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國勛：當代社會理論的發展趨勢

06-21

社會理論在涉及解釋任何一種社會現象發生、構成的原因的觀點上存有很大的分歧，這既與某種特定方法在某個特定學科中的使用是否有效相關，也與自認科學與社會科學各自說明現象時它們的說明原理之間具有什麼關係有關。

　　一、社會理論的主題問題

　　從廣義上說，各門社會科學都是以不同維度的社會現象為研究對象，因而社會也就成了各門社會科學的共同研究主題。這裡遇到的第一個認識論問題即是社會是可以化約的抑或是不可化約的？各種社會理論實際上都明顯地或隱含地站在不同的前提預設上對這一問題做出回答，從而導致了在理論上的分野。杜爾凱姆是明確提出應從整體上研究社會、社會整體不能化約為各組成部分之和、整體優先於局部而著稱的社會學家。杜氏強調任何一種社會事實都應被視為客觀實在的社會事物，社會事實具有獨立於人的客觀性、普遍性和對人的行為的某種強制性，因而只能在整個社會生活的背景上去綜合地研究社會現象。「社會學這門科學只有在認識到把社會事實當作實在的物來研究時才的誕生。」①在杜氏本人以及以他為核心的法國年鑒派社會學的倡導下，這種社會實在論的觀點-直在社會學研究中處於主導地位，並成為作為一門科學的社會學之獨立地位確立的理論基石。這種把任何社會現象都納入到特定的社會環境中、、從整個社會生活的背景上去做綜合考察的觀點，在社會理論中被稱為「社會學主義」（sociologism）。從這種整體論觀點上看，社會學最終所要說明的是人類行為所構成的現象一一群體及其制度，社會現象最終歸屬干群體而不是個人。「社會學主義」本身即隱含著一種先驗性假沒：說個人從屬於他們生活的那個群體或社會並為後者所決定，這僅僅是說，他作為個人的一切行為均須從社會學觀點上來加以認識。受它影響，一個多世紀以來社會學從宏觀整體研究社會蔚然成風，迄今各種形式的功能主義、結構主義綿延不絕。相應地，「社會結構」也就成為社會學研究的主題。與之相類似的提法還有「社會系統」、「秩序」、「強制性協作群體」、「制度」（institu-tionss）、「整合傾向」、「網路」、「社會性安排」（sociaal arrange-ment）等等。按照通常的理解，「社會結構」概念是持續穩定的社會互動和社會關係的一種隱喻，它表徵人類社會關係的模式化及其穩定的狀態，在這個意義上它幾乎與社會學家所研究的「社會」是同義詞。與上述社會實在論相對立的是一種社會唯名論，可以德國社會學家 G·齊美爾為代表。齊美爾既不同意杜爾凱姆、斯賓塞等人把社會視為物或有機體的觀點，也反對黑格爾歷史哲學把社會說成是絕對精神的展現的唯心主義。在他看來.社會是由人們彼此之間不斷的相互作用亦即互動的關係網路所構成的：「社會無非是由相互作用聯結起來的大量人群的名稱」。② 那些龐大的起個人結構，如國家、群體、家庭、城市乃至工會、公司等，無論它們顯得多麼獨立自主而又歷久彌新，以至表現為一種異己的力量而與人相對立，它們都只是人際互動關係的對象化。

　　對於社會研究來說，應該把關注的重心放在人們的交往（sociation）上，它是人們聯繫和相互作用的特定類型和形式，而不應把重點放在那些超人的結構上。在他看來，孔德等人對社會學對象的綜合性、整體性的解釋是大而無當的，他本人則寧願把社會學對象局限在他所稱之的「社會原子的相互作用」上。齊美爾認為，企圖對社會生活有關的全部現象做出因果性說明不啻是一種幻想，正如不存在關於一切物質的總體科學一樣，也沒有囊括一切的社會科學。社會學同其他任何一門學科一樣只是研究現象的不同維度或方面，而不是什麼普遍的總體性或整體。誠然.社會學要與各種方面的社會現象發生關係，但這並不意味著要以這些不同方面的社會現象為對象，它只是把關注點集中在人們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行動基礎的相互作用的形式上，如衝突和協作、平行關係和隸屬關係、集權化和分權化等形式。這也是人們把齊美爾的思想稱為「形式社會學」（formal sociology）的原因。

　　另一方面，針對德國歷史主義傳統主張社會現象具有不可重複的獨一無二性，齊美爾則強調，如果用社會學這面透鏡去看歷史，那麼就無需與歷史現象的不可重複性打交道，而是與這些現象的構成一致性的基礎發生關係。社會學並不自詡要以對路易國王或亨利國王的個人行為之因果說明為標的，它能夠說明的只是王權制度對這些國王的制約和影響方式及其與社會生活的關係。換言之，社會學只與路易國王發生關係，而主要地不是與路易國王發生關係。在這個意義上，齊美爾把他的形式社會學比喻為社會生活的幾何學：「幾何學的抽象只考察人們的特殊形式，儘管這些形式從經驗上看僅僅是作為某種物質內容而給定的。同樣.如果社會被認為是個人之間的相互作用，則對這種相互作用的形式的描述從最嚴格和最基本的意義上說就是社會科學的任務」。由是觀之，齊美爾把社會學研究的重點放在人們社會交往的同質性形式方面，而不是其異質性內容。例如，追逐經濟利益既可以表現為競爭又可以表現為協作的形式；同理，靠戰爭掠奪和靠投機獲利又都包含著協作。社會學能夠告訴人們的，無非是關於使人們的特定交往得以發生的利益和意圖以及利益和意圖實現為相一致的相互作用的社會形式。

　　在社會學中，使用這種原子論策略的是被稱為微觀社會學的各流派，主要有源於 G·米德互動理論的符號互動論、角色理論、戲劇論以及受現象學影響的民族學方法論（ethenomethodology）。它們把關注重點放在個人之間以及個人與社會之間互相聯結的具體過程，分析社會互動過程對個人和社會的影響。這些流派都發生、成長在美國，極具美國社會理論的特色，突出人的個體性及其心理過程對社全行動的作用，其思想淵源可以追溯到 W·詹姆士、杜威等人的實用主義哲學觀點、達爾文主義和行為主義。

　　在社會科學研究主題的認識上，介於上述社會整體論和社會原子論之間的是一種被稱作「方法論個體主義」的觀點，其溫和形式可以 M·韋伯的「理解的社會學」為代表。韋伯認為，」社會學是門科學，其意圖在於對社會行動進行詮釋性的理解，並從而對社會行動的過程及結果予以因果性的解釋」③所謂社會行動，是指行動者的主觀意義關涉到他人的行動，而且指向其過程的這種行動。他試圖通過對個體行動者主觀意義的理解達到對整體社會現象的因果性說明，亦即透過個體研究整體，進而把社會認識上的整體／外體二元對立調和起來，並從而把德國歷史主義傳統強調的主觀表意方法與近代科學追求的客觀因果說明的通則方法結合起來。「方法論個體主義」的激進形式可以批判理性主義者卡爾·波普為代表。在這個問題上，波普與哈耶克相類似，主張社會科學歸根結蒂是以個人為研究對象的：「社會理論的任務是要仔細地用描述性的或唯名論的詞語建立和分析社會學模式(models），這就是說，依據每個人以及他們的態度、期望、關係等情況來建立和分析社會學模式--這個設定可以稱為方法論的個體主義。」④ 在社會科學主題問題上，他竭力反對社會學中的唯實論、整體論思想。他認為，孔德、斯賓塞等人所說的社會整體，並不是經驗的對象，基本上用於流行的社會理論的公設；雖然人們認為象集合的人群這種經驗的對象是存在的，但是家「中產階級」這樣的名稱就代表這種經驗群體則是完全虛假的：它們所代表的是一種現象的對象，其存在完全取決於理論的假設。「因此，對社會整體或集體之經驗存在的信仰（可以被描述為樸素的集體主義）必須讓位於這樣的要求：社會現象，包括群體，應按照個體及其活動與關係來加以分析。」⑤ 波普把社會學中的實在倫、整體論稱之為「方法論的本質論」（methodological essentiolism），而與「方法論的個體主義」--有時他亦稱之為「方法論的唯名化」（methodologi-calnominalism）相對立。在波普的用法中，「方法論的本質論」是柏拉圖以及現代的各種歷史主義所持觀點的特徵，這種觀點認為，純粹知識或科學的任務在於發現並描述事物的真正性質，即其隱蔽的實在性或本質。而「『方法論的唯名論』並不想發現事物的真正本質是什麼，也不想定義什麼是真正的本質，而只是描述在不同環境下事物是如何運作的以及這一運作是否有什麼規律。換言之，『方法論的唯名論』是從我們對經驗事物或事件的描述中，從我們對這些事件的說明（亦即藉助普通法則來描述這些事件）中，尋找科學的目標。並且，在我們的語言中，特別是那些使語言具有正確的語句結構與推論的規則中，尋找科學描述的重要工具，文字只被當作是達到這一目標的工具，而不是本質的名稱」。⑥ 波普認為，當今自然科學已普遍地接受了「方法論的唯名論」，而社會科學的種種問題大多還沿襲用「本質論」方法來處理，其表現是各種歷史主義思想風行，這也是社會科學之所以落後的主要原因之一。他主張的是一種批判的理性主義；「理性主義是一種隨時準備接受批判性的論證，並從經驗中來學習的態度。它基本的態度是承認『我可能錯，你可能對，透過努力，我們可更進一步接近真理』」。⑦ 與之相對立的態度即他說的認識論中的本質主義和社會理論中的歷史主義。在波普看來，這二者是一脈相承的，前者在認識領域崇信確定不移的真理，後者則頂禮膜拜社會歷史中的終極本質，其共同之處都是一種不容質疑、封閉的權威主義態度，因而容易導致獨斷（dictatorship）。⑧ 雖然被普的矛頭所向主要什對社會理論中的歷史主義而非唯實論，但人們從他的批判中確實可以發現傳統的唯實論社會學中的某些弊病。譬如，杜爾凱姆的方法論非常看重定義和分類問題，因為唯實論的一個基本傾向認為概念（定義）與實在是同一的。「對一種確定的團體現象，用各種科學方法進行調查，所得到的定義大致會相同。社會學者的第一步是將所研究的事物加以明確的定義，以便確定自己所研究的到底是什麼事物，同時也讓別人能夠明白。這是科學證嗎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條件……科學的對象是由這種明確的定義來確定的，科學的內容自然也要根據這一定義來解釋」、⑨ 杜氏在《宗教生活的原始形式》一書中就是同上述方法以崇拜神聖事物定義宗教的，進而認為初民的圖騰崇拜與現代社會的靈魂救贖宗教之間並無本質的區別，並據此得出一切宗教其本質都是崇拜社會性的結論。誠如阿隆所言，杜氏的這個方法有兩個危險：「一是無意間用本質性定義來代替根據顯而易見的外部標記確定的非本質性的定義，另一個危險是，武斷地預先假定，凡是被列在同一種類里的現象都必然是由一個唯一的而且是同樣的原因引起的。」⑩ 這正是波普所批判的「方法論的本質主義」之主要問題材。

　　二、社會理論中的說明問題

　　社會理論在涉及解釋任何一種社會現象發生、構成的原因的觀點上存有很大的分歧，這既與某種特定方法在某個特定學科中的使用是否有效相關，也與自認科學與社會科學各自說明現象時它們的說明原理之間具有什麼關係有關。前者屬於部門科學的方法論問題，後者則是一般方法論問題。這裡談論的主要是後一個問題。

　　在英美社會科學家中，相當多的人主張一種統一的科學觀，這種觀點可以追溯到孔德、約翰·穆勒那裡：自俄科學和社會科學都是基於對經驗現象的觀察，並努力從大量的現象重複中建立起某種因果性，科學的目的就在於對現象的因果性做出說明，並在此基礎上對現象的未來發展趨勢做出預測。因而，觀察、說明和預測是這兩類科學都並同具有的「客觀」策略。這充分體現在孔德的一句名言中：「科學是為了預見，而預見是為了獲取力量。」堅持這種一元論觀點的可以 R·魯德納的《社會科學哲學》和 G·雷曼斯的《社會科學的本質》（1967）為例，觀點與之近似的還有波普爾的《歷史決定論的貧困》和 E·奈格爾的（科學的結構）（1961）。在這些作者看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的分別只與具體研究的技術有關，而與說明的邏輯無關。與之對立的觀點是源於德國新康德主義的各種反實證主義取向，它們指責基於統一科學觀而把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等同的實證主義設定。它們援引狄爾泰的「精神科學」（Geistewis senscnaft）概念，強調對社會生活進行學科探究的「人文研究」從根本出發點上就不同於自然科學。人文研究的對象是導致人們行動的在意義.與自然科學對象的物理性和經驗性相比，內在意義具有無限變化性和相對不易把握性，因而它無法達到以自然科學為設準的說明和預測所要求的普遍性範疇和客機性論證。換言之，社會研究的目的在於「理解」（verstehen /understanding）而非「說明」（explanation）。唯其如此，社會研究不但不能完全獨立於非經驗性研究的哲學方式,反而在實踐上更接近於哲學而自然科學。這種觀點的極端形式甚至認為，對於社會認識而言普遍性和客觀性不啻是一種幻想，社會科學能夠做到的無非是對獨一無二事件的「表意符號」（ideograhhy）研究。例如，人類學家彼得·溫奇就曾寫道：「由於觀念……是在不斷發展和變化著的，又由於每一觀念的體系因其組成成分是內在相互聯繫著的而只能被理解成是自在的和自為的，結果……使得觀念體系成為一種非訪了適於對之做出廣泛概括的對象。社會關係實際上只能在社會流行的觀念中並通過這些觀念而存在，……因而社會關係必然同樣也是一種不適於對之做出科學性質的概括化和理論化的對象」。11

　　溫奇所代表的是一種。「人文研究」的立場，雖然它對社會研究的特殊面向以及所使用方法的認識上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完全排斥因果佳說明的看法顯然過於主觀和相對主義化，即使在當代以及實證主義為主要目標的現象學和解釋學傳統中恐怕也難以見容。A·舒茨關於科學的討論表明，現象學並不暗示著一種反科學的立場。從「生活世界」上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關係對舒茨而言都必然被視為某種基於「互為主觀性肝（intersubjesctlve）理解。從舒茨的觀點上看，意義性理解和因果性說明毋寧說是兩個屬於不同層面上的問題，在社會認識上兩者應該結合起來：理解涉及到如何把握社會現象，而因果性關係則屬於說明的邏輯結構。換言之，意義性理解是社會現象成為可能（存在）的條件，而因果性說明則是關於社會現象的知識成為客觀的科學知識之條件。保爾·利科在考察歐陸哲學中關於人本主義的討論後明確地認為，在當代現象學和解釋學內正在出現一種為消解狄爾泰在意義理解和因果說明之間設置對立的努力。12 針對主張在社會研究中取消因果佳說明的極端立場.寧格爾在《科學的結構》中圍繞科學的說明模式的可應用性分析了社會科學的方法論問題。他論證了在社會科學中受南實驗儘管要比在自然科學中相對困難，但仍然是可能的；即使考慮到文化的相對性以及科學觀察者與現率對象的互動關係，也並不妨礙在有關社會因果性命題中獲得一定程度的精確性。13 魯德納《在做會科學哲學》一書中也對溫奇做了類似的批判。從中可以看到，人文研究試圖用取消社會現象的因果聯繫來批駁實證主義，結果造得其反，不僅為實證主義者的反批判抓住了口實，而且反倒為其在社會科學領域擴大影響提供了依據。

　　在這個問題上美國社會學家 J亞歷山大對實證主義的全面分析和恰如其分的批判是有啟發的。亞氏在其四卷本的《社會學的理論邏輯》第一卷中，詳細地考察了社會學領域中實證主義各種預設以及由此引起的廣泛爭論。亞氏從科學思維是一種雙向的連續體觀念出發，認為科學是發生在由兩種不同環境所構成的背景下的思維過程：其一是經驗觀察的世界，另一個是非經驗的形而上學世界。雖然科學的陳述可以更多地指向其中的某一環境，但它們卻從不可能為任何一種環境所決定。被認屬於截然兩種不同種類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陳迷之間的差別，實際上也只是代表著同一認識連續性上的不同位置的差異。位於靠近連續體右側的那些科學陳述之所以被說成是「經驗性的」，是因為其形式更多地受到精確性描述的觀察的影響，從而具有經驗描述的「特定性」。而位於靠近左側的陳述之所以被認為是「理論性的」，則是因為其形式較少關注為這些陳述提供信息的觀察的直接性。實際上，我們可以按照這種一般性和特定性的不同程度來認識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性質的區別。14基於科學思維是雙向連續作的認識，亞氏對社會理論中人文研究的主觀主義和實證主義的自然主義進行了雙向的批判。由於美國社會學中實證主義影響很深蒂固，故亞氏在第一卷著作中矛頭主要指向這一思想傳統。亞氏認為，實證主義在因果說明問題上有這樣幾個基本設定：在經驗現率和非經驗陳述之間造成截然分裂；由於這一分裂，較一般性的思想問題都被視為「哲學的」或」形而上學的」問題，對於以經驗為取向的社會科學來說這些問題不具有任何實質性意義；既然把拒斥非經驗的指涉視為自然科學的根本特徵，那麼，任何真正的社會學就必須採用「科學的」意識；在完全排斥了「哲學」問題且相應地經驗觀察成為主要任務的科學裡，具有理論性或一般性的問題唯有和這樣的經驗觀察相聯繫時才會得到正確的處理。實證主義的這幾項設定在社會理論中表現為：就理論的形成而言，強調這一過程是通過從觀察中進行概括的方法，亦即通過歸納而建構的過程。例如 G霍曼斯認為社會學理論必須是命題式的：理論是一種從經驗向較為一般的建構過程，其目標是產生一系列從歸納得出的演繹說明；就理論衝突而言，是將理論之爭轉變為經驗之爭，其隱含之意是說，如果社會學要成為一門科學，那麼，就應如一些人所說，經驗的驗證是理論之爭的最終裁決；就任何理論都可以最終還原為經驗觀字而言，科學的分歧就只有觀察方法上的根據，而不可能有其邏輯上的根據。15 例如克里馬認為，社會科學的發展是縱向、垂直向的進步分地，而分化更多地是專門化的產物.是關注經驗世界之不同側面的結果，而非囹繞著同一觀察證據的更一般化、非經驗的分歧之結果。16 亞氏認為，在這種把科學思維視為單向運動的觀點支配下的美國社會學，必然會導致如 W米爾斯所說的想像力的枯竭。其具體表現是，由於過分強調經驗直觀上的觀察和證實的維度，必然會極大地縮小了經驗分析的範圍，以致經驗概括愈來愈益停留在簡單相關的陳述水平上；把社會認識論問題變成單純的方法論問題，致使社會學理論僅僅專控對特殊研究和統計分析的技術進行精確化和檢驗的問題；這種將科學立場僅僅與量化的經驗分析相聯繫的邏輯、以及將理論邏輯還原為實驗邏輯的作法，最終必然會得出科學進步主要依賴於方法論革新的結論。

　　亞氏主張一種「後實證主義歷（postpositivisml）觀點。所謂「後實證主義」也稱「後經經驗義」，它是當代西方社會理論在科學哲學和科學史學影響下而出現的一股強勁的思潮。其關注焦點是社會認識問題，試圖在彌合傳統的實證主義社會科學與理解的社會科學之間對立的基礎上致力於創建後實證主義的方法論。「後實證主義」包含各種不同的取向，其中最重男的有批判的理性主義（波普、霍爾頓）、科學文學派（庫恩拉卡托斯）和科學實在論等。從發展沿革上看，「後實證主義思潮大致經歷了三個相互聯繫的時期。30-40 年代，西方擬會科學共同體都強烈支持激進的實證主義科學觀，把科學僅視為在歸納的概括和經驗的證實之間的往複運動。50 年代後，開始轉向後來被稱為邏輯經驗論的立場，雖然承認了概念化有模式這樣一些理論要素在科學認識上的重要性，也接受了「非觀實性實體」的存在，但同時仍認為一切理論陳述都可以通過純粹經驗的、實驗的程序而證偽。80 年代以後，「後實證主義」或「後經驗主義」立場開始在社會理論中發生影響。在這一過程中.人們可以看到「後實證主義」有不同形式的表現。譬如，一些人站在反實證主義立場上試圖把批判的理性主地皙學解釋學以及存在主義等的個別觀點結合起來，批判地重新考察實證主義社會科學的基本原理（如Epistemology. Methodology and the Social Science/Ed. by R. S. Cohen,1983.）另一些人則把「後經驗主義」的各種形式都與邏輯經驗論的批判聯繫起來，表明兩者之間的承續性、以求在擴展古典實證主義的方法論立場上為理論知識的構成提出更為嚴謹的策略（如 D. Thomas, Naturalism and Social Science,1979.）。還有的人基於實在論的科學哲學立場，借鑒歷史唯物主義的個別思想，試日提出能延續自然主義方法論傳統的「社會實在倫」楊念，以克服社會學實證主義和理解的社會學二者的極端和們頗，（如 R. Keat J Urry, Social Theory as Science, 1975）。

　　雖然後實證主義的理論觀點在 60-70 年代波萊尼、柯耶勒等人批判實證主義的著作中就已見顯露出其端倪，但最有影響的論述當同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1962）一書。庫恩的基本觀點認為，科學對事實的觀察和說明總是要通過現存的「範式」（paradigms）或理解的框架（frameworks of under-standing）而展開的：「範式是科學的構成要項……也是自然的構成要項」，因此，「範式對科學之持續發展的重要性，同於觀察和實以。17 這樣一來，他就把科學革命描繪成一種由經驗觀察和先驗範式之間相互作用所規定的雙向運動過程，為「後實證主義」的科學觀奠立了理論基石：全部科學的發展是一種雙輪的運動，既為經驗論證也為理論論證所推動。亞歷山大結合當代科學哲學和科學史學的研究成果，把「後實證主義。基本觀點概括為下達四個與實證主義的基本項設相對立的原外第一，所有的科學數據都是由理論內在構成的；這個針對實證主義將事實/理論之分視為具體區別的觀點是由拉卡托斯明確表述的。第二，經驗的承諾（empiricalcommitments）並非僅以實驗證據為基礎；這個原則概括了波萊尼和拉卡托斯等人的論斷，同時又為廣泛的歷史事實所住證。第三，一般理論的闡發在常態下是獨斷論的和水平向的，而非懷疑論的和垂直向的；這個原則在庫恩對常態時期科學與革命時期科學相比具有穩定性和非批判性的論述中得到闡發，並為許多科學史家所支持。第四，科學信念的基本轉變僅當具備了其他理論承諾從而足以應付經驗變化之時才會發生；這種觀點一反科學的變化只能從經驗環境上加以挪釋的傳統看法，主張一般理論之間的爭論也是引起科學變化的動力之一。18 亞歷山大通過一系列考察和論述後認為，當代西方社會理論在給予從經驗觀察中進行歸納時所遵循的方法論規則以高度重視的同時，還必須確立能夠說明發自更一般原則的反向運動的「理論的方法論」，即需要一種一般性理論邏輯。這就是他多卷本的《社會學理論的邏輯》一書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

　　三、戰後西方社會理論中的危機意識

　　前面我們著重從認識論角度考察了西方社會理論圍繞科學合理性問題上的一些觀點，現在讓我們再從存在論角度檢視一下當代社會學理論對社會實在帶有自身評價的思想傾向問題。誠召喚羅素所言，「要了解一個時代或一個民族，我們必須了解它的哲學；要了解它的哲學.我們必須在某種程度上自己就是哲學家。這裡就有一種互為因果的關係，人們生活的環境在決定他們的哲學上起著很大的作用，你而反過來他們的哲學又在決定他們的環境上起著很大的作用」。19 這個觀點同樣適用於社會學理論，因為究其實質，任何一種社會學理論都是以一定的哲學為依託的，反之，一個時代或一個民族的精神氣質（ethos）、社會意識都在其社會學理論中得到具體的表現。

　　戰後至 60 年代初，在西方社會學理論中美國哈佛大學教授 T·帕森斯所倡導的結構功能主義一直處於主導地位。帕森斯的社會學思想基本上是由社會行動理論、結構功能分析和社會系統倫三個部分組成，其思想洲伊.正如他在成名作《社會行動的結構》一書序言中所說，是杜爾凱姆、韋伯.帕累托等歐洲古典社會學思想像的某種綜合，同時也吸納了馬歇爾的經濟學思想、貝塔朗菲的系統論和坎農關於生物有機體是一個自穩態系統的思想。結構功能主義的一個基本僅沒認為，社會是由許多相互依存的單元組成的統一系統，其內部存在著縝密的結構分工，每個單元都各自發揮著特定的功能，它們相互依賴又彼此制約維繫著社會作為一個整合系統的存在。倘若一個部分發生變化，必須影響到其他部分乃至整體發生變化。系統一般保持均衡狀態，當受到外部或內部因素的刺激時，原有的均衡被打破，系統內部旋即進行調適.為適應新情況而出現結構分化，同化干擾，建立新的均衡 50-60 年代，結構功能主義在西方社會學界得到廣泛傳播，當時普遍開展的社會結構、社會分層、社會變遷和現代化研究，基本上都是按照結構功能分析模式進行的，以致「結構功能分析」幾乎成了「社會學研究」的同義語。結構功能主義從均衡出發，通過結構分化、功能分化致力於社會系統在變化了條件下的整合秩序，客觀上適應了戰後西方發達國家相對穩定的和平發展，其經濟、軍事實力如日中天，政治上保守主義盛行的態勢。這種自信和優越感充分體現在「工業主義」、「世界主義」這樣一些概念之中，用這種觀點去觀察發展中國家的社會變遷就必然是以西方為中心、以美國為模式。誠然，第三世界的現代化正在經歷著工業化和都市化的過程，但是作為歷史的個體，每個民族和地區的發展基於文化背景和傳統的差異又有其特殊性。西方社會學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實地調查結果也並不與美國模式相同，再加上發達國家出現的生態環境惡化等一些工業主義的負面消極弊病日趨顯露，以及美國在越戰中的進退維谷局面和國內內戰、學潮風起雲湧的動蕩局面，這都促使人們對原來的現代化模式進行重新思考和修正，在理論上對結構功能主義重新評價。這一切都導致 60 年代中期以後帕森斯理論的逐漸式微。

　　 1960-1970 年代，在批判帕森斯理論中百方社會學出現了一股強勁的左派激進主義思潮，其代表人物在美國有米爾斯、古爾德納等，在西德有雷克海默、阿多諾、馬爾庫塞等，在法國有列菲伏爾、古德曼等。他們的思想大多受到青年時期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一書的影響，尤其是「物化」（refeica- tlon）概念更成為他們批判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現實以及為之辯護和論證的社會學實證主義的一個出發點。由此上溯，還可以看到他們與馬克思乃至黑格爾的關係，只不過他們是對馬克思的對象化、物化、異化概念以及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做了左派激進主義的解釋。在他們的解釋中，上述幾個概念是同一的，他們並從「實踐」（praxis）的觀點上強調理論上的異地亦即現實剝削和壓迫的「理論行礦。這幾乎是一切「新馬克思主義」和「新左派」的共同信條，並由此把理論上的激進主義與政治上的激進主義結合在一起了。這種觀點表現在社會學理論上，亦即社會學激進主義，可以古爾德納的《西方社會學正在到來的危機》和米爾斯的《社會學的相像力》為代表。激進主義社會學以傳統社會學奉為圭臬的實證主義原理為批判對象，指出以實證問題為主旨追求的社會學必價導致其想像力的枯竭。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家們則認為，以自然科學為楷模的傳統社會學理論（包括對社會學對象的界定和整個研究程序和方法）對待社會現實的態度和解釋是以異化、物化為本質特徵的.這必然導致對既定現實的無批判肯定，以致變成現代社會權力宰制和剝削壓迫的附庸或幫閑。他們主張社會學應從」未被物化的」人的本質入手，反對把現代工業社會的既定現實當作合法的、把它追逐的功能效率的邏輯當作合理的，強調社會理論對一切現實應持有的批判性。

　　在社會學激進主義的營壘中，除了新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外，還有以 A·舒茨為代表的現象學。這是一個以胡塞爾先驗現象學為其理論基礎的社會學流派，開始時它並不具有政治激進主義的性質，但在反對傳統社會學對待社會現實的自然主義態度上與新馬克思主義社會學走到了一起。舒茨把胡塞爾的「生活世界」概念引入社會學並把它作為建構自己社會學理論--自然態度構成的社會學（sociology of constitution of naturalattitude）--的起點，主張應對社會現象從」生活世界」觀點上做「互為主體性」的理解和說明，反對傳統社會學理論用抽掉屬人意義的空洞概念如結構、功能、角色等去說明社會現實，進而認為社會現實本身就具有這些概念所表徵的性質。現象學取向的社會學家從新馬克思主義那裡借用了「物化」概念，並把『』生活世界」與「未被物化的人的本質」相等同，認為當代社會學由於盲目地輕信科學的客觀性而無法對社會現實的真正」互為主體性」的量度，從而陷入了深刻的危機。20從激進主義的批判中可以看到，西方社會學的危機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以自然科學的客觀科學真理取代生活世界的存在真理，從而使社會學理論喪失其本身應有的豐富想像力；傾向於把紛繁複雜和變動不居的社會生活現象還原成幾種因素的互動關係，導致社會學研究中以模式或變數的互動關係取代真實存在；強調社會研究中一切現象均應量化，亦即把經驗現業轉化為可計量的客觀數據，而對社會行動主體的人之生命的意義和評價或採取任意量化處理或根本忽略不計；混淆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對象之間的本質區別，主張社會學研究要保持虛假的客觀性、中立性，反對把主觀情緒和價值因素介入社會研究。在這種自然主義--實證主義方法論的支配下，西方社會學把對物的研究方法全盤運用到對人本身的研究上.失去道德理想完全變成技術控制的工具，最明顯地體現在所謂的「社會工程學」、「社會控制論」的構想中。所有這一切都進一步動長了當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生活中以目的一工具合理性為主旨的「官僚制化」（bureaucratization）的蔓延，使「官俸制」不再局限於國家行政管理的權力實施領域，而且無孔不入地廣泛滲透到經濟（資本和僱傭勞動、生產和消費）、文化意識（對工具合理性的信仰）、社會生活（通過大眾傳媒）乃至最隱秘的家庭生活領域，成為現代國家和社會、公私領域無所不包的一條根本性的組織原則和管理方式。其結果是傳統的社會調適和管理的手段逐步被取代，權力的實施越來越傾向於依賴科學技術、專業化和各種管理方法，遂使社會生活成為實行分層化、專業化管理、可以進行技術控制的非倫理化、非政治化的對象。韋伯在世時曾以絕望的態度把官僚制發展前景描繪成人的「鐵籠」，哈貝馬斯則把這視為源於追逐技術控制的實證主義認知旨趣所導致的晚期資本主義的「合法性危機」。這樣一來，社會學激進主義就把對實證主義的批判與批判晚期資本主義結合在一起了，從學理上的激進主義經過新馬克思主義變成了一種政治激進主義。應當指出，造成這一狀況既有社會學本身學理上的內在原因，也有來自這門學科之外的影響。這裡我們主要是指科學哲學家（如庫恩、拉卡托斯、波普、費耶阿本德、圖爾敏等）對科學知識增長的前提所做的邏輯-方法論的思考.以及現代自由主義思想家（如哈耶克、波萊尼、柏林等）對啟蒙運動以來傳統的科學觀及其預設的「進步」意識形態所做的批判性考察。儘管這些人在學理和現實態度上甚至與激進主義社會學完全對立.但這並不妨礙他們的思想從不同側面為激進主義批判實證主義社會學、進而批判以「技術文明」為特徵的晚期資本主義提供了思想支援。

　　在批判帕森斯理論過程中，西方社會學出現了多元理論並存的態勢，這對於打破多年來實證主義的一統局面、擴展社會知識的廣度和挖掘深度無疑具有積極的意義。但從另一方面看，出自不同的前提預設，不同取向的社會學對同一社會現象的研究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其間的衝突和對立也難以消解.確實體現出社會學與其他各門社會科學相比較由於缺少一般性理論因而具有不成熟性和認識的相對性質。譬如，站在科學的社會學立場，會認為現象學社會學和批判理論拿不出實實在在的經驗研究成果.只會坐而論道，根本不是科學意義上的社會學；反之.現象學社會學則認為這正是實證主義社會學迷信過時的科學觀陷入虛假的「客觀性」而不能自拔的表現，現象學社會學根本不以實證主義者津津樂道的經驗研究成果為謀，它所做的只是對傳統社會學的理論前提、概念和範疇的構成、社會學方法和研究程序的批判性反思考察，會使社會學研究與」社會」性質相符合，在這個意義上它是一種「社會學的社會學」（the sociology of sociology）。

　　這種對立的見解比比皆是，再譬如.同是當代社會學理論家的吉登斯反功能主義立場與亞歷山大復興功能主義立場也是無法彌合的。這種認識上的歧見，也表現在對社會學理論的分類上。美國馬里蘭大學喬治 · 瑞澤爾根據指導社會學分析的元理論視角（ the metatheoretical perspecitive）,把當代社會學理論歸納為三種範式：社會事實範式、社會定義範式和社會行為範式（social-facts, social-defiintion, social- behaviorparadigms）。社會事實範式的古典範例是杜爾凱姆的《社會學方法的規則》、《自殺論》，其研究的是社會事實亦即大型的社會結構和社會制度，使用的是問題調查法和歷史比較方法，用於這種範式的社會學有結構一功能主義、衝突論和系統論以及新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社會定義範式的古典範例是韋伯論述社會行動的著作，它通過主觀意義的途徑理解行動、互動及其導致的後果，主要使用觀察法，輔之以問卷調查，月於這種範式的社會學有行動理論、符號互動論、現象學社會學、民族學方法論等。社會行為範式的範例是心理學家 B·F·斯金納的著作，研究主題放在個體行為上，關注誘發預期行為的報償和阻止非預期行為的懲罰，使用實驗方法，屬於這種範式的社會學理論有行為主義社會學和交換理論21。在這種分類中，三種範式之間並沒有邏輯上的必然聯繫，三者的關係是並列的，因而由它們導引出的經驗研究的主觀--社會事實、社會定義、社會行為--也無優劣主次之分，只是不同的選擇不同的面向而且.各有其不同的存在理由，唯其如此，社會學應是一門多重範式的學科。與之相對的是批判理論家哈貝馬斯在其《知識與人類旨趣》中的另一種分類。哈貝馬斯基於實踐的觀點視人類社會的生活世界為三種基本的經驗所構成，即勞動、互動和支配（統治），並由此形成三種主要旨趣即技術的旨趣、實踐的旨趣和解放的旨趣，技術旨趣有關經驗和分析的勞動過程，實踐旨趣是人際之間關於意義的溝通和了解，解放旨趣則是關於擺脫勞動的支配和溝通的扭曲以便獲得自主性和責任心的自我反思力量。由這三種主要旨趣相應地發展出三種不同類型的知識，即經驗一分析的知識、歷史一解釋的知識和批判的知識。但這三者之間關係並不是並列的，經驗分析的知識和歷史解釋的知識如果脫離了批判的知識，就會造成勞動的支配和溝通的扭曲，因此三者必須統一在以解放為認知旨趣的批判知識中：「在自我反思知識中，知識達到與自主和責任之旨趣的一致。解放認知旨趣就以追求這樣的反思為標的……在自我反思的能力中知識與旨趣是同一的。」22這樣一來，哈貝馬斯就把他的「溝通行動理論」提升為統一其他社會學理論的基礎和前提了。

　　另外一種分類關注社會學家在社會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亦即「社會學家的自我形象」，譬如 R·W·弗瑞德里希在《社會學的社會學》一書中把社會學分為「牧師社會學」（priestly sociology）和「先知社會學」（prophetic sociology）,他借用西方宗教中的牧師和先知的角色比喻不同取向的社會學家對待社會現實生活的不同態度。牧師教導人們以建設性的態度接受既定社會秩序並給予必要的支持，因而他在社會中起到保守作用；先知則以其預言號召人們批判社會的弊端.引導人們去改變社會現實以避免行將到來的劫難，他在社會中起到激進作用。

　　四、 1980 年代後西方社會學理論的趨向

　　與60年代的危機意識相對立，80年代以後西方社會學理論出現了普遍追求「彭定」的思想傾向，其思想取向與社會思潮中的新保守主義相吻合。這主要是指為了克服理論一方法論的危機現狀.許多西方社會學理論家回歸古典社會學思想遺產並試圖從中汲取營養，對當代紛繁駁雜的社會學理論進行某種綜合，使社會學理論擺脫激進批判主義重新回到以均衡、穩定、整合、秩序為訴求的傳統軌道上來。這一發展過程主要表現在以聯邦德國社會學界的「韋伯復興」運動和遍及世界各地的「韋伯熱」為代表的重新研討古典社會學理論、重新評價帕森斯理論模式對尋求社會秩序穩定的正面作用、對現行理論範式進行比較分類和探究對不同範式進行綜合的可能性。儘管這一過程時至今日並未真正完結，但從各種跡象上可以看到，它以穩定為理論訴求和以維繫現行工業社會秩序為實踐標的，與 60 年代理論上專註危機和實踐上鼓吹造反的激進主義社會學大相徑庭，客觀上對新保守主義思潮在當今西方社會中走俏起到推波助瀾作用。

　　從發展過程看，西方社會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是以歐洲理論佔主導地位，兩次世界大戰之交社會學研究中心由歐洲轉到美國。在這期間的美國社會學中，芝加哥學派和制度學派起著重要作用，研究的重點是人際互動、群體衝突和區位物質環境.受到普遍重視的是實用主義者庫利、米尼、制度論者凡勃論、衝突論先軀齊美爾等人。50--60 年代興起的結構功能主義一反美國社會學側重從心理、個人互動的微觀角度研究社會路向.主要著眼於宏觀社會結構的基本特徵和社會制度的一般性質並成為佔主導地位的理論。70 年代結構功能主義受到了各方面的挑戰，其影響急劇下降.在批判帕森斯的基礎上出現了眾多理論，西方社會學理論呈現出多元並存群龍無首的局面。80 年代以後，一些社會學家試圖在借鑒古典理論基礎上對當代多元理論進行綜合。亞歷山大在「古典名家的核心地位」23一文中曾詳細地考察了當代社會學對古典名家的研究情況，論證了當代理論與古典名家的承繼關係。值得注意的是，與過去西方社會學界（尤其是美國社會學）出於意識形態原因長期以來有意拒斥馬克思理論的地位（如柏森斯）不同，70 年代以後西方社會學對馬克思理論的興趣明顯地在增長，出版了大量有關這方面的學術研究著作，範圍也從歐洲（德國法蘭克福學派、法國的列菲伏爾、阿爾杜塞、阿隆和薩特等）擴展到英（博特莫爾、吉登斯）美（古爾德納、亞歷山大等）。與此同時.馬克思在西方社會學理論中的地位也在顯著提高，開始被承認與杜爾凱姆、韋伯齊名成為現代社會學理論的奠基人之一，其社會理論也被視為社會學的三大傳統之一。14

　　西方社會學理論從關注危機到強調穩定，其間有一個轉變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韋伯復興」（Weber-Renaissance）運動起了重要作用。60 年代.西德社會學界圍繞紀念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誕辰 10O 周年（1964）和逝世 50 周年（1970）舉辦了一系列學術研討會。就韋伯的思想遺產展開了激烈的爭論。1961年西德社會學會在圖賓根召開方法論問題討論會上，批判理性主義代表人物波普和法蘭克福學派的阿多諾都以「社會科學的邏輯」為題發表自己的觀點。阿多諾堅持批判理論的固有立場，把社會學理論解釋為廣義的社會哲學.主張在文化、意識形態和世界觀上的批判是社會學理論的任務，反對社會學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方法論。波普在政治上持自由主義立場，在理論和方法論上主張「證偽」的批判理性主義，強調社會科學的「方法論個體主義」（唯名論）性質，但在反對德國歷史主義傳統方面確與實證主義有相通之處，換言之.他在社會學上持「後實證主義」觀點。這兩人思想上的交鋒，揭開了德國社會學關於實證主義論戰的序幕24。

　　 1964 年，西德社會學會在海德堡召開第 15 屆大會。雙方圍繞會議主題「韋伯與當代社會學」就「價值相關與價值中立」問題又一次進行了爭論、應邀赴會的美國結構功能主義大師帕森斯做了「價值中立與客觀性」的報告，另一位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馬爾庫塞做了「工業化與資本主義」的報告.雙方對韋伯的「價值中立性」概念發生了重大分歧，這實際上關係到社會學家對當前社會現實持何種態度問題。1968 年，在法蘭克福召開的第 16 屆大會上，雙方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前景上又發生重大袋歧見。阿多諾做了題為「晚期資本主義還是工業社會？」的報告，力陳全面改造當代西方晚期資本主義的絕對必要性，而達連多夫和碩依西則從實證角度說明資本主義與現代科技革命相結合尚有巨大發展潛力。

　　非常明顯，這些爭論的中心主題都與韋伯的社會學思想和方法論有關，雖然實證主義社會學與批判理論在具體問題上觀點截然對立，但雙方都可在韋伯複雜而又矛盾的思想遺產中找到根據。其中最突出的是對韋伯思想的核心概念「合理性一理性化（Rationality-Rationalization）的不同理解和詮釋上。實證主義從科學的客觀性出發，有意凸顯韋伯社會學的「價值中立性」方面，把社會變遷從技術控制亦即「工具合理性」角度視為結構分化的理性化過程，所謂「理性化」主要是從「工具合理性」義涵上加以解釋的.因而對現代資本主義未來發展前景持積極樂觀態度，相應地，韋伯也被當作現代化的先知（如柏森斯）。而批判理論則從「否定的辯證法」立論，把韋伯的「理性化」概念賦予更多的「物化」、「異議化」。義涵，強調現代資本主義的「工具合理化」對人的存在而言恰恰是「價值非理性」，實證主義社會學在理論上的「異化」亦即它對現代社會中的壓迫、剝削和權力宰制所做的「理論行動」。如果說早期參與爭論的主要是哲學家、社會理論家，那麼後來有更多的史學家和社會學家加入進來。譬如 1985 年 8 月在西德斯圖加特召開的國際歷史學會第 16 屆大會上，有包括來自世界各地的約兩千多名學者參與「韋信的方法論與歷史研究」的主題討論。與上述社會理論家特韋伯的「工具合理化」（形式合理性）和「價值合理性」（實質合理性）對立起來的看法不同，史學家更傾向從韋伯的「世界史」（universal history）眼光和多元文化並存的背景上去看待人類整體所創造的文明，這樣一來，上述工具合理性與價值合理性的對立與其說是理性化的悖論（Paradox of rationalization），毋寧說是各具不同特色的文化所呈現出的獨特性格25。同樣，一些參與討論的社會學家也主張超越實證主義社會學與新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理論在上述問題上的對立，譬如研究工業社會學和技術社會學的德國社會學家 G·施米特主張「回到韋伯」，但不是回到韋伯當時所講的具體內容上去，而是深入研究韋伯的研究策略，以擺脫帕森斯為代表的功能主義和「新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對韋伯的誤讀。另一位研究韋伯的德國社會學家 W·施盧赫特認為韋伯的思想為現代西方社會面對種種危機問題提供了有益啟示。他強調，現代西方人一方面應站穩傳統文化立場，恪守「有意識地支配世界」的文化價值，同時要實踐韋伯「責任倫理」的要求，強調以負責任、敢於承擔的勇氣和毅力去面對當下科技革命對西方社會提出的各種挑戰，才是現代成熟和健全人格的生活態度，因為他的行為動力已不再源於宗教戒律（宗教倫理），而是發自內心自覺（責任倫理）26。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韋伯的社會學被視為對現代社會生活的「診斷」、「現實問題的自我表達」，為了克服危機解決問題就必須回到韋伯的論述上來。那麼，韋伯給人們提供了什麼答案呢？施盧赫特在分析韋伯對科學與宗教關係的論述時指出，一個脫離家教的現代人仍需面對「自然因果性之宇宙」與「倫理要求上均衡因果性之宇宙」這二者無法消解的緊張對立。科學的一元人中心論總想用自然因果性排斥宗教的二元神中心論的倫理因果性解釋；反之亦然。「韋伯的折衷看法是：既非一種被提升到了『世界人生觀』層次的理性科學，亦非救贖宗教.能夠在現代社會條件下提供完全圓滿的意義解釋。前者絕對化了技術至上的工具思想，結果導致適應現世的心態；後者則絕對了宗教的歸皈而導向逃避現世。在目前情況下，二元的神中心主義和一元的人中心主義都幫不上忙，能夠派得上用場的只有一種二元的人中心主義--惟有如此，我們方能認清自我支配及現世支配中人倫禮俗的問題性，並且將它們視作倫理上的任務來加以把握。簡單地說.現代生活的問題並不是要這樣或那樣地來消解二元論上的緊張，而只能是在種種緊張中維持著生活：在應然和突然的緊張中、在信念與效果的緊張中以及拒斥現世與承認這麼一個解除了巫味的世界有其『自身固有權利』的緊張中」27。這種科學和宗教之間緊張對立關係是現代人的「命運」，既無法彌合也無法規避。進而言之，現代社會如此，表徵現代社會的社會理論也必須面對科學與信仰二者之間的緊張和對立，以帕森斯結構功能主義為代表的實證主義和以阿多諾、馬爾庫塞等人為代表的「新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之間的爭鬥，就是這種緊張對立關係在社會學中的表現。施盧赫特正是從韋伯對科學與宗教二者關係的論述中看到了克服社會學理論危機的方法論啟迪：「韋伯的論點讓我們可以看到他對現實狀況的診斷，而在他的診斷中韋伯對兩種看法保持著相當的距離：一種是認為我們終會找到最後真理的信仰，另一種是認為我們可以創造人類幸福的信仰。

　　在今天，似乎逃避現世與適應現世的心態仍在解除了巫昧的世界中循環不已，韋伯的這番診所因此重新顯出其重要性。他的診斷指出了我們在現代社會中所以不痛快的理由，卻也讓我們明白；為什麼我們對於這種不適意、不痛快卻甘之如飴，而不輕言放棄」28。從中我們不難發現，後來一些試圖對不同社會學理論範式進行綜合的作法與這種對韋伯思想的研究和詮釋之間的聯繫。西方社會學理論從危機意識轉向穩定意識的一個具體表現，是對柏森斯理論的態度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即從 60 年代的否定性批判到 80 年代比較客觀的建設性分析。在早期的批判中，米爾斯貶斥帕森斯的巨型理論是一種「抽象的經驗主義」，「在相當高的普遍性層面上靜止地和抽象地看待社會結構的諸組成部分」；「作為一種人和社會本質的系統理論。完全變成了繁瑣而枯燥的形式主義.其中心訴求就是分解各種概念並把它們無休止地反覆安排」29。古爾德納則更多關注這一理論中所體現的資本主義社會的保守的意識形態，並把它與批判帕森斯的系統、均衡、協調等概念相聯繫，認為它們來源於非經驗主義的方法論，「表達了中產階級的思想觀點和他們對危機的反應」30。此外，在決定論者那裡，帕森斯是個唯心主義者和維意志論者，因為他忽視現實的社會環境，條件對個人行動自由的制約性；反之，在意志論者眼裡，帕森斯又被當作典型的實證主義決定論者、反個體主義者以及有機體論的傳人等等。總之，批判著眼點各有不同，但否定性結論卻是一致的。

　　 1970 年代末至 1980 年代初，開始出現重新評價帕森斯理論的動向，其主旨是反對混淆理論分析中不同層次上的問題而採取一概否定的作法.強調帕森斯早期著作《社會行動的結構》（1937）和其後期《社會後期》（1951）之間的內在聯繫和邏輯上的不可分割性.認為帕氏在早期著作對行動和秩序的分析包含對韋伯和杜爾凱姆等不同思想傳統試圖進行綜合的深刻洞見.這一思想一直延續到其後期關於社會系統的構想中，並從認識論上為社會學理論克服當前的混亂局西提供了有意義的借鑒和參考。亞歷山大首先在一篇文章中認真地分析了帕氏的「意志論的行動理論」，他把意志論區分為「形式意志論」和「實質意志論」，前者是指在抽象的、純理論的和認識論水平上的思考，而後者是指在不同經驗的、實踐的、意識形態的、歷史的情境下對其表現的內容的思考。形式意志論的理論主要致力從整體上界定各種行動的類型。它撇開具體時空、意識形態預設和價值選擇，近於韋伯的「形式合理性」，因而是「價值中立」的；而實質意志論的理論則著眼於處在特定歷史和社會條件下的人們，在受到意識形態和價值取向的制約下的具體行動，它近於韋伯的「實質合理性」：因而是「與價值相關」。31從這種區分的觀點上看，帕氏正是先從形式理論、哲學認識論上揭示社會行動的結構，然後再把它應用於具體經驗的情境下，逐步深化.把文化、社會和個性系統納入到一個統一的概念框架之中。

　　亞歷山大認為，60--70 年代對帕氏理論的批判和由此引起的爭論，許多是由於對所爭論的認識論視角和社會學視角未做出明確區分所致，例如把帕氏關於社會認識論上的均衡概念與保守的意識形態相聯繫。這種混淆和誤讀還表現在把帕氏對社會學理論的一般邏輯化約為政治承諾，由此引起了關於意識形態的保守主義與激進主義之爭；化約成方法論選擇.引起了實證主義與反實證主義之爭；化約成經驗命題，由此引出了衝突論與均衡論之爭；化約成模式選擇，引起了功能主義與意志論、變遷論之爭。「當人們從抽象領會的行動的認識論觀念中轉到個別領會的社會中的行動，亦即我們今天稱之為社會科學中所研究的行動時，主體性、客體性、意志論和決定論概念的性質就會不同於它們在嚴格哲學爭論中所具有的意義。從它們的社會或社會學的關聯上看.這些認識論承諾的含義向兩個方向上發生改變。在第一種情況下，行動的性質必須納入到多數個體行動者的社會相互關係的事實中去考慮，而不應把個體作為分析的單位。在第二種情況下，就行動自身性質的評價而言，自由和強制的問題就不僅僅是承認內部動機自身的獨立存在，而是要探究主觀因素自身的性質問題。32 亞氏把第一個問題視為在行動者的相互聯繫方式中解決自由與決定之爭的「秩序問題」，第二個問題則屬於探討規範與動機特殊性質的「行動問題」。在他看來，社會學理論的全部問題，用高度概括的語言來表述，就是行動對秩序的問題。而帕森斯從社會行動理論到社會系統理論最值得稱道之處，在於他立意把古典理論的兩大傳統--杜爾凱姆的。「方法論唯實論」（社會學主義）和以韋伯為代表的「方法論個體主義」（唯名論）--綜合成一個系統的概念架構，成為社會學中的一般理論。「只要社會學嚴重依賴各種一般化的非經驗假設，那麼，理論的融合和分化就是這個事業本身所固有的。

　　而且，即使全體一致是不可能的，的，客觀性也不是不可能的。由於多維分支極其人多，包括範圍極其廣泛，所以，它是促進普遍主義評估和批判的標準，而且它正是社會學所能夠奮力爭取的標準。不管理論是否表現這種被社會學視為一個整體的過程，它都可以被以多維方式進一步詳細闡述，而經驗性知識也能夠在由諸多維概念組成的脈絡中越來越多地得到整理。實際上，帕森斯正是對這種任務做出了他最重要的貢獻。33 在這裡，亞歷山大不僅高度肯定了帕森斯的理論功跡。同時還提出了在借鑒包括帕森斯在內的古典名家思想基礎上，把現有的多元見解綜合成一種首尾一貫的多維性理論，作為克服當前社會學理論危機的解決辦法.正是在這種重新評價帕森斯、強調社會學理論本質上應有多線性、塑合性和系統性的背景下，80 年代後出現了多種試圖對現有理論、學派實行綜合的方案。從理論取向上看，這些方案可分為以後實證主義預設和非功能主義方法論為基礎的綜合與以反實證主義預設和非功能主義方法論為基礎的綜合，前者可以美國亞歷山大倡導的「新功能主義」（Neo 一 Functional-ism）和德國盧曼的「一般社會系統理論」（General Theoy of S0cial Systems）為代表，後者則表現在英國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Structuration Theory）和德國哈貝馬斯的「溝通行動理論」（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ction）那裡。這四位在當代社會學理論界炙手可熱的人物後三位在本書中都有專文論述，這裡不再贅述。至於亞歷山大，本文已有多處引用過他的觀點，這裡只想對其新功能主義做些補充支持。亞氏在為其主編的《新功能主義》（1985）一書所寫的長篇導言中，詳細地論述了這一理論觀點的形成過程及其基本立場。從中可以看到，首先，「新功能主義」是西方社會理論界在 70 年代後期以降發生的重新評價柏森斯的理論運動，是當前西方社會學對功能主義傳統的再認識、再詮釋的一種廣泛的知識傾向。它與功能主義的關係大致類似於「新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第一，這種理論包含了對原初理論某些基本原理的徹底批判；第二，它努力地去綜合各種不同理論包括與自己針鋒相對的理論的要素；第三，它是在理論競爭的多樣性發展中而不是以某種單一不變的形式呈現自身的。其次，在認識論上，新功能主義堅持後實證主義原則，即科學是在經驗與形而上學之間的雙向運動過程，理論思考和思維抽象對社會學其他分析層次而言具有獨立性和不可或缺的作用，反對實證主義在社會認識上貶斥概念化、理論化的意義、使之僅適用于歸納邏輯的作法。再次，新功能主義應用於社會學研究上具有以下方法論持證：（l）它提供了一種更具描述性意義上的理論模式，即一種社會各組成部分之間關係的一段圖式，而不是說明意義上的理論模式。它把社會型塑為一個可理解的系統，認為社會是由諸組成部分構成，這些部分彼此共生並存地相互聯繫，並在無外在超支配力量作用下互動，因而與黑格爾的「總體性」、馬克思的「社會規律」殊鄉差異。社會系統是開放的和多元的，而非線性因果決定比。（2）它象關注結構一樣關注行動，不僅注重行動的實踐性和手段方面；而且也注重行動的表意性、自動性和目的方面，尤其強調根據目的調整和確定手段，因而也與杜爾凱姆的「社會學主義」和拉德克利夫一布朗的「准功利主義」不同。（3）它強調作為一種可能性的社會整合以及事實上由社會控制的變遷和過程。儘管均衡論不適於對實際社會系統本身參與者的分析，但它仍不失為功能系統分析的一個參照點、均衡論可以運用不同方面，既可以用於系統趨於平衡的自穩態均衡，又可以用於描述增長和變遷的發展過程中的動態均衡，還可以用於描述系統部分之間張力的局部均衡。（4）它設定人格、文化、社會之間的差別是社會結構所必需的，它們之間相互聯繫和滲透所產生的張力是變遷和控制的持久根源。除了要做狹義的社會分析和制度分析之外，更注重文化的相對自主性和社會化的核心地位。（5）它把分化視為社會變遷的主要方式，同時也是個性化與制度之間張力的主要方式。總之，在新功能主義的理論架構中，衝突思想與社會整合、社會團結、社會均衡交織在一起，對環境、物質因素的注重也與對文化系統、人格系統的強調相聯繫，意志論的行動也和決定論的秩序相關，「近二十年來的理論爭論最終以一種新功能主義的方式被結合起來」。相應地，一些本來對功能主義不無批判的人，例如哈貝馬斯（他所推崇的解放旨趣與功能主義的認知取向顯然格格不入），也被亞氏計入新功能主義者之行列。誠如他本人在這將導言中所說：「新功能主義與其說是一種成熟的理論，毋寧說是一種理論趨向……在過去，帕森斯頗有爭議的聲譽意味著，既便是其理論復興的參與者也不願意承認其影響，而本書和近來的其他有關書籍都似乎表明，這種時代已經過去。以一種新功能主義的方式去重新評價帕森斯的理論運動正方興未艾」。34 亞氏這裡講的是 80 年代的情況，進入 90 年代以後，社會學理論綜合的趨勢愈益明顯。最近，肯尼思·貝利在其新著《新系統理論的社會學：邁向理論的綜合》（1994 年）中詳細分析了這一持續發展的態勢，論述了亞歷山大的新功能主義、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瑞澤爾的元理論化（motatheorizing）主張以及近年來出現的新系統理論（the NewSystem theory）都表現出了對一種理論綜合的追求。35 這在表明，當前西方社會學理論中專註衝突、分裂的危機意識已為注重綜合、整合的穩定意識所取代，已是明顯可見的事實。

　　注釋：

　　 ① 杜爾凱姆：《社會學研究方法論》胡偉譯，華夏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1 頁。

　　 ② The Sociology of Georg , ed . and trans . by Kurt Wolff , New York : Free Press ,1950 . P . 10 .

　　 ③ 韋伯：《社會學的基本概念》顧忠華澤，遠流 1993 年版第 19 頁。

　　 ④ 卡爾波普：（歷史決定論的貧困）杜汝楫，邱仁宗譯，華夏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08 頁。

　　 ⑤ 卡爾波普：（猜想與反駁）付季重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87 頁。

　　 ⑥ 卡爾：波普：《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上冊）庄文瑞、李英明譯，桂冠圖書公司 1984 年版第 58--59 頁。

　　 ⑦ 《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下冊）第 976 頁。

　　 ⑧ 《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下冊）第 378 頁。

　　 ⑨ 杜爾凱姆：《社會學研究方法論》第 28 頁。

　　 ⑩ 雷蒙阿隆：《社會學研究方法論》葛智強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93 頁。

　　 11 Peter Winch, The ldea of a Social Science, in Bryan R . Wilson , ed. , Ratio-nality (London, 1970) , P .

　　 12 參見保爾利科：《哲學主要趨向》第 522 頁。

　　 13 Ernest Nagel The Structure of Science: Problems in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 New York, 1961, pp. 450 - 485。

　　 14 Jeffrey C. Alexander, Theoretical Logic in Sociology . Vol. 1982,p.2-3

　　 15 有關霍曼斯的觀點，可參閱：《社會科學的本質》，楊念祖譯，桂冠圖書公司 1979 年；Social Behavior Its Elementary Forms (1961); Bringing Men Back in, American Sociologicof Review 29 (1964)

　　 16 R. Klima 「Theoretical Pluralism, Methodological Dissension and the Role of Sociologist: The West German Cose」,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June-August,1972.

　　 17 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工道還澤，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985 年版第 181-182 頁。

　　 18 有關亞氏論點多見前引 J. Alexander. (1982), pp . 5-9.30-32.

　　 19 羅素：《西方哲學史》上卷，商務印書館 1982 年版第 12 頁。

　　 20 關於現象學社會對傳統西方社會學的批判，參見 P . Filmer M .Phillip-son D .Silverman D .Walsh New Direction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London 1972.

　　 21 參見：G. Ritzer, Classical Sociological Theory, 1992, pp. 381-382.

　　 22 J. Habermas, Knoeledge and Huaman Interests, 1968, p. 314.

　　 23 J·C·Alexander, The Centrality of the Classics, in Social Theory Today, Ed. By A. Giddens & J. Turner, 1987.

　　 24 有關情況參看：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ed. By T. W.Adoeno, 1976。

　　 25 W·Mommsen:」Max Weber』s Corcept of Universal History,」 16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Stuttgat 1985。

　　 26 參見 W·施盧赫特：「理性化的矛盾：韋伯論倫理與世界之關係，「載《理性化與官僚化》顧忠華譯，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86 年版第 63 頁。

　　 27 《理性化與官僚化》第 36-37 頁。

　　 28 《理性化與官僚化》第 42 頁。

　　 29 C.Whight Mills, The Sociologicl Imagination, New York 1959, p. 23.

　　 30 A.W.Gouldner, 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 New York, 1970, p, 197.

　　 31 參見 J. Alexander Formal and Substantive Voluntarism in the Work of Telcott Parsons: ATheoretical and Idealogical Reinterpretieion, ASR. 1978. Vol.43; N.2, pp. 177-198.

　　 32 J. Alexander, Theoretical Logic in Sociology,Vol. I,p.70.

　　 33 J. Alexander, Theoretical Logic in Sociology,Vol.4 p.279.

　　 34 J，Alexander(ed)Neo-Functionalism,1985.

　　 35 Kenneth D. Bailey, Sociology of the New Systems Theory, Comell Vnir. Press. 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