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第一部推理小說

一部推理小說，第一，要有罪犯，隱匿甚深；第二，必須是謀殺案，或許不止死一個人；第三，案件終歸破獲，但很不容易，破案的人起初是偵探，後來是警察；第四，偵探要有個助手，譬如華生之於福爾摩斯，黑斯廷斯之于波洛，多少幫點忙，此人常身兼小說的敘述者，當由偵探破案變成警察破案時，要有更多的人介入；第五，還得有些看似相關末了證明與案件並無牽連的人。第六，案件可以發生在城市，也可以發生在農村，也可以不要這種大的背景，譬如「密室推理小說」，就限制在一個完全封閉的環境之中。

美國作家愛倫·坡寫了世界上第一篇推理小說《莫格街謀殺案》，塑造了第一個偵探形象杜賓。從那以後，一代代推理小說家就在上面六項之內，變著法兒給自己設置障礙，特別是這兩方面：第一，不可能犯罪；第二，不可能偵破。推理小說家將不可能變成可能，作品也就越來越複雜，越來越好看。

嚴格說，無論杜賓，還是福爾摩斯、波洛，原本都是局外人，大可不管破案的事。但是為什麼要管呢，除了正義感之外，他們還有解決這個問題的本事。在《莫格街謀殺案》中，杜邦說：「近來觀察於我已成了一種必然。」這是偵探的第一樣本事。提起福爾摩斯，浮現在我們眼前的總是那個叼著煙斗、拿著放大鏡的形象。說來煙斗有沒有兩可，放大鏡卻很重要，因為作為偵探必須勘察現場。他會發現許多別人沒有留意的蛛絲馬跡。有些推理小說家就在這兒給自己設置障礙，以至有「盲偵探」、「坐輪椅的偵探」之類，不過無論如何，他們總歸得完成勘察工作。在傑夫里·迪弗的「林肯·萊姆系列」中，負責破案的刑事鑒定專家萊姆全身癱瘓，只有一個手指能動，現場勘查、搜集證物有賴於女助手阿米莉亞·薩克斯，兩人合在一起，就是一個「福爾摩斯」。

《莫格街謀殺案》還提到：「每當這樣的時候，我就不能不覺察並讚佩杜邦所獨具的一種分析能力。」這是偵探的另一樣本事。他們要對所發現的線索加以分析，得出結論，從而破獲案件，找出兇手。分析所依賴的是邏輯，而觀察則是實證的方法。在柯南道爾的《銅山毛櫸案》中，福爾摩斯說：「即使我要求公正地對待我的技能，也是因為它不是屬於個人的東西——它是超越我個人之上的。犯罪俯拾皆是，邏輯卻難得一見。」在迪弗筆下，薩克斯搜集到的材料，要靠萊姆分析。偵探需要眼睛，還需要腦子，前者可以有人幫忙，後者必須依靠自己。從《莫格街謀殺案》到最新的推理小說，一概離不開這兩樣東西。

講到推理小說，一直有種疑問，就是這類作品有什麼意義。三十年前，《譯林》刊登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尼羅河上的慘案》，大受讀者歡迎，惹來某位學者告狀：「現在為什麼有的出版社置自己的責任於不顧，出那些『慘案』、『謀殺案』之類的書籍而沾沾自喜？自『五四』以來，我國的出版界還從沒有像現在這麼墮落過。」再往前推五十年，程小青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偵探小說的質料，側重於科學化的，可以擴展人們的理智，培養人們的觀察，又可增進人們的社會經驗。」（《談偵探小說》）不妨直截了當地講，推理小說是一種智力遊戲。已經出了一百多種的「午夜文庫」有句廣告語：「閱讀之前，沒有真相。」其實好的推理小說，不讀到最後一頁，真相不會大白。閱讀推理小說的樂趣，就從翻開第一頁開始，到讀完這本書為止。

進一步講，則如博爾赫斯所說：「在我們這個混亂不堪的年代裡，還有某些東西仍然默默地保持著經典著作的美德，那就是偵探小說；因為找不到一篇偵探小說是沒頭沒腦，缺乏主要內容，沒有結尾的。……這一文學體裁正在一個雜亂無章的時代里拯救秩序。」（《博爾赫斯口述》）推理小說誕生於資本主義上升時期，它傳達了那個年代的一種理念：這個世界是符合邏輯的，可以利用理性加以把握，而體現理性與正義的作為，總是有成效和有意義的，善最終能夠戰勝惡。直到如今，大概仍有不少讀者期待我們的世界是這樣的。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