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應拒交社會撫養費

張藝謀應拒交社會撫養費 2013年06月05日 08:08 來源於 財新網 | 評論(137) 對多生者徵收社會撫養費顛倒了正常社會該有的養育觀念,讓人們覺得多生孩子是自私自利,是佔了國家的便宜。但實際上,多生孩子是利他行為,在極低生育率的今天更是如此

梁建章

財新網「人口與經濟」專欄作家。1999年與3位商業夥伴創建「攜程旅行網」,在2000年至2006年期間任CEO,並從2003年起兼任董事會主席。

2011年,梁建章獲得斯坦福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研究領域包括創新、創業和勞動力市場。現兼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和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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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新網】(特約作者 黃文政 財新專欄作家 梁建章)5月上旬,著名導演張藝謀涉嫌「超生」一事被媒體熱炒,網路曝光張藝謀除了與現任妻子育有2子1女外,至少還與其他兩名女子育有2女1子;再加上他與第一任妻子所生的大女兒,他總共至少已有7個孩子。

  張藝謀是否涉及重婚或婚外情,這些問題自有法律界人士和公眾來評判。本文僅就他生育了七個孩子一事發表評論。

  直覺高估的生育率

  衡量生育水平的核心指標是生育率,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每個女性平均生育孩子的數量。

  社會學家李銀河在題為《張藝謀,shame on you》的博文中說:「與很多西方國家的人不同,中國人把個人看得輕,把家庭看得重,這就是為什麼想讓一位年輕、漂亮、富有的法國女人生孩子就像要害她一樣,而想讓一位年輕、漂亮、富有的中國女人不生孩子也像要她命一樣。前者看重的是個人的快樂;後者看重的是家族的繁衍。」從這段話可以看出李銀河把現在法國和中國的生育狀態完全搞反了。

  據法國全國統計和經濟研究所於2012年1月17日公布的數據,2011年法國生育率為2.01。而據《2012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同年中國的生育率僅為1.04。法國女性平均生育孩子數幾乎中國女性的兩倍,真不知道李銀河是如何得出「……法國女人生孩子就像要害她一樣, ……中國女人不生孩子也像要她命一樣」的結論。

  中國大陸生育率這麼低,是不是僅因為有計劃生育政策的限制呢?實際並非如此,無論是過去20多年的各種調查的結果,還是雙獨放開二胎的實踐都顯示中國大陸的生育意願已經遠遠低於西方國家。與中國大陸同文同種的台灣、香港、澳門以及新加坡近年生育率都在0.9至1.2之間,遠遠低於法國。這些地區對生育不僅沒有任何限制,反而大力鼓勵。實際上,包括中國、日本、韓國在內的東亞地區早已經是全球生育率最低迷的地區,而華人社會在東亞則墊底。毫無疑問,現在中國人已經是全球最不生孩子的民族。

  根據目前的男女性別比和女性年齡別死亡率,中國生育率的替代水平在2.2以上,即每個女性平均需要生育至少2.2個孩子才能維持總人口最終不衰減。生育率處於1.04意味著每一代人將減少至少一半。即便生育率處於1.4,那也意味著每隔一代人,出生人口將減少36%。中國未來的人口急劇衰減已經不可避免。

  需要指出的是,人們根據直覺往往會高估生育率。假想全社會生一胎、二胎、三胎的家庭各佔1/3,家庭平均生育孩子數是2,已經低於世代更替水平2.2。再考慮1/8不孕不育的比例(新華網,2012),平均生育孩子數只有1.75。但如果把目光放在孩子身上,我們會發現每6個孩子中,來自一胎、二胎、三胎家庭的孩子分別是1個、2個、3個。在這個假想的情形下,獨生子女僅佔全社會孩子的1/6,來自三胎家庭的孩子卻佔到一半,給人的感覺是到處都是超生的孩子,生育率很高,人口會膨脹,但實際生育率卻只有1.75,遠遠低於替代水平。換言之,一個社會需要有大量夫婦生三、四胎才能維持民族的正常繁衍。

  本文作者之一1992年去美國念博士時,曾與同系一個美國同學Sterling Hilton爭論過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這個同學來自提倡多生育的大家庭,他自己一共9個兄弟姐妹,他妻子則有7個。他們夫妻自己當時的目標是五六個孩子,但最後僅有4個孩子,他們9個兄弟姐妹共有43個孩子。圖1是這位同學最近寄來的家庭團聚時,他父母和所有晚輩的合照,其中有23人未到場。如果全部到齊有80人。

  

圖1 Sterling Hilton的父母及其晚輩,另外有23人未到場

  按照直觀感覺,身邊的美國人有如此眾多的孩子,那美國人口該爆炸了吧?但美國的生育率也只有2.06,基本處於世代更替水平。中國人在媒體上見到有人生七八個孩子常常大驚小怪,恰恰說明整個社會已經遠遠偏離了維持民族正常繁衍所需的生育狀態了。張藝謀「超生」事件涉及的4個女人,一共生育7個孩子,生育率是7/4 = 1.75,甚至遠低於替代水平2.2。因此,從民族繁衍的角度來說,根本不存在什麼「超生」,而是生得遠遠不夠。現在的所謂「超生」不過是相對於人類歷史上最極端的生育限制政策的「多生」而已。

  中國生育率處於極低水平確定無疑。更可怕的是,即使全面放開生育,生育率幾乎不可能恢復和維持到正常水平。不管生育政策是否放鬆,中國的生育率都面臨三重下行壓力。一是現代化進程;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國經濟將持續發展,這會進一步擠壓生育率。二是東亞文化圈所面臨的共同因素;在相似的社會發展下,東亞的生育率比其他地區更低;可能的原因是東亞文化更注重對孩子的教育投入,加重了養育孩子的現實和情感負擔。三是中國城市長期的一胎化和計劃生育宣傳已經極大地改變了生育觀念;過去30多年,城市已經逐步把一胎當成正常生育狀態,農村在向城市看齊。

  少子化推高平均養育費用

  最為棘手的是低生育陷阱,也就是生育率長期處於低水平後將難以回升。當父母只有一個孩子時,希望都寄托在這個孩子身上,會不惜代價為孩子付出,推高養育物品和服務的價格。另一方面,少子化降低養育的規模效應,推高平均養育費用。按美國農業部(2012)的數據,家庭養育一個、兩個、三個孩子的費用比分別是100、160、188。第三個孩子的費用只相當於第一個孩子的28%,所以養育越少,每個孩子的平均費用越高。中國沒有類似的數據,但少子化會降低養育的家庭規模效應確定無疑。而且,少子化也可能會降低養育的社會規模效應。從2000到2010年,由於城市化和低生育率導致當地學齡兒童減少,中國農村小學數量減少過半,學生上學平均多走4公里(人民日報,2012年6月14日),增加了孩子與家長的負擔。

  因此,在少子化社會中,雖然養育孩子的總成本可能比正常養育二三個孩子的狀態要低,但單個孩子的平均養育費用卻更高。這讓願意多生的父母望而卻步,因為他們對養育壓力的判斷來自對平均養育費用的感受。無論是橫向還是縱向比較,現代中國社會都不是最窮的,但中國城市很多夫妻感覺養不起孩子,背後的原因恰恰是現在社會平均生得太少。設想一下,如果全社會只有三分之一的父母生孩子,那孩子會比現在養得更金貴。反之,如果社會普遍養育二三個孩子,平均費用不會這麼高,願意多生的父母不會感到這麼大壓力,養育孩子的方式也會比現在更自然、更健康。長期低生育率把一種極不正常的生育狀態變成了常態。生育率越低,對生育意願的抑制越強,反過來又導致更低的生育率,惡性循環。

  另外,長期低生育率會導致未來社會極度老齡化,養老負擔沉重,讓育齡家庭不堪重負,這反過來也會抑制生育意願,降低實際生育率,這又是一個惡性循環。高生育率時,降低生育率馬上能緩解壓力;但低生育率時,提升生育率短期內卻會加大壓力,緩解的效果要20年以後才能體現。因此,低生育率的慣性會比高生育率慣性更強勁,更持久,也更難應對。這也是為什麼低生育率國家鼓勵生育幾乎沒有成功地把生育率提到替代水平的先例,而中國的生育率比這些國家更低,鼓勵生育將更加困難。中國的人口危機根本不是生育太多,而是生育意願實在太低。

  既然中國生育率這麼低,為何人口現在仍在增長?其實,這不過是早期高生育率產生的慣性,也就是1960至今1980年代出生人口很多,他們的孩子雖然比自己一輩少得多,但卻依然多於步入生命終點的老人。關鍵的是中國人口的增長已是強弩之末。如圖2,中國現在每年出生的人數不到1700萬,比起1990年代初已下降了40%。 即使立即全面放開,如果不大力鼓勵生育,在經歷補償性反彈後,由於90後母親數將銳減,出生人數幾年後依然會雪崩式下滑,人口峰值不會超過14.5億。等到60後開始老去,中國每年將減少上千萬人,其衰減速度和幅度在人類歷史上都將是空前的。從2030年到2070年,中國人口的下降幅度將達40%。相比之下,遭受所謂人口衰減災難的俄羅斯在過去20年人口下降幅度不過3.4%,扣除移民的自然下降也只有7.8%。

 

 圖2 中國每年新生兒數量(1950-2100年)

   注: 假設中國在2014年完全放開,但不鼓勵生育,生育率按與人類發展指數趨勢相應的水平變化,包括補償性反彈。

  如圖3所示,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佔世界人口的比例總體上一直在下降,只在1950至1975年間從21.8%升至22.4%,上升不到一個百分點,部分原因還是人均壽命大幅延長。從1980至2012年,中國佔世界人口的比例更是從22.1%下降了將近3個百分點至19.3%,即使立即全面放開,如果不大力鼓勵生育,按最樂觀的估計,到本世紀末將降至5%,中華文明在世界上的地位將一落千丈。

  圖3世界主要文明人口相對比例的變化趨勢(1820-2090年)

   注: 假設中國在2014年完全放開但不鼓勵生育,其他國家的未來生育率按聯合國中方案。

  荒唐的社會撫養費

  針對張藝謀超生事件,江蘇省計劃生育部門有關負責人表示,如果情況屬實,將按照《江蘇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對張藝謀徵收社會撫養費。那麼,徵收社會撫養費的理由是什麼?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新聞發言人的解釋是:「法律規定超生者必須繳納社會撫養費,不是罰款,而是超生者對社會進行的經濟補償。因為,多出生人口侵佔了較多的社會公共資源。」

  這種說辭極其荒唐。首先,孩子是民族的未來,養育孩子本質上是對未來的投資。多出生的孩子在成年前佔用更多的公共資源,這些孩子成年之後也會創造更多的公共資源。如果說中國社會真的落後到不能給多出的孩子提供所需的公共資源,而必須要他們的父母來補償社會,那麼這些孩子在成人以後,社會就應該反過來去補償這些父母,因為他們更多的孩子給未來社會創造了更多的公共資源。請問,現在有什麼計劃來補償「多生」父母對未來的更大貢獻?

  其次,中國現在孩子占人口的比例處於歷史最低水平,也遠低於世界大部分國家的水平。過去的中國能夠讓所有父母自主生育的孩子,全世界的幾乎所有國家也都能做得到,偏偏今天的中國不行?過去十年,中國農村小學因為生源不足等原因關閉了一半以上,無數希望小學被廢棄。不僅農村,城市也因為孩子減少在關閉學校。前些年,北京市也因為生源急劇萎縮大量關閉學校,小學數量從2000年的近2000所降至2008年的1202所。到底是孩子太多而無法提供公共資源,還是孩子太少導致已有資源的巨大浪費?

  再次,既然社會撫養費是讓多生的父母來補償養育他們的孩子所使用社會公共資源,那麼這筆錢應該投入到對孩子的撫養和教育之中。但是實際徵收的社會撫養費除了用來支撐現有的計劃生育體系之外,有多少被投入到創造養育多生出的孩子所需的公共資源上?或者說,現有父母養育孩子所使用的公共資源中有多少是來自社會撫養費。從實際使用情況來看,社會撫養費對創造養育更多孩子所需的「公共資源」的貢獻基本為零。因此,即便在操作層面,社會撫養費也沒有任何存在的價值。

  實際上,對所謂多生者徵收社會撫養費完全是顛倒黑白。在傳統家庭養老中,父母既是養育孩子的付出者,也是將來享受孩子贍養的受益者。在社會養老下,父母僅是養育孩子的付出者,但孩子將來支撐的卻是整個養老體系,受益者是全社會。因此對多生者徵收社會撫養費既違背經濟規律,也違反道義原則,因為不生或者少生者,年輕時付出少,年老後部分卻靠他人孩子的勞動來養老,而多生的父母以自己的付出給社會貢獻了更多的養老體系的支撐者,但卻因此受到懲罰。這是何等荒唐?

  2012年7月,《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的起草人之一、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湛中樂等15名學者上書全國人大,要求儘快啟動《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的全面修改工作。其中建議之一就是取消社會撫養費。湛中樂表示:「取消或廢除社會撫養費制度,不僅體現了對生育權作為基本人權的保護,還能避免現行社會撫養費制度實施過程中的不公平和不平等現象。」

  對多生者徵收社會撫養費完全顛倒了正常社會該有的養育觀念,讓人們覺得多生孩子是自私自利,是佔了國家的便宜。但實際上,多生孩子是利他行為,是利國利民,這在社會化養老的時代,特別是極低生育率的今天更是如此。父母生育孩子是以自己巨大的成本在給國家和民族做真正的貢獻。社會撫養費制度乃至嚴厲的生育限制所基於的基本假設是「人的負擔大於貢獻」,這點從根本上來說是錯誤的。人口是民族之根本,也是國家最寶貴的資源。人在成年前是物質財富的消耗者,工作後是財富的創造者。總體來說,人一生的貢獻要大於消耗,否則人類社會不可能進步。

  嚴厲化生育限制錯在根上

  在幾十年一邊倒的宣傳下,在計劃生育實施過程中的無數倫理悲劇下,在對多生者以徵收所謂社會撫養費的名義進行的懲罰下,大部分人已經忘記了生育控制政策的目標本身是否有任何道理,更忘記了當年的論證是多麼粗糙和荒誕。甚至當社會付出的代價越大,人們潛意識中反而越有可能覺得這個政策可能對國家和民族有利。因為正常人的思維是,如果這個政策沒有任何道理,為什麼要讓社會付出這麼大代價呢?也就是說,如果一個政策錯得太離譜,人們在情感和情理上反而難以相信它是錯的。

  然而,我們要強調的是,嚴厲化生育限制恰恰就是錯在根子上。如同本文作者於今年3月發表在財新網發表的系列文章所示,支持生育限制的各種觀點聽起來似乎都很有道理,但深入思考和分析卻發現沒有一個是站得住腳的。全民族為之付出巨大犧牲的生育限制換來的是人口極度老化和急劇衰減,最終後果是消費和生產將同步萎縮,大部分行業會成為夕陽行業,投資意願低迷,基礎設施更新的動力和財力弱化,現有設施面臨日益老化甚至廢棄,創新和技術進步的步伐將大幅度減緩,經濟可能陷入長期停滯甚至萎縮,國力衰退。長期低生育率將使中國的發展被釜底抽薪,中國的崛起將如曇花一現之後就迅速成為昨日黃花,中國世紀還未真正開始就將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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