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4、詞（片語）的結構不是研究對仗的參照物

詞（片語）的結構不是研究對仗的參照物 桂林 胡自立在討論和修改詩、聯時，詩、聯專家往往以詞（片語）的結構為參照物，認為結構不同的詞（片語）不宜相對。事實上以結構為參照物是欠妥的，因為下面的語言事實無法解釋。一、我們要充分注意到： （1）一個合成詞在由動+名兩個詞素組成時，他可能是動賓式（如，司令），也可能是偏正式（如，飛機）。這兩個詞都是名詞，而且在相對時字面的詞性一致，作對仗有什麼不可呢？再有，「飛機」（名詞）、「回憶」（動詞）、「悶熱」（形容詞）都是偏正式合成詞，不能因為都是偏正結構，「飛機」與「回憶」或「悶熱」作對仗。同樣，「司令」（名詞）、「關心」（動詞）、「安心」（形容詞）都是動賓結構的合成詞，「司令」也不能與「關心」或「安心」相對，否則就會詞性失對。又如，有書認為：欲傳春信息，不怕雪埋藏。是對偶句。（陳亮《梅花》）事實上，「信息」與「埋藏」雖然都是並列結構，但前者是名詞後者是動詞，如果認為是對偶句，詞性就失對了。 （2）一個合成詞在由名+動兩個詞素組成時，他可能是偏正式（如，蜂擁），也可以是主謂式（如，耳鳴）。這兩個詞都是動詞性的，如果造句有需要，「蜂擁」可以與「耳鳴」相對嗎？ （3）一個合成詞在由名+名兩個詞素組成時，他可能是偏正結構（如，家信），也可能是補充結構（如，鯉魚），這兩個名詞可以相對嗎？按現行規則，當然都要排出在對仗之外。（以上詞結構資料，引自《漢語語法修辭概論》李忠初等著p.30）二、在對偶句中，名詞對仗是最重要的，而（動+名）與（形+名）式的雙音名詞對仗是最常見的。如：（1）過客來自北，大軍居在西。（儲光羲《留別》）落景陰猶合，微風韻可聽。（杜甫《言楠》）。野寺垂楊里，春畦亂水間。（杜甫《奉陪鄭》）。畫省香爐違伏枕，山樓粉堞隱悲笳。（杜甫《秋興》）。「大軍、微風、亂水、悲笳」是形+名式的偏正結構名詞。而「過客、落景、垂楊、伏枕」是動+名式的名詞，以我們上面給出的語法知識，他們是什麼結構？偏正嗎？動賓嗎？古人無語法之專門學科，他們用什麼方法來判定結構？並用它來當著對仗的判定標準？《王力近體詩格律學》按王力語法系統，告知我們，這種名詞的構詞情形是動詞（過、落、垂、伏）活用為形容詞，並在大多情形下是修飾後面的名詞？（客、景、楊、枕）。什麼叫大多數情形？王力書中的凡例（四）中寫道：表示詞性的羅馬字母分大寫和小寫兩種。大寫的表示它居於句子的主要地位，小寫的表示次要地位。在多數情形之下，小寫的字是大寫的字的修飾語。以本文凡例而言，「過客、落景、垂楊」是前面的動詞活用為形容詞修飾後面的名詞（屬偏正結構）。而「伏枕」（病的意思）卻不是這樣，它是動賓結構的名詞。也就是說動賓結構的「伏枕」與偏正結構的「悲笳」可以對仗。大多數情況就是指詞的結構會出現上面說的差別（動+名式的名詞，大多數是偏正結構，但也有動賓結構）。王力先生在這裡將已涉及的結構概念加以擯棄，正確的彰示古人不以結構為對仗依據的方法。正是今日一些學者所忽視的，並走向錯誤之關鍵。以上見《王力近體詩格律學》p.189，詞性的羅馬字表示表，以及第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節中包括以上四例在內的有關名詞構詞的全部詞性活用例句。又如：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王勃《送杜少甫之任蜀州》）「知己」是動賓結構，「比鄰」是並列結構。兩詞均是名詞。（《周禮·大司徒》：「五家為比」《周禮·遂人》：「五家為鄰」。）（2）再看片語的情況：沙場烽火連胡月，海畔雲山擁薊城。（祖詠《望薊門》。偏正結構的「沙場烽火」與並列結構的「海畔雲山」作對仗。三、對偶句還存在一種只講字面相對的類型。如：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毛澤東《贈柳亞子先生》）「牢騷太盛」是主謂結構與其相對的「風物長宜」無結構可言（「長宜」修飾「放眼量」）。在「防—腸斷」對「放眼—量」中，「腸斷」是主謂結構，而「眼—量」無結構可言，因為「眼」與前面的「放」連讀，並組成動賓結構；又「放眼」是動賓結構，與其相對的「防—腸」無結構可言，因為「腸」是與下面的「斷」連讀，並組成主謂結構。以結構論對仗，這一聯是無法遵循的。（《詩詞格律》王力著p.144，對仗上的語法問題）。把「語言結構相同才能造對偶句」的說法，無論引入句法或詞法中，都會發生錯誤。古代詩人在創作律詩和楹聯時，是沒有語法這一學科的，但他們有他們的規則。用現代語法來研究他們的規則是必要的。但是，我們只能像王力先生那樣彰示古人的作法，而不可能也不應該企圖用現代漢語語法來人為地規範對偶句的規則，何況一些人本身對現代漢語語法不甚了解。這是現在一些研究詩（聯）語法理論的學者在指導思想上搞錯了的地方。「彰示」與「人為規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治學方法。詩（聯）的對仗是極講詞性相同的。語言學家王力先生在對駢體文的對仗研究時曾談到結構問題，而當對仗的句型發展到律詩對仗的句型時，不再以結構為標準，因為這時出現了句型不同的對偶句，對偶句的語法理論完全發育成熟。對詞（片語）的對仗研究時，就不能引入結構這一概念了。中國還有一本研究詞性的名著叫《現代漢語八百詞》，主編呂叔湘先生在著作中也未引用結構概念，因為結構不能決定詞性，詞性也不依賴結構才能確定。結構與詞性不存一一對應。律詩的對仗包含了駢體文的對仗，在大多數的情況之下，對偶句還是詞和片語互為對仗的，但決不是律詩對仗的全部內容。我們在批評了錯誤規則之後，大家自然會問，詞和片語互為對仗的規則到底是什麼？我個人認為：詞和片語互為對仗的規則：（1）詞性相同（包括動詞和形容詞指稱化，詞的活用）。（2）優秀的對仗還講究詞和片語的組成分的語法性質相同。（3）對仗與結構無關。這才是真正的詞和片語互為對仗的規則，是鐵律。因為雙音詞（片語）在詞性相同的情況下，它們的組成成分的語法性質與詞性並不總是一定相同的。例如，形容詞「堅強」，它的組成成分「堅」和「強」都是形容詞性的，形容詞「缺德」，它的組成成分「缺」是動詞性的，而「德」是名詞性的。又如，名詞「玉杯」，它的組成成分「玉」和「杯」都是名詞性的。而名詞「學問」，它的組成成分「學」與「問」都是動詞性的。雖然，形容詞可與形容詞作對仗，名詞可與名詞作對仗。但是一副好的對聯就要深究到詞和片語的組成成分的語法性質。使用我們推出的新規則後，原來認為結構不同不能作對仗的「飛機」與「司令」可以作對仗了，因為（1）都是名詞。（2）這兩個詞的組成成分的語法性質相同，「飛」與「司」都是動詞性的、「機」與「令」都是名詞性的。同樣，動詞「蜂擁」與「耳鳴」雖結構不同，但「蜂」與「耳」是名詞性的，「擁」與「鳴」動詞性的，當然可對仗。「家信」與「鯉魚」都是名詞，結構不同。也因為這兩名詞的組成成分的語法性質相同，可以對仗了。國粹網論壇上有人上帖，討論成語「鞠躬 — 盡瘁」的結構。認為是動賓的，動補的、偏正的、緊縮結構的都有。越議論越複雜，我們不可能議清楚了才去作對仗，實際上我們先判定他的詞性是形容詞性的就行了（成語屬固定短語，功能上大致相當於一個名詞、動詞或形容詞，可以看成詞的「等價物」，語言學把它納入辭彙範疇），再找一個形容詞性的固定或組合短語與它相對，並充分注意其組成成分的語法性質是（動+名）+（動+名）。有人以「竭慮殫精」對之，就對得很好。有時，一個詞（片語）判定它的結構是困難和麻煩的，一個語言結構判定它是詞還是片語也是有困難和麻煩的，會涉及詞源。這種困難和麻煩事，一但成為寫詩（聯）必定弄清之標準，那一些句子就很難造得出來了。這種麻煩古人是沒有的，古人的辦法，「行之簡單，理之深奧」是令我們驚嘆和折服的。古人對「對子」有「對字不對句」之說。「字」不是現代漢語語法單位，現代漢語語法單位是「語素、詞、短語（片語）、句子、句群。無論古代還是現代，「字」在連綿詞中充當無義或舍義的讀音符號；在合成詞中充當成分（至少其中一個字有義）。在「詩經」年代，單字詞70%—60%，在語法無專門學科的年代，「字」幾乎是詞的代名詞，直到《馬氏文通》的「字無定義，故無定類」實際說的是「詞無定義，故無定類」。辭彙發展至今80%以上已是「多字格」。「字」的功能在歷史長河中變化了。現在，字在國人心中無疑已是單音節單位，而詞的典型格式在國人心目已是雙音節的雙字格（摘自周薦著《漢語辭彙結構論》p.53）。在明確上述道理後，把「對字不對句」譯成現代語言是「對詞不對句」，詞性相同就可相對，深入下去再考究詞的組成成分相同。這時再分析句式也是多餘，我想古人論述是這個道理。然而，我們一些學者卻找來一些「結構」麻煩並強加給大家，還認為是一種發明和創造，這難道不是件怪事嗎？話又說回頭，現代人撰寫的楹聯，很大一部分人選擇句式相同的造句法，這種個人（或流派）創作風格是無可非議的，由這一風格派生的結構相同論，作為經驗應用已成為了一種習慣也無可指責，但它畢竟是一個局部的經驗，作為整個對偶句的語法指導理論提出就不行了。俗話說「真理向前跨越半步就成為謬論」。因為這一經驗，如果上升為指導對聯的創作理論，會否定「句型不同的對偶句」的存在這一語言事實。2005.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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