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中的桂系

核心提示：七七事變後，舉國上下同仇敵汽，共赴國難。桂系在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全國抗日熱潮的推動下，激於愛國熱忱和自身利益的考慮，加入了抗日行列，這個時期，他們無論在軍事上還是在政治上，表現是比較出色的。

本文摘自：《史學月刊》1990年第6期，作者：趙萬鈞紀青，原題：《抗日戰爭中的桂系》

桂系是以李宗仁、白崇禧為代表的廣西地方實力派，是在北伐戰爭中發展起來的地方軍閥集團。他們同國民黨中央有矛盾，九一八事變後，桂系從國民黨陣營中分裂出來，積極主張抗日，支持全國的救亡運動，並派軍隊開赴前線，抗擊日寇，表現出進步的一面。但是，桂系畢竟是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地方實力派，他們同進步勢力也有矛盾，因此在抗戰中表現出反共反人民的一面。本文試就桂系在整個抗戰中的表現，分三個階段進行論述。

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的桂系

九一八事變後，南京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致使東三省淪入敵平手，全國人民對之無不義憤填膺，紛紛要求政府進行抵抗，掀起了全國規模的反日浪潮。

桂系在全國空前高漲的抗日形勢下，一方面同孫科、唐紹儀、陳濟棠等人以廣州國民政府的名義發出通電，希望南京政府在「危難之際、和平統一國家」。另一方面，他們根據日本侵略東北給中國政局所帶來的巨大震動，確定了自己的政治態度。

在政治上，反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桂系在1932年初的廣西黨政軍聯席會議上通過了「對內親仁善鄰，精誠團結，對外抗日剿共奮鬥到底」的決議。李宗仁講：「現在我們的國賊是獨裁者，故我們要消除他，才可以抵抗外敵」，但在反蔣的同時，他們仍堅持反共的立場，白崇禧曾多次聲明：「共產黨是中國的心腹之患，共產黨不消滅，是不能抗日的」。另外，為了鞏固在廣西的統治地位，桂系制訂了「三自」、「三寓」政策，即「自衛、自給、自治」，和「寓兵於團、寓將於學、寓征於募」的政策，並以廣西省政府的名義提出「行新政、用新人」、「建設廣西、復興中國」的口號，專營廣西建設。

在對日寇侵略的態度上，桂系反對不抵抗政策，主張堅決抗日。他們認為「帝國主義者同是壓迫我們的，所不同的是經濟侵略和土地吞併而已……若靠帝國主義為我們打抱不平，這不僅是一種可恥的觀念，而且必致人為刀姐，我為魚肉的結局」，「若要不失領土，必須起來抵抗外侮」。他們呼籲各界團結起來，挽救民族危亡。華北事變後，李宗仁於1936年4月17日在廣州發表中日間題談話指出，為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和國家領土的完整，「必須發動整個民族的解放戰爭，本寧願全國化為焦土，亦不屈服的決心，用大刀闊斧來答覆侵略者」，第一次提出了「焦土抗戰」的口號。這一口號是桂系抗日態度的集中體現。民主人士章伯鈞贊道：「焦土抗戰主義是以民族革命為最高目標，號召一切反日、反獨裁的黨派和民眾，共同爭取民族解放和政治解放的革命運動。1937年6月，華北局勢萬分危急，李宗仁呼籲「中國人一致團結起來，焦土抗戰，在短期內發動整個抗日戰爭」，推動全國的抗日救亡運動。

這一時期的桂系不僅政治態度明確，而且在實際行動上也有抗日的具體表現。

首先，由李宗仁常駐廣西，聯絡廣東陳濟棠和各省反蔣勢力，爭取外援；由白崇禧在廣西整訓軍隊，編練民團，由黃旭初掌握政權，發展經濟、文教、交通等建設、鞏固廣西的政治經濟基礎。經過努力，到1934年「桂系基本上消滅了匪患，穩固了統治，在經濟上每年有了一定的收入」。同年，桂系又通過《廣西建設綱領》，這一綱領的實施，加快了廣西建設的步伐。1936年6月1日李、白聯合陳濟棠打起反蔣抗日的旗幟，發動了「兩廣事變」，次日，通電全國，號召「國人一道奮起，與敵殊死作戰」，6月4日，又致電南京政府，要求北上抗日，並把兩廣軍隊改稱「抗日救國軍」，進入湖南，沿途發布公告：「本軍師所至，立即與日本斷絕一切關係」，喊出了「收復失地，對日經濟絕交」的口號。

與此同時，桂系還加強了與中共的聯繫。李宗仁對來廣西做統戰工作的中共代表雲廣英講「中共所提出的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我們完全贊成。……希望今後在抗日鬥爭中我們互相配合」。當蔣介石重兵壓境時，李宗仁曾派王公度向雲廣英請教對策，並接受了雲提出的方針。

桂系還在一定程度上開放民主，接納各方抗日反蔣人士，重用李任仁、陳此生等民主人士，積極開展抗日救亡運動，使廣西的民主運動開展比較活躍。

其次，對於國內各派的反蔣抗日運動，桂系給予道義上的支持。1932年「一二八」事變後，桂系支持十九路軍的抗戰、稱讚馮玉祥1933年在察哈爾的抗日行動，指責蔣介石取消察哈爾抗日同盟軍，派軍隊進入察哈爾是「倒行逆施」；同年11月，福建人民政府成立，蔣介石對之百般阻撓和摧殘，桂系對蔣嚴加斥責，說他「對外投降屈服，對內面目猙獰」；1936年11月，蔣介石製造「七君子事件」，桂系對「七君子」發出營救電，要求「政府對愛國運動不應予以壓迫」。西安事變爆發後，桂系支持張、楊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主張，主張和平解決事變，統一抗日戰線，並致電周恩來，表示贊同中共和平解決事變的方針。

從「七七」事變到武漢失守的桂系

七七事變後，舉國上下同仇敵汽，共赴國難。桂系在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全國抗日熱潮的推動下，激於愛國熱忱和自身利益的考慮，加入了抗日行列，這個時期，他們無論在軍事上還是在政治上，表現是比較出色的。

在軍事上，七七事變後，李宗仁、白崇禧立即在廣西實施軍事總動員，不到一個月桂系由原來的14個團擴編到40個團。8月4日，白崇禧就任國民政府軍委會副參謀總長8月6日，桂軍被整編為第十一、第二十一、第三十七三個集團軍，先後開赴前線。10月20日李宗仁飛往南京，就任第五戰區司令官。

「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桂軍第二十一集團軍參加了會戰，士氣高昂，「衝鋒勇猛」。一O一六團二營在營長王有清的率領下，浴血奮戰，最後陣地被夷平，官兵悉數陣亡。

上海、南京失守後，日軍把攻擊的目標指向徐州，此時的五戰區轄東西長約350公里、南北寬約600公里的廣大地區，而且五戰區只有桂軍和其它一些「雜牌」部隊，力量單薄，敵我力量極為懸殊。但民族大義促使李宗仁率部與敵血戰。

在津浦路南段，桂軍第三十一軍頑強阻敵，與第五十一軍、第七軍配合，採取「敵進我退，我退我進」的戰術，穩定了津浦南段的局勢。

在津浦路北段，孫桐營、曹福林和張自忠各部與日軍第五師團血戰五晝夜，多次擊潰日寇的進攻，造成瀨谷支隊孤軍深入台兒庄的局面。

1938年3月23日至4月6日，敵我展開了爭奪台兒庄的戰鬥。日軍在飛機大炮掩護下瘋狂進攻，27日，攻下北門、西門和東門，台兒庄四分之三陷入敵手。庄內守將池峰城率領軍隊「逐屋抵抗，任憑敵人如何衝殺，也死守不退。我軍傷亡達70一80%，形勢嚴重。李宗仁一方面命令庄內部隊死守陣地，並組織敢死隊向敵逆襲；另一方面，命令湯恩伯部出擊日軍後背，內外夾擊日軍。浴血奮戰半日之久，終於贏得了台兒庄戰役的勝利，共殲敵11984人」，這是抗戰以來正面戰場的第一次重大勝利，它大大增強了全國人民抗戰必勝的信心。

此後，桂軍又參加了武漢會戰，幾乎把全部主力投入戰場。

在大別山南麓，李品仙的第四兵團利用有利地形，阻擊日軍，桂軍與敵「反覆衝殺，有的達八出八進之多」，在廣濟叢山口爭奪戰中，第一七四師「前赴後繼，英勇殺敵，圍殲日寇400餘人，奪回陣地，被蔣介石傳令嘉獎」，第四兵團以消耗戰遲滯了敵軍的西進步伐，延緩了日軍進攻武漢的行動。

在大別山東麓，桂系第二十一集團軍廖磊部隊同其它友軍一道，擔任阻擊任務，他們以大別山為根據地，側擊敵人，在戰略上也收到了遲滯敵軍的功效。

總之，這一階段桂系對抗日是比較努力的，取得的戰績也是令人稱道的。我們認為，桂系之所以在軍事上表現出色，除了官兵抗日堅決作戰勇敢之外，與他們的戰爭準備、戰略戰術、治軍方法也有極大的關係。

首先，在戰爭準備方面，桂系自1932年始就在「寓兵寓團，的口號下，組建民團，進行軍事訓練，還從國外購進新式武器，派軍事人員到國外學習現代軍事知識，並置辦兵工廠、軍需廠和各種修理廠。七七事變前廣西已有「四屆經過訓練的士兵」，而且「擁有大小兵工廠10餘座，各種飛機560架」。抗戰爆發後不足一個月，武裝力量就擴編到40個團，動員之迅速，「開中國近代上軍事動員前所未有的先例」。桂系在民族大義的旗幟下，將與蔣桂長期對抗中形成的力量轉移到抗日方面，就成為一種強大的積極因素，給敵人以巨大的威懾。

其次，在戰略戰術上，桂系根據中日戰爭的具體情況，提出「焦土抗戰」三要義思想，即全面戰、持久戰、攻擊戰，主張發動全民打持久戰，「易抵抗為戰爭，以攻擊代防禦」。變被動應付為主動出擊，李宗仁還指出：在陣地戰時，應以「游擊擾之」、「以運動戰消耗敵人之兵力」的戰術原則。

鑒於制空權操在日軍手裡，為了更大限度地發揮戰鬥技能，側重於「對士兵的夜間戰鬥教育，加強衝鋒、肉搏、格鬥的技術訓練，此外，還特別注意撤退轉進的戰術運用，當日軍合圍徐州時，李宗仁審時度勢，在作了有節制的抵抗後，按計劃放棄徐州，命令部隊「利用夜暗，麥田的縫隙中轉進出來」，並命令大別山麓的廖磊部隊「向皖西和鄂東猛烈出擊」"以威脅敵軍後方」，使進攻武漢的日軍「屢進屢退，一籌莫展」，這樣，既實現了節節抵抗，消耗敵軍的目的，又為武漢會戰爭取了時間，較好地完成了抵抗日軍的戰略計劃。

再次，桂系較好地利用了民眾的力量，白崇禧曾講，「民眾的力量，是比任何力量偉大的」，抗戰爆發後，李宗仁反對蔣介石單靠軍隊抗戰的方式，主張全民抗戰。在津浦路南移戰役中，三十一軍與當地民眾組織紅槍會密切合作，遲滯了日軍北上計劃，在台兒庄戰役中，民眾為軍隊搶救傷員，運送彈藥，刺探情報作了大量工作。台兒庄戰役的勝利，以及徐州會戰後我軍順利地轉進撤退，是與民眾的支持分不開的。

最後，桂系與中共和其它地方實力派保持了密切的軍事合作。徐州會戰期間，白崇禧曾向周恩來、葉劍英請教作戰計劃，並基本上採納了他們「以運動戰為主、游擊戰為輔」的方針；在對待其它抗日軍隊的態度上，李宗仁反對蔣介石搞「中央系」和「雜牌軍」的做法，雖然他統轄的軍隊除桂軍外，還有中央軍，東北軍、西北軍、川軍等，這些派系過去積怨甚深。李宗仁在民族大義面前，一視同仁，撫恤戰鬥勇敢的「雜牌軍」，斥責延誤戰機的中央軍，這樣才出現了龐炳勛、張自忠的臨沂大捷，王銘章血戰滕縣的壯烈場面。

在政治上，桂系在這一階段採取了比較開明的政策，以配合軍事行動，並與蔣介石抗衡。

抗戰爆發後，安徽成了桂系的第二個勢力範圍，李宗仁在兼安徽省政府主席伊始，便表示要實行民主政治，邀請章乃器、朱蘊山等進步人士來皖工作，力圖刷新政治，造成抗日的廉潔政府」，並通過法令，成立了五戰區總動員委員會，組建青年救國會，農民救國會，青年幹部訓練團等團體，進行抗日救亡運動。

在廣西，桂繫於1937年10月成立「廣西建設研究會」，採取「兼收並蓄」的方針，吸收包括共產黨員的各派人士，從事抗日民主活動，還「協助中央在桂林設立八路軍辦事處」，大批民主人士和進步團體雲集桂林，使廣西出現了比較濃郁的民主氣氛。桂系還在廣西徵集壯丁，動員青年參軍入伍，到1938年底，共征壯丁335，356人，居全國首位。

當然這一時期桂系在政治上的兩面性仍是很明顯的，既有開明的一面，也有自私自利的一面。在安徽高唱民主，在廣西搞民主運動，也是為了大造政治聲勢，與蔣對抗。

從武漢淪陷到抗戰勝利的桂系

1938年10月武漢失守，抗戰進入相持階段，蔣介石日趨消極抗戰，積極反共。桂系由其階級本質所決定，在繼續抗日的同時與蔣介石同流合污進行限共、反共活動。

軍事上，由於蔣介石的消極抗日，使抗戰進入了艱難階段。此時的五戰區橫跨豫鄂兩省，對武漢的日軍形成側背包圍的態勢。日軍為了消除五戰區的威脅，於1939年5月、1940年5月和11月三次發動攻勢，掃蕩隨縣、棗陽地區。李宗仁率戰區主力抗擊日軍。桂系「第八十四軍擔任隨、棗一線的正面防禦」，他們以血肉之軀抗擊日寇的飛機大炮，軍長莫樹德「嚴令全軍，非有命令，即使到最後一人，也不能擅自撤離陣地」，官兵與敵「多次肉搏，雖傷亡很大，也不後退一步」，戰況極為悲壯慘烈，擔任掩護的一七三師，「自師長鍾毅以下，大半於新野縣城殉國」。

此外，桂系還在廣西率領軍隊抗擊來犯之敵。1938年11月，日軍從欽州灣的龍門港登陸後，連續攻佔欽州，南寧和崑崙關等要地，國民黨為了收復南寧，調集兵力，由桂林行營主任白崇禧率領在桂南與敵展開大戰。是役，主力雖是杜幸明的第五軍，但桂系的第十六集團軍也參加了會戰，並在「九塘擊斃日軍旅團長中村正雄，殲敵約五千人，取得了抗戰以來首次攻堅戰的勝利」，1940年1月，我軍與日軍在桂南展開激戰。桂系第十六集團軍與第六十四軍對桂南日軍展開反攻，並於10月中旬收復龍洲，30日，克複南寧，終於將日軍逐出了桂南。1944年1月，日軍發動了打通中國大陸交通線的「一號作戰」，連克鄭州、洛陽、長沙、衡陽等軍事要地；10月，又發動了對桂林的攻擊，桂軍對日寇進行了殊死抵抗，「據戰後統計守城的戰鬥和非戰鬥人員共15000人，死傷、被俘、突圍各佔1/3，其中軍參謀長呂旅蒙、中將陳濟桓，少將闡維雍以身殉國」。

政治上，在比較複雜的政治環境中，桂系表現出一種既抗日、又反共的政治態度。1939年1月，國民黨召開五屆五中全會，炮製了一系列反共反人民的文件，並掀起了反共高潮，桂系也逐漸倒向蔣介石一邊。1940年10月19日，白崇禧和何應欽一道向朱德、彭德懷、葉挺發出「皓電」，污衊中共軍隊「不打敵人，專事吞併友軍」，強令八路軍、新四軍撤到黃河以北，12月8日，白、何又發出「齊電」，再次誣衊共產黨軍隊「見敵則避，見友則攻」，白崇禧電令「第一七六師、一三八、一七三師部署攻擊新四軍渡江北移部隊」、桂系李品仙部參與了製造「皖南事變」。同時，桂系也在廣西掀起反共逆流，停辦進步報刊、關閉進步書店，撤銷了八路軍辦事處，1942年7月9日，製造了「七?九事件」「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進行鎮壓」，大肆鼓吹「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政府、一個領袖」的反動言論，加劇同中共的磨擦。

桂系雖在這一階段追隨蔣介石反共，但蔣桂矛盾仍很突出。1940年，桂系在桂林成立了廣西憲政促進會，要求廢除獨裁，反蔣態度還是明顯的，對待中央的態度與蔣介石也是有區別的。皖南事變後，桂系對外來的民主人士、共產黨員採取了「以禮相待，送客出門」的方針，桂系的民主派還「保護了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主任李克農，使他免遭蔣介石特務的逮捕」。毛澤東曾說過：「桂系這一次（指皖南事變）雖然轉到了反共方面，卻和蔣系仍有矛盾，不可視同一律」這一說法大致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

總的說來，這一時期桂系雖抗日堅決，但由於他們在政治中的倒退，使得在軍事上的戰績終不如前，最後也和蔣介石一樣走上保存實力，消極抗日，等待勝利的道路。

綜觀抗戰中的桂系，其堅決抗戰對捍衛國家主權和民族的獨立，具有積極的作用。

（一）桂系作為地方實力派，在八年抗戰中，始終堅持抗日的態度，源源不斷地征派壯丁、支援前線。八年中廣西共「徵集壯丁

808，046」，人員傷亡達120多萬」其中「將軍9人」，他們都是民族英雄。桂系和其它地方實力派相比，無論從防禦範圍、與日軍的戰鬥次數或取得的戰績來看，都明顯超過其它派系，桂系高級將領李宗仁、白崇禧同它系的閻錫山、劉峙、韓復集等人相比，抗戰態度，軍事技巧和指揮才能更高一籌。正是桂系在抗戰中的傑出表現，才提高了他們的政治地位，為後來和蔣介石抗衡打下了基礎。

（二）桂系是一個實力很強的地方集團，其抗戰之舉，直接促使其它地方實力派積極抗戰，順應了社會潮流。抗戰爆發後，李宗仁不僅電告對蔣介石存有戒心的四川劉湘、雲南龍雲、希望他們「秉先國難而後私仇的大義，參加抗戰」，而且將自己「數年來慘淡經營而頗具規模的兵工廠及廣西桂軍，悉數交給中央統籌管理」，他的這種大義之舉和不惜血本的抗戰精神，最終促使劉湘、龍雲派兵參戰，為抗戰做出了貢獻。

（三）桂系廣大官兵的愛國主義熱情和高尚的民族氣節應予充分肯定。李宗仁對到桂林訪問的「日本政、軍、商、學各界要員，都毫無留情地痛斥日本侵佔我東北三省的狂妄行動」，桂系的愛國官兵不畏強暴、前仆後繼，慷慨赴死，勇敢地擔負起挽救民族危亡的責任，他們捍衛了中華民族的尊嚴，是偉大抗日長城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但是，桂系畢竟是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地方主義、軍閥主義的狹隘性束縛了其愛國思想。在抗戰中存在著很大的局限性。

首先，9。18以後，桂系在國內的政治、軍事舉動具有雙重性：一方面出於民族義憤另一方面則是為了抬高身價，擴充實力。李宗仁言：「軍需品的補充，就廣西的財政而言，本不適宜補充這種物質的……（但）如果我們不在物質上有所準備廣西的治安恐怕就保不住了」地方實力派的性質可見一斑。

其次，桂系的階級本質也決定了其在政治上的開明是有限度的。「地方實力派除抗日外，是不願意同人民一道建立民主政權的」，他們一面宣傳民主，一面又堅持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旗幟。一不開放民主，二不改善民眾生活，就想把人民最大限度地發動起來，這是辦不到的。

再次，桂系對日作戰，有自私自利的一面，一方面，他們能夠得到蔣介石的武裝，壯大自己的實力；另一方面，注意與其它派別搞好關係，給他們實際的物質利益，拉攏他們替桂系出力，以便更有力量與蔣抗爭。這樣，桂系在每次戰役中就可盡收漁翁之利，由於桂系抗戰中歸屬蔣介石指揮，他們正確的軍事主張得不到廣泛的運用，只局限在轄區內實施；抗戰後期，他們也和蔣介石一樣保存實力，消極抗日，原來那些正確的政治軍事主張也逐漸放棄，這一切，都反映出桂系地方主義、軍閥主義的狹隘性。

總之，我們認為，評價桂系在抗戰中的表現，應遵循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運用歷史主義、階級分析方法，具體問題

具體分析，只有這樣，才能對桂系這一地方實力派在抗戰中的表現做出公正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