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只想做一個讀者 編周作人是從不拿錢開始的——中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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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庵的名字出現在公眾視野里，或許是因他沖淡平和的書評書話、十幾本讀書隨筆，或是因他編校的《周作人自編文集》、他的《周作人傳》、他主編的《張愛玲集》，特別是無人不知的《小團圓》。他在微博上給自己的標籤是：讀書人，作者，周作人、張愛玲研究者。

　　「止庵」這個筆名，出自《莊子·德充符》：「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止水，唯止能止眾止。」

　　他知道自己的人生該在哪裡走，哪裡留。他說：「我這個人活到現在，差不多隻做過讀書這一件事，如果這能算是一件事的話。」他說：「平生買書第一，讀書第二，編書第三，寫書第四。」

　　止庵簡介：

　　原名王進文，又名方晴。1959年1月16日生於北京。1982年畢業於北京醫學院口腔系（現北京大學口腔醫學院）。做過醫生，當過記者，在外企做過銷售，在出版社做過總編輯，於不惑之年寫下大量書評文章、寫夠二十幾本書。

　　出版下列著作：

　　《如逝如歌》《樗下隨筆》《如面談》《俯仰集》《樗下讀庄》《六丑筆記》《畫廊故事》《史實與神話》《插花地冊子》《老子演義》《不守法的使者》《苦雨齋識小》《沽酌集》《向隅編》《懷沙集》《張愛玲畫話》《罔兩編》《止庵序跋》《拾稗者》。

　　編輯校訂下列書籍：

　　《周作人自編文集》《張愛玲集》《苦雨齋譯叢》《周作人集》《周作人講演集》《關於魯迅》《藝術與生活》《周作人晚期散文選》《廢名文集》《阿賴耶識論》《楊絳散文選集》《沙鷗詩選》《沙鷗談詩》《答客問》。

　　讀書：迎接一個欣賞的時代

　　一頭短髮，一雙布鞋，樸素整潔的行頭，乾淨儒雅的面容。穿梭於書林與塵世之間。

　　採訪止庵在一個炎炎的正午。望京的高樓林立，讓人迷失。樹蔭下，人們相聚碼著麻將，那個夏日顯得格外熱鬧。止庵的書房卻是另一番清靜。四壁高高的書架，比高樓大廈更有氣勢。書房一角的這個讀書人，擁有山林之巔的氣定神閑。

　　關於讀書，止庵打了個比方：讀一本書好比往懷裡揣一個銅子，一個一個地攢，看起來無足輕重。等到需要的那一天，你就是那個腰纏萬貫的人。

　　因為這種富有，這個讀書人的微博如同熱鬧的茶室。讀者來到這裡請教讀書、買書的各種問題，他都應對自如。他還在一本接一本地讀書。書像硬幣一樣，一枚枚落進存錢罐里。他靠日積月累的閱讀在頭腦里建起一座私人藏書館。有人驚訝於他博覽群書之勤，止庵笑笑說：「曾經，大家都狂熱地熱愛閱讀，我只是保持了一個習慣，把讀書這件事情堅持下來而已。」

　　與同代人一樣，止庵對書的熱愛是從無書可讀開始的。經歷過書的饑荒年代，止庵夢想能夠擁有一座圖書館。沒能去高校教書，他耿耿於懷的也是不能借用學校的圖書館。

　　「文革」時，家裡的書被抄走，他把從鄰居那裡借來的一本《水滸傳》反覆讀了近三十遍，幾能成誦。1978年5月1日，「文革」後第一批外國文學書籍上市，那一天，王府井書店的貨架上擺上了《魯濱遜漂流記》、《契訶夫小說選》、《莫泊桑中篇小說選》、《安娜卡列尼娜》等等外國文學作品。雖然這些書的印量很大，卻還是一搶而空。止庵就在這「搶書人」的行列。他跟朋友拿著事先準備好的長長的書單。這書單是一個隨身攜帶的本子。他們四處搜集各種書的信息，報上看到的，文章里提到的，只要覺得是好書，都記錄在案。系統的閱讀是從這個歷史性時刻開始的。這個書單後來印在了他的腦海里，並且不斷擴展，止庵笑稱他的腦子裡裝著一部自己的文學史，一幅自己的世界文學地圖。

　　1986年，崔健以一首《一無所有》唱響了大江南北；1987年，詩人西川、歐陽江河等參加詩刊社舉辦的「青春詩會」，提出「知識分子寫作」；小說家方方發表了《風景》，池莉寫下《煩惱人生》，格非創作了《迷舟》，蘇童完成《一九三四年的逃亡》；這一年，止庵卻決定停止小說和詩歌寫作。

　　他後來在《輓歌》里寫道：「經卷廢棄似紛紛白骨/清風翻卷，一篇即是百年/皓首的書生茫然無歸/不知在哪裡寫剩餘的詩句。」

　　卡夫卡在臨死之際曾經要求朋友把他寫的東西「一點不剩地全部予以焚毀」。止庵在三十歲的時候，燒掉了所有二十歲前寫的小說。因為他遇到了卡夫卡。他的世界觀來自卡夫卡。

　　卡夫卡在小說《地洞》中描寫一個小動物躲在地洞里，當那個不知名的動物守望著洞口時，卡夫卡寫道：「我彷彿不是站在我的家門前，而是站在我自己的面前……」止庵在這裡讀到了現代人的處境：「我因此想到其實地洞是一個人，而洞里的動物是他的思想。《地洞》是一部不可能敘述完成的心路歷程。經歷了探索、陶醉和周而復始的彌合之後，即使是人的思想也不能成為他的逃避之所，因為人類的全部荒誕實際上是來自自身。」

　　這篇小說造成了止庵思想上的震蕩。他突然明白，關於二十世紀人的境遇，人的孤獨與來自世界的威脅，這個人已經寫到了盡頭。「卡夫卡對20世紀人類的生存境遇揭示得非常深刻，在這一點上沒有任何人能超過他。」他曾把卡夫卡稱作「我們這個時代的感受的先知」：「卡夫卡寫出了他的感受，然後我們所有的人在各自的生活以及由這些生活共同構成的整個歷史演進中重複他的感受。對於我們來說一切都是新鮮的，當然這種新鮮之感說穿了也是由於不再麻木而已；而對他來說一切都是體驗過的。我們窮盡一生只是走向了卡夫卡。」

　　在止庵看來，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一百年間是一個創造的時代，出了很多畫家、作家、音樂家。但之後就停歇了。可能在每個創造的時代之後應該有一個欣賞的時代。假如真是這樣，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就是欣賞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你整天想著寫作，這是不是合算，是不是對？

　　當時在外企做銷售工作的止庵算了兩筆賬：花這麼多時間來寫作，而不去讀別人的書，這事是不是值得？還有，別人讀你的書而不讀別人的書，這個值不值得？

　　進一步講，人生是不是一定要創造？「周作人曾經說過，『目下在想取而不想給。』這句話我讀後很有感觸。我花一生的時間讀書，這樣的人生未必就是失敗的。」

　　止庵只想做個讀者，做英國作家伍爾芙筆下那種「普通讀者」：「他/她讀書是為了消遣，而不是為了傳授知識或糾正他人的看法。我覺得閱讀是一種遊歷，就好像一個人去過全世界各個地方，閱讀，使一個人的世界變得沒有疆域。」

　　編書：不值得做的「賠本買賣」

　　止庵說：「其實世間諸事，大約惟有讀書這一件是可以而且應該從自我出發的，是以嘗引古人所云『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論語·公冶長》）和『自適其適』（《莊子·大宗師》）加以形容。」

　　世人讀書要嚴防三個誤區：一曰「受惑」，二曰「從眾」，三曰「趨時」。誰都知道「炒作」是惡言語，但是此等商業宣傳手段往往見效，說明信以為真者不乏其人。好比《哈梅林的風笛手》里那一城的小孩子似的，聽見風笛聲就中了魔法跟著走了。「跟風」也是惡言語，而如此做法者比比皆是。別人都買都讀，已經足以構成我也買也讀的理由；暢銷本身就是進一步暢銷的原因。報刊上的排行榜，則是跟風的風向標了。至於「趨時」，是想跟上潮流，不致落後，好像不讀熱門書籍，便無法把握時代脈搏。殊不知一本書的價值，正在於能夠超越時間與空間的限制；是乃放之四海而皆準也，此所以有「永恆」一說。

　　編書對於止庵來說，實在是讀書的副產品。喜歡的書沒有好版本，不如自己來編。他曾說，「關於周作人，總覺得大家無論要說什麼，都得先把他所寫的書和所譯的書讀過才行，而目前最欠缺的還在這些著作的整理和出版方面。這是作為他的一個讀者的由衷之言。而我十幾年來在這方面做的，首先滿足的倒是自己的需要。我沒有念過文科，又不在大學或研究所工作，做此類事甚是不易；假如有人先行做了，我樂得坐享其成。我編廢名的書也是如此。可是廢名的文章散見於舊報刊，尚未收集，查找不易。有家出版社印行一套《散文全編》，我一直盼望列入廢名一種，無奈久待不得。結果只好自己來編一本，即《廢名文集》。廢名又著有《阿賴耶識論》，擱置已久，也經我手首次出版。我作為一個讀者——請原諒我一再這樣說——偶爾涉足出版，有機會印行幾種從未面世的書，與其說感到榮幸，倒不如說少些擔憂：我是經歷過幾十年前那場文化浩劫的人，眼見多少前人心血毀於一旦；現在印成鉛字，雖然未必有多少人願意看它，總歸不致再因什麼變故而失傳了罷。」

　　止庵最早接觸周作人的作品是在1986年，起初只是一點興趣使然，後來著手校訂整理，於是讀了又讀。先後出版《周作人自編文集》、《苦雨齋譯叢》、《周氏兄弟合譯文集》等，一共有七八百萬字，連帶著把相關資料也看了不少……

　　「我編周作人，是從不拿錢開始的……」他指的是十幾年前出的《苦雨齋譯叢》第一輯。後來編的書雖然有編輯費，但也是很少的錢。對於在外企工作十一年，也做過出版社副總編輯的止庵來說，並不指望編書這件事兒賺錢。「既然如此，就不如好好把它當作遊戲，當作一件有趣的事。」

　　他說：「我有一條人生的經驗：可做可不做的事情必須得認真去做，非做不可的事情反而可以湊合。比如說吃飯，這個非做不可，那麼泡個速食麵湊合一頓也沒什麼問題。但是女孩子化妝就不一定是非做不可的了，不是有『素麵朝天』一說嗎；口紅可以不抹，但是要買口紅的話就不可能在路邊地攤上買，一抹嘴腫了怎麼辦，一定得去一個好的店。寫作編書都是可做可不做的，要做的話還得認真。」

　　止庵謙稱自己是自學成材文學愛好者。他的父親是著名詩人沙鷗，也是學工科出身。止庵報考大學的時候，按父親的意願選擇了學醫。在父親沙鷗看來，文學是無用之用，不是一門謀生存的技能。止庵是在上大學的往返途中，在床頭，在公交車上，修完了他的中文專業。

　　1972年開始寫作，1979年開始在報紙雜誌上發表詩和小說。中學時寫過上百萬字小說。雖然最終沒有走上創作道路，習作的經驗至少讓他明白了「怎樣把一句話說得像話」；未間斷的閱讀培養了他對文字的敏感和苛刻：「語言中的瑕疵，好比美人手臂上落了灰塵，你無法視而不見，總想抹掉它。」自學得來的對文字的敏感讓止庵頗為自得，他稱這是作為編輯的看家本領。

　　寫書：「不添亂」的人生哲學

　　在止庵看來，文章雖然在寫，卻也並非要事。「我真正的興趣是讀書，譯作僅為其中之一部；偶爾記錄感想，不過副產品罷了。然而讀書並非可以標榜之事。此乃個人行為，不是公眾姿態，亦《莊子·大宗師》所謂『自適其適』而已矣。」

　　《莊子·齊物論》云：「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這是作者對於讀者的最大期待。

　　止庵在《如面談》一書中說：「講到寫文章，我想最好也不要渲染過分或看得太重。從自己這方面看，寫作不過是我們碰巧幹的一件事，對於社會、歷史、人類的意義未必比別的事情大；寫作的人不過是一件或若干件作品的作者，如同別的事物也有製造它的人一樣。古代的文人譬如竹林七賢等，放浪形骸，傲視天下，大都是針對別的文人的，並非在普通人面前自視高人一等。從讀者那一方面看，他們讀了咱們的東西，也未必一定會像羅伯特·布朗寧《哈梅林的風笛手》里一城的小孩子那樣，聽見風笛聲就中了魔法跟著走了。說穿了也只是一方面隨便談談，另一方面隨便聽聽而已，這有點像朋友之間的關係。」

　　他認為：「好的文字就像朋友聊天一樣，你想怎麼說就怎麼說，不管人家聽了有什麼反應。但很多人都是希望去鼓動人，去調動人的情緒，就不免作態，就成了不好的文字。」

　　這樣的人生哲學來自莊子。

　　上世紀八十年代在報社工作的時候，他給自己擬了個書單，想系統地看點書，先從先秦入手。「我花了四個月，把《莊子》認認真真地看了一遍，寫了一本筆記。以後十年里，我看一百多種《莊子》的注本，然後重寫一本筆記，以後整理成《樗下讀庄》一書出版。由《莊子》進而看禪宗語錄，花了大概一年時間。《莊子》和禪宗語錄好像給我一個洗禮，我幾乎由此變成另外一個人了。這個影響，歸根到底就是《莊子》說的『吾喪我』，也就是拒絕固有的價值體系，不以這一體系的存在為前提，不在這一體系之內做判斷，無論是『是』還是『非』。我覺得，輕易接受或否定現成定論，都是思想自由的大礙，思想自由存在於定論之外。或許我的結論與定論一致，但那是我自己經過一番獨立思考得來的。明白了這一點，我就可以寫文章，也可以研究一些我感興趣的題目，譬如周作人，譬如義和團運動。」

　　他覺得有兩個詞特別可怕：一個叫「想必如此」，一個叫「理所當然」。「我不想說人云亦云的話。一個人可以不說話，但是要說的話，應該說些像話的話。文章完全可以不寫，在家看書、看DVD，過一天也很好啊。如果文章里有一句話是別人沒說過的，那就值得寫下去，如果沒有，那就不用寫了。正應了庸人自擾這句老話，世界上最好的事是盡量不做事，至少不添亂。一篇文章，好歹要說點兒實實在在，別人沒有說過的話。至於講寫書、出書、賣書、買書等，也要有點新材料、新見解，不能都是人人盡知的現成話。」

　　但是做到這一點很難，第一得知道別人說過什麼，第二得知道別人說得對不對。

　　這就需要有實證的觀念去考證，要用邏輯分析的方法去辨別。學醫數年，雖然最終棄醫從文，但這是學醫生涯帶給他的科學精神。有了這兩點，結論才切實可信。寫評論如此，寫書更如此。

　　寫《周作人傳》的時候，他發現有一本書里提到：周作人在1945年抗戰勝利後仍然堅持寫作，大概是因為錢的原因吧，這樣就很悲哀了。止庵憑直覺對這句猜測性結論產生了懷疑。於是他做了一個統計表：1943年起，淪陷區的報刊相繼倒閉，直到1945年8月，最後一家關門。顯然，此時周作人已無處可發表文章，更談不上稿費。如此一番周折，止庵在他的《周作人傳》里寫下這樣一句不起眼的話：「他繼續寫作，雖然已無從發表。」

　　止庵說自己沒做過什麼了不起的事。他就是這樣老老實實、實實在在地做事。

　　面對「書評人」或「書評家」的稱呼，止庵總是這樣說：「我所寫評論不多，更少介紹，怕擔不起這名目。我只是寫些因讀書而生的想法，或涉事實，或涉思想，或涉生活，膚淺支離自是難免，但若沒有一點兒自己的意思，我也是不動筆的。……這些年裡寫了若干文章，另外還有幾本專門的書，所談似乎稍稍深入，不過限定在素所用心的少數題目之內，譬如莊子、知堂，等等。其實即便寫此類小文，我也不敢亂跑野馬，範圍仍然相當狹隘。這或許讓關心我的讀者所不滿，但自己的園地只有這般大小，實在沒有法子；與其講一知半解的話，不如乾脆閉口不談。」

　　或許可以把止庵評價谷林的話送給他自己：「他就是一個讀書人，讀書使他成為他這樣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