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凌叔華八寶箱事件之真相_中華讀書報_光明網

徐志摩與張幼儀離異，與陸小曼結合，以及迷戀林徽因，這　些即使在當時都是眾所周知的，然而徐志摩與凌叔華的一段隱　情，只有很少幾位知情者能朦朧地感覺到點影子，絕大多數人　都沒有發現徐志摩情感世界裡還有這第四位女性在。徐志摩突　然去世後，為他留下的八寶箱鬧得滿城風雨，人們才開始意識　到凌叔華與徐志摩的關係，不可等閑視之。凌叔華1931年12月10日致胡適信中第一次提到徐志摩的八寶　箱，在這三個字後面的括弧內註明為「文字因緣箱」。這是徐　志摩盛放日記、書信以及其它手稿的小箱子。　那個時代的名人都有記日記的習慣，對寫信也十分慎重，多　半是珍惜自己的名聲，要給歷史一個清楚的交待。徐志摩記日　記、寫信，雖然大多數情況下是出於情感方面的需要，他還是　有使之流傳的想法的。他往往把這些日常寫作當成文學創作，　投以極大的熱情，他明顯地意識到，這些日記與信將會與他的　詩和散文一起流傳後世。作品發表了，出版了，一般就不大可　能失傳，而日記和書信，如果不能得到妥善的保存，很可能會　散失。於是，徐志摩把他自己手邊的日記和書信存放在一個小　箱子里，並把這隻小箱子稱作「八寶箱」。通常的情況下，八寶箱是隨身攜帶的，遇到特殊情況，如出　國旅行，就不方便了，要找一個可靠的人代為保存。徐志摩托　付的人便是凌叔華，這自然體現了徐志摩對凌叔華非同尋常的　信任。關於這隻八寶箱，凌叔華1931年致胡適信，1982年致陳從周　信，以及1983年致趙家璧、陳從周的兩封信，都有過具體的說　明，只是凌叔華信中有許多費解和矛盾的地方，再與1931年胡　適致凌叔華的信合在一起看，真是讓人越看越不明白。對此感　興趣的人，有稱「八寶箱之謎」的，有稱「撲朔迷離的八寶箱」的，更有人乾脆地說：「徐志摩的八寶箱：一筆糊塗賬。」　所幸的是最新公開的林徽因1932年致胡適的幾封信以及胡適　1932年 1月22日的日記，給我們提供了許多寶貴的線索，使我　們得以大致了解圍繞八寶箱的一些故事和八寶箱中文稿的基本　去向。鑒於其間錯綜複雜，饒有趣味，且牽涉到徐志摩周圍許　多重要人物，下面我們將詳細交待事件的全部經過。本版摘自《徐志摩與他生命中的女性》，高恆文、桑農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 3月出版。　八寶箱歷經周轉先說徐志摩將八寶箱交給凌叔華及之後的情況。徐志摩將八寶箱交給凌叔華是1925年旅歐時，當時徐志摩正為與陸小曼的私情弄得心力憔悴，去歐洲也是要暫時離開一下，避風頭，冷靜下來。他身邊的八寶箱總不能帶著滿歐洲地跑，得托一可靠的人保管。陸小曼當時自身難保，且箱內有些東西「不宜小曼看」。而此後給陸小曼的信，徐志摩一再說：「只有S是惟一有益的真朋友。」「女友里叔華是我一個同志。」那麼，把八寶箱託付給凌叔華是情理之中的事。徐志摩從歐洲平安歸來了，但他並沒有將寄存在凌叔華處的八寶箱取回。之後他與陸小曼結婚，有了自己的家，並搬到上海去住，仍然沒有拿去。凌叔華致胡適信中接下來寫道：「我去日本時，他也不要，後來我去武昌交與之琳，才物歸原主。」這一段交待得很清楚，但其中「交與之琳」一事，趙家璧於八十年代曾寫信問過卞之琳。卞之琳回信說：「凌叔華致胡適信，說曾把徐『文字因緣箱』交與我，是她記錯了，我從未聞此事，不知道她究竟交給了誰。」八寶箱交與卞之琳是不可能的，這不必去問卞本人就可以推想到。凌叔華去武昌是1928年隨陳西瀅到武漢大學的，在她離京之前，要將徐志摩的八寶箱委託可信賴的人轉交，而此時卞之琳還在上海讀中學呢！卞之琳是1929年秋入北京大學就讀的，他認識徐志摩更晚，是1931年初徐到北大兼課之時。卞之琳呈上習作請徐志摩指教，沒想到徐志摩拿去後，選了幾首交沈從文發表了。這個時候，卞之琳才開始自稱徐志摩的學生。凌叔華何以在1928年就認識卞之琳，且將如此重要的八寶箱交予一個根本還沒見過徐志摩的人？不是卞之琳，那會是誰呢？凌叔華的信收入《胡適來往書信選》是根據原件排印的，這錯誤要麼是原信中出現筆誤，要麼是排印者認讀的問題。信中有「徽□」字樣，這框肯定是因字，大概是原件模糊不可辨認，才用這個符號代替。之琳的琳字，筆劃多，不大可能認錯，之字就很難說了。校閱者要辨認此字，想到徐志摩熟人中有卞之琳，便這樣排印了。我以為這個字很可能是麗字，麗的草寫再簡化一點，很容易被認作之字。我說的麗琳是當時與金岳霖同居的美國女子Lilian　Tai－lor，這個名字在徐志摩致陸小曼的信中出現過多次。與徐志摩及凌叔華交往甚密的人中叫什麼琳的，只有此人。有兩個旁證對我的這一猜測是有利的。其一是徐志摩1928年12月13日由上海到北京後給陸小曼寫的信：「老金他們已遷入叔華的私產那所小洋屋，和她娘分住兩廂，中間公用一個客廳。……麗琳還是那舊精神……」凌叔華的父親凌福彭是清代翰林出身，久任京官，家境一定很好，所以能買下那所小洋屋。而那房子正是林長民林徽因父女從歐洲回來曾住過一段時間的「雪池」。林徽因他們走後，凌家買下了這所房子。凌叔華到武漢去了，只留下凌家老太太一人，金岳霖和麗琳便搬了進來。凌叔華離京之前，要將徐志摩的八寶箱託人轉交，麗琳是最好的人選。她就住在自己家中，箱子都不要抱出大門就可交託了；徐志摩若來京，一定會到凌家找老金和麗琳；還有麗琳是美國人，應該知道尊重別人隱私，交予她是最保險的。果然，從以上所引的那封信里可知，徐志摩一到北京，就被老金、麗琳從車站接到凌家。徐志摩在凌家住了一晚，第二天便去看望梁思成和林徽因，這便和我的另一個旁證聯繫上了。這個旁證出自林徽因1932年元旦寫給胡適的信。當時林徽因正與凌叔華為徐志摩的日記鬧得不可開交，林徽因寫信給胡適交待事情的經過。其中有這樣一段：「此箱偏偏又是當日誌摩曾寄存她處的一個箱子，曾被她私開過的，此句話志摩曾親語我。他自叔華老太太處取回箱時，亦大喊：『我鎖的，如何開了，這是我最要緊的文件箱，如何無鎖，怪事——』又『太奇怪，許多東西不見了missing』，旁有思成、Lilian　Tailor及我三人。」林徽因對凌叔華不滿，說了許多對她不利的內容，我們暫且不去管它，有幾處應該是事實：徐志摩曾在凌老太太家取回箱子，而當時在場的有麗琳及林徽因夫婦。事情很明顯，凌叔華信中提到的「之琳」正是「麗琳」之誤，卞之琳被扯了進來，是很荒唐的。不管怎樣，徐志摩曾經取回過八寶箱是必定無疑的。那八寶箱後來放在哪兒呢？隨身帶著？還是寄往某處？反正徐志摩去世後，這箱子到了胡適手中，胡適又將它交給了林徽因。那麼，在胡適那裡之前呢？凌叔華致胡適的信中沒有交待，但她八十年代致陳從周、趙家璧的信中，明確地說是志摩去世後，胡適從她那兒要去的。如果是事實的話，徐志摩又是何時再次將八寶箱交給凌叔華的呢？凌叔華致胡適信中有這樣一節：「今年夏天從文答應給他寫小說，所以他把他天堂地獄的『案件』帶來與他看，我也聽他提過（從前他去歐時已給我看過，解說甚詳，也叫我萬一他不回來為他寫小說），不意人未見也就永遠不能見了。他的箱內藏著什麼我本知道，這次他又告訴了我的。」這裡的話說得很拗口，但意思還很明白，即沈從文有意以徐志摩為原型寫小說，徐志摩便把八寶箱里的東西帶給沈從文看。這是沒問題的。「今年夏天」是指1931年夏天，而正是此時，徐志摩以沈從文和丁玲、胡也頻的故事寫了一篇未結束的小說《王當女士》，發表在9月出版的《新月》雜誌上。兩人很可能相約各自為對方寫小說，沈從文是否見到八寶箱呢？1931年6月25日徐志摩致陸小曼信中有：「叔華、從文又忙了我不少時間。」凌叔華信開頭有：「十餘天前從文有信來。」後面又寫道：「現在從信上又提到『志摩說過叔華是最適宜料理案件的人』。」可以推測，沈從文寫信給凌叔華正是為了這八寶箱的事。可能當時徐志摩只是給沈從文看了一下文稿，然後重又寄放在凌叔華處，並告訴凌箱內藏的什麼。這樣才會有「這次他又告訴了我的」一句。徐志摩去世後，沈從文記起這件事，便寫信給凌叔華詢問。凌叔華沒辦法交待了，因為她把箱子給了胡適，胡適又給了林徽因。凌叔華知道箱子到了林徽因處，會出些問題，便寫信給胡適，暗示他不該交給林徽因。這樣看來，凌叔華交與胡適的箱子，雖然還是1925年徐志摩託付給她的那隻，裡面的東西很可能就不盡相同了。因為徐志摩取走過一段時間，他可能拿出一些東西，也可能放進一些新的東西。箱中有陸小曼的兩冊日記，凌叔華和林徽因的說法完全一致，一定不會錯。而這兩冊初戀日記，肯定不是1925年3月10日徐志摩離京之前放進去的。據《小曼日記》第一篇可知，陸小曼記日記是聽了徐志摩的話，以前從沒寫過，而她的第一篇日記開始於1925年3月11日。凌叔華晚年的信中稱，八寶箱是胡適、林徽因他們逼她交出的。可從林徽因的信以及胡適的日記和信看，他們逼她交出的是徐志摩的英文日記，即康橋日記的一部分，其中內容有涉及徐、林最初相識的。沒有任何跡象表明，胡適得到八寶箱時費過一番周折。林徽因在胡適處取走箱子，並沒覺得這箱子有什麼特別，後來才知道是在凌老太太處見到的那隻。現在，有些重要的情節是十分確切的。其一，徐志摩1925年出國前曾將一隻箱子交給凌叔華。其二，這隻箱子於1928年凌叔華去武漢時留在北京，並由友人轉交徐志摩。其三，1931年夏天，徐志摩又將這箱子給凌叔華看過，可能又在她那放過一段時間。其四，徐志摩死後，箱子到了胡適手中，並由他交給林徽因。故事發展到這一階段，尚未出現什麼波折，各方之間也無衝突。然而林徽因整理箱內遺稿時，得到一個消息：凌叔華處還有一本或兩本徐志摩的英文日記，其中涉及徐志摩與林徽因在英國時的一些事。於是風波陡起，故事進入了高潮。胡適偏向林徽因下面我們來談談林徽因得到八寶箱之後發生的事情。林徽因從胡適那裡拿到八寶箱是1931年11月28日星期六晨。胡適為什麼把這箱子給林徽因呢，因為志摩剛死不久，林徽因就跟他談到過「康橋日記」，說徐志摩曾有意將那個時期的日記給她收藏。據林徽因致胡適信中說，徐志摩還對她說過有「雪池時代日記」，被陸小曼燒了。徐志摩初識林徽因，正是在康橋時期，當時徐志摩對林徽因頗為有意，並與張幼儀離婚。「康橋日記」記錄的正是這一時期的事。林徽因回國後與父親住在雪池，並開始與梁思成交往。徐志摩回國，也常常到雪池去找林徽因。「雪池日記」記錄了他這一時期的情感。這兩份日記都是與林徽因有關的，也就是凌叔華所謂「不宜給小曼看的」。徐志摩從凌家取回八寶箱，可能帶到上海家中過。陸小曼讀到「雪池日記」十分生氣，將之燒掉，也是有可能的。這樣才有徐志摩又把箱子帶到北京，因為放在自己家中並不安全。林徽因先開口要「康橋日記」，胡適則把整個箱子都給她了，理由是讓她幫著看看，編個目錄，以便日後出版。林徽因拿著箱子回家後，便一一做了清點：「由您處拿到一堆日記簿（有滿的一本，有幾行的數本，皆中文，有小曼的兩本，一大一小，後交叔華由您負責取回的），有兩本英文日記，即所謂Cambridge日記者一本，乃從July31，1921起。次本從Dec2nd（同年）起始，至回國止者，又有一小本英文為志摩1925年在義大利寫的。此外幾包晨副原稿，兩包晨副零張雜紙，空本子小相片，兩把扇面，零零星星紙片，住址本。」箱內的東西比較雜亂，以至於林徽因覺得裝的不是志摩平日原來的那些東西，而是胡適將信件撿出後，胡亂聚成這一箱的。這種懷疑是不對的，凌叔華說過：「內有小曼初戀時日記二本。」又說過：「那個『八寶箱』中不止是日記，還有不少寄與晨報的文稿。」這與林徽因的記載大體吻合。可見，徐志摩的八寶箱中原本就是這些東西。林徽因拿到箱子後三四日，從張奚若處得知，凌叔華那裡還有徐志摩的康橋日記，曾給葉公超看過。於是林徽因有些放心不下，因為她手頭的兩本英文日記，一本從1921年7月31日起，一本從同年12月2日至第二年8月回國，只有徐志摩在康橋的後半部分時間，而徐志摩結識林徽因是在1921年初，這一時段的日記正好沒有。徐志摩的追悼會上，胡適提到要將徐志摩的書信收集出版，那是很美的散文。這話凌叔華一定聽到，並提醒了她。因為她自己手上有許多徐志摩的信，她想再收集一些，自己來編一本出版。第二天，她到林徽因家，讓林拿出志摩的信，由她編輯「志摩信札」之類。林徽因當然不會給她，找些理由推脫了。林徽因又很想要她手上的康橋日記，便將八寶箱拿出來給凌叔華看，說胡適本想將這些東西交給孫大雨，自己不贊成，胡適就將這些全給了她，讓她編個目錄。然後，林徽因向凌叔華提出要看她手上那本日記。林徽因沒有拿出信件在先，又藉助胡適，以名正言順的遺稿整理人的身份找凌叔華要日記，凌叔華當然不樂意給她。或許，凌叔華是想到日記內容與林徽因相關，日記一到她的手裡自己就更不可能再見到了。凌叔華當時「神色極不高興」地勉強答應讓林徽因後天（12月9號）到她家去取。或許是因為太想得到康橋日記，林徽因也考慮到凌叔華的心理平衡，讓她帶走了陸小曼的兩冊日記。凌叔華也有為徐志摩寫傳的想法，陸小曼的日記，當然願意細讀，便不客氣地拿起。這才有林徽因致胡適信中：「有小曼的兩本，一大一小，後交叔華由您負責取回。」及「又說小曼日記兩本她拿去也不想還等等。」凌叔華12月10日致胡適信中也提到過此事：「前天聽說此箱已落徽因處，很是著急，因為內有小曼日記二本，牽涉是非不少（罵徽□最多），這正如從前不宜給小曼看一樣不妥。我想到就要來看，果然不差！」凌叔華知道八寶箱落到林徽因處，正是12月7日在林家看到的，「我就要來看」說明她從林徽因處拿走了小曼日記。12月9日星期三上午11點半，林徽因如約到了凌叔華家。凌叔華不在，留了一封信。這自然是有意躲著她，不願將日記交出，這封信後來林徽因給胡適看過，1932年1月1日寫信給胡適解說原委時，又抄與胡適看。內容大抵是不會錯的：「昨日遍找志摩日記不得，後撿自己當年日記，乃知志摩交我乃三本：兩小，一大，小者即在君處箱內，閱完放入的。大的一本（滿寫的）未閱完，想來在字畫箱內（因友人物多，加意保全）因三四年中四方奔走，家中書物皆堆疊成山，甚少機緣重為整理，日間得閑當細檢一下，必可找出來閱。此兩日內，人事煩擾，大約須此星期底才有空翻尋也。」林徽因當然看出這是在有意推脫，當即留下字條，說日記中有關於自己的部分，所以迫切想讀到，望她能體諒。第二天，也就是12月10日，凌叔華寫了那封給胡適的信，一再說八寶箱給林徽因是不妥的。但胡適明顯偏向林徽因是不必說的。凌叔華沒有得到胡適的支持，手上的日記又給人看過，不拿出來怕是說不過去。12月14日星期一，凌叔華便將徐志摩的日記送到林徽因家，恰好林不在家，她也留了個字條。林徽因得到這本日記，仔細一讀，發現與自己手上的銜接不上，中間缺了一段。這本日記自1920年11月17日始，以「計劃得很糟」一句終，「正巧斷在剛要遇到我的前一兩日」。林徽因當時一定氣極了，但礙於面子，又不好與凌叔華當面理論。她一定在朋友中說了些什麼，有人把她的話傳到凌叔華那兒，又有人把凌叔華的話傳到她這裡。兩人的矛盾愈來愈深，傳言也就愈來愈利害。林徽因最終又去求助於胡適，這便是胡適12月28日致凌叔華信的由來。胡適說：「昨始知你送在徽因處的志摩日記只有半冊，我想你一定是把那一冊半留下作傳記或小說材料了。但我細想，這個辦法不很好。」接下來胡適列數了一二三四條理由，並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最後，胡適寫道：「請你給我一個回信。倘能把日記交來人帶回，那就更好了。」胡適的話說得委婉而有力，處處都想到了，不好回絕，且凌叔華也不願得罪胡適。但她當時並沒有交出徐志摩的英文日記，這從胡適後來的日記可以看到。可能就是在這一次，也可能是在更早幾天，凌叔華將從林徽因那裡拿來的陸小曼日記交給了胡適，因為1932年1月1日林徽因致胡適信中有「小曼的兩本，一大一小，後交叔華由您負責取回的」，說明1931年12月底小曼日記已回到胡適手裡，胡適很快將此事告訴了林徽因。胡適可能是從凌叔華那裡得到了不同的說法，便向林徽因要求解釋，於是，林徽因在1932年1月1日一連寫了兩封長信。胡適從林徽因的信中了解事情原委，再次向凌叔華要求交出徐志摩的英文日記。之後，胡適到南方去了一段時間，回來後收到凌叔華送來的日記。當天胡適日記寫道：「今天日記到了我的手中，我匆匆讀了，才知道此中果有文章。」胡適這次拿到的是徐志摩的半冊日記，而不是陸小曼的兩本，所以這裡的「此中果有文章」，不會像有人說的，是凌叔華所謂「牽涉歆海及你們的閑話」，而是關於林徽因和徐志摩在康橋的一段故事。這在各種傳言中說得挺厲害，也是林徽因一定要看到日記的原因所在。胡適日記中還粘貼的凌叔華的一封信：「適之：外本璧還，包紙及繩仍舊樣，望查收。此事以後希望能如一朵烏雲飛過清溪，彼此不留影子才好。否則怎樣對得起那個愛和諧的長眠人！你說我記憶不好，我也承認，不過不是這一次。這一次明明是一個像平常毫不用準備的人，說出話，行出事，也如平常一樣，卻不知旁人是有心立意的觀察指摘。這有備與未備分別大得狠呢。算了，只當我今年流年不利罷了。我永遠未想到北京的風是這樣刺臉，土是這樣迷眼。你不留神，就許害一場病。這樣也好，省得依戀北京。即問你們大家好即日」事情到此，應該告一段落了，然而，胡適日記中又有這樣的話：「我查此半冊日記的後幅似有截去的四葉。我真有點生氣了，勉強忍了下去，寫信去討這些脫葉，不知有效否……這位小姐到今天還不認錯。」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給林徽因的日記只有一半，剩下的一半給胡適時又截去四「葉」，凌叔華的所作所為讓胡適也很不滿。胡適日記此後則沒有關於此事的記載，凌叔華會交出那四「葉」日記嗎？胡適將這半冊英文日記也交給林徽因了嗎？我們無從知曉，一場鬧得滿城風雨的事件，便這樣沒有結局地結束了。還需要交待的是，林徽因手中的八寶箱是怎樣處理的呢？林徽因在一封未註明日期的致胡適的信中說：「甚想在最近期間能夠一晤談，將志摩幾本日記事總括籌個辦法。……據我意見看來，此幾本日記，英文原文並不算好，年輕得利害，將來與他『整傳』大有補助處固甚多，單印出來在英文文學上價值並不太多（至少在我看到那兩本中文字比他後來的作品書札差得很遠），並且關係人個個都活著，也極不便，一時只是收儲保存問題。……『傳』不『傳』的，我相信志摩的可愛的人格永遠會在人們記憶里發亮的，暫時也沒有趕緊的必要。」這裡說的很明白，徐志摩的日記不宜出版，也不必急著用這些材料作傳，現在要做的「只是收儲保存」。由誰來保存呢？趙家璧說：「但據陳從周說，後由林徽因保管。」卞之琳說：「我1982年為一卷本《徐志摩選集》寫序，僅就聽說林徽因當年爭到的一部分而言，說過物隨人非（她於1955年病逝），確知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終於消失了，倒並不是出於紅衛兵的打、砸、搶。這是我當時特向金岳霖探聽到的下落。」雖然是口口相傳，兩人的說法大體是不錯的，那些日記並沒有還給胡適，而是林徽因自己留下保存了。至於最後的下落，卞之琳說得很含蓄，但從「物隨人非」一詞看，大約是說林徽因死後，林的某位家人由於某種原因，將其銷毀。陸小曼一腔怨氣在這場所謂的爭奪八寶箱的事件中，雙方都有自己的理由和苦衷。林徽因的理由是徐志摩曾對她說過，要將康橋日記給她，與她保存的徐志摩那時寫給她的信一起收藏。同時，由於康橋日記中有一段涉及她本人的私生活，不願讓這份日記落到別人手中，也是可以理解的。凌叔華的理由也是徐志摩曾囑咐讓她保管，並且，她也需要這些資料來做傳記。由於林徽因得到胡適的支持，凌叔華節節敗退，不得已一件一件地交出徐志摩的手稿。在她極不情願地做這些事時，想到了陸小曼，這位未亡人才是徐志摩遺稿的合法繼承人。她向胡適表示，希望將這些日記交給陸小曼。凌叔華對陸小曼還是比較關心的，1925年徐志摩出國，她曾到陸小曼那裡深談。徐志摩與陸小曼結婚後住在上海，她也去看過他們，並給小曼介紹畫家為師。在一封約寫於1932年的致胡適的信中，她還寫道：「你到上海時，我希望你能托一個像王文伯那樣聰敏而有決斷的人，好好的看看眉。如遇不像樣事，打開一切直告她知道。她早不是孩子，又不是笨人，我想不至於辜負這一片好意。最好同時有幾個她一向敬畏而不疑惑的朋友都向她警告，叫她醒悟不如此不足以生存才好。她的過去使大家不滿的，我覺得不是罪惡，乃是習慣與環境。蓮花葉梗上有一層薄刺，方不染污泥，若使梅菊放在泥塘里，包管亦變成泥豬，那些清雅的號，絕不會落到他們頭上來。」能有這樣的同情和理解，凌叔華建議把徐志摩的遺稿交與陸小曼就不是沒有可能。但是，胡適是不會這樣做的。這倒不是由於陸小曼日記中有涉及他和張歆海等人的閑話，讓他很不高興。早在徐志摩去世前不久，胡適就勸徐志摩離開上海，到北京來，並有意讓徐志摩與陸小曼離婚，他和徐志摩的許多朋友一樣，以為徐的頹廢與消沉，完全是陸小曼害的。而此後，陸小曼配合趙家璧，編輯《志摩全集》，準備由良友出版；胡適略使手段，便將別人編好的稿子全部奪來，轉交給商務。胡適若是動了惻隱之心，最多也只是會讓那兩本小曼日記物歸原主。凌叔華在徐志摩生前即見到過小曼日記，後又從林徽因那裡取來，再交給胡適。關於我們現在看到的《小曼日記》的來源，陸小曼卻有自己的說法：「其實關於這本日記也有些天意在裡邊。說也奇怪，這兩本日記本來是隨時隨刻他都帶在身旁的，每次出門，都是先把它們放在小提包裡帶了走，惟有這一次他匆促間把它忘掉了。」這裡說的明白，《小曼日記》是徐志摩丟在上海家中的，並非胡適或北方某位友人轉交來的。如果陸小曼的話可信，胡適手中的兩本《小曼日記》後來又到哪裡去了呢？如果凌叔華的話可信，陸小曼又有什麼理由撒謊呢？這是有關八寶箱中文件來龍去脈的一個疑點。陸小曼身在上海，並不清楚北京發生的一切，但她知道徐志摩有隻裝日記的八寶箱。繼《愛眉小札》之後，又與趙家璧合作，計劃編輯《志摩全集》，她向胡適提到了徐志摩留在北京的日記及書信，但那已是1936年的事了。趙家璧回憶說：「十月中，我知道他（胡適）到上海，就在北四川路味雅酒樓宴請他，並請陸小曼等作陪。席間，小曼就向胡適談了她和我已把《志摩全集》初稿編訂就緒，要求他把志摩給他的信以及給北方朋友的信由他收集後早日寄滬，也談到留在別人手中的幾本日記的事，最後還要求胡適為這套全集寫一篇序。我看出胡適當時對陸小曼的請求不置可否，似乎毫無興趣。」這次交涉，不僅未得到胡適的幫助，取來書信和日記，反而由胡適支付了一筆版稅，將《志摩全集》的版權從陸小曼那兒買斷。十年之後，《全集》仍未出版，而且稿子也不知弄到哪去了，陸小曼又是著急又是後悔。在紀念徐志摩50誕辰的日子裡，她又湊了些雜稿，編輯出版了《志摩日記》。在序中，她念念不忘別人手中的遺稿：「其他日記倒還有幾本，可惜不在我處，別人不肯拿出來，我也沒有辦法，不然倒可以比這幾本精彩得多。」陸小曼的這一腔怨氣是沖著凌叔華髮的，因為趙家璧文中有記：「……他們二人都還各人寫過幾本，當時小曼曾告訴我，保留在凌叔華手中。她當時曾去信要求借來編入全集，卻連一封信也不復。」趙家璧知道北京發生過幾本日記的爭奪戰，是80年代的事，那麼陸小曼至死還不知道，那隻八寶箱早就落到林徽因手上了。如果知道，她更會抱怨不已。她與凌叔華原本還有一段交情，而她對林徽因向來只有嫉恨。為了八寶箱一事，凌叔華與胡適也鬧出許多不快，不過她很快便試圖和解了。1933年1月31日的信中，在對待有關徐志摩的事上，處處讓著胡適，就是她主動講和的一種姿態。但對於林徽因，她始終耿耿於懷。林徽因佔了上風，是勝利者，她是失敗者，這件事一直在她心裡是個結。直到晚年，凌叔華在信中談到八寶箱時，還是抑不住對林徽因表現出不滿。林徽因呢？我們只見到她當時在胡適面前發泄了一通對凌叔華的怒火，事情結束後，未見她舊事重提。1936年，她編輯《大公報文藝叢刊·小說選》時，似乎是摒棄前嫌了，她選了一篇凌叔華的小說——《無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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