劉先生此話從何而來,對誰而發?有誰能以「專家身份」壓劉心武這位知名作家,有誰有那麼大的本事能剝奪劉心武上央視的權利!有這樣的事嗎?在一部發表自己「秦學」的書上,卻赫然寫上如此與「學」毫無關聯的話語,不知是什麼意思。在這樣的「宣言」面前,你還敢與劉心武先生討論問題嗎?你還敢提出不同意見嗎?所以我真的猶豫了。討論《紅樓夢》,討論劉心武先生的「秦學」,這原本是學術範疇的事,如今劉心武先生竟扯上了「壓人」,甚至要捍衛「公民權利」,這樣的討論還有什麼學術意義?當然,「壓人」的事是根本不存在的。據我所知,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劉心武先生提出他的「秦學」觀點以來,十幾年了,紅學界並沒有人對他的觀點提出任何批評。2005年4月2日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開始播出劉心武的「揭秘」後,半年多的時間裡也沒有一位紅學家對劉心武先生的「秦學」提出什麼批評,劉先生何嘗受到了「壓制」?他在中國最高的最有影響的媒體——中央電視台上大講他的「秦學」,而且一講就是10講、20講;他的書在國家級的出版社出版,而且一出就是10萬、20萬冊;他如今受到各種媒體的高度關注,其知名度甚至超過了他發表小說《班主任》的時候。請問,在當今的中國有幾個學者教授能得到如此高的待遇?既然劉心武先生已經在公開的媒體上發表了自己的觀點,無論是平民百姓還是專家學者都有權利提出不同的意見,都可以進行批評。討論學術問題大家都是平等的。劉心武先生不應該拒絕批評,動輒把正常的學術批評說成是「以專家身份壓人」,不是一種正確的和正常的心態。說到上不上央視,那是中央電視台與劉心武先生之間的事,不要說一個普通的專家學者,就是中國紅樓夢學會也無權干涉。至於放棄還是不放棄,那真是個人的公民權利,大可不必寫在書的封面上,因為這不利於開展正常的學術討論。  在各種新聞媒體的炒作下,劉心武先生的「揭秘」《紅樓夢》引發的討論竟成了「2005年度中國十大學術熱點」評選的熱門候選項目,甚至有人把它與「超級女生」的轟動相媲美。但這種「熱」似乎與真正意義上的學術沒有多少關係。人們似乎對劉心武先生揭秘出的離奇故事、劉心武先生「開創」的「平民紅學」以及如何打破紅學「壟斷」更感興趣,而忽略了紅學家們對劉心武「秦學」批評的學術意義。劉心武先生是「平民紅學家」嗎?當然不是,他並不具備「平民」的身份,一位曾擔任過重要領導職務的知名作家,給自己戴上「平民」的頭銜,未免不太合適。紅學就是紅學,學術就是學術,怎麼還能有「平民」與「貴族」的區別。搞學術研究與身份沒有關係。說紅學「壟斷」更是不符合事實。看看圍繞「秦學」的熱烈討論,看看劉心武先生在中央電視台的演講和他的書一本一本的出版的事實,「壟斷」的說法顯然是站不住腳的。至於說「圍毆」劉心武,同樣不符合事實,到目前為止也僅有三五位紅學家發表了批評劉心武的意見,這比起「挺劉」的龐大陣容,你還能說紅學家「圍毆」嗎?我們是否應該擯棄這些非學術的炒作,把討論放在學術的範圍內,認真地研究研究劉先生的「秦學」。我們是否應該提出這樣的問題:劉心武先生說秦可卿是廢太子的女兒有根據嗎?研究《紅樓夢》中的一個人物秦可卿能成為一門「學」嗎?《紅樓夢》是一部小說還是曹雪芹的自傳或是一部隱去的「秘史」?我們應該怎樣解讀《紅樓夢》?我們應該用什麼樣的態度來對待中華民族引之為驕傲的偉大文學名著?我以為這樣的討論才有學術上的意義。  一些人對幾位紅學家的批評文字頗有微詞。其實紅學家們對劉心武先生的批評概括地說只有兩點:(1)指出劉心武說秦可卿出身不寒微,是康熙的廢太子的女兒毫無根據,是杜撰,劉心武的「秦學」是新索隱;(2)呼籲做學術研究要遵守學術規範,指出劉心武先生的「秦學」沒有遵守起碼的學術規範,存在生編硬造、歪曲文本、牽強附會等嚴重的學風問題。紅學家們的批評對嗎?應該不應該?回答是肯定的。  劉心武先生的「秦學」是新索隱,他自稱是「探佚學中考證派」,但遺憾的是劉先生無論是「探佚」還是所謂的「考證」,他都拿不出一條資料和證據。「秦學」一個最基本的論點就是——秦可卿這個人物的生活原型是康熙朝的廢太子的女兒,而歷史上根本就沒有這麼一個人,廢太子根本就沒有這麼一個女兒,這完全是劉心武先生杜撰出來的人物。那麼,建立在這個基點之上的「秦學」還能靠得住嗎?用索隱的方法解讀《紅樓夢》並不是劉心武的創造,是古已有之。清末民初的王夢元和沈瓶庵在《紅樓夢索隱》一書中說,《紅樓夢》寫的是清世祖順治與董鄂妃的故事;大教育家蔡元培在《石頭記索隱》中則說,《紅樓夢》是清康熙朝政治小說,書中本事在吊清之亡,揭清之實;自清末以來,索隱的觀點代有人出,說法五花八門。前幾年有一本《紅樓解夢》乾脆說,《紅樓夢》寫的是曹雪芹和他的情人竺香玉謀殺雍正的事,其故事之離奇毫不遜色於劉心武的「秦可卿之死」。索隱派的根本失誤在於他們根本不把《紅樓夢》當作文學作品來讀,而是牽強附會地索隱書中的微言大義,什麼拆字、比附等等手法都拿來用,完全是主觀的臆測。從這一點來說新舊索隱派都是一樣的。他們的區別在於,舊索隱派雖然牽強附會,但他們索隱的人和事歷史上都有,只是與《紅樓夢》毫無關係。而新索隱則沒有任何的材料,完全是猜測和編造。劉心武先生的「秦學」正是這樣。這樣來解讀《紅樓夢》能行嗎?劉心武的「秦學」主要來自於周汝昌先生的自傳說,進而大加發揮,是在自傳說基礎上的索隱。在劉心武的解讀下,《紅樓夢》中充滿了陰謀、兩個司令部的鬥爭,乃至亂倫。把《紅樓夢》解讀成了這樣真是令人擔憂。《紅樓夢》是小說,是偉大的文學作品,《紅樓夢》不是「紅樓秘史」或「清宮秘史」。把《紅樓夢》這樣偉大的文學作品解讀成了「秘史」,並不能提高它的思想藝術價值,只會貶低《紅樓夢》。我們只有把《紅樓夢》當作文學作品來讀,才能挖掘出它的偉大價值,才能感受到它的深邃思想內涵和迷人的藝術魅力。  做學術研究要遵守學術規範,這是紅學家們在與劉心武先生討論時講的最多的一句話。學術規範不是哪一個學會或者哪一個人制訂的,這是在長期的學術研究歷程中形成的學術準則,是每一個治學的人必須遵守的,是一種自律的學術行為。什麼是學術規範,簡單的說就是實事求是。胡適先生說:「科學的方法,說來其實很簡單,只不過"尊重事實,尊重證據』。」(見《胡適文存》第3集第2卷《治學的方法與材料》)又說:「有幾份證據,說幾份話。有一份證據只可說一份話。有三份證據,然後可說三份話。治史者可以作大膽的假設,然而決不可以作無證據的概論也」。(見羅爾綱《師門辱教記》,1944年6月桂林建設書店出版)梁啟超先生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講到學風問題更是列了十條之多,第一條就是「凡立一義,必憑證據。無證據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擯。」遺憾的是創建了「秦學」的劉心武先生並沒有遵守這些學術準則。立一義尚要「必憑證據」,而立一「學」沒有一點證據怎麼行?提出這樣的要求決不是苛求和為難劉先生,而是任何一個治學的人都必須這樣做。這些年來,鑒於學術界存在的學風不正的嚴重情況,許多著名的學者一再呼籲要堅持學術規範,每一個正直而有學術良知的學者,都不會容忍無根無據的亂說。對不講學術規範的行為的批評是應該的必須的。劉先生表示決不放棄上央視的公民權利,但當你站在「百家講壇」上面對著成千上萬觀眾發表你的學術觀點的時候,是否應該表現出嚴謹的治學態度,是否應該有一種責任感。任何學術問題都可以自由討論,學術爭鳴是推動學術發展的動力,但學術研討應該而必須堅持學術規範,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的學術環境不受污染,才能使學術健康地發展。  藉此機會我還想澄清一個事實:中國紅樓夢學會不是什麼「官方」,它既不是文化藝術的行政主管部門,也不是劉心武先生所在的中國作家協會那樣的組織,它只是一個鬆散的民間學術團體。中國紅樓夢學會的會員中,有研究員、教授,也有青年學生、工人、農民,學會只是為《紅樓夢》研究者和愛好者服務。因此這樣的學術組織不可能也不會去「壟斷」紅學,也「壟斷」不了。《劉心武揭秘〈紅樓夢〉》的出版和劉心武先生在中央電視台演講都證明了所謂的「壟斷」是不存在的。  《紅樓夢》是中國最偉大的文學作品,是一座裝滿寶藏的藝術宮殿。研究《紅樓夢》的終極目的是要真正認識它的思想、藝術和文化價值。紅學的發展歷程早就證明索隱的方法不可能正確地解讀《紅樓夢》,那確實是一條走不通的路。鄭鐵生先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學者,對中國古典小說深有研究,我相信大家讀了他的這本書後,一定會對劉心武先生的「秦學」有一個正確的看法,對如何解讀《紅樓夢》有進一步的認識。  2005年12月24日夜 序言二【鄭鐵生】    有朋友知道我要寫與劉心武爭鳴的文章,便勸我說:「劉心武是名作家,他能上中央電視台講《紅樓夢》,你何必要得罪人,引火燒身呢。」  「學術爭鳴,是善意的。」我回答。  「誰還管你善意不善意,只要你一批評人家,就得罪人。」  「蜜房各自開戶牖,蟻穴或夢封侯王。」(黃庭堅)學術界確有不好的風氣,只要學術觀點不同,便會演化成人際關係無原則的糾紛。朋友的勸說很現實,可我讀了《劉心武揭秘〈紅樓夢〉》和《紅樓望月》,越讀越覺得大有爭鳴的必要。因為只有爭鳴,才能促進學術的向前發展。誠如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所言:  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則其「思」必有相當之價值,而又適合於其時代之要求者也。凡「時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時代,必文化昂進之時代也。其在我國,自秦以後,確能成為時代思潮者,則漢之經學,隋唐之佛學,宋及明之理學,清之考證學,四者而已。   從中國學術發展史來看,每一個學術繁榮的時代,都是學術批評活躍的時代。先秦的諸子百家爭鳴、漢代經學的論爭、隋唐佛學的判教創宗、宋代理學內部的辯論……直到近代中西文化的碰撞。可見學術批評的水平正是學術水平的直接體現,是學術思想創新不可或缺的必要環節。  一、尊重他人是學術批評的基本原則  《紅樓夢》問世二百四十多年來,與政治風雲舒捲變幻,同文化思想潮漲潮落,從來沒有停止過爭鳴,評論之多,派別之複雜,爭論之激烈,在中國學術史上是罕見的。每一次紅學論爭,其結果:「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紅學研究得以發展了。所以問題不在於要不要學術批評、學術爭鳴,而在於我們應當恪守什麼樣的學術規範和學術道德。  學術批評、百家爭鳴最基本的原則是尊重他人,尊重他人的創造勞動和學術成果。無論是批評者還是被批評者都應當恪守這一學術原則。絕不能擺出一副真理在手,置對方於死地的架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更不能拉幫結派,以親疏為線,正像魯迅先生批評的「不是舉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還有的以調侃謾罵的口吻恣意批評,缺乏深入嚴謹的文學分析,缺少切中肯綮的事實論證,常常攻其一點不及其餘,語出驚人,故弄玄虛。同理,被批評者也不能一觸三跳,意氣用事,反唇相譏,把本來正常的爭鳴或學術批評,變成了人際關係的惡化。一句話:尊重人是最基本的學養。  從劉心武先生著作中的表述,可以看出他是很尊重不同觀點的,他說:「我也一直提醒自己:一、千萬不能以為真理就只在自己手中;二、千萬要尊重別人的研究成果;三、廣采博取,從善如流,歡迎批評,不斷改進。」他還謙虛地說:「我在中國只是一個非專業的《紅樓夢》研究者,我的"紅學』論著更僅是一家之言。」 他說的這些話很真誠,顯示出其應有的風度。  有學養,懂道理,是學術爭鳴的前提。  爭鳴首先要尊重他人,理解他人。  陳寅恪先生在馮友蘭著《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中提出,批評學術,應具有「了解之同情」,明了作者「所處之環境,所受之背景」,用「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了解作者,欣賞作者,在精神上設身處地和作者「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在客觀如實、實事求是的認識基礎上,進行學術批評,「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 陳先生的說法,很形象地概括了尊重他人,尊重他人的創造勞動和學術成果的原則。劉心武先生對此頗有同感,他說:「我歡迎批評,但希望批評者一定先要讀過我的"秦學』著作再來發言,現在有的批評者似乎很權威,但他顯然並沒有看過我的有關著作,我覺得這是一種"學閥』作風。」 不管你是否贊同他人的觀點,都要讀懂他人的著作以後再來發言,這是起碼的做法。劉心武先生的紅學著作大致可以分為三種類型:一是「秦學」;二是「紅學」研究的隨筆;三是學術小說。第三類從嚴格意義上講屬於文學創作,不屬於我們爭鳴的範圍。「秦學」是我同劉心武先生爭鳴的主要內容,後面將設專章討論。「秦學」而外,他的「紅學」隨筆還很有見地。  從一位作家的審美視覺出發,劉心武先生一邊向《紅樓夢》學習曹雪芹的創作經驗,去豐富和提升他的小說創作的水準,一邊隨手寫點研究性文字。這是他不同於一般學者研究《紅樓夢》的地方,也是搞創作的人的優長。近幾十年來,有許多作家專門寫出談《紅樓夢》的著作,像徐遲、王蒙、李國文等,他們的著作章法靈活,言語俊俏,常常能著眼他人不曾留意的細節,稍加點撥,意趣橫生。劉心武先生在同網友聊天時談體會:「我研究《紅樓夢》,……獲得的最好的營養就是對那些別人忽略的小人物的關愛。」⑤又說:「賈寶玉他所關注的是青春短暫的花朵般的女性無可奈何的命運。」他以作家的感悟能力對賈寶玉性格結構中積極的肯定的素質,三言兩語就點透了。《賈珍尤氏的夫妻生活》這一篇寫得很出色。每個人就是一個獨特的世界,都是一個有機的系統。不管性格多麼複雜,都有潛意識下原始本能的一面,有意識提升精神品味的一面,從而構成所謂"靈與肉』的矛盾。賈珍之流是有錢有閑的貴族,出則與妻妹染指,入則同兒媳爬灰,這不僅僅是傳統道德評判的 「淫亂」,而且是他們的一種特定生活方式。納妾是中國古代「一夫一妻制」婚姻家庭的合法補充,是一種妻妾有別的禮制。嫖娼是男性社會的必然反映,是市俗之欲在商品經濟下的泛濫。正如賈蓉所概括的「從古至今,連漢朝和唐朝,人還說"臟唐臭漢』,何況咱們這宗人家!誰家沒風流事?」因而,這樣的敘事內容就具有了深刻的社會文化的意蘊。整個封建社會就是男人文化,封建禮制從根本上就決定了男女之間的不平等。  再如他談曹雪芹的美學思想:「曹雪芹他的偉大之處就在於他超越了政治,超越了家族苦難,也超越了個人得失,進入到了一種最了不起的對人的生存、對人性進行深入思考的境界。我認為他在第二回中借賈雨村之口所說的"正邪兩賦相激論』透露出了他的初衷,他就是要為那些被正方和邪方都忽視的個體生命樹碑立傳,從中表達出對個體生命有權力過一種詩意生活的無限肯定。」這些在網站同大家交流時隨口而出的見解,那麼深邃,又那麼靈氣,充滿了審美意味的哲思,表達了他獨到的見解。  「紅學」隨筆,對《紅樓夢》的物件和掌故,如「臘油凍佛手」、「羊角燈」、「煙畫」; 「齊紈」、「熱車」……的來龍去脈說得十分細緻,成為他研究《紅樓夢》中的一個不可忽視的組成部分。比如「曲柄七鳳黃金傘」講的是皇宮儀仗里的一種傘,康熙雍正朝的時候,傘把都是直柄的,而到了乾隆朝開始變為曲柄。雖然細小,但可以看出他研究的深入和細微。何況類似這樣信手拈來的解說,對於今天的讀者,不僅豐富了知識,還頗有趣味。 我之所以舉上述的例子,是想說明劉心武先生研究紅學的確是下了功夫,讀了許多書。假如說爭鳴的對方有一桶水,那麼你就得掂量掂量自己是否也有一桶水,爭鳴的過程也是提升自己、完善自己的過程。儘管作家審美視角與學者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只要是學術研究,就為爭鳴鋪墊了好的前提。  二、我們需要的是理性批評  理性原則是學術批評的規範。也就是說理性的學術批評,不是針對個人的。它不去批判堅持某一理論的個人,只批判理論本身;批評該思想理論形成的歷史背景、思想淵源;批評作者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批評其學術思想對該領域和社會的影響等。我在1998年曾發表過一篇評論紅學家胡文彬的論文,其中特別寫了一節關於學術爭鳴的問題,對今天我們紅學界的學術批評仍是有意義的。摘引如下:  紅學界的 「霸氣」主義早已引起許多人的不滿,胡先生指出:他們「只准別人附和,不準另有異議,缺乏學術上的民主作風,大搞紅學界內的"霸氣』主義,結果是誰也壓服不了誰。相反擴大了矛盾,加深了隔閡,從學術之爭發展到不正常的人事之爭。還有的人為了建立自己的權威,橫掃一切,全盤否定別人的研究成果,以為自己最革命最正確。凡此種種由來已久,至今尚有餘風。」歷史上像這樣「風」颳得最典型的莫過北宋古文運動後期。王安石當政廢除詩賦取士而改試經義,並把自己主持編寫的《三經新義》,以及他那部《字說》作為學校教材,致使文壇一度沉寂冷落。蘇東坡繼承歐陽修為端正文風而鬥爭的傳統,對王氏新學的危害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尖銳的批評。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蘇東坡為匡正文風,敢於力排時俗,直言相爭,但並不由此貶低王安石,反而明確指出:「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王安石也並沒有因蘇東坡的批評而引起彼此之間意見抵牾,而構怨積恨,導致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惡化。相反,在蘇東坡落難時,愛才心切,胸無芥蒂,出於公心,相助於危。而當王安石罷相後,蘇東坡路過江寧,拜訪王安石,兩人聚會金陵,同游蔣山,留連累日,唱和詩文,傾注友情。古代有蘇東坡、王安石如此高尚的人品,近代有蔡元培和胡適的紅學相爭,但彼此推崇,共創新文化。從古至今學術之爭是必然的,但講究人品的高尚則是一貫的。所以紅學界特別應當「提倡理解和寬容,對人要理解、要寬容,對學術也應該如此。」這是胡先生在其著作中多次講述此問題的期盼吧。⑥  回顧八十年前蔡元培和胡適的紅學論爭,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上一個極具象徵意義的標誌性事件。除了學術見解不同之外,他們執著於學術探討,營造爭鳴的友好氛圍,體現崇高的學者風範,都實在令人讚賞和欽佩。不能不從他們身上汲取精神的素養、學習他們理性的範式、追崇他們為人的道德。  (一)學術觀點的分歧  1917年1月辛亥革命元老、著名學者和教育家蔡元培到北京大學任校長。胡適於1917年9月到北京大學任教授。胡適在北大,頗為蔡元培所倚重。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冊)殺青後,蔡元培親自為其作序,並推薦到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這部書的出版為胡適在中國學術界贏得了聲譽。他們兩人的交往更為密切,除經常見面外,還不斷書信往來,彼此關照,結下了深厚的友誼。蔡元培對《紅樓夢》研究非常認真。《石頭記索隱》一書,雖然不算太長,只有四萬多字,但他卻花費了很多時間和精力,是一部傾注心血的結晶。1917年9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單行本。是民國初年風行一時的一本「索隱」性質的紅學著作。  《石頭記索隱》提出:《紅樓夢》為「清康熙朝政治小說」,「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他把小說中的人物與情節同清朝的人物、事件一一比附,如以賈寶玉影射胤礽,林黛玉影射朱彝尊,薛寶釵影射高士奇,探春影射徐乾學,王熙鳳影射余國柱,史湘雲影射陳維崧,劉姥姥影射湯斌(潛庵),等等。此外,他還將其索隱派研究上升到理論層面,總結出了一套索隱的方法,即他本人所說的「知其所寄託之人物,可用三法推求:一、品性相類者;二、軼事有徵者;三、姓名相關者」⑦。經過這種索隱法梳理之後,正如蔡氏本人所言:「一切怡紅快綠之文,春恨秋悲之跡,皆作二百年前之因話錄、舊聞記讀可也。」  針對蔡元培《石頭記索隱》的觀點,1921年3月27日胡適寫成《紅樓夢考證》, 文章寫成後,他還親自送給蔡元培,聽取意見。《紅樓夢考證》批評蔡元培等人的「索隱紅學」 「走錯了道路」,是「絕無道理的附會」,是猜「笨謎」,「完全是主觀的,任意的,最靠不住的,最無益的」。胡適說:「蔡先生這部書的方法是:每舉一人,必先舉他的事實,然後引《紅樓夢》中情節來配合。我這篇文里,篇幅有限,不能表示他的引書之多和用心之勤:這是我很抱歉的。但我總覺得蔡先生這麼多的心力都是白白的浪費了,因為我總覺得他這部書到底還只是一種很牽強的附會。」⑧  胡適發表《紅樓夢考證》時,校長蔡元培正在國外考察教育。蔡元培將如何對待胡適的批評,是胡適和許多學人關注的事情。1921年9月,蔡元培回到北大,胡適將刊有《紅樓夢考證》的亞東版《紅樓夢》送了一部給蔡元培。蔡元培複信說:  《考證》已讀過。所考曹雪芹家世及高蘭墅軼事等,甚佩。然於索引(隱)一派,概以「附會」二字抹煞之,弟尚未能贊同。弟以為此派之謹嚴者,必與先生所用之考證法並行不悖。稍緩當詳寫奉告。⑨  1922年1月30日蔡元培寫出《〈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對於胡適之先生〈紅樓夢考證〉之商榷》, 同樣,蔡元培也將自己的文章送給胡適聽取意見,在給胡適的信中寫道:「承索《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奉上,請指正。」⑩  (二)學者的風範  蔡元培和胡適二人辯論內容本身存在著分歧,學術觀點針鋒相對,互不相讓,我們姑且不論,僅就雙方的態度和方式是在平等友善、隨時溝通的氣氛中進行,不失學者的風範,就令人欽佩不已。  胡適在《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榷》一文中,曾引用亞里士多德的一段話來表明自己論辯時的態度和立場:  討論這個學說(指柏拉圖的《名象論》)使我們感覺一種不愉快,因為主張這個學說的人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既是愛智慧的人,為維持真理起見,就是不得已把我們自己的主張推翻了,也是應該的。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們心愛的東西,我們就不得不愛真理過於愛朋友了。 我把這個態度期望一切人,尤其期望我所最敬愛的蔡先生。  在兩人論爭期間,蔡元培幫胡適借到了其久尋不遇的《四松堂集》刻本,為胡適解決了有關曹雪芹生平的一些問題。胡適為此很是興奮。胡適的《跋〈紅樓夢考證〉(一)》,就是根據《四松堂集》對《紅樓夢考證》所作的補充與訂正,又寫出《紅樓夢考證》(改定稿)。文章末尾,胡適對蔡元培為他提供《四松堂集》特意表示了謝意:  我在四月十九日得著這部《四松堂集》的稿本。隔了兩天,蔡孑民先生又送來一部《四松堂集》的刻本,是他託人向晚晴簃詩社裡借來的。……蔡先生對於此書的熱心,是我很感謝的。最有趣的是蔡先生借得刻本之日,差不多正是我得著底本之日。我尋此書近一年多了,忽然三日之內兩個本子一齊到我手裡!這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了。  不僅如此,蔡元培還對考證派另一位主要人物俞平伯的著作表示欣賞:「閱俞平伯所作《紅樓夢辨》,論高鶚續書依據及於戚本中求出百十一本,甚善。」同樣,胡適也把《雪橋詩話》借給蔡元培,讓他了解其中所載曹雪芹情況。兩人的這種雅量和胸懷是後世許多學人無法企及的,堪稱學者的風範。  胡適晚年在回顧這場爭論時曾頗有感慨地說:「當年蔡先生的《紅樓夢索隱》,我曾說了許多批評的話。那時蔡先生當校長,我當教授,但他並不生氣,他有這種雅量。」蔡元培晚年回憶自己在北京大學的往事經歷時,總愛提及胡適,顯然他將引進胡適視為自己發現人才而自豪。  (三)辯論的成果  批評和論爭是發展學術的必要方式。學術上的是與非,是在學者們的研討、爭論中才能辨清的。經過胡、蔡之間的論爭,「索隱紅學」很快在讀書人心目中失去了吸引力,失去了學術地位。胡適把《紅樓夢》研究納入考證的道路,賦予紅學考證以特殊的對象、範圍和方法,並逐漸形成紅學史上影響最大、實力最雄厚的學派。他提出新的研究方法,建立新的學術規範,為一門學科打開了局面,有力地推動了紅學研究。1964年8月毛澤東同哲學工作者談話時說:「蔡元培對《紅樓夢》的觀點是不對的,胡適的看法比較對一點。」毛澤東的這個評語是客觀的。  學術界普遍把《紅樓夢考證》視為「新紅學」的開山之作。截至今日,胡適考證《紅樓夢》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的論斷,雖經百年時光的衝擊、洗刷,依然是站得住的,有著里程碑的性質。從此新紅學考證派為研究《紅樓夢》提供了一個基本的前提和基礎,其後的研究多是以此為起點進行的。  三、與劉心武先生爭鳴的意義  我與劉心武先生爭鳴,其意義首先在學術探討,彼此補益,促進研究。  劉心武先生說:「我個人的研究方法,屬於探佚學當中的考證派,我考證的思路,就是原型研究,所以我現在進行這些考證,我覺得不好笑,因為脂硯齋鼓勵了我,脂硯齋就說了,"大有考證』。」  何謂探佚學呢?  姚奠中先生1981年在為梁歸智的《石頭記探佚》所作的序文中說:  他所用的論據:一是原著未佚部分中的伏筆、隱喻、暗示和文章發展的必然趨勢;二是……「脂批」。從今天看,兩者都是第一手材料。但是這一工作,卻仍十分困難。因為伏筆、隱喻之屬,需要猜,猜,就難保證十分準確;而脂批既零碎,又有相互矛盾之處,要分析、辨別,才能用來印證。……但由於資料有限,而明確的資料更少,這就使得有些結論,猜測推論佔了很大比重,不能使人滿足。在這裡,其意義便只限於提出問題,給出可能的設想……  姚先生說得很中肯,探佚學作為一種學術研究範式,不僅先天不足,而且有一個界限。在界限之內,是探索曹雪芹創作思想的研究;超越這一界限,就容易滑進索隱的泥坑。探佚學只能止步於某些片斷的探索上。而實際上這個界限很難把握,操作起來往往是「以賈證曹」與「以曹證賈」同時進行,交錯使用,連環互動。以致當今考證與索隱合流,其實二者早就有扯不斷的聯繫。對此表述最為簡潔醒豁、深刻全面的,還是新紅學創始人之一的俞平伯在《索隱與自傳說閑評》中講過的一段話:「索隱派憑虛,求工於猜謎;自傳說務實,得力於考證……索隱、自傳殊途,其視本書為歷史資料則正相同,只蔡視同政治的野史,胡看作一姓家乘耳。」  劉心武先生的「秦學」正是這樣做的,他說:「《紅樓夢》因其傳稿的不完整與其作者身世之撲朔迷離,給我們留下了刻骨的遺憾,也使我們在"花開易見落難尋』的惆悵中,產生出永難抑制窮盡的"尋落』激情,我們不斷地猜謎,在猜謎中又不斷派生出新謎,也許,《紅樓夢》的偉大正在於此——它給我們提供了幾近於無限的探究空間,世世代代地考驗、提升著我們的審美能力!」所以,蔡義江先生認為劉心武的研究可稱為新索隱派。這是我們同劉心武先生之間的分歧之一。  其次,劉心武先生的「秦學」研究是當今多元文化格局在紅學中的反映,所謂「平民紅學」這個提法儘管不準確,但它向從事傳統文化中精英文化的「專業人士」發起一場挑戰。這種文化現象說明:無論是中國古代的舊經典,還是現代以來形成的新經典,抑或是外來的洋經典,都面臨著一個空前強大的對手的挑戰,這就是大眾文化。胡文彬先生在最近的一次學術講座中指出:「紅學家們應該從劉心武的現象中看到,在普及《紅樓夢》方面,紅學家還做得不夠。為什麼劉心武的講座很受歡迎,那就是大眾在對《紅樓夢》知識的了解上還是有很多需求的。」又說,「研究者不應該只做學術,還應該想想怎麼把學術的東西簡單化,讓更多的大眾了解紅學。」   劉心武文化現象的確值得我們思考,其講授的內容所帶來的隱性的負面影響,常常不會為大眾群體所識別。所謂的「秦學」是經過多次的漸變而生成的,追溯其胎記,可以找到胡適「自傳說」的胎痕,經周汝昌推向極至,又經過變構,及延至劉心武開創「秦學」。八十年光陰,潮漲潮落,輪番轉換。恰如「文化人類學之父」泰勒在肯定了文化的「道路是向前的」的同時也指出:「人類的思想和氣質的全部廣泛的歷史領域證明……文化是以活生生的形態流傳於世界的。它有時阻滯和停留在途中,它常常偏入歧途,這歧途把疲憊的它引向後退 ,引向它久遠以前走過的地方」。他的話恰恰擊中「秦學」的要害,「秦學」的問題集中表現在:  (一)劉心武的「秦學」是新索隱派「紅學」,但它比同類型的索隱派對廣大觀眾有更大的誤導作用,是因為他將索隱、探佚故事化,以文學的感染力打動讀者或觀眾。  (二)「秦學」與曹家本事合流,使廣大觀眾更加信以為真,以為是在還原「曹雪芹的構思」。因為廣大觀眾畢竟不是學者,他們分不清什麼是真,什麼是假。何況又是名作家說的。  (三)「秦學」解構了《紅樓夢》的精神、意蘊和哲思,卻以電視講座這一大眾化的消費形式去推廣,以猜謎這種通俗的民間方式表達,頗受觀眾的歡迎。在悄悄而不為人所注意地向觀眾偷換《紅樓夢》真正的審美價值。我將分章加以闡釋,以期與劉心武先生互相切磋,碰撞出真理的火花。  最後,我認為同劉心武先生爭鳴的過程,也是清理我的學術思想、錘鍊我的思辨能力、提升我的寫作水平的過程。第一章 劉心武「紅學」熱熱從何來   對待劉心武研究《紅樓夢》,提出「秦學」的觀點,國內的專家、學者看法不一,很多人都持這種看法:「劉心武的秦學,最近炒得很熱,其實根本不值一駁。他的要害,首先在無文獻版本的根據;其次是誤導觀眾。」但也有的學者指出:「劉心武現象是一種文化現象,應當好好研究。」這些話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深思。  新時期以來,紅學的爭論不可謂不多,而大多都囿於學術圈。像劉心武先生在中央電視台講《紅樓夢》能引起這麼大轟動效應,而且是在社會的基層、普通民眾中間,無論你贊同還是反對他的說法,都必須承認這股「紅學熱浪」是空前未有的,是在多元的文化格局中出現的一種文化現象。  對任何一種文化現象,都不能簡單地說好或說壞,更不能依據過去的成見或者直覺而做出判斷。應當充分了解它產生的時代背景和社會基礎,抓住它的特徵和本質,從而作出自己的判斷。從社會文化視覺來看,劉心武先生在央視講《紅樓夢》,從形式上實現了學術研究向大眾文化的轉型。這是「劉心武現象」的正面效應;但他藉助《紅樓夢》崇高的文化品味吸引了人們的眼球,用宮闈秘事猜謎偷換了《紅樓夢》的審美價值。這是「劉心武現象」的負面效應。從個人學術情結來看,這與他在研究《紅樓夢》過程中產生的意識、心理和情感都有十分密切的關係。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不是一下子就能說明白的。對此我們不妨先看看近期報刊雜誌、網路媒體的幾則報道。  報道之一:「劉心武揭秘《紅樓夢》」颳起了一股平民紅樓風(沈灃)  劉心武揭秘《紅樓夢》系列講座在CCTV-10「百家講壇」播出後,著實颳起了一股「平民紅樓風」。……  劉心武的「揭秘《紅樓夢》」系列講座在播出時聚集了超強的人氣,一時間男女老幼皆談「紅樓」。大批的熱心觀眾給「百家講壇」欄目組和劉心武寫信,要求節目重播,同時希望可以買到演講的文稿。……沒有想到的是,這樣一檔遠非黃金時段——有人調侃說是「鐵錫時間」,甚至說是「睡眠時間」,12時45分本來是許多人要開始午睡,重播的時間為0時10分,就更是許多人香夢沉酣的時刻了——的講述節目,竟然產生了極強烈的反響。  劉心武開闢了研究《紅樓夢》的全新渠道,打破了「紅學」為某些專業人士獨享的傳統觀念。「自己這回到CCTV-10講《紅樓夢》,算是獲得成功了么?說真的,我還沒自信到那個份上。但是,"另一部分人恨不得把你撕成兩半』的滋味,我確實是嘗到了一些,這對自己的心理承受力,應該是一種鍛煉。」①  報道之二:劉心武:研究《紅樓夢》向曹雪芹學習(摘抄)  田小沛(以下簡稱田):您的「揭秘《紅樓夢》」系列講座之所以能吸引這麼多的觀眾,我們覺得是因為有一種靈魂的東西蘊含其中,那就是「創作」。《劉心武揭秘〈紅樓夢〉》是否可以認為是您創作的延續?您能談談您的創作觀嗎?    劉心武(以下簡稱劉):我努力去體會曹雪芹的創作心理和寫作路數,從中汲取營養。我之所以對《紅樓夢》作原型研究,就是為了學習曹雪芹把生活真實升華為藝術真實的本事。曹雪芹教會我,要有政治傾向,但到頭來要超越政治;要尊重真實,但要會進入藝術想像;要有寬廣的人道情懷,但又不能迴避人性的詭譎……我對自己的作品,最珍愛的是《四牌樓》,這部長篇小說飽浸著《紅樓夢》的汁液。   田:我們有一種感覺,您並非是為著純粹的「娛情」而講《紅樓夢》的,您能否談一談您的《紅樓夢》學說與當下的社會人文風氣有沒有關聯?展開說,當下的「紅樓熱」有沒有社會學寓意?    劉:有的。在當下,尊重我們的母語,尊重我們本民族的文化傳統,尊重非急功近利的鑄造民族魂魄的細緻工程,尊重漸進式的社會改良,都可以從閱讀、分析《紅樓夢》入手,來加以推進。當然這只是一個方面,不同的人士還可以從許許多多另外的方面,來推進我們的社會進步。  ……    報道之三:劉心武為讀者簽名並認真回答讀者的問題(摘錄)   應觀眾強烈要求,劉心武揭秘《紅樓夢》系列講座正在央視《百家講壇》重播。而與此同時,同名圖書銷售勢頭也如「烈火烹油」,為央視節目錦上添花。昨天上午,劉心武現身北京圖書大廈,為新書《劉心武揭秘〈紅樓夢〉》做簽售活動。現場聚集了很多熱心的讀者,他們激動地告訴劉心武,因為看了他的講座而對《紅樓夢》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劉心武表示很欣慰:能讓《紅樓夢》的優美澤被普通民眾,這是為普及古典名著做了「功德」。   ……  簽售會現場,劉心武和讀者面對面地交流。對於讀者提出的問題耐心解答,分享他們閱讀《紅樓夢》的心得體會。看到這麼多普通人在自己的誘導下,紛紛走進《紅樓夢》博大精深的世界,讓一門正在被遺忘的「顯學」再度煥發榮光,劉心武興奮地說完成了一個心愿:我一直很希望能夠打破機構和「權威」的壟斷,解除老百姓對紅學高深莫測的觀念,親身去體會《紅樓夢》,真正體現其民族瑰寶的價值。他特別提到,現場有一大批年輕的讀者,他們因為聽了這個講座,產生了閱讀和探究《紅樓夢》的興趣,這是讓他尤為高興的事。  類似的報道還很多,就不一一摘抄了。不難看出無論是記者報道,還是劉心武先生本人的表述,都強調了一點:「平民紅學」。  我們先看一看劉心武先生對「平民紅學」的表述:  第一、「平民紅學」的提出,第一次在紅學研究史上明確地區分學術群體的社會性和階層性。號稱「平民紅學」,無疑是代表大眾文化中的流派或文化群體,有別於從事傳統文化中的「專業人士」、「機構」和「權威」。前者是民間,後者是專業。前者是下層;後者是上層。「劉心武開闢了研究《紅樓夢》的全新渠道,打破了"紅學』為某些專業人士獨享的傳統觀念。」「著實颳起了一股"平民紅樓風』」。  第二、「平民紅學」的出現,彷彿紅學研究今天才走向大眾,走向民間,走向基層。意味著過去「專業人士」、「機構」和「權威」長期佔據紅學文壇,專業與民間、上層與下層是「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有「一道藩籬」。正如劉心武先生所說的,「我覺得我為民間紅學拱開了一道藩籬,為平民紅學研究群體出了口悶氣。這說明,紅學研究不僅應該,而且已經逐步成為一個公眾共享的文化空間」。  第三、 「平民紅學」的出現,開始平分天下,佔據了自己的地盤。不僅打破了「機構」和「權威」的壟斷,而且「現在的態勢是: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民間紅學的水流旺起來,暢起來」。劉心武興奮地說完成了一個心愿:「我一直很希望能夠打破機構和"權威』的壟斷,解除老百姓對紅學高深莫測的觀念,親身去體會《紅樓夢》,真正體現其民族瑰寶的價值。」   從中國文學史考察,市民文學的興起,是以勾欄瓦肆的說講和演唱的出現為標誌的。它是伴隨宋代市民階層的形成而出現的,以詞曲、小說和戲劇形式為突出的特徵。自它興起之日,就顯露了勃勃的生命力和廣闊的發展前景,以下層民眾的喜聞樂見而與典雅的正統文學分庭抗禮,平分秋色。「五四」時代和「左聯」時期又倡導「平民文學」,而後被延安文藝提出的「大眾文學」所取代,直至今天通俗文藝的勃興也屬於大眾文學的範疇。「平民紅學」不具有特殊的社會階層和獨特的文學特徵,它只是將《紅樓夢》文本解讀的方式轉換為電視媒體形式,何況它的內容是中國文學的名著,不會因為傳播的形式而改變《紅樓夢》的文化品味和審美價值。我認為:劉心武先生提出的「平民紅學」是不可取的,不過「劉心武現象」卻值得認真研究。 一、劉心武現象寓示了學術研究向大眾文化的轉型   認識和評價一個文化現象不能孤立地看待它的言論和標榜,而應當把它放到產生和適應其勃興的歷史環境中去考察。劉心武現象是新時期文化格局發展和變化中的一個個案。它的出現既有現實的根據,又有歷史的淵源。絕不僅僅是有人歡呼,有人震驚,學術界批評之聲不絕於耳的偶然現象。  那麼到底「平民紅學」內容是什麼?「專業人士」、「機構和"權威』」又代表什麼?為什麼劉心武先生號稱自己是「平民紅學」?也許解讀這些問題正是分析「劉心武現象」的關鍵所在。  「古人不見今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文化是一條歷史的長河,生生不息,除有每個民族源頭活水注入之外,又受到周邊社會環境和自然生態的浸潤,不斷地流變,不停地出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我國文化界和學術界出現空前繁榮的局面,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得以真正實現。在全面進入市場經濟的大背景下,政治化、一元化的文化必然要走向大眾化、多元化,在這種態勢下,以商業性、通俗性、娛樂性為基本特徵的大眾文化的流行,就勢在必然了。  「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大眾文化的興起成了一道靚麗的文化景觀,而且以生機勃勃、咄咄逼人之勢,與以學術界知識分子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形成了雙峰對峙、平分秋色的局面。因此,大眾文化是社會轉型期多元文化格局發展和變化的必然結果。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改革開放大氣候的確立,為大眾文化的萌動和勃發提供了寬鬆的社會環境;現代傳媒事業迅猛的發展為大眾文化的繁榮提供了技術手段;廣大民眾的豐富生活、舒緩緊張、宣洩情緒等的多元化則為大眾文化提供了受眾基礎,大眾文化出現的正面效應對推動當代中國社會的發展,豐富人們的精神生活發揮了不可低估的作用,這已是不爭的事實。  但不可忽視的是中國當代大眾文化是在港台文化和西方大眾文化影響和滲透的大背景下形成的,加之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不完善,繁榮與混亂並存,狂歡與墮落同在,使得大眾文化在生成過程中難免出現泥沙俱下、魚目混珠的負面效應。大眾文化是一種世俗性文化,它追求時尚,迎合大眾,以感官刺激為最高的選擇。特別關注自我、直面當下生活、倡導物質享樂,主張「跟著感覺走」、「瀟洒走一回」、「過把癮就死」、「玩的就是心跳」。這種並不關心文化產品是否具有人文價值和教化功能的大眾文化,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各領風騷三五年,必然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對主流文化形成衝擊和瓦解。  在這種文化背景下,劉心武擲出「平民紅學」這塊石頭,投向了學術界的深潭,濺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漣漪。劉心武先生所說的「平民紅學」,就是將自己定位在大眾文化的格局上,而將奉傳統文化為圭臬的那部分「文化精英」 視為「專業人士」、「機構和"權威』的壟斷」。這種對立的潛台詞,意味著過去紅學研究長期囿於學術界,而漠視或者忽略廣大人民群眾對這部名著了解的渴望和需求。並把這個受眾群體的空白地帶,視為是「一個公眾共享的文化空間」。身為著名作家的他為什麼如此定位呢,僅僅是一種自我標榜的顯示,或是一種時下流行的煽情嗎?顯然不是這樣,而有著實實在在的文化內涵。  有一則報道,記者是這樣寫的。意外:講座熱播帶動《紅樓夢》的普及  記者:「劉心武揭秘《紅樓夢》」這個節目獲得相當熱烈的反響,對此您有所預料嗎?您覺得這是否跟電視這種大眾媒體的傳播方式有關?  劉心武:講座的熱播確實出乎我的意料,電視媒體的影響確實大過報刊圖書。  傳播學者認為,媒介是人體的延長,例如語言是人的肢體表情的延長,文字是視覺的延長,廣播是人聽覺的延長,那麼作為視聽傳媒的電視,就是人的視覺與聽覺同時的延長。可見,電視的魅力是多麼的神奇。電視是一種現代化的傳播媒介,20世紀初到現代化的今天,電視傳媒系統的爆炸式發展與呈幾何級數的擴張,使電視成為人類發展中最主要的文化傳播形式。人們以最大的接受能力接納了它、喜歡了它,並離不開它。在這樣的情況下,電視佔領了人們大部分的業餘時間,閱讀文學經典的時間就所剩無幾了。於是文學經典就成了某類特殊人群(文學研究者、中文專業的大學生、研究生等)不得不讀的「專業」書籍了。大眾文化藉助電視傳媒手段帶來了新的契機。傳統的文學是書面語言傳達出來的意義,通過語言符號,使人們領略文本深層的意蘊。當然就要受到文化程度的限制,而電視呈現給人們的圖像則是直觀的,其受眾面之廣,簡直是無與倫比的。無論是雄渾豪邁的歷史畫卷,還是淡遠飄逸的異國情調;無論是清新自然的田園風光,還是華麗綺靡的上流社會;無論是含蓄蘊藉的詩詞歌賦,還是明快直白的民歌俗曲;無論是金戈鐵馬的戰爭場面,還是曉風殘月的甜蜜情愛;無論是哀婉凄迷的敘說故事,還是詼諧滑稽的小品表演……應有盡有,足堪選擇。大眾文化之所以引起全社會的關注,就是因為這些媒介的巨大影響。  劉心武先生和央視《百家講壇》正是看到這一點,並有效地運用這一手段,將《紅樓夢》名著閱讀轉換為電視播講,收到前所未有的效應。正如劉心武先生自己所說:「沒有想到的是,這樣一檔遠非黃金時段的講述節目,竟然產生了極強烈的反響。追蹤觀看的人士很是不少,老少都有,而且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年輕人,包括在校學生。在互聯網上,更是很快就有了非常熱烈的回應,激賞的,歡迎的,鼓勵的,提意見的……最可喜的,是有人表示,這個系列節目引發出了自己閱讀《紅樓夢》的興趣,沒讀過的要找來讀,沒通讀過的打算通讀,通讀過的還想再讀。」②電視傳媒手段創造出神奇的魅力,豈止是他本人沒有想到,當人們習慣了文本閱讀,在面對電視講座沒有顯示出來特有的關注的時候,他已經從學院式的研究走到電視傳媒的平台,從書齋走向了民間。這不僅僅在於其受眾群體之廣大,更重要的是誰出鏡,誰長時間佔據著電視傳媒的空間,誰就佔有了話語的控制權。出鏡人物雖然不一定具有權威,但他們藉助媒體的話語控制權卻行使了「權威」的權力,由電視傳媒的代言人轉變為「權威」的代言人。劉心武先生算不算紅學的權威且不論,但他卻掀起了紅學的熱浪。當熱浪飛濺起的泡沫濺在學者臉上的時候,不能不逼迫你正視「劉心武現象」。  今天這個「熱」,明天那個「熱」,也許是文化浮躁的現象,然而現象的背後,卻潛在一種變化。冷眼觀看劉心武「紅學」熱,便會發現他有自己的特徵:學術的娛樂化、探秘的慾望化和受眾的平面化。所謂「學術娛樂化」,是指在這股熱浪的下面,並不一定有多少人真正研究《紅樓夢》,而大多數是在崇尚《紅樓夢》的心理驅使下,以娛樂的心情聽他講得挺有趣、挺新鮮,聽完一笑了之。所謂「探秘的慾望化」,劉心武一面把自己的「秦學」稱為學術研究,一面又把它下嫁到低俗的層面,言其「揭秘」。有意而為之,製造懸念,迎合民眾的獵奇和探秘的心理。特別是「宮闈秘事」的猜謎更強化了探秘的慾望。所謂「受眾平面化」,是指觀眾的主體是青少年學生和退休人員,他們大多沒有讀過《紅樓夢》,或知之甚少,缺少有關「紅學」方面的基本常識。這三點是「劉心武現象」的表徵,在熱浪漩渦的中心,蘊含的則是探佚與索隱交流而生成的合力,並向「平民意識」趨動的情感動因。 「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劉心武新時期小說創作走進了多元文化格局的對話中心,成為當代國內外令人矚目的作家,在紅學研究上也把學術的話題帶進多元文化格局的平台。「劉心武現象」的出現,是向學術界發起挑戰,提出了一個新的課題:這就是傳統文化是文本意義的研究模式,而大眾文化則要求文本意義在社會文化語境中實現的研究模式,也就是內容向媒介的轉換。精英文化、主流文化如能充分利用大眾文化的傳媒手段,把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深刻的人文關懷、合理的價值觀念、豐富的思想情感以群眾喜聞樂見、易於接受的形式表現出來,實現大眾文化、精英文化、主流文化的優勢互補,必將會開創出社會轉型期文化發展的新格局。也許劉心武先生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才把《紅樓夢》帶到了電視講座,從而走進了千家萬戶,掀起「紅樓」熱浪。  學術界的許多學者苦苦地在日漸荒蕪的學術領地守望,只懂得在一個層面,即學術上對話。這是他們執著和可愛的一面;而他們長期遠離基層、遠離大眾、遠離書房外面喧囂的世界,對「劉心武現象」所產生的正面效應,提出的新課題,毫無知覺,這又是他們木然和可嘆的一面。我們知道:大眾文化以其特有的娛樂性、流行性、通俗性,以及對普通百姓日常生活與內心世界的揭示,使人感到可親可敬,這些都是精英文化與主流文化無法企及的。把平民百姓的生活引到了時代舞台的中心,在文化領域開拓出了一片新的綠地,是大眾文化之所以能贏得普通百姓青睞的重要原因。多年來,我們的精英文化與主流文化更多地講的是思想性,強調灌輸、啟蒙和引導,形式單一,內容枯燥,相反,那些低俗的搞笑、宣洩的狂歡、無益的猜謎等,卻乘虛而入,贏得很多觀眾或聽眾的心。 二、劉心武「揭紅」使名著變了味兒 2005年9月16日《瀟湘晨報》在《說不完的〈紅樓夢〉人人都能有「紅樓」》一文中報道:  從1月到8月,今年的圖書市場上各類「紅樓論著」層出不窮,且大受讀者追捧。對此,書海出版社總編輯杭海路說:「各種紅學著作的出版,今年肯定是最熱的。」  在今年,近90高齡的紅學泰斗周汝昌,有八九本有關紅樓夢的著作出版計劃。……已出版的幾部論著中,《紅樓十二層》已賣到近2萬冊。周汝昌創下的另一出版佳話是,他的研究隨筆《紅樓奪目紅》從去年暢銷到今年,已經賣到十幾萬冊,氣勢驚人。  另一位著名紅學家馮其庸融畢生研究紅學之成果,經過五年多時間編輯、校對、排版,在今年初推出《瓜飯樓重校評批〈紅樓夢〉》。這一套三本的厚重之作,160萬字,沉甸甸似磚頭,定價近300元,居然在剛上市26天內賣出4812套,為紅樓圖書出版熱又添一把火。  今年還有已故著名紅學家俞平伯的紅學隨筆集《紅樓心解》問世,其中許多文章深入淺出、妙趣盎然,但未曾結集成書過;作家們也不甘示弱,大侃「紅樓」,劉心武今年兩本「紅學」新著都登上暢銷排行榜,銷量以萬冊計算;8月新出版的《李國文樓外說紅樓》和《王蒙活說紅樓夢》,相信也會十分有讀者緣……  這些還都是文壇數得上名號的「腕兒」,其他「草根紅學著作」更是多如牛毛。  我上面引證這麼一大段話,旨在說明《紅樓夢》崇高的文化品味在國人心目中,永遠富有無窮的魅力。以劉心武先生自身為例來看,也證實了這一點。他回答記者說:  有人誤解,說我是因為寫不出小說了,才研究《紅樓夢》,其實我一直在發表小說,……還有人說我因為出不了別的書,才出《劉心武揭秘〈紅樓夢〉》這樣的書,其實從去年到現在我已經出了17種書,像《心靈體操》,是很貼近現實的隨筆集,今年由時代文藝出版社推出。  田:您個人從創作走向研究,和其他研究出身的人相比,在研究上有什麼不同?  劉:上面講了,我仍在創作,只是目前我的小說遠沒有在CCTV-10講《紅樓夢》那麼引人注意。我的紅學研究當然凸顯著我的個性。  圖書市場上各類「紅樓論著」儘管層出不窮,但是在劉心武先生的央視播講《紅樓夢》的比照下,已不可同日而語。即使他這位當代頗為令人矚目的走紅的小說家,在他引發的紅樓熱浪面前,也不得不承認近期發表的小說創作遠不如他的《紅樓夢》研究那麼引人矚目,這種文化現象說明受眾群體的一種心理。受眾心理一般來說,既有傳承的心理積澱意識,又有現代化的詮釋。民族傳統文化的精品,如唐詩、宋詞、四大古典小說等,在任何時空、不同的文化受眾的群體中都充滿永不消退的熱情,已經深入到人們的集體無意識之中。經典的東西之所以稱為經典,原因就在於她本身具有極高的思想、文化和藝術價值,體現出了豐富的人的情感世界和語言藝術的精妙;當然,時代在變化,經典在不同時代會發出不同的光芒,只有這樣經典才能稱之為經典。無論對於哪一個時期,《紅樓夢》都具有強烈的現代性。寶黛釵的愛情和婚姻悲劇在當代文化視野中得到詮釋,人們對愛的不停追問成為人類永恆的主題;百年望族賈府在經濟上入不敷出和後繼無人的蝕食下崩塌了,給人們探討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的艱難歷程,也會引入《紅樓夢》在這一方面的思考;甚至「探春改革」、「大觀園承包」等帶有經濟變革的「紅樓」故事,都成為人們的熱門話題;以至紅樓文化中的園林藝術、服飾藝術、琴棋書畫、詩詞歌賦、醫療養生等等,都是日常的談資。於是,《紅樓夢》便在當代語境中獲得了現代性。《紅樓夢》崇高的文化品味在國人心目中是任何作品都無法比擬的。隨著生活質量的提高和人們精神視野的提升,世俗品味就不再能滿足人們的需求。人們對一種更高的價值體系和精神信仰的渴求,也漸漸凸顯出來。  「劉心武現象」正是藉助《紅樓夢》崇高的文化品味吸引了人們的眼球,明是《紅樓夢》講座,實為從《紅樓夢》文本索隱、考證、探佚出一些碎片,把它重新編織成一個「秦可卿」的故事。或者說,它像黑洞一樣吞噬著《紅樓夢》一切可資利用的東西,《紅樓夢》經典名著的價值在被悄悄地改變,崇高的文學品味在慢慢地變味。他以揭秘的形式,背離了《紅樓夢》文本的基本內涵,從而誤導了廣大觀眾。作為一種文化現象,這是不容忽視的負面效應。最近吳祚來先生著文指出:「劉心武如果做書齋研究,無可厚非,三倆同仁把酒話紅樓,倒也無妨,當他的所謂"秦學』被央視放大,被全國觀眾追捧時,它的社會問題就顯現出來了,這種閑情"學術』不僅擠佔了嚴肅的、科學的學術空間,也誤導了大眾健康的文化關注。」③這實質就觸及到了一個要害問題:閱讀導向。從受眾群體的大多數來看,國內的西部比東部熱,下層比上層熱,其中有兩大群體特別值得注意,一是青少年學生;二是退休人員,他們渴望了解《紅樓夢》的知識,但又受地域學術信息的封閉,個人知識層次的局限,分不清劉心武先生講的「秦學」與《紅樓夢》文本的區別,只感到「秦可卿故事新編」新奇,有意思。有的人說:「講的好啊,聽得讓人入迷,也算真正地理解了什麼是名著了。」「劉心武講得不錯,最主要的是有憑有據,把《紅樓夢》中一般百姓不懂的地方用淺顯的語言描繪出來,很值得欣賞和品味。我是"紅盲』,看了點《紅樓夢》但全品不出味。」還有的人說:「我以前也讀過《紅樓夢》,沒什麼印象。在聽了劉心武的講解後,興趣大增,於是仔細閱讀《紅樓夢》,又找來《俞平伯評紅樓夢》對照著看,的確收穫很大。」這就是說在這樣的受眾群體中,把劉心武先生的「秦學」當成了《紅樓夢》文本的解讀,引導他們以為《紅樓夢》就是猜謎、揭秘,產生了誤導的負面效應。劉心武先生無論怎樣探佚,都是個人的事。即使到學術界去講,那些學人自有判斷是非的能力,也無關緊要。然而對於那些受眾群體的大多數的青年學生和退休的人員來說,就等於把他們領上歧途。這才是問題的要害。 另外從出版和媒體來看,也有很大的炒作因素。在《劉心武揭秘〈紅樓夢〉》這部書的封面加一個條幅,上面寫到:「2005紅迷追捧第一書」、「劉心武"完全』揭秘紅樓夢」;同樣《紅樓望月》封面也加一個條幅,上面寫到:「《百家講壇》超人氣節目」、「《劉心武揭秘〈紅樓夢〉》全文字典藏版」。央視《百家講壇》用「揭秘」二字冠名,迎合人們的獵奇、探 秘的心理。總之,宣傳炒作導向的錯誤傾向,給人一種印象,彷佛《紅樓夢》是一部謎語大 全,以此吸引讀者,誤導聽眾,滿足他們的好奇心理,使人陷入一種怪圈,越揭秘越猜,越猜得邪乎越來精神。因為劉心武先生的「秦學」,本身就建立在永遠解不開的謎底的基礎上。  從文化學的視野審視,大眾文化,特別是流行文化與我們傳統文化的一個根本區別,就是傳統文化有一個歷史積澱的過程,是經過許多代人的繼承和創新,才逐漸形成的,而大眾文化顯著特徵之一是消解了文化的層面,即它把傳統中關於文化的高級與低級、經典與粗俗的定位作了否定,善於用一種插科打諢的態度輕輕鬆鬆地把某種權威、經典、神聖的東西置於被嘲笑被戲弄的地步,因而缺乏一種提升國人文化品味和文化素養的精神力量,也就是一種文化的引導機制。  傳統文化特別是精英文化與知識階層,尤其是與權威大家的傳播和創造是不可分離的。他們長期把持著這一領域的話語權。一旦這些傳統文化被調侃,被戲說,換句話說,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剝奪了學術機構和專家、學者秉有的話語權。「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中一個令人矚目的現象就是知識精英的退場和精英文化的邊緣化,這種現象的出現固然主要和中國當前的社會轉型及市場經濟的發展有關,但是大眾文化在其中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④大眾文化對主流文化、傳統文化地盤不僅擠占,而且還表現出「為民請命」的姿態。試想學術界的家有誰能像劉心武這位「平民紅學」家那樣風光,在中央電視台一連幾十集講《紅樓夢》呢,又有誰能像劉心武這位「平民紅學」家那樣幸運,一連出版那麼多研究《紅樓夢》的著作呢,還有誰能像劉心武這位「平民紅學」家那樣大手筆,颳起了一股「平民紅樓風」?當然,這其中也積澱著「名人效應」,劉心武先生是當代著名作家嘛!也許換個人講,就不會如此之熱了。  在商業利益的驅動下,大眾傳媒從選題、策划到創作,千方百計地投大眾所好,設計大眾喜聞樂見,並且易於接受的媒介產品。這種強烈的商品屬性,使得一些大眾文化的製作者難免忽略文化的藝術底蘊和文化的社會效益,逐漸消解了大眾傳媒產品中原來應該具備的人文關懷。但這並不等於說不適合或者排斥把提升國人文化品味的經典作品搬進電視傳媒之中。「劉心武現象」積極的因素,就是成功的例證。因為大眾傳媒只是一種傳媒手段,本身並不決定傳播內容的高雅還是通俗,更主要的是取決於從選題、策划到創作的主觀動機和審美取向,取決於媒介產品的文化品味。因此,充分利用大眾文化的傳媒形式,來實現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的社會價值,則是我們應當重視的話題。 三、「平民紅學」背後的個人學術情結   從個人學術情結來看,劉心武先生提出「平民紅學」與他在研究《紅樓夢》過程中產生的意識、心理和情感都有十分密切的關係。  進入九十年代,伴隨當代中國文化發生的深刻轉型,社會進入了一個以消費為主導的多元文化構成的文化時代。劉心武先生正是在這個文化時代的不間斷的對話中,寫出了他的長篇名作《風過耳》和《四牌樓》,以創作的實踐昭示了昔日知識分子主體話語的終結。在他這種文化思想的燭照下,投入了《紅樓夢》探佚的研究,而且一發不可收,也許是實踐了他自己的人生信條:  真正的品位是超脫於他人的眼光和褒貶,在多元的文化格局裡找到自己鍾情的精神空間。  顯然,劉心武先生研究「紅學」是與他創作上傾向「平民文學」、「平民傳記」的思維是一致的,何況作家與學者專家確實有不同的文化視野,總是帶著洞悉生活,與時代對話的心態,把《紅樓夢》研究的定位也貼近大眾,以平等的心態、平和的方式來講述。他同記者對話時,一而再、再而三地表達了這樣一種意思:「我一直很希望能夠打破機構和"權威』的壟斷,解除老百姓對紅學高深莫測的觀念,親身去體會《紅樓夢》,真正體現其民族瑰寶的價值。」這個方向無疑是正確的,但其具體的學術研究方法卻走偏了。  十幾年來劉心武先生沿著探佚學的思維模式研究《紅樓夢》,開創「秦學」,幾乎不為學術界多數的專家們所認可,甚至遭到批評。這主要是因為先天不足的探佚學在學術界本身就處於的尷尬的地位,況且近年來探佚學的研究完全滑進了索隱派的泥坑,只配學人側目而視。這種在紅學界受冷遇與創作界享有盛譽的巨大落差,造成他心理的不平衡,情感上的不服氣。所以他在《紅樓望月》序言中明確地指出:  我覺得紅學研究目前遇到的一個大問題,就是還沒有充分地「公眾共享」,民間的紅學票友,常被個別權威或專業人士輕視甚至蔑視,被嗤鼻為「外行」還算客氣,有的竟被指斥為「紅學妖孽」,試問,如果聽任這樣的學閥派頭霸氣口吻籠罩紅學領域,紅學研究還能有什麼起色什麼推進?  而他本人對探佚學的前進無路卻並不以為然,「對於我的秦學研究,我有基本自信,因為,一、另闢蹊徑;二、自成體系;三、自圓其說。」他的自信越發使得他對學術界從事《紅樓夢》文獻、文本、文化的專家和學者視為「壟斷」,感到壓抑,所以才喊出:「我覺得我為民間紅學拱開了一道藩籬,為研究群體出了口悶氣。」  劉心武先生可能受到某些「權威」的輕視,但也受到另外「權威」的重視。在研究和寫作中一直與紅學家周汝昌保持密切的學術交往,而且受到周汝昌先生的支持和獎掖。周老先生在幾近雙目失明、雙耳失聰的境況下,不僅關注劉心武先生每一個具體的細小的探佚成果,而且還不斷提筆寫信、賦詩,作為他的學術後盾。僅《紅樓望月》一書就選登了6則周汝昌先生的書信,也就是說他並沒有遠離「權威」。不僅沒有遠離,而且以「紅樓夢講座」的形式將周汝昌晚年學術錯誤傾向在更廣泛的空間傳播出去了。回頭看劉心武先生口口聲聲說自己為「平民紅學」「出了悶氣」,又怎麼理解呢?紅學界有一個很不正常的風氣,凡觀點不同,就會影響人際關係的冷暖。即使周汝昌先生這樣如此獎掖後進的老學者,也不免沾染其習,劉夢溪先生曾批評周汝昌先生說:  他主張紅學包括曹學、版本學、探佚學、脂學,研究紅樓夢本身的思想和藝術不屬於紅學範疇,置考證派紅學壓倒一切的地位,這正是學術宗派的所謂「嚴家法」。周汝昌先生自己或許並未意識到,這樣做,實際上局限了包括考證在內的紅學研究的天地。  劉心武先生同周先生交往頗多,加之他也熱衷探佚學的研究,且著作頻頻問世。大概學術觀點傾向一致之故,不自覺的與周先生的情感同出一轍,講了一些感情色彩過重的話語。他在《紅樓望月》序言中替周老先生抒不平之氣:「我很幸運,自從事"秦學』研究以來,一直得到周汝昌先生的指點和鼓勵,民間都公認周老是紅學泰斗,成就斐然,並且不斷出新,周老自己卻堅稱自己不是"紅學界』的,這個現象也頗耐人深思。」此話差矣,翻開國內外幾部紅學研究史,那一部不推崇周先生是考證派集大成者,豈止是「民間」?  郭豫適先生在1981年出版的《紅樓夢研究小史續稿》(上海文藝出版社)「第九章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專章介紹周先生的紅學研究成果,長達兩萬五千多字;韓進廉先生在1982年出版的《紅學史稿》(河北人民出版社)設專節介紹「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白盾先生主編的在1997年出版的《紅樓夢研究史論》(天津人民出版社)設專節介紹「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劉夢溪先生在1999年出版的《紅樓夢與百年中國》(河北教育出版社)設專節介紹「考證派集大成者周汝昌」。幾乎國內外對周汝昌先生的紅學研究的學術成果已達成共識:考證派集大成者。  至於周先生稱自己不是「紅學界」的,那只是個人意氣的宣洩,中國紅樓夢學會顧問名單赫然寫著周汝昌;《紅樓夢學刊》編委也赫然寫著周汝昌,難道這還不算紅學界的?以上這些都是學術宗派和私人情感的糾葛,不必多說。但可以看出:劉心武先生沿著周汝昌考證與索隱合一的道路發展,成為新索隱派的帶頭人。學術界對新索隱派的批評,並不是針對他們本人,而是針對這種學術觀點和學術方法。試想這種學術觀點和學術方法在紅學界就不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必然處於尷尬的局面。然而劉心武先生並沒有認識到此路不通,相反卻引發了受壓的情緒,以「平民紅學」作為對陣,又差矣!  綜上所述,我們對劉心武現象作了概括而簡要的剖析,既從宏觀上,即文化現象的社會性,指出它的正面效應和負面效應,又點到了他個人的學術情結。但對一種文化現象的審視,這是遠遠不夠的,還要從紅學發展史、曹家歷史本事,以及學術思維方式等各個視角去探析,才能發現在浮動的、瑣碎的、狂熱的現象的掩飾下,文化現象與社會趨動潛在的關聯,深刻而合理地作出回答。

第二章 紅學史上的「秦可卿之爭」

  翻開紅學史,關於秦可卿之爭是由來已久的問題。但從來沒有像劉心武先生把對秦可卿這一形象及相關問題的研究,視為紅學的一個分支——「秦學」。關於秦可卿的研究能夠成一門學問嗎?帶著這些疑問,去探尋劉心武先生研究「秦學」的路數和內涵。  劉心武先生在《劉心武揭秘〈紅樓夢〉》「說在前頭」作了表述:  從對秦可卿原型的研究入手,揭示《紅樓夢》文本背後的清代康、雍、乾三朝的政治權力之爭,並不是我的終極目的。我是把對秦可卿的研究當作一個突破口,好比打開一扇最能看清內部景象的窗戶,邁過一道最能通向深處的門檻,掌握一把最能開啟巨鎖的鑰匙,去進入《紅樓夢》這座巍峨的宮殿,去欣賞裡面的壯觀景象,去領悟裡面的無窮奧妙。  這段表述告訴我們:劉心武先生選擇秦可卿這個人物形象作為「秦學」突破口,理由是:「《紅樓夢》的"文本』(或稱"本文』)。眾所周知,現存的《紅樓夢》前八十回里,秦可卿在第十三回里就死掉了,是"金陵十二釵』里惟一一個在公認的曹雪芹親撰文稿里"有始有終』的人物;可是,又恰恰是這一"釵』,在現存文本裡面貌既鮮明又模糊,來歷既有交代又令人疑竇叢生,性格既在行為中統一又與其出身嚴重不合,敘述其死因的文字更是自相矛盾、漏洞百出。虧得我們從脂硯齋批語里得知,形成這樣的文本,是因為曹雪芹接受了脂硯齋的建議,出於非藝術的原因,刪去了多達四五個雙面的文字,隱去了秦可卿的真實死因,並可推斷出,在未大段刪除的文字中,亦有若干修改之處,並很可能還有因之不得不"打補丁』的地方。因此,"秦學』的第一個探佚層次,便是探究:未刪改的那個《紅樓夢》文本,究竟是怎樣的?」①  這裡他涉及幾個問題:(一)《紅樓夢》文本中秦可卿形象是被「刪改」過的;(二)「刪改」過的文本隱去了秦可卿死因;(三)「秦學」探佚曹雪芹「未刪改的那個《紅樓夢》文本,究竟是怎樣的?」這些問題看似簡單,實際上要搞清楚,我們必須從以下幾個方面談起:第一,「秦可卿之死」的論爭在「紅學」發展史上是怎樣揭開的?第二,半個世紀以來,學術界對「秦可卿死因」之爭有哪些主要的論點?第三,劉心武先生的「秦學」是對《紅樓夢》文本的秦可卿研究,還是「秦可卿故事新編」。這些問題的一一辨析,才能使我們對「秦學」的內涵有一個大致了解。   在回答上述問題之前,我們必須弄清一個理性的前提:從紅學史上最早揭開「秦可卿之死」的論爭,直到學術界目前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和劉心武先生的「秦學」研究,表面看起來都是在《紅樓夢》文本有關秦可卿的基礎上的探佚,但二者之間有一個原則性的區別:無論是對《紅樓夢》文本秦可卿的研究,還是脂評提到的對此的「刪改」,所能給我們提供的探佚範圍,都有一個限度,就是不能離開《紅樓夢》整體敘事結構的藝術設置,也不能離開秦可卿形象的基本特徵及發展脈絡。一句話,不能離開文學研究。否則,便不是對《紅樓夢》的研究,而是借著《紅樓夢》文本,另外搞什麼「秦可卿故事新編」。「秦學」的要害問題正在這裡,離開了《紅樓夢》文本,去探佚什麼,去揭秘什麼,從根本上取代了《紅樓夢》的美學價值。 一、胡適、顧頡剛、俞平伯的學術通信,引發了關於「秦可卿之死」的考證  紅學發展史上最早引發「秦可卿之死」的學術論爭,是從胡適、顧頡剛、俞平伯這幾位學者的討論開始的,並由俞平伯寫出了《秦可卿之死》的考證文章。1921年5月30日,胡適先生給顧頡剛的信中說:「寄上上海《晶報》《紅樓佚話》四則,可見人對於"傳聞』的信心,真有不可及者!」信後附有1921年5月18日《晶報》臞蝯《紅樓佚話》。其中有關秦可卿的一段:「又有人謂秦可卿之死,實以與賈珍私通,為二婢窺破,故羞憤自縊。書中言可卿死後,一婢殉之,一婢披麻作孝女,即此二婢也。」臞蝯的這種描述雖較具體,但它只是記錄傳聞,並無可以服人的真憑實據,因此,顧頡剛先生不以為然,1921年6月6日複信胡適:「……"可卿自縊』,又是想像的話,這都是看了書後的一種閑說。」   1921年6月24日,顧頡剛先生給俞平伯的信中又說:「秦可卿與賈珍私通,被婢撞見,羞憤自縊死的。我當時以為是想像的話,日前看冊子,始知此說有因。冊子上畫一座高樓,上有美人懸樑自盡。……若說可卿果是自縊的罷,原文中寫可卿的死狀,又最是明白。作者若要點明此事,何必把他的病症這等詳寫?這真是一樁疑案。」②顧頡剛先生給俞平伯的信,使俞平伯受到很大的啟發,對「秦可卿之死」產生了興趣,他說:「本書寫秦氏之死,是最為隱曲,最可疑惑,須得細細解析一下方才明白;若沒有這層解析功夫,第十三回至第十五回這三回書便很不容易讀。因為有這個需要,所以我把這題列為專篇」。於1923年6月出版的《紅樓夢辯》一書中特列《論秦可卿之死》這一專篇。首次對秦可卿死亡真相作了周詳的考證。論證了秦可卿是自縊而死,死因是因為她與賈珍私通被婢女撞見。這些證據是在1921年6月30日,俞平伯給顧頡剛的信中講的:  1「依冊子看,可卿確是自縊,毫無疑義。」   2俞平伯認為:「第十三回說"彼時合家皆知,無不納罕,都有些疑心』。……"納罕』、"疑心』皆是線索。」  3「寫賈珍之哀毀逾恆,如喪考妣,又寫賈珍備辦喪禮之隆重奢華,皆是冷筆峭筆側筆,非同他小說喜鋪排熱鬧比也。」  4「秦氏死時,尤氏正犯胃痛舊症睡在床上,是一線索。似可卿未死之前或方死之後,賈珍與尤氏必有口角勃谿之事。且前數回寫尤氏甚愛可卿,而此回可卿死後獨無一筆寫尤氏之悲傷,專描摹賈珍一人,則其間必有秘事焉,特故意隱而不發,使吾人納悶耳。」  5秦氏死後,二婢一個觸柱而亡,一個甘作義女,這說明此二婢與秦氏之死的關係,正是她們撞破了賈珍與秦氏的私通,秦氏才羞憤自縊。  俞平伯先生最後表示:「我很感謝你,因為你若不把紅樓佚話告訴我,寶珠和瑞珠底事一時決想不起,而這個問題總沒有完全解決。」 顧頡剛先生7月20日又來信:「我上次告訴你晶報的話,只是括個大略。你就因我的"被婢撞見』一言,推測這婢是瑞珠寶珠。原來紅樓佚話上正是說這兩個。他的全文是:"又有人謂秦可卿之死,實以與賈珍私通,為二婢窺破,故羞憤自縊。書中言可卿死後,一婢殉之,一婢披麻作孝女,即此二婢也。又言鴛鴦死時,見可卿作縊鬼狀,亦其一證。』」③  1927年夏,胡適先生得到「甲戌本」,第一次發現了脂硯齋的批語,揭開了「秦可卿之死」這一章回的刪改問題。如:「甲戌本」十三回回前總批殘文:   〔……〕在封龍禁尉寫乃褒中之貶,隱去天香樓一節,是不忍下筆也。  同回回末有硃批:   「秦可卿淫喪天香樓」,作者用史筆也。老朽因有鳳姐賈家後事二件,嫡(豈)是安富尊榮坐享人能想得到處?其事雖未漏,其言其事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刪去。  又有硃筆眉批:   此回只十頁,因刪去天香樓一節,少卻四、五頁也。  後出之《庚辰本》第十三回也有回末批語:   通回將可卿如何死故隱去,是大發慈悲心也。嘆嘆!壬午春。  在第三頁下「無不納罕,都有些疑心」上有硃筆眉批:   九個字寫盡天香樓事,是不寫之寫。  在第五頁上「另設一壇於天香樓上」句旁有行間旁批:   刪卻,是未刪之筆。  在第六頁上「丫鬟名喚瑞珠者,見秦氏死了」句旁也有旁批:  補天香樓未刪之文。  胡適為此專門在《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一文中,寫了「秦可卿之死」這一節,他說:  後來刪去天香樓一長段,才改為「死封龍禁尉」平仄便不調了。  秦可卿是自縊死的,毫無可疑。第五回畫冊上明明說:  畫著高樓大廈,有一美人懸樑自縊。(此從脂本)其判雲  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  漫言不肖皆榮出,造釁開端實在寧。  俞平伯在《紅樓夢辨》里特立專章,討論可卿之死。但顧頡剛引《紅樓佚話》說有人見書中的焙茗,據他說,秦可卿與賈珍私通,被婢撞見,羞憤自縊死的。平伯深信此說,列舉了許多證據,並且指出秦氏的丫鬟瑞珠觸柱而死,可見撞見姦情的便是瑞珠。現在平伯的結論都被我的脂本證明了。我們雖不得見未刪天香樓的原文,但現在已知道:  (一)秦可卿之死是「淫喪天香樓」。  (二)她的死與瑞珠有關係。  (三)天香樓一段原文占本回三分之一之多。  (四)此段是脂硯齋勸雪芹刪去的。  (五)原文正作「無不納罕,都有些疑心」,戚本始改作「傷心」。④  前輩大師做學問多麼嚴謹,且彼此平和的討論,惟是以求。也就是這種考證和探佚緊緊扣在《紅樓夢》的文本上,這是他們研究方法上最主要的特徵。正如石昌渝先生所評價的: 「俞平伯主要是用文學的方法研究《紅樓夢》,他最大的貢獻是第一個把文學的方法運用於紅學,使紅學具有了文學性質的學術品格。」⑤說得更準確些,他是第一個把考證方法與文學的方法同時運用於《紅樓夢》研究中來的人。胡適、顧頡剛、俞平伯的學術通信,引發了關於「秦可卿之死」的考證。伴隨著新紅學派的聲名雀起,自此以後,秦可卿之死乃是與賈珍有染而懸樑自盡之說,遂成定論。  「甲戌本」第十三回脂硯齋批註開啟了研究「秦可卿之死」的濫觴,諸說紛紜,但基本都是在文本的基礎上,又結合脂批,展開考索或探析。 二、秦可卿在《紅樓夢》中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形象  甲戌本《紅樓夢》揭示「秦可卿之死」刪改以來,已近八十年,有關的討論時斷時續,主要集中在三個時期:  (一)上個世紀40年代,發表的有關秦可卿的文章數量較少,且都是各自談自己的觀點,沒有形成論爭。如:  王崑崙先生以「太愚」的筆名發表了《秦可卿之謎》(重慶《現代婦女》第3卷);  朱衣《〈紅樓夢〉考證——「秦可卿淫喪天香樓」》(《青島晚報》1947年1月12日);湛盧先生《秦可卿之喪》(北平《北平時報》,1947年9月11、12、13日);  識釘《關於秦可卿之死》(天津《大公報》1948年10月15日)。  (二)上個世紀80年代前後湧現出一批研究秦可卿形象的論文,形成了自胡適、俞平伯以後的一次論爭,反映了新時期意識形態的解凍,學術思想活躍起來。如:  戴不凡《秦可卿晚死考——石兄〈風月寶鑒〉舊稿探索之一節》(《文藝研究》1979年創刊號);  劉夢溪《秦可卿之死與曹雪芹的著作權》(《文藝研究》1979年第4期);  常林《秦可卿為什麼託夢》(《紅樓夢》研究集刊1980年第2期);  胡文彬《論秦可卿之死及其在〈紅樓夢〉中的典型意義》(《江淮論壇》1980年第6期);  江慰廬《「天香樓案犯」究竟是誰?——對〈關於秦可卿之死〉一文的商榷》(《紅樓夢學刊》1981年第2期);  張錦池《論秦可卿》(《紅樓夢研究集刊》1987年第6期);  這個時期發表的有關秦可卿形象的論文不僅數量多,而且水平高,積聚了一批中年學者長期的研究成果。從總體上看,依舊沿著文學分析的路子向深層次掘進,考證只是文學分析的一種補充。對秦可卿形象在整部《紅樓夢》中的藝術使命,以及過場人物的形象特徵都做了前所未有的總結。  (三)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發表的有關秦可卿形象的論文數量不少,但沒有形成明顯的論爭,且論文的水平參差不齊。其中可喜的是引進新的研究方法,開始對這一人物形象作多側面的文學分析,打破了以往傳統的文學分析方法。總的來說,還是沿著文學分析的方向發展,儘管有猜謎、探佚的東西雜揉在裡面,但沒有張揚成文的,或引發爭論的。甚至劉心武90年代初發表「秦學」文章,並在研究的基礎上創作學術小說《秦可卿之死》,也在學術界反響不大。  掃描八十年來對秦可卿形象的研究,是從「縱」的範疇,以「史」的意識,勾勒對秦可卿研究的軌跡和狀況。從而對判斷劉心武先生「秦學」的內涵,從學理來源上有一個清醒的認識。  下面我們從「橫」的方面,歸納一下學術界對秦可卿形象的研究。  秦可卿是劉心武先生研究的中心人物,辨析《紅樓夢》文本與「秦可卿故事新編」中秦可卿的形象有什麼不同時,首要的是先清楚《紅樓夢》文本中秦可卿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形象?  秦可卿是《紅樓夢》金陵十二釵中排名最後而又最先離去的一位,從第五回出場到第十三回便去世了。她是一個雙重的人物形象,在神仙夢幻的世界裡,她是一個夢幻式的人物。曹雪芹潑灑了大量的筆墨,描繪她在《紅樓夢》全書敘事結構中具有的特殊意蘊。在現實世界裡,她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隱喻式的過場人物。用墨雖少,但在《紅樓夢》的人物畫廊中,佔據著重要的地位。  秦可卿在神仙夢幻的世界裡,擔負著《紅樓夢》全書敘事結構中特殊藝術使命。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其一,《紅樓夢》前五回介紹了兩類人物形象,冷子興的敘事使命是演說賈府主子的輩分和姻親關係;秦可卿的敘事使命是引領寶玉,透過寶玉的眼睛,介紹貴族小姐和主要丫環的命運。在賈寶玉神遊太虛幻境時,警幻仙姑對他說:「今既遇爾祖寧榮二公剖腹深囑,吾不忍子獨為我閨閣增光,見棄於世道,故引子前來,醉以美酒,沁人仙茗,警以妙曲,再將吾妹一人,乳名兼美字可卿者,許配於汝……」秦可卿的出場,首先是作為賈寶玉夢魂的引路人而出現的,將寶玉帶至天上的「清靜女兒之境」,使寶玉得以窺視「薄命司」中「金陵十二釵」冊子,聽仙女演奏《紅樓夢》十二曲。這些冊子中的判詞、畫頁和曲詞互為補充,隱喻和預示了以「金陵十二釵」為代表的青年女性的思想性格、身世遭遇和命運結局;同時因賈寶玉同情這些被封建禮教毒害和壓迫的女性,關注她們的命運,分擔她們的痛苦,也就確立了賈寶玉作為「諸艷之冠」的身份。  其二,秦可卿臨死前給鳳姐託夢,說出一件未了的「心愿」,也就是從事物發展的哲理高度,所謂:「月滿則虧,水滿則溢」,「登高必跌重」,「樹倒猢猻散」,「盛筵必散」等等;講到了賈府保持「退路」的具體治家方略:「趁今日富貴,將祖塋附近多置田莊房舍地畝,以備祭祀供給之費皆出自此處,將家塾亦設於此……便是有了罪,凡物可入官,這祭祀產業連官也不入的。便敗落下來,子孫回家讀書務農也有個退步,祭祀又可永繼」等等。值得注意的是,秦可卿只是作為小說敘事的設置,引出賈府的當家人王熙鳳的心理活動,王熙鳳的思慮。 秦可卿託夢的兩人,一個是賈府的接班人賈寶玉,一個是賈府的當家人王熙鳳,都是《紅樓夢》的軸心人物。「寧榮二公」在天之靈把賈府未來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他們身上了,並把挽救其家族頹危的辦法託付給了警幻仙姑。她和其妹秦可卿充當媒介傳給賈寶玉和王熙鳳。然而,在「寧榮二公」看來聰明靈慧、略可望成的賈寶玉並沒有從警幻仙姑的規引中入正,反而走向背離封建正統的道路。賈府精明的當家人王熙鳳聽了秦可卿一番「心愿」囑託,夢醒後除了「嚇了一身冷汗,出了一回神」之外,並沒有放在心上。她仍然不放過機會,挖空心思,聚斂錢財。什麼祖宗大業、子孫退路,都棄之腦後,一步一步走向人生的悲劇,落了個「家亡人散各奔騰」。  秦可卿在《紅樓夢》敘事結構中是一個隱喻式的人物,她穿插在夢幻仙境和現實人間,連接太虛幻境和大觀園這兩個世界,幻中顯真,以幻擬真,以真托幻,把她點染得飄渺幽微,如煙如雲。  秦可卿在《紅樓夢》現實生活中只是一個過場人物,來去匆匆。直接描寫她的筆墨不多,大多是借別人之口的間接描寫。在第五回她剛露臉時,就放棄了對她直接的詳細描寫,而是選取了賈府最高權威——賈母的視角,對其作了側面的勾勒:「賈母素知秦氏是個極妥當的人,生的裊娜纖巧,行事又溫柔和平,乃重孫媳婦中第一個得意之人。」及至她重病卧床時,通過她婆婆尤氏發一番感慨說:「這麼個模樣,這麼個性情的人,打著燈籠也沒地方找去。他這為人行事,那個親戚、那個一家的長輩不喜歡他?」直到她去世,此類側筆描寫曾多次反覆出現。而與這些復沓的側面描寫相聯繫的,只有兩次正面簡短的對話。在第七回中秦氏還是生氣勃勃、招呼親朋、照應周到的東府少奶奶,沒有一點得病的徵兆。當鳳姐攜寶玉來到寧府門口,「早有賈珍之妻尤氏與賈蓉媳婦秦氏婆媳兩個帶著多少侍妾丫環等接出儀門」。接著就是一陣尤氏、鳳姐、眾媳婦婆子的嘲笑、嬉鬧。秦氏則忙向寶玉推薦弟弟秦鍾:「秦氏笑道:"今日可巧,上回寶二叔要見我兄弟,今兒他在這裡書房裡坐著呢,為什麼不瞧瞧去?』」接下來就是鳳姐見秦鍾,賞東西。一時吃過了飯,尤氏、鳳姐、秦氏等抹骨牌。尤氏、秦氏在玩牌時輸了,還承諾下了隔一天再請鳳姐的宴席,可見秦氏的精神很好。當秦氏再一次出場時,第十回,她已一病不起了。焦慮、憂傷、懊悔、恐懼、羞辱諸多情緒的糾纏,把一個在第七回里還是那樣生氣勃勃的人兒折磨得眼看越不了冬,過不了年,死期將臨,「不過是挨日子」。一共兩次短暫的亮相,我們無法在小說的現實生活里切近秦可卿這一藝術形象。只能從間接的描寫、補敘和一些似隱似現的文字中去勾畫她的基本形象特徵。  從學術界研究的觀點歸納,大致如下:  (一)秦可卿出自寒門  秦可卿是「赫赫揚揚,已近百載」的寧國公府長重孫媳,是國公夫人和公府家政無可爭辯的合法繼承人。身處如此顯赫的豪門貴族,在講究門當戶對的封建社會,秦氏按理說該有個高貴的出身吧。然而,秦氏卻單單出自「寒儒薄官」的家庭。她是個連自己親生父母是誰,自己真實姓名都不知道的棄嬰。她因養父「年至五旬時尚無兒女,便向養生堂抱了」來的,並取「小名叫做可兒,又起個官名叫做兼美。」按傳統觀念,一個「宦囊羞澀」郎中的養女,是不配與侯門公子結婚的。秦可卿沒有薛寶釵那樣的豪富家的勢力,也不是孫紹祖那樣的官場新貴,並不具備與寧府結成財產與權勢聯盟的聯姻條件。然而,生活是複雜的,猶如東去的黃河,九曲十八灣,但畢竟 「奔流到海不復回」,對於把親生女兒以五千兩銀子作為抵押的賈赦,孫紹祖手中的銀子是光閃閃的;而對於荒淫無恥的賈珍父子,秦可卿的嫵媚風流則是具有異常魅力的。這就是為什麼寧國府兩代家婦尤、秦二氏,都是出自寒門的原因。  (二)秦可卿性格特徵  秦可卿的外貌特徵:「生得形容裊娜,性格風流」,喚作「兼美」,「兼」具林黛玉、薛寶釵之「美」。性情溫和,她自己對王熙鳳說:「嬸娘的侄兒(指她的丈夫賈蓉)雖說年輕,卻也是他敬我,我敬他,從來沒有紅過臉兒」,正因為夫妻相親相敬,所以賈蓉對秦氏的病「好不焦心」。賈珍和尤氏對這位兒媳非常滿意。她說公婆把自己「當自己的女孩兒似的待」,她處人和,待下慈。「溫柔和平」,得到賈府上上下下的喜愛。秦氏死訊傳出,「那長一輩的想她素日孝順,平一輩的想她素日和睦親密,下一輩的想她素日慈愛,以及家中僕從老小想她素日憐貧惜賤,慈老愛幼之恩,莫不悲嚎痛哭者。」  只是太心細,正如婆婆尤氏所說的:「他可心細,心又重,不拘聽見個什麼話,都要度量個三日五夜才罷。」 從張太醫之口可知用心太過傷神:「據我看這脈息:大奶奶是個心性高強的聰明不過的人;聰明忒過,則不如意事常有;不如意事常有,則思慮太過。此病是憂慮傷脾,肝木忒旺……」  (三)秦可卿生病  第十回從尤氏口中得知秦可卿已病得不輕:「經期有兩個多月沒有來」,又「並不是喜」,「到了下半天就懶待動,話也懶說,眼神也發眩」,三四個大夫輪流著一天幾次看脈。後來馮紫英推薦了個姓張的先生,賈珍請來看過,這位先生說是病已耽擱,「顯出一個水虧木旺的癥候來」,只有「三分治得」了。並且暗示難以挨過來年春天。到了九月中旬賈敬生日,秦可卿已是「十分支持不住」,卧床不起,自己已預感到「未必熬得過年去」。此後則「也有幾日好些,也有幾日仍是那樣」。到了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前後,「也沒見添病,也不見甚好」。這正應了那位張先生的話:「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又到了「臘盡春回」。 (四)秦可卿致病之因  戚序本第七回的一條總批:「焦大之醉,伏可卿之病之死……」所謂「焦大之醉」,指焦大醉後大罵賈府子孫「爬灰的爬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這裡的「爬灰」,顯然暗指秦可卿和公公賈珍私通一事。  戚序本第十回總批:「欲速可卿之死,故先有惡奴之凶頑,而後及以秦鍾來告,層層克入,點露其用心過當,種種文章逼之。雖貧女得居富室,諸凡遂心,終有不能不夭亡之道。」 第十回尤氏對金寡婦說的這些話:「今日她兄弟來看她,……誰知昨兒他們學房裡打架,不知哪裡附學來的一個人欺負了他,裡頭還有些不乾不淨的話,都告訴了他姐姐。嬸子,你是知道那媳婦的,雖則見了人有說有笑,會行事兒,她可心細,心思又重,不足聽見個什麼話兒,都要思量個三日五夜才罷。今兒聽見有人欺負她兄弟,又是惱,又是氣;惱的是那群混賬狐朋狗友的扯是搬非,調三惑四;氣的是她兄弟不學好……為這件事,索性連早飯還沒吃。」可見秦可卿對這些「不乾不淨的話」看得很重,「爬灰」和「養小叔子」的醜事,焦大已經罵街,連鳳姐、寶玉都聽到了,學房裡「那群混賬狐朋狗友」怎會不知?在打架鬥嘴的氣頭上,衝口罵將出來。  鬧學事件,秦可卿懷疑亂倫事泄。第九回中描寫:  「金榮越發得意了,搖頭咂嘴的,口內還說許多閑話,……誰知觸怒了一個,你道這個是誰?原來這一個名叫賈薔,亦系寧府中正派玄孫。父母早亡,從小跟著賈珍過活,如今長了十六歲,比賈蓉生得還風流俊俏。他弟兄二人最相親厚,常相共處,寧府人多口雜,那些不得志的奴僕們,專能造言誹謗主人,因此不知又有什麼小人詬誶謠議之辭。賈珍想亦聞得些口聲不大好,自己也要避些嫌疑,如今竟分與房舍,命賈薔搬出寧府,自立門戶過活去了。賈薔外貌既美,內性又聰明,雖然應名來上學,亦不過虛掩耳目而已;仍是鬥雞走狗,賞花玩柳,總持著上有賈珍溺愛,下有賈蓉匡助,因此族人誰敢來觸逆於他?……」  (五)賈薔感到「說得大家沒趣」的「謠言」  像賈薔這樣「外相既美,內性又聰明」,比賈蓉生得還風流俊俏的「寧府正派玄孫」,既是「賞花玩柳」能手,又和賈蓉「最相親厚,常相共處」,能不和他那「擅風情,秉月貌」 的蓉嫂子時常往來言笑、垂涎希冀?而秦氏與賈薔天長日久,廝混熟了,難免眉來眼去,有所動作。賈珍「風聞」,頓生邪念,得隙而入,以逞其奸。不然,金榮口中說的「許多閑話」,「賈珍想亦聞得些口聲」,賈薔感到「說得大家沒趣」的「謠言」,會是什麼呢?  寫賈薔「口聲不大好」的當兒突然插入賈珍「自己也要避些嫌疑」。讓賈薔這個自己一貫溺愛的才十六歲的孤兒「搬出寧府」去過活。只不過是明說賈薔,暗寫賈珍罷了。這樣亂倫的事一旦泄出,受譴責的首先就是被人們視為「難養」、「禍水」的女人。秦可卿終日提心弔膽,內心痛苦,正像尤氏對金寡婦說她的病「就是打這個秉性上思慮出來的」。張太醫論病窮「源」,這「源」只有秦氏本人心裡明白,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貧女得居富室」,一是說她是養生堂抱的;二是其家清貧,她出身微賤而高攀富室公子。外有凶頑「惡奴之惡語」,如焦大之罵;本家之凌辱,賈璜妻侄對秦鐘的欺侮。內有本人「用心過當」。長期精神痛苦,疾病折磨,又無醫好的希望,萬念俱灰。這都和「貧女得居富室」密切相關,故這條批語結語云:「終有不能不夭亡之道」。  (六)婆婆尤氏為何說:「她這個病得的也奇。」  秦氏剛死,「莫不悲號痛哭。」而且喪禮隆重,皇親國戚,老親舊眷,好友相識,頻頻弔唁。而對一向關心體貼秦氏的尤氏,書中僅淡淡提了一句:「尤氏又犯了舊疾,不能料理事務」,從秦氏咽氣到出喪斷七,尤氏借病迴避,與整個氣氛似乎很不協調。秦氏淫蕩,私通賈珍,傷害了尤氏,引起了尤氏的內心怨憤。她雖懦弱,但這與人通姦之事,自古至今做夫婦的,無不恨之入骨。只是懾於賈珍淫威,唯命是從,輕易不敢發作。對此,書中多次披露。「嗔頑童茗煙鬧書房」一章敘述:外面風言風語,搖頭咂嘴的,尤氏對金寡婦寓意深長地說:「所以我這兩日心裡很煩。……偏偏兒的早起她兄弟來瞧他,誰知那小孩子家不知好歹,看見他姐姐身上不好,這些事也不當告訴他,就受了萬分委曲也不該向著他說!……誰知昨日學房裡打架,不知是那裡那些附學的學生,倒欺負他,裡頭還有些不乾不淨的話,都告控了他姐姐。……」「不乾不淨的話,」所指分明是秦氏的「作風問題」,說給金寡婦聽的。借鬧學堂事件又親自去勸說過秦可卿,暗示醜聞已內外皆知,使秦可卿在病中分外增添心理壓力。  (七)秦可卿的兩個丫頭  畸笏叟的那條總批,脂靖本中最後一句作「因命芹溪刪去遺簪、更衣諸文」。秦可卿 「遺」賈珍金簪,被尤氏發現;丫頭給秦可卿更衣,撞見她和公公賈珍私通。所以說,「遺簪」「更衣」 唯有丫頭知道此事的來龍去脈,秦可卿遂即上吊。兩個丫頭一方面深感對不起少奶奶,另一方面又懾於賈珍的淫威,一個撞柱而死,一個甘作義女為其駕靈送終。  (八)鴛鴦上吊是秦可卿當日縊死情狀的再現  點明秦可卿之死法,是書中一百十一回寫鴛鴦殉主。鴛鴦欲死時,卻想不出「一時怎麼樣的個死法」,她「一面想,一面走到老太太的套間屋內。剛跨進門,只見燈光慘淡,隱隱有個女人拿著汗巾子,好似要上吊的樣子。……想了一想,道:"是了,必是教給我死的法兒。』」在這裡,讓秦可卿拿個汗巾子教給鴛鴦縊死,這情景正好是秦可卿當日縊死情狀的再現。借鴛鴦之口說:「倒比我走在頭裡了。」這裡鴛鴦之死法是襯托,秦可卿之死法是暗寫罷了。  (九)「秦可卿淫喪天香樓」是驟死  第十三回寫寶玉聽到秦氏死訊後,「只覺得心中戳了一刀的不忍,哇的一聲,直噴出一口血來」一段話,甲戌本脂硯齋有一條側批:「寶玉早已看定可繼家事者,可卿也。今聞死了,大失所望。急火攻心,焉得不有此血?」  以上是學術界對秦可卿這一人物研究的大概的掃描,其研究的方法基本上是文本、脂評雙向觀照,互為補充,雖然有的超越了文本所能提供的想像空間,但都是在秦可卿這一人物是一個模糊的藝術形象本身展開的。她的身份、死因和死的情狀都極具模糊性。在秦可卿的判詞中寫到「造釁開端實在寧」,秦可卿與賈珍之間 「亂倫」的關係,為寧國府埋下了禍端。 「淫」被認為是她性格的主要特點。秦可卿在《紅樓夢》之中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形象?對秦可卿的評價,讚賞者有之、貶斥者有之、同情者有之、惋嘆者有之。不管如何評價,主流屬於對《紅樓夢》文本的文學分析。 三、劉心武摘取隻言片語,所謂「秦可卿原型」   我們上面從「縱」的和「橫」的兩方面對秦可卿形象的學術研究作了整體掃描,基本把握了秦可卿形象的內涵和外延,以及她在《紅樓夢》整體敘事結構中的作用。這便是我們判斷劉心武先生「秦學」是否是「紅學」研究的學理和根據。下面我們先看看劉心武先生對「秦學」的闡述:  在我來說,這個「秦學」的探佚空間,它有四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紅樓夢》的「文本」。…… 我們從脂硯齋批語里得知,形成這樣的文本,是因為曹雪芹接受了脂硯齋的建議,出於非藝術的原因,刪去了多達四五個雙面的文字,隱去了秦可卿的真實死因,並可推斷出,在未大段刪除的文字中,亦有若干修改之處,並很可能還有因之不得不「打補丁」的地方。因此,「秦學」的第一個探佚層次,便是探究:未刪改的那個《紅樓夢》文本,究竟是怎樣的?……  第二個層次,是曹雪芹的構思。從有關秦可卿的現存文本中,我們不僅可以探究出有關秦可卿的一度存在過的文本,還可以探究出他對如何處理這一人物的曾經有過的構思,這構思可以從現存的文本(包括脂評)中推敲出來,卻不一定曾經被他明確地寫出來過。  第三個層次,是曹雪芹為什麼要這樣寫、這樣構思。……我們在進入「秦學」的第三個層次時,探究當年曹家在康、雍、乾三朝中,如何陷入了皇族間的權力爭奪,並因此而終於弄得「家亡人散各奔騰」、「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從而加深理解曹雪芹關於秦可卿的構思和描寫,以及他調整、刪改、增添有關內容的創作心理的形成,便很有必要了。這個層次的研究,當然也就跨入了「曹學」的空間。  第四個層次,是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的人文環境。……探究康、雍、乾三朝皇帝與曹家的複雜關係,是弄通《紅樓夢》中關於秦可卿之死的文本的關鍵之一,比如,為什麼秦可卿「畫梁春盡落香塵」之後,喪事竟能如此放肆地鋪張,而且宮裡的掌宮太監會「坐了大轎,打傘鳴鑼,親來上祭」,這當然都不是隨便構思、下筆的,這筆墨後面,有政治投影,因此「秦學」的空間,也便必須延伸到關於康、雍、乾三朝權力鬥爭的研究上去,其探佚的空間,當然也就大大地展拓開來。……⑥  劉心武先生概述的「秦學」的四個層次,是從他具體的探佚、索隱和想像中派生出來了。其中是由三個環節組成:  (一)「秦學」的探佚空間是一個由「秦可卿形象」作為切入口的沒有邊界的空間。從《紅樓夢》文本中摘出有關秦可卿的隻言片語,加以引申、曲解、組合,形成與《紅樓夢》文本沒有任何內在聯繫的「秦可卿原型」、「賈元春原型」、「賈珍原型」。這一切都涵蓋在他的「揭秘」之中,實質上,當這一切跨出秦可卿形象在《紅樓夢》整體敘事結構中的制約,和秦可卿人物形象的基本內涵之外,他的探佚便脫離了《紅樓夢》文本。  (二)「秦學」的「秦可卿原型」、「賈元春原型」、「賈珍原型」,在劉心武先生探佚所謂「曹雪芹的構思」之下,組合成一個故事新編。故事梗概:秦可卿乃康熙廢太子的女兒,一出生就由曹家,即賈府的賈珍接進寧國府,養育成人。待廢太子兒子「弘皙逆案」敗露後,其家族命秦可卿自盡。選入宮的賈元春也將秦可卿身世告密,得到了皇上的喜愛,晉陞為賢德妃…… 總之,「秦學」是一部新編「宮闈秘事」,完全取代了《紅樓夢》深刻的思想價值,文化意蘊和審美意味。  (三)劉心武先生「秦可卿故事新編」還處處與曹家本事相聯繫,一些沒有史料支撐的證據,被任意拿來引用,因此「秦學」的空間,也自然延伸到了康、雍、乾三朝的權力鬥爭之中。這一切都被劉心武先生認為是曹雪芹沒有寫出來的,或者說打算過這麼寫。根據何在?探佚。  為了深入看清「秦學」的內涵所在,我們將在以下幾章,分別就其故事新編中的重要人物:秦可卿、賈珍、賈元春一一解析。 第三章 劉心武「秦學」的可卿之疑   劉心武「秦學」中的人物雖然同《紅樓夢》中的人物姓氏一樣,但其人物的基本內涵與原著相對照已面目皆非。而劉心武先生卻將其新編故事,視為原來「曹雪芹的構思」。這是我們關於劉心武「"紅學』之疑」的基本點。從這一章開始,選取「秦學」中的三個主要人物,即秦可卿、賈珍和賈元春進行個案分析,看其到底和《紅樓夢》原著區別何在。  劉心武先生從對秦可卿的研究入手,十幾年來構建了一門自認為成體系的「秦學」。從來沒有一位學者像劉心武先生那樣投入如此之大的精力,去研究《紅樓夢》中這樣一位不大不小的人物形象,正如他所說:「我從1993年開始發表關於"秦學』的文章,1994年輯成《秦可卿之死》一書,1996年修訂過一次,到1999年又擴展為《紅樓三釵之謎》」。  這是為什麼呢?原因很簡單。他把秦可卿這一人物作為研究的一個切入點,以她作為「秦可卿故事新編」的重要人物,與賈元春形成福禍兩翼,從而「推進到對康熙朝廢太子胤礽及其兒子弘皙(也就是康熙的嫡孫),揭示出他們跌宕起伏、詭譎多變的命運對曹雪芹家族榮辱興衰的巨大影響」。  可見, 「秦可卿之死」這段故事形成,是他對曹雪芹曾經設計的或打算這樣寫的推理。那根據是什麼呢?從他講述的內容,可以概括為兩種方法,一部分是探佚,在《紅樓夢》文本的字裡行間,尋找能夠比附的東西,穿鑿深納,曲意推理,連綴而成;另一部分是考證,把有用的或者沾邊的歷史素材拿來,附會其事,影射其人,拼湊組合。也許這樣的說法不大容易為人所理解,換句話說,不管什麼材料,只要進入劉心武先生的創造思維之中,憑藉想像,就把所有的零碎的素材都融為一體。在這位名作家的生花妙筆下就不是一般人可比的了,這是他在受眾群體中產生轟動效應的原因。我們知道:這對於作家來說,是天才的創作;而對於學者來說,是絕對不允許的。而劉心武先生偏偏強調說這是學術,還歸納出研究的幾個層次,這就不是簡單幾句話否定所能奏效的了。  先來看看,劉心武先生關於曹雪芹構思所作的理性的闡述:  第二個層次,是曹雪芹的構思。從有關秦可卿的現存文本中,我們不僅可以探究出有關秦可卿的一度存在過的文本,還可以探究出他對如何處理這一人物的曾經有過的構思,這構思可以從現存的文本(包括脂評)中推敲出來,卻不一定曾經被他明確地寫出來過。也就是說,我們不僅可以探究曹雪芹曾經怎樣地寫過秦可卿,還可以進一步研究他曾經怎樣打算過;我關於甲戌本第七回回前詩的探究,便屬於這一層次的探佚。我認為這首回前詩里「家住江南姓本秦」(脂批中還出現了「未嫁先名玉,來時姓本秦」的引句),起碼顯示出,曹雪芹的藝術構思里,一度有過的關於秦可卿真實出身的安排。我還從關於秦可卿之死與賈元春之升的對比性描寫及全書的通盤考察中,發現曹雪芹的藝術構思中,是有讓秦可卿與賈元春作為禍福的兩翼,扯動著賈府盛衰榮枯,這樣來安排情節發展的強烈慾望,但他後來寫成的文本中,這一構思未充分地展示。我把他已明確寫出的文字,叫作「顯文本」,把他逗漏於已寫成的文本中但未能充分展示的構思,稱為「隱文本」。①  我們按照劉心武先生的思路,先分清什麼是「顯文本」,什麼是「隱文本」。所謂「顯文本」就是現存的《紅樓夢》文本; 所謂「隱文本」包含兩層意思:一是曹雪芹曾經寫過,「一度存在過的文本」,即脂評本中未曾刪節過的「秦可卿淫喪天香樓」;另一是曹雪芹的構思,即「這構思可以從現存的文本(包括脂評)中推敲出來,卻不一定曾經被他明確地寫出來過。」 「顯文本」和「隱文本」之間的聯繫是什麼?顯而易見,「顯文本」是探佚「隱文本」的平台,「隱文本」是探佚的目的。如果按照這個邏輯,「隱文本」是受「顯文本」的制約的,而且有一個限度。遺憾的是探佚的空間,天馬行空,馳騁想像,跑得太遠了,除卻借用《紅樓夢》秦可卿、賈元春等人的名字而外,已與《紅樓夢》文本不搭界了。可以稱其為「秦可卿故事新編」。故事情節的梗概:(一)「曹雪芹的藝術構思里,一度有過的關於秦可卿真實出身的安排」;(二)「發現曹雪芹的藝術構思中,是有讓秦可卿與賈元春作為禍福的兩翼,扯動著賈府盛衰榮枯」;(三)故事新編還能與曹家的本事相對照,為「自傳體」找到歷史根源。為此,《劉心武揭秘〈紅樓夢〉》一書中用了三個章節:「秦可卿抱養之謎」、「秦可卿生存之謎」、「秦可卿出身之謎」來揭示曹雪芹的藝術構思里未曾寫出的那個所謂的「秦可卿之死」。從秦可卿的「抱養」、「生存」、「出身」反反覆復,一點一滴不厭其煩地講起,目的就是想告訴人們,他在「隱文本」探佚出了秦可卿出身是皇族,是公主。這為他進一步考證出秦可卿的原型是康熙朝廢太子胤礽的女兒進行鋪墊。 一、被劉心武稱為「野種」的她,在其故事新編里又成為皇族的公主  劉心武先生解秘「抱養之謎」,列舉了兩條主要的理由:  理由之一:劉心武先生說:「上一講咱們費了老大力氣,得出一個結論,就是賈蓉的妻子千萬不能亂娶,寧國府的血脈已經到了三世單傳的危機時刻了,娶媳婦一定要娶一個門當戶對的,門不當戶不對的話也得比賈府的門和戶還要高,而且要保證能給賈蓉生兒子,也就是給寧國公這一支傳續後代。可是僅僅因為營繕郎跟賈家有點瓜葛,就去把他抱養的養生堂的女兒,許給了賈蓉,還不是小老婆,而是娶為了正室。舊社會一夫多妻,可以先娶小老婆,後娶正妻,那也是可以的,但寧國府不是這樣,是正正經經地將秦可卿娶為了賈蓉的妻子。所以這一段話實在是每一句都古怪。」 ②  理由之二:劉心武先生說:「再聯繫到第十三回秦可卿之死那一回——原來回目叫做"秦可卿淫喪天香樓』,據說有人看到的一種古本裡面,"喪』還寫成了"上下』的"上』——在第十三回的脂硯齋批語裡面說得更清楚,是她勸曹雪芹刪去了關於秦可卿之死的大段文字。」這是從考證推理出來的下面的結論,「實際上,這也就是掩飾了、隱去了秦可卿真實的出身和真實的死因,這又是一種非藝術性的考慮,而不是藝術性的考慮」。③  這兩條理由簡括地說:寧國府的血脈已經到了三世單傳,因此,一要門當戶對,這是強調社會地位;二要保證能給賈蓉生兒子,這是強調傳宗接代。他這兩條理由的推導,一是靠著定勢思維下的常理;二是靠著想當然,斷然說出《紅樓夢》刪去了第十三回關於秦可卿的真實身份和真實死因,是出於「非藝術性的考慮」。根據呢?他沒說。那麼按照他的推導,有沒有道理呢?我們還得回到《紅樓夢》,以文本為依據。  封建貴族的婚姻是政治的聯盟,講究門當戶對是當時社會的習俗。《紅樓夢》「護官符」所說的賈、史、王、薛四大家族,就是一個用聯姻紐帶結合起來的大地主、大官僚、大皇商的封建貴族集團。「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是四大家族的共同的社會心理,都非常重視與自己家族成員聯姻的其它家族的社會地位。賈府分為兩個支脈,榮國府的賈代善娶的是「史家」的小姐,也就是賈母;賈政娶的是「王家」的小姐,也就是王夫人;賈璉娶的是「王家」的小姐,也就是王熙鳳。賈寶玉和薛寶釵的結合,是「賈家」同「薛家」的聯姻,這一切都體現了四大家族是一個用聯姻紐帶結合起來的封建貴族集團。也正是姻親關係背後的家族勢力,決定了像賈母、王夫人、鳳姐、薛寶釵這些太太奶奶們的地位之高。反之,賈赦的邢夫人沒有娘家的靠山,在賈府的地位就大為遜色。當然,這和她本人的性格人品也分不開。封建貴族是用婚姻作為一種手段加強政治上的結盟,這確實是常理。  但並不等於說封建貴族的婚姻全部都是這樣,賈府的另一支脈寧國府,卻不同於榮國府。  《紅樓夢》對寧國府姻親關係的描寫,從來就沒有什麼門當戶對,賈珍娶的尤氏不就是出身清寒人家?尤氏出身很貧苦,甚至連母親和妹妹的生活,也時常需要她的接濟。因此在極重視上流社會中「扶持遮飾,皆有照應」的姻親關係的賈府,尤氏由於沒有這種家族光輝的籠罩,便失去了與其它太太奶奶們爭榮爭寵的資本,甚至連妹妹在遭到賈珍父子的調笑和玩弄,尤二姐在被欺凌至死的時候,她也不敢挺身而出。在家族主子階層里她忍受諸多的不公允。相比之下,秦可卿的父親系現任工部營繕司郎中,雖然是一個小官,宦囊羞澀,但畢竟和賈家還有小小的瓜葛,即使結了親,將秦可卿許與賈蓉為妻,也不違背情理。  何況,封建社會婚姻的選擇對男女雙方來說,存在著不均衡的評價和選擇標準。男性有相當多的因素介入。比如:財富、地位、才華、相貌、前途等等,像賈府的貴族公子正是綜合多種因素於一體的男性主體,有明顯的優勢。而對女性來說,主流意識只認同相貌和家世。對於女性的才華、智慧等因素都可忽略不計,像賈府的小姐儘管個個才華出眾,但仍舊處於弱勢,所以她們都沒有好的命運和結局。秦可卿生得形容裊娜,性格風流,兼有釵黛之美。這是超群出眾的優勢,僅憑藉這一點,她被賈珍看上眼,選為兒媳,是很自然的。  《紅樓夢》對寧、榮二府婚姻關係的描寫是形成這個家族長期房族之爭的根源,同時也是一種對比,著意描述寧國府是一個連起碼的封建禮教都不遵循的,陰森齷齪的潰敗而糜爛的家族。由於賈敬過早的吃齋念佛,住在寺院,不理家了,都交給了賈珍,這個三十郎當歲的貴族爺兒們有地位、有錢財、有空閑,恣意所為。封建的所謂綱常禮教對賈珍等貴族「爺兒們」完全失去了約束力,他是「一味高樂不了,把寧國府竟翻了過來。」這一群敗壞自己家運的不肖兒孫,長年累月表現出的是一樁樁充滿形形色色貴族階級生活的淫濫穢行。「秦可卿之死」便是這種淫糜生活下的典型事件,來體現《紅樓夢》整體敘事結構意脈的走勢,寧國府衰敗在先,榮國府其次;寧國府是明寫,榮國府是暗寫,因此說「漫言不肖皆榮出,造釁開端實在寧。」  因此,我認為劉心武先生離開了《紅樓夢》整個敘事結構,不從文本出發,單靠簡單的常理的推測和想像,揭秘「秦可卿抱養之謎」,必然得出似是而非的結論。 二、可卿形象的基本表徵是溫柔俏麗,善解人意,但並未披露更豐富的性格內涵  劉心武先生所說的「抱養之謎」,沒有根據,那「生存之謎」又如何呢?他的做法是僅憑《紅樓夢》書中秦可卿周圍幾位地位高的人物的感受和評價,來推斷秦可卿的出身。且不說理據非常單薄,就是理據和結論之間存在這樣大的跨度,都是靠「悟」出來的,便難以成立。尤其是不能用這種方法論證一位《紅樓夢》中的過場人物。因為過場人物本身沒有豐厚的性格,她不像有豐滿性格的人物,總是與左右上下的人們發生各種各樣的社會交往,不斷進行信息交流,既影響著周圍的人,又在周圍的人身上打上自己性格的投影,因而我們能從周圍人物身上,也就是他們的評價、感受、印象上反映這一人物的性格特徵,揭示她心理深處的隱秘。而秦可卿不是這樣的人物,不具有豐厚的人物性格。劉心武先生選取賈母、尤氏、鳳姐對她的評價,只是《紅樓夢》採取的一種側面寫法,對不具有豐厚的性格特徵的人物做簡單的介紹。下面看看他的說法:  1賈母的看法:  「我們首先選出賈母,賈母是怎麼看待秦可卿的?」「她忽然走出來帶寶玉去午睡,極妥當。這是賈母的眼光。」「然後曹雪芹通過敘述性語言,就替賈母做出了一個不可爭議的判斷,這個判斷是這樣的,說秦可卿"乃重孫媳中第一個得意之人』!」「在一個封建大家庭,以賈母這樣的身份,對她的兒媳婦、孫媳婦、重孫媳婦做出判斷,她認為得意的第一要素應該是什麼,就是血統,就是門當戶對,就是家庭背景好。」④  2尤氏的看法:  「秦可卿的公婆怎麼看待秦可卿。……賈珍和秦可卿的曖昧關係,不是什麼極端的家族隱秘。」「那麼至少她應該不愉快,至少她應該覺得很噁心,很堵心。但是第十回寫到秦可卿生病時,尤氏對秦可卿的反應……,她囑咐秦可卿:"你且不必拘禮,你早晚不必照例上來。』」「她對她的兒子賈蓉說:"你不許累掯她。』累掯又是一句北方的語言,這句話就是說,不許你難為她,不許招她生氣。底下的話越說越奇怪,說:"倘若她有個好歹,你再要娶這麼一個媳婦,這麼個模樣,這麼個性情的人,打著燈籠也沒地方找去。』這太奇怪了!……她應該對她兒媳婦非常地反感,她犯不上這麼看重她,又不是懷孕,得了這種怪病,居然就關懷備至到如此程度。而且,怎麼就會打著燈籠,也找不到比養生堂抱來的野種還好的女子呢?這不成邏輯啊,在當今社會這也不成邏輯啊。」 ⑤  3王熙鳳的看法:  「我們再看看,賈府裡面一個非常重要的、拿事的人物,王熙鳳,她怎麼對待秦可卿。王熙鳳,說老實話,就像賈母點出來的:"一個富貴心,兩隻體面眼。』……按說,她對秦可卿最好的態度也不過是敷衍,可是,不是!她跟秦可卿形成一種密友關係,雖然她輩分高,她是嬸子,秦可卿是侄媳婦,兩個人卻好得不得了。」 ⑥  劉心武先生擇出的這幾點的邏輯推理是:從秦可卿的生存環境觀察,賈母對她好,王熙鳳也對她好,尤氏明知自己的丈夫和兒媳有曖昧關係,不但不反感,反而很看重她。這幾個在賈府地位高的女性如此對待她,不就證明秦可卿出身高貴,家庭有靠山嗎!其實從這幾筆側寫中,透過秦可卿周圍人的眼睛,我們只看到了秦可卿形象的基本表徵:溫柔俏麗,聰明伶俐,善解人意,處事得體,但並沒有披露更多深層次的性格內涵。  分析問題的一個弊端,就是把一些碎片串連起來,按照自己的主觀意圖加以歸納,得出結論。我們知道,人物性格的基本特徵,是在長期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中表現出來的。像秦可卿這樣的過場人物,其正面亮相的筆墨非常少,主要是通過側寫,周圍人物對她概括的評價,才勾勒出了她的模糊的性格特徵。因為秦可卿是個過場人物,曹雪芹並不是著力刻畫她豐富的性格內涵,而只是突出她在整個敘事結構中所起的作用。因而, 不能籠統的一言以概之,說什麼「在一個封建大家庭,以賈母這樣的身份,……認為得意的第一要素應該是什麼,就是血統,就是門當戶對,就是家庭背景好。」這樣的結論缺乏人物性格豐富內涵的支撐,流於一般常理的推測。比如王熙鳳,「一個富貴心,兩隻體面眼。」那麼她對於一個鄉下來的老婆子劉姥姥,就不會接待了。王熙鳳對人的態度,既有個人的情感成分,又看著賈母和王夫人的眼色,左右周旋。何況秦可卿是未來寧國府當家的奶奶,兩府之間磕頭碰臉的事常有,而且兩府各立門戶,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她怎麼會對秦可卿冷漠呢?秦可卿生病,她熱情地去看顧,也是人之常情。再說分析秦可卿的生存狀態,不能只依據賈母、尤氏、王熙鳳對待她的親疏,而應和焦大罵主、學堂鬧學等情節因素聯繫起來,進行全面的分析,才能得出比較恰當的結論。  分析任何一個人物形象的思想情感,都必須放到一定社會環境的具體情境之中,具體把握特定情境下人物思想情感的微妙變化。在某一個特定的環境下,會突出人物性格基本特徵的某一個側面。籠統地從既定的觀點去衡量一個人,就會把主觀印象強加於人。比如劉心武先生說:  「那麼我們現在看一看,秦可卿自己是怎麼想的。寫一個人物,一個是寫外面的人,周圍的人怎麼看待她,一個是寫她自己,往她內心寫,她自己怎麼想。秦可卿如果真是養生堂抱來的棄嬰,如果她的養父真的是一個宦囊羞澀的小官僚,她就必然會有自卑心理,她會覺得很難為情。她表面上可以強撐著,但是一到夜深人靜,清夜捫心,她就會感到她處在一種兇險的環境當中,人家這麼富貴,自己的背景如此不堪,她會自卑的,會痛苦。可是,書裡面一筆這樣的描寫也沒有,從她第五回出場到第十三回死去,完全沒有這樣的內容。」⑦如何看待這一問題? 家庭出身貧寒的人容易產生自卑的心理,尤其在社會等級制度森嚴而形成的歧視意識下,這種自卑的心理會在方方面面流露出來。《紅樓夢》描寫嫡庶之間矛盾和衝突很鮮明,探春、賈環是趙姨娘生的,從小就在心理上打下自卑的烙印,當然探春和賈環的表現形式不一樣。而秦可卿雖然是從養生堂抱來的女兒,但在宦囊羞澀的小官僚家庭里,秦業很喜歡她,小名兒喚可兒,表示可愛的意思。在溫暖的家庭呵護下長大的她,心理並不一定就打下自卑的痕迹。  秦可卿這個人物一出場,便是「赫赫揚揚,已近百載」的寧國府嫡孫媳。與榮國府嫡孫媳王熙鳳在封建宗法家族裡,未來是一樣的地位。這一特殊地位,無論是出身書香門第而又寄人籬下的林黛玉,還是家勢豪富但也客居賈府的薛寶釵,或者是公府侯門之女的史湘雲和賈氏三春,都不能和她相比。所以,無論從現實存在還是過去,秦可卿身上都很難看出什麼明顯的自卑心理。劉心武關於「秦可卿生存之謎」的解答依然站不住腳。 三、所謂「棺木」等事只與賈府權勢有關,與可卿出身並無太大聯繫  劉心武先生從「抱養」、「生存」之謎的揭示,一步步逼近秦可卿「出身」這個要害問題。他舉了六個主要的例證。前兩個是夢幻的敘事,後面的則是現實的例證。這兩組例證恰恰觸及到了秦可卿這個人物形象在《紅樓夢》敘事結構中的地位和作用,這是分析其形象的關鍵所在。我們應當特別注意這一點。先說「兩個夢境」。  其一,太虛幻境的秦可卿   警幻仙姑和寧國府、榮國府老祖宗有很深厚的關係。寧、榮二公就跟她說:「吾家自國朝定鼎以來,功名奕世,富貴傳流,雖歷百年,奈運終數散,不可挽回者。故遺之子孫雖多,竟無可以繼業。其中惟嫡孫寶玉一人,稟性乖張,生情怪譎,雖聰明靈慧,略可望成,無奈吾家運數合終,恐無人規引入正。」於是劉心武先生便推理:「警幻仙姑她怎麼引領賈寶玉走正路呢?她就是說,我先把聲色之娛讓你享受夠了,讓你懂得這些也無非如此而已,希望你享受夠了以後就能夠幡然悔悟,覺得我還是去謀取仕途經濟罷了,企圖讓賈寶玉形成這麼一個思維邏輯。在這個過程當中,為了讓賈寶玉享受性愛,就把自己的妹妹可卿介紹給賈寶玉。所以秦可卿既是警幻仙姑的妹妹,又是賈寶玉的性啟蒙者。你說,秦可卿她的這種身份,難道不是高於賈府嗎?對不對?如果是一個養生堂抱來的棄嬰,是一個宦囊羞澀的小官僚養大的女子,她怎麼能夠出任這種角色呢?不可能的。但是《紅樓夢》文本就是這麼來寫的。這又是一個證據,證明秦可卿身份非同小可。」⑧  其二,秦可卿託夢。  秦可卿向王熙鳳託夢,她說:「常言:"月滿則虧,水滿則溢』有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們家赫赫揚揚,已將百載,一日倘或樂極悲生,若應了那句"樹倒猢猻散』的俗語,豈不虛稱了一世的詩書舊族!」她就這樣進行理論指導,然後她就提供具體的實踐方案。大意就是說,你們現在還沒有垮掉,趕緊在祖墳旁邊多置一些地畝,族中人輪流來管理地租。地租用來幹嗎呢?一是把宗族的祠堂設在那兒,這樣就可以世代香火不絕。另外,可以把家塾設在那兒,這樣以後不管怎麼樣,家裡的這些子弟還可以通過讀書、科舉去謀求一個發展。劉心武先生認為:「她提出了這樣一個具體的實踐方案。這如果不是一個有著豐富的政治經驗,出身於一個非常高貴的家族的女性,她是不可能想到這些的。她如果是一個養生堂抱來的棄嬰,她如果只是從小在秦業家裡面長大,她哪兒來的社會政治經驗?她不可能有。這就說明秦可卿她的出身是高於賈府的。」⑨  劉心武先生對「兩個夢境」的分析後,推導出的結論:「秦可卿她的出身是高於賈府的。」秦可卿在《紅樓夢》中有兩種身份,一是神仙幻境下出現的,一是寧國府現實生活中出現的。她在幻境與現實中交叉,是《紅樓夢》敘事結構的需要。秦可卿作為虛幻的人物,在《紅樓夢》的敘事結構中發揮了不可替代作用,不能不著重分析:  第一, 夢境中的主體應該是誰  做夢是一個人大腦的潛意識活動,而夢境則是現實生活的曲折變形的特殊反映。夢境中的對象是不可選擇的。比如性夢是非常普遍的一種性心理、性生理的現象,幾乎每個人都做過這樣的夢。情慾的對象可能是與其一往情深而未成眷屬的人,也可能是朝夕相處的同學、鄰居、親友,還可能是只一見鍾情而未交往的人,甚至是從不相識的陌生人。據說在17 世紀英國倫敦的一座修女院的修女們,控告當地一位長得十分英俊的神父,說他每晚都施用巫術,使她們處於昏迷的狀態,然後對她們非禮。最初是修女院的院長「受辱」,以後大多修女都有這種「遭遇」。結果無辜的神父被活活地燒死。其實原因是修女們性意識長期受到壓抑,愛慕年輕而貌美的神父,從而出現了性夢。可見,夢是做夢人的潛意識的顯現,而不能 以夢境中的人作為主體。  秦可卿向王熙鳳託夢所說的話,與其說是秦可卿的見解,倒不如說是鳳姐的憂慮和見識在潛意識中的流露。與其說是寫秦可卿其人,倒不如說是寫鳳姐其人。其實這個夢境描寫,還不僅僅是刻畫鳳姐心理活動的需要,而是出於《紅樓夢》整個敘事結構的需要。  第二, 「兩個夢境」中秦可卿是一個虛幻式的人物  第一個夢是寶玉做的,第二個夢是王熙鳳做的,秦可卿只是這「兩個夢境」中出現的一個虛幻式的人物,是全書整個敘事結構的需要。在描寫現實生活情節中,時而轉入虛擬夢境的描繪,這樣就呈現出兩重境界的敘事功能:一重是夢境中的實境,一重是現實中的夢境。在現實與夢幻、實境與虛境之間交互穿插,創造了天上與人間相溝通,真景與幻境相交織的《紅樓夢》敘事藝術。  賈寶玉神遊太虛幻境時,警幻仙姑說畢攜了寶玉入室,品仙茗,飲仙酒,觀仙舞,聽仙曲《紅樓夢十二支》。最後,又將寶玉引入一香閨繡閣中,稱許他為「天下第一淫人」——天分中生成一段「意淫」痴情,並將其妹可卿許配給他,讓他領略所授雲雨之事。寶玉遂與可卿柔情繾綣,軟語溫存,難解難分。二人相攜遊玩,行至「迷津」。只聽水響如雷,許多夜叉海鬼竟來拖拽,嚇得寶玉汗如雨下,失聲喊叫「可卿救我」,方被襲人等丫鬟喚醒。 秦可卿的上場是作為賈寶玉夢魂的引路人而出現的,其目的是對全書情節發展起結構意義和預示功能。恰如清代護花主人王希廉在《紅樓夢》第五回後評曰:  一回至四回,已將賈、王、史、薛親戚家世大略敘明,黛玉、寶釵已與寶玉合一處,入後應細敘居恆情事。然十二釵尚未點明,若逐人分敘,文章便平蕪瑣碎,故以畫冊、歌曲將各人一生因果逐一暗暗點出,後來便都有根蒂。但又不便如賈氏宗支,可借冷子興口中細說,所以撰出一夢,在虛無縹緲之境。  第五回自為一段,是寶玉初次幻夢,將「正冊」十二金釵及「副冊」、「又副冊」二三妾婢點明,全部情事已籠罩在內,而寶玉之情竇亦從此而開,是一部書之大綱領。  這段評語點明曹雪芹設置這個夢在全書敘事結構中的作用,就是用含蓄的詩詞隱喻金陵十二釵為代表的女子的生活道路和命運結局,從而給人一個整體的初步的印象。如同一張藍圖為百二十回的《紅樓夢》長卷伏下敘事的意脈。  再者,秦可卿在夢中是警幻仙子的妹妹,「其鮮艷嫵媚,大似寶釵;風流裊娜,又如黛玉」,被警幻仙姑許配於寶玉,無疑是將寶玉未來人生道路中的戀愛和婚姻,跟林黛玉、薛寶釵之間產生的情感糾葛作了總覽式的預示。  其二,秦可卿給鳳姐託夢從敘事結構設置上來看,布下了三條意脈的伏筆。(一)賈府敗落的趨勢。秦可卿從事物發展的哲理,講到賈府保持「退路」的具體方略。所謂「月滿則虧,水滿則溢」,「登高必跌重」,「否極泰來,榮辱自古周而復始」云云,正是對第五回中榮寧二公所云「吾家自國朝定鼎以來,功名奕世;富貴流傳,已歷百年,運終數盡不可挽回」的必然趨勢的印證。(二)「三春去後諸芳盡,各自須尋各自門」正是全書悲劇結局的讖語。  總之,秦可卿在夢境中所做的兩件事,體現了「寧榮二公之靈」的意旨。對於賈府的現狀,「寧榮二公」在天之靈看在眼裡,急在心上,他們為了挽救其家族的頹危,通過秦可卿、警幻仙姑虛幻式的人物,採用各種方式警示其子孫。 秦可卿的藝術使命就是為完成 「寧榮二公之靈」的囑託,完全是小說整體敘事構思的需要。離開了《紅樓夢》整體敘事的構思,孤單地對一個虛幻式的人物,判定什麼「出身」,別說沒有什麼根據,就是有根據,這種「猜笨迷」的方法,猜到了虛幻人物的身上,如同給《西遊記》唐僧師徒四人劃定階級成分一樣可笑。 第三,秦可卿是一個隱喻式的人物  秦可卿在《紅樓夢》文本中僅僅短暫地出場過兩次。第一次是第五回安排賈寶玉在她的房裡睡午覺,她跟一幫丫環小廝守在房外看貓兒狗兒打架。第二次是第十一回她生病時王熙鳳去探望她。對她在現實生活中的描寫,遠遠比不上對她在「兩個夢境」中描寫的文字多。如果拋開他人側面對她的評價、議論和謠諑,拋開她在這幾個夢中的活動,現實生活中的秦可卿幾乎是蒼白而模糊的形象。 然而,正是因為這幾個夢和他人側面對她的評述,使得秦可卿這一形象才變得撲朔迷離,才能在「兩個夢境」中隱喻了整部小說的敘事意脈和人物的命運走向。在這個意義上說,秦可卿又是一個隱喻式的人物,因而,圍繞她曹雪芹採取的是意象敘事,比如秦可卿住室的布置、裝飾、陳列,以及命名都離不開意象敘事這一特徵。離開了這一敘事特徵,割裂地抽出幾個名物,作為「帝王家的符碼」、「公主的符碼」,顯然是不符合審美創造的規律。請看劉心武先生所舉的幾個現實的例證:  關於秦可卿的卧室陳設。  首先秦可卿的卧室掛有唐伯虎的《海棠春睡圖》;還有一副秦太虛的對聯,寫的是:「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襲人是酒香。」「案上設著武則天當日鏡室中設的寶鏡」,「一邊還擺著飛燕立著舞過的金盤,盤內還盛著安祿山擲過傷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設著壽昌公主於含章殿下卧的榻,懸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聯珠帳。」劉心武說:「你想,這些是什麼東西啊?以前的紅學界對這一段描寫的解釋,基本都定這麼一個調子,說,這是誇張的描寫,這樣描寫主要是為了表現秦可卿的生活很奢靡,而且她本人很淫蕩。這個解釋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但是它不能夠讓我這樣一個《紅樓夢》愛好者完全信服。   ……請大家特別注意,武則天當過女皇帝,飛燕是一個愛妃,楊太真也是一個愛妃,安祿山是後來篡權,一度當過皇帝的人。但是作者他不僅寫到了皇帝那樣的人物,他也寫到兩個公主,那麼這些誇張的暗示性的符碼究竟在隱喻什麼?我想,它絕不僅僅是隱喻秦可卿生活很奢靡,或者是說秦可卿很淫蕩。它實際上應該是在影射,秦可卿的血統就高貴到是帝王家的公主的地步。你看,這些全是帝王家的符碼,而且還兩次出現了公主的符碼,對不對?它用這樣的手法暗示秦可卿真實的血統。」⑩  在秦可卿的卧室里,寶玉入睡之前,他一進入秦氏住房就聞到一股甜香,不禁眼餳骨軟,倦意倍增。而其室內陳設,如壁上掛的「海棠春睡圖」、秦太虛的對聯,案上擺著的鏡、盤、木瓜及屋內設的榻、帳、衾,皆與古代香艷故事風流韻事有關。這氣、味、形、色等方面的感官刺激,是對整個夢境中寶玉所感受的濃艷的聲色之美作了最好的鋪墊。同時也表現了秦可卿生活的奢靡和淫逸。王崑崙先生說:「這不是什麼文藝描寫,而是有意做出象徵性的說明。試看其中所舉的都是些什麼樣的人物?那些人所用的又是一些什麼樣的器物?這豈不明明是作者對秦氏品性的貶斥嗎?」這哪裡是「帝王家的符碼」、「公主的符碼」?據筆者知道的有一個城市進了幾套上萬元的豪華的櫃式裝載的四庫全書,其中有大部分是企業家為了裝飾辦公室或豪宅而買走的。那麼這能標示他們身上具有「學者的符碼」嗎?  關於天香樓。  「天香樓這個樓名,有怎樣的含義?有兩句詩:"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這是唐朝詩人宋之問的句子。你想想,那是非常尊貴的,如果說太陽可以比喻為皇帝的話,月亮就可以比喻為東宮,比喻為太子。月亮裡面,中國人的想像,認為有嫦娥,有一棵桂花樹,有吳剛,還有一隻兔子在那兒搗靈藥。總而言之,月亮裡面是有桂花樹的,"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桂子,就是桂花結成了米粒狀的東西,"桂子月中落』,這個東西非同尋常,屬於國色天香,它帶來一種芬芳的氣息。"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你想想,"情天情海幻情身』,這是一種什麼出身?天香樓是一個什麼象徵?就是來自月亮裡面,芬芳從雲層飄向人間,可見秦可卿出身非同小可,是高於賈府的。」  劉心武先生對「天香樓」的解釋有不妥之處。1以「天香」二字作為樓閣的雅稱,寄寓了樓閣主人的情趣,喜歡花香木秀。「天香」在中國古代泛指芳香。李白《廬山東林寺夜懷》詩:「天香生空虛,天樂鳴不歇。」清納蘭性德《桑榆墅同梁汾夜望》詩:「無月見村火,有時聞天香。」有時也特指桂、梅、牡丹等花香。宋之問詩上句便是指月亮上的桂樹。傳說在杭州靈隱寺和天竺寺,每到秋爽的時刻,常有豆粒似的桂子從天空飄落。下句中「天香」則是指禮佛的香火,與上句對舉,天上桂子下落,地上佛香上飄,給靈隱寺佛教聖地抹上一層空靈神聖的色彩。「天香樓是一個什麼象徵?就是來自月亮裡面,芬芳從雲層飄向人間」,這種解釋不確切。2. 「天香」也隱喻為美女,國色天香即從此意來的。3.無論從「天香」的芳香意,還是隱喻美女意都不能證明「可見秦可卿出身非同小可,是高於賈府的。」更何況「天香樓」也不是秦可卿獨享的私宅,此例用以證明秦可卿的出身太牽強附會。  第四,「秦可卿之死」這一事件是推動敘事演進的內趨力。  「秦可卿之死」就像一個幽靈盤旋在賈府的上空,不時地給這個「赫赫揚揚,已歷百載」的封建貴族之家投下陰影。死亡氣息貫穿於小說的始終,構成了《紅樓夢》一條重要的意脈。戚蓼生在《石頭記序》中就已指出曹雪芹展現死亡氣息的描寫:「狀閥閱則極其豐整也,而式微已盈睫矣。」「秦可卿之死」就成為了《紅樓夢》敘事演進的第一個高峰,借她的死描寫出了賈家末世「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的特徵,在榮耀奢華的背後,卻是行將敗亡的腐朽本質。顯然,這裡的「死」是推動敘事發展的原動力。賈寶玉正是從她身上獲得人性生命的體驗,更加執著一種精神的追求,痴情於愛情的追求,離他出身的那個階級和家庭愈來愈遠。秦可卿託夢鳳姐,鳳姐非但沒有為那個家族注入一點來錢的活水,反倒加緊了撈錢的步伐,就在為秦可卿出喪的日子,也不放過撈錢的機會,得了三千兩銀子。所以說, 秦可卿這個隱喻式的人物,她的一生實際上是一部賈府的衰敗史的象徵,時明時暗地隱喻金陵十二釵的故事,隱括了全書敘事脈絡的走向。而且每一次高潮都與「死亡」緊密相連,如金釧跳井、賈敬之死、晴雯夭逝、尤二姐喪命、黛玉魂歸等等,都出現了死亡推動敘事演進的高潮,一個高潮比一個高潮低落,漸漸地趨向敗亡。  劉心武先生說:「在秦可卿死後的喪事裡面,有一些細節更能夠印證我這樣的一個判斷。比如說,她所用的棺木,用的什麼棺木呢?用的是薛蟠家裡面存下來的木料,這個木料當時還沒有做成棺木,乃是潢海鐵網山上出產的一種檣木。這個木料原來是誰訂的貨呀?是義忠親王老千歲訂的貨。義忠親王這個符碼倒還罷了,當然級別很高。但是他又是老千歲,什麼叫作千歲?我認為,千歲在這裡就是指太子,就是指在皇帝薨逝以後,登基當新皇帝的那個人。」  又說:「她的喪事當中還有一些細節。她是寧國府的一個重孫媳婦,賈蓉連爵位都沒有,只是一個黌門生,臨時捐了一個頭銜,這個頭銜也很低,叫「龍禁尉」,就是皇宮裡面的衛兵……這麼一個人死了,何至於驚動皇帝,驚動皇宮呢?書裡面寫得很怪,忽然就有大明宮掌宮內相戴權親來上祭……如果沒有皇帝的批准,他能來嗎?……如果要是賈敬死了他來,好像還不太稀奇;賈珍死了,他來也不算太稀奇,賈珍他畢竟有爵位,他是三品威烈將軍,是不是啊?可是不是賈珍死了,甚至也不是賈蓉死了,是賈蓉的媳婦死了。在賈府而言,不過是一個重孫媳婦。可是大明宮的掌宮的大太監戴權要親來上祭,這怎麼回事?這如果不是因為秦可卿的出身特別高貴,是不可能出現這種怪現象的。」 所謂「棺木」、「大太監戴權要親來上祭」這都是秦可卿死後的事情,只能與賈府的權勢有關,而與秦可卿的出身沒有多大聯繫。相反,卻深刻地表現了賈珍不惜一切財力為秦可卿大辦喪事,只圖虛華好看,正是榮耀豪奢的背後,隱藏內囊盡上,行將衰敗的一個典型事件。  綜上所述,劉心武先生關於秦可卿的出身所列舉的六個主要例證,之所以難以令人信服,其分析問題的思維方式有偏差:  一是,儘管他所講的是在「顯文本」與「隱文本」之間的聯繫中,探佚曹雪芹的構思,但他在整個有關秦可卿的探佚過程中,都離開了《紅樓夢》「顯文本」的整體敘事結構的藝術構思。因為整體敘事結構是一塊基石,一旦離開整體敘事藝術構思,便會導致探佚的「空間」沒有邊界,任意猜想、附會、想像。他關於秦可卿的「抱養」、「生存」、「出身」幾章的分析,都像走入沒有《紅樓夢》「顯文本」制約的茫茫天地。這樣一來,他所謂的「隱文本」就是任其猜想、隨意附會,導致「顯文本」與「隱文本」沒有什麼內在的聯繫。  二是,改變了《紅樓夢》文本對秦可卿形象的基本定位。秦可卿是雙重的藝術形象,既往來於仙界,又出入在現實。她本身的性格是模糊的,是簡括的,常常以隱喻式的人物表現。因此,人物性格很單薄,她的敘事使命更多的則表現在敘事結構中。劉心武先生探佚的視線不在《紅樓夢》文本本身,而在於建構他的「秦可卿故事新編」,可能他認為這才是「曹雪芹的構思」。他的探佚都圍繞著這一定勢思維打轉轉,凡能扯上的都納入他的解釋中,像「天香樓」、「棺木」等就是明顯的例證。  三是,如果我們認為劉心武先生將秦可卿納入皇族的公主之列,其推測、猜想不盡合理,證據不夠可靠,都是探佚、索隱出現的認識上的偏差,那就錯了。他探佚的視野並不會停留在這裡,對於秦可卿的抱養、生存、出身的研究,其目的是把秦可卿作為皇族之女,卷進皇權的鬥爭中,從而揭開的不是《紅樓夢》之謎,而是「秦可卿故事新編」的篇章。這個問題我們放在後面繼續談。

第四章 劉心武「秦學」的賈珍真相

  「將軍欲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劉心武先生為秦可卿的身份證明層層解謎,步步逼近,終於在《劉心武揭秘〈紅樓夢〉》半部書過後,才抖出「秦學」的新發現。直到這時,我們才對「秦可卿故事新編」的梗概有了初步的了解:「小說裡面,曹雪芹的藝術構思是設計了一個賈家,告訴你賈家一些故事。那麼在小說的前半部,他就重點給你講了,一個是秦可卿,一個是賈元春,她們兩個的故事。」 「賈家的命運,如果把賈家比喻為一隻鳥的身子,他們家的命運,就是靠兩隻翅膀的扇動,來決定家族的提升。一隻翅膀,就是秦可卿。賈家藏匿、收養了一個義忠親王老千歲的骨血,一個女兒,這就是秦可卿。」   為了清楚他講述的全部意思,我們將其主要的觀點摘錄如下。  (一)《紅樓夢》裡面秦可卿這個藝術形象的生活原型,是康熙朝廢太子胤礽的一個女兒,廢太子的長子弘皙的妹妹。「義忠親王老千歲的原型,應該就是康熙朝被兩立兩廢的太子。」  (二)秦可卿是在太子胤礽「第二次被廢的關鍵時刻落生的,所以在那個時候,為了避免這個女兒也跟他一起被圈禁起來,就偷運出宮,托曹家照應。而現實生活當中的曹家,當時就收留了這個女兒,把她隱藏起來,一直養大到可以對外說是家裡的一個媳婦。」   (三)「按曹雪芹原來的計劃,他是要寫出寧國府賈珍冒死收養皇帝政敵的遺孤秦可卿這一情節的,但這樣寫太容易釀成文字獄了,不得不按脂硯齋的意見大刪大改,甚至還不得不在第八回末尾"打補丁』,故意把秦可卿的來歷寫成是從養生堂(孤兒院)里抱出的野種」。①  (四)秦可卿是作為賈家在康熙、雍正、乾隆朝宮廷鬥爭中進行政治賭注而進入賈家的。秦可卿之死既不是病亡,也不是淫喪,而是賈府在政治賭博失敗後,成為政治鬥爭的犧牲品。「皇長孫」就是廢太子的嫡子弘皙,因「弘皙逆案」失敗,小說里讓張太醫以看病為由傳遞密令使秦可卿自盡。  於是才有了悲壯纏綿而又雄奇壯烈的一幕:《秦可卿之死》。  這些探佚是怎麼得來的?在《秦可卿原型大揭秘》《秦可卿被告發之謎》這幾章里,回答了這一問題。因為涉及到了曹家本事與小說人物的原型問題,我們把這一部分放到後面的章節去談。先來分析探佚這一部分:劉心武先生關於秦可卿之死這段故事是怎樣組合的。  劉心武先生費了那麼多的筆墨,就是為了突出和證明秦可卿的出身。他說:「 仔細研究《紅樓夢》的文本,我就感覺到,秦可卿這個角色的原型她不但是皇族的成員,而且應該是皇族當中不得意的那一個支脈的成員。」  那麼這有一個問題,她作為皇族的後裔是怎麼來到賈府的呢?劉心武先生說:「我曾著《秦可卿之死》一書……揭開謎底——按曹雪芹原來的計劃,他是要寫出寧國府賈珍冒死收養皇帝政敵的遺孤秦可卿這一情節的。」②可見,賈珍是關鍵人物。  第一, 秦可卿這位皇族的後裔來到賈府,是賈珍冒死收養的;  第二, 皇室奪權鬥爭失利後,又是通過賈珍引來張太醫傳遞的信息;  第三, 秦可卿之死,是預料之中的事,賈珍也是知道的。  一句話,賈珍是這場長達十幾年的政治鬥爭的主要策劃者和執行者。我們知道:研究和理解曹雪芹《紅樓夢》創作以及構思,只能從文本走向作家的心靈,這是唯一的通道,不能從《紅樓夢》文本出發,到外部去尋找,去編織新的構思。這個原則是我們判斷劉心武先生關於秦可卿新發現的依據。因此,我們就不能不把分析的重心放在賈珍的身上,看看《紅樓夢》中賈珍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形象。 一、「造釁開端實在寧」,賈珍正是寧國府的敗家子(一)賈珍的形象  《紅樓夢》里賈珍是一個次要人物,他所在寧國府也是表現賈府衰敗的一條副線,或者說意脈。因而,《紅樓夢》一百二十回中,直接描寫賈珍和寧國府生活的約有十二三回,所花筆墨約佔全書的十分之一。從敘事線索、敘事肌理來看,賈家的衰敗先在寧國府表現出許多徵兆,而後才在榮國府顯現,如果說《紅樓夢》是一部封建貴族世家衰敗的歷史畫卷,那麼在這張畫稿上,寧國府是榮國府的一個小樣。可以說是「造釁開端實在寧」、「家事消亡首罪寧」。賈珍正是寧國府的敗家子。  第二回冷子興介紹說:  當日寧國公與榮國公是一母同胞弟兄兩個。寧公居長,生了兩個兒子;寧公死後,長子賈代化襲了官,也養了兩個兒子:長名賈敷,八九歲上死了,只剩了一個次子賈敬,襲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愛燒丹鍊汞,別事一概不管。幸而早年留下一子,名喚賈珍,因他父親一心想作神仙,把官倒讓他襲了。他父親又不肯住在家裡,只在都中城外和那些道士們胡羼。這位珍爺也生了一個兒子,今年才十六歲,名叫賈蓉。如今敬老爹不管事了,這珍爺那裡干正事?只一味高樂不了, 把寧國府竟翻了過來,也沒有敢來管他的人。  第四十五回賴嬤嬤也講:「(賈珍)只是著三不著兩的。——他自己也不管一管自己,這些兄弟侄兒怎麼怨的不怕他?」那焦大說得更顯露:「每日偷狗戲雞,爬灰的爬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我什麼不知道?」這是對賈珍形象和性格的基本概括。可以說他和榮國府的賈赦是一路貨色,只是比賈赦更年輕氣盛、氣指頤使、肆無忌憚。  圍繞著秦可卿之死,從第七回「焦大罵主」,賈珍與秦可卿的「爬灰」被焦大當眾揭破,就開始鋪述賈珍的淫亂給寧國府帶來的禍害。上樑不正下樑歪,寧府「淫亂」不止賈珍一人。第九回「茗煙鬧學」描寫「金榮越發得了意,搖頭咂嘴的,口內還說許多閑話,」又扯出一個賈薔,「賈薔,亦系寧府中之正派玄孫,父母早亡,從小兒跟著賈珍過活,如今長了十六歲, 比賈蓉生的還風流俊俏。他弟兄二人最相親厚,常共起居,寧府中人多口雜,那些不得志的奴僕們, 專能造言誹謗主人,因此不知又有什麼小人詬誶謠諑之辭。賈珍想亦風聞得些口聲不大好,自己也要避些嫌疑。金榮口無遮攔,將寧國府賈珍、賈薔與秦可卿的淫亂之事公開嚷嚷出去,直指秦氏。秦可卿接連聽到這些罵語,才得了「心病」。尤氏隱瞞地說:「這個病得的也奇」,「這病就是打這"用心太過』上得的」。秦可卿是在亂倫事情敗露後,死於寧國府的「詬誶謠諑」閑言碎語之下。連「賈珍想亦風聞得些口聲不大好,自己也要避些嫌疑」。  賈珍的淫亂還表現在聚眾豪賭,恣意取樂,無事生非。第七十五回描寫:賈敬去世,「賈珍近因居喪,每不得游頑曠盪,又不得觀優聞樂作遣。無聊之極,便生了個破悶之法。日間以習射為由,請了各世家弟兄及諸富貴親友來較射。因說:"白白的只管亂射,終無裨益,不但不能長進,而且壞了式樣,必須立個罰約,賭個利物,大家才有勉力之心。』因此在天香樓下箭道內立了鵠子,皆約定每日早飯後來射鵠子。賈珍不肯出名, 便命賈蓉作局家。這些來的皆繫世襲公子,人人家道豐富,且都在少年,正是鬥雞走狗,問柳評花的一干遊盪紈絝。因此大家議定,每日輪流作晚飯之主,——每日來射, 不便獨擾賈蓉一人之意。於是天天宰豬割羊,屠鵝戮鴨,好似臨潼鬥寶一般,都要賣弄自己家的好廚役好烹調。  不到半月工夫,賈赦賈政聽見這般,不知就裡,反說這才是正理, 文既誤矣,武事當亦該習,況在武蔭之屬。兩處遂也命賈環、賈琮、寶玉、賈蘭等四人於飯後過來,跟著賈珍習射一回,方許回去。  賈珍之志不在此,再過一二日便漸次以歇臂養力為由,晚間或抹抹骨牌,賭個酒東而已,至後漸次至錢。如今三四月的光景, 竟一日一日賭勝於射了,公然斗葉擲骰,放頭開局,夜賭起來。家下人藉此各有些進益,巴不得如此,所以竟成了勢了。外人皆不知一字。近日邢夫人之胞弟邢德全也酷好如此, 故也在其中;又有薛蟠,頭一個慣喜送錢與人的,見此豈不快樂?邢德全雖系邢夫人之胞,卻居心行事,大不相同。這個邢德全只知吃酒賭錢、眠花宿柳為樂,手中濫漫使錢,待人無心,因此都喚他"傻大舅』。薛蟠是早已出名的"呆大爺』。今日二人皆湊在一處……」接著這伙惡少戀童吃酒,拍案罵娘,醉酒撒風。賈珍禍害了寧國府不算,還聚合了一幫惡少,為非作歹。  (二)寧國府是《紅樓夢》敘事結構的一條意脈  《紅樓夢》整體敘事框架:寧國府和榮國府兩條支脈交互演進,以榮國府正面敘事,以寧國府側面襯托。賈珍沿著「淫於寧、亂於寧、衰於寧、終於寧」的路子走下去,寧國府最早顯露衰敗的徵兆,榮國府漸漸披露;寧國府最早敗家,榮國府維持殘局。  早在秦可卿出喪的時候,已是內囊盡上,入不敷出。只是賈珍為了曾與自己關係曖昧的兒媳,不惜儘其所有罷了。日後很快就陷入經濟上的緊巴的狀態之中。第五十三回黑山村莊頭烏進孝來交租,竟只有往年的一半。賈珍非常不滿意,說照這樣下去,寧國府的年沒法過了。八九個莊子,兩處報了旱澇,其它各處一個送得比一個少,寧國府的收入已到了維持的地步。  第六十四回為其父賈敬辦喪事,連棚杠孝布的錢都沒付清, 「一日,有小管家俞祿來回賈珍道:"前者所用棚杠孝布並請杠人青衣,共使銀一千一百十兩,除給銀五百兩外,仍欠六百零十兩。昨日兩處買賣人俱來催討,小的特來討爺的示下。』賈珍道:"你且向庫上領去就是了,這又何必來問我。』俞祿道:"昨日已曾上庫上去領,所剩還要預備百日道場及廟中用度,此時竟不能發給。所以小的今日特來回爺,或者爺內庫里暫且發給,或者挪借何項 , 吩咐了小的好辦。』賈珍笑道:"你還當是先呢,有銀子放著不使。你無論那裡借了給他罷。』俞祿笑回道:"若說一二百,小的還可以挪借,這五六百,小的一時那裡辦得來。』賈珍想了一回,向賈蓉道:"你問你娘去,昨日出殯以後,有江南甄家送來打祭銀五百兩, 未曾交到庫上去,你先要了來,給他去罷。』賈蓉答應了,連忙過這邊來回了尤氏,復轉來回他父親道:"昨日那項銀子已使了二百兩,下剩的三百兩令人送至家中交與老娘收了。』賈珍道:"既然如此,你就帶了他去,向你老娘要了出來交給他。……下剩的俞祿先借了添上罷。』賈蓉與俞祿答應了……」六百零十兩銀子,庫里都無法支出,賈珍手頭又沒有,只好先將江南甄家剛送的弔祭銀五百兩去支付,結果也已使了二百兩,還不夠,只好讓下人先墊上,堂堂的寧國府當年揮金如土,擲銀若灰,而如今賈珍的日子已過得東挪西湊,以後還不知如何應付呢。 第二回冷子興演說榮國府中已指出:「如今這榮寧兩府也都蕭索了,不比先時的光景。」脂硯齋在側批中提醒讀者:「記清此句,可知書中之榮府已是末世了。」第五十三回黑山村莊頭烏進孝來交租,是整個賈府經濟衰敗的縮影。在寫寧國府衰敗的同時,也在不經意之處提到了榮府的今不如昔,日漸衰落。賈珍、賈蓉與烏進孝對話中透漏出了榮府這兩年賠進了許多,又沒添銀子的產業。可見,寧榮二府都是在走下坡路。但榮國府的衰敗之跡,是在第七十二回賈璉為老太太八十大壽,請求鴛鴦偷拿老太太的金銀器去典當,才披露的;而寧國府衰敗之跡,則早已顯露。  (三)衰落陰冷之氣籠罩賈府  第七十五回寫賈珍全家過中秋,「那天將有三更時分,賈珍酒已八分,大家正添衣飲茶,換盞更酌之際,忽聽那邊牆下有人長嘆之聲。大家明明聽見, 都毛髮悚然。……一語未了,只聽得一陣風聲,竟過牆去了。恍惚聞得祠堂內槅扇開闔之聲。只覺得風氣森森,比先更覺凄慘起來,看那月色時,也淡淡的,不似先前明朗。眾人都覺毛髮倒豎。賈珍酒已嚇醒了一半,只比別人撐持得住些,心下也十分疑畏,便大沒興頭。」  寧國府子孫喪家敗業,天怒人怨,連祖宗在天之靈亦怒。但賈珍依舊胡作非為。第六十四回借賈璉的眼睛,透視出在賈敬喪事期間,「賈璉素日既聞尤氏姐妹之名, 恨無緣得見。近因賈敬停靈在家,每日與二姐三姐相認已熟, 不禁動了垂涎之意。況知與賈珍賈蓉等素有聚麀之誚。」只這一筆就入木三分地寫盡了賈珍的亂倫。《禮記曲禮上第一》:「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漢代鄭玄註:「聚,猶共也。鹿牝曰麀。」用王熙鳳的話可作形象的註解:「妹妹的聲名很不好聽,連老太太,太太們都知道了,說妹妹在家做女孩兒就不幹凈, 又和姐夫有些首尾,"沒人要的了你揀了來,還不休了再尋好的。』我聽見這話,氣得倒仰,查是誰說的,又查不出來。這日久天長,這些個奴才們跟前,怎麼說嘴。」雖然王熙鳳說這些話是故意給尤二姐聽的,但也從側面披露了賈珍與尤二姐風聲不雅。賈璉因知道賈珍的醜行,才敢乘隙而入,加入「聚麀」之列。「因而乘機百般撩撥, 眉目傳情。那三姐卻只是淡淡相對,只有二姐也十分有意。但只是眼目眾多,無從下手。 賈璉又怕賈珍吃醋,不敢輕動,只好二人心領神會而已。……遂托相伴賈珍為名,亦在寺中住宿,又時常借著替賈珍料理家務,不時至寧府中來勾搭二姐。」打這才促成了賈珍一手包辦、張羅賈璉偷娶尤二姐。  如果說賈珍比賈政、賈赦有威有膽,除去他上面沒有賈母的干涉和制約而外,是他在寧國府說了算數,自己有一片小天地,任其胡作非為。第八十八回寫賈珍「聽見門上鬧的翻江攪海。叫人去查問,回來說道:"鮑二和周瑞的乾兒子打架。』賈珍道:「周瑞的乾兒子是誰?」門上的回道:"他叫何三,本來是個沒味兒的,天天在家裡喝酒鬧事,常來門上坐著。聽見鮑二與周瑞拌嘴,他就插在裡頭。』賈珍道:"這卻可惡!把鮑二和那個什麼何三給我一塊兒捆起來!』」  寧府之亂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賈珍的淫亂應了第二回冷子興演說中已提到實質性的原因:「這珍爺那裡干正事?只一味高樂不了,把那寧國府竟翻過來了,也沒有敢來管他的人。」無疑,賈珍是禍首。寧國府被抄後,他和賈蓉被拘,可憐赫赫寧國府只剩得尤氏婆媳兩個,並賈珍的妾佩鳳、偕鸞二人,連一個下人也沒有。真可謂:「故人通貴絕相過,門外真堪置雀羅。」(司馬光詩句)  上面是賈珍的形象以及寧國府在《紅樓夢》整個敘事結構的深層意蘊。 二、劉心武「賈珍冒死收養皇帝政敵的遺孤」,是藉助想像探佚「曹雪芹的構思」  劉心武先生關於賈珍的形象除卻在《劉心武揭秘〈紅樓夢〉》這部著作談及以外,還在《紅樓望月》寫了兩篇文章:《賈珍何罪》《賈珍尤氏的夫妻生活》,為了全面了解他的觀點,我們不妨將《賈珍何罪》部分引錄如下:  八十回後賈府被抄家治罪,應該是寧國府罪過最大禍事最重。高鶚續書時,確實把寧國府的禍事寫足了,「府第入官,所有財產房地等並家奴等俱造冊收盡」,赫赫寧府只剩得尤氏婆媳並佩鳳偕鸞二妾。榮國府卻得以保全而且「復世職政老沐天恩」。賈赦一家僅賈赦本人被鞫,賈璉鳳姐喪失了財產,人卻逍遙法外。獨寧國府不僅賈珍,連賈蓉也被鞫,徹底完蛋,這究竟是出於何等重罪?高鶚實在無法寫圓。據他寫來,賈珍被參的罪狀,一是「強佔良民妻女為妾不從逼死」,這是指尤二姐一事,但娶尤二姐的是賈璉,先指使已和尤二姐退婚的張華告狀後來又遣人追殺張華,並加以凌辱而造成尤二姐死亡的是王熙鳳,賈珍充其量是他們的幫凶,怎算得上「首罪」「首犯」?二是其妻妹尤三姐自刎掩埋未報官,這樣的罪過實在重不到哪兒去;當然,賈珍在國孝家孝期間以射鵠子為名,聚眾賭博,也是一罪,但也並非什麼了不起的大罪。  ……  我以為第七十五回所明寫的榮國府賈政替被罪的甄家藏匿財物一罪,確實還不是整個賈氏家族的「首罪」,更非「造釁」的開端,因為寧國府的賈珍,藏匿的不是一般的罪家,也不僅是其財產,而是大活人——秦可卿,這本來也是寫得比較明白的,早期稿本的第十三回,回目原是「秦可卿淫喪天香樓」(一說為「秦可卿淫上天香樓」),現在我們所看到的只有曹雪芹遵照脂硯齋意見而刪改過的文字,在這些文字里我們所知道的只有賈珍與秦可卿的畸戀,以及一個丫頭的突然觸柱而亡及另一個丫頭誓守亡靈再不回府,還有規模體例驚人的喪事,等等。  我們與劉心武先生關於對《紅樓夢》賈珍形象的解讀,到底區別在哪裡呢?  (一)賈珍性格結構是多層次、多側面的,在其社會交往的長期過程中,有時表現出肯定的素質,有時表現出否定的素質,但性格的流變過程中,總會呈現出主導的方面和非主導的方面。劉心武先生認為賈珍性格中肯定的因素是主導的方面。「通觀現在我們可以看到的前八十回,賈府的男主子里,惟有賈珍比較有陽剛之氣,他比賈赦豪放,比賈政通達,作為族長,他讓賈母等長輩挑不出錯來,跟同輩的兄弟妹妹們也能和平共處,他與尤氏大體上算得恩愛。」「書中關於他的重要情節……有清虛觀打醮時組織現場,教訓子侄,年關時負暄收租,分派年貨,中秋時率妻妾賞月,壯膽呵斥牆角怪嘆,在這些情節里,曹雪芹準確而生動地寫出了一個壯年貴族的風度氣派。」  (二)劉心武先生認為,賈珍性格結構中否定的素質是非主導的方面,他說:「當然,賈珍的聲色享受,書中明寫暗寫之處甚多,這是一個肉慾旺盛而強壯的男子,但他並未像賈赦欲占鴛鴦那樣"牛不吃水強按頭』,他和尤二姐的有染以及對尤三姐的垂涎,也沒有採取強逼強佔的方式,也不見他有對燈姑娘、鮑二家的那種"不管腥的臭的』一律饞嘴的掉份行為,他雖"不幹凈』卻保持著貴族府第門獅子般的堂皇」。  (三)劉心武先生認為賈珍和秦可卿是有真正的感情的。他說:「賈珍是真愛秦可卿」,又說:「曹雪芹雖然對賈珍、秦可卿的戀情寫得很含蓄,由於後來又刪去了大段文字,更令人如墜霧中,但我們讀那些有關的文字,還是能品出味來,就是秦可卿對賈珍,有主動的一面,很難說是賈珍強迫了她。這就跟《雷雨》里的繁漪和周萍一樣,很難說究竟誰欺負了誰,誰勾引了誰。我覺得,曹雪芹他其實是很客觀地來對待賈珍和秦可卿之間的戀情,什麼應該不應該的,他們就那麼相互愛戀了。生活,人性,就那麼複雜,那麼詭譎。」這顯然與我們前面對賈珍的形象解讀是不同的。如果說是在文學欣賞的範圍討論,那麼只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不存在什麼本質的差別。但將劉心武先生的說法放到他的「秦學」範疇去審視,問題就沒有那麼簡單了。他認為賈珍有「陽剛之氣」,這是男子漢敢作敢為、有膽有識的氣質。具有這樣品質的人,他才敢「冒死收養皇帝政敵的遺孤」秦可卿,他才敢參與廢太子殘餘勢力的政治陰謀活動,他才敢引領人傳遞讓秦可卿自盡的信息。否則賈珍怎樣走進「秦可卿故事新編」之中呢?可見,對賈珍形象的看法,決不是什麼欣賞的不同,而是受「秦學」整體故事框架制約的。 三、從發問「賈珍何罪之有」到否定《紅樓夢》敘事結構  劉心武先生認為:賈珍何罪之有?因為導致賈珍和賈蓉被拘、寧國府被抄的罪責,遠不如賈赦、賈政的罪惡深重。賈赦逼勒石獃子謀取古玩、通過賈璉跑動交結平安州外官,賈政隱藏欽犯甄家被抄財物,這些在封建時代都是滔天大罪,必然導致榮國府「家亡人散各奔騰」,因此八十回以後必寫到榮國府的「樹倒猢猻散」,賈政必被治罪,絕不可能有高鶚筆下的那些「復世職政老沐天恩」的敘事內容。那麼《紅樓夢》開篇:「漫言不肖皆榮出,造釁開端實在寧。」「萁裘頹墮皆從敬,家事消亡首罪寧。」言外之意是沒有道理的,「高鶚實在無法寫圓」。可見,劉心武先生是把「賈珍何罪之有」作為切入口,直接伸向《紅樓夢》敘事結構的設置和安排,特別是對後四十回敘事內容的否定。這與我們前面分析寧國府在《紅樓夢》整個敘事結構中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對此,也不能簡單地從欣賞的角度看待它們的差別。這裡牽涉到對後四十回敘事結構如何安排的大問題。劉心武先生認為,如果按照百二十回《紅樓夢》文本的設置,寧國府被抄,賈珍父子被拘是不合乎道理的,因為從《紅樓夢》文本的描寫來看,賈赦、賈政、賈璉他們比賈珍父子罪過更大,理應比賈珍父子受到的懲處更要嚴重。而現在《紅樓夢》的文本描寫恰恰相反,因此,他才說出「賈珍何罪」 之有?《紅樓夢》文本後四十回之所以存在著這些問題,直接的原因是「高鶚實在無法寫圓」,因為他沒有能吃透和領悟「曹雪芹的構思」。於是自然導入劉心武先生「秦學」研究的目的就是尋找曹雪芹曾經寫過,或打算寫的那個構思。  到此為止,我們已經明白劉心武先生沒有從《紅樓夢》文本中找到任何根據,在《劉心武揭秘〈紅樓夢〉》一書中也很少談到賈珍形象,而卻能構思所謂秦可卿是皇室的後裔,「賈珍冒死收養皇帝政敵的遺孤」這一情節,關鍵是憑藉想像去探佚「曹雪芹的構思」。於是產生了劉心武先生的主觀判斷,他說:「我以為第七十五回所明寫的榮國府賈政替被罪的甄家藏匿財物一罪,確實還不是整個賈氏家族的"首罪』,更非"造釁』的開端,因為寧國府的賈珍,藏匿的不是一般的罪家,也不僅是其財產,而是大活人——秦可卿,這本來也是寫得比較明白的……按曹雪芹原來的計劃,他是要寫出寧國府賈珍冒死收養皇帝政敵的遺孤秦可卿這一情節的,但這樣寫太容易釀成文字獄了,不得不按脂硯齋的意見大刪大改」。  像如此重要的情節,劉心武先生只用「我以為」便立論了,正像孫玉明先生所指出的「"想當然爾』,存在於劉心武解讀《紅樓夢》立論與求證的諸多環節之中。"他往往先是腦子裡面武斷地存有某種想法,然後去找證據。那些證據很多都不是硬證、鐵證,有些竟然是歷史上根本查不著的。』」「學者和小說家還是有一條嚴格的分界的:揭秘《紅樓夢》和百家講壇讓劉心武從一個小說家變為一位做學問的學者,學者與小說家遵循的幾乎是完全不同的原則,前者需要虛構、誇張、想像,而後者則需要實事求是、有板有眼、一絲不苟。劉心武提出的"學術小說』的口號,對於小說是不是有些枯燥,而對於學術是不是有些不嚴肅了呢?」 ③孫玉明先生的批評是有道理的。但同時引發我們思考一個問題,劉心武作為一個著名的小說家,他明知《紅樓夢》文本沒有這樣的根據,那麼他為何「想當然爾」呢?是分不清什麼是創作和學術的界限,顯然不是這麼簡單。看來我們要搞清這個問題,還應當思考雙方對話是否在一個平台上?言語是否在一個範疇內? 否則爭論來,爭論去,往往形成各說各有理,各唱各的調。  我從一位從事探佚學研究的學者的文章,受到了啟發。梁歸智先生說:「探佚學把"續書』的創造性工作交給每一個認同探佚的讀者,實在是探佚學的最佳命運和最具神韻之處。探佚學因此獲得了不竭的生命力與永恆的青春。當然不能因此降低對具體探佚時的"科學性』要求,也就是要注意探佚的限度。但最耐人尋味的是,探佚學激發了每一個認同探佚讀者的閱讀能動性,最大限度地調動起他們的文化積累、藝術想像和思辯思考,使《紅樓夢》成為一個閱讀的"空筐結構』,從而拓展了閱讀的空間,這正是一種極富有能動性創造性的閱讀,也從一個方面增加了《紅樓夢》的意義和魅力。」④  說明白些,探佚空間要有創造性,要在《紅樓夢》閱讀「空筐結構」中拓展。如此說來,探佚是二度創作。探佚學與文學創作趨於合流,已成為當代新索隱派的一個特徵。當然劉心武先生在這種理論的指導下,加之小說家創作的優勢,一下子就成為新時期新索隱派的的代表人物,推出了「秦學」,推出故事新編中秦可卿、賈珍、賈元春等一系列形象。 第五章 劉心武「秦學」的元春辨析   賈元春形象是劉心武先生揭秘《紅樓夢》中的第二號人物,為什麼能受到如此重視,因為她在「秦學」中是重要的一個人物,被稱為賈府的「兩翼」之一。因此,我們不能不對這個人物形象進行辨析。當然,最基本的方法,就是把《紅樓夢》與「秦學」中不同的賈元春對比來談,才能清楚地認識到,「秦學」已經背離《紅樓夢》的文本。 一、劉心武筆下的賈元春已完全不同於《紅樓夢》中賈元春的形象  我們首先要看到,劉心武先生對賈元春形象在整個敘事結構中的基本定位,已與《紅樓夢》文本大不相同了。在《「秦學」探佚的四個層次》中,他作了明確而簡要的說明:「從關於秦可卿之死與賈元春之升的對比性描寫及全書的通盤考察中,發現曹雪芹的藝術構思中,是讓秦可卿與賈元春作為禍福的兩翼,扯動著賈府盛衰榮枯」。依照這個總體的定位,他從《紅樓夢》文本中摘出幾個細節,作了進一步的探佚。只有認清這一點,才能明白他的解說。  1賈元春「原型應該是另一個跟曹雪芹平輩,但年齡大許多的姐姐。……在小說里,就是指賈元春。」  2「在第二十九回,襲人告訴寶玉說,昨兒貴妃打發夏太監送出了一百二十兩銀子,叫在清虛觀初一到初三打三天平安醮。」「那麼賈元春為什麼要在五月初一到初三安排去清虛觀打醮?我下面說出的這個事情難道又是巧合嗎?查閱所有康熙的兒子的生卒年,我就發現,只有一個人生在陰曆五月,只有一個人生在陰曆的五月初三,這個人不是別人,就是廢太子,就是胤礽。胤礽一生很悲苦,兩立兩廢,在廢了以後又被囚禁了十多年,眼睜睜看著一個沒被立過太子的四阿哥當了皇帝,才咽了氣。」  3「她對太子府的一些隱秘事情,就會有所耳聞,有所覺察;關於她自己家族藏匿了一個從太子府裡面偷渡出去的女嬰,她後來也是能夠獲得這個信息的,……她揭發了那個被藏匿的女子的真實身份,造成了那個女子的死亡,儘管她覺得自己忠於皇家律法是正確的,也沒導致自己家族受到處罰,甚至還相當"風光』地了結了那段"孽緣』,但她內心裡畢竟不安,她就私下裡派太監給家裡送銀子去,讓家人給那女嬰的父親打平安醮,以免冤家來跟她糾纏。」  4「那麼賈元春跟著皇帝,就過了一段很美好的生活,但是好景不長,正像秦可卿可怕的預言一樣,"三春去後諸芳盡,各自須尋各自門』。在乾隆元年、二年、三年,這三個美好的春天過去之後,在第四春的時候,就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現實中的曹家,這次是遭到了滅頂之災,徹底毀滅。小說當中的賈家,最後也是徹底毀滅。」①  從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出,劉心武先生對賈元春形象的基本定位,是同他「秦可卿故事新編」的整體藝術構思一致的,緊緊地將她納入太子府與當今皇室的政權鬥爭之中,從表象看似乎與《紅樓夢》中的賈元春形象相近,實質上她已完全不同《紅樓夢》中賈元春的形象。因此,我們還得看一看《紅樓夢》文本中賈元春的形象,才能找到判斷問題的坐標。 二、文本中賈元春的形象只是一個過場人物   在《紅樓夢》的故事中,賈元春是賈府的大小姐,進宮後由女尚書到皇妃。她的亮相,只有兩次簡潔的細節描寫,沒有形成豐滿的性格。她雖然出場不多,但由於她處在整個敘事情節演進所形成的「勢」的至高點,就像一個無形的影子,隱含在《紅樓夢》的整體敘事結構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一條意脈,牽制著賈府命運的演進和走向,影響著賈府眾多人物,特別是寶玉的生活道路。賈元春同秦可卿一樣,在《紅樓夢》敘事結構中也是一個過場人物,她所擔負的藝術使命,更多的表現在敘事功能上。  《紅樓夢》第二回,冷子興介紹榮國府時,談到賈元春的降生和入宮:「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就奇了」;「政老爺的長女名元春,因賢孝才德,選入宮中作女史去了」,一個「賢」字向我們透露了許多信息。封建時代衡量女性用「賢」,無非是恪守封建的婦道,常常與溫順、謙恭和賢良的品性分不開。試想當初在選入宮做女史的名門佳秀中,她脫穎而出,邀得皇上的「寵幸」,靠的不僅僅是才貌。歸省時,她對姊妹們說:「我素乏捷才,且不長於吟詠。」她做的詩平平,制的燈謎詩,也「無甚新奇」,寶釵等人「一見就猜著了」。但她題詞命匾時卻很講究封建正統標榜的「賢孝才德」,將「杏簾在望」改為「澣葛山莊」。「澣葛」典出《詩經周南葛覃》,這首一個婦女將要回娘家省親所唱的歌,被封建文人吹捧為頌「后妃之德」。點墨之中,映出元妃的情感。在刻畫她的不多的筆墨中,更多的則是禮教的壓抑和人性的慾望這一矛盾,貫穿元妃性格的始終,成為她兩次亮相時展示出的矛盾心理。她有貴妃尊貴和虛榮的一面,也有人的本能的慾望,嚮往自由,渴求親情,充滿慾望,然而在「君臨天下」的時代,「君門一人天由生,唯有宮鶯得見人。」她的慾望被壓抑了,被窒息了。  元春「才選鳳藻宮」,晉陞鳳藻宮尚書,加封「賢德妃」,賈璉堂而皇之地吹捧:「如今當今(指皇上)體貼萬人之心,世上至大莫如"孝』字,想來父母兒女之性,皆是一理,不在貴賤上分的。」對皇上感恩戴德,給賈家帶來莫大的榮譽,也給賈府的權勢罩上了更大的光環。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封建社會裡,「對於王公本身,結婚是一種政治行為,是一種借新的聯姻來擴大自己勢力的機會,起決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絕不是個人的意志。」  元妃的晉陞像一陣春風吹拂,使走向衰敗的賈家得以復甦。賈家把「元妃歸省」當作頭等大喜事,興建有三里半大的「省親別院」(大觀園),用五萬兩銀子去姑蘇採買小戲子;置辦彩燈花燭並各色簾帳;用紗綾紮成花燈,石欄上系水晶玻璃各色風燈。如同盛大的節日,使賈府門庭光耀,喜氣盈門。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這一回是賈元春第一次亮相。歸省那天晚上,「只見園中香煙繚繞,花影繽紛,處處燈光相映,時時細樂聲喧:說不盡這太平景象,富貴風流。」元妃在轎里看到大觀園的景色,點頭嘆道:「太奢華過費了」。  當元妃來到祖母正室的時候,百感交集:「賈妃垂淚,彼此上前廝見,一手挽賈母,一手挽王夫人,三人滿心皆有許多話,但說不出,只是嗚咽對泣而已。邢夫人、李紈、王熙鳳、迎春、探春、惜春等,俱在旁垂淚無言。」「當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見人的去處,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兒們這時不說不笑,反倒哭個不了,一會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能一見!」說罷,元妃又哽咽起來,傷心之極。此時元春的心裡充滿對「不得見人的去處」的幽怨,流露出享受不到青春歡樂的孤寂,但她擺脫不了也不想擺脫這種充滿矛盾的痛苦生活。  當賈政在簾外問安,元妃無奈地向她的父親說:「今雖富貴,骨肉分離,終無意趣。」這話吐露出她對封建皇權的幽怨,對「天倫之樂」的渴望。賈政何嘗不能領悟這話外之音,然而卻在簾外含淚講一番吹捧皇恩的封建道理,規勸女兒「切勿以政夫婦殘年為念」,「不負上眷顧隆恩」。  當太監啟奏「時已丑正三刻,請駕迴鑾」時,她「不由得滿眼又滴下淚來,卻又勉強笑著,拉了賈母、王夫人的手不忍放」。元妃嘴上說些「官話」,勸對方「何必過悲」,而她內心卻比別人更悲傷,於是,強忍隱痛返宮去了。在寫元春的兒女之情的同時,曹雪芹沒有放過對元妃至尊地位的描寫,對賈府未來的關切。她把希望寄寓在弟弟寶玉身上,自入宮後,時時傳信與父母:對寶玉「千萬好生扶養,不嚴不能成器,過嚴恐生不虞」,切盼寶玉「成器」,延續賈府昔日的輝煌。省親時她對寶玉周圍的姊妹細細地品味,覺出寶釵舉止也有「賢」的一面,流露出偏愛之意。在端午節賜給諸弟妹禮物時,獨寶釵和寶玉一樣,隱含了對寶玉婚娶選擇的傾向。  元春有女性善良的心地,對於賈府地位低微的戲子待遇寬厚,並不苛求。歸省時,以她特有的皇妃高貴身份,將「省親別院」題名為「大觀園」,又把一些庭院樓閣賜名為「瀟湘館」、「怡紅院」、「蘅蕪院」、「大觀樓」、「綴錦樓」、「含芳閣」等。回宮後,念及這些庭院空鎖著,便下諭命寶玉與小姐們搬入園中居住。  《省宮闈賈妃染恙》是賈元春第二次亮相。得知元妃染恙,賈府大小女輩們紛紛入宮探詢,元妃含淚說:「父女弟兄,反不如小家得以常常親近!」淡淡一語,恰是對「省親」時所說的「不得見人的去處」一語作的註腳,用哀怨的筆調錶現元妃最後的歸宿;第九十五回元春彌留之際,「賈母、王夫人遵旨進宮,見元妃痰塞口涎,不能口語,見了賈母,只有悲泣之狀,卻沒有眼淚。賈母進前請安,奏些寬慰的話。少時,賈政等職各遞進,宮嬪傳奏,元妃目不能顧,漸漸顏色改變。」四十三歲短暫生命的她,含恨離開人間。  賈氏四姐妹中,元春是佼佼者,得天獨厚,地位煊赫。第五回「太虛幻境」的金陵十二釵判詞對元春的判詩是:二十年來辨是非,  榴花開處照宮闈;  三春爭及初春景,  虎兔相逢大夢歸。  她從二十歲入宮到四十三歲病逝的二十來年中,雖比迎、探、惜「三春」要顯貴,可是在「不得見人的去處」生活,畢竟是人生的不幸。  喜榮華正好,恨無常又到,眼睜睜把萬事全拋。盪悠悠,芳魂消耗。望家鄉,路遠山高。故向爹娘夢裡尋相告:兒命已入黃泉,天倫啊,須要退步抽身早。  這是小說中賈元春的命運寫照。在金陵十二釵的排行中,賈元春僅次於林黛玉和薛寶釵。她的亮相,場面之大,在《紅樓夢》敘事結構中佔據首位。值得注意的是,她向父母提出奉勸和忠告,是賈府的「自家人」,想事做事,把賈府的利益放到心上,當看到省親的排場豪華之極,她強調太奢侈、太過分;在與賈母王夫人見面時,她不以皇妃身份而榮,而為幽閉深宮一家人不得團聚而悲;面對恭肅迂腐的父親,她強調天倫之樂,不願骨肉分離;見了寶玉,也攜手攬於懷內,淚如雨下。因而曹雪芹寫到她去世後對父母的勸告,是水到渠成,同秦可卿給王熙鳳託夢,表達的憂思和情感是一致的。 三、曹雪芹關於賈元春的判詞和《恨無常》曲,對角色有非常明確的預言  劉心武先生說:「在紅學發展過程中,有一個說法,認為《紅樓夢》有四個不解之謎,這四個不解之謎是:賈元春判詞之謎、賈元春《恨無常》曲之謎……四個不解之謎里,四個死結里,兩個都與賈元春有關。可見《紅樓夢》第五回里關於賈元春的判詞和《恨無常》曲,是難啃的硬骨頭。可是,這兩個謎非破解不可,這不僅關係到我們對賈元春這個人物的理解,也關係到我們對整部書的理解。」  關於賈元春判詞的解釋,劉心武先生是從他「秦學」的整體思維出發的。他說:「如果賈元春的原型,果然是先在胤礽、弘皙身邊,後到弘曆身邊,最後有幸成為弘曆身邊一個受寵的女子,那麼小說為什麼最後要寫三個春天過去以後,在第四個春天她就悲慘地死去了呢?在生活當中發生了什麼原型事件呢?現實當中這個女子,想必也是在乾隆四年的時候,悲慘地死去了。其實曹雪芹在《紅樓夢》第五回中,關於賈元春的判詞和《恨無常》曲裡面,就對這個角色的命運有了一個非常完整的勾勒,有了非常明確的預言。但是紅學界從來都對第五回裡面關於賈元春的判詞和《恨無常》曲有爭議。」於是他解釋說:  1「在多數的版本上都叫做「二十年來辨是非」,實際上在古本《紅樓夢》裡面,不完全是這樣的寫法,起碼有兩個古本裡面,它寫的是「二十年來辨是誰」,這很值得我們思考。很可能這樣的古本裡邊的這個句子,更接近於曹雪芹的原筆原意。她二十年來,一直在判斷有一個人究竟是誰,這個人絕不是皇帝,皇帝是誰還用她去判斷嗎?她所判斷的,就是小說裡面的秦可卿。」  2「她的原型給乾隆懷了孩子,孩子卻並沒有能順利地落生。所以"榴花開處照宮闈』,那個石榴樹開著花,石榴樹開花就意味著要結石榴果,但是結出來沒有呢?它不是「石榴結處照宮闈」,它僅僅是「榴花」,並沒有完全結成石榴。這一句就點出來,賈元春她是處於這麼一種狀態。」  3「如果你把"三春』理解成三個春天,也就是說把"三春』理解為三個美好的年頭的話,這個問題就迎刃而解。一年固然有四季,但如果我們覺得我們三年都過得不好,我們就可以說這三年是"三冬』,因為冬天一般就讓人覺得比較寒冷。"三春』則應該是指美好的年頭一共有三個。」  4「關於賈元春判詞的第四句"虎相逢大夢歸』。……後來的通行本寫的都是"虎兔相逢大夢歸』,這是《紅樓夢》研究當中一個很熱門的話題。……我個人的意見是這樣的,我認為,曹雪芹的原筆原意,應該是"虎相逢大夢歸』。……在虎兔相逢,兩獸惡鬥當中,賈元春如何了結呢?"大夢歸』。這個你應該能理解,就是意味著她死掉了,人生如夢,魂歸離恨天,就是死掉了。」  本章開篇為什麼首先提出「劉心武先生對賈元春形象的基本定位」的問題呢?把他所闡述的賈元春形象,與《紅樓夢》文本中的賈元春形象一對照,便會發現兩者截然不同。原因便是「定位」的差異。二者形象內涵及其在敘事結構中作用的差異,構成了一個《紅樓夢》的賈元春,一個「秦學」的賈元春。只不過劉心武先生把「秦學」的賈元春視為曹雪芹原來構思中的賈元春罷了,當然和《紅樓夢》文本不同。既然「定位」這樣的前提都不同,那麼在具體的問題上再爭論,也是各執一詞。因此,我們必須回到《紅樓夢》文本中,從賈元春形象談起,否則就沒有對話的平台。下面結合賈元春的形象,分析她的判詞。  《紅樓夢》文本中賈元春是一個過場人物,她的形象本身的性格內涵是一個層面;她這一形象在《紅樓夢》整個敘事結構中的作用又是一個層面。先說賈元春本身的性格內涵。  《紅樓夢》刻畫賈元春性格的筆墨並不多,她的性格雖不豐滿,但性格組合的對立因素卻很鮮明,她性格的一極是女性的感情和慾望,是人性的一面;另一極是禮教意識對人性制約和壓抑的一面,既有封建社會集體無意識對女性的自我約束,又有皇宮禁閉下女性靈與肉雙重自由的喪失。這性格兩極的統一,外在表現是元妃「母儀天下」的端莊,內在的卻是她情感和慾望被禁錮的痛苦和無奈。因而她三次亮相都是在傾訴對親情的渴望。  省親時:「送我到那見不得人的去處」,「今雖富貴,骨肉分離,終無意趣。」  生病中:「父女兄弟,反不如小家得以常常親近!」  逝世前:「只有悲泣之狀,卻沒有眼淚。」  元春在瞬間表達的情感,是她長期壓抑下的情感流露。省親短暫的時間,刻畫她悲傷至泣,用「垂淚」、「嗚咽」、「忍悲強笑」、「哽咽」、「哭泣」、「淚如雨下」、「滿眼又滴下淚來」等不同的字樣。試想一個青春女子在深宮禁閉,受到多少靈與肉的折磨和摧殘。她由宮女,進到女尚書,再晉陞為貴妃。這人生的三部曲,是小心翼翼、戰戰兢兢地過著伴君如伴虎的生活,她的全部思維都被禁錮到皇上之所「是」為是,皇上之所「非」為非。她的思維、情感和慾望都被凍結了。她度過漫長寂寞而孤苦的生活,打發日漸凄涼而悲哀的日子。元春正是在這種特定的生活中,「二十年來辨是非」。當她理解了人生的意義的時候,已是「芳魂消耗」。  元春的青春,無論是從生理年齡上講,還是她貴為皇妃的地位來說,都處在最紅火的時段,榴花似火紅,「榴花開處照宮闈」,正是指她人生的這個階段。古人常將「榴花」喻美人,「綠鬢愁中減,紅顏啼里滅」。她的人生之旅卻從此由盛而衰。如果把人生最美好的年華比作「初春」,那麼暮春就已接近「開到荼花事了」。  「三春怎及初春景」,三春何意?《紅樓夢》多次使用「三春」一詞:  勘破三春景不長(惜春判詞)  將那三春看破(虛花悟)  三春去後諸芳盡(秦可卿語)  軟襯三春草(蘅芷清芬)  三春事業付東風(詠柳絮)  「三春」一般指孟春、仲春、季春。季春也稱暮春,如岑參《臨洮龍興寺玄上人院同詠青木香叢》詩:「六月花新吐,三春葉已長」。清姚鼐《已未春出都留別同館諸君》:「三春紅葯薰衣上,兩度槐黃落硯前。」「三春」即「暮春」,比喻元春到了人老花黃的地步,生活更加凄苦,榮華富貴的生活填補不了她精神上的孤獨和空虛。「三春怎及初春景」,她飽蘸著血淚發出了無奈的感嘆。一道宮牆,兩個世界。與父母同居一城,猶如「山高路遠」。 判詞是以讖詩的形式出現的,存在許多未定性的空白點,需要我們解讀時,調動自己的知識底蘊、生活體驗和認識能力,穿透表面的字句,把握文本的含義。所以,至今有多種解釋,但不管什麼解釋都應以《紅樓夢》中的賈元春形象為本,不能任意解讀,應遵循文本提供的審美範疇,不能超越文本「召喚結構」的界限。  賈元春這一形象在《紅樓夢》整體敘事結構中的作用,大致可以從顯結構和隱結構兩個方面審視。  顯結構主要表現在兩個層面:  一個層面是,小說情節含蓄地披露了賈府對皇室既依賴又恐懼的微妙心理。「賈元春才選鳳藻宮」,皇上一召見賈政,賈府上下都很慌張。「一日正是賈政的生辰,寧榮二府人丁都齊集慶賀,熱鬧非常,忽有門吏報道:"有六宮都太監夏老爺特來降旨。』嚇得賈赦、賈政一干人不知何事,忙止了戲文,撤去酒席,擺香案,啟中門跪接。早見都太監夏秉忠乘馬而至,又有許多跟從的內監。」來人宣賈政上朝陛見。  這種現象說明:皇家內部爭權奪利,釀成的瞬息萬變的政治風雲,有時會把這些貴族官僚抬到「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有時也會把他們推進統治集團「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的鬥爭漩渦,造成他們政治地位巨大的落差,「金滿箱,銀滿箱,展眼乞丐人皆謗」,埋下「家亡人散各奔騰」的禍根。  另一個層面是,元妃省親今日之盛,必然走向明日之衰。元春歸省的那天夜晚,大觀園裡張燈結綵,香煙繚繞,樹上裝飾著用綢綾紙絹做成的花,水上漂浮著用螺蚌羽毛做成的燈。「真是玻璃世界,珠玉乾坤」。第五十三回賈珍、賈蓉和烏進孝對話,披露榮國府為「元妃省親」揮霍無度,造成內囊空虛。賈珍道:「……比不得那府里,這幾年添了許多花錢的事,一定不可免是要花的,卻又不添些銀子產業。這一二年倒賠了許多,不和你們要,找誰去!」烏進孝笑道:「那府里如今雖添了事,有去有來,娘娘和萬歲爺豈不賞的!」賈珍聽了,笑向賈蓉等道:「你們聽,他這話可笑不可笑?」  賈珍笑道:「所以他們莊家老實人,外明不知里暗的事。黃柏木作磬槌子——外頭體面裡頭苦。」  賈蓉又笑向賈珍道:「果真那府里窮了。前兒我聽見鳳姑娘和鴛鴦悄悄商議,要偷出老太太的東西去當銀子呢。」  隱結構主要表現在兩個層面:  賈元春是一個過場人物,除了在《紅樓夢》顯結構中擔負著重要的使命外,還在隱結構層面上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從宮中傳來她的「旨意」,頃刻就在賈府出現不同凡響。在《紅樓夢》敘事結構中開拓了一個新的敘事空間,推進了《紅樓夢》故事的演進,猶如一顆關鍵的棋子,關乎大局。大觀園是與賈府相對的典型環境,是展示鐘鳴鼎食文化的重要窗口,是金陵十二釵活躍的自由天地。如果說《紅樓夢》有兩個世界的話,那麼大觀園便是其中一個世界。  大觀園為寶玉和賈府的小姐們創造了一個自由的天地,這裡與等級森嚴,時時處處充斥著繁文縟節和令人窒息的封建禮教的賈府不同,迸發出人性的光輝,瀰漫著平等的意識,展現出女性的才氣,透發了奴僕的心聲。正因為這樣,寶黛追求愛情和婚姻的自由,得到一個寬鬆的環境;小姐們吟詩作賦找到一個美好的園林。在這裡,賈母等貴族主人享樂,一舉一動顯示了詩書之家的氣派,鐘鳴鼎食的景象,豪華富麗的場面;一步一景,再現了翠嶂清流、奇花佳木、亭台樓閣、拱橋曲欄。第四十回至四十一回借著劉姥姥的眼睛透視了中國古典園林大觀園。一部大書一半的畫卷都是在這裡構圖、著色和描繪的。  另一個層面:寶黛愛情是《紅樓夢》敘事的一條重要意脈,寶玉的婚事,隱隱受到元妃的遙控,第二十八回端午節元妃賞物,獨寶玉、寶釵的一個樣,透露出微妙的信息;第二十九回清虛觀打醮,就把寶玉的婚事提到了議事日程上。昔日鳳姐對黛玉說:「你既吃了我們家的茶,怎麼還不給我們家作媳婦兒,」真成玩笑了。一連串不遂心的事,惹得黛玉與寶玉又爭吵一場。第八十回賈母等人籌劃,元妃懿旨提親,「只有寶丫頭最妥」,遂成定論,導致黛玉絕粒自戕,焚稿斷情。 四、「元妃省親」素材源於「康熙南巡」,並與曹家接駕康熙帝的歷史契合  劉心武先生說:「第十六回實際上講的是雍正暴亡和乾隆登基的情況,整個故事發生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小說節奏加快,說"老爺又往東宮去了』,然後就寫到賈元春不但"才選鳳藻宮』,而且得到皇帝的特許,還可以回家省親了,於是賈府開始為省親做準備了,這對賈氏宗族是一件天大的事,大家都很喜悅。」這裡他把「元妃省親」和「康熙南巡」看作是前後兩個歷史事件,從「元妃省親」上溯二十年,正好是「康熙南巡」那個時間段,與目前學術界將「元妃省親」的素材源於「康熙南巡」的研究有很大區別。  甲戌本第十六回回前總評說:  借省親事寫南巡,出脫心中多少憶昔感今。  學術界對脂硯齋這句批註形成共識:「元妃省親」的素材來源於「康熙南巡」。元妃省親的故事背景,小說在第十六回通過賈璉乳母趙嬤嬤和鳳姐的對話,非常精彩地披露了當年接駕的盛況。  鳳姐笑道:「若果如此,我可也見個大世面了。可恨我小几歲年紀,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沒見世面了。說起當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比一部書還熱鬧,我偏沒造化趕上。」  趙嬤嬤道:「唉喲喲,那可是千載希逢的!那時候我才記事兒,咱們賈府正在姑蘇揚州一帶監造海舫,修理海塘,只預備接駕一次,把銀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  鳳姐忙接道:「我們王府也預備過一次。那時我爺爺單管各國進貢朝賀的事,凡有的外國人來,都是我們家養活。粵,閩,滇,浙所有的洋船貨物都是我們家的。」  這一段對話描述的「太祖皇帝仿舜巡」,是由「元妃省親」引發的。歷史上康熙六次南巡,惟有曹家接駕四次,都住在曹寅任職的江寧織造府。在小說中也說是六次,其中賈府一次,王府一次,惟有「江南的甄家」接駕四次。可見,小說文本藝術地再現了「江南的甄家」四次接駕「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紅樓夢》文本中這一素材,來源於曹家接駕康熙皇帝南巡的史事,描述與曹家的歷史契合。  美國史學家史景遷在《曹寅與康熙》一書中也持同樣的看法,他說:  正史和野史中都沒有更多曹寅與南巡有關的公開信息。如果沒有曹寅的孫子曹霑所寫的小說《紅樓夢》,這些南巡對個人的任何影響都不得而知。小說十八回描寫了皇妃元春回賈家省親的場景。這一回對省親寫得細緻入微;家族鋪張的準備和元春隨從的排場都暗示這正是皇帝巡視在小說中的變形。  賈家的豪華確切反映了曹寅日復一日為康熙準備奢侈的酒宴和演出的實情。雖然作家從未說賈家如何籌款,其中差額可以從曹寅作為主管絲、銅、米的朝廷官員的活動中補足。雖然曹家沒有皇妃,曹寅的兩個女兒都嫁給了郡王,皇帝親自關心這些婚事,命令正白旗包衣佐領主持曹寅大女兒的婚禮安排,並賜御宴。因此曹家社會地位在上升,它富裕並且得到皇帝親自關注。  對曹寅的孫子曹霑來說這些事必定是家族中口耳相傳的見聞,他在小說里利用了這些逝去的輝煌。當然他也同時運用了自己親身經歷的家庭事件,很可能,他那嫁給鑲紅旗郡王訥爾蘇並生下男嗣的姑母,在他幼年時的省親令人難忘。有時曹霑也有如實反映往事的精確描述,這表明除了家族傳聞和個人經歷外,他還可以利用史錄。  顯然,國內外的學者見解頗同,把小說中「元妃省親」的描寫,視為「康熙南巡」的藝術再現,是藝術真實對歷史真實的變形、誇張和虛構。對這種小說家的創造,脂硯齋用「出脫」二字,美國學者史景遷用「家族鋪張的準備和元春隨從的排場都暗示這正是皇帝巡視在小說中的變形。」意思都一樣,結論是:「元妃省親」素材源於「康熙南巡」。而劉心武先生將它們並列成兩個前後相隔二三十年的歷史事件,其用意很明顯,依照「康熙南巡」為歷史坐標,定位「元妃省親」的歷史年代,即雍正去世、乾隆登基之際,與他「秦學」的歷史背景合榫。  另外,圍繞著「秦學」故事的框架,把小說里敘述賈政:「老爺又往東宮去了」的「東宮」,解釋為太子弘曆住的地方。「東宮」一般指皇儲住的地方,但小說里寫的「東宮」不是指太子住的地方,而是后妃住的地方。《漢書劉向傳》:「大將軍秉事用權……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顏師古註:「東宮,太后所居也。」《公羊傳僖公二十年》: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為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何休註:禮,諸侯娶三國女……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從小說的敘述,賈政入朝,從皇上那裡出來,「如今老爺又往東宮去了」,不正是去后妃那裡朝賀「元妃」嗎?由此可知,劉心武先生揭秘《紅樓夢》,不是從《紅樓夢》文本出發,而是按照自己預定的「秦學」框架,去《紅樓夢》文本中找一些和自己的觀點能拉上的材料,甚至是隻言片語,拿來證明自己的觀點,而不是整體的審視,從文本中把握基本的內涵。  預示賈元春死亡的那首《恨無常》。關於「無常」一詞,劉心武先生的解釋不確切。他說:「什麼叫無常啊?如果始終不好,就叫常不好,始終好就叫常好;情況總在變動中,沒有什麼是可以持久的,而且往往那變動也無法預測,因此也就無法控制,無法避免,這才叫無常。」「無常」一義,是梵語的音譯,指世間萬物都是變易的,有生就有死,有成必有毀,有合必有離……不存在永恆不變的東西。不是「無法控制」、「無法超脫」、「無法預知」的意思,本身就是處在生滅變異之中,在生死存滅之中輪迴。另一義特指「死亡」。《性命圭旨》亨集:「忽一日無常到來,則懵懵然而去矣!」魯迅《書信集致台靜農》:「憶前年曾以布面《外套》一本見贈,殆其時已有無常之感。」《紅樓夢》「無常曲」便是取此義:  喜榮華正好,恨無常又到。眼睜睜,把萬事全拋。盪悠悠,芳魂消耗。  望家鄉,路遠山高。故向爹娘夢裡相尋告:兒命已入黃泉。天倫呵,須要退步抽身早!  從「死亡」引申出封建時代所謂的勾魂之鬼。魯迅《朝花夕拾無常》:「至於勾攝生魂的使者的這無常先生,卻似乎於古無征。」

第六章 第十八回至五十三回寫的是什麼

  《劉心武揭秘〈紅樓夢〉》第十四講、第十五講專門講了《紅樓夢》的時代背景,把《紅樓夢》第十八回——八十回的歷史時間「坐實」為「寫乾隆元年、二年、三年的事情」。這種提法的本身就不符合文學的規律,文學作品不是歷史著作,它所反映的歷史背景只能涵蓋某個歷史階段,處於「似」與「不似」之間,不能「坐實」到具體的某一年。更何況「坐實」的這部分,囊括了《紅樓夢》文本的主體。這個問題是解讀和評價《紅樓夢》的重大問題。假如我們不辨析清楚,那麼連《紅樓夢》基本寫的是什麼,都不知道了。  倒退一步,按照劉心武先生的說法,我們來看看《紅樓夢》第十八回——八十回的敘事內容是否「寫乾隆元年、二年、三年的事情」。劉心武先生說:   《紅樓夢》的第一回到第八十回,整個兒是寫的清朝從康熙、雍正到乾隆朝的故事,其中,第十八回後半部到第八十回都是乾隆時期的事。這一點特別清楚,有八個字可以形容它清楚到什麼程度,一個叫作「粲若列眉」,「粲」就是非常地清晰,甚至發亮,好像兩彎濃眉毛似的,非常清楚;另一個叫作「若合符契」。古代皇帝把將軍派出去打仗,怎麼下命令啊?臨別時候,就拿一個「符契」,它是用金屬或者玉石什麼的做成,剖成兩瓣,它有它的形狀、圖案,而且上面還有字,我留一半,你拿一半,到時候我有什麼特別重要的命令,我就讓我派的使臣,騎著驛馬跑到你那兒,說皇帝傳旨了。你說的有什麼憑信?啪,拿出來一對,嚴絲合縫,這叫「若合符契」。所以實際上從第十八回後半部,到第八十回,寫乾隆元年、二年、三年的事情是很清楚的。  這段話明確地表達了三層意思:(一)「《紅樓夢》的第十八回的後半回起到第五十三回上半回,寫的都是一年裡面的事情。……就是乾隆元年。」(二)「第五十四到第六十九回這十六回,我又可以斷定,它是寫乾隆二年的事情。」(三)「那麼第七十回到第八十回,寫的就是乾隆三年的事情。」這三個部分的內容,我們分三章來辨析。 一、文學作品中寫實與虛構,都是為了烘托環境和刻畫人物,而不能以此證實具體的歷史年代  「《紅樓夢》的第十八回的後半回起到第五十三回上半回,寫的都是一年裡面的事情。……就是乾隆元年。」劉心武先生提出的證據有兩點:  證據之一:「現在我就告訴你,這種曲柄的黃金傘,只有乾隆朝的時候才開始有,在康熙和雍正朝時候,當時在所規定的鑾輿鹵簿、儀仗裡面的傘,都是直柄的,曲柄傘是乾隆朝才開始有的一種創製。」  這是《紅樓夢》第十八回描述元妃省親的儀仗隊中的一句話:「一對對龍旌鳳翣,雉羽夔頭,又有銷金提爐,焚著御香,然後一把曲柄七鳳黃金傘過來,便是冠袍帶履……」  證據之二:「你現在讀十八回到五十三回,讀這一年的故事,你就會發現其中有一回,就是其中第二十七回,很明確地提出一個日子。什麼日子呢?就是四月二十六日。作者就很明確告訴你,這一年的四月二十六日是芒種節。……那麼你去查《萬年曆》,乾隆元年就是四月二十六日交芒種。這不是巧合。再加上有的紅學家,比如像周汝昌先生他就考證出來,實際上四月二十六日就是曹雪芹的生日!」  《紅樓夢》里引用了一句詩,叫「開到荼縻花事了」——據說,荼縻這種花是開得最晚的,因此也謝得最晚,等它謝了,那基本上就沒有什麼花開了,……黛玉葬花。黛玉為什麼要在那一天葬花啊?因為那一天,是一個跟花神告別的日子,她要通過葬花,這樣一種禮儀形式,來表達自己對花的一種珍惜,對花神辛苦了一年,給我們帶來這麼多美麗的花朵開放的情景,表示感謝。……第二十七回準確地點明芒種節日期,大寫餞花神,更證明了第一回到第五十三回,應該就是寫乾隆元年的事情。」  劉心武先生從《紅樓夢》》大量的名物中摘引出的這兩點,一點是反映了當時的典章制度;一點是反映了當時的生活風俗。《紅樓夢》名物反映歷史背景、典章制度、社會風俗等文化內涵,基本上分為兩大類:  一類的標識可以考證出年代、地址、品格。如在小說中寫了富有代表性的諸多瓷器珍品。全書前八十回在13個章回中有40多處,寫了100餘件陶器、瓷器。其中最集中的是第四十回「史太君兩宴大觀園」至第五十三回「榮國府元宵開夜宴」。《紅樓夢》的瓷器是從宋瓷寫起的。北宋是瓷業繁榮的時期,從浙江、福建到河南、陝西各地,官開民辦瓷窯,燦若繁星,工藝完美,名窯甚多,不少珍品,流傳於世。至明清瓷業技藝更上一層,造型、施釉、彩繪諸方面,推陳出新,精美絕倫。第三回黛玉去榮禧堂拜見王夫人,見其几案上擺著汝窯美人觚,裡面插著時鮮花卉。汝窯建於北宋河南臨汝縣(古稱汝州)。釉色有天青和蛋白,以瑪瑙細瑣入釉燒成,瑩潤猶如堆脂。傳世之品,極為珍貴。第二十七回寫到鳳姐家中的汝窯盤子。第四十回賈母率眾人遊覽大觀園時,園中各處多次寫到名窯精品瓷器。探春居處的一個斗大的汝窯花囊和一個大觀窯的大盤。汝窯精品已出現多次,大觀窯是第一次點到。這是宋徽宗大觀年間建的。宋代周輝《清波雜誌》曰:「大觀間,窯變色,紅如硃砂……比之定州紅瓷尤鮮明。」寶釵的蘅蕪苑的房間,「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無」,所陳設的瓷器竟是一個土定瓶。土定瓶是定窯產品。定窯是宋代名窯之一,建於河北定州(今曲陽),以白色瓷器為代表作。在櫳翠庵小憩吃茶,為賈母奉茶用的「成窯五彩小蓋盅」,是稀世瓷寶。成窯建於明成化年間,其製品色彩豐沛,繪畫意趣盎然,花卉、草蟲、人物均栩栩如生,極富生活氣息。在明代已享有極高聲譽。妙玉招待眾人吃茶的則是「一色官窯脫胎填白蓋碗。」宋、明皆有官窯。官窯亦為名窯。第四十四回寫怡紅院的一個「宣磁盒」。宣窯亦為明代名窯,建於宣德年間。釉上紅彩和釉底青花相結合,是瓷史上一個劃時代的創造,正是這種新工藝,為明清「鬥彩」瓷器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上面這些稀世瓷器珍品,從宋到明都有,顯示了中華文化在賈府的積澱,顯示了百年望族賈府詩禮簪纓、鐘鳴鼎食的氣象,顯示了黛玉、寶釵、探春、妙玉不凡的氣質和文化修養。  另一類是無法具體的考證年代、產址和特徵,只能作為中國文化的表徵貫穿到人物和敘事之中。如第十二回道士送給賈瑞一個「風月寶鑒」說:「這物出自太虛幻境空靈殿上,警幻仙子所制,專治邪思妄動之症,有濟世保生之功。所以帶他到世上,單與那些聰明傑俊,風雅王孫等看照。」以鏡治病,看似荒誕,其實不然。《本草綱目》「金石部」記載:「古鏡氣味辛無毒,主治驚癇、邪氣、小兒諸惡,煮汁和諸葯煮服……」秦可卿卧室里的「紅娘抱過的鴛枕」,紅娘是《西廂記》中的人物,本身就是虛構的。再如「"狀元及第』小金錁子」、「紫金"筆錠如意』錁」、「"吉祥有魚』銀錁」等,都是帶有吉祥的象徵,恐怕歷代都存在,很難標識具體的年代。  從上面所述,我們可知,文學作品中的名物,無論是寫實,生活真實直接寫進作品中去;還是虛構,都是為了烘托環境和刻畫人物的需要,都不能以此據實,來證明文學作品的歷史年代。你能說《紅樓夢》的瓷器標識是宋代或明代,便以此推論《紅樓夢》的歷史背景是宋代或明代嗎?更何況劉心武先生提取一兩個名物,便斷定《紅樓夢》第十八回的後半回起到第五十三回上半回,將近全書的四分之一內容的歷史年代,是沒有道理的。  實際上一旦這三十八回的歷史年代確定了,那麼整部書的歷史年代也隨之而明確了,因此說這一點關乎全書。「一個真正的藝術品,它敘事的每一點都是一個完整的結構中蘊含著特殊意味的一點,它所蘊含的意味、意義或哲學,都最終在結構的完整性中獲得說明。」①由此看來,我們必須從解析《紅樓夢》第十八回的後半回起到第五十三回上半回的文本入手。 二、《紅樓夢》第十八回至五十三回反映寶黛釵愛情悲劇與王熙鳳的機關算盡反誤卿卿性命  文學作品文本是由語言、形象和意蘊三個層面組成,生成一個有機的生命形式。它傳達著審美信息,激蕩著生命氣韻,蘊涵著歷史內容。  「乾隆元年就是四月二十六日交芒種。」「第二十七回準確地點明芒種節日期,大寫餞花神,更證明了第一回到第五十三回,應該就是寫乾隆元年的事情。」劉心武先生考證出這一點能說明《紅樓夢》什麼呢?《紅樓夢》第十八回的後半回起到第五十三回上半回是否寫乾隆元年的事情?這一切都得從對《紅樓夢》文本的整體把握中,才能清楚「乾隆元年就是四月二十六日交芒種」的內涵,對確定《紅樓夢》的歷史年代究竟有沒有關係。  《紅樓夢》文本敘事時間分為兩個層面展開:故事時間與文本時間。  故事時間是賈府興衰的百年,作為《紅樓夢》的歷史背景,主要是放在《紅樓夢》的「前五回」簡述的,勾勒了賈府末世衰敗的流程,突出了紅樓人物生命的歷程。  文本時間是以寶玉10-21歲這十二年賈府現實生活展開敘事的。一部大書從第六回以後,其實只寫了十二年的光景,即寶玉10歲讀書到21歲出家。而這十二年的敘事是在「前五回」百年望族的歷史背景中展示的,從外部來說,以賈府為中心,寫四大家族的「聯絡有親,榮損與共」,並與四王八公的世代交往,結成了上流社會的關係網。從內部來說,賈府有兩個支脈:寧國府和榮國府,主子就有二三十個人物,圍繞他們且受他們驅使,從上到下就有二三百個奴僕。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盤根錯節。而又不能像歷史著作那樣年年歲歲鋪排開來,因而故事的重心放到了賈府百年的後期,即賈府嫡孫寶玉少年到出家這十幾年裡。因此說,讀懂《紅樓夢》,先要搞清故事發生在什麼年代?是通過什麼樣的敘事方法把這個故事講給我們的。  當然具體到這十二年的敘事,每一年文本時間的敘事容量也是各不相同的:  寶玉10-13歲是第六回——十七回的故事,四年時間寫了12個章回;  寶玉14歲是第十八回——五十三回的故事,這一年寫了36個章回;  寶玉15歲是第五十四回——六十九回的故事,這一年寫了16個章回;  寶玉16歲是第七十回——八十三回的故事,這一年寫了14個章回;  寶玉17歲是第八十四回——九十五回的故事,這一年寫了12個章回;  寶玉18歲是第九十六回——一百零七回的故事,這一年也寫了12個章回;  寶玉19——21歲是第一百零八回——一百二十回的故事,三年寫了13個章回。  其中寶玉14歲這一年:第十八回——五十三回是《紅樓夢》文本中敘事容量最大的一年。因為這一年無論是賈府衰敗過程,還是軸心人物寶玉和王熙鳳的人生道路都處在一個轉折點上,需要曹雪芹潑墨揮灑,其敘事主要是沿著三條意脈交互作用,向前推進。一條意脈是描寫寶玉與寶釵、黛玉的情竇初開。寶玉雖不喜讀四書和學習八股文,但對詩詞歌賦、小說劇本頗為喜愛,受到追求愛情、自主婚姻思想的影響,張揚個性。寶玉的平等意識在走進大觀園以後,又得到了升華,這是一種新的素質、新的成分在他身上的體現。這條意脈的敘事以「寶玉挨打」為高潮,以寶、黛定情為標誌,在兒女結社吟詩的浪漫生活中,開始了他人生的精神之旅。另一條意脈是以劉姥姥二進大觀園為敘事視角,描寫賈府的鐘鳴鼎食的豪奢,賈府的老少爺們、奶奶太太只知安富尊榮;以烏進孝交租披露了賈府「內囊盡上來」的衰敗徵兆,表現了社會巨大的貧富差別。另一條意脈是以王熙鳳為重要角色,她在賈母這棵大樹的庇護下,暗自擴張金錢的慾望,張揚自己的個性,成為眾矢之的,影射出賈府內部的房族、夫妻、嫡庶矛盾的潛流暗礁,日漸明朗,形成了兩個敘事高潮:馬道婆的魘魔法和鳳姐潑醋。下面分而述之:  (一)寶玉青春的覺醒和性格的形成  中國封建社會的傳統道德觀念是「男女授受不親」、「男女大防」。尤其宋明以降,程朱理學高揚「存天理,滅人慾」,禁錮人的情慾和性慾。男女青年婚姻只講「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愛情則被泯滅,甚至被視為「不軌」,因而深厚的傳統與人性的解放在現實生活中發生著尖銳的矛盾衝突。寶黛愛情故事之所以百讀不厭,尤能使青年讀者激動與神往,是因為這一愛情的全部發展過程含蘊著豐富的美感內容,寶玉初戀時被蒙上兩種神秘的暈圈:「金玉良緣」和「木石前盟」。身不由己地受到兩種女性美、兩種愛情力量的牽引,他時而這邊,時而那邊,在愛的背後的文化衝突中逐漸走向了自己選擇的道路,從而使之具有強烈的藝術魅力。 寶黛的愛情描寫以「手帕詩」定情為界限,前一個階段,即第十九——三十四回。特點是一會好,一會惱,一會哭,一會笑,寶玉「早存了一段心事,只不好說出來,故每每或喜或怒,變盡法子暗中試探。那林黛玉偏生也是個有些痴病的,也每用假情試探。」第十九回「意綿綿靜日玉生香」,兩個人何等親密!史湘雲來了,倆人又發生口角,但卻交心了。寶玉對黛玉說了一番道理:「你這麼個明白人,難道連"親不間疏,後不僭先』也不知道?我雖糊塗,卻明白這兩句話。頭一件,咱們是姑舅姊妹,寶姐姐是兩姨姊妹,論親戚,他比你疏。第二件,你先來,咱們兩個一桌吃,一床睡,從小兒一處長大的。他是才來的,豈有個為他疏你的?」這番話說得黛玉動心了,倆人和好如初。第二十二回賈母要給寶釵過生日,寶釵討好賈母,點的都是熱鬧戲文。演《山門》,寶玉不耐煩了。寶釵說他不懂戲,並念了一支《點絳唇》曲:  漫英雄淚,相離處士家。謝慈悲,剃度在蓮台下。沒緣法,轉眼分離乍。赤條條,來去無牽掛。那裡討,煙蓑雨笠卷單行?一任俺,芒鞋破缽隨緣化。  「寶玉聽了,喜的拍膝搖頭,稱賞不已——又贊寶釵無書不知。黛玉把嘴一撇道:"安靜些看戲罷,還沒唱《山門》,你倒《妝瘋》了。』說的湘雲也笑了。」黛玉幽默地諷刺了寶玉,流露出對寶釵的醋意。  第二十三回寶玉和黛玉、寶釵以及迎春、探春、惜春、李紈等,奉元妃之命都搬進大觀園住了。在青春少女的環繞下,過了一段時間,寶玉忽然不自在起來,出來進去,悶悶不樂。實際上是青春的躁動在寶玉身上的表現,是青春的覺醒所引起的苦悶。寶玉「那一日正當三月中浣,早飯後,寶玉攜了一套《會真記》,走到沁芳閘橋邊桃花底下一塊石上坐著,展開《會真記》,從頭細看。」黛玉葬花回來,看到寶玉讀書,非要拿過去看,不到一頓飯工夫,便將十六齣全部看完,「但覺詞藻警人,余香滿口。一面看了,只管出神,心內還默默記誦。寶玉笑道:"妹妹,你說好不好?』黛玉笑著點頭兒。寶玉笑道:"我就是個「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傾國傾城貌」。』黛玉聽了,不覺帶腮連耳的通紅,登時豎起兩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一雙似睜非睜的眼,桃腮帶怒,薄面含嗔,指寶玉道:"你這該死的,胡說了!好好兒的,把這淫詞艷曲弄了來,說這些混話,欺負我。我告訴舅舅、舅母去!」  那些描寫愛情的小說戲劇,對於青春躁動的少年,像點燃愛情的火。倆人雖是吵嘴,但西廂戲語卻溝通了他們的心靈。黛玉也陷入愛情的苦悶。她想到了自己父母雙亡、無依無靠,想到在賈府的環境,種種憂思,件件愁苦,一股腦湧上心頭。這是黛玉創作《葬花吟》的背景。花謝花飛飛滿天,紅消香斷有誰憐?  遊絲軟系飄香榭,落絮輕沾撲綉簾。  ……  閨中女兒惜春暮,愁緒滿懷無釋處。  手把花鋤出綉簾,忍踏落花來複去。  這四句是寫花落花飄。柳絲榆莢自芳菲,不管桃飄與李飛;  桃李明年能再發,明年閨中知有誰?  三月香巢已壘成,梁間燕子太無情!  明年花發雖可啄,卻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傾。  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  明媚鮮妍能幾時,一朝飄泊難尋覓。  ……  未若錦囊收艷骨,一抔凈土掩風流:  質本潔來還潔去,不教污淖陷渠溝。  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  試看春殘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時。  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  這些句是寫花落人亡。  《葬花吟》是黛玉心靈的寫照。她葬的什麼花,是落花。花開花落,任其自在,黛玉為什麼集而收之,哀而葬之呢?這正是一種觸物生情、以物喻人的聯想。這種敏感,這種心靈,只有像黛玉這樣的才女才有。仔細品味,全詩有一個核心的意象:花飄花落。黛玉父母雙亡,寄居賈府,沒有依靠。她又是一個十分敏感的少女,從花的飄落聯想到了自身,自憐、自怨、自訴愁心。如果脫離開父母是黛玉「愁緒」的一部分,那麼潛隱在心中自己的婚姻大事則是「愁緒」深處的東西。雖說與寶玉日夜相處,是唯一情趣相投的人,但「金玉良緣」一直困擾著她,加上又沒有親人為她做主,她怎能不生出對命運的焦慮,對未來的愁緒?  寶玉愛戀黛玉如醉如痴,自不必說了。在初戀的階段,他曾一度見了寶姐姐忘了林妹妹;見了林妹妹忘了寶姐姐。如第二十八回寶玉在旁看著寶釵雪白一段酥臂不覺動了羨慕之心,暗暗想道:「這個膀子,要長在林妹妹身上,或者還得摸一摸;偏長在他身上。」正恨沒福得摸,忽然想起「金玉」一事來,再看看「寶釵形容,只見臉若銀盆,眼似水杏,唇不點而紅,眉不畫而翠,比黛玉另具一種嫵媚風流,不覺就呆了。」寶釵的丰韻、端莊、大方勝過黛玉。而寶玉愈來愈愛慕黛玉,相反,對寶釵愈來愈疏遠了。這就是說更重要的則是思想和情趣的投合,氣質和性格的吸引。  寶黛愛情的後一個階段,即第三十四回——五十三回。  《紅樓夢》描寫寶玉青春的覺醒和性格的形成,和寶黛釵的愛情婚姻,是放到一個大背景下,即賈府表面上「鮮花著錦、烈火烹油之盛」,而內部豪侈淫糜、子孫不肖,預示著這「赫赫揚揚」的封建貴族正一步一步走向「運終數盡」,走向無法可挽回的悲劇命運。正是在這大背景之下,《紅樓夢》展示了寶玉如何從青春的萌動而走向熱烈而持久的性愛追求,如何從美好的情感和高層次的文化上體現了人性的本質。追求自由,喜歡平等,富有才華,這一切成為寶黛愛情的審美內容。而這一敘事就是寫寶玉品質和情感的提升,為下一個敘事集中描寫寶黛愛情故事奠定了敘事的根據。  第三十三回「寶玉挨打」是一個敘事的高潮。 賈寶玉是榮國公的四世孫。賈氏家族由「水」字輩到「人」字輩,由「文」字輩到「玉」字輩,而後到「草」字輩,一代不如一代。於是,「聰明靈慧」的寶玉就成了榮國府唯一有指望的傳宗接代的「命根子」。從他一出世,他出身的階級和家庭就把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也把所謂「榮華富貴」、「嬌妻美妾」預置在他的身旁。「雕樑畫棟」、「錦衣玉食」且不說,捧茶端飯、疊被鋪床、引領陪伴的丫環僕人就二十多個,僅服侍他的丫頭就有襲人、晴雯、麝月、碧痕、秋紋、茜雪、綺露、四兒、檀雲、佳蕙、墜兒、柳五兒、春燕等十三人。這樣,嚴教和溺愛之間就發生了矛盾。父親賈政施以嚴教,祖母史太君施以溺愛。史太君是賈府輩分最高的「老祖宗」,全家對她絕對服從,這就使賈政的嚴教受到限制。賈母的溺愛和賈政的嚴教從根本利益上講是一致的,而採取的方式不同,這便給寶玉叛逆性格的發展提供了一個空間,他追求自由,追求個性。他抱怨:  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裡,一點兒做不得主,行動就有人知道,不是這個攔就是那個勸的,能說不能行,雖然有錢,又不由我使。  寶玉身上這些潛在的東西,賈政和王夫人都看在眼裡,只是礙於賈母的溺愛和放縱,有時不得管束,特別是賈政心裡已是不滿,甚至怨恨。  導致寶玉挨打的導火索是:那是在金釧兒跳井的一天,賈政送出雨村進來,寶玉「垂頭喪氣」與他撞了個滿懷,便喝道:「方才雨村來了,要見你。那半天才出來;既出來,全無一點慷慨揮灑的談吐,仍是委委瑣瑣。」正在這時,忠順親王府的人奉王爺之命來賈府向寶玉打聽小旦琪官(蔣玉菡)的下落。賈政送走忠順親王府的人,才回身,忽見賈環帶著幾個小廝亂跑,問其何事,賈環添油加醋地說:寶玉「拉著太太的丫頭金釧兒,強姦不遂,打了一頓,金釧兒便賭氣投井死了——」話未說完,把賈政「氣的面如金紙」,大喝:「快拿寶玉來!」說著走進書房,「喘吁吁的直挺挺坐在椅子上,滿面淚痕,一疊聲"拿寶玉,拿大棍,拿索子捆上』」,「立刻打死」。  「寶玉挨打」這件事表面看,全是平平常常的家庭生活,其實呢,人物與人物之間性格的差異,帶來衝突,而這種矛盾衝突隱伏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生活表象的背後。賈母與賈政在教育和培養寶玉問題上的分歧,父子之間封建正統觀念與叛逆的衝突,嫡庶之間爭奪繼承權等多重矛盾交織在一起。賈家這一傳統家庭最主要特徵是父子縱向結構的承繼,都十分看重後繼人。賈母雖然是家族最高的家長,但因其是女性,又年長,她便以凌然的風度與排場,把自己懸置於家族瑣屑事務管理之外,在吃酒、打牌、講笑話的日常生活中安享晚年,膝下環繞著孫男外女,尤其疼愛和嬌慣嫡孫寶玉。而賈政對這個家族父子縱向結構的承繼,更看重的是一種父子之間的文化認同,因此,賈政痛打了這個遊離在封建正統觀念之外的兒子。  「寶玉挨打」像一個生活的窗口,各種人物都亮相了,賈母的溺愛,王夫人心疼,都是為了維護寶玉嫡系的正統地位;寶釵是第一個探望寶玉的,「眼圈微紅,雙腮帶赤,低頭不語」,既表露了兒女之情,又不失大家閨秀的端莊。她心裡想「何不在外頭大事上做功夫,老爺也歡喜了,也不能吃這樣虧」。並對襲人說:「你們也不必怨這個,怨那個,據我想,到底寶兄弟素日肯和那些人來往,老爺才生氣。」言語間流露的還是正統的觀念;黛玉早已哭得「兩個眼睛腫得桃兒一般,滿面淚光」。  「寶玉挨打」以後,黛玉在寶玉送來的手帕上,寫了三首題帕詩:  眼空蓄淚淚空垂,暗灑閑拋卻為誰?  尺帕鮫綃勞惠贈,為君哪得不傷悲?  拋珠滾玉只偷潸,鎮日無心鎮日閑,  枕上袖邊常拭拂,任他點點與斑斑,  綵線難收面上珠,湘江舊跡已模糊,  窗前亦有千竿竹,不識淚痕漬也無?  三首詩的中心意象是為情而垂淚:垂淚的原因——為君,垂淚的時間之長——鎮日,垂淚之多——漬滿了窗前的斑竹,將自己對寶玉的愛情毫無保留地傾瀉而出。題帕詩標誌著寶黛愛情的「定情」。從此,寶黛愛情進入平靜的發展階段,他倆再也沒有爭吵哭鬧,明譏暗諷。  第三十六回寫寶釵有時見機勸導他讀書進仕之類的話,寶玉「反生起氣來只說:"好好的一個清凈潔白的女子,也學的釣名沽譽,入了國賊祿鬼之流!這總是前人無故生事,立意造言,原為引導後世的鬚眉濁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瓊閨繡閣中亦染此風,真真有負天地鍾靈毓秀之德了!』眾人見他如此,也都不向他說正經話了。獨有黛玉自幼兒不曾勸他去立身揚名,所以深敬黛玉。」  大觀園是因元春而建,又因元春之命,賈府的小姐和寶玉才住進了大觀園,從此,這個金門玉戶、瓊樓玉榭、奇花異石、青藤纏繞、翠竹掩映的江南園林,既遠離了市俗塵囂、又脫離了繁文縟節,成為一個文化品位高、自由空氣充裕的天地。正是在這樣一個特殊環境里,賈府的小姐們組織起詩社。第一次是海棠社,由探春發起,李紈出題,題目是各作《詠白海棠》七律一首;第二次是菊花社,湘雲主邀,寶釵出題,各作一首或數首不限。第三次是賞雪社,李紈主邀並出題。這幾次詩作不是黛玉奪魁,便是寶釵取冠,其他小姐各逞其才,獨寶玉次次名列榜末。我們說這裡是才女的世界。 才女們寫的詩都是個人性情的流露和抒發,詩中有人,詩如其人。《紅樓夢》幾次詩社的描寫,最主要是透過詩寫人,寫人的性格。我們以《詠海棠詩》寶釵奪冠的一首為例:  珍重芳姿晝掩門,自攜手瓮灌苔盆。  胭脂洗出秋階影,冰雪招來露砌魂。  淡極始知花更艷,愁影三更月有痕  莫道縞仙能羽化,多情伴我詠黃昏。  全詩透著一種追求淡雅、靜穆、高潔的意境,特別是「珍重芳姿晝掩門」,透出了寶釵那種時時處處恪守封建婦德、珍惜自己高貴身份的姿態;「淡極始知花更艷」,表現了她性格中「安分隨時」、知書達理的性格特徵。李紈評價此詩「含蓄渾厚」。  林黛玉是才女們中寫詩最多的人,也是詩才最高的人,她用詩表達愛情,寫詩傾吐憂傷  在菊花賽詩會上,一舉奪魁。  一從陶令平章後,  千古高風說到今。(《詠菊》)  孤標傲世偕誰隱,  一樣花開為底遲。(《問菊》)  她的詩寫得最好的還是她個人抒發情懷有感的詩作,其中尤以《葬花吟》、《秋窗風雨夕》、《桃花行》這三首長詩最為著名。  (二)從賈府鐘鳴鼎食的展示到內囊盡上的披露。  百年望族的賈府作為一個衰敗的舊家族,越是臨近末世,越是需要以物質上的享樂和貪慾來填補精神的空虛。這是《紅樓夢》第十八回的後半回起到第五十三回上半回,顯示出的深刻的歷史文化意蘊。  「安福尊榮」是賈府的一大特點。賈府主僕上下,安富尊榮表現在衣食住行、婚喪嫁娶、迎來送往、遊樂宴請等各個方面。  賈母是一個安富尊榮的典型,是一個貫穿全書始終的主要人物。描寫她安富尊榮的舉手投足,家長里短,是《紅樓夢》敘事的需求。在平凡的日常瑣事描寫中表現當時的社會現實和人們的精神現實。李希凡先生指出:「賈母,這個貴族之家的老封君,當然不是這部偉大傑作中的藝術主角,但她卻是榮寧二府這貴族之家的生活主角。」②確實,賈府中豪奢的日常生活畫面都是圍繞著她而構圖的,如劉姥姥二進大觀園,寶釵、鳳姐、賈母過生日的熱鬧歡快的場面,賈母都扮演著主角。賈母的八十壽辰,雖為大場面、大氣派,但已出現盛極難繼的徵兆,實為賈府烈火烹油的迴光返照。曹雪芹於極熱鬧之處,塗抹上一片冷淡的色調。從此家運漸衰。  在賈府赫赫揚揚的大家族中,善於投其所好的王熙鳳,愛享清福的王夫人等對安富尊榮的賈母一味的逢迎,上行下效,主僕上下只知安富尊榮,恣意享樂,攀比闊氣。大觀園的小姐們吟詩作賦是賈府鐘鳴鼎食的生活的一個側面,另一面就是賈母為首的王夫人、邢夫人、尤氏這些主子們今天慶壽過生日,明日賞月品花而舉辦的家宴,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過著豪華奢侈的生活。從三十七回到四十一回寫賈政自元妃省親以後,居官更加勤慎,以期仰答皇恩。皇上見他人品端方,風聲清肅,特地委以重任,讓他任學差之職,為國選拔英才。這對於賈府來說是可喜可慶之事,賈政赴任,從農曆八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五日,幾天中探春起詩社、賈芸送海棠、湘雲入大觀園、劉姥姥二進榮國府、湘雲請賈母賞桂吃蟹作菊花詩、賈母給湘雲還席演曲行令,寶、釵、黛櫳翠庵品茶,劉姥姥醉卧怡紅院,幾日間喜事接踵,一場接一場歡樂舒暢的宴賞。  如果說賈母形象只在貴族的層面上產生意義,那麼劉姥姥二進大觀園為我們換了一個視角,通過「積古老人」劉姥姥的眼睛觀之,則其兩極共構的深層結構意義就會更加彰顯。《紅樓夢》多次描寫最簡單的一次宴會。史湘雲做東,請的一次小小宴會,為了省錢,只吃螃蟹。就是這樣,也要花二十多兩銀子。劉姥姥屈指一算,「這一頓的銀子,夠我們庄稼人過一年了!」賈府的奢糜無度,就是來一個打抽豐的鄉嫗劉姥姥,迎合了賈母「正想個積古的老人家說話兒」的,一日內竟兩宴大觀園,盛情款待這個鄉下人。用劉姥姥的話說:「雖然住了兩三天,日子卻不多,把古往今來沒見過的,沒吃過的,沒聽過的,都經驗過了」。  在宴席上,鳳姐挾了一箸頭菜,讓劉姥姥品嘗。劉姥姥吧咂半天嘴,沒有嘗出來。鳳姐給她講這道菜叫「茄鯗」的菜,名義上是吃茄子,但它要用雞肉、香菌、新筍、蘑菇、各種果乾和香油來製作。就連他們喝湯也十分講究,吃一種蓮葉湯,為此專門做成銀模子,上面刻著菊花、梅花、蓮蓬、菱角等花樣,就連大皇商的貴婦人薛姨媽也沒有見識過。她對賈母說:「你們府上也都想絕了!吃碗湯還有這些樣子。」  賈母日常吃的點心,兩個小捧盒內,「每個盒內兩樣:這盒內一樣是藕粉桂糖糕,一樣是松穰鵝油卷;那盒內一樣是一寸來大的小餃兒,……那一樣是奶油炸的各色小面果。」這列舉的四樣點心,有米粉做的糕,有麵粉做的卷和餃;有甜的藕粉桂糖;有鹹的松穰鵝油卷;既有南方的藕粉混和,也有北方松子為瓤;既用籠蒸,也用油炸;那小餃兒是漢族食品,而奶油果又是滿人的習俗,真是食不厭精的美味,可賈母皺眉道:「這滑膩膩的,誰吃這個。」「揀了一個卷子,只嘗了一嘗,剩下的半個遞與丫環了。」薛姨媽礙不住情面,「只揀了一塊糕。」唯有劉姥姥從未見過,見那小面果子都玲瓏剔透,便揀了一朵牡丹花樣的笑道:「我們那裡最巧的姐兒們,也不能鉸出這麼個紙的來。我又愛吃,又捨不得吃,包些家去給他們做花樣子去倒好。」鳳姐給劉姥姥夾了一個鴿子蛋,劉姥姥說道:「這裡的雞兒也俊,下的這蛋也小巧,怪俊的。我且得一個兒。」鳳姐笑道:「一兩銀子一個呢,你快嘗嘗罷,那冷了就不好吃了。」  《紅樓夢》描寫鐘鳴鼎食、詩禮簪纓之家的茶文化,第四十一回妙玉為賈母特備的一種名茶,象徵長壽富貴的「老君眉茶」。該茶嫩綠似蓮心,清香淡味,最受文人墨客歡迎,這位長壽賈母喝著這「老君眉茶」,當然會很高興。幽雅的茶事,更顯得富貴豪華。  再說服飾和穿戴。賈寶玉每一天都要換幾套不重樣的衣著。他穿的那件「孔雀裘」不小心燒了一個小洞。「不但織補匠,能幹裁縫,綉匠並做女工的,問了,都不認得這是什麼,都不敢攬」。原來這是一件從俄羅斯進口的孔雀金線織成的貴重褂子。賈母送給劉姥姥的一大包袱衣服,都是往年間生日節下眾人孝敬的。老太太從不穿人家做的,一次也沒穿過,就這樣白送了一個不相干的劉姥姥。當賈母見林黛玉屋子的窗上紗的顏色舊了,便立即吩咐換新的。竟把進口的「軟煙羅」拿來做窗紗用,那質量連「如今上用的府紗,也沒有這樣軟厚輕密」,見多識廣的當家人王熙鳳都錯認作蟬翼紗,劉姥姥更加感嘆道:這麼好的料子糊窗紗用,真是可惜。可見其奢糜的程度。 賈府的奢糜作風,同樣會影響奴僕。大管家賴大也是一個典型。第四十五回,通過賴嬤嬤之口,敘述了賴大家今日光景甚好,還為兒子賴尚榮捐錢買了一個州縣官。清朝政府對家奴的出仕是有嚴格限制的,可見賴大的神通廣大,為兒子捐錢買官,請託的當然是朝廷命官。而且所花費的銀兩,不會比賈珍為賈蓉買得個五品龍禁尉花1200兩銀子少。第四十七回又介紹這個奴才家還有景緻不錯的大花園。賴大在賈府當家理財上是精明的,為人處事上卻是陰險狡詐的。在小說文本中讀者既看不到賴大酗酒滋事,也不見他無事嚼舌,只是主子安排賴大或有事詢問時,他總是答「是」,或者就是問什麼,答什麼。可他與主子同凶共惡之事,能守口如瓶。可見賴大的少言寡語,除了性格因素外,還有就是他必須這樣做,才能保持自己在賈府的特殊地位。  再看賈府爭奪財產和權力的內部矛盾和鬥爭。  封建貴族和地主階級的本質是極端貪婪、極端殘酷的,即使在其內部也是互相利用、互相爭奪,連嫡親骨肉之間也不例外。「罩在家庭關係上溫情脈脈的面紗」下,是赤裸裸的利害關係。賈府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衝突中,總起來說可以分為兩大營壘。一派是以掌權的賈政、王夫人為首,包括鳳姐、薛家母女,並有賈母的支持;一派是以賈赦、邢夫人為首,包括寧國府尤氏、以及趙姨娘等,代表不掌實權一派的利益。賈府上下,從封建家法家庭的寶塔頂——賈母直到他們的親信奴才,都被捲入到這兩大營壘的互相爭鬥的漩渦之中,這個鬥爭的焦點,就是爭奪賈府的財產和權力。  趙姨娘求馬道婆設「魘魔法」謀害寶玉和鳳姐,是賈府內部矛盾和鬥爭的一個高潮。  馬道婆到趙姨娘處,知道她恨寶玉和鳳姐,尤其是鳳姐,便探她的口氣道:「我還用你說?難道都看不出來!也虧你們心裡不理論,只憑他去。——倒也好。」趙姨娘道:「我的娘!不憑他去,難道誰還敢把他怎麼樣嗎?」馬道婆道:「不是我說句造孽的話,你們沒本事!——也難怪。明裡不敢罷咧,暗裡也算計了!還等到如今!」趙姨娘聽這話裡有話,心裡暗暗的喜歡,便說道:「怎麼暗裡算計?我倒有這個心,只是沒這樣的能幹人。你教給我這個法子,我大大的謝你。」  於是製造了「魘魔法」——古代一種巫術,暗中祈求鬼神加害於人。結果寶玉、鳳姐中了祟,鬧翻了賈府。「賈母、王夫人、邢夫人並薛姨媽寸步不離,只圍著哭。」日夜熬油費火,鬧的上下不安。  賈府的「內囊盡上來了」。  「內囊」指的是家財和資產。賈府的經濟狀況是進的少,出得多,日漸衰落。第五十三回是《紅樓夢》筆墨集中在經濟上的描寫,寧國府正忙著過年的時候,黑山村的庄頭烏進孝交租。這是賈府的主要經濟來源。他給賈珍交的這張租單,分為兩部分:一是貨幣地租:2500兩銀子;另一是實物地租:糧食、柴炭、各色山珍海貨。  賈珍很不滿意,他算定至少應交5000兩銀子,現在只有一半。他感嘆地說:「這真是叫別過年了。」當烏進孝說到榮府那邊也是如此,賈珍感慨到自己這邊只是日常用費,而榮府那邊「這幾年添了許多花錢的事,一定不可免是要花的,卻又不添些銀子產業。這一二年里賠了許多,不和你們要,找誰去?」  這話中透出的意思很明顯,榮府那邊迎皇妃省親,掏盡了百年積蓄的老底,這錢是必要花的,又沒有新的收入來源,長此以往,入不敷出,能不內囊盡上來嗎?  管家周瑞家的女婿冷子興早已從旁觀者的角度揭示了賈府的各種弊政:諾大的賈府「如今人口日多,事務日盛,主僕上下,都是安富尊榮,運籌謀劃的竟無一個」的慨嘆,可謂鞭辟入裡,一語中的。就連那個跟著賈璉的奴才興兒,對榮國府的觀察,也看出總是「寅吃卯糧」;就連不問俗事的林黛玉都說:「咱們家裡也太花費了。我雖不管事,心裡每常閑了,替你們一算計,出的多,進的少,如今若不省儉,必致後手不接。」  (三)王熙鳳的性格、才幹和貪婪,同家道敗落與時俱下  如果說劉姥姥一進榮國府,成為一條引線一下子就把敘事的鏡頭對準了榮國府核心人物——鳳姐,濃墨重彩刻畫了「阿鳳小傳」,那麼《紅樓夢》第十八回的後半回起到第五十三回上半回,則處處突出她管家奶奶的身份和所作所為,「協理寧國府」展示了她的治家才幹,受到合族上下的稱讚,是她一生向上的勢頭,而第五十三回卻是她借生病之由退下來的前夕,是她一生向下的勢頭。王熙鳳利用掌家理財之權,挪用一家主僕的月錢,去放高利貸,「一年不到,上千的銀子」。她的精明和貪婪的性格,既拓展著自己的生命歷程,又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賈府家道敗落的態勢。對錢財貪婪的慾望只是鳳姐性格結構中的一個側面,而這一側面同她內心深處迸發出的各種慾望、情緒和情感融合到一塊,使她的性格不僅是豐滿的、真實的,而且蘊涵著深刻的社會內容。  王熙鳳成為《紅樓夢》這一階段的敘事層面故事的又一條意脈。  《紅樓夢》的故事常常是在歡笑熱鬧的情節中,潛隱著一股暗流。這股暗流具體地說就是賈府始終存在著的房族之爭、夫妻之爭、嫡庶之爭和尊卑之爭的矛盾和衝突。這股暗流掀起的衝擊波,不斷地拍打、腐蝕、瓦解著賈府這座大廈。受其影響和制約,最典型的是掌管榮國府家政大權的夫妻賈璉與鳳姐了。王熙鳳與賈璉是《紅樓夢》唯一一對正面展現敘事並貫穿全書的夫妻,他們的婚姻生活,並不是普通的家長里短,生兒育女,而是時時處處都滲透著賈府內部矛盾和鬥爭,特別是房族之爭、嫡庶之爭、妻妾之爭,或明或暗、或多或少都能從中表現出來。何況她與賈璉之間的夫妻之爭還有更深層的社會文化意蘊。王熙鳳的一生伴隨著賈府的整個衰敗過程,而且在金陵十二釵中沒有哪一個人,像她那樣在《紅樓夢》悲劇中佔有那麼顯著和重要的位置。曹雪芹給她的判詞是:「凡鳥偏從末世來,都知愛慕此生才。」點明她一是處在「末世」,二是有才。她的不幸,有自身的原因,但更多的是社會原因。  第一個原因:封建文化的實質是男性文化。 封建時代所講「男女授受不親」、「男女之大防」、「萬惡淫為首」,其實都是對女人講的,防的是女人不貞不潔。而對於男人則網開一面。中國封建婚姻家庭雖然是「一夫一妻」制,但男人納妾,是對「一夫一妻」制合法的補充。像賈璉之流的有錢有閑的貴公子,出則尋花問柳,入則偷雞摸狗。這不是什麼「淫亂」,而是他們的一種特定的生活方式。舉凡賈府大小事,少不了鳳姐露臉、風光、操持,她的身體漸漸虧損下來,落下先是流產,繼而血崩的病症。而她丈夫賈璉這個有閑有錢的貴族公子,正處於性慾旺盛的青壯年時期,對性慾的要求很強烈。久之,鳳姐心有餘而力不足,應付不了賈璉強烈的性慾要求,常常借口迴避。她生病除外,另外還以女兒出水痘為由,「命平兒打點鋪蓋、衣服,與賈璉隔房」。「那個賈璉,只離了鳳姐便要尋事,獨寢了兩夜,便十分難熬」。  一般來說,男人喜歡體貼和順從自己的女人。賈璉並不是無能的人,他年輕能幹,賈政經常委派他出外辦事。經常出入姑蘇、揚州等商品經濟發達的地方,貴族公子嫖娼納妓、尋花問柳,可以說司空見慣。賈璉是否浪蕩並不重要,因為在以男性為中心的封建時代,這些都是平常事,而他的性意識與王熙鳳的差距自然形成對抗。對於順從的女人來說,只要忍受就可以夫妻相安無事;而對於王熙鳳來說,能否接受賈璉開放的性意識,追逐性技巧,則是他們夫妻性生活和諧還是不和諧的暗流了。  賈璉在與王熙鳳的婚姻中,並沒有享受到傳統習慣中的「夫唱婦隨」,即使在夫妻性生活中也未見得對男人百依百順。同時賈璉對鳳姐也不敢放肆而為,也只是夫妻說悄悄話時調笑幾句。相反,他對別的女人就不同了,毫無顧忌。一則對方地位低下,二則她們有主動地竭盡侍奉男人的本事。比如多姑娘。  第四十四回曹雪芹將鳳姐過生日歡喜的氛圍與「鳳姐潑醋」悲憤的情調組合到一起,在強烈的敘事內容對比和敘事節奏起伏中,表現了鳳姐妒火燃燒,撕打鮑二家的、煽打平兒、用頭撞在賈璉的懷裡,然而,一場風波被賈府最高權威賈母幾句話就平息了。賈母說:什麼要緊的事!小孩子們的年輕,饞嘴貓兒似的,那裡保的住呢?從小兒人人都打這麼過。——這都是我的不是,叫你多喝了兩口酒,又吃起醋來了。  在賈母的眼裡,賈璉和賈府老爺、少爺們的「偷雞摸狗」的行為算不得什麼,還批評鳳姐不該吃醋。只叫賈璉給鳳姐賠個不是,就算了事。還一再叮囑:別「臊著他」,今後「有一個再提此話,即刻來回我,我不管是誰,拿拐棍給他一頓。」鳳姐有委屈也只好就罷,事後,鳳姐向賈璉說:  「我怎麼象個閻王,又象夜叉?那娼婦咒我死,你也幫著咒我。千日不好,也有一日好。可憐我熬的連個混賬女人也不及了,我還有什麼臉過這日子!」  這酸楚的怨嘆,哪裡像「鳳辣子」說的話,因為她明白再鬧就會被指責為「妒婦」,後果更不堪設想。她只有收斂自己,忍氣吞聲,咽下內心的痛苦。面對封建禮教對女人的壓迫,哪怕像鳳姐這樣厲害而又精明的女人,也只有無奈而已。鳳姐與賈璉性格能量的對抗中,鳳姐施放的能量越大,越是在更大的領域開拓自己生命的歷程,同時也是消耗自己、走向悲劇的過程。  第二個原因:鳳姐在賈璉面前處處佔上風。  鳳姐的性格是爭強好勝,「從小就有殺伐決斷」的能力,嫁到賈府,靠著娘家的權勢,又靠著賈母的寵愛,孫媳婦的她便在賈府是有頭有臉的人了。賈府一代不如一代,男性掌權的沒有幾個能和她相比的。另一方面王熙鳳性格自主的意識和強烈的慾望,處處要強,事事抓尖,除了她的聰明和能幹,其背後還有強大的家族勢力。  賈璉在她面前彷彿矮一頭,她嫁到賈家不到半年,便將賈璉先納的兩個妾,「都尋出不是來,都打發出去了。」她對賈璉看管得很嚴,嚴厲限制賈璉與丫頭們接觸,「凡丫頭們二爺多看一眼,她有本事當著爺打個爛羊頭。」賈璉和鮑二家的偷情時罵鳳姐是「閻王」,是「母夜叉」,又說她是「醋罈子」,這都表明夫妻二人的不和諧,賈璉對鳳姐從心裡感到壓抑,發展到了不滿,總是尋著機會,到外面偷情。在賈母這棵大樹的庇蔭下,王熙鳳對賈母是殷勤服侍,極意逢迎,外帶幾分撒嬌。過去人們只看到了王熙鳳對賈母的「媚」,卻沒有看到祖孫婆媳倫理關係的和諧。做老婆婆的賈母與當小媳婦的鳳姐有著相通相似的心理意識。可以說,賈母就是年老的鳳姐,鳳姐就是年輕的賈母。第三十八回寫鳳姐當著大家的面以老太太額上的傷疤作笑談,王夫人很看不慣,說這是老太太把她慣壞了,如此「明兒越發無禮了」。賈母卻不以為然,卻說:  「我倒喜歡她這麼著———況且她又不是那真的不知高低的孩子。家常沒人,娘兒們原該說說笑笑,橫豎大禮不錯就罷了,沒的倒叫她神鬼似的做什麼!」  賈母這番話集中表達了對封建禮教的超越,祈盼在家庭婆媳間本該有的「說說笑笑」、「大家快樂」的天倫情趣。賈母這位老祖宗精神世界中許多違禮、抗禮、破禮的觀念,正是她喜歡鳳姐的心理根據。賈母縱情縱性,在大致「禮體不錯」的前提下,與隔輩孫男外女一起玩樂,聚會飲宴,在封建禮教綱常中尋找人性伸張的縫隙,的確給鳳姐等人撐起一片藍天。  元妃省親之後,鳳姐通過王夫人說服賈政,將十二個小沙彌和十二個小道士一起送到家廟鐵檻寺,專派一人管理。第三十二回賈璉得知鳳姐要派賈芹後說:「西廊下五嫂子的兒子芸兒來求了我兩三遭,要件事管管。我應了,叫他等著。好容易出來這件事,你又奪了去」。小兩口發生了爭執,當下鳳姐承諾日後讓賈芸負責園子里種植樹木花草的工程。賈璉又讓了一步。  當賈芸再次向賈璉打探消息時,賈璉回答:「前兒倒有一件事情出來,偏生你嬸娘再三求了我,給了賈芹了。他許我說,明兒園裡還有幾處要栽花木的地方,等這個工程出來,一定給你就是了」。(第二十四回)賈璉還算實在,這話分明在告訴別人一個信息,還是鳳姐拍板才算數。賈芸很懂世故,馬上借錢買了冰片麝香送給鳳姐。「至次日來至大門前,可巧遇見鳳姐往那邊去請安,才上了車。見賈芸來了,便命人喚住,隔窗子笑道:"芸兒,你竟有膽子在我跟前弄鬼。怪道你送東西給我,原來你有事求我。昨日你叔叔才告訴我,說你求他。』……鳳姐冷笑道:「你們要撿遠路兒走,叫我也難。早告訴我一聲兒,什麼不成了?」(第二十四回)王熙鳳話里話外敲打賈芸「撿遠路兒走」,讓他明白「叔叔竟不能的」,轉而「把叔叔丟下」來「求嬸娘」,一求即成。  這件事雖小,但可以看出王熙鳳自主意識已膨脹到了為抬高自己而貶低別人,甚至連自己的丈夫都是如此,不難想像久之夫妻之間必然產生裂縫,生出口角,甚至造成感情的不和。在人際關係當中,傷害別人必然導致傷害自己,這是王熙鳳性格的悲劇因素。  王熙鳳為攢體己而去放債的本錢,一是剋扣丫環們的月錢,一是預支和遲發丫環們的月錢。王熙鳳解釋說:「姨娘們的丫頭月例,原是人各一吊錢,從舊年他們外頭商量的,姨娘們每位丫頭分例減半,人各五百錢。 其實,王熙鳳是在撒謊,哪裡是外頭商量的?分明是她私自裁減剋扣,拿去放債了。她說自從她經手發放月錢,每月連日子都不錯,事實如何呢?三十九回又寫了襲人和平兒這樣一段對話:襲人問道:「這個月的月錢,連老太太、太太屋裡還沒放,是為什麼?」平兒見問,忙轉身到襲人跟前,又見無人,悄悄說道:「你快別問!橫豎再遲兩天就放了。……這個月的月錢,我們奶奶早已支了,放給人使呢。等別處利錢收了來,湊齊了才放呢。」一吊錢也撈,有個空就鑽,這就是王熙鳳所說的「千湊萬挪」。就這樣,她的體己錢不到一年就可以搞到上千的銀子。  第三個原因:賈府的房族之爭。  王熙鳳協助管理家政,使得她有機會能夠抓權,用權,哪怕一點小的權利也要張揚自己,突出自己。為了牢牢把握這一切,她和賈璉一起住在了靠近賈政、王夫人這一邊。王熙鳳本來是賈赦和邢夫人的兒媳婦,但因王熙鳳是王夫人的內侄女,他們夫妻倆和賈政、王夫人親近,並日益得到賈母、王夫人的寵信,地位飆升,導致王熙鳳從一開始就陷入賈府的房族之爭當中。恨的邢夫人罵她「專揀著高枝攀」。隨著賈府內部矛盾的明朗化,邢夫人開始打擊她。因為她畢竟是媳婦,永遠上面有個婆婆管,只不過在前期鳳姐靠著賈母這棵大樹,這種由房族之爭而帶來的婆媳矛盾還不明顯,但是心存芥蒂。  賈赦欲討鴛鴦為妾,邢夫人去找王熙鳳想辦法,王熙鳳一聽,便勸其打消這個念頭,她說:「依我說,竟別碰這個釘子去。老太太離了鴛鴦,飯也吃不下去的,哪裡就捨得了?……太太別惱,我是不敢去的。明放著不中用,而且反招出沒意思來。老爺如今上了年紀,行事不免有點兒背晦,太太勸勸才是。比不得年紀輕,做這些事無礙。如今兄弟、侄兒、兒子、孫子一大群,還這麼鬧起來,怎麼見人?」(第四十六回)王熙鳳這番話至情至理,句句是實話。  第一,賈母離不開鴛鴦,納妾選擇的對象不妥。  第二,借賈母的話批評賈赦一味的好淫,不知廉恥。  第三,從倫理上講也應在後輩面前檢點自己的行為。  不料這番真情實言反倒招惹邢夫人的不滿,邢夫人冷笑道:「大家子三房四妾的也多,偏咱們就使不得?……我叫你來,不過商議商議,你先派一篇不是。」  善於看人家眼色說話的王熙鳳馬上意識到了邢夫人一向秉性愚弱,一味的順承賈赦,同她講這些話,非但起不到作用,反使她嫌恨自己。何況平素婆媳還有些積怨,不如順情說好話,讓她去自討沒趣。於是一反剛才的態度,陪笑道:「太太這話說的極是。我能活了多大,知道什麼輕重?想來父母跟前別說一個丫頭,就是那麼大的一個活寶貝,不給老爺給誰?背地裡的話,哪裡信得?我竟是個獃子!……」  王熙鳳巧舌如簧,翻手覆雲,不僅順著邢夫人的意思,曲意逢迎,而且還替她出主意,似乎一瞬間變了一個人。王熙鳳的性格結構中兩極對立的要素互相滲透、互相交織,以至彼此消融,常常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既包含著善,又包含著惡;既包含著真,又包含著假;是同一性格要素下兩種不同的表現形態,呈現出兩副不同的面孔。深刻地揭示了賈府房族之爭使人的性格發生扭曲,只有說假話,才能生存,即使像王熙鳳這樣身份的人也只能這樣。  王熙鳳的性格及其命運是《紅樓夢》所涵蓋的敘事內容,與寶、黛、釵愛情悲劇不同的是:它的敘事視角是放在婚姻家庭中,潑墨描寫封建大同倫理規範和以男性為中心的封建禮教,無時無處不在地束縛和制約著人們的行為和意識。而王熙鳳為了個人的尊嚴、慾望的實現,在對抗封建倫理和封建禮教的不合理性及虛偽的同時,也在扭曲自己,異化自己,她開拓自身生命的同時,也走向了悲劇。 三、從《劉心武揭秘〈紅樓夢〉》中捕捉不到文本敘事的整體印象  上面我們之所以用了很大的篇幅,花費這麼多的筆墨,掃描了《紅樓夢》文本第十八回至五十三回的敘事內容,是因為這一部分敘事內容涉及36個章回,是《紅樓夢》敘事演進的重要時期。不了解《紅樓夢》文本內容,怎麼去辨析呢?劉心武先生提出這一部分的歷史年代是「乾隆元年」,正確與否,惟一的判斷標準就是回到《紅樓夢》文本上來,別無他途,否則就沒有了一個客觀標準,這是分析問題的大前提。  第一,劉心武先生處處舉出《紅樓夢》的人物或細節來講評,他並沒有離開文本。連劉心武先生自己也這樣說:「跟我討論的這位紅迷朋友,他對《紅樓夢》就有個思維定勢,他滿腦子除了調包計、黛玉焚稿、寶玉哭靈啊,他沒別的,你說別的,他就不耐煩,甚至責問:你講這些,算是講《紅樓夢》嗎?我反過來問他,我提到的這些文字,都是曹雪芹寫在書里的呀,難道曹雪芹不該寫下這些嗎?分析這些文字,怎麼會不是講《紅樓夢》呢?當然,一本書各人有各人的讀法,誰也勉強不了誰,他就那麼看待《紅樓夢》,對此我也很尊重;但是我也希望他尊重我,尊重我發表自己看法的權利。我在這些講座里經常舉出一些以往人們很少注意到,甚至紅學界也很少涉及到的《紅樓夢》裡面的一些所謂過場戲,一些沒有在各回回目中概括到的內容,但這畢竟是《紅樓夢》的正式文本啊。不是總有人說,研究《紅樓夢》不要脫離它的文本嗎?我很細緻地來分析它裡面的文字,正是緊扣文本啊,強調「文本」的人士,為什麼要"葉公好龍』呢?」。③問題的要害在哪裡?劉心武先生舉出例證,都是從《紅樓夢》文本中摘取的碎片,穿鑿深納,孤立分析,而不是像我們上面的解讀,把它作為一個有機的生命,從它生命的肌理剖析,看到的都是鮮活的組織,都是貫通全身的血脈。  我們知道,《紅樓夢》文本作為有魅力的生命形式,是由審美信息和生命氣韻兩大要素組成的。我們上面解讀,給人的印象是:《紅樓夢》像黃河之水,奔騰不息。胸中沒有浩蕩的黃河之水,眼裡只看到飛起的泡沫,濺起的水珠,就咬定說它是什麼,甚至由此想像到它應該是什麼。看起來似乎沒有離開文本,實際上,它是碎片,是離開生命主體的零件,已經不具有審美信息和生命氣韻。因此,通讀《劉心武揭秘〈紅樓夢〉》,不能給人一個《紅樓夢》文本敘事的整體印象,連一個階段、一個人物的整體印象都難以捕捉。甚至可以說他講的內容和《紅樓夢》文本整體敘事結構、敘事意脈、敘事肌理都離得太遠。從我們對《紅樓夢》文本這一部分的分析,哪裡能看出「乾隆元年」一絲一毫的氣息?  第二,劉心武先生提到他的研究是紅學界很少涉及的問題,「我很細緻地分析它裡面的文字,正是緊扣文本」。這一點確實如此,像賈珍雖然不能說是小人物,但紅學界幾乎沒有人專篇來談論他,更何況「賈珍尤氏的夫妻生活」。像給秦可卿看病的張太醫,露過幾面的北靜王,都是不為人們所看重的,劉心武先生卻在考證中大作文章。研究未曾觸摸的領地,是學術研究的追求,但對文學形象的解析都應遵守一個「整體性」的原則。所謂「整體性」,具體地說,就是不能離開一部作品整體架框所給你提供的歷史時空,不能離開一個性格人物既定的特徵和內涵,不能離開對人物所生活的特定的社會環境和生活環境概括。否則就不是解讀《紅樓夢》,而是在戲說《紅樓夢》。把《紅樓夢》文本當作素材,有用的取之,沒用的棄置,這與「很少涉及到的《紅樓夢》裡面的一些所謂過場戲,一些沒有在各回回目中概括到的內容」不是一回事。我曾在新疆參觀過「樓蘭美女」的乾屍,和考古學家復原的塑像,當時感到很震撼。「樓蘭美女」的乾屍歷經千百年的歲月,雖然乾癟,黑黃得令人作嘔,但考古學家依據她的骨骼的基本特徵,復原了一位帶有北方民族大氣而俊秀的美女,那雙大眼睛,那挺拔的鼻子,那富有青春氣息的皮膚,使我們感到了她的生命,感到了熱血在她青春的軀體內的涌動。這個例證說明問題不在有人研究沒人研究。「樓蘭美女」千年沒人碰過她,今天考古學家根據她的骨骼的基本特徵,進行了復原。這種復原不是任意的、想像的,並不像美術家畫一幅美女圖,那是根據他腦中積累的美女的素材創作的,沒有固定的根據,興緻所致,揮灑而為。而「樓蘭美女」的復原,是依據人的整體骨胳提供的既定特徵。所以問題不在「緊扣文本」,而在於怎樣緊扣文本。  第三,從我們的思考來說,根本找不到「乾隆元年」的任何歷史信息,那麼劉心武先生為什麼這麼反覆強調這一歷史年代呢?他說第十八回至第五十三回敘事文本是「乾隆元年」,他分析賈元春死在「乾隆四年」,他從小說追溯到故事原型,乾隆年間曹家中興。我們在《紅樓夢》文本中找不到答案,卻能從他構思的「秦學」中找到答案。如此強調乾隆年間,都是圍繞著「秦可卿故事新編」的框架在作文章。  「秦學」的框架是什麼呢?  劉心武先生說:「賈元春悲慘地死去,那麼她死在誰的手裡呢?因為八十回後文字我們看不到了,不好做非常具體細緻的猜測,但是大體而言我們也可以了解到,賈元春之死應該是在賈家徹底敗落之前。那不應該是八十回以後最後幾回的故事,應該是在寫到整個賈家家族大敗落之前發生的事,她作為一個前奏,她的死亡應該是在那樣一個節點上。前幾講里我分析了,到第八十回,故事的真實的時代背景,已經寫到乾隆三年了,寫到那一年的深秋了,寶玉吟出了"池塘一夜秋風冷,吹散芰荷紅玉影』的句子;八十回後,應該很快就寫到乾隆四年的事情。乾隆四年春天,發生了所謂"弘皙逆案』。現實生活中的曹家,也正是因為被牽連進了弘皙逆案,而遭到毀滅性打擊。曹家在雍正朝遭打擊的情況,還可以查到一些檔案,乾隆朝的這次徹底殞滅,卻幾乎找不到任何正式檔案了。但是我們可以估計出來,賈元春原型的死亡,應該就是在乾隆四年的這個刺殺事件當中,乾隆皇帝沒有被刺而死,並且最後平定了叛逆,但是賈元春的原型卻沒能幸免於難。」④  可見,他是根據「秦學」的思維框架去《紅樓夢》文本中找具體的例證,印記他的研究。因為在他的視野里,「秦學」就是《紅樓夢》的分支,就是曹雪芹「原來的構思」,就是他探佚的那個《紅樓夢》。按照這個邏輯就不難理解了,也就找到答案了。

第七章 第五十四回至六十九回寫了哪年的事

  我們上面用很大的氣力掃描了《紅樓夢》的第十八回的後半回到第五十三回上半迴文本的內容,就是將目光投入《紅樓夢》文本的肌體,解讀文本所顯示的形象和意蘊。《紅樓夢》第十八回至五十三回基本是沿著三條意脈演進的:賈府在鐘鳴鼎食的生活中漸漸露出「內囊盡上」的衰敗之兆。生活在賈府這一特定環境下的寶玉,思想性格成熟了。他從愛情的選擇中,與情趣、意識相投合的黛玉走到了一起,共同追求自由的婚姻。王熙鳳的性格伴隨著賈府的衰敗而變化,賈府的豪華時期給她帶來霸氣和風光,賈府的衰敗也給她帶來憂思和無奈。她既是賈府的管家人,又是賈府孳生的蛀蟲,蛀蝕著風雨飄搖中的百年大廈。這是從文本中得到的基本內涵,體驗到了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傾注的生命意識和情感激流,以及給我們帶來的感情衝擊和心靈震顫。目的就是看看劉心武先生說的和《紅樓夢》文本是否一樣?這一章依舊循著這一生命流程去探討。 一、《紅樓夢》第五十四回至六十九回不是「乾隆二年的事情」  劉心武先生說:  第五十四到第六十九回這十六回,我又可以斷定,它是寫乾隆二年的事情。  根據呢?  「上一回所表的那一位老太妃薨逝了。……這樣一個背景人物,其實也是有原型的。恰恰在乾隆二年年初,宮裡面就死了一位康熙身邊的女子。」  「《紅樓夢》的第五十四回到第六十九回,應該就是講的乾隆二年的故事。在乾隆二年,沒有其他的任何一個康熙的妃嬪,或者宮裡面跟康熙有關係的、有名有姓的女子薨逝,就只有這麼一個,實際生活當中是熙嬪,小說裡面叫作老太妃的薨逝。而乾隆為了團結皇族,表達他對祖父的尊重,為了向官員百姓表現他如何提倡孝道,當然,更是為了顯示他繼承祖業的合法性,就為這位熙嬪大辦喪事。這成為那一年裡開初的一樁大事,書里寫賈母等去參與祭奠,也寫在年初,完全合榫。所以,你看書里雖然石頭自己說,我寫的這個年代無考,但是脂硯齋就說了,大有考證。我就根據脂硯齋的指點,考證了一番。」①  值得注意的是劉心武先生舉出的這個證據,與上一章的證據在性質上是有區別的:上一章的證據是從《紅樓夢》文本中尋找出來的,而這一章的證據是文本的原型。假如我們把《紅樓夢》文本和解讀的人看作是兩極——文本是一極,解讀的人是一極的話,那麼,文本的原型應該又是另外的一極。它與解讀的人並不是直接的對應關係,而是從原型:「康熙的嬪妃」→文本:「老太妃薨逝」→解讀:「乾隆二年的事情」。我們為什麼在這裡著重點一下呢?因為不僅僅是一個例證,而是他經常在講述中從原型到文本,再到揭秘,形成了一個明顯的邏輯思維方式。 二、第五十四回至六十九回寫的是什麼內容  《紅樓夢》第五十四回到第六十九回這一階段的故事,發生在寶玉15歲那一年。沿著全書整體敘事脈絡,賈府經濟的困頓導致了鳳姐生病和探春理家;禮教的鬆弛引發了矛盾的激化和奴僕的反抗:王熙鳳大鬧寧國府,尤二姐之死……風風雨雨無情地拍打著賈府這幢封建的世襲的貴族大廈。  下面,我們依舊按著這段故事的幾條意脈,分而述之。  (一)鳳姐生病和探春理家  「烏進孝交租」披露了賈府經濟吃緊,日子越來越難過。王熙鳳作為榮國府的管家人其實對此早已看得很清楚,只不過上有賈母和王夫人,她不能多說,說了也不能算。想當初賈珍把寧國府的大權交給她,她一到寧國府就敏銳地發現五大弊端:「頭一件是人口混雜,遺失東西;二件,事無專管,臨期推諉;三件,需用過費,濫支冒領;四件,任無大小,苦樂不均;五件,家人豪縱,有臉者不服鈐束,無臉者不能上進。——此五件實是寧府中風俗。」她針對弊端,採取措施,說一不二,令行禁止,受到了合族人上下的稱嘆。榮國府何嘗沒有這些弊端呢?第五十五回寫鳳姐小產了,不能理事,讓李紈協理探春理家。鳳姐藉機養病。她小產只是個表面原因,而真實的原因,鳳姐對平兒講過:一是經濟上虧空,出得多進得少,這個家難當。二是家族內部的房族之爭、嫡庶之爭、尊卑之爭越來越明了,王熙鳳難以周旋其中。  鳳姐暫時下台,探春接手後,在大觀園進行一次「興利除弊」小小的改革。她著手的事:1免掉了寶玉、賈環、賈蘭三人上學的點心錢;  2取消了姑娘們每月重支的頭油脂粉的費用;  3讓婆子們承包大觀園的果樹花草。  探春的改革只是在不觸及賈府掌權人的根本利益之下的一些做法,一是範圍小,二是在下層。很快探春理家就遭到賈府重重矛盾的阻力,而且還激化了方方面面的矛盾,觸及到了賈府的管理體制。第六十一回寫「司棋鬧廚」,就很典型地暴露了賈府在體制上存在「大鍋飯」的問題。  小丫頭蓮花兒說:「司棋姐姐說了,要碗雞蛋,燉的嫩嫩的。」柳家的道:「就是這樣尊貴,不知怎的,今年這雞蛋短的很,十個錢一個還找不出來……你說給他,改日吃罷。」蓮花兒道:「前兒要吃豆腐,你弄了些餿的,叫他說了我一頓;今兒要雞蛋又沒有了,什麼好東西,我就不信連雞蛋都沒有了,別叫我翻出來。」一面說,一面翻箱,發現十來個雞蛋,說道:「這不是?你就這麼利害!吃的是主子的,我們的分例,你為什麼心疼?又不是你下的蛋,怕人吃了。」  小蓮花的一頓搶白,激怒了柳家的,於是發起牢騷,卻道出了管理體制上的問題:大鍋飯。  連小姐帶丫環四五十人,每人每月的「分例」交到廚房,在一個廚房裡大家吃飯。難以滿足每個人的口味,「買來的不吃,又要別的」。問題一;  糧食菜蔬隨行就市,維持正常的開支還行,在物價上揚時就會吃緊。問題二;  柳家的說:「只是我又不是答應你們的,一處要一樣,就是十來樣。我倒別伺候頭層主子,只預備你們二層主子了。」問題三;  如何處理「這個點這個,那個點那個」的矛盾,就涉及到了如何對待「頭層主子」與「二層主子」,也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問題。第一,柳家的是下人,不敢得罪「頭層主子」,就是各屋的小姐。第二,問題就出在「二層主子」身上。司棋是迎春的丫頭,要吃豆腐,給弄一碗餿的;第二次要吃蒸雞蛋,柳媽說沒了雞蛋。當蓮花翻出雞蛋,柳媽以「行市」上漲為由,發牢騷。蓮花頓時揭短——晴雯要吃篙子桿,柳媽一會問是肉炒,還是雞炒?一會「狗顛屁股兒」似的親自捧著送去。蓮花的責難,道出一個問題,晴雯也是「二層主子」,和司棋的地位一樣,只不過是寶玉的丫頭,柳家的對她們有親有疏,有遠有近。那麼親誰?不親誰?就看有用沒用,有權沒權。實質上是個體制問題。  司棋鬧廚只是賈府的管理體制中濺出的一個小水花,但隨著賈府經濟的拮据,問題越來越多,事情越來越棘手。這就又回到了鳳姐為什麼下台,探春接手後為什麼要搞改革。  (二)大觀園春天的風波。  第五十八到第六十三回,宮裡的一位老太妃薨了,賈母、邢王二夫人、尤氏、王熙鳳等人每日到宮中參加喪事、祭靈,有一個月的時間。這是大觀園的第四個春天,是一個不平凡的春天。大觀園的管理暫時托給薛姨媽。沒有了王熙鳳等主子的嚴厲監管,薛姨媽又只是一個專做和事佬的親戚。於是給大觀園帶來了寬鬆的環境,秩序頓時鬆動,也給了芳官、司棋、趙姨娘等人逞能鬧事的機會,表達了她們的情緒、嫉恨和要求。特別以芳官為代表的幾個小丫頭「連伙聚黨」的鬧事,先是瀟湘館裡的小戲子藕官在園子里燒紙錢,祭奠曾與她在戲中扮夫妻的女孩子,此事被一個婆子看見,大加責罵,幸而有寶玉從中遮掩了事。接著,怡紅院的夏婆子剋扣乾女兒芳官的月錢什物,並因為洗頭的事與芳官發生了衝突。其中三件事:  一個是小丫頭和承包園子的婆子們吵鬧,一個要掐花,一個不讓,因為承包後管得好與壞直接與婆子們的利益掛鉤。這吵架是探春理家帶來的新問題,因為在等級嚴格的賈府,婆子的地位最低,丫環也可以使喚她們。第三十五回王夫人命玉釧兒給寶玉送「蓮葉湯」去,鳳姐又讓鶯兒同去。鶯兒道:「這麼遠,怪熱的,那可怎麼端呢?玉釧兒笑道:「你放心,我自有道理。」說著,便命一個婆子來,將湯飯等放在一個捧盒裡,命她端了跟著,她倆卻空著手走。如今婆子敢管丫環掐花,一下就觸及到了早已成為習慣的等級制,連小丫頭也感到不舒服。 二是探春的生母趙姨娘的兄弟趙國基死了。探春對於庶出,十分在意,她稱王夫人母親,王夫人的哥哥王子騰舅舅,再加上她理家,出於公心,辦事公平,當然不會對死的趙國基有什麼照顧。按照慣例,劉姥姥一進榮國府,鳳姐給了她20兩銀子;賈瑞死,賈赦、賈政、賈珍各給了20銀子;賈府姨奶奶家死了人,也給20兩銀子。所以,探春按舊例也給了他20兩銀子的喪葬費。趙姨娘認為探春是自己的親生女兒,如今管家了,還不照顧照顧她舅舅,便去找探春多要銀子,結果被探春訓斥了一頓,趙姨娘心懷不滿。  第六十回寫賈環看到芳官用薔薇硝擦臉,也想給自己相好的丫頭彩雲要一點。恰好芳官剩下的不知誰拿去了,麝月就讓芳官用茉莉粉充當薔薇硝給了他。彩雲看了知道這是她們哄騙賈環,趙姨娘一想到連三等丫頭都不如的戲子敢哄騙自己的兒子,便唆使賈環將茉莉粉摔在芳官的臉上,出出氣。賈環不敢去,趙姨娘罵他沒出息。  賈環就頂了趙姨娘一句:「你不怕三姐姐,你敢去,我就服你!」一句話點著趙姨娘的火,趕去和芳官廝打起來。趙姨娘平時聽見王熙鳳的聲氣,連頭都不敢抬,此時正是瞅准了王夫人姑侄不在家的機會,才敢跑到怡紅院去挑釁的。  第三,玫瑰露案發,賊和贓都明擺著,卻不好處理,只得掩蓋。司棋為吃一碗蒸雞蛋而未能如願,便帶領小丫頭大鬧廚房,在廚房裡又砸又摔,並將廚房主管柳家的私藏一瓶茯苓霜的事情揭發出來,進而扯出趙姨娘指使彩雲偷東西。這一連串的小事認真追下去,會牽三扯四,帶出許多案子來,引起小人的仇恨。用平兒的話說:「沒的結些小人仇恨,使人含怨。」又怕因此事牽涉趙姨娘,傷了探春的臉面。於是平兒主張讓寶玉將這些事兜起來,平息事態。  面對理事出現的是是非非,總是觸及賈府的積弊,猶如「百足之蟲,斷而不蹶,持之者眾也」。探春猶豫了,乾脆推給鳳姐,默認自己沒能力。探春的改革沒有得到賈府權威的支持,很快就失敗了。  《紅樓夢》第六十二、六十三兩回里,寫四月二十六日寶玉生日這一天,因賈母、王夫人等長輩人入朝為薨逝的老太妃按爵守制,不在家中,不曾像往年熱鬧。寶玉到各屋行禮,尤氏、薛姨媽、李紈、鳳姐房中,以及奶媽的家中都去讓了一番。剛回到怡紅院,丫環們又來鬧著拜壽。接著,探春、湘雲、香菱、平兒也來了,談笑之中,大家才知道寶琴、岫煙和平兒也都是今天生日,大家決定一起祝賀。掌燈後,她們等林之孝家的查完了夜,忙關了門,擺桌子,搬果子。林黛玉揶揄李紈、寶釵、探春等道:「你們日日說人家夜飲聚賭,今兒我們自己也如此,以後怎麼說人!」李紈反為半夜聚會豪飲找託詞:「有何妨礙,一年之中不過生日節間如此,並沒夜夜如此,這倒也不怕。」在這裡呈現出與平時所謂詩禮之家完全不同的另類風貌。  (三)王熙鳳大鬧寧國府,尤二姐之死。  王熙鳳是《紅樓夢》貫穿始終的一個重要人物,是一個悲劇人物性格。如果將其短暫的人生軌跡劃分一下的話,王熙鳳一出場到生病不再理家是第一個階段,自她生病到逼死尤二姐是第二階段。其中《紅樓夢》從第六十五回賈璉偷娶尤二姐,到第六十九回尤二姐之死,構成了這一階段敘事的中心。  賈璉與鳳姐「小家庭」的衝突和破裂,不僅牽連榮、寧二府潛在的矛盾之爭,而且牽涉與封建官府的相互勾結。穿梭在這複雜的敘事時空中的焦點人物是王熙鳳,通過她的上躥下跳,透視出了賈府上層的權利之爭和微妙的人際關係。王熙鳳憑藉著自己的聰明和才智,整日周旋其中,不時地變換鬥爭的策略,調整鬥爭的手段,獲取了更大的支配權力和自由空間,從而深化了她的性格特徵,她變得更加老辣。  1賈璉與鳳姐「小家庭」在情感上的衝突和破裂。  對賈璉與鳳姐的情感生活,《紅樓夢》很少做正面描述,但通過賈璉對尤二姐的情感,曲折地映襯出他們夫妻情感的冷峙。鳳姐的霸氣令賈璉在家中感到不自由,甚至窒息。鳳姐要求婚姻一夫一妻,限制賈璉納妾,反映了女性的自主和自強。而這在當時社會環境卻被視為「妒」,賈蓉慫恿賈璉偷娶尤二姐時,講了兩點理由:按照封建宗法制度,「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鳳姐只生了一個女孩,賈璉即使娶妾也無可厚非。二是指責鳳姐好妒,用小廝興兒的話說:「人家是醋罐子,他是醋缸醋瓮。」一句話,不合乎封建的婦德。人們這種世俗的看法,在王熙鳳處於上升時期,不會對她產生明顯的影響。一旦處於賈府矛盾衝突的交叉點上的時候,就會反作用於她的身上,其變化首先發生在「小家庭」的變故上。賈璉一面極力擺脫鳳姐的控制,一面又瞞著鳳姐,開拓自己性生活的小天地。  偷娶尤二姐是賈璉與鳳姐夫妻矛盾走向對立的轉折點。  自打娶了尤二姐,「那賈璉越看越愛,越瞧越喜,不知要怎麼奉承這二姐才過得去,乃命鮑二等人不許提三說二,直以"奶奶』稱之;自己也稱奶奶,竟將鳳姐一筆勾銷。」「將自己積累所有的體己一併搬了與二姐收了」。「將鳳姐之素日為人行事,枕邊衾內盡情告訴了他,只等一死,便接進去」。將其積累所有的「體己」交與尤二姐是對她的信賴與重視;將自己內心深處所隱傾訴與尤二姐是將她視為知己;「只等一死便接她進去」是賈璉欲使二人關係「轉正」的許諾。可見賈璉已以認真的態度對待尤二姐了,「當下十來人倒也過起日子來,十分豐足」。此時尤二姐在賈璉的眼裡:「人人都說我的那夜叉婆俊,如今我看來,給你拾鞋也不要!」  家庭作為社會的細胞,很重要的一方面是體現在家庭經濟的來源和使用上。過去人們只看到了王熙鳳對金錢的貪慾,不擇手段地攫取,很少注意他們之間因為金錢而引發的感情裂痕。賈璉從前不是不知道王熙鳳聚斂錢財,而是不與她計較,因為他也有自己撈錢的機會。只是到了王熙鳳對賈璉防範得比防賊還要嚴,在家庭理財這塊隱私空間形同路人,沒有一點夫妻情感的濡染時,他才表現出憤懣。  2王熙鳳逼死尤二姐,既釋放了很大的能量,又消耗了自己。  對待尤二姐一事,在陰毒的心理驅使下,王熙鳳發揮自己的才智,利用豪族的權勢,在自己的手能伸向的空間,陰的、陽的、明的、暗的、軟的、硬的都用上了,將她所要對付的人都玩弄於股掌之中。  首先,她改變了鬥爭的策略。 在第六十七回「聞秘事鳳姐訊家童」中,王熙鳳一邊氣勢洶洶地怒審賈璉的僕人旺兒和興兒,一邊「越想越氣,歪在床上,只是出神。忽然眉頭一皺,計上心來」,轉臉對平兒說:「我想這件事竟這麼著才好。」登時,她壓下心頭的怒火,不再像「生日潑醋」時那樣大鬧。因為在賈府男性主子里,賈璉納妾,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至多落個偷娶的名聲。倘若賈赦、邢夫人給賈璉撐腰,此事鬧到最後也不了了之。不僅給自己留下「好妒」的名聲,還會給那些無事生非的人以口實,詆毀自己。封建倫理形成的傳統勢力千年沉重,傳統勢力重壓下的任何個體生命都不得不發生性格的扭曲。因此,王熙鳳對待賈璉偷娶尤二姐一事也不得不改變策略,以兩面的手法去爭鬥,「外作賢良,內藏奸狡」。她等賈璉外出公差期間,為自己找到了一個施展手段、不受干擾的機會。  其次,將尤二姐騙進大觀園,掌握在自己的控制的範圍之內。  王熙鳳主動去拜訪尤二姐,見面之後左一個「妹妹」、右一個「妹妹」地叫個不斷,又是笑,又是哭,情真真,意切切,花言巧語,說什麼妹妹「果然生下一男半女,連我日後都有靠。」「要是妹妹不和我去,我也願意搬出來陪著妹妹住,只求妹妹在二爺跟前替我好言方便方便,留我個站腳的地方兒,就叫我伏侍妹妹梳頭洗臉,我也是願意的。」當下,還向尤二姐送了一份「拜見禮」。她用這套騙術,把尤二姐騙入自己的掌管範圍——大觀園。  尤二姐是一個心慈意軟、善良軟弱、易受欺騙、逆來順受、屈從苟安的女性。受鳳姐的欺騙,連同她的「箱籠細軟」,一起搬進了大觀園。一進大觀園,鳳姐就以賈璉「國孝家孝之中,背旨瞞親」,違背了封建禮法這個「理」,威脅尤二姐「別見老太太、太太」。她說:「倘或知道二爺孝中娶你,管把他打死了。」所以她進入大觀園如同落入陷井一般,鳳姐變著法兒地蹂躪她,折磨她。善良的尤二姐只好忍氣吞聲,逆來順受。  第三,調唆、誘逼張華告狀  尤二姐被騙進大觀園以後,王熙鳳隨即「使旺兒在外打聽這二姐的底細」,將與尤二姐退了親的女婿張華「勾來養活」,調唆、誘逼張華去告賈璉的狀。另一面她又仗著「都察院素來與王子騰交好」,派王信用三百兩銀子買通都察院,要都察院出票傳訊賈蓉,「虛張聲勢,驚嚇而已」。直把官司玩得像走馬燈似的。對付賈府諸人,她沒有運用賈府的權力,而是要用王家的權力來與賈家的權力相較量,藉以警告賈府諸人:王家的人是不好惹的,來達到她大鬧寧國府、壓倒賈府諸人、勒索銀子的目的。  第四,大鬧寧國府  造成外部攻勢之後,王熙鳳才大鬧寧國府。受矇騙的怒火、遭羞辱的嫉恨、懷報復的仇恨,一下子爆發出來,她先拿賈璉「國孝家孝之中,背旨瞞親」,違背了封建禮法這張王牌,給賈珍、賈蓉一個下馬威,對尤氏叱罵扭打,反覆喝罵尤氏、賈蓉:「你痰迷了心,脂油蒙了竅,國孝家孝兩重在身,就把人送了來。這會子叫人告我們……」封建禮法像一把尚方寶劍橫在他們的頭上,使他們不敢保護尤二姐,王熙鳳為自己最後拔除尤二姐這根刺掃清了外圍。  接著,鳳姐哭鬧著拉著尤氏去見官,進一步相挾持。還「滾到尤氏懷裡,嚎天慟地,大放悲聲」,並在罵聲中點明平息官司、打點官府用了五百兩銀子。為了讓他們認賬,「又要撞頭尋死」威脅。直到「眾臣妾丫頭媳婦等已是黑壓壓跪了一地」,賠笑求情,鳳姐才止了哭,又見賈蓉「磕頭不絕」,才緩下口氣,表白自己年輕,聽見有人告官,就「嚇昏了」為遁詞,結束了這場「大鬧寧國府」。既出了這口惡氣,又賺了五百兩銀子。雖是「大鬧」,但王熙鳳鬧得有理有利有節。  鳳姐當眾對尤二姐說盡好話,背地裡調唆秋桐出面百般辱罵尤二姐,向老祖宗進讒言,使賈母不喜歡尤二姐,以致招來眾人的作踐。無人時鳳姐別有用心地對尤二姐說:「妹妹的聲名很不好聽,連老太太、太太們都知道了,說妹妹在家做女孩兒就不幹凈,又和姐夫有些首尾。」當尤二姐被逼成疾,而又被胡庸醫亂下虎狼葯之後,王熙鳳卻裝得「比賈璉更急十倍」,燒香禮拜,虔誠禱告,假情假意地說:「我情願有病,只求尤氏妹妹身體大愈,再得懷胎,生一男子,我願常吃齋念佛!」而她心裡恨不得將尤二姐致死。所以當尤二姐自盡後,又假惺惺地哭訴道:「狠心的妹妹!你怎麼丟下我去了!辜負了我的心!」  3為悲劇的人生埋下了禍根  王熙鳳圍繞尤二姐一事釋放的能量很大,對外買通官府,威懾賈府;對內大鬧寧國府,收攏秋桐。內外呼應,合夥欺負尤二姐。雖然在剔除尤二姐上,她得逞了,但在傳統禮制深入意識深層的主僕上下人中,卻失掉了人心。在賈府的上層,她的公公賈赦、婆婆邢夫人都十分恨她,秋桐向邢夫人告狀,邢夫人「便數落了鳳姐兒一陣」。寧國府賈珍、賈蓉父子以及尤氏也都心懷憤恨。平兒對尤二姐還處處表現了同情。尤二姐被騙進榮國府,「每日只命人端了茶飯到他房中吃。那茶飯都系不堪之物。平兒看不過,自己拿錢出來弄菜給他吃;或是有時只說和他園中逛逛,在園中廚內另做了湯水給他吃。」王熙鳳等目的達到以後,為了殺人滅口,消除後患,就派旺兒追殺張華。旺兒自思道:「人已走了完事,何必如此大做?人命關天,非同兒戲。」他在外躲了幾天,回來哄鳳姐說,張華在逃的路上,「已被截路打悶棍的打死了」。對鳳姐最忠實的平兒和旺兒都做事有所保留,可見,鳳姐失掉了多少人心,為自己種下了悲劇的種子。  以上是《紅樓夢》第五十四回到第六十九回所寫的敘事內容。 三、劉心武先生的觀點與《紅樓夢》文本完全背離  從上面的分析不難看出,把《紅樓夢》第五十四回到第六十九回敘事內容說成是「乾隆二年的事情」,毫不搭界。那麼劉心武先生為什麼會給出這樣的結論呢?我們還是回到他列舉的證據上來分析。②  原型研究最早出現在語言學範疇,以後被借鑒和引用到了文學研究上。劉心武先生說:「我把研究的觸角推進到……以及曹雪芹創作《紅樓夢》時,從中採用了哪些人物原型、事件原型、細節原型作為藝術虛構的資源」。他這句話「原型作為藝術虛構的資源」,說得很好,原型既然作為資源,那麼它與藝術虛構之間只能有相似性,有的是總體上相似,有的是細節上相似,好像一個家族的成員之間,總有各種各樣的相似之處,如體形、相貌、眼睛、膚色、步姿、性情等等,但絕不是一模一樣。對這種具有某種相似性的原型研究,使我們可以探討作家的創作過程和創作動機,並提升到對文學創作規律的探討。我們知道,曹雪芹創作《紅樓夢》曾有過大量的原型人物、原型事件和原型細節,就紅學目前考證的成果足以證明這一點。那麼如何認識原型與賈家之間的關係就成為一個基本的理論前提。  原型與虛構的意象之間的相似性,有多種多樣的情形,簡單地說,一類是以某個原型為模特進行虛構,原型與虛構是基本相似;另一類是「雜取種種」,從多個原型身上汲取,而後虛構成一個整體形象。這樣的話,原型與意象之間,只有某一點或某一部分相似。好像「家族相似性」,血緣關係越遠,相似點越少;血緣關係越近,相似點越多。劉心武先生所舉的例證屬於「雜取種種」,充其量不過是歷史素材。在第五十八回只有幾句話:「誰知上回所表的那位老太妃已薨,凡誥命等皆入朝隨班,按爵守制;敕諭天下,凡有爵之家,一年內不得筵宴音樂,庶民皆三月不得婚姻。」它在小說文本中產生的作用:  一是封建禮制氛圍的描繪,是《紅樓夢》反映的時代的文化氛圍的組成部分。因為一部作品文化氛圍的描寫是整體性的,社會性的,它的每一筆都和整體的、社會的文化氛圍息息相連,越是史詩式的文學巨著,越能顯示它每一筆描寫所反映的信息,都帶有強烈的時代氣氛。封建時代守喪制度是儒家文化的主要標誌之一,是封建等級制的一個縮影:「按爵守制」,老太妃死了是國孝,不同於賈敬之死是家孝,只涉及宗法血親等級,不涉及政治官僚等級。  二是與第五十八回到第六十三回的敘事特徵相吻合。賈母、邢夫人、王夫人,王熙鳳等女主人也都到宮中守喪去了,再加上祭陵,約摸有一個月時間,給大觀園帶來了寬鬆的環境,是大觀園不平凡的春天,寫了大觀園的幾件具有特殊意義的事件:  探春理家,進行了小小的改革,給賈府的「大鍋飯」體制打開了一個小小的缺口。儘管理家失敗了,但猶如一塊石頭投進了死寂的一潭水,產生了一連串的反應;  趙姨娘生事。把她多年以來的嫉恨又爆發出來,是她在製造「魘魔法」之後的又一次赤裸裸表演;  司棋鬧廚,暴露了賈府家政開支的窘況,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賈府日趨衰敗的趨勢已不可挽回;  以芳官為首的小丫頭大鬧,直接表達了她們的情緒、意願和要求,用王夫人的話說是「連伙聚黨」的造反;  寶玉、李紈和小姐與丫環集體過了一次具有平等民主意識的生日,表達了對平等民主的追求,也為「抄檢大觀園」和王夫人清理怡紅院埋下了伏筆。  三是為王熙鳳大鬧寧國府逼死尤二姐提供了封建禮法的理據,揭露了賈珍、賈璉、賈蓉之流的守喪亂法。歷代歷朝對守喪未終、居喪作樂、嫁娶、生子、從仕等都有明文處罰條例。可見王熙鳳手中這張王牌對賈珍之流具有很大的威懾力。  以上是對劉心武先生提出的《紅樓夢》文本中這一證據敘事效應的簡括說明。和他所舉的例證既沒有整體的對應關係,也沒有內在的聯繫。他所說的和《紅樓夢》中老太妃的死相對應的,是康熙的嬪妃陳氏在乾隆二年死了。劉心武先生說:「那麼這個陳氏,雖然沒有找到什麼過硬的檔案資料,證明她確實是曹寅向康熙推薦的,但是我的推測也並不離譜。為什麼?就是因為後來發現,曹家和陳氏所生的一個康熙的皇子來往甚密,這就是我在前幾講里提到的允禧,就是康熙的第二十一阿哥。允禧還留下了他親自題寫的一個匾,我在前面也給你講過,現在我們再回顧一下,這個匾掛在哪兒呢?恭王府裡面。當然,這個恭親王指的是咸豐皇帝的兄弟,晚清的那個王爺,這處地方在康、雍、乾時期由誰居住,還需要查找資料,也許,允禧一度住過?允禧題的那個匾上,寫了哪四個字呢?"天香庭院』。你不覺得驚心動魄嗎?在這些字眼上,難道一律都是巧合嗎?天下有這麼多巧的事情嗎?怎麼就巧來巧去,全巧一塊兒了呢?這就說明,《紅樓夢》的生活真實,和它的藝術真實當中,都有很多證據證明,現實中的曹家,和乾隆二年死去的這個老太妃關係密切。因此在小說裡面,就寫成了這個樣子,就是這個老太妃薨逝以後,她的後代,對小說裡面的賈家會如此尊重。」③  仔細對照一下,除卻「老太妃薨了」幾個字而外,再也找不到什麼相似點了,像這樣的原型與《紅樓夢》文本的意象的距離也太大了,而劉心武先生的結論卻又很確鑿:「通過這些分析,你也許能夠大體同意我的推斷,就是說,《紅樓夢》的第五十四回到第六十九回,應該就是講的乾隆二年的故事。在乾隆二年,沒有其他的任何一個康熙的妃嬪,或者宮裡面跟康熙有關係的、有名有姓的女子薨逝,就只有這麼一個,實際生活當中是熙嬪,小說裡面叫做老太妃的薨逝。而乾隆為了團結皇族,表達他對祖父的尊重,為了向官員百姓表現他如何提倡孝道,當然,更是為了顯示他繼承祖業的合法性,就為這位熙嬪大辦喪事。這成為那一年裡開初的一樁大事,書里寫賈母等去參與祭奠,也寫在年初,完全合榫。」④  原型與小說意象距離越大,相似點越少,只不過是一些歷史素材,而劉心武先生為什麼還會得出那麼肯定的答案呢?這不能不從他的研究方法找問題了,我引證許建平先生的一段話:「我們可以允許新索隱派的自由存在,但必須看到此種研究方法沒有多大的學術前途。其所以沒有前途是由於這一派企圖把作家想像虛構的大量故事情節和潛意識活動歷史化、具體化,將《紅樓夢》中的人物、事件與康熙、雍正、乾隆時期的權貴人物、政治事件一一對號,似乎《紅樓夢》完全是一部神秘而真實的政治謎語大全,一部處處藏伏著微言大義的史書。況且又無史料相佐,單憑歷史與小說情節的某些相似之處便下的比附判語,於是文學研究便淪為了主觀性的猜謎。比附式的猜謎和猜謎性的比附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是沒有什麼前途的」。⑤  正是這種思維方式和研究方法,才使劉心武先生將康熙的一位妃嬪在乾隆二年死去,與《紅樓夢》一句「老太妃薨了」,拉上了似是而非的聯繫,得出了令人無法接受的結論。  ① ③ ④ 《劉心武揭秘〈紅樓夢〉》東方出版社,2005年。② 劉心武:《紅樓望月》,書海出版社,2005年,「自序」。⑤ 許建平:《〈紅樓夢〉研究的方法論思考——兼談古典小說研究的方法與路向》河北師範大學學報1996年第2期。 第八章 第七十回至八十回是「乾隆三年」嗎?   我們已經分析了劉心武先生提出的第十八回至五十三回寫的是乾隆元年的事情;第五十四回到六十九回寫的是乾隆二年的事情;現在我們接著分析第七十四回到第八十四回寫的是乾隆三年的事情。 一、劉心武關於「第七十回到第八十回,寫的就是乾隆三年的事」缺乏理據  劉心武先生在認定《紅樓夢》文本第十八——八十四回寫的是乾隆年間的事情的總觀點下,又分別劃定了乾隆元年、乾隆二年、乾隆三年的具體章回。他說:  「第七十回到第八十回,寫的就是乾隆三年的事情。」  理據有三:  1「曹家當時有兩大靠山,一個叫做傅鼐。」「傅鼐的仕途,細說起來很複雜,概而言之,就是在康熙朝的時候,很不錯;在雍正朝的時候,一開始遭到打擊,因為你知道雍正,凡是他父親喜歡的官員,他都不喜歡,但是傅鼐這個人,在做官上有一套權術,他盡量讓雍正皇帝感覺到,他是無害的,所以到了雍正晚年,政局比較穩定以後,雍正又起用了一些過去他冷淡過、甚至打擊過的官員,其中包括傅鼐,雍正把他提升了。  到了乾隆朝,乾隆元年的時候,傅鼐得到重用,就做到尚書一級了,他當了兵部尚書,還兼刑部尚書,那可是非常大的官啊。但是,到了乾隆三年的時候,傅鼐出事了,得罪乾隆了,乾隆就整治傅鼐,不但罷了他的官,還讓他入獄了。入獄以後,他在監獄裡面就真的病了,病得不行了,皇帝又發慈悲,讓他回家,用今天話說,叫「保外就醫」,他就死在家裡面了。」①  2「那麼還有一門親戚,離曹雪芹就更近一點,就是曹雪芹他的祖父曹寅的女兒,嫁得比他祖姑更好。嫁給了誰呢?嫁給了平郡王,成了平郡王的正室,也就是成了平郡王妃。……曹雪芹這位姑媽生的這個世子是誰呢?就是福彭。」「福彭是乾隆的發小,乾隆當皇帝以前,當然不叫乾隆了,那時還沒有這個年號,乾隆原來叫弘曆,弘曆小的時候讀書,誰是陪讀?福彭。他為什麼是陪讀呢?因為他是王爺家的孩子嘛,世子陪皇帝的孩子,陪阿哥讀書,這很正常。兩人關係非常好,乾隆那個時候就愛寫詩,乾隆的詩集自己刻印,誰寫序啊?福彭寫序。所以乾隆當了皇帝以後,你估計福彭會怎麼樣啊?當然官運亨通。福彭最後當的官就比尚書還高,等於內廷一個總理事務的職位,核心政治集團裡面的成員,得到非同小可的重用。  但是再好的關係,因為它是一個權利關係,利益關係,也會出現裂痕。到了乾隆三年的時候,福彭跟乾隆之間就失和了,福彭就被人蔘了,乾隆就拉下臉,不論什麼發小不發小了,就要有關機構去查他的問題,福彭就危了。」②  3「像第七十五回開頭所寫的,就應該非常重視。……小說裡面寫到,江南甄家被查抄了,被查抄以後,這些人就到賈家來寄頓財物。知道吧?這是違法的,這是皇帝不允許的。但是甄家、賈家,他們之間的關係,那實在是擇不開,所以賈家就幫甄家藏匿這些東西,就出現了這樣驚心動魄的情節。」③  請注意,這次提出的理據又不同於前面,而是歷史本事。一個是曹雪芹的姑爺爺傅鼐,即曹寅妹妹的丈夫,歷仕三朝。一個是曹雪芹的表哥福彭。是平郡王納爾蘇的兒子,受到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的賞識。那麼《紅樓夢》文本第七十四回到八十四回與歷史本事有什麼關係呢?為什麼認定這十回是乾隆三年呢?他說「曹雪芹什麼用意?他就是要把真實生活當中,曹家在乾隆三年所遇到的,跟自己家關係很密切的這些親戚,傅鼐家、福彭家,遭到皇上打擊的情況,會含蓄地投射到小說裡面去。」這一觀點有沒有道理,我們還得先從《紅樓夢》文本說起。 二、《紅樓夢》第七十回至八十回的敘事內容是什麼  這一階段的故事發生在寶玉15歲這一年,又寫了一次中秋宴賞,和去年的中秋宴賞相比,悲涼之氣瀰漫在這貴族之家。第七十五至七十六回寫中秋宴賞前,尤氏與老嬤嬤的對話,委婉地透露出一個信息:與賈府至交的江南「甄家犯了罪,現今抄沒家私,調取進京治罪。」為這一階段敘事罩上了抑鬱的氛圍,在「甄家被抄」這層撥之不去的陰霾的籠罩下,房族之爭、嫡庶之爭、尊卑之爭的矛盾越來越公開化,以至形成大故疊起,王熙鳳逼死尤二姐,抄檢大觀園。人與人之間「一個個像烏眼雞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賈府的歲月流年也是江河日下。  (一)賈府經濟拮据,內部矛盾突出  「鴛鴦抗婚」引發的餘波,其中就表現在邢夫人和鳳姐的身上,「邢夫人自為要鴛鴦之後,討了沒意思。後來見賈母越發冷淡了他,鳳姐的體面反勝自己」,一股「怨憤」之氣,便藉機發泄。第七十一回,賈母八十大壽,寧國府大奶奶尤氏過來幫忙,晚上路經大觀園,「只見園中正門與各處角門仍未關好,猶吊著各色彩燈,因回頭命小丫頭叫該班的女人。」這丫頭叫守夜的婆子去傳管家奶奶,「這兩個婆子只顧分菜果,又聽見是東府里的奶奶,不大在心上」,便不去,「我們只管看屋子,不管傳人。姑娘要傳人再派傳人的去。」……小丫頭聽了,氣白了臉,把看門婆子所謂「各門各戶」的頂撞的話,告訴了尤氏,又輾轉傳到鳳姐那裡。鳳姐為維護尤氏的面子,便命人「捆了送到那府里,憑大奶奶開發」。不料被捆的兩個婆子中有一個和邢夫人的陪房費大娘是親家,「這費婆子常倚老賣老,仗著邢夫人,常吃些酒,嘴裡胡罵亂怨的出氣。如今賈母慶壽這樣大事,干看著人家逞才賣技辦事,呼幺喝六弄手腳,心中早已不自在,指雞罵狗,閑言閑語的亂鬧。」因此邢夫人受託,「又值這一干小人在側,他們心內嫉妒挾怨之事不敢施展,便背地裡造言生事,調撥主人。先不過是告那邊的奴才,後來漸次告到鳳姐"只哄著老太太喜歡了,他好就中作威作福,轄治著璉二爺,調唆二太太,把這邊的正經太太倒不放在心上。後來又告到王夫人,說:"老太太不喜歡太太,都是二太太和璉二奶奶調唆的。』邢夫人縱是鐵心銅膽的人,婦女家終不免生些嫌隙之心,近日因此著實憎惡鳳姐。今聽了如此一篇話,也不說長短。」當著眾人,陪笑和鳳姐求情。  邢夫人開始公開給王熙鳳難堪。老太太的好日子,本應「舍錢舍米」,「周貧濟老」,而王熙鳳倒先折磨起老奴來了。這話一則以尊重、奉敬賈母,一則以諷刺、挖苦風姐:既送了人情,又泄了私憤。遂使鳳姐「當著眾人,又羞又氣,一時尋不著頭腦,憋的臉紫脹」。特別是當王夫人也說「你太太說的是……老太太的千秋要緊,放了他們為是。」並親口「命人去放了那兩個婆子」時,「鳳姐由不得越想越氣越愧,不覺的一陣心灰,落下淚來。因賭氣回房哭泣」,以至把眼睛都哭腫了。邢夫人雖然沒有多大權勢,但作為榮國府的長房大太太,她又不乏貴婦人的作威作福和頤指氣使,當權者的權術和心機。邢夫人對鳳姐的不滿和憎惡漸漸地公開發泄。  《紅樓夢》六十回之前,凡寫到賈母吃飯,那老祖宗的飯桌,總是珍餚美味滿盤,周圍侍奉的歡聲笑語不斷,一派鐘鳴鼎食的大家氣象。而今景象卻大不如從前。  其實賈母何嘗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在看過各房按舊例孝敬的幾色菜後,這位安於享樂不喜歡操心的老祖宗也不得不感嘆道:「上幾次我就吩咐,如今可以把這些蠲了吧,你們還不聽。如今比不得在先輻輳的時光了。」雖然王夫人極力解釋這是天災人旱所致,但她的話語卻傳導出一個信息——賈府經濟拮据,物質匱乏,已顯露在外面。  鳳姐同旺兒媳婦說到收債,冷笑道:「我也是一場痴心白使了。我真箇的還等錢作什麼?不過為的是日用,出的多,進的少。這屋裡有的沒的,我和你姑爺一月的月錢,再連上四個丫頭的月錢,通共一二十兩銀子,還不夠三五天的使用呢。若不是我千湊萬挪的,早不知過到什麼破窯里去了!如今倒落了一個放帳的名兒。既這樣,我就收了回來。我比誰不會花錢?咱們以後就坐著花,到多早晚是多早晚。」她已預感到了敗家的命運。  第七十二回寫賈母八旬壽誕之後,賈璉向鴛鴦道:「這幾日,因老太太千秋,所有幾千兩都使了,幾處房租、地租統在九月才得,這會子竟接不上。明兒又要送南安府里的禮,又要預備娘娘的重陽節,還有幾家紅白大禮,至少得三二千兩銀子用,一時難去支借。俗語說得好:"求人不如求己』。說不得姐姐擔個不是,暫且把老太太查不著的金銀傢伙,偷著運出一箱子來,暫且押千數兩銀子,支騰過去。」賈璉要賈母房裡的丫頭鴛鴦配合他偷出賈母房裡的金銀家什去典當,這麼個事,只煩自己的老婆從中略事周旋,無非傳個話兒,引個線兒,打個纖兒罷了,但鳳姐卻一張口就先講提成,這才答應去辦。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赫赫揚揚的賈家,一「盛」就是「百載」。由寧榮二公傳到賈蓉這一代,恰恰是「五世」,舊「澤」逐漸損易,而新「澤」尚未建立。「出的多,進的少」概括了一切逐漸走向衰朽的封建家庭的經濟特點。「進」指的幾處地租和房租;「出」指的日用開支,迎來送往,奢侈浪費。久而久之,只好掏空老本——押傢具,賣物件,甚至抵押細軟,於是「內囊」就「盡上來了」。而賈府的子孫,「燕巢帷幕之上」,竟沒有一個人覺察到危機,「只一味高樂不了」,「安富尊榮」,「那日用排場,又不能將就省儉」,將祖宗的顯赫當成了自己的威風,個個賣瓦抽磚,弄得大廈動搖,家道衰敗是註定了的。  湘雲與黛玉在水邊即景聯句,發出凄冷的吟詠,湘雲詠的「寒塘渡鶴影」詩句,是凄冷孤寂的意象;黛玉吟「冷月葬詩魂」詩句,是悲苦無奈的心境。一草一木,一時一景,悲涼之氣瀰漫在這貴族之家。  (二)抄檢大觀園  第七十三回抄檢大觀園是《紅樓夢》中賈府衰敗時期的重要事件。  賈赦是賈母的長子,又襲了榮國公的世職,在家族中卻大權旁落,處於無權的地位。對於這種異乎尋常的現象,賈赦夫婦是深以為恨的。而王夫人和鳳姐姑侄在榮國府把握大權,欺上瞞下,飛揚跋扈。圍繞著爭奪家政大權的問題,他們之間進行了多次的較量。隨著賈府的衰敗,房族之爭愈來愈公開化,「抄檢大觀園」集中地表現了賈府內部的房族之爭。  十四歲的傻大姐在大觀園山石背後捉蟋蟀,忽見一個五彩綉春囊,上面繡的並非花鳥等物,一面是兩個人,赤條條的相抱;一面是幾個字。傻大姐不認得這是什麼東西,心下打量:「敢是兩個妖精打架,不就是兩個人打架?於是遞給了邢夫人。」  果然,王夫人拿到綉春囊,「氣色更變」,先喝令平兒帶著小丫頭退出去,又關上門,「含著淚,從袖子里扔出一個香袋來,」沖著鳳姐說:「我且問你:"這東西為何丟在那裡?』看那神情,聽這口氣,王夫人已斷定綉春囊是鳳姐的無疑。理由之一是:「一家子除了你們小夫妻,余者老婆子們,要這個何用?女孩兒家是從哪裡得來?」王夫人雖然斥責鳳姐,但還是網開一面,為鳳姐指明了遁處:「自然是那璉兒不長進下流種子那裡弄來的!」王夫人的意思把邢夫人的兒子賈璉也拴上,讓邢夫人也別想站在旁邊看熱鬧。  鳳姐說:「太太說的固然有理,我也不敢辯;但我並無這東西。」用「不敢辯」而狡辯,這才顯示出王熙鳳策略的周圓。「除了我常在園裡,還有那邊太太常帶過幾個小姨娘來,嫣紅、翠雲那幾個人,也都是年青人(賈赦的妾),他們更該有這個了。」接著王熙鳳又抓住寧國府內的尤氏不放:「還有那邊珍大嫂子,她也不算老,也常常帶過佩鳳他們來,又焉知不是他們的?」  接著她又擺出理由之二:「這個香袋兒是外頭仿內工繡的,連穗子一概都是市賣的東西,我雖年輕不尊重,也不肯要這樣的東西。」鳳姐對綉工的針法和穗子的樣式都懂得,不愧是內行。  理由之三:「再者,這也不是常帶著的,我雖然有,也只好私處擺著,焉肯在身上常帶,各處逝去?況且又在園子里,個個妹妹,我們都肯拉拉扯扯,倘或露出來,不但在姐妹面前,就是奴才看見,我還有什麼意思?」  經過鳳姐一番辯駁,解除了王夫人對她的懷疑,把抄檢大觀園的事交給了她。還故意讓邢夫人的人王善保家的領頭抄檢,這一手也很厲害,就是要堵邢夫人的嘴。  這次抄檢大觀園,問題不在於誰有綉春囊,誰丟失的,從發難的邢夫人到鳳姐,從王善保家到司棋,誰沒玩過這「下流的東西」?而在於借「綉春囊」為由頭,賈府內部房族之爭已發展到了公開鬥爭的地步。 (三)王夫人整治大觀園,清除異己  《紅樓夢》中的王夫人是一個不顯山不露水的人物,她沒有賈母那樣眾星捧月般的赫赫威儀,也沒有王熙鳳的鋒芒畢露、咄咄逼人。賈母常說她是個沒嘴的葫蘆。然而,表面上不多言語、四平八穩的王夫人實則牢牢地佔據賈府權力的中心地位:她並不直接握有當家人的權柄,卻在暗中操縱著當家人王熙鳳。一旦有人冒犯了她的利益,這位外表慈祥和藹的王夫人便會顯出心狠手辣的廬山真面目。  直到抄檢大觀園時,我們才更加看清這位「菩薩」的真面目。第七十七回有這樣一些殺氣騰騰的描寫:轟走晴雯,……王夫人在屋裡坐著,一臉怒色,見寶玉,也不理。晴雯四五日水米不曾沾牙,如今現打炕上拉下來,蓬頭垢面的,被兩個女人攙架起來去了。王夫人吩咐:「把他貼身的衣服撂出去,余者留下,給好的丫鬟們穿。」  王夫人又命:「把這裡所有的丫頭們都叫來!」趕走四兒,……因問:「誰是和寶玉一日的生日?」李嬤嬤指道:「這一個蕙香,又叫做四兒的,是同寶玉一日生日的。」王夫人細看了一看,雖比不上晴雯一半,卻有幾分水秀,視其行止,聰明皆露在外面,且也打扮的不同。王夫人冷笑道:「這也是個沒廉恥的貨!他背地裡說的同日生日就是夫妻,這可是你說的?……難道我統共一個寶玉,就白放心憑你們勾引壞了不成!」  王夫人發配芳官,給她的罪名,其中一條就是「唱戲的女孩子,自然都是狐狸精了」。  王夫人趕走的這三個女孩都有一個共同的罪名:狐狸精。換句話說,都是能勾引寶玉的壞女孩。表面看王夫人是從男女之情上杜絕這些女孩對寶玉的勾引,實質上王夫人已隱隱感到這些被壓迫的女性身上那種個性的解放,平等自由的意識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寶玉,培植他叛逆的思想意識,這才是王夫人最為心焦的。晴雯敢於用「撕扇子」這種方式對抗寶玉擺主子的架子;芳官敢於聯合幾個小戲子和趙姨娘廝打,四兒竟敢同主子說什麼「同月同日生」的是夫妻,這不是「犯上」?這種家反宅亂的事情發展下去,就會從根本上動搖賈府這座大廈。因而,王夫人毫不猶豫地轟走了他們。  探春有一句話可以作為總結:「可知這樣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這可是古人說的,"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必須先從家裡自殺起來,才能一敗塗地呢!」賈府內部的矛盾和鬥爭正是走向衰敗的必然過程。

三、對劉心武先生的說法也要辯證分析和看待

劉心武先生說「《紅樓夢》第七十四回到第八十四回是乾隆三年的事情」,這種坐實的認定,顯然與《紅樓夢》文本是不相符的,是不正確的;而他又說:「跟自己家關係很密切的這些親戚,傅鼐家、福彭家,遭到皇帝打擊的情況,含蓄地投射到小說裡面去。」這種分析還是有道理的。因此,不能統而論之,一概否定。下面具體分析:  (一)傅鼐、福彭家世的本事  關於傅鼐:  黃進德先生在《曹雪芹江南家世考》說:  傅鼐,字閣峰,富察氏,鑲白旗滿洲,曹雪芹的祖姑丈。十六歲,入雍邸侍衛胤禛,從此驂乘持蓋頃刻未離。胤禛對他眷寵無比,嘗謂:  朕藩邸屬下人中,可用者惟年羹堯、傅鼐二人。論才情,年羹堯勝於傅鼐;論忠厚,年羹堯不及傅鼐。  因而得以不次超擢。雍正元年,授鑲黃旗漢軍副都統,補兵部右侍郎。三年,調盛京戶部侍郎。傅鼐與年羹堯不和,早就為胤禛所知。及年羹堯以大逆賜死,胤禛窮治其黨。其時,傅鼐憑藉雍正對他的絕對信任,力主元兇已誅,脅從罔治。敢於仗義執言,為蒙冤者辯白,諸王大臣賴以平反無算。明年,隆科多案又發。傅鼐為隆科多子岳興阿關說,失實,以誑奏論罪,被由盛京鎖拏解京,發刑部勘問。④  朱淡文先生在《紅樓夢論源》說:  富察傅鼐原系清世宗為雍親王時之「藩邸舊人」即親信侍從,雍正初一度謫戍黑龍江,雍正後期起用,乾隆初元官至內務府總管、滿洲正藍旗都統、兵刑二部尚書,後因誤舉參領明山和失察家人革職落獄,病卒於家;……小說中所寫王子騰系京營節度使、九省都統制,或即取材於傅鼐。⑤  從歷史材料中可以了解傅鼐一生的幾個基本點:  1少年時代即是雍親王的親信侍從,深受雍正信賴;  2雍正元年至三年任都統、兵部右侍郎;  3雍正四年罹罪,謫戍黑龍江;  4乾隆元年官至內務府總管;  5乾隆初年革職入獄、病死。  關於福彭:  努爾哈赤的八世孫,平郡王納爾蘇之子,其母為曹寅之女,曹雪芹的親姑姑。曹雪芹是平郡王福彭的表弟。  戴逸先生在《乾隆帝及其時代》說:  有關曹雪芹的資料極少,故他與平郡王福彭的往來無文獻可征。但福彭是曹雪芹的親姑表兄卻是無疑。康熙四十五年(1706),康熙帝傳旨令曹寅之妻送女北上與王子完婚,此王子即訥爾蘇,襲封平郡王。曹氏所生子即福彭,為雍乾之際政壇上的重要人物。曹氏活得較長,親姑媽在世的時候,曹家無論如何敗落,至親骨肉,來往必甚頻繁。……《紅樓夢》中描寫幾個大家族,「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曹家的闊親戚、老關係還不少。因此乾隆初年,曹家家道尚不至敗落,福彭和曹雪芹也誼屬至戚。過去對福彭的了解不多,但在《清實錄》和乾隆帝的詩文中卻保留著相當豐富的資料。福彭和一般庸碌王公、八旗子弟不同。他英年早慧,才華出眾,受到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的賞識。曹雪芹和他年齡相差不大,福彭長於曹雪芹六七歲或十餘歲(因曹雪芹生年尚無定說),兩人必有往來。除至親關係外,亦當有惺惺相惜之情。由此推想:曹雪芹思想和性格的某些方面也許受到表哥的影響,在文獻不足征的情況下,這一推想有相當的合理性。  ……  福彭死時,曹雪芹正在創作《紅樓夢》。書中所寫富家生活,既有破落前曹家生活的實錄,也有采自其他的王公家庭。平郡王家是當時最顯赫的貴族家庭,又是曹雪芹的至親,曹目睹姑母家的奢華與排場,印象必極深刻,故能對18世紀滿人貴族的豪富生活寫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⑥  從歷史材料可以歸納福彭一生的幾個基本點:  1福彭生於康熙四十七年(1708),出身顯赫,是努爾哈赤八世孫。他英年早慧,受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的賞識,早年就被康熙看中,養育宮中讀書,「王幼而侍聖祖仁皇帝宮中,躬承恩眷」⑦  2雍正六年,18歲世襲平郡王爵。入宮陪皇子弘曆、弘晝讀書。20歲代雍正帝前往盛京。修理祖陵前的水道,臨行前弘曆寫序贈送。  3雍正十一年(1733)四月,在軍機處行走,是當時最年輕的軍機大臣。同年,任命他為定邊大將軍,指揮清軍與準噶爾作戰。臨別弘曆贈詩三首,其一:  武略文韜藉指揮,書齋倍覺有光輝。  六年此日清河畔,君作行人我獨歸。  4乾隆繼位,立即召福彭回京,協辦總理事務處。這一機構在雍正帝喪期內是代替軍機處的最高中樞機構。  5乾隆二年(1737)十一月裁撤總理事務處,恢復軍機處。才學優長、年富力強的福彭沒有進入軍機處。這是乾隆的用人路線,將所有親王、郡王排斥於中樞機構之外,為了貫徹這一政治路線,福彭成了政治改革的犧牲品。他只得到了宗室王公的優厚待遇。  6乾隆十三年(1748年)十一月,福彭病逝,年僅40歲。乾隆深為痛惜,特遣大阿哥祭奠,並輟朝二日。這是特殊的禮遇。 (二)歷史真實不能坐實為藝術真實  上面我們對傅鼐和福彭的生平作了簡單的粗線條勾勒,有的事實與劉心武先生的說法有出入,比如福彭在乾隆二年以後未進中樞實權的核心,這並非是受「皇帝的打擊」,而是受制於乾隆制定的政治路線。由於乾隆帝銳意改革,只給宗室王公優厚的待遇,不使他們掌權,因而福彭失去了一展政治才幹的機遇。從乾隆帝以後,歷經嘉慶、道光一百二十多年,無宗室王公進入軍機處者,直到1860年北京政變後,慈禧太后與奕鋤滅肅順等軍機大臣,又開啟宗室王公執政柄之局面。再如弘曆即帝位以前,將自己的詩文,輯為《樂善堂全集》,福彭為此作序。而不能說「乾隆的詩集」,福彭寫序。使人誤以為給皇上寫序。  然而問題並不在於此,無論歷史真實確鑿與否,都不能坐實為藝術真實。因為任何史料,一旦進入小說家的藝術構思,便受到小說整體敘事結構的制約,已經孕含了作者對歷史的認識和把握,與作者的審美創造融為一體,成為新的歷史畫面的結晶。  歷史素材只不過是小說家審美創造過程中的一石一瓦,我們只能從小說家採用的一石一瓦中,探析「原型」家族成員的遺傳基因,看其在家族生命鏈條中,有哪些基因被繼承下來,依舊保持了「原型」個體生命的某些特徵;有哪些基因變異了,是新的個體生命形成的新質。這才是所謂的文化傳統,文學亦然。《紅樓夢》問世以來,為什麼索隱派不斷出現?其原因就是《紅樓夢》藝術生命之中,取自曹家及其姻親的歷史素材很多,使人們沿著本事考證的傳統思維去探佚,去考證,去追索。這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但任何考證、探佚都不應將歷史真實坐實到藝術的真實,都不能得出《紅樓夢》的某人某事是歷史上某人某事的結論。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肯定了劉心武先生的某些說法:「跟自己家關係很密切的這些親戚,傅鼐家、福彭家,遭到皇帝打擊的情況,含蓄地投射到小說裡面去。」這裡「含蓄」應理解為歷史素材融進了小說創作之中,而不是以此影射什麼;也不是歷史的真實坐實為藝術的真實。只能從藝術真實透視出歷史真實的某些投影,否則離開了歷史真實,藝術真實便失去了歷史的規定性,成了「戲說」。  (三)劉心武先生探佚「歷史本事」的目的  劉心武先生探佚《紅樓夢》第七十四回到第八十回是乾隆三年的事情,同我們對《紅樓夢》的解讀常常是兩碼事,因而這不是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關係,而是圍繞他探佚「歷史本事」的目的,緊緊地把《紅樓夢》文本坐實到了乾隆初年,建構「秦可卿故事新編」的藝術框架。這一點我們已在前面指出過。名為「紅學」研究,實為「秦學」服務,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改變了《紅樓夢》第七十回到第八十回敘事的基本內涵,這種做法的實質,就是背離了《紅樓夢》文本。  關於以上的問題涉及曹家本事,後面再作專題分析。  ①②③ 《劉心武揭秘〈紅樓夢〉》,東方出版社,2005年。④ 黃進德:《新仇舊恨知多少》、《曹雪芹江南家世考》,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⑤ 朱淡文:《紅樓夢論源》,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⑥ 戴逸:《乾隆帝及其時代》,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 ⑦《樂善堂全集定本》卷七《送定邊大將軍平郡王西征序》。

第九章 曹雪芹家族的沉與浮

  《劉心武揭秘〈紅樓夢〉》第一講「追尋《紅學》謎蹤」首先就談到:  要讀通《紅樓夢》就要了解曹雪芹的家世,最起碼要查三代——知道他的祖父是誰,父親大概是誰,他本人是一個什麼樣的生活經歷,什麼遭遇?他的家族怎麼在康熙朝鼎盛一時,輝煌得不得了;在雍正朝,雍正很不喜歡,就被抄了家,治了罪;在乾隆初年怎麼又被乾隆赦免,一度小康;但是在乾隆四年,一下子又怎麼卷進了一個大的政治鬥爭;乾隆在撲滅政敵的同時,也把其他的有關的那些社會上的人予以整治,曹家被株連徹底毀滅,最後是「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所以你要知道曹雪芹的家世,才能夠讀通《紅樓夢》,要讀通《紅樓夢》,就必須進入曹學領域。現在有很多的有關這方面的著作可以來讀。我就是先進入這個領域,覺得非常有意思。  他在講述時,不知說到哪就捅出一段曹家本事來。而「曹學」長期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的領地,突然間,劉心武先生把它帶到了大眾文化之中,在人們感到新奇的時候,也常常流露出困惑的眼光。  「曹學」和「紅學」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二十世紀以來《紅樓夢》研究的焦點問題。曹雪芹在創作《紅樓夢》中,虛構了一個百年望族的賈氏世家,其主要素材來源於作者曾經生活過的曹氏家族,甚至《紅樓夢》中的一些人物形象,其原型也是曹氏家族中的成員。因此研究曹雪芹的家世,對於我們研究《紅樓夢》的創作背景、成書過程以及《紅樓夢》的思想意蘊等都大有裨益。如果說新紅學戰勝舊紅學是以「曹學」為起點的,「曹學」的研究推動了「紅學」的發展,那麼新索隱派的出現,也是以「曹學」為資源的。「秦學」就具有這個特點。劉心武先生對曹家家世的認識,是建構「秦學」的支點。  「(雍正)他有一個基本原則,凡是當年他父親喜歡的,他都不喜歡;凡是他父親不喜歡的,他就偏要喜歡。雍正在這樣一個思維的情感支配下,整治了一大批在他父親那個朝代裡面受寵的官員,其中包括曹睢T謨赫迥昃桶巡薌腋槌恕!?  劉心武先生依照小說家的審美思維去處理史事,以《紅樓夢》探佚構思為圓點,對歷史史事隨我解說,任我嫁接。歷史空缺的地方,以虛補實,虛實相生。有用的拉長,微小的擴大,假如我們批評他違背史事,他也許不服氣,因為「探佚學」給他提供了一個新的理性的根據。正如他所說:「如果說曹學或者說版本學,或者說脂學它的資源就是那麼多,空間還不是最大的話,那麼探佚學的空間是非常廣闊的,每一個人我們都可以來參加。我們可以根據自己對前八十回的文本的理解,根據脂硯齋批語,以及根據我們自己的善察能悟,我們自己的聰明智慧,去探索《紅樓夢》或者說《石頭記》在流傳過程當中丟掉的是什麼,我們爭取把丟掉的找回來,這本身就是閱讀當中的樂趣。西方後來有一種審美的觀點,叫做接受美學,就是讀一本書,不是說被動地去接受作者寫的那些東西,而是參與作者的創作,他雖然已經寫完了,我閱讀當中把自己的看法,把自己的想像參加進去,最後我們共同完成這樣一個精神之旅。這個觀點我覺得也可以挪到我們的探佚學裡面來,我們可以搞探佚。」他把探佚學的精髓表達得淋漓盡致,而這樣操作的結果,就違背了一條基本的原則:歷史的敘事必須建立在史料的基石上。對《紅樓夢》與曹家檔案素有研究的張書才先生對劉心武的史學觀提出了批評。 一、史學不是靠「悟」,而是靠「證據」   張書才先生指出:  劉心武說過史學是要靠「悟」的,關於小說《紅樓夢》的電視講座談到有關康熙、雍正的歷史,說「雍正是一個篡權的人,是通過陰謀手段當上的皇帝」、「凡是康熙喜歡的,雍正就不喜歡,凡是康熙不喜歡的,雍正就喜歡」。這裡涉及到康熙晚期皇子奪帝和康熙與雍正關係的問題,這個問題在史學界當然也是有很多觀點,但大多數認為,康熙派皇十四子遠征青海、西藏,看上去是提高了皇十四子的聲望,有利於皇八子的黨派。康熙六十年的時候召皇十四子回京,但六十一年又派出去,如此一來,實際上是拆散了皇八子的政治集團,為雍正繼位掃平道路,所以並不是雍正篡權,而是正常傳位。另外,雍正時期的要臣隆科多和年羹堯是康熙在位的時候就已經啟用的,雍正朝的政治班底是在康熙晚期就建立好的,恰恰說明了並不是「凡是康熙喜歡的,雍正就不喜歡」。①  為了對曹家的家世有一個基本的認識,我們只有對曹家家世從宏觀上整體上把握,才能從複雜的歷史現象中有一個清晰的認識,曹家興衰和沉浮並不是「康熙喜歡的,雍正就不喜歡」能一下定奪的,它有自己內在演化的動因,有外部的政治和經濟發展態勢的制約,有複雜而微妙的君臣關係潛在的鉗制,也有歷史機遇的偶然和錯位。「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還是讓我們把目光穿透歷史的時空,回放那二百多年的歷史畫面吧。 二、曹雪芹家族的五代人 曹家從曹雪芹上溯五代人,是有史可據的。曹家有三次大的機遇,才逐步形成望族,走向鼎盛。  一是曹振彥作為多爾袞的親軍,為大清王朝的開國定鼎立下了汗馬功勞,堪稱「從龍勛佐」而無愧。曹氏家族「赫赫揚揚,將及百年」的歷史從此揭開了序幕。  二是曹璽的妻子孫氏23歲作康熙帝的奶媽,等康熙即位,曹家自然就得到了特別的照應。  三是曹寅是曹家世代繼往開來、形成百年望族赫赫揚揚的鼎盛時期的核心人物。  對曹雪芹及其家世的考證,胡適開先河,為「曹學」和「紅學」的研究,奠定了一塊基石。半個世紀以來,諸多紅學家周汝昌、馮其庸、吳世昌、吳恩裕等添磚加瓦,架梁鋪頂,已具規模。據學者們考證和研究,可知「曹家原籍遼陽,在歷史文獻上早有反映。如康熙二十一年刻本《山西通志》卷十七"大同府知府曹振彥』名下,已註明"遼東遼陽人』;曹寅的《棟亭書目》也寫明"千山曹氏家藏』(千山是遼陽的代稱)。」②曹家在明末原是明朝駐守遼陽的下級軍官,始祖曹世選曾任瀋陽衛的某種官職。  高祖曹振彥大約在天命六年(公元1621,明天啟元年)歸附後金,在佟養性屬下任「教官」。以後又改隸多爾袞屬下,任「旗鼓牛錄章京」(佐領)。八旗設制:三百人編一「牛錄」,其長官名牛錄章京,漢語譯為「佐領」;五牛錄為一「甲喇」,設一參領頭目,又名甲喇額真甲喇章京,漢語譯為「參領」,領員一千五百人;五甲喇為一「固山」,設一統領,又名固山額真固山章京,漢語譯為「旗」和「都統」,領員七千五百人。曹振彥的身份是包衣。   朱淡文在《紅樓夢論源》中說:「曹振彥身任旗鼓佐領跟隨多爾袞輾轉沙場,其家奴身份固然至微至賤,但由於年青機敏勇敢善戰,在長期的征戰中又與其主子多爾袞建立了較為親密的感情,因而受到多爾袞的賞識和提拔……」③  曹璽,曹雪芹的曾祖父是一個能文能武的人物,30歲左右的時候被選拔為皇家的侍衛,並跟隨攝政王多爾袞在山西立有軍功。與康熙關係密切,玄燁登基的第二年(1663年),便委派他為江南織造,備得貴寵。康熙十七年「加正一品」,這是封建社會官僚貴族的最高頭銜。俸銀一百八十兩。並從江南織造「郎中」晉陞為「內司空」。「司空」是工部尚書,「內司空」是以內務府包衣領工部尚書的頭銜。署分為江寧、蘇州、杭州三處織造府,曹璽又改任江寧織造,在任22年。  曹璽的妻子孫氏23歲做康熙帝的奶媽,等康熙即位,曹家自然就得到了特別的照應。據記載,康熙南巡途中遇到孫氏,「色喜,且勞之曰:此吾家老人也」,即一語道出他們之間的特殊關係。④據史料記載,康熙還親手書寫「萱瑞堂」三個大字賜給她。劉心武先生說康熙「當時興緻非常高,正好萱草開花——萱花,萱草那個花在中國是象徵孝順母親的,所以他就寫了一個大匾,叫"萱瑞堂』。榮國府正屋掛的一塊匾"榮禧堂』的物件原型就是後來一直掛在江寧織造府的"萱瑞堂』。你從這個字的含義上都可以看出它們互相的聯繫,"萱瑞』跟"榮禧』都有一種吉祥的、預示著這個家族會越來越繁榮的含義在裡面。所以,曹雪芹實際上是把他祖父家裡面的金匾通過藝術升華,變化為了林黛玉到榮國府所看見的這個金匾了。」這種探佚和想像還是有合理的範圍。  曹寅的一生與康熙帝的關係極為特殊,可謂「君仁臣良」。康熙18歲時,召曹寅入宮作侍讀,時年14歲。當時侍讀必須是滿族大臣之子,又具聰慧者。曹寅因其父母的關係,雖是漢族包衣,亦受重視。16歲升為侍衛。侍衛都是對皇上忠實可靠的。一二等是皇上左右的,三等侍衛是皇上外出的前導。此後逐年提升,到其父死在江寧織造任上時,他一直是在康熙的身邊,朝夕相處,感情自然深厚。33歲時出任蘇州織造(1690-1693年),35歲時以蘇州織造兼任江寧織造(1692-1712年)。曹寅任江寧織造21年。他的政績很出色,不僅皇上賞識,同僚也給予好評。  他一生主要從事了三種事業,都是康熙皇帝親自委派的。  (1)江寧織造  康熙之際,江寧、蘇州、杭州三織造管轄絲綢織機十萬餘張,幾乎超過明末時全國的絲綢織機。清王朝掌管的江南三織造供應皇室的全部絲綢,實際控制了江南一帶全部絲綢業的產銷。因此,清王室十分重視江南三織造的人選。蘇州織造李煦(1693-1723年)是曹寅的大兄哥(其妻的哥哥),杭州織造孫文成(1706-1728年)是曹寅母親的娘家人,都是由曹寅推薦而任命的。形成了以曹家為中心的江南握有經濟特權的豪族集團,他們不受地方官的轄制。如康熙帝所說:「三處織造,視同一體」。康熙後四次南巡,經南京時住在江寧織造府曹家,經蘇州時住在蘇州織造李府,曹寅和李煦共同擔當「接駕」的重任。曹寅死後,雪芹的父輩曹顒、曹頫繼任江寧織造,也是由李煦提攜和照看的。 倘謂歟彩怯衫鐸閭嶁駝湛吹摹?  (2)巡鹽御史  康熙四十二年,曹寅奉旨與李煦輪流兼管兩淮鹽政。兩淮鹽業,供應當時中國一半的地區。清朝首任兩淮巡鹽御史李發元在《兩淮巡鹽御史題名碑記》中說:「兩淮歲課,當天下租庸之半,損益盈虛,動關國計。」可見他們是為清王朝掌經濟命脈的財政大員。曹寅任巡鹽御史的那幾年,正是曹家「烈火烹油,鮮花著錦」的時代。這「肥差」雖好,但畢竟打點的地方太多,康熙南巡、修建行宮和私下饋贈這三項是造成虧空的主要原因,而外還有種種勒索、行賄等等,如皇太子胤礽兩次派其親信靈普在曹寅處索取銀子六萬兩。這些都得用鹽課耗羨(或稱「火耗」,「耗餘」。所謂「火耗」,是指國家徵得稅銀兩熔鑄成為塊銀時的折蝕耗損。但實際上已成為正課而外的所征附加稅的別名。)所得來的支付,數以萬計的耗羨仍然無法填補日益增長的巨額虧空。曹寅死前虧空帑銀竟達三十二萬兩之巨,他說:  兩淮事務重大,日夜悚懼,恐成病廢,急欲將錢糧清楚,脫離此地。⑤  然而正是由於曹寅兼理兩淮鹽政時,迎駕康熙南巡造成了虧空。康熙深知此中緣由,對此至為關切。  「欲奉宸游未乏人,兩淮辦事一鹽臣。」(張符驤《後竹西詞》)  曹寅、李煦為康熙南巡營建寶塔灣行宮。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十二日,迎來康熙第五次南巡,御舟開抵三汊河寶塔灣。曹寅奏請起鑾,同皇太子、十三阿哥、宮眷駐蹕。又是演戲,又是擺宴,真「比一部書還熱鬧」。 《紅樓夢》賴媽媽曾回憶:「哎呦!那可是千載難逢的!那時候我才記事兒。咱們賈府正在姑蘇揚州一帶監造海船,修理海塘,只預備接駕一次,把銀子花的像淌海水似的!說起來——」正是對接駕的描述。  「三汊河干築帝家,金錢濫用比泥沙。」(張符驤《竹西詞》)  迎駕康熙南巡既為曹家帶來無上的榮耀,也為曹家埋下了禍根。脂硯齋對此批註:「借省親事寫南巡,出脫心中多少憶昔感今。」此話對我們理解賈蓉的話:「再二年,再省一回親,只怕就精窮了」,大有幫助。  (3)揚州書局  曹寅於康熙四十四年奉命設立揚州書局,他是藏書家,精通版本、校勘、目錄之學。曾刊刻《全唐詩》等書十餘種,近三千卷。該書局所刻之書,字體娟秀工整,著墨烏黑均勻,成為清代雕板史上的佳作和「康版」的典範。  從康熙四十四年五月一日至四十五年九月十五日,曹寅給康熙上奏的七個摺子里詳細地彙報了校訂、編纂、書寫、雕刻、印刷等問題。其主要貢獻:  第一,搜求遺詩,使之完備。明人多出初、盛唐詩集,「中、晚唐詩,尚有遺失,已遣人四處訪覓」,「益以內府所藏全唐詩集,又旁采斷碑殘碣,碑史、雜書之所載,補所遺,凡得詩四萬八千九百餘首,作者二千二百餘人。」至今都是最有價值的一部唐詩總集。  第二,擬定凡例,開創體例。前人編選唐詩,多以初、盛、中、晚四期以劃分唐詩出現的時代,正如凡例第十條寫道:「唐人世次前後最為冗雜,向來別無善本。」曹寅在開創新體例上頗下功夫,「商酌校刊全唐詩凡例,進呈欽定」。康熙帝也很重視,審閱後批道:「凡例甚好。」  第三,書寫雕刻,娟秀工整。康熙對刻書的字體很關注,他在給《文獻通考》序中有專門的批示:「此後刻書,凡方體,均稱宋字;楷書,均稱軟字。」這話透露出康熙帝對明朝正、嘉以來形成的橫輕豎重的仿宋字體不甚喜歡,想追求一種自己喜歡的新字體。作為書法家的曹寅選用新字體,即用唐代歐陽詢、元代趙孟頫的楷書取代官刻長期沿用的宋體字。而且為了書寫統一,「一樣筆跡者甚是難得,僅擇其相近者,令其習成一家,再為繕寫」。如此精工,盡善盡美,揚州書局所刻之書,採用圓潤雋秀的手寫軟體字,開一代新風。   曹寅主持編纂出版《全唐詩》和一大批古籍,涵養了家學,形成詩禮簪纓、鐘鳴鼎食之家。特別是他的文學造詣和在文化方面的貢獻更值得注意。曹寅才華橫溢,詩詞歌賦、琴棋書畫,無所不通,頗擅風雅。今存《楝亭集》是其詩、詞、文創作總集。還寫過《續琵琶》等劇本。《紅樓夢》第五十四回,賈母指著湘雲道:「我像她這麼大的時候兒,她爺爺有一班小戲,偏有一個彈琴的,奏了《西廂記》的"聽琴』,《玉簪記》的"琴挑』,《續琵琶》的"胡笳十八拍』,竟成了真的了。比這個更如何?」這個小細節與曹寅所作《續琵琶》傳奇暗合。曹家原是「詩書之族」,曹寅收藏的善本書有3287種之多,可見藏書之富。從中也可以看出曹雪芹家學的淵源,對曹雪芹《紅樓夢》的創作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僅從《全唐詩》這一視角來看,一是《紅樓夢》詩詞直接引用、間接化用唐詩達200多處;二是還採用《全唐詩話》、《全唐紀事》等典故,幾乎全面接受了《全唐詩》的語源意象;三是在敘事中的取名寓意、狀物寫情、酒令詩謎、談話說笑也多取唐詩的詩句,或唐詩意象。  曹家的家庭文化氛圍是成就曹雪芹的重要因素。  康熙五十一年曹寅去世,享年55歲。對曹寅的健康狀況,康熙至為關切多次垂問:「爾病比先何似」。曹寅於康熙五十一年七月一日得了感冒,後轉成瘧疾,李煦代求聖葯,康熙批道:  爾奏得好!今欲賜治瘧疾的葯,恐遲延,所以賜驛馬星夜趕去。但瘧疾若未轉泄痢,還無妨。若轉了病,此藥用不得。南方庸醫,每每用補劑,而傷人者不計其數,須要小心。  康熙賜的是治瘧疾的名葯金雞納霜即奎寧,讓曹寅「連吃二服,可以出根。」⑥不料曹寅,「福分淺薄,聖葯未到,遽爾病故。」  曹顒是曹寅的獨子,17歲繼位,在位3年後去世。  康熙為使曹寅後繼有人,特命曹寅的弟弟曹荃之四子曹頫為曹寅之子。曹頫當時是一個「黃口無知」的16歲小孩。我們從康熙五十七年一天(1718年6月2日),在曹頫請安折上的批語就看得清清楚楚: 朕安。爾雖無知小孩,但所關非細,念爾父出力年久,故特恩至此。雖不管地方之事,亦可以所聞大小事,照爾父密密奏聞,是與非朕自有洞鑒。就是笑話也罷,叫老主子笑笑也好。⑦ 這段批語是何等「知心」,又是何等「親密」。過繼子曹頫在位12年。雍正五年,以曹頫「行為不端,織造款項,虧空甚多」而將其罷官查辦。 三、雍正上台與曹家的敗落 在康熙執政的最後20年里,曹寅和李煦輪流接管兩淮鹽政。  當時兩淮鹽政已經虧空。正如康熙四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曹寅在《奏謝欽點巡鹽並請陛見折》中所說:「鹽政雖系稅差,但上關國計,下濟民生,積年以來委曲情蔽,難逃皇上洞鑒。」從康熙四十九年二月戶部的一個奏摺可知,由於「兩淮從前積欠」,康熙四十二年派曹寅接手時,朝廷借給他「一百萬」來啟動鹽政主持。可見兩淮鹽政已到了刻不容緩要解決的地步。康熙讓曹、李二人兼理鹽政,目的至少有三:(一)清理鹽政弊端,補上歷史虧空; (二)為朝廷財政創收;(三)可貼補織造上的虧空。   當然,康熙是為了利用自己的人,把更多的權力和金錢集中到自己的手裡。那麼曹、李二人除卻「臨危受命」外,為什麼又敢趟「火中取栗」的險路呢?曹寅連性命都搭上了,還斷送了百年望族曹、李兩家的前程。  曹寅和李煦在江南執行康熙的特殊使命,籠絡名士,應酬士大夫,監督地方官員,了解世風民情,修造行宮,向皇上進貢名貴古玩、地方特產,還要應酬皇子的勒索詐取……加之曹家、李家豪奢的生活,這豈是曹寅這個年俸一百三十兩銀子的三品官所能支付的?因而,這多半是動用鹽課國庫。曹寅和李煦後期已是兩頭「睏乏的駱駝」,只是「疲死的駱駝比馬大」,所以在外人眼中,織造府的曹家、李家哪裡像個「衰敗之家」?而曹寅心裡則明鏡似的,應了《紅樓夢》里那句話:「如今外面的架子雖沒有倒,內囊卻也盡上來了」。所以他不止一次地發出「樹倒猢猻散」的哀鳴。  曹、李二人輪流主持鹽政,彌補虧空,初有成效後又開始滑坡,到康熙四十九年初,新舊虧空升至102萬兩。康熙皇帝對曹寅和李煦很是倚重,視為耳目,這確實是事實,但是他對曹、李二人在本職和兼職中的虧空也是早有警覺的。他改換容忍和規避的態度,開始過問二人吏治:  兩淮情弊多端,虧空甚多,必要設法補完,任內無事方好,不可疏忽,千萬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康熙四十九年九月初二日⑧  兩淮虧空近日可曾補完否?  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初三日  虧空太多,甚有關係,十分留心,還未知後來如何,不要看輕了。  康熙五十年三月初九日  康熙四十九年五月,康熙嚴飭李煦:  已後凡各處打點費用,一概盡除。奉承上司部費都免了,亦未必補得起鹽差之虧空。若不聽朕金石良言,後日悔之何及。爾當留心身家性命子孫之計可也。⑨  風聞庫帑虧空者甚多,卻不知爾等做何法補完?留心,留心,留心,留心,留心!  康熙四十九年八月二十二⑩  每聞兩淮虧空甚是利害,爾等十分留心。後來被眾人笑罵,遺罪子弟,都要想到方好。  康熙四十九年九月十一  康熙盯住兩淮鹽政虧空,發出一次次嚴厲的警告。「兩淮情弊多端」,「虧空甚多」,顯然已不是指曹、李二人接任前的狀況,也不是單指老賬了。因為他們輪流主持鹽政已達八年之久,新的虧空有增無減,所以才有五個「小心」,四個「留心」的告誡。康熙幾次嚴厲提到風聞「虧空甚多」,是因為有人在告狀,此人就是兩江總督噶禮。他欲參曹、李二人虧欠兩淮鹽課300萬兩,被康熙制止了。康熙派人調查,查實結果是曹、李共欠180餘萬兩。這大概就是康熙五十年三月曹寅提到的「尚該銀一百九十餘萬兩」。   康熙五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李煦在曹寅去世以後,為了幫助解決曹寅虧欠下的銀子,向康熙皇帝奏請《曹寅身故請代管鹽差一年以鹽餘償其虧欠折》中稱:  江南織造臣曹寅與臣煦,俱蒙萬歲特旨,十年輪視淮鹽。天恩高厚,亘古所無,臣等雖肝腦塗地,不能報答分毫。乃天心之仁愛有加,而臣子之福分淺薄。曹寅七月初一日感受風寒,輾轉成瘧,竟成不起之症,於七月二十三日辰時身故。當其伏枕哀鳴,惟以遽辭聖世,不克仰報天恩為恨。  這樣曹寅本人連織造府所欠,共有32萬餘兩的虧欠。李煦要求代管一年鹽差,替曹家還債。康熙雖然同意了,卻批出這樣的話來:  曹寅與爾同事一體,此所奏甚是。惟恐日久爾若變了,只為自己,即犬馬不如矣!  由此也看出曹寅和李煦的人品在康熙眼裡是不同的。果然9月初在曹顒的《奏曹寅故後情形折》中清楚點明:「特命李煦代管鹽差一年」,但要曹顒「看著將該欠錢糧補完,倘有甚麼不公,復命奴才摺奏。」表明康熙對李煦的既不信任,又無可奈何。  在曹寅生前,發生一件事,對曹寅打擊很大。當時作為新任內務府總管赫奕,大概受到內務府對曹寅嫉妒或不滿的人的蠱惑,於康熙五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奏請查對西花園工程經費一案。後來查明是一個冤案,康熙嚴厲地懲辦了告狀的人。  這一事件雖然是上司、同僚落井下石,但也說明兩淮鹽政的巨大虧空,已把曹、李兩家推向險象環生的境地。西花園工程經費清查還沒有完結,曹寅面對茫茫債海,思想負擔很重,日夜陷入驚恐之中,終於在康熙五十一年七月(公元1710年),一病不起,死在揚州。他的死與負債纏身、同僚陷害是分不開的,是難以招架而急死、憂死、累死的。曹寅的死,大概也使康熙內心感到負疚,曹寅畢竟是他的心腹奴才!於是康熙任命曹寅的兒子曹顒接替其父擔起織造重任,安撫恐怕是其中一個因素。西花園查賬這一事件把內務府上層與曹寅之間的矛盾暴露出來,統治集團內部的互相傾軋、爭奪,都是為了權力和利益。說到底,康熙給曹、李兩家的好處太多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輪流主持鹽政達八年之久。 康熙四十年(1701年),曹寅在主管江寧織造之外,又主動承攬了一件承辦銅勈的重擔。 久已經營鹽政和織造的曹寅,看出其中弊端,於康熙四十年里突然上折,提出由自己一人承辦十四關的銅勈。先向朝廷借本銀10萬兩購銅料,以後八年,每年交內務府12萬5千兩,八年共交本銀及節餘100萬兩。此時曹寅處心積慮要拿到採辦銅勈的營生,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彌補他在鹽政、織造等方面不斷顯露出來的虧空。但曹寅所報,每年是王綱明、張鼎臣兩處總數的一倍半,朝廷八年就多收入60萬兩白銀。此舉驚動了康熙,同時也暴露了銅勈採辦的黑洞。八年後,曹寅要求繼續辦理銅勈一事,康熙沒有支持曹寅,康熙怕曹寅因此更加招怨於內務府同僚,這一點清楚表明康熙對曹寅還是極其倚重和保護的。  康熙五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李煦代任鹽差屆滿,得余銀58萬6千餘兩。結果「所有織造各項錢糧及代商完欠」全部「補清」,還餘3萬6千兩。康熙在曹顒奏摺中批示:  當日曹寅在日,惟恐虧空銀兩不能完,近身沒之後,得以清了,此母子一家之幸。余剩之銀,爾當留心,況織造費用不少,家中私債想是還有,朕只要六千兩養馬。  曹寅之子曹顒接任織造,未幾年又病死。  十一月康熙病逝,雍正上台。內務府上層與曹家之間的矛盾並沒有因朝廷主子的更換而減弱,相反,曹家沒有了康熙這個保護傘,面臨更加危險的處境。曹頫接任時進入雍正朝,短短五年中,不斷被發現有質量問題。從所存奏摺中可知:雍正二年、四年、五年曹頫接連被參奏。    雍正帝心細如絲,深知內務府上層與曹寅間的矛盾,他認為:「即是織造官員織得不好,倘庫內緞疋有不落色者,便是挑選緞疋人等,有意挑選落色緞疋,陷害織造官員,亦未可定。」可見雍正清楚內務府與三處織造府的深刻矛盾。而檢驗的結果是:「做皇上服用挂面,俱用江寧織造送之石青緞疋」,「逐一查看,俱皆落色」。事到如此,就是沒有其他問題,單就此事,曹頫的江寧織造也坐不住了,可見下台只是早晚的事了。   康熙末年,吏治敗壞,貪風日熾,致使「庫帑日拙,日不瑕給」,「生民乏食,物價騰貴」(《清聖祖實錄》)。雍正繼位時,國庫存銀僅八百萬兩,是一個財政匱乏的爛攤子。「戶部虧銀達數百萬」,「藩庫錢糧虧空達數十萬」。為了鞏固新政權,雍正不得不有清理財政之舉:「懲辦貪官,清理虧空」。他登基不到一年就查出了幾十宗大案。緊接著革職鎖拿,抄家追贓,連皇親國戚膊荒苄頤狻?  雍正上台刷新吏治,整肅紀律。新皇帝「頒發訓諭直隸總督以下等官」,指出各方面的弊政,開始全面整頓。其中對鹽政,他指出:「鹽道一員,尤關國課,邇年鹽法弊竇叢生,正項錢糧每多虧欠。一由上下各官需索商人。巧立名色,誅求無已,窮商力竭,不得不挪新補舊。再則鹽商「用度奢靡,相仍陋俗,不知節儉」。他要求鹽政盡情革除「陋例積習」「必思何以商,何以裕課,上供軍國,下利閭閻,方為稱職」。雍正的全面整頓抓得准,擊中了要害。雍正的整頓加快了曹、李兩家垮台的進程。  雍正元年(1723年),李煦被抄家。  雍正二年(1724年),一開始雍正並沒有把曹頫與李煦一起治罪,而是允許他將虧空分三年還完。曹頫感激涕零,在謝恩奏摺中向雍正表白說:   竊念奴才自負重罪,碎首無辭,今蒙天恩如此保全,實出望外。奴才實系再生之人,惟有感泣戴罪,只知清補錢糧為重,其餘家口妻孥,雖至饑寒迫切,奴才一切置之度外,在所不顧。凡有可以省得一分,即補一分虧欠,務期於三年之內,清補全完,以無負萬歲開恩矜全之至意。  雍正硃批:  只要心口相應,若果能如此,大造化人了。  在訓誡之中,雍正對曹罨故羌撓枇似諭?  1727年2月,已被革職的李煦又被查出在康熙五十二年曾為阿其那買侍婢,不久李煦由處斬改為發配打牲烏拉,李家一族徹底衰敗。  1727年3月初一,在孫文成收到雍正「特賜教誨」後所遞的感恩折上,雍正批道:「爾年已遲暮,趁此歲月,恪秉一誠,即以效忠,兼以造福,顧不美歟。」可見雍正並沒有將孫文成與李煦一視看待。「年已遲暮」,孫文成的離職勢在必然。  1727年秋,曹頫解運三處織造的龍衣等織品進京,途至山東長清縣等處,「於勘合外,多索夫馬、程儀、騾價等項銀兩」。結果事後被泰安知州王夔告到山東巡撫塞楞額處,巡撫又通報朝廷。塞楞額的奏摺只是要求「請旨禁革」,即請禁止騷擾驛站,但十二月初四雍正批複要將勒索驛站的織造人員交吏部嚴審,而當時曹頫還在 北京 。1986年,在大連圖書館發現雍正六年六月十一日總管內務府關於曹頫等騷擾驛站案的題本,從中可見曹頫騷擾驛站僅得革職處分。   曹頫抄家之後,他在京城及江南的家產人口全部由雍正帝賞給其後任隋赫德。據蕭奭《永憲論續編》,曹頫被抄沒時家產已少得可憐:「封其家資,止銀數兩,錢數千,質票值千金而已。上聞之惻然。」……據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刑部移會》引總管內務府同年五月初七日咨文:   查曹頫因騷擾驛站獲罪,現今枷號。曹頫之京城家產人口,俱奉旨賞給隋赫德。後因隋赫德見曹寅之妻孀婦無力不能度日將伊之家產人口內於京城崇文門外蒜市口地方房十七間半、家僕三對,給予曹寅之妻孀婦度命。   從此結束了鐘鳴鼎食的「繁華盛事」,時年曹雪芹13歲左右。  我們上面回放了曹家家世的歷史畫面,對曹家的興衰和沉浮有了一個大致的了解。至少會覺得劉心武先生說:「他的家族怎麼在康熙朝鼎盛一時,輝煌得不得了;在雍正朝,雍正很不喜歡,就被抄了家,治了罪」,有些粗淺和絕對。曹家的衰敗是一個複雜的社會現象,它有一個長期的演化過程,從康熙四十九年內務府有人彈劾曹、李二人,至雍正二年(1710-1724)長達二十五年,統治集團內部爭奪和傾軋,導致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的變化,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康熙和雍正心理的微妙變化,都會波及到曹家。從表象上看,是政治的因素、經濟的因素、人際的因素,方方面面,匯合到一起,彼此消長,終於使曹家走到被抄家的地步。  ① 《藝術世界》,2005年第10期。② 吳新雷、黃進德:《曹雪芹江南世家考》,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③ 朱淡文:《紅樓夢探源》,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④ 馮景《御書萱瑞堂記》。⑤⑩《關於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中華書局1975年。⑥⑨《李煦奏摺》,中華書局1976年。⑦⑧《關於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中華書局1975年3月。《歷史檔案》,1983年第1期,《新發現的有關曹雪芹家事的檔案》。 第十章 乾隆初年曹家是否有過中興    通過對曹家的研究,我們知道,在雍正末年曹家已經敗落了,到了乾隆朝官方几乎沒有記載。目前我們掌握的史料較集中反映的是曹家於康熙朝,以及雍正六年以前的史實。這是我們對曹雪芹生平知之甚少的原因。這種現象連考證曹家集大成的學者周汝昌先生也十分感慨:「舊本出版後,就有朋友善意的嘲諷,說史料竟是"曹寅年譜』。其弦外之音就是在哂笑曹雪芹先世的資料太多,而"本主』的資料太少。我承認這是客觀事實。」而劉心武先生反覆強調的一個重要觀點,即在乾隆初年曹家曾經中興,二次抄家才覆沒的。因為這一觀點是他建構「秦學」的核心,沒有曹家中興、二次抄家的原型,就沒有秦可卿、賈元春「作為福禍的兩翼,扯動著賈府的興衰榮枯」的整體框架。並且採用「以賈證曹,以曹證賈」的方法,坐實《紅樓夢》文本是寫曹家乾隆朝的事情。我們不惜筆墨,從文本的層面分析了《紅樓夢》第十八回到八十回不是寫的「乾隆初期的事」,又從曹家本事的角度分析了這個問題。因此,本章重心是分析曹家在乾隆朝是否中興,進而闡明《紅樓夢》不是寫的曹家乾隆年的事情,不能把《紅樓夢》坐實為曹家的本事。曹家本事雖為《紅樓夢》的創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但《紅樓夢》的內涵卻揭示了無數個曹家式的封建貴族衰敗的歷史規律,不能簡單地把《紅樓夢》坐實到曹家本事中去。  先看看劉心武先生的說法。 一、「以賈證曹」,「以曹證賈」,將觀眾或讀者引入一個極大的誤區  劉心武先生在揭秘《紅樓夢》時,很重視「《紅樓夢》敘述文本的時間」,並給《紅樓夢》的歷史時代坐實了一個具體的時空範圍。他說:「實際上《紅樓夢》的第一回到第八十回,整個兒是寫的清朝從康熙、雍正到乾隆朝的故事,其中,第十八回後半部到第八十回都是乾隆時期的事……所以實際上從第十八回後半部,到第八十回,寫乾隆元年、二年、三年的事情是很清楚的。整個兒故事的背景不是不可考的,而是正如脂硯齋所說,大有考據。」又說:「……小說裡面寫到,江南甄家被查抄了,被查抄之後,這些人就到賈家來寄囤財物。知道吧?這是違法的,這是皇帝不允許的。但是甄家、賈家,他們之間的關係,那實在是擇不開,所以賈家就幫甄家藏匿這些東西,就出現這樣驚心動魄的情節。  曹雪芹什麼用意?他就是要把真實生活當中,曹家在乾隆三年所遇到的,跟自己家關係很密切的這些親戚,傅鼐家,福彭家,遭到皇帝打擊的情況,含蓄地投射到小說裡面去。」這是採用「以賈證曹」,即用《紅樓夢》文本證實曹家的本事。反過來,他還常「以曹證賈」,從曹家本事的角度來證實《紅樓夢》文本的內容。他認為:  1曹家在乾隆年間曾經中興  「曹家在雍正朝遭打擊的情況,還可以查到一些檔案,乾隆朝的這次徹底殞滅,卻幾乎找不到任何正式檔案了。但是我們可以估計出來,賈元春原型的死亡,應該就是在乾隆四年。」  2曹家與廢太子胤礽的關係非常密切  劉心武先生在《紅樓望月——為紀念曹雪芹逝世240周年而作》一文中提出一個核心觀點:「曹雪芹父祖兩輩,與康熙朝時的太子胤礽關係密切,這是雍正登位後厭惡曹家抄其家治其罪的根本原因,什麼"騷擾驛站』,"任上虧空』等,都只是表面罪名。」  3歷史上的「曹家」就是小說中的「賈家」  「在現實生活里,曹家是這樣的,小說裡面,曹雪芹的藝術構思是設計了一個賈家,告訴你賈家的一些故事,那麼在小說的前半部分,他就重點給你講了,一個是秦可卿,一個是賈元春,她們兩個的故事。」「小說里賈代善的原型,是曹寅;賈母的原型,是曹寅的妻子李氏,李氏的哥哥,叫李煦……」總之,「以賈證曹」,「以曹證賈」,交相呼應,給人一個印象,彷彿《紅樓夢》寫的就是曹家乾隆初年的本事。這將觀眾或讀者引入一個極大的誤區。  最近紅樓夢學會會長張慶善先生接受《新京報》記者採訪時,講到一個現象:「為什麼《紅樓夢》談思想,談文化,談藝術性讀者就不感興趣,而"揭秘』,"探佚』,讀者就感興趣?前幾年,霍國玲的解密《紅樓夢》也影響很大,她說《紅樓夢》講的就是曹雪芹和他的情人聯合把雍正給殺了。她到北大去講座,北大的學生也很歡迎。我的一個朋友是北大的教授,他很悲哀地說他這個老師不稱職,為什麼學生連這點判斷力都沒有,要去相信這個沒有根據的東西,其實就是因為《紅樓夢》太有魅力了。每個讀者在這其中都能看到不一樣的東西,都會去做一些解讀,但這些解讀都是很個人的,這並不是做學問。」①正是這種「解讀都是很個人的」「紅學」研究,在誤導著他人。為什麼考證、探佚有這麼大的魅力,原因是很複雜的,其中與新紅學派幾位大家都以考證而聞名,也有很大的關係。著名紅學家馮其庸先生2004年9月21日在新疆師範大學的學術演講中,談到了自己的研究體會和認識過程。他說:「現在回顧,我當時的認識還是沿襲歷來紅樓夢研究者的共識,認為紅樓夢所描寫的是曹雪芹家庭的經歷和不幸遭遇,所以特別重視研究曹雪芹的家世。現在經過三十年之後,特別是我評點了紅樓夢以後,我的認識有所改變,但不是根本改變,而是覺得紅樓夢並不是曹雪芹一家人的事,也不是曹雪芹的自傳,這些都是認識紅樓夢的重要部分,紅樓夢的內容遠比這個主題深廣得多,我經過三十年的歷程,才有了這個認識。現在紅學界還有很多人認為紅樓夢主要是曹雪芹家庭的藝術化再現,我覺得這個認識只是認識了紅樓夢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不是紅樓夢的全部。」②馮先生的話非常簡明而且深刻,紅學家尚且有這樣一個艱難而長期的認識過程,更何況一般的觀眾或讀者了。劉心武先生本人是否也存在這種認識的局限性呢? 二、曹家在乾隆朝是否中興過呢?   曹家被抄以後,幾乎沒有史料可考。只能根據國內外在這方面的史學研究成果,我們對曹家在乾隆朝是否中興這一問題作出回答。  雍正五年底,曹頫因「騷擾驛站」受審之時,因曹家家人密報曹頫轉移家財,以致「龍 顏大怒」,下令抄家。雍正六年曹家離開江寧北上,自此結束了在江南長達六十年的生活。  (一)曹家回到北京  「自雍正六年回京後,既蒙雍正恩諭留有蒜市口十七間半房屋及家僕三對,一般日常生活已無虞匱乏;李氏(曹寅的妻子)與馬氏(曹顒的妻子)均是誥名夫人,其誥封非由曹頫而得,故不會因曹頫獲罪而褫去誥封;曹家孤寡又有官發銀米可領(每人每季銀四兩);其闊親戚數量又不少,當仍可維持小康生活水平,不至於陷入絕境。」③曹頫未能如期清納騷擾驛站應賠銀,按照雍正五年《大清會典·內務府六·慎刑司》的規定:「嗣後內務府佐領人等,有應追拖欠官私銀兩,應枷號者枷號催追,應帶鎖者帶鎖催追,俟交完日再行治罪釋放,著為定例。」曹頫被枷號。   曹頫戴著六十多斤重的木枷,究竟戴到了何年何月,沒有看到歷史記載。周汝昌先生說:「惟內務府檔案,涉及曹頫一門者,適自此以下遽然中斷,查抄以後之情形余不可知。」直到乾隆登基,於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三頒布恩詔:   八旗及總管內務府五旗包衣佐領人等內,凡應追取之侵貪挪移款項,倘本人確實家產已盡,著查明寬免。   據史載,雍正六年六月確認曹頫應賠銀是43032兩銀子,到雍正十三年十二月被寬免時,還欠3022兩銀子,而被「寬免」的前提是「本人確實家產已盡」。七年的時間,他只有能力「交過銀一百四十一兩」,可見曹頫此時確已無能力償還。  (二)曹家在北京是否受到親戚的幫助  劉心武先生提到了兩個人,一個是曹雪芹的祖姑夫傅鼐,一個是曹雪芹的表哥福彭。他們兩人在雍正晚年和乾隆初年都身兼要職,按理應當幫助過曹睢?  曹家回到北京,其幾位關係較近的親戚還正在得勢。曹寅的女婿納爾蘇被革職後,其子福彭於雍正四年七月承襲平郡王的封號。這是曹雪芹的表哥。另外雍正二年傅鼐為漢軍鑲黃旗副都統,不久又被授予兵部右侍郎。這是曹雪芹的祖姑父。主張曹家在北京中興的說法,重要的依據是曹家有這兩門親戚。劉心武先生便採用如是說。關於這方面的史料幾乎找不到,從老平郡王與被革職的隋赫德的關於「古董」一事中,我們可以間接地了解一點當時曹家的狀況。  曹家被抄時,將曹家的財物都賞給了繼任隋赫德。後來隋赫德因「種種負恩行為」被革職,在雍正十年(1732)前後回京,離開南京時,「曾將官賞的揚州地方所有房地,賣銀五千餘兩。」回到北京,又將「原有寶月瓶一件、洋漆小書架一對、玉壽星一個、銅鼎一個,於今年二三月間,交與開古董鋪的沈姓人拿去變賣。」此事被老平郡王納爾蘇得知,便叫自己的兒子與古董商沈四去隋家看貨。顯然這不是普通的古董交易,從老平郡王納爾蘇的心理來看,他認為隋赫德變賣的古董是他岳父的,是皇上將曹家家產賞給他的,原本就應歸還曹家。從隋赫德一方分析,他說:「後來我想,小阿哥(福彭)是原任織造曹寅的女兒所生之子,奴才荷蒙皇上洪恩,將曹寅家產都賞了奴才,若為這四十兩銀子,緊著催討不合,因此不要了是實。」後來老平郡王納爾蘇除索討古董外,又張口向隋赫德「借錢」,隋赫德先後向老平郡王家送去3800兩銀子。總之,這件事的背後,是要,還是送;是強行索取,還是鑽營巴結,都難說清楚。正如事發後審定的結果:「其中不無情弊」,一言以概之。  雍正十一年三四月間小平郡王福彭知道了此事,他與其父的做法截然相反,告誡其弟福靖:「所借銀兩務必急速清還,若不還使不得。」他又派兩個護衛到隋家,據隋赫德之子富璋交代:他們「向我父親說,你借給老王爺銀子,小王爺知道了,嗣後你這裡若再使人來往,或借給銀子,若教小王爺聽見,必定參奏,斷不輕完等語」。從福彭對此事的做法,可以看出當時朝廷對被革職圈禁、枷號等一批廢官之間的交往,頗為警惕。像這樣一件「古董」事,充其量不過是兩家各有所圖罷了,沒有太多的政治色彩。而事發後,庄親王允祿審查後所寫的奏摺為《審訊綏(隋)赫德鑽營老平郡王折》來看,朝廷甚為重視。事後隋赫德受到嚴厲的制裁,被發往「北路軍台效力贖罪。」  福彭在此事未發之前,就如此警惕是有原因的。雍正奪嫡上台,朝野非議,朋黨猖獗,令雍正十分惱火。雍正採取嚴厲的手段,打擊敵黨。他性情急躁,殘忍無情,猜忌心重。朝野上下,都怕因一件小事,惹出殺身之禍,所以福彭十分警覺。另外,他從雍正四年七月承襲平郡王封號後,一直沒有被朝廷任用,直到雍正十年正月才出任鑲藍旗滿洲都統。五月授宗人府右宗正。雍正十一年二月任玉牒館總裁,四月軍機處行走。也就是說在「古董」一事的前後,福彭才走出父親革爵革職、外祖父家被革職、被抄家的政治影響,開始得到皇上的啟用。但在他心裡不能不留下陰影,雖在位,對外祖母家給他帶來的政治影響,不會不在意。他對曹家能有多大的幫助?何況老平郡王家貴而不富,他以勢壓人,以買為名,索要古董;以借為名,索要銀子,固然看出其人之貪婪,但也透露出沒落的貴族只圖享樂,不知進取,「外面架子雖沒倒,內囊也盡上來了」,經濟情況並不是太好。  曹革成先生在《兩代「西平郡王」與敗落的曹雪芹家族》文中分析:「審富璋時,記錄下他這樣一句話:"從前曹家人往老平郡王家行走,後來沈四帶六阿哥(福靜)並趙姓太監到我家看古董』。這句話表明落魄後的曹頫仍與平郡王府聯繫。因為曹寅之妻還在世,對老平郡王來說是岳母,對小平郡王來說是外祖母。這層關係在曹寅妻活著時,會比去世後更起作用。顯然是"曹家人』向老平郡王說了隋家佔用了自家哪些物品,又從沈四那裡知道還在隋赫德手中,因此老平郡王依仗小平郡王的威勢派人索要。所以曹家人的"行走』與後來的"看古董』是一個前因後果的關係(目前從歷史檔案只見富璋這一句話,肯定當時會有詳細的交代記錄)。如果不是這種前因後果關係,富璋冒出這麼一句不是節外生枝嗎? 整個事件另一個後果,則是暴露了平郡王府與革職抄家的曹寅家族的往來關係。估計此事後,曹頫家人更不便往郡王府"行走』。而福彭七月已在西部從軍,更顧不上曹家了。 按理,曹頫家族可能會得到福彭、曹頎、曹宜等親族資助,然而事實說明並非如此。曹頫在雍正十三年十二月,最後的欠款3022兩銀子被朝廷"寬免』,沉重的還款重負最終脫去,但"寬免』的前提是"本人確實家產已盡』。雍正六年六月確認曹頫需賠銀43032兩銀子,七年過去他只"交過銀一百四十一兩』,可見曹頫此時已到了"寒冬噎酸,雪夜圍破氈』的境地。」

  (三)雍正六年至乾隆初年曹家徹底敗落

  美國歷史學家史景遷說:「經由這場變故,曹頫在歷史上就此消失。但到乾隆初年,曹家顯然得到了寬宥。曹宜,這位曹寅最小的弟弟還活著,並且擔任護軍參領兼左領,他的先人也得到追贈的榮譽。1735年的一份詔令追封曹家興盛的奠基人、曹寅的祖父曹振彥為二品資政大夫;曹振彥的兩位妻子受封二品夫人。或許也就在此時,曹頫被授予內務府員外郎的小官職。然而,曹家沒有能獲得長久的復興,因為沒有承擔更高的職位了。曹家的運氣繼續下墜。1745年,曹寅的孫子曹雪芹困居北京西郊,開始寫小說。 《紅樓夢》第十三章,曹雪芹借一位婦人說道: 如今我們家赫赫揚揚,已將百年,一日倘若樂極悲生,若應了那句「樹倒猢猻散」的俗語,豈不虛稱了一世的詩書舊族了?  曹家在乾隆朝能否中興,一個關鍵的問題是:曹頫能否復職。目前沒有找到確切的證據證明此事,上面引證的美國學者史景遷的一段論述中曾提到:「在乾隆初年,曹頫被授予內務府員外郎的小官職。」這是一個間接證據,是他從周汝昌先生《紅樓夢新證》中轉引過來的,而這條史料別無其他史料佐證,可能是周先生根據當時的政治背景(乾隆初年政治上有所寬鬆,對雍正處理的人和事有所糾偏),而推理出來的,仍難肯定真實性。 三、曹家敗落的主要原因   從我們對曹家家世的剖析,發現曹家的衰敗是一個漸變的過程,不排除曹家的敗落有政治的原因,但也不能簡單地概括為雍正上台,皇室操戈,殃及近臣。把眼光投向外部的原因,認為皇權的更迭是曹家敗落的原因。或者直接歸結為經濟的原因;或者簡單地說是騷擾驛站等原因。總是用單一的致敗因由去解釋複雜的社會現象。百年望族曹家的敗落有一個歷史的演變過程,大體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自康熙後期至雍正元年。具體地說,曹家致命的厄運,是從曹寅兼理鹽政開始。四次接駕,皇室靡費,權貴勒索;家族享樂,開支過大,入不敷出。從此越陷越深,不能自拔。而康熙晚年接連將十幾歲的少年,毫無官場和辦事經驗的曹顒、曹頫放在織造的位置上,儘管這其中含有康熙的苦心,想方設法將曹家的虧空補上,不給他人留下口實,但實際上反使曹家在這根繩索上越系越緊。 第二個階段是自雍正二年至乾隆初年。下面我們從三個方面分析:

(一)曹頫辦事不慎,觸怒雍正,招致厭惡

雍正二年(1724年)正月,一開始雍正並沒有把他與李煦一起治罪,而是允許他將虧空分三年還完。曹頫感激涕零,在謝恩奏摺中,他向雍正表白說:「務期於三年之內,清補全完,以無負萬歲開恩矜全之至意。」雍正硃批:「只要心口相應,若果能如此,大造化人了。」而過了不到幾個月的時間,雍正的態度大變。雍正處理政務非常精細,不放過一個罅隙。甚至是在小事上大做文章。我們從雍正二年曹頫的幾個奏摺上,便可以看出雍正帝態度的變化。 雍正二年八月初八日,曹頫上折祝賀大將軍年羹堯凱旋而歸,極盡讚美之辭:「善繼聖祖未竟之志,廣播荒服來王之威」。雍正硃批:「此篇奏表,文擬甚有趣,簡而備,誠而切,是個大通家作的。」 雍正二年五月初六,曹頫奏江南蝗災和米價折,本來是一般性的彙報,況且與曹頫織造府沒有關係,雍正卻無端指責他:「蝗蝻聞得還有,地方官為甚麼不下力撲滅?二麥雖收,秋禾更要緊。據實奏,凡事有一點欺隱作用,是你自己尋罪,不與朕相干。」雍正帝性格剛毅而又急躁,不容別人對他半點欺瞞,可能售賣人蔘一事引起雍正帝的懷疑,在這提出來,訓斥曹頫「欺隱」。 雍正帝對曹頫的態度越來越差,從雍正二年冬到五年正月,兩年的時間已發展到討厭曹頫的地步,開始在枝節問題上大做文章。如雍正四年查出江寧織造送來的綢緞有「粗糙輕薄」的,雍正嚴辭批到: 曹頫現在此地,著將曹頫所交綢緞內輕薄者,完全加細挑出交伊織賠。倘內務府總管及庫上官員徇情,不加細查出,仍將輕薄綢緞存庫,若經朕查出後,則將內務府總管及庫上官員決不輕輕放過也。⑥

(二)同僚讒言,曹頫革職

曹頫已處於劣勢,這時候不管有意還是無意的閑話、讒言,都會給曹頫帶來意想不到的災難,猶如雪上加霜。深受雍正信賴的噶爾泰,於1724年被任命為兩淮巡鹽御史,擔任此職直到1729年,期間他對江南官員行為的考察,秘密向雍正奏報。雍正五年正月(1727年2月8日)《兩淮鹽政噶爾泰為訪得揚州知府呂大雲及曹頫等人居官情形事奏摺》: 訪得曹頫年少無才。 硃批:原不是一個東西。 人畏縮,織造事務俱交與管家丁漢臣料理。奴才在京見過數次,人亦平常。 硃批:豈止平常。 從這個奏摺的批示來看,雍正帝已十分嫌惡他,曹頫的革職只是早晚的事情。 雍正五年,塞楞額參劾曹頫騷擾驛站。其實,事情並非「騷擾」,從塞楞額的奏疏及曹頫等人的供詞可知,織造督運於勘合外多加夫馬,歷來是由織造官員與沿途州縣協商而定,相沿已久,非曹頫違例多索。塞楞額本人也認為曹頫等人多索夫馬銀兩,應於勘合內適當議加夫馬數額,而並沒有指責曹頫「騷擾驛站」。 塞楞額的奏疏於十一月二十四日發出,十二月四日雍正帝批到: 朕屢降諭旨,不許欽差官員人役騷擾驛遞。今三處織造差人進京,俱於勘合之外多加夫馬,苛索繁費,苦累驛站,甚屬可惡!……織造差員現在京師,著內務府、吏部將塞楞額所參各項嚴審定擬具奏。⑦ 本來這類的事是地方和欽差之間的矛盾,依照實際情況定出合情合理的標準就罷了。怎麼會引起「聖上」的大怒呢?關鍵在於雍正帝厭惡曹頫已久,只不過沒有抓住茬口。現在利用這個機會,毫不留情地予以打擊。十二月十五日將曹頫革職。 (三)兄弟不和,引發告訐,遭致殘酷打擊 兄弟不和是曹家徹底敗落的重要原因。曹璽有兩個兒子,曹寅是其妾顧氏所生,次子曹宣是孫氏,即康熙保姆一品夫人所生。因曹寅天賦極高,博學多才,又做過康熙的伴讀,其母雖為妾,但其舅顧景星卻是名滿天下的大學者。由於這些原因,曹璽去世後,康熙命曹寅繼任江寧織造。這在世俗的觀念看來,違背了封建時代嫡傳子的傳統,無形之中使曹寅與曹宣母子產生了矛盾。 曹寅死後,在繼嗣的問題上,康熙知道曹寅兄弟不和,特在批示中提到這一點:「著內務府總管去問李煦,務必在曹荃(曹宣)之諸子中,找到能奉養曹顒之母如同生母之人才好。他們兄弟原也不和,倘若使不和者去做其子,反而不好。」⑧從曹宣四個兒子中挑選出曹頫繼嗣後,曹頫與他的三個哥哥又產生矛盾。朱淡文先生對此作了深入的剖析:雍正六年六月,審理達七個月之久的騷擾驛站案結案,曹頫革職,應賠銀四百四十三兩二錢。時曹頫在北京和江南地區的產業人口均已賞給了隋赫德,故已「無銀可賠、無產可變」好容易東拼西湊交納了一百四十一兩,尚欠三百兩有零,於是按枷號追賠,到次年七月仍在枷號之中。看來在「百年望族」的曹氏家族之內,竟沒有一個人願意慷慨解囊,救援曹頫,與當年曹寅動輒以千金助人之豪舉簡直無法相比。 接著又有曹家家人密報「轉移家財」、「將家中財物暗移他處」,聞此「龍顏大怒」,「有違朕恩,甚屬可惡」。密報者為誰?雖不可知,而從雍正帝將曹頫之「重要家人立即嚴拿」、「家人之財產亦著固封看守」,可知密報者一定是曹氏家族的成員。雍正帝於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下達抄家上諭: 奉旨:江寧織造曹頫,行為不端,織造款項虧空甚多。朕屢次施恩寬限,令其賠補。伊倘感激朕成全之恩,理應盡心效力;然伊不但不感恩圖報,反而將家中財物暗移他處,企圖隱蔽,有違朕恩,甚屬可惡!著行文江南總督范時繹,將曹頫家中財物固封看守,並將重要家人立即嚴拿;家人之財產,亦著固封看守,俟新任織造官員綏赫德到彼之後辦理。伊聞知織造官員易人時,說不定要暗派家人到江南送信,轉移家財。倘有差遣之人到彼處,著范時繹嚴拿,審問該人前去的緣故,不得怠忽!欽此。⑨ 導致雍正帝「龍顏大怒」的必欲查封曹頫家產的表層原因,是「有違朕恩,甚屬可惡」。說起來江寧織造虧空帑銀,雍正帝「屢次寬限,令其賠補」,而曹頫不知悔改,「將家中財物暗移他處」,懲罰他也在常理。但是對於在康熙朝炙手可熱的曹家,雍正帝會因為這些事情做出如此重大決定嗎,歷史現象的背後往往隱藏著不可告人的心理動機,曹頫在多次受到雍正的指責後,是否由於到處請託,引起雍正帝的猜忌,被視為攀援結黨,正如所說「壞朕聲名,朕就要重重處分,王子也救你不下了。」這才是問題的結症。 四、《紅樓夢》文本是如何反映賈府由盛而衰的過程的  《紅樓夢》創作中以曹家家世為素材的來源,已是不爭的事實。但經過曹雪芹的「傳神之筆」,來自曹家的素材已經在虛構中變形與重組,因此,生活的原型與小說內容之間不存在對照和坐實的關係。它所涵蓋的不是一個「曹家」,而是像「曹家」那樣的無數個封建貴族之家的典型概括。小說敘事情節的素材有來自曹家的,也有可能來自曹家的姻親李煦家、平郡王家、福彭家等,甚至一般貴族家庭的生活素材。因而,對曹家家世研究只能用來探索《紅樓夢》是如何運用這些素材表現賈府衰亡史的,曹雪芹是如何進行藝術構思的。下面從《紅樓夢》的描寫中看一看它是如何反映賈府衰敗的。  賈府的衰敗是《紅樓夢》一條重要的意脈,曹雪芹採取兩種敘事手段:一是前五回通過三個過場人物甄士隱、賈雨村、冷子興,在他們凝縮的人生體驗中,顯現對以賈府為敘事中心的廣闊社會生活的概括,勾勒了賈府百年衰敗的歷史背景,展示了一種原生態的社會。二是從第六回沿著賈府的衰敗這條意脈,進入寫實的描寫。  (一)甄士隱是賈府悲劇的縮影  《紅樓夢》開篇寫了一個過場人物甄士隱(真)家的悲劇,象徵了賈(假)府的衰敗。真亦假,假亦真。甄士隱是一個財主,逍遙自在,不求功名。他尊重友誼,樂於助人。中秋佳節他想的不是自己一家人共賞明月,而是到葫蘆廟去,把落魄潦倒的賈雨村請來,共度團圓之節。還解囊相助,使賈雨村擺脫窘況,進京考試獲取功名。這樣的人既不結怨於他人,又不給他人帶來任何的不幸,但是社會卻並不因他有美好的品質而給予他很好的回報「葫蘆廟炸供」起火,甄士隱的家被付之一炬,只得到田莊岳父家去寄住。又「偏值近年水旱不收,賊盜蜂起,官兵剿抄,田莊上又難以安身」。岳父封肅(風俗)騙去了「狼狽而來」的女婿僅有的銀子後,對女婿當面羞辱,背後指責,使得甄士隱貧病交加,想苟且偷生都不能。社會的混亂、動蕩和黑暗奪去了他的女兒,燒毀了他的房子,搶走了他的田莊,打破了他平靜的生活。  甄士隱經濟的破敗,精神的崩潰,一開始就為《紅樓夢》悲劇定下了基調。跛足道人的《好了歌》所提到的功名、金銀、姣妻、兒孫這四項是世俗社會人生普遍的追求。所以它不是某一個人的人生體驗,抒發個人的情懷,而是從全知敘事視覺出發,跨越了時空,涵蓋了過去、現在和未來作出的總的概括,是對現實的警示和對人生的點悟。  1人生體驗的高度概括  生而為人,其需之多,幾乎不可窮盡,但人生最基本、最重要的就是孟子所說的:「食色,性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矣。」傳統社會人生最大的事情是成家立業;最大的歡樂是闔家團圓;最要緊的事是養兒育女。窮年累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因而,他們羨慕神仙,所謂「世人都曉神仙好」的「好」,是世俗之人的理解;而神仙所說的「好」,是與塵世「功名」、「金銀」、「姣妻」、「兒孫」的無緣。至於「了」,是對世俗情慾的了斷。這在世俗社會是很難做到的,人們即使擁有豪宅、田園、金銀、珠寶、權位、名譽、嬌妻、美妾、子孫等,但還想過得更好,就拚命去升官發財,傳統的中國社會裡幾乎都是圍著這個軸心運轉的,這是不可窮盡的追求。  2四個「忘不了」中的「金銀忘不了」,是其他「忘不了」的基礎  金銀是衡量一個家族或者一個人社會地位的坐標,《護官符》說到賈、史、王、薛四大家族的權勢,巧妙地用「白玉」、「珍珠」同金銀並列,來顯示他們的財大氣粗。正是有了這樣雄厚的金銀家底,才使他們成為赫赫揚揚的百年望族;相反也正是由於經濟上的揮霍,入不敷出,金錢拮据,才使他們不可一世的家族敗落下來。  3《好了歌》及「注」是賈府衰敗史的「文眼」  曹雪芹那傳神的文筆,從枝枝葉葉伸展開來,寫了老樹千枝的賈氏家族的蕃衍、糜爛和潰敗;從一呼一吸穿透出去,寫了一源萬脈的家族派系的殘暴和貪婪;從一生一死鋪展過去,寫了這個以血族關係為基礎的社會結構里新的人性、新的成分的出現和抗爭,以及與舊的禮教、宗法、權勢的不相容。  (二)冷子興演說賈府:勢——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形——百足之蟲,死而不僵。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是從「如今的這榮寧兩府也都蕭條了,不比先時的光景」話頭開始的,為一部大書的內容定下了一個基調:「末世」二字既是對當時整個封建社會所處歷史時期的一種形象而深刻的總結,也是對小說所寫賈府的最鮮明特點的概括。《紅樓夢》是寫賈府的衰敗史,不是寫興衰史,不這樣認識我們就不能正確理解第六回以後全書敘事結構的演化,所描寫的賈府內主子之間的嫡庶之爭、婆媳之爭、房族之爭、主子與奴僕之間的錯綜關係;統治者正統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與年輕一代的衝撞與反抗,都裹攜在大大小小的生活事件之中。  (三)林黛玉的眼睛看到了賈府深藏的一面  黛玉進賈府,隨著她的目光從榮國府的外景漸進到內部的格局,從賈母、賈赦、賈政、王熙鳳三代四個人居室的位置,就可以窺見這個「鐘鳴鼎食」的封建大家庭里存在著與封建秩序極不相協調的現象。長子賈赦雖因「皇恩浩蕩」而襲爵一等將軍,但在家族內部卻居於「必是榮府中花園隔斷過來的」別室。次子賈政卻居於榮府「四通八達軒昂壯麗」的正室,黛玉抬頭看見皇上親賜「榮禧堂」橫匾。王熙鳳是賈璉之妻,理應隨公婆賈赦、邢夫人住,但她卻遠離她的公婆,住在榮府中賈母院之後、王夫人居室之側,三人構成一種鼎足之勢。這潛在地傳達一種信息:賈府里掌權的是賈母、王夫人、鳳姐這一派,而且孫媳婦輩的鳳姐得寵尤其顯赫。榮府房屋院宇的平面示意圖,化成了人際關係立體圖;靜態的物質環境,變成了動態的社會角色;不會說話的建築物,變成了有個性的居室主人內心世界的寫照,呈現出長房失落、次子掌權的內部關係。讀者的視野隨林黛玉的目光察覺到這個封建家族內部不可避免的房族之間的矛盾和衝突,感受到這個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蟲」散發出的氣味。 《紅樓夢》從第六回開始寫賈府走向衰敗的脈絡和態勢。  (一)第六回至第十八回描寫賈府恣意揮霍造成的盛事  秦可卿出喪是白事,賈元春省親是紅事。這一喪一喜,一白一紅,都是中國封建時代最為人們看重的大事,因而著力描寫賈府恣意揮霍造成「烈火烹油,鮮花著錦」之盛,實質上豪奢已為日後經濟上的破敗埋下了潛在的禍根。  賈府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衝突,總起來說可以分為兩大營壘:一派是以掌權的賈政、王夫人為首,包括鳳姐、薛家母女,並有賈母的支持;一派是賈赦、邢夫人為首,包括寧國府尤氏、以及趙姨娘等,代表了不掌實權一派的利益。賈府上下,從封建家法家庭的寶塔頂——賈母,直到他們的親信奴才,都被捲入到這兩大營壘互相爭鬥的漩渦之中,鬥爭的焦點,都是爭奪賈府的財產和權力。  末世榮國府的衰敗始於經濟,終於政治,寧國府亦然。雖然榮國府家政管理上弊端種種,不能全靠鳳姐管理的才幹而扼制,但也不會因其一人的貪婪錢財而掏空了這座大廈的牆基。賈母、賈政、王夫人都插手管理過但又都沿著貴族因循守舊的辦法,只知享樂,不知經營。興建元妃省親別院耗盡了榮國府百年的積蓄。再從管理者來看,王夫人認親不認賢,對外管理田租的是自己的陪房周瑞,他卻長期貪污榮國府田租;對內依靠的是自己內侄女王熙鳳,進賈府不到十年其私儲竟高達十萬兩銀子,比賈母還多七八倍。  (二)《紅樓夢》第十九回至第五十三回描寫了賈府鐘鳴鼎食與內囊盡上  這一部分的敘事內容與前面有很大的不同,沒有像秦可卿出喪、賈元春省親這樣大起大落、紅紅火火、熱熱鬧鬧的事件描寫,而通過吟詩作詞、吃喝玩樂、家長里短的生活瑣細,反映了賈府還是鐘鳴鼎食的氣象,「外面的架子雖沒倒,但內囊卻盡上來了」。經濟的困頓、禮教的鬆弛、矛盾的激化等等,正動搖著賈府這幢封建的世襲大廈。  「內囊」指的是家財和資產。賈府的經濟狀況是進的少,出得多,日漸衰落。第五十三回寧國府正忙著過年的時候,黑山村的庄頭烏進孝給賈珍交租,這張租單分為兩部分:一是貨幣地租:2500兩銀子;另一是實物地租:糧食、柴炭、各色山珍海貨。  賈珍看了這張交租單很不滿意,感嘆地說:「這真是叫別過年了。」當烏進孝說到榮府那邊收租狀況也是如此,賈珍又感慨到自己這邊只是日常用費,而榮國府那邊「這幾年添了許多花錢的事,一定不可免是要花的,卻又不添些銀子產業。這一二年里賠了許多,不和你們要,找誰去?」  王熙鳳是榮國府的理家人,對此看得很清楚。《紅樓夢》第五十五回寫鳳姐小產了,不能理事,讓李紈協理、探春幫助。鳳姐下台,小產只是個表面原因,真實的原因,鳳姐對平兒講過:一是經濟上虧空,出得多進得少,這個家當不了;二是家族內部的矛盾,榮國府長房、二房之間的房族之爭,趙姨娘最恨鳳姐,總想置鳳姐於死地,這是嫡庶之爭。鳳姐周旋其中,得罪人多,同情她的少。  (三)《紅樓夢》第五十四回至第七十八回描寫了賈府用度緊巴,煩事疊起  這一部分描寫大觀園風波漸起,趙姨娘鬧事、司棋鬧廚、薔薇硝、茯苓霜事件、尤二姐之死、抄檢大觀園,悲涼之霧瀰漫賈府。探春有一句話可以作為總結:「可知這樣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這可是古人說的,"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必須先從家裡自殺起來,才能一敗塗地呢!」賈府內部的矛盾和鬥爭正是走向衰敗過程的必然反映。  第七十一回寫司棋鬧廚,這件事情雖然很小,但很典型地反映了榮國府經濟崩潰的形成原因,暴露了管理體制上的問題:大鍋飯。司棋鬧廚只是賈府管理體制中濺出的一個小水花,隨著賈府經濟的拮据,問題越來越多。  (四)《紅樓夢》第七十九——九十八回描寫賈府進入多事之秋  風雨飄搖中的貴族之家——薛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迎娶夏金桂、金桂鬧家、薛蟠命案;賈府一事未了又多一事:迎春誤嫁、妙玉懷春、刁奴惡鬥、司棋之死、水月庵風流案;王家則是:頂樑柱坍塌了、元妃之死、王子騰之死;甄家被抄。  (五)《紅樓夢》第九十九——一百二十回描寫賈府被抄,家運衰敗  圍繞典型人物寶玉的婚事和出家,鳳姐身衰力拙失人心這兩條敘事線索,展現了一系列死喪事件:賈母之死、迎春之死、鴛鴦殉主、司棋殉情、趙姨娘暴死,以及鳳姐之死;展現了一系列破敗風波:寧國府被抄、妙玉被劫、惜春出家、狠舅奸兄賣巧姐等,形象地再現了以賈府為中心的四大家族,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其中賈府被抄是貴族家運衰敗的標誌。小說的結尾雖然出現「沐皇恩,復世職,家道復初」迴光返照的局面,但畢竟「落花流水春去也」。  上面的敘事,俞平伯先生曾用列表,說明賈氏家族衰敗之原因:  A急劇的 甲抄家…(外禍)  乙內殘…(內亂)  a排場過大賈氏衰敗  B漸進的丙枯乾 b子弟浪費  c為皇室消耗  俞平伯先生的這張列表極其精闢地點透了《紅樓夢》賈府衰敗的根由,它完全不同於曹家家事,但我們從來不否認曹雪芹的創作有賈家衰敗的現實依據。  ① 《新京報》2005年11月17日②《新疆師範大學學報》2005年,第三期③ 朱淡文:《紅樓夢論源》,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④⑤⑦《紅樓夢新證》,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⑥⑧⑨《關於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中華書局1975年。

第十一章 劉心武對周汝昌的承繼與發揚

  學術史上常常出現一個共生的現象,圍繞著學術大家,形成一個個學術流派或學術團體,他們有的是師承關係或地緣關係;有的是學術方向或研究方法相近具有共同的特徵。當我們全面審視劉心武先生「紅學」研究的說法時,發現其基本的學術傾向和許多觀點,可以說源於周汝昌。特別是90年代以後,他們由於共同的學術傾向,有了彼此的交往,促進了學術交流。  劉心武先生自己也曾深情地談到周先生對他的影響:「四十三年前所買到的那本《紅樓夢新證》,現在竟還可在我的書櫥中找到。……  20世紀80年代初,我買到了周先生增訂過的《紅樓夢新證》,如饑似渴地一口氣讀完。……十二歲翻閱過《紅樓夢新證》後,開始模模糊糊地知道,《紅樓夢》不僅可以捧讀,而且可以探究,但我自己真正寫出並發表關於《紅樓夢》的文章,卻是90年代初,五十歲時候的事了。……將"秦學』的探佚心得寫成了中篇小說《秦可卿之死》與《賈元春之死》……萬沒想到的是,我這個學養差的門外漢所弄出的這些文字,竟引起了周汝昌先生的垂注,他不僅撰文鼓勵、指正,通過編輯韓宗燕女士的穿針引線,還約我晤談,並從此建立了通信關係,與我平等討論,坦誠切磋,他的批評指正常使我在汗顏中獲益匪淺,而他的鼓勵導引更使我在盎然的興緻中如虎添翼……」①  周汝昌先生以《紅學——沉滯中之大突破》為題,對劉心武先生的紅學研究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他說:「前幾年,忽有作家劉心武先生對秦氏之死提出了他自己的新見解。……  去年,劉心武先生從清初人王漁洋的記載中見到康熙太子胤礽的對聯,感到風格與《紅樓夢》中聯語有其近似處。在他的啟示下,我立刻想到"榮禧堂』御筆大匾之下,一副對聯從聯文到署名,可斷為即系胤礽的藝術造影。大匾是皇帝御筆,字是"赤金』,而聯字則是「鑿銀」,正點醒這是皇帝和太子的規格。……  於是,劉心武先生之說得到了新的支持點。他進而推斷:可卿(原型)是胤礽家之女,因勢敗變名隱匿於曹家(即賈家)。  我亦大悟:曹家之遭禍,全由胤礽及其長子弘皙與雍、乾兩朝的政爭而受到了株連。……  ……二百多年的紅學,直到今時今日,這才有了一個新"啟』點,也是新"起』點。此點若繼續深入研考,就會成為久已沉滯、久乏光彩的紅學上的一個極有價值的重大突破。」②  劉心武對周汝昌學術造詣的崇拜之情,周汝昌先生對劉心武學術探佚的評價之高,都源於對《紅樓夢》研究的學術觀點相同,探佚方法相近。都是為了還原《紅樓夢》的曹家本事,追尋《紅樓夢》的原本真貌。 一、劉心武對周汝昌考證觀點的進一步發揮  劉心武的《紅樓夢》講座和著作談到的關於曹家本事與清代史實的主要觀點,都出自周汝昌《紅樓夢新證》的考證,並在此基礎上進行創造性的發揮,例如曹雪芹的生年、曹家中興說、弘皙逆案,並以這些觀點作為「歷史依據」,想像、推理,進而建構「秦可卿故事新編」。現將周汝昌的學術觀點與劉心武的解說對照,不辯自明。

1關於「曹家中興」說

曹家在乾隆朝「中興」說,最早出自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這是周汝昌學術體系中的核心觀點,因為他紅學考證的重點,是曹雪芹的家世和作者的生平事迹。關涉到了曹雪芹的生年,曹雪芹少年生活經歷的繁華是否在北京,大觀園的原型是否也在北京等一系列的問題,也是紅學界爭論不休的問題。劉夢溪先生說:「總的看,考證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周汝昌頗多真知灼見,於版本、於脂批、於文物,雖不乏創見,但主觀臆斷成分經常混雜其間,減弱了立論的說服力。」③ 余曾謂以乾隆嗣位為樞紐,曹家一脫前此之罪累,又得數年「中興」。有人頗不以為然,謂曹氏「中興」說出余「製造」。觀本年事實,罪狀既得赦免,虧項亦在寬逋。曹家為內務府員,例得起用。其親戚又皆煊赫一時。此而不曰「中興」,不知如何始為「中興」?史跡載在檔書,以「製造」相責難者,其更考焉,或別有反證,未可知也。 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丙辰 曹頫官內務府員外郎。曹雪芹十三歲。 一七三七乾隆二年丁巳 曹雪芹十四歲 傅鼐先是為內務府總管,至二月,授滿洲正藍旗都統。 一七三八年乾隆三年戌午 曹雪芹十五歲 正月,傅鼐以誤舉參領明山事得罪,革職;尋入獄;病卒於家。 一七三九年乾隆四年已未 曹雪芹十六歲,家重遭鉅變。④ 周汝昌關於「曹家中興」說,還在他的其他著作中也作了同樣的表述,如《曹雪芹小傳》「百足之蟲」這一章: 雍正做皇帝做到第十三個年頭的八月間,忽然「駕崩」(傳說是被死仇的後人暗殺了),他的第四子弘曆繼位,是為乾隆帝。這個新皇帝上來後,又給曹家帶來了新的命運。 …… 新皇帝即位,照例要有「覃恩」,普遍的封賞和赦宥,示慶賀,買人心。因此在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三日,曹雪芹的高祖曹振彥(曹世選之子)得誥封為資政大夫(二品的虛銜等級),原配歐陽氏、繼配袁氏得封為夫人。由於這份誥命,我們得知曹雪芹的一位叔祖曹宜尚在,官職是護軍參領兼佐領、加一級(是正白旗包衣第四參領兼第二旗鼓佐領)。「覃恩」誥封雖然只是一種官樣刻板文章,但是也說明了此時曹家早已解除了政治犯的罪名,家裡還有作參領(從三品)的家長或族長,祖宗裡面除了曹璽本來是一品尚書的封誥外,又有了二品的高級封誥。曹雪芹的父親曹頫,此時似乎也已作了內務府的員外郎。…… 所有這一切,都給我們提供了線索,使我們看得出,曹家的敗落並不是從雍正六年就直線發展下來的,他家在新皇帝嗣位的政局下又曾稍稍「中興」,至少達到了恢復「小康」局面的地位。那時曹雪芹大約正是十三歲左右。⑤ 對於周汝昌先生提出的「曹家中興」說,劉心武先生幾乎合盤採用,並用更通俗的語言加以表述: 一般人都知道康、雍兩朝交替後,曹家很快敗落,抄家被逮,戴罪還京,曹頫被枷號,李氏等少數家屬只得蒜市口一17間半小院居住,僕人則只剩三對,曹雪芹幼年時代是很窮窘的。但一般人又很少知道,到雍正暴薨、乾隆繼位後,新皇帝實行「親親睦族」的政策,先撫平雍正朝皇室骨肉相殘留下的傷口,又對在雍正朝的權力鬥爭中被牽連的官員大都予以寬免,曹頫的罪名以及虧空欠款也就在這樣的政策下都一風吹了,並重被內務府敘用,而那時曹雪芹的姑母的兒子也就是他的表哥平郡王福彭,甚得乾隆優寵,居高官,住華府,有權有勢,因此已到少年時期的曹雪芹,很過了幾年舒適自在的生活,並有機會到比自家更優裕的王府中觀察體驗,也就是說,並不是像有的人估計的那樣,似乎曹雪芹從幼年起就一直與富貴人家公子生活無涉了。⑥ 「曹家中興說」並不僅僅是一個論點的提出,周汝昌先生學術考證帶有體系的特點。也就是說「曹家中興說」並不是孤立的,它與曹雪芹的生年、弘皙逆案、二次抄家這些考證都是相連的。因為周汝昌先生主張「甲辰說」,即曹雪芹生於雍正二年,以此推理,那麼乾隆元年他十三歲。曹家中興,他才能歷練繁華;曹家遭故,他才能歷經苦難。這大喜大悲、大榮大枯、大起大落的巨大落差,才使曹雪芹面對社會與家庭、時代與人生、禮教與人性這些重大的命題。也許這正是周汝昌先生用零碎的史料,鉤沉出幾個歷史事件的心理動機。考證與想像在周先生的思維中齊頭並進,互相激發,以達到自圓其說的目的。「曹家中興說」因為缺乏史證,在學術界不為大多數學者認可,劉心武先生將周先生這一學術觀點故事化,用文學的想像去彌合學術上難以自圓其說的一面。 2曹雪芹的生年  曹雪芹的生年,學術界主要有兩種看法:一是「乙未」說,公元1715年,即康熙五十四年;一是周汝昌先生主張的「甲辰」說,公元1724年,即雍正二年。那麼這兩種說法有什麼本質的差別呢?按照「乙未」說,曹雪芹在雍正六年曹家被抄離開南京時,已是十三歲的少年了。「秦淮舊夢」給他留下了刻骨銘心的印象,他創作《紅樓夢》時,是以江南的曹家為素材的來源。按「甲辰」說,曹雪芹生於雍正二年,抄家時他只有四歲,不可能在他心中留下當年繁華的印記。只有在乾隆朝曹家二次中興,他才能趕上好時光,或到親戚家平郡王府親歷繁華盛事。因此他創造《紅樓夢》的那個賈府,便是以北京的曹家為依託。周汝昌先生堅持「自傳」說,把曹雪芹生年和書中的賈寶玉生年相比照,假如曹雪芹生於雍正二年,那麼乾隆元年他正好十三歲,而且是生活在北京。這是貫穿周汝昌先生整個《紅樓夢》考證中的一個時間坐標。下面看一下他的論述:  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來這日未時交芒種節。是日黛玉「泣殘紅」——鳳仙、石榴等各色落花。  按殿版萬年書,乾隆元年丙辰:「四月小,二十六日庚寅,亥初一刻四分芒種」普通遇節氣,無人細記時刻,只記日期,「未時」雲者,殆雪芹隨手拈來補足之語。⑦  幾十年以後周汝昌先生依舊堅持此說,在《紅樓小講》說:「至於寶玉為什麼單單生在四月二十六芒種節?這就牽涉著歷史事實了:原來那日那時,正是雪芹的生日。」並用注的方式講述他對此的發現和考證:  我用曆法細推時,發現了一個極大的奧秘:自從雍正二年雪芹生辰的閏四月二十六日往後看,次年正四月二十六日為芒種日(已見正文所敘)。此後,再無四月二十六與芒種相疊合的巧例,——直到乾隆元年,這個重要年頭的四月二十六日,恰好又巧值與芒種節交會!因此在雪芹來說,乾隆元年的四月二十六芒種節是他自己的一個特大紀念日(中經家世巨變)!我在四十年前推斷第二十七回所寫,乃是乾隆元年的事,也是有人嘲笑過的;但使嘲笑者驚訝的是,我的推斷到今日卻獲得了確證!⑧  劉心武在講到這個問題時,直接點明「周先生關於曹雪芹年齡和生日的推算,您可以去讀他的著作,我這兒借用他的學術成果」。並做了詳細的解說:  什麼日子呢?就是四月二十六日。作者就很明確告訴你,這一年的四月二十六日是芒種節。我們都知道,每年的二十四節氣,並不都在同一天里交那個節氣,有的年還會是閏年,同一個節氣,相近的各年日期會差很多天。二十四節氣有一個芒種,曹雪芹就在書里告訴你,他所寫的這一年就是四月二十六日交芒種。那麼你去查《萬年曆》,乾隆元年就是四月二十六日交芒種。這不是巧合。再加上有的紅學家,比如像周汝昌先生他就考證出來,實際上四月二十六日就是曹雪芹的生日!作者之所以這麼鄭重地來寫這一年的故事,就是因為那一年他十三歲了,關於那段時間他的記憶是最完整的,而且這一年生活是最美好的,所以他鉚足了勁來寫這一年的故事。《紅樓夢》里多次明寫暗表,賈寶玉在那些情節中,是十三歲。例如第二十三回,寫賈寶玉住進了大觀園怡紅院,就寫了幾首詩,抒發他四季里快樂閑適的生活。在敘述文字里,曹雪芹就這樣寫道:「因這幾首詩,當時有一等勢利人,見是榮國府十二三歲的公子作的,抄錄出來各處稱頌……」又如第二十五回,寫賈寶玉和王熙鳳被魘後奄奄一息,一僧一道忽然出現,來解救他,癩頭和尚把通靈寶玉擎在手上,長嘆一聲道:「青埂峰一別,展眼已過十三載矣!」都是表明書里的這位主人公落生十三年了。  3弘皙逆案  周汝昌先生在《紅樓夢新證》對弘皙逆案作了詳細的匯錄,大都是乾隆對人的評論,未有「逆案」的經過。史書未有明確的記載,他說:「雖然由於文獻缺乏,我們對曹家再次慘遭徹底毀敗的直接的、確切的案由一時無法列舉,因而不能不用間接而曲折迂迴的辦法來窺測,但曹家最後一次的巨變顯然是和這類案子里的下層人物、邊沿關係有了株連,其他原因,是否還有,尚待深入研討。」  關於「弘皙逆案」,周汝昌先生在《曹雪芹小傳》「再遭巨變」中作了描述:  曹雪芹在「小康」復甦的家庭中的生活,並沒有維持多久,就告了結束。曹家又經歷了另一場變故。由曹雪芹後來的處境來看,這場變故似乎更突然,更巨大,使他家破敗得更徹底。  ……到乾隆四年,以弘皙為首的「逆謀」案件便發作了。  現在所能知道的情況是:四年十月,宗人府議奏「庄親王允祿(雍正之弟,乾隆之叔)與弘皙、弘昇、弘昌、弘皎等結黨營私,往來詭秘」,請將庄親王允祿及弘皙、弘昇俱革去王爵、永遠圈禁,餘人亦都革爵。  ……  曹雪芹家,從雍正末年,經過乾隆改元一段時間,大約維持了為期五年左右的小康局面,到此遂再次、也是最後的宣告徹底敗落。⑨  劉心武先生在《紅樓望月》「月色凄迷」和《劉心武揭秘〈紅樓夢〉》「日月雙懸之謎」和「秦可卿原型大揭秘」都談到了「弘皙逆案」,至此,這段未有明確的史書記載的事情,被他當作一個歷史事件來講述:  ……  胤礽在王位繼承中落敗後,康熙另外的兒子們展開角逐,最後是很多人沒有想到的雍正得到了寶座,胤礽死在雍正二年,他死後,他的兒子弘皙被以理親王的身份移出宮去,安排在現昌平區的鄭家莊居住。雍正原以為弘皙不過是「死老虎」的弱後代,集中精力去對付其他政敵,誰知曾被康熙喜愛的弘皙卻以「嫡王孫」自居,在雍正暴薨、乾隆繼位後,竟圖謀政變,他在鄭家莊另立內務府,一些被雍正厚待過的王爺及其與弘皙平輩的皇族,集結在他周圍,在乾隆四年,他們舉事,險些成功,不過最後仍被乾隆破獲撲滅,也就是在「弘皙逆案」中,曹家才受牽連而徹底覆滅,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在我這極其簡要的概述中,你是不是已經憬悟:曹雪芹寫《紅樓夢》,那素材里隱藏著一個太子胤礽,以及他的兒子弘皙?所以書里借秦可卿嘴說「三春去後諸芳盡」(曹家雖在雍正六年被抄家治罪,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乾隆一上台就實行的懷柔政策使曹家一度回黃轉綠,但在乾隆元年到三年這三個好年頭過去後,在第四年的「逆案」里,生活里的曹家和書中的賈家,就家破人亡各奔騰了!)。  按說胤礽在雍正二年囚死後,曹家作為「太子黨」無論主觀上還是客觀上,就都「沒戲」了,乾隆既已登位,成為「新日」,哪裡還有什麼「舊月」,但歷史上的情勢卻是,「太子黨」不僅沒有覆滅,反而更活躍起來,他們聚集在胤礽兒子弘皙麾下,積蓄力量,頻繁計議,尋求時機,以求一逞。……在乾隆二三年時已公然營造出了「雙懸日月照乾坤」這一緊張局面,「三春去後」,到乾隆四年,他們想趁乾隆出獵時行刺政變,乾隆不動聲色,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粉碎了他們的陰謀,此即「弘皙逆案」,牽連到許多官員,曹家也就徹底毀滅在此一「逆案」中。 二、劉心武對周汝昌探佚成果的全面接受   上面所舉的例證都是周汝昌先生在史事考證的基礎上推理而形成的學術觀點,劉心武又作了發揮。下面的例證則是周汝昌藉助史事的媒介,進行探佚的成果,也被劉心武全盤接受,並進行了創造性的發揮。  1關於「天香樓」的解釋  周汝昌先生說:  秦可卿命盡之處,叫做天香樓。天香者何?雪芹字字皆有匠心巧設,不是閑言舊語。  天香有二義,皆涉花木。一是形容牡丹,謂之「國色天香」,崇拜之至了。但我不想多為牡丹錦上添花,到此為止。二是形容桂花,卻要多講幾句——因為這對《紅樓夢》實在是太重要了。  據孟棨的《本事詩》所載,初唐詩人宋之問有西湖靈隱寺詩,記其一聯云:「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這就是天香(不與「國色」相聯)通指桂花的來歷。  劉心武也說:  天香樓這個樓名,有怎樣的含義?有兩句詩:「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這是唐朝詩人宋之問的句子。你想想,那是非常尊貴的,如果說太陽可以比喻為皇帝的話,月亮就可以比喻為東宮,比喻為太子。月亮裡面,中國人的想像,認為有嫦娥,有一棵桂花樹,有吳剛,還有一隻兔子在那兒搗靈藥。總而言之,月亮裡面是有桂花樹的。桂子,就是桂花結成了米粒狀的東西,「桂子月中落」,這個東西非同尋常,屬於國色天香,它帶來一種芬芳的氣息。「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你想想,「情天情海幻情深」,這是一種什麼出身?天香樓是一個什麼象徵?就是來自月亮裡面,芬芳從雲層飄向人間,可見秦可卿出身非同小可,是高於賈府的。  2關於「義忠親王老千歲」的探佚  周汝昌先生在《紅樓奪目紅》中講到:  老千歲者,東宮太子也。康熙大帝得次子胤礽,兩歲即立為皇太子,後封理親王。「義理」相關,故化稱為「義忠」。老千歲的「老」字也另有語味——藏有一個「少千歲」,即胤礽的長子弘皙。  義忠老千歲後來「壞了事」,立而廢,廢而立,最終救不得,但雄心不死,壯志長存——他通過一名醫士秘密傳信息;時常算命打卦,問:「我還升騰否?」  義忠老千歲的棺木,是薛蟠之父從「潢海鐵網山」帶來的,無人敢用——給了秦可卿。  《劉心武揭秘〈紅樓夢〉》說:  那麼義忠親王老千歲,後來這個太子是被封為親王的,甚至太子已經被圈禁起來以後,康熙仍然厚待太子和他的太孫。他一個是說太子的衣食供給一定不能降低標準,要保證他的豐衣足食,過得舒服;另一個他對太子的長子,就是弘皙,他也特彆強調,那是要封為親王的,所以義忠親王這個字眼裡面就不但包含著太子,實際上也包含著弘皙。他是這樣的現實生活當中的原型人物,在小說裡面的一種折射。當然主要還是指胤礽,主要指這個太子,這個太子在上幾講裡面講過了,很悲慘,兩立兩廢,他的一生是很坎坷很波折的。他都到了快四十歲了,還沒有當上皇帝,他的父親仍然非常健康,本來父親的健康應該是他的快樂,可是這個人後來等不及了,父親的健康成為他的痛苦。  3關於「日月雙懸」的探佚  周汝昌先生在《紅樓奪目紅》中說:  胤礽作的一副對聯,文云:「樓中飲興因明月,江上詩情為晚霞。」這就重要極了。  考察雪芹原本,其情節終始,真不妨說是由明月起到晚霞收。  曹家似乎曾懸有胤礽所書之對聯,聯語應與此聯相仿。  請看第三回黛玉初入榮府,眼見的正房堂屋的那副聯,寫道是:「座上珠璣昭日月,堂前黼黻煥煙霞。」下款是「同鄉教弟勛襲東安郡王王穆蒔拜手書」,奧妙就在這兒逗漏出來。  ……  關於周汝昌先生所提到的太子胤礽所作的對聯,蔡義江先生最近著文指出了出處,那是中唐詩人劉禹錫的詩:  送蘄州李郎中赴任  楚關蘄水路非賒,東望雲山日夕佳。  薤葉照人呈夏簟,松花滿碗試新茶。  樓中飲興因明月,江上詩情為晚霞。  北地交親長引領,早將玄鬢到京華。  (《全唐詩》卷三百五十九)  他說:「王漁洋將唐詩當成本朝詩,說得有鼻子有眼的,鬧出了笑話。不知是他敘述不清呢,還是犯糊塗,瞎說一氣。現在,我們退一步說,假設"樓中飲興』一聯不是出自劉夢得而真是胤礽所擬,那麼它有沒有可能是小說中榮禧堂對聯的原型呢?也絕不可能。因為既是"原型』,總得在詩意構思上有某些相似。可是,誤歸太子一聯說的是江上樓頭風景極佳能助酒興,添詩情;小說中的一聯說的是來榮國府者,儘是達官貴人,其佩飾袍服珠光炫耀,五色映輝。前者"明月』、"晚霞』是實景,後者"日月』、"煙霞』是虛喻;兩聯風馬牛不相及,怎麼能是"原型』呢?」  劉心武在揭秘《紅樓夢》時說:  這個對聯我們都記得,因為在《紅樓夢》上寫得清清楚楚,寫的是「座上珠璣昭日月,堂前黼黻煥煙霞」,這樣一副對聯,有印象吧?現在我告訴你,這個胤礽做太子的時候,他有一副對聯是備受他的皇父康熙表揚,而且他到處把它寫出來送人。史書上只是沒有具體記載,他也寫了送給了曹寅而已;他在江寧南巡的時候把它送給別的官員,都被記載在案。他沒事就寫自己這個名對,這是他很小的時候就對出的一個好對子,這個對子是什麼呢?叫做「樓中飲興因明月,江上詩情為晚霞」。你把這兩副對子對比一下,結構相同:「座上」與「樓中」,「堂前」和「江上」都是呼應的;對聯最後一個字呢,乾脆就一樣,上聯都是「月」,下聯都是「霞」。我現在讓你把林黛玉在榮國府所看到的那副銀聯,和真實生活當中胤礽在做太子的時候寫的對聯加以對比,你就會發現這兩副對聯是有血緣關係的,它們之間是有一個從生活真實升華到藝術真實的過程。也就是說,它們是從一個生活中的原型物件,演化為一個作品裡,一個故事裡面的物件,它們之間有這個關係。 4關於「元春之死」的探佚  周汝昌先生在《紅樓小講》中說:  在歷史上,發生了一件大事變。  乾隆四年(1739),皇族內四家老親王(康熙之子)的本人或子侄,許多人聯合密謀,另立了自己的「朝廷」機構,準備推翻乾隆(舊恩怨還是在報復雍正的殘殺骨肉),至此暴露,獲罪者不計其數。到次年,乾隆又舉行「秋獮」,在圍場又遇到庄親王子的密計,險遭不測,幸被發現,將主犯囚禁後,假裝無事,照樣行圍,以安人心。這種歷史事態,曲折地反映於小說之內。元春的死,正是在她隨駕到口外圍場期間,事變猝起,她亂中被敵對勢力的人員乘機殺害了。  這就是「望家鄉、路遠山高」的真情和痛語。  這也就是她的簿冊判詞所說的——  三春爭及初春景,  虎兕相逢大夢歸。  虎兕,語出《論語》,兩種力最大的獸,比喻二強相鬥。元春死於非命,年方二十。  元春歸省,自己點的四齣戲,第二出是《長生殿》,脂硯齋批語也點破了:這齣戲暗伏了元春之死。這怎麼講?原來此戲演的是唐明皇、楊貴妃的事迹,楊貴妃正是死在隨明皇入蜀逃難的路上,被迫縊死的!  賈元春之死應該是在賈家徹底敗落之前。那不應該是八十回以後最後幾回的故事,應該是在寫到整個賈家家族大敗落之前發生的事,她作為一個前奏,她的死亡應該是在那樣一個節點上。乾隆四年春天,發生了所謂「弘皙逆案」,就是弘皙那一派趁乾隆離宮外出春狩,實行了對他的謀刺;但是沒有成功,並且也不再是「大不幸之中又大幸」,弘皙那派這回是徹底地「大不幸」了,乾隆快刀斬亂麻,果斷地處理了此案。對外他盡量不動聲色,似乎朝政並沒有出現什麼大的問題,對弘皙一黨則分化瓦解,有的參與者處理得相當輕,對弘皙本人也沒有處死,而是把他拘禁到景山東果園裡嚴密看管。賈元春原型的死亡,應該就是在乾隆四年的這個刺殺事件當中,乾隆皇帝沒有被刺而死,並且最後平定了叛逆,但是賈元春的原型卻沒能幸免於難。  5關於「東宮」的探佚  周汝昌先生說:  一日,賈政生辰,忽有元妃晉封之訊。按賴大云:「如今老爺又往東宮去了。」是指乾隆身為太子而將即位時事明甚。  劉心武先生也如是說:  所以在小說裡面,把弘曆的居所稱為「東宮」,也很自然,「東宮」就是皇儲住的地方。反映到小說當中,就是第十六回寫的這個情況,「老爺又往東宮去了」。

三、對劉心武承繼下來的學術觀點的評價

  我們用了很大的篇幅將周汝昌與劉心武的觀點加以對照,說明劉心武先生的說法源於周汝昌的觀點,是確鑿無疑的。學者之間的交流、切磋,特別是前輩學者對後來者的提攜和幫助,是人才鏈上前承後繼的佳話。這裡說的不是這些。本書對劉心武揭秘《紅樓夢》中的人物形象、文本內涵、曹家本事,進行了細緻的剖析,目的是說明他解說中的錯誤,誤導了廣大的觀眾和讀者,歪曲了《紅樓夢》偉大著作的審美價值。而這一切與他吸收周汝昌先生學術研究的負面因素有直接的關係。  周汝昌先生是紅學大家,其代表作是《紅樓夢新證》,其他紅學著述如《曹雪芹小傳》、《紅樓小講》、《紅樓奪目紅》等,大都是從這本奠基之作的觀點和論據派生的。對《紅樓夢新證》的研究和評價,已有多部紅學研究史談到,已成為共識。八十年代初郭豫適先生《紅樓研究小史續稿》第九章「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中,指出:「《紅樓夢新證》是至今所知的主張《紅樓夢》是曹雪芹"自傳』的最徹底的書,它把胡適、俞平伯的"自傳』說作了更詳細、更確定的發揮。」過了二十多年,陳維昭在《紅學通史》中進一步指出:「實證紅學中,最有成就的是周汝昌。」   對於這樣一部有影響的著作,「我們既不應當由於它徹底主張所謂"寫實自傳』說的觀點便對之全盤否定,也不應當由於它比別的著作提供了較為豐富的材料而全盤肯定。而應當是採取分析批判的態度,實事求是地肯定作者在材料收集方面付出的辛勤勞動,肯定其中一些材料的認識價值以及某些評論的正確性;同時也認真地評析這部影響很大的"材料考證書』,在材料搜集、思想觀點和考證方法方面存在的問題和錯誤。」因而,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課題,便是吸收那些有價值的研究成果,拋棄那些沒有價值,甚至負面的東西。這些從理論上講是一個簡單的道理,而一旦落實到具體的學術思維和研究方法上便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我們這麼一篇文章很難談論這樣一個大問題,只能從劉心武先生接受周汝昌學術研究的那一部分,即上面所列舉的幾點來談。  劉心武所吸收的周汝昌那部分學術觀點,大都是周先生的負面東西。周汝昌先生紅學研究最有價值的那部分是為研究曹雪芹和《紅樓夢》提供的罕見的詳實的史料;最為紅學評論家所不認可的是探佚文字,其中夾雜著大量的隨意發揮的東西。特別是周汝昌先生八十年代以後,發表的《〈紅樓夢〉「全壁」的背後》、《日月雙懸照乾坤》等一系列文章,以及為他的「曹賈合一「的體系建構的「四學」,即曹學、脂學、版本學和探佚學的理論,受到紅學界廣泛的批評,可以說他已走向了偏執的狀態。而支撐他這一切的不外乎一是脂評本《紅樓夢》八十回,一是脂硯齋評語。他們把脂硯齋抬到了嚇人的高度,唯脂是尊。而劉心武先生卻對後者發生了持久而濃厚的興趣。他在《追尋"紅學』迷蹤》中明白地講到自己探佚的兩個範疇:一個是八十回以後,曹雪芹打算怎麼寫?寫過什麼?一個是前八十回裡面也有探佚的空間。這就是說,他自覺地與周汝昌先生在八十年代以後提出的「四學」產生共鳴。過去這「四學」只為紅學研究圈中少數人所了解,而如今劉心武在《紅樓夢》講座中向廣大觀眾和讀者作了介紹:「紅學除了曹學的分支,版本學的分支,還有一個很大的分支叫脂學。」並對脂硯齋在《紅樓夢》中批註、作用、地位及其與作者的關係,進行了通俗的解釋。把偏激而冷門的東西,一下子推向大眾,為其揭秘製造了神秘的熱門話題。用他的話說:「這個脂硯齋很厲害,她的批語里都有什麼內容呢?很多曹雪芹用的生活素材她知道,她門兒清——北京土話,一切都清楚,叫門兒清。」「更重要的線索是,脂硯齋整理過八十回以後的書稿,她不但目擊過、閱讀過曹雪芹八十回以後的寫作,她還整理過。但是非常奇怪的是,八十回以後曹雪芹寫的稿子不知道為什麼都丟失了。脂硯齋她留下很多這樣的批語。」等等,諸如此類的話,篇篇皆有,處處可見。  認識劉心武所吸收的周汝昌那部分學術觀點,才能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周汝昌是當代新索隱派代表,他把索隱和探佚推向了極致,最典型的特徵有二:  (一)堅持「自傳說」,將《紅樓夢》和曹家本事合一  周汝昌先生在初版《紅樓夢新證》「人物考」中直言不諱地說:「曹雪芹是先娶薛寶釵,後娶史湘雲。」這一代表性的觀點為多位紅學史評學者引用,因為它簡明而深刻地反映了周汝昌先生「曹賈合一」的學術思維,並支持和影響了他大半生的紅學研究。以曹雪芹生年為例,這是他頗為得意的考證。  《紅樓夢》第二十七回寫四月二十六日正好交芒種節。查《萬年曆》,這個日子在乾隆元年。  按照《紅樓夢新證》第六章「紅樓記歷」中年表的排列,第二十七回是寶玉十三歲。這一年的芒種節是寶玉的生日,「至於寶玉為什麼單單生在四月二十六日芒種節?這就牽涉著歷史事實了:原來那時那日,正是雪芹的生日。」這一天恰逢乾隆元年,回溯十三年,雍正二年就是曹雪芹的生年。  以上是周汝昌先生「以賈證曹」的思維,反過來又「以曹證賈」。既然曹雪芹生年是雍正二年,他十三歲這一年是寫乾隆元年的事情。由此而推之,《紅樓夢》第十九回至第五十三回定位在乾隆元年,第一回至第十八回是寫的乾隆前的事情;第五十四回至第八十四回寫乾隆元年到四年的事情。正值曹家中興,乾隆四年發生弘皙逆案,牽連曹家,又遭大故。而這一連串的曹家本事都於史無考。前面已說過曹家中興的標誌是是曹頫復官,為內務府的員外郎。這一史料除了《紅樓夢新證》出現過,至今無史料佐證。「弘皙逆案」也是由零碎史料碎片拼接而成的,也沒有詳細而完整的記載。至於曹家二次被抄,慘遭敗落,正如周汝昌先生自己所言:「雖然由於文獻缺乏,我們對曹家再次慘遭徹底毀敗的直接的、確切的案由一時無法列舉,因而不能不用間接而曲折迂迴的辦法來窺測……」所謂「間接而迂迴的辦法」,就是聯想、推測,靠個人的悟性去發現。因此,郭豫適先生批評他說:「由於在周汝昌的觀念里,《紅樓夢》中的人物即是曹雪芹及其家裡的人,所以有時候簡直就把二者划上等號,可以互相代替,不必再加區別。」可見,「自傳說」是支撐他全部學術思維和研究方法的理念,只有認識到這一點,才能看清他的學術觀點,總是在「以曹證賈」、「以賈證曹」這個怪圈中徘徊,並為之付出了半生的心血,成於斯,也敗於斯。 半個世紀以來,周先生在堅持「自傳說」方面有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他在1953年出版的《紅樓夢新證》里說:「現在這一部考證,惟一的目的即在以科學的方法運用歷史材料證明寫實自傳說之不誤。」因此,他把曹家和賈府合二為一,說「曹雪芹是先娶薛寶釵,後娶史湘雲」;說「賈母因提到死去的丈夫曹寅而落淚」;後來「惟一的兒子曹顒病死」,「曹頫在二十來歲上被過繼給賈母」。   1954年批評俞平伯運動之始,周汝昌作了一個檢查,說:「我在《紅樓夢新證》一書中,處處以小說中人物與曹家世系比附,說小說中日期與作者生活實際相合,說小說是"精裁細剪的生活實錄』,」「受胡、俞二人的方法影響很深,」以致「成為胡、俞二人的俘虜」,「導引讀者加深對《紅樓夢》的錯誤認識」,從此就放棄了「自傳說」。在1976年4月增訂本《紅樓夢新證》中,周先生把「寫實自傳說」全部刪光了。他在該書的《重排後記》中說:過去「全書存在的中心問題是主張"自傳說』,全部各章各節,都從這個錯誤觀點出發,拱衛著它,簡直成了一個"體系』」。他還說:「比附真人真事,其效果還可能影響一些初學創作的人,忽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重要原則,即典型化與能動反映論。那將不利於現代創作的提高和發展。……批判了這些自傳謬說,才能正確深刻地認識《紅樓夢》的意義,也才能正確深入地研究曹雪芹的藝術特點特色。」周先生的這種自我批評顯然是受到當時政治的影響,並不是出自肺腑之言,而是違心之論。  改革開放以後,他的論著中逐漸全面恢復了舊版《紅樓夢新證》的觀點,在《紅樓夢與中華文化》中說:曹雪芹在《紅樓夢》中「正寫的是他曹門的"家史』」,「表明了我對"自傳說』的認識較之早年更為明晰不疑」。八十年代以後,周汝昌先生開始為「自傳說」研究進行理論上的建構,提出紅學的四個分支:曹學、脂評學、版本學和探佚學,走入一個更加偏執的學術狀態之中,固執己見。他的觀點越是不被大多數學者接受,他越是獨立不移;他的提法越是受到紅學家的廣泛的批評,他越是獨行而進。此時,能夠和他的觀點同聲相應的,只有像劉心武先生這樣的寥寥數人而已。  (二)創建「四學」,在《紅樓夢》文本之外尋找「真故事」  周汝昌先生在八十年代之前,受到當時意識形態的控制,他於「自傳說」,是「猶抱琵琶半遮面」,其實內心卻頑強地固守著。一旦政治空氣鬆動,他便接連爆出一個個令人瞠目結舌的結論,儘管紅學界的大多數人搖頭置疑,但難在無從下手。當批評者還在尷尬之時,一些索隱啊,探佚啊,紛紛而出,為了所謂紅學的「普及」。自然周汝昌的著作以其盛名,更勝一籌。這個現象說明什麼?周汝昌倡導紅學四個分支,不是單純的理論建構,而是將四者的界限打破,融會貫通。無論談論哪一個問題,即使小到一個詞語的解說,都在「四學」中遊刃有餘,俯身拾取,猶如探囊取物,……直指所謂《紅樓夢》的真故事。誠如周先生在《紅樓真夢》開篇語所講到:「這本書很特別,題個什麼書名方能表其性質體裁?最初不假思索,衝口而出的,是七個字:《紅樓夢的真故事》。……我又想改用《紅樓尋夢》四個字,最後定名為《紅樓真夢》。」「"紅樓』之夢有真有假。真夢是曹雪芹的原著,即脂硯批語中透露的"百十回』本,即一百零八回手稿;假夢就是流行已久、蒙蔽世人的程高偽續一百二十回本。」  我們以《樓榜天香》一文為例,說一說周汝昌先生這個特點。這篇小文章只有一千二百多字,卻多處涉及到「四學」:  第一,題目的緣起:「秦可卿命盡之處,叫做天香樓。」這是從脂硯齋關於「秦可卿之死」「刪節」的批語談起。  第二,「秦可卿的原型是胤礽之孫、弘皙之女,因祖、父兩代的政治禍變而隱去真名,寄養在"營繕郎』秦業家。"營繕郎』者,是內務府營造司的郎中(或員外郎)。這家人因把她養不了而轉給了"賈(曹)府。」這段介紹從清代歷史跨入了曹家本事,從曹家本事又過渡到《紅樓夢》文本。  第三,「這件"隱』去的"真事』,是曹家二次抄家的罪款之一條。這實在關係太大了,雪芹終於將她死去的真情節全部刪去,並另想辦法來"寫』她。」寥寥數語又以探佚的手法與《紅樓夢》文本組接到了一塊。  第四,「這"辦法』之一是借香菱以敘可卿。……周瑞家的送宮花,第一次碰到香菱,有一段特寫——周瑞家的便拉了他(指香菱)的手,細細的看了一回,因向金釧笑道:"倒好個模樣兒!竟有些像咱們東府里蓉大奶奶的品格。』……這就把可卿和香菱聯繫了起來。……」周汝昌先生這段文字稍多,意思是從《紅樓夢》字裡行間探佚出「送宮花」的細節,筆筆都落在秦可卿身上。既然「宮花」與秦可卿相連,其背後的隱語不正是「宮中之女」、「皇室之女」嗎?正如周先生的結論:「可卿之死,絕非什麼"淫喪』,那是煙幕或故作誣謗之詞。其時,大約當政者已然得到秘信,探知了這個女子的真身份,是政敵"危險人物』胤礽之孫、弘皙家的匿隱者,也是禍根一條,不會容她存在。可卿為人,心胸識見,一切洞然,不願因己而又為兩府引惹滅門之禍,故此一條繩索自己先"行』,於心方安。」  第五,為了證明此結論之確切,又在行文中不加說明引出了甲戌本回前詩:  十二花容色最新,不知誰是惜花人。  相逢若問何名姓,家住江南本姓秦。  這又涉及到了版本學,因為百二十回《紅樓夢》根本沒有這首詩,一般讀者哪裡知道?如此一篇小文,便調動曹學、脂評學、版本學和探佚學的東西,自如地組合,水乳般交融而生成。正如陳維昭先生所指出的:「周汝昌的這些文章已經不能用索隱紅學、考證紅學、曹學、探佚學、脂評學、版本學等來歸類,這些文章就是所有這些"學』的融會貫通。周汝昌瀟洒地游刃於各"學』之間,令人瞠目結舌而難置一問。」「他在材料之間的過渡全憑"悟』性的自由翱翔。」(三)盛名之下,真假莫辨  周汝昌先生是紅學界的元老,盛名之下,別說一般讀者對他盲從,就是一些專家學者也隨其後人云亦云。最典型的是八十年代《紅樓夢》電視連續劇的改編,由於受周汝昌「崇曹貶高」偏見的影響,其權威地位「造成不能按後四十回改編的惡果」。「探春遠嫁」改編時落入「昭君出塞」的俗套;鳳姐結局改編成瘐死獄中,還用席子卷上在雪地里「拖屍」;讓湘雲作了「官妓」……這所有的改編都是依照脂評本和脂硯齋的提示進行的,甚至把秦可卿與公公「爬灰」,「遺簪」、「更衣」都用正面畫面補出,改變了《紅樓夢》一百二十回本流傳兩個世紀的客觀事實和欣賞習慣,有損《紅樓夢》的完整性。拋開《紅樓夢》一百二十回本,以脂評本八十回和脂硯齋對後四十回的提示去改編一部投資如此之大的電視連續劇,可見周汝昌先生「權威」影響之大。  周汝昌先生八十年代初發表了《〈紅樓夢〉「全壁」的背後》一篇長文,公布了一個令人震驚的結論: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十月,和珅擔任《四庫全書》總裁後,出重金請文士,為他續補《紅樓夢》。當一些人對這個結論搖頭的時候,已被歷史學者所引用,成為史傳的證據。如《和珅評傳》:  據紅學家們考證,《紅樓夢》的流傳是差不多與《四庫全書》成書同時開始的。《紅樓夢》成書後,被作為是一部對當朝有不利「礙語」的秘本書。當時只有少數書販為了牟取暴利而冒險傳抄出售。但是到了乾隆五十四五年之後,不僅各種抄本的八十回和一百二十回並行,廣泛流傳於民間,甚至一百二十回的刻印本也已傳布在市井之間,特別是在江浙地區,更廣為流傳,幾至家喻戶曉,人人爭閱。為什麼乾隆帝大搞禁毀礙書的高潮時期,《紅樓夢》卻得以公開流行呢?據周汝昌先生研究,是和珅在其中起了決定性作用。  四、劉心武的考證和探佚其實更有誘惑力  劉心武先生從周汝昌那裡接受的學術觀點自不必多說了,但和周汝昌考證和探佚相比,有哪些新的發展和新的特徵,這是我們需要關注的。  劉心武把自己的研究歸納為「秦學」,並從理論上劃分出四個層次,最後落腳點還是探尋曹雪芹原來的構思,恢復《紅樓夢》原來的面貌。這與周汝昌先生的做法有異曲同工之效。半個世紀前,周汝昌先生與其兄周祜昌開始了長達數十年的《石頭記會真》的對勘工作,疏理考證、篩洗粗陋,終於出版了這部浩繁的書籍,其目的就是為了恢復曹雪芹《紅樓夢》的真文本意。但劉心武先生不同於周汝昌先生的是,他有自己的特點。  第一,真正使探佚走向了文學化、故事化  劉心武先生是一位作家,他的紅學探佚具有其他人不可比擬的優勢,就是文學化、故事化。探佚並不是像一般人的理解,只是對《紅樓夢》具體的情節和人物作一些索隱和考證,而是有更高的追求。還是讓我們先看一看從事探佚學研究的梁歸智的解說:「因為探佚的具體操作固然是"顯示原著中情節和人物命運的基本輪廓和脈絡』,但這種"顯示』並不是探佚的最終目的,它的終極目的是通過情節和人物命運的探討以"顯示原著整體精神面貌的基本輪廓和脈絡』,這也就是"悲劇性質、價值觀念』等"形而上』層面的"清醒的認識』。  紅學界的一個大問題是大多數研究者缺少藝術感悟力和深邃的思考力,因而不能進入《紅樓夢》的思想和藝術殿堂,不能與曹雪芹的心靈作深層的對談,也就是不"解其中味』。」  梁歸智先生所說的「大多數研究者缺少藝術感悟力和深邃的思考力」,在劉心武先生那裡不但不缺少,反而是優長。劉心武自己也這樣認識到這一點,他說:「我有我的優勢,我會寫小說,我把我的研究成果以探佚小說形式發表。」劉心武就是根據脂硯齋殘言斷語的簡單而又模糊的提示或點撥,生髮出了「秦可卿故事新編」。這是他比其他搞探佚學的人更能贏得普通讀者或觀眾歡迎的重要原因。  第二,劉心武的解說通俗化  目前有關紅學的著作沒有比劉心武的解說更通俗的了。這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古代通俗小說傳播的一個原因是:話語通俗方傳遠。周汝昌的文章有「掉書袋」之嫌,本來能夠說明白的話,有時還要添上一兩個一般人都不認識的字眼,如強調榮禧堂那副對聯隱語的意義:用一個「隱語」就說能清楚,再重複一個「廋詞」,還是隱語的意思,多一個生僻的字眼,有何用呢?劉心武的文章當然和電視講座有關,但也可以看出他十分重視通俗的解說。脂硯齋對寶玉的考語是「情不情」,劉心武先生在這裡馬上解釋:「第一個"情』是動詞,第二個"情』是名詞,她說黛玉的考語是"情情』,第一個字是動詞,第二個字是名詞,黛玉是把她的感情只獻給她愛的那個人……」整部書都有這樣通俗的解說,是他贏得了廣大觀眾和讀者的又一個重要原因。  第三,他使用「原型說」來解釋他的索隱和探佚,更具有誘惑力  「索隱」這樣的字眼,在紅學史上多少有點貶意,而「原型說」是中外文化理論交流中引進的一個理論詞語。它是文學從原型語義學借用過來的,語義範疇有家族相似性的特徵。所謂語義範疇的原型性,就是一個由原型程度不一的成員組成的範疇,原型程度高的成員構成該範疇的中心,代表了該範疇的原型特徵,而那些原型程度低的成員就構成了該範疇的邊緣。不難看出,語義範疇的大部分變化都是通過引申機制,如隱喻、轉喻、聯想等方式從原型發展而成的。文學形象的形成也如同語義範疇的家族相似性一樣,也是從原型發展而來。當然,劉心武先生使用這一詞有理解不當的地方。因為這個問題很複雜,我們放到下一章專門解釋。  ①劉心武:《紅樓望月》,書海出版社2005年。② 周汝昌:《紅樓奪目紅》,作家出版社2004年。③ 劉夢溪:《紅樓夢與百年中國》,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④ 周汝昌:《紅樓夢新證》,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⑤⑨ 周汝昌:《曹雪芹小傳》,百花文藝出版社1980年。⑥⑩劉心武:《紅樓望月》,書海出版社2005年。⑦ 周汝昌:《紅樓夢新證》,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⑧ 周汝昌:《紅樓小講》,北京出版社2002年。 《劉心武揭秘〈紅樓夢〉》,東方出版社2005年。 蔡義江:《藝術評論》2005年,第10期。 周汝昌:《紅樓夢新證》,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 郭豫選:《紅樓夢研究小史續稿》,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 陳維昭:《紅學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周汝昌:《紅樓夢新證》,棠棣出版社1953年。 周汝昌《我對俞平伯研究〈紅樓夢〉的錯誤觀點的看法》,《人民日報》1954年10月30日。 《紅樓夢與中華文化》工人出版社1989年,第52頁。 周汝昌:《紅樓真夢》,山東書畫出版社2005年。 陳維昭:《紅學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馮佐哲:《和珅評傳》,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 梁歸智:《關於「紅學探佚學與結構論」的對話》,山西大學學報1998,第2期。

第十二章 關於「原型」與「虛構」的對話

  劉心武先生研究《紅樓夢》十幾年了,他很坦誠地告訴大家他的學術研究方法:  我的研究,屬於探佚學的範疇,方法基本是原型研究。  他沒有對此問題細說下去,但講述或行文,常常提到「原型」這個詞。  外國文學關於原型批評,是從神話、故事等作品中,尋求文化的薄層下,個人行為和社會行為的恆久模式以及社會和自然的某些規律。所謂「原型」,是一種不斷重複出現的結構模型。在任何民族的文化傳統里,都可以找到若干「定型的套式」存在。在神話研究中被稱為「母題」;在人類心理學中,被稱之為「原始思維」。該民族的文化原型就寄寓在這些定了型的母題或原始思維之中。顯然,劉心武先生講的不是這些,而是他的一種研究方法。因而首要的問題,先弄明白他到底對「原型」是如何理解的,才能展開關於「原型」的對話。  劉心武關於「原型」的表述:  我自己也寫小說,雖然我是一個遠不能跟這些大師相比的寫小說的人,但是我寫小說,我也讀小說。我就知道小說有不同的類別,其中有一種帶有自敘性、自傳性,就是小說的人物是有生活原型的;當然要虛構,當然要想像,但是都是從已經存在的活潑潑的生命基礎之上去發展,去想像,去架構這個人物關係,去鋪展情節。①  這段話既是劉心武先生的創作體會,也是對「原型」的認識。這段話涉及到了幾個理論要點:  其一,「自敘性、自傳性」小說的「人物是有生活原型的」。他列舉了《紅樓夢》一些人物,如賈寶玉的原型是曹雪芹、秦可卿的原型是胤礽之女弘皙之妹、北靜王的原型是允禧與永瑢、賈代善的原型是曹寅、賈母的原型是李煦之妹。我們知道:「自敘性、自傳性」小說都有傳主,即主要人物。而像賈代善只是冷子興演說榮國府,講到賈府五代人的譜系時才提到的,從來也沒有出現。曹寅是歷史人物,當他們被看成小說人物的「生活原型」時,是指「自敘性、自傳性」小說的性質,實有其人,還是指小說人物形象塑造的原始素材,都涉及到一個問題:《紅樓夢》的「自敘性、自傳性」與「生活原型」是一種什麼樣的形態,這應當是對話的前提。先弄明白我們討論的範疇。過去有的批評者往往操小說典型的理論,去批評「自傳性」的說法,各說各的理,批評者針對性不強,顯得蒼白無力,被批評者根本不買帳。  其二,「原型」與「虛構」、「想像」之間是一種什麼關係?劉心武先生將「生活原型」分為原型人物、原型細節、原型事件,被融入小說之後,各是一種什麼樣的形態。他舉過一個「曲柄七鳳黃金傘」的例子,是一個原型細節。用來說明康熙和雍正朝的儀仗使用的傘都是直柄的,只有到了乾隆朝才是曲柄的。他從這種真實的原型細節,證明《紅樓夢》第十八回以後是寫的乾隆年間的事情,從這來看,在原型人物、原型細節、原型事件被融入小說之中的形態是不同的。原型人物、原型事件與「虛構」、「想像」之間存在著關係,原型細節不存在著「虛構」、「想像」,是真實可考的。因而,區分「生活原型」的類別,是研究它們在小說中的形態的重要因素,也是我們認識文學作品藝術真實如何反映歷史真實的前提之一。  其三,生活原型的「虛構」、「想像」要「從已經存在的活潑潑的生命基礎之上去發展,去想像,去架構這個人物關係,去鋪展情節」,這句話非常重要。它顯示出一個作家的創作經驗,寫生命,寫個性是文學的根本所在。於是他在不經意中又提出了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理性課題:原型材料是沒有生命的生活實錄,而賦予「生活原型」「生命基礎」是什麼?  劉心武講這段話的時候,也許並不像我們作深入的思考,當然也不可能要求他這樣。但正是他,從一個作家的視角觸及到了學術界長期沒有搞清楚的問題,也就是我們上面提到的三點。批評者與被批評者之間都沿著一條傳統的思維模式,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那麼就很難進入到一個理論的層面,從學術思維、學術方法上深入探尋尚待開墾的理論荒原。燈不撥不明,理不辨不清。對話的目的是提升我們的理性認識,去辨識那些複雜的文學現象,讓紅學健康地發展。「劉心武現象」給學術界帶來的衝擊是多層次的,其中之一便是研究方法。回顧百年紅學的風雲,雖不能盡收眼底,但有兩次方法論的巨變,是有目共睹的。一次是胡適與蔡元培的紅學論爭。胡適用科學的實證方法考定了曹雪芹及其家世,發現了甲戌本《紅樓夢》,並批判和廓清了索隱派的「猜笨謎」。因此,劉夢溪先生公允而深刻地指出:  歷史上創立新學派的人,主要意義是推出新的研究方法,建立不同於以往的研究規範,為一門學科的發展打開局面,而不在於解決了多少該學科內部的具體問題。②  一次是1954年李希凡、藍翎「兩個小人物」引發的紅樓夢大討論。儘管它的學術層面被政治運動的煙塵遮蓋了,出現不該發生的悲劇,給後世留下了傷痛和遺憾,但對整個意識形態所產生的震撼之威,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和辯證唯物論的普及。  研究方法的重要已被學術發展史所證實,每一次學術的大發展都是先從方法論上打開缺口。為此,我們就「原型」這一研究方法談起。

一、關於「自敘性、自傳性」小說與「生活原型」

  「自敘性、自傳性」小說是傳記文學與小說相結合的產物,美國敘事學家華萊士馬丁說:「現實主義小說在處理大量人物和長時間跨度時像歷史,在集中於一個主人公時接近傳記和自傳。」「自傳是有關個人如何成長或自我如何演變的故事。」③「自敘性、自傳性」小說,雖然已摻雜虛構的因素,但因「集中於一個主人公」,與作者自己的身世經歷有關,也就是說有「生活原型」。與小說有根本的區別。  所謂根本的區別,是主要表現在作家的主體上,誰在敘事?  作家的主體性表現在「虛構與真實之間」的「徘徊」。「自敘性、自傳性」的小說藉助「生活原型」進行創作,所表現的時代特徵、歷史風貌,以及主人公的生活經歷和性格特徵,都與「生活原型」相去不遠,不僅打上了「生活原型」的家族特徵和印記,而且與「生活原型」基本相似,細數年輪,可以找到生活實錄的足跡。受「生活原型」的制約和束縛,其敘事如「死象之骨」式的還原,強調歷史事實的真實性和可靠性。而《紅樓夢》卻完全不是這樣,是曹雪芹主體創造的一部小說。  那麼《紅樓夢》「自敘性、自傳性」的理據,從何而來?劉心武把《紅樓夢》看作是「自敘性」、「自傳性」的小說,是有由頭的。  這提法最早出自胡適先生,他說:「《紅樓夢》是曹雪芹"將真事隱去』的自敘」,「只是老老實實的描寫這一個"坐吃山空』、"樹倒猢孫散』的自然趨勢,因為如此,所以《紅樓夢》是一部自然主義的傑作。」④胡適這個「自敘性」的負面影響是極大的。新紅學派有許多人都是沿著這條路去考證的,其中周汝昌先生將「自敘說」,發展到了「曹賈合一」的極致。這種認識的根本原因,是《紅樓夢》背後有一個曹家家世,也就意味著有「生活原型」。「自傳說」的「原型」根據主要是兩方面:  一是曹家家世史料,一是脂硯齋批語。周汝昌先生就是靠脂硯齋批語,印證《紅樓夢》的「自傳說」。初版《紅樓夢新證》第八章《從脂批看紅樓夢之寫實性》一節,所引60餘條脂批,其中有關賈寶玉的,摘引以下十幾條,可以看出脂評總是指出寶玉是有「生活原型」:  第一回寫石頭「無材補天,幻形入世」。甲戌本側批:「八字便是作者一生慚恨。」  第三回在王夫人說:「我有一個孽根禍胎」時,甲戌本側批:「四字是血淚盈面,不得已,無奈何而下。四字是作者痛哭。」  第五回在襲人冊子上「誰知公子無緣」。甲戌本側批:「罵死寶玉,卻是自愧。」  在判詞「生於末世運偏消」,甲戌本側批:「感嘆句,自寓。」  第十七回寫寶玉大觀園遇賈政,躲之不及,只得一邊站了。庚辰本側批:「不肖子弟來看形容。余初看之,不覺怒焉,蓋謂作者形容余幼年往事。因思彼亦自寫其照,何獨余哉?信筆書之,供諸大眾同一發笑。」  第十八回寫賈妃與家人初見,庚辰本眉批:「非經歷過,如何寫得出?壬午春。」  第二十回寫李媽媽罵襲人的話,庚辰本側批:「真有是語」,「真有是事」。  鳳姐申斥賈環:「虧你還是爺。輸了一二百錢就這樣。」庚辰本側批:「作者當記"一大百』乎。笑笑。」  第二十三回寶玉被金釧一把拉住,問他口上胭脂可吃不吃,庚辰本側批:「有是事,有是人。」  第二十五回馬道婆向賈母說鬼話,甲戌本側批:「一段無倫無理信口開河的渾話,卻句句都是耳聞目睹者,並非杜撰而有。作者與余,實實經過。」  ……  從脂批周汝昌先生得出結論:「諸如此類,無一條不足證此書是雪芹自傳。」⑤從上面的脂評點悟式的話語,可知所謂「生活原型」,其實是沒有生命的生活實錄。如果從這些脂批說明《紅樓夢》汲取的原始素材是「原型」的話,那麼「原型」的基本含義,應該是指原始素材的來源。  以「自敘傳」為主的紅學研究佔領了20世紀的前半世紀,三個代表人物是胡適、俞平伯、周汝昌。

二、關於「原型」與「虛構」之間的關係

原型素材在《紅樓夢》藝術創造中,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形態?「原型」與「虛構」之間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  馮其庸先生說:「曹雪芹的《紅樓夢》主要取材於他自己的封建官僚大家庭和他自己的經歷,他是以他身經的時代、家庭和個人的生活遭遇作為他的小說主要生活依據的,無論是小說情節的典型化,時代環境的典型化,封建貴族家庭的典型化以及小說人物的典型化,都在不同程度上,與他的家庭和生活經歷有關。」⑥這個孕育和成型的過程,是一個極其複雜的創造過程。不僅決定於原型素材的來源,在塑造的文學形象中佔有多大的比重,而更重要的是決定於結構方式。當這些原始素材進入曹雪芹概括、想像等一系列思維過程的熔鑄和營造時,便受到他的情感、心理機制等主觀意象的制約,導致人物形象創構的不同形態,成功的標準就是性格化。因此,人物性格也可以看作是諸多個性意象的聚合和整體化,此時已無法分辨其原型素材來源是實有還是虛構,否則便是割裂人物的整體性格。另一方面,人物性格與賴以生存的社會環境和生活情境,又構成了同步關係,組成一個以某些主要人物為主體的各個階層人物相互作用、相互依賴的形象體系,也就是小說敘事結構形態。這兩個方面構成了小說創造的全過程,其中無論在哪一個階段,都無不存在著「原型」與「虛構」之間的關係的建構。  論述「原型」與「虛構」之間的關係,應該從選材、提煉、敘述的不同角度去分析。選材角度存在於主體(曹雪芹)與客體(原型素材)的關係中,曹雪芹面對社會生活,總要選擇某一個領域作為表現對象,並在這個領域中考慮從哪一個角度去選材,其中無不滲透著創作主體的認識因素和情感因素。而實際上人的認識又總受到歷史、社會和審美的制約,不可能純客觀地反映社會生活,因而,不可避免地介入主觀色彩。  敘述角度是曹雪芹處理和表達《紅樓夢》故事情節的一種方式,也存在於主體和客體的關係中,曹雪芹可以能動地改變現實時空形式,增大審美時空容量和自由度,這也是「虛構」的表現。  《紅樓夢》全書一百二十回是曹雪芹人生體驗的凝聚、虛構、升華而成的一個整體敘事結構,是巨大的思想內容貫注其間、人物性格氣脈和神韻統一的生命體,儘管她的身上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斑點,但都不能因此而否定她自身的完整性。  《紅樓夢》以百年望族賈府的興衰為歷史背景,展開了具體故事的敘述,從外部來說,以賈府為中心,寫四大家族的「聯絡有親,榮損與共」,並與四王八公的世代交往,結成了上流社會的關係網。從內部來說,賈府有兩個支脈:寧國府和榮國府,主子就有二三十個人物,圍繞他們且受他們驅使從上到下就有二三百個奴僕。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事無巨細,盤根錯節。而又不能像歷史著作那樣年年歲歲鋪排開來,因而故事的重心放到了賈府百年的後期,即賈府嫡孫寶玉少年到出家這十幾年裡。因此說,讀懂《紅樓夢》,先要搞清作者是通過什麼樣的敘事方法把這個故事講給我們的。  《紅樓夢》一百二十回分為兩個敘事形態:一是前五回作為《紅樓夢》故事的藍圖,介紹《紅樓夢》的主要人物和他們生活的典型環境,給讀者一個初步的印象,也就是身臨其境,感受賈府;另一個是第六至第一百二十回為《紅樓夢》故事的生命歷程。這是《紅樓夢》敘事的主體,是一座璀燦奪目的藝術大廈,展示出活脫脫的群體人物形象的生命軌跡,包容著巨大的思想內涵。  前五回與第六回以後所展開的敘事是怎樣的一種關係?前五回亮相的人物及他們的性格命運,與第六回以後所展開的藝術生命形態流貫的敘事,形成了互動互補、顯隱相彰的動態性敘事形態。前五回寶玉亮相時八歲、黛玉進賈府時七歲,薛寶釵隨母進入賈府時九歲,鳳姐這時也就是十七八歲,但曹雪芹採用畫龍點睛式的筆法刻畫了他們性格的核心因素,為張揚他們性格的能量留下了鋪張的空間,都將在第六回以後的敘事結構中顯示其性格的豐富性,並在賈府衰敗這一定勢中開拓著他們自身的生命歷程。無論是賈府的老爺少爺、奶奶太太,還是以金陵十二釵為代表的群體青年女子,都被封建的倫理和宗法的網路捆綁在一起,在溫情脈脈的面紗下,有的掩飾著內心的淫邪、貪婪、嫉妒和仇恨;有的壓抑著青春生命的活力、氣血、情感和慾望,總之是互相衝撞、彼此張揚、互為影響地拉扯著……讓讀者彷彿走進詩意棲居之地,從而獲得精神享受的世界。  因此,我們可以說:原型材料只不過是紅學家搜求考證一些素材而已,而不能視作《紅樓夢》人物的原型,事件的原型,因為靠這些原型材料在《紅樓夢》生命形態中找不到「家庭特徵」,更看不到曹雪芹點鐵成金的創作過程。《紅樓夢》與其他長篇小說相比,曹雪芹家族流傳於世的原型材料相對較多,從而大大地開拓了「曹學」研究的領域,但這並不能改變《紅樓夢》「將真事隱去,用假語村言」的基本敘事特徵。「自敘性、自傳性」的研究,主要失誤表現在:一,混淆文學與歷史之間的界限。二,在考證曹家本事和作品評價上本末倒置,以考證代替對作品的歷史分析和美學分析。 三、「生活原型」其實是沒有生命的生活實錄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知所謂的「生活原型」是沒有生命的生活實錄。除此而外,整部《紅樓夢》找不到一個「人物原型」、「事件原型」。首先,《紅樓夢》將曹家家世與封建上流社會相融合,以個別顯示一般。賈家雖然有曹家家世的投影,但更重要的是概括了封建上流社會許許多多類似賈家的共同特徵,從而預示了整個封建社會末世的衰敗。其次,曹雪芹將個人的情感與同時代的許多青年的追求和慾望相融合,寫出了千千萬萬青年共同的苦惱與不幸,從而展示了人性向新的層面發展的趨勢。再次,曹雪芹在回憶往事時,超越了家族和自我,從世道演變和人性本身,對自我評價,對流失歲月、秦淮舊夢進行思考,並坦誠地表明了自己的困惑和無奈。  而劉心武先生在談「生活原型」的「虛構」、「想像」時說:「當然要虛構,當然要想像,但是都是從已經存在的活潑潑的生命基礎之上去發展,去想像,去架構這個人物關係,去鋪展情節。」倒值得我們認真的深思,它揭開了「生活原型」沒有生命的生活實錄,是如何獲取血肉,獲得生命的。我們對曹雪芹的創作,實在是知道的太少了,儘管紅學家窮年累月地精心考證原型素材,再加上「讀其書,想見其為人」,展開豐富的聯想,但是我們還是難以據實素描似地勾勒曹雪芹的風貌。不過,正因為他寫出了一部偉大的《紅樓夢》,曹雪芹才成為偉大的人物,從而具有了研究的價值。我們雖然不能詳知具體的過程,但清楚一點,曹雪芹是以巨大的情感力量創造這部偉大著作的。  苦難,對於一個有思想的人來說,是一種精神財富。它涵養了人的氣質,提升了精神境界,塑造了人的風骨。否則,無論其身世遭際如何,都不可能成為偉大的人物。曹雪芹與敦誠、敦敏和張宜泉,彼此唱和,留詩數首。從這珍貴的文字里,了解到他豪放不羈、才華橫溢、高談雄辯的風貌;了解到他疊遭大故、感憤時事、傾注筆端的創作情況;了解到他晚年生活困頓,流落京郊的生活概貌。除卻曹家史料和脂評提供的若干信息而外,敦敏、敦誠等人的詩中關於曹雪芹的行狀就是最有價值的了。凝縮的詩句,使我們感悟到了一種追求獨立人格的精神,一種在人生的無奈中尋找個性至上的精神。  人不能有傲氣,但不能沒有傲骨。曹雪芹不阿權貴、不隨流俗、超塵脫俗,幾乎他的朋友都把他比作「竹林七賢」之一的阮籍。「司業青錢留客醉,步兵白眼向人斜。」(敦誠《贈曹雪芹》)阮籍是一個憤世疾俗的人,狂放不羈,脫略形骸,背叛禮教,曹雪芹引阮籍為同調,遺恨不能生於同時,無奈在夢中以求之,自號「夢阮」。在煌煌一部文學史上,阮籍成了繼往開來的一座里程碑,再現了屈原沉痛幽深的心,重彈了《離騷》飄逸浪漫的調。屈原悲愴地呼喊: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阮籍讀懂了屈原,他悲沉地寫道:  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頹,我騰而上將何懷?  曹雪芹很理解屈原和阮籍的心,屈原太「痴」了,為人格,為國家,竟投江自盡了;阮籍不痴嗎?然而,誰又能曉得,這痴必是性情中人;這痴必是鬱結之心;這痴必是大志難遂。曹雪芹沒有像屈原和阮籍那樣的官位,那樣的名士地位,面向天地,呼天搶地的宣稱,而他只是一介寒士,生前默默無聞,但內心的痛苦更加深廣,情調更加低沉,用如椽的巨筆寫下了調侃而凝重的詩: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  都雲作者痴,誰解其中味?  人生的無奈,在無奈中尋找,這是一種獨立人格的追求,是一種自由思想的追求,是一種眾人獨醉我獨醒的精神!這種精神,不是視富貴如浮雲,而是拒絕與功名相摻合的庸俗。  他像阮籍一樣,地地道道用青白眼觀察社會。他用青眼,看到了被侮辱、被壓迫的青年女子悲慘的命運和人生;他用白眼看到「鬚眉濁物」般的貴族上流男子的卑劣和無恥。《紅樓夢》是曹雪芹用青白眼辨析後的活生生的社會寫實。  他像阮籍一樣,敢於公開表示好色,喜歡他所喜歡的女人,好色而不淫。曹雪芹用一生的心血描寫賈寶玉是一位情痴,是一個意淫的典型,嘲笑用封建禮教包裝的市俗世界。  他像阮籍一樣,窮得家中別無長物,除了書就是酒。他讀書,平復他受傷的心靈,開拓他馳騁的思路,揮灑他創作的靈感。他嗜酒如狂,在酒醉朦朧的意態中遠離世俗的黑暗和不幸,在酒醉亢奮的激情中走進創作的天地,恰如敦敏所題:  醉余奮掃如椽筆,  寫出胸中塊壘時。  曹雪芹少年時代一下子從「鐘鳴鼎食之家」跌落到「茅椽蓬牖,瓦灶繩床」的貧困境地,雖然受到巨大的打擊,面對殘酷的命運,他依然狂放不羈,抗爭命運,不懼厄運,一股英氣膽魄溢於言表。等到他晚年,體力漸漸不支,貧困對他的精神和生活的壓迫,日見加著。敦誠說他「舉家食粥酒常賒」;敦敏說他「賣畫錢來付酒家」。人生只有在最艱難的境遇下,才能體會人格的偉大。曹雪芹的人格偉岸雖不減當年,但更多的是借酒澆愁,敦誠以詩勸慰:  勸君莫彈食客鋏,  勸君莫叩富兒門。  殘杯冷炙有德色,  不如著書黃葉村。  曹雪芹在朋友的鼓勵下,憤發著書。他創作《紅樓夢》的過程,我們幾乎無所知之,但這並不影響我們對其心理動機的揣想。古今中外的作家們,其創作心態雖多種多樣,但大抵離不開「發憤」二字。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大底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這段話道出了這些卓越人才的創作心理機制,一般都是從大得大失、大歡大悲、大起大落的生命體驗中經歷過,「意有鬱結」而後產生巨大的悲憤的情感力量。它不再為個人的悲憤的處境而呼天喊地,而是指向了冥冥的上天、蒼茫的大地,進行無窮的拷問;將自己溶於歷史長河之中,思索興榮衰敗的答案;追問人的生命的意義和價值。愈是拷問的執著,愈是思索的深刻,愈是趨向哲思,也就愈是遠離芸芸眾生,愈是不為世俗所理解。  這是天才的痛苦!天才的孤獨!也是偉大的痛苦!偉大的孤獨!  曹雪芹內心激蕩的情感被歲月不斷沖洗後,趨於淡泊。平靜背後孕藏著巨大力量。身處末世,半生潦倒,一事無成,他只好立言,以「假語村言」,為「閨閣昭傳」。出於這樣一種創作動機,年年歲歲守著「蓬牖茅椽,繩床瓦灶」;日日月月伴著「晨風夕月,階柳庭花」,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就是為了給自己一個完整的夢,給世人一個清醒的夢,給後世一個理想的夢。在他的心中,不僅僅是八旗才子的「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風月憶繁華」,而是透過悲涼之霧看到美麗可愛的女兒世界,激發了他「寫出胸中塊壘時」,「直追昌谷破籬樊」!他用生命在拼搏,同時向中國文學的頂峰衝刺!  曹雪芹正是用這種巨大的情感力量,創造和升華,才使得「原型素材」長入《紅樓夢》的肌體之中,賦予「作品中的人物」以最鮮活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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