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孔子中庸之道

06-21

孔子思想中所蘊含的辯證精神集中體現於「中庸之道」：「千古聖賢授受，只一個中……學者講學，不過講求此中」。下文就此從兩重視角對中庸思想加以詮釋並釐定其文化價值。

一、思想詮釋

東漢鄭玄在《中庸解題》里將中庸註解為「用中」說：「名曰中庸者，以記其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北宋程頤講：「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在《四書集注》中，南宋朱熹說：「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除古人外還有今人的釋義，楊伯峻先生的《論語譯註》將「中」解為「最合理而至當不移」。

1.方法論總原則。筆者認為，中庸首先是一種方法論總則，可概括為「允執其（厥）中」（即誠實地執守中道）、無過不及(「過猶不及」），既包括思維方法（認識矛盾），又包括處事原則（處理矛盾）。這是其方法義。實現中庸，必須達到兩點：第一，看問題、做事情全面而不偏激，講求包容精神，追求事物和諧。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意指從問題的首尾本末發現矛盾，從事物的矛盾雙方加以分析，再把問題綜合起來予以回答。孔子又說：「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因而，「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所謂「三思而後行」，即擁有一種觀點或做法時必須考慮其對立面，不論「鄉人皆好之」還是「鄉人皆惡之」，都要顧及事情另一方面，「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這裡，孔子並未簡單地反對偏執，只是強調小心謹慎，「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並非一味地排斥「狂狷」（在他看來總要強過「鄉愿」），而是講這樣往往偏離中道，如他所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踐行中要時有所偏，或偏向過度，或偏向不及，這樣易於達到中庸。因為「過」與「不及」都已部分地包含了「中道」的因素或萌芽，所以，二者是實行中庸之道必須抓住的「兩端」，即所謂「叩其兩端」。可見，「用中」是通過「執兩」實現的。正如王陽明在《傳習錄》中所言，「知得過不及處就是中和」，即只要能體認到何者為「過」，何者為「不及」，這就自然含有「中和」之義了。第二，在一定原則的基礎上實現多樣的統一，這種原則在行為方面集中表現為適中（適度）、恰到好處。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這裡是講，看到兩點卻不盲從附和、忽左忽右，而是始終堅持正道，即所謂「致中和」。這樣才能切中肯綮。主張太偏於理想則不能實行，因而要「和」；太偏於現實則隨波逐流，因而又要「不同」。總之，「完整的中道——既和而不流又剛而無虐，或既曲而不屈又直而不倨」。

作為方法論，中庸滲透於孔子思想的諸多層面。在理想人格層面，其一，它表現為行為舉止既不過頭，又不欠缺，即道德規範上有所節制。孔子指出：「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其二，它體現為既不要求他人與自己意見絕對同一，又有獨立見解，即待人處事中兼收並蓄。孔子講「群而不黨」，還講「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因此，「中行者」善於協調各方面的關係，勇於進取而又考慮全局，為人正直而又與人合作，能夠實現節度精神與兼容精神的統一。

2.理想精神境界。所謂「仁者靜」，即在和諧中求發展，在變中求不變，中庸之道正是這樣一種在亂世中謀求正道的處世原則。如此便在這種意義上「把『中庸』提升為人類最高的生生之『德』即最高的生存智慧」。筆者認為，中庸不僅是方法論原則，更可歸為「仁」的理想境界，即格守「善道」。這是其境界義。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可見在孔子心目中，中庸乃德行的至高境界」。和而求其中，所謂「和」的過程在中國哲學中並沒有精確論證和邏輯推演，它是一種「內在超越」，強調主體通過自身堅持不懈、持之以恆的道德修養，從而達到和諧的理想境界；又只能通過「求諸其身」進行直覺體悟，而「絕妙的直覺判斷的做出更是一種境界的結果」。

實現「中庸」原則的途徑是「擇善而固執」（即固守善行）。一方面，「執中」在現實中是以「執善」來彰顯的。中庸本身內含著「善」的價值取向即中庸取向，「能夠符合『中』的標準，才是『至善』；偏離『中』的『過』或『不及』，就是惡」。「善」再進一步就是孔子的「仁」。可見，作為處世準則的「中庸」同作為道德理想的「仁」是一致的，二者統一之點在於實現身心、人際和諧的終極目標。這樣便使中庸由體現工具性的方法總則上升為體現目的性的道德境界。而這種境界又與「仁」的入世觀念相互貫通並使之得以升華。因此，中庸原則同仁學原則相得益彰，中庸思想完全合於孔子的道德哲學體系。「在孔子的思想中，『仁』是道的本原，『中庸』是道的方法。『仁』與『中庸』的相互交織作用乃成為完整的『道』」。另一方面，庸德總的來說是種不易之道。「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換言之，「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即用道決定自己的進退出處，以弘道自任，反映了儒家「中道而立」、特立獨行的執拗品格。孔子在陳國斷了糧，跟隨的人病了，沒有人能振作。子路含怒見孔子說：「君子也有窮困無法的時候嗎？」孔子道：「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所謂「君子固窮」，正是一種中庸精神，「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便是這種精神的具體表徵。其中，「和」「中立」即「固」（有節制），「流」「倚」即「濫」（無節制）。只有這樣才會達到「從容中道」的境界。用孔子的話表述，第一方面即「得—善」；第二方面即「拳拳服膺」。

總而言之，「中庸是儒家的最高理想和最高智慧」，是智慧與美德、手段與目標的完善統一，最終「成為儒家最高的道德準則和矛盾觀及處理矛盾的方法論」。

二、價值審視

庄澤宣先生認為：「中國民族最講持中之道……中國儒家學說的根本思想便在中庸之道。」的確，中庸乃中華文化之精髓、民族之靈魂。因為它孕育了華夏智慧與文明，並使之生生不息。

筆者以為，中庸對國人的影響主要有兩方面：首先，它教人言談舉止上講究分寸、適可而止，凡事尋求合宜狀態。這便逐漸塑造了處事恭順、恪盡職守的民族心態。然而，它又包含了向均衡論轉化的可能，且有「寧不及勿過」的戒懼之嫌，加之中國人謀求行動體系和諧共處和「向後看」的傳統心理，便演化為一種趨同避異、安於既往的價值傾向。培養出明倫守禮的同時卻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左右逢源。其次，它影響到中華民族對待外來文化的基本態度——融而圓通、和而不同。這便使得中國文化極少被異質文化所同化，卻總是化解對方及其價值衝突，使之中國化而非本土外化，有利於保持民族的自性。然而，它又使華夏文化持守有餘而開放不足，加之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封閉的民族特質，導致舶來文化的精神內核難以介入，不利於吸收外國先進文化。五千年來從未發生過文化斷裂不但是民族的驕傲，而且是民族的缺憾。

中庸哲學實質是種「和諧的辯證法」——同時觀照兩端（矛盾雙方），又非任何一端（其中一方），這與人類社會乃至宇宙萬物辯證運動的規律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