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 ｜童慶炳：在萬里晴空下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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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 點亮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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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理論家、北京師範大學資深教授童慶炳先生授課時喜歡穿白襯衫。他曾經的學生、作家遲子建回憶在魯院聽他講課的情景時說，童老師一襲白襯衫，就像雨後晴空中的白雲一樣悅人眼目。6月14日晚，他因突發心臟病醫治無效在北京去世，享年80歲。遲子建發布悼念微博：「童老師選擇晴朗的日子遠行，是因為他看見上天白雲朵朵，為他備下了最美的白襯衫。這樣的白襯衫不惹塵埃，永不褪色。」熟悉童慶炳的人都說，他自幼成長於山野，喜歡綠植、紅花，他的書房窗前有個十多平方米的小花園。他更喜歡置身自然中。身體尚可時，他每周必徒步去爬香山。6月中旬，北京天氣連續晴好，13日雁棲湖遊覽歸來後，他又於14日去爬金山嶺長城，但在下山途中心臟病突發。這一次，在他熱愛的萬里晴空下，他再也沒有醒來。所謂「人去留名」。童慶炳在長達四十餘年的教學與科研生涯中結下的豐碩成果，已為他留下了「永不褪色」的光華。作為當代卓有成就的文藝理論家，他撰寫發表了論文200多篇，獨立著書十餘部，由他出任主編的《文學理論教程》，至今仍是很多高校通用的教材。作為桃李滿天下的教授，目前國內文藝理論界的知名學者，包括陶東風、王一川等都曾受教於他。莫言、余華、劉震雲、嚴歌苓、畢淑敏等作家也曾經是他的學生。「 評論家不但要對藝術負責，而且要對社會負責1988年秋，北師大研究生院與中國作協魯迅文學院聯合舉辦首屆文學創作研究生班，童慶炳擔任該班輔導員，並教授「創作美學」課程。學生吳子林介紹說，童慶炳上任之初即開始認真準備講稿，無論是對所講的題目，還是對具體內容的闡述，他都深入地思考，頗下了一番功夫，講稿就寫了滿滿五個硬皮筆記本。1989年春開始，童慶炳開始給學生們上「創作美學」課程，每周四節，共十六次，即十六講。這些授課內容後來經過整理成為專著《維納斯的腰帶——創作美學》，提出並解決了文學創作中一系列問題。童慶炳的授課給作家余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日後他總結道：他們之所以被童慶炳的課所吸引，一則因為他的教學風度。「童老師從來不是強加給我們什麼，而是用一種與學生討論的方式上課。第二點是童老師的學術風格，在我印象里他講創作美學時，從來不說大話和空話，而是以嚴謹的邏輯和獨特的感受吸引我們。」當然，逃課的情況偶爾也發生，比如作家莫言有一次不請假，回山東高密老家去蓋房子，一走就是一個月。魯迅文學院的老師想開除他，童慶炳安慰他說，不要緊張，「開不開除，北師大說了算。」後來此事得以化解。作為莫言碩士論文指導老師，童慶炳曾建議莫言結合自身的創作寫「童年經驗與文學創作」，後來莫言將題目改為《超越故鄉》，該論文也被童慶炳收藏多年。日後回憶那段經歷時，莫言曾說「逃童老師的課」是「一個重大的遺憾」。他坦言：「一般地來說，研究創作美學的書與作家的創作不會發生什麼關係，作家更不會用創作美學來指導自己的創作。當年我之所以逃課大概也是存有這種心理。但在我畢業之後十幾年的創作生涯中，逐漸地感到當初的認識是膚淺的。作家固然不是在學了創作美學之後才會創作，但一個已經有了一定的創作實踐的作家了解一點創作美學，對於他今後的創作肯定是很有幫助的。」在吳子林看來，童慶炳與他的作家學生的關係打破了人們心目中關於理論家與作家關係的模式化理解。童慶炳曾幾度倡議，合理地對待理論研究和文學創作的關係。他認為，理論研究和文學創作是兩種不同的社會分工，不存在高低貴賤之分，也不存在誰依靠誰的問題，但是他們合作共同產生了意義，都是發自同一個普遍的時代精神，都是對時代的認識。他還強調說，越是名家的創作就越要對其進行嚴格的批評，因為他們有廣大的讀者，影響很大，讀者對他們期待很高。「所以評論家不但要對藝術負有責任，而且對社會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童慶炳與作家莫言「 真正的文學理論應獨立走向自己的未來即使褪去「文壇教父」的光環，童慶炳憑其在文藝理論學領域取得的成就，亦足以令後世銘記。換言之，童慶炳之所以能傳道，是因為他自己有道。他曾說，只有自己有道，學生才能感到你的愛，才能感受到你的學問不是漂浮在池塘邊的草，而是紮根於大地的千百年都搖不動的樹。而童慶炳的「得道」，很大程度上源於他的反思和質疑精神。吳子林曾上過他的「專題研討課」。他回憶說，童慶炳通常是從古今中外重要的理論書籍中挑出一本，布置好研討的題目及範疇，讓學生精讀相關章節，並指定一些閱讀的書目和資料；然後每周組織一次研討課，要求每人的發言不能重複書中的內容，必須談出自己的體會和理解。「到了研討課，他自己先講，再讓學生們討論，其核心是專門挑他所講內容的毛病或不足，特別鼓勵學生們拿自己新編的講義『開刀』。」事實上，童慶炳也經常拿自己「開刀」。他從來沒有因為自己研究文藝理論，而對這一領域存在的問題留情面。早年，他就對我國文藝理論界理論脫離實際的現狀提出過嚴厲的批評。他認為，對西方理論不加辨別地搬用、套用，甚至用國外的理論條文來「宰割」本國活生生的現實，結果必然是格格不入的。有鑒於此，童慶炳做研究時嚴格遵循了「中國化」的原則。童慶炳也沒有因為執著於理論研究，忘記對社會現實的關切。近年來，他較多思考當代文學藝術的精神價值取向問題。他的研究結論是：我們看世界有自己的獨特視角，既要歷史進步，也要人文關懷，當兩者陷入悖反之時，不要在這兩者之間進行選擇，不要在「葡萄園」和「現代礦井」之間進行選擇，要在歷史理性與人文關懷中保持「張力」，這正是作家的詩性生存方式使然。由此，他提出了文學的「人文-張力」說。雖是創立了不少有建設性的，原創性的理論，童慶炳還是不時面對「理論已死」的質疑。對此，他認為，理論創造自有其獨立存在的價值和意義的，它是對一個事物深層次的、本性之物的理解與把握。文學理論也不是文學創作的附庸，它是文學理論家與作家一道面對生活的發言，是在一定現實生存境況下的探索，它有著思想的力量。即便只是面對作品發言，作為「不斷運動的美學」，文藝批評也有它獨立的價值。「文藝批評的根基既不在政治，也不在創作，而在生活、時代本身。生活、時代既是創作的根基，也是批評的根基。」而對文藝理論面對各種各樣的衝擊，該如何保持獨立品格的思考，更是貫穿了童慶炳的一生。在他看來，文學理論的邊緣化，是很正常的事情。文學和文學理論，無需去做什麼「時代的風雨表」，「把文藝當成中心是非正常的危險的現象。文學理論邊緣化，意味著文學理論和批評將更多回到自身，也將更加學理化、專業化和學科化，並由此不斷向深度拓進。真正的文學理論不會與世俗的商業力量同流合污，而是獨立走向自己的未來」。「 作家要有紮實的理論基礎、文化和知識的基礎童慶炳珍視學術，即使退休後，仍不懈工作。而他未竟的事業里，實際上還包含了小說創作。學生耿波還記得童慶炳患胃癌後，曾興緻勃勃地談起自己的晚年計劃。「他說，等學術論文編完了，他要把自己的精力投入到小說創作中。他要寫一部穿越小說，一個人在欣賞一幅畫時，入神成為了畫中人，開始遊覽畫中的斑斕世界。」吳子林回憶說，當年童慶炳之所以敢面對文學創作研究生班的學員講「創作美學」，就是因為他自己有創作的體驗。而他任職的北師大尤為關注寫作培養，且在近年成立了國際寫作中心，也未嘗沒有這樣的緣由。在童慶炳看來，大學中文系不應當只是培養學者，還應該培養作家。他認為，我們過去對語言文學的認識是片面的：只搞文學研究，不指導創作，不培養作家。以童慶炳的理解，這種片面的認知，還帶來了一部分作家的誤判，他們固執地認為作家不需要理論。但實際的情況是，要是作家有紮實的理論基礎、文化和知識的基礎,他們對生活的理解會更加透徹。一個作家只有把自己的理性認識很好地滲透到作品的感性形象中去，思想才會更深刻，意味才會更綿長。童慶炳贊同王蒙當初提出的作家學者化的觀點：「如今，作家當中,大學畢業的會越來越多，以後是這一撥人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