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史回眸：《五·一六通知》出台的複雜背景

黨史回眸：

《五·一六通知》出台的複雜背景

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央工作會議後，毛澤東認為「四清」運動所要解決的問題已經基本得到解決；恰恰相反，隨著「四清」運動的深入發展和運動中暴露出來的種種問題，使他對不少幹部嚴重脫離人民群眾、以至同群眾相對立的問題越來越感到憂慮。他十分擔心：這種狀況如果不改變，繼續發展下去，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便不能鞏固，甚至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嚴重危險。他擔心，幹部嚴重脫離群眾的狀況如果發展下去，會變成「官僚主義者階級」，「最後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當時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領導人和許多大區、省一級的領導人對此卻沒有作出相應的反應。這使毛澤東非常不滿。自一九五九年以來黨內高層領導中對形勢估計、農村「包產到戶」問題等的意見分歧，一步步積累起來，更使他認定問題首先出在黨的上層。他在考慮單靠城鄉「四清」運動仍不足以使問題得到全面解決，需要尋找出一種能夠全面解決問題的新途徑和新方法。

他說：「我多次提出主要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作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①（①訪問吳旭君談話記錄，2002年1月18日。）

　　他逐漸形成這樣的想法：中國會不會放棄社會主義而走上資本主義道路，關鍵還不在城鄉基層，而是在上層，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國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義，它的危險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義要大得多，也快得多。他對如何鞏固社會主義制度、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關注重點有了很大變化。這從前面提到的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過的幾句極不尋常的話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說：「先搞豺狼，後搞狐狸，這就抓到了問題。你不從當權派著手不行。」「杜甫《前出塞》九首詩，人們只記得『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這四句，其他記不得了。大的倒了，其他狐狸你慢慢地清嘛!」②（②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插話記錄，1964年12月20日。）「二十三條」中規定「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是點出了這個問題。

　　但對採取這樣嚴重的步驟，毛澤東並不是很快就能下定決心。他還需要時間，需要繼續觀察和反覆思考。所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他只是含蓄地提出問題，並沒有把他的全部想法說得更明白。「二十三條」雖然提出要「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大多數人並不清楚它指的是哪一級的「當權派」，更不知道它所指的是什麼人。

中央軍委在五月中旬召開備戰會議。毛澤東對一旦戰爭爆發後應該採取的作戰方針、加快大小「三線」的建設、現代化武器的研製、軍事資材和糧食的儲備等，提出許多重要意見。對備戰問題作出一系列具體部署後，毛澤東把他防止國內出「修正主義」的問題提到更重要的位置上來。

八月三日，法國總統戴高樂的特使、文化事務國務部長馬爾羅來訪，毛澤東同他進行了很長時間的談話。馬爾羅是一個中國通，大革命時曾在中國活動過。他說：「我認為在毛主席之前沒有任何人領導過農民革命獲得勝利。你們是如何啟發農民這麼勇敢的?」毛澤東回答：「這問題很簡單。我們同農民吃一樣的飯，穿一樣的衣，使戰士們感覺我們不是一個特殊階層。我們調查農村階級關係，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把土地分給農民。」馬爾羅談到蘇聯，說：「我感到赫魯曉夫和柯西金使人想到的似乎不是過去所理解的蘇聯了。」這引出毛澤東談中國出不出修正主義的一大篇話來：「它是代表一個階層的利益，不是代表廣大人民的利益。」「黨是可以變化的。普列漢諾夫和孟什維克過去都是馬克思主義者，後來就反對列寧，反對布爾什維克，脫離了人民。現在是在布爾什維克內部發生了變化。中國也有兩個前途，一種是堅決走馬列主義的道路、社會主義的道路，一種是走修正主義的道路。我們有要走修正主義道路的社會階層。我們採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義道路。但誰也不能擔保，幾十年後會走什麼道路。」馬爾羅問：「現在中國修正主義階層是否廣泛存在?」毛澤東回答：「相當廣泛，人數不多，但有影響。」①（①毛澤東同馬爾羅談話記錄，1965年8月3日。）

　　幾天後，羅瑞卿向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彙報備戰問題。毛澤東在插話中又談到防止出修正主義的問題，並且著重談到中央領導集團所持態度的極端重要性。他說：

　　「修正主義也是一種瘟疫。」「領導人、領導集團很重要。我曾經說過，人長了個頭，頭上有塊皮。因此，歪風來了，就要硬著頭皮頂住。六二年刮歪風，如果我和幾個常委不頂住，點了頭，不用好久，只要薰上半年，就會變顏色。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一變就都變了。那一次，如果我們點頭了，你們在座的其他人，當時可能反對，也可能不一定。這樣的經驗很多，國內國外、正面反面的都有。這些經驗，我總是要講的，或者在全會上，或者在明年社教運動搞完了開九大時，我要正式講一次。」①（①毛澤東聽取羅瑞卿彙報備戰問題時的插話記錄，1965年8月11日。）

　　他這裡說的「六二年刮歪風」，就是指他那時所說的「單幹風」、「翻案風」、「黑暗風」。他講的是「如果我和幾個常委不頂住」，其實在他看來多數常委並沒有「頂住」。他這段講話中最重要的一句話是：「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一變就都變了」，「就會變顏色」。可以感覺得到：他在考慮解決的是中央「領導人、領導集團」中出修正主義的問題，並且直接同「六二年刮歪風」這件事聯繫起來。這是一個全局性的極嚴重的判斷。當然他講得比較含蓄，並且表示需要過些日子才能「正式講一次」。

　　九月十八日至十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這次會議規定的議程主要是討論對第三個五年計劃和一九六六年計劃的建議，並批准國家計委提出的一九六六年國民經濟計劃綱要。會上大部分時間用在討論計划上。但最重要的事情卻是毛澤東在會上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應該造反」的問題。

　　毛澤東提出這個問題是在會議將要結束的時候。對提出如此重大的問題，他採取比較審慎的態度：先嘗試了解參加會議的高級幹部對提出這個問題有沒有足夠思想準備，提出問題時也好像漫不經心的樣子。十月十日，他在頤年堂同各大區的第一書記談話，一開始就問：「會開得怎麼樣?」有人說：「會上談了關於備戰的問題，很好，大家思想都通了，比較統一了。」毛澤東接著說：「比較統一嗎?天天講戰爭，他又不來打，那不變成周幽王起烽火。這是我叫起來的。你不叫，打來了怎麼辦?」他又問：「就討論這個問題嗎?」有人說：「討論了計劃、糧食、幹部整黨、四清等四個問題。」他再問：「還討論什麼?」有人講到「小三線建設相當快」。毛澤東看這些大區書記講來講去都沒有講到他心目中的「正題」上來，便借「小三線建設」中的小鋼鐵廠這個具體問題把話說開去，點了題。

　　他說：「小三線很重要。有人說分散了怕造反。我看兩條：準備化為水，不怕造反。」「我現在說造反問題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應該造反。英國革命、巴黎公社都是在中央搞起的。至於美國是在地方搞起的，日本也是地方搞起的。」他講了一大段漢、唐、宋、明的歷史，接著說：「如果中央搞得不對，所謂不對，不是講小不對，而是講大的不對。如果出了赫魯曉夫，那有小三線就好造反。中國人好造反，我們這些人還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毛澤東又講了十年內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路線錯誤，說：「那時有些人那麼迷信，凡是國際的、中央的都迷信。現在也要提倡破除迷信，不管是中央的、中央局的、省的都要看對不對，小的迷信要破，大的更要破，比如修正主義。總之，要按實際情況辦事。」在講了這些尖銳的話以後，他又把話鋒一轉，對正在談計劃問題的余秋里說：「談你的，我們插亂了。我就注意這個小鋼鐵廠，打起仗來要靠它。」①（①毛澤東同大區第一書記談話記錄，1965年1O月10日。）

兩天後，中央工作會議在人民大會堂河南廳舉行最後一次會議。

會上，余秋里、李先念、彭真、朱德、周恩來分別就計劃工作、財貿工作、黨的建設、學習毛澤東思想和國際形勢作了大會發言。這一天，劉少奇到東北去接西哈努克親王，會議由毛澤東主持。當余秋里談到贊成各省搞些小鋼鐵廠時，毛澤東插話說：　「我對這一條比較積極，我支持地方要搞五萬噸左右的鋼鐵廠。左右者，可大可小。」「我不怕你們造反。你們製造機器，製造武器，你們就造嘛!我提倡造反，是反對袁世凱稱皇帝的那種反。」「中央如果出了軍閥也好，修正主義也好，總而言之，不是馬克思主義，不造反就犯錯誤，要準備造反。你們不要年年造反喲，如果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你們造反，那就吃虧喲。中央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你造反，那你還不是修正主義嗎?而一個省也造不起來。」

　　彭真在大會發言中談黨的問題時說：「恐怕我們的各級黨委就要把黨一直抓下去。因為出不出修正主義，還是在黨。黨裡面不出修正主義，別處出了也不大要緊。」毛澤東插話說：「中央出了，你們地方不出，不要緊。」「中央幾個大人，把他一革，就完了。至於地方出了，中央照樣出，那就不好了。」當彭真講到黨的基層組織時，毛澤東插話：「靠老爺，不靠人民，你有飯吃呀?你有衣穿呀?而百分之七十是貧下中農。工廠里也有這個問題。」①（①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插話記錄，1965年10月12日。）「我快要去見馬克思了，怎麼交代?你給我留個修正主義尾巴，我不幹!」②（②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插話記錄，1965年10月12日。）

　　毛澤東這些插話的中心是「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應該造反」。在他看來，現在必須把這個問題告訴黨的高級幹部，並且準備採取行動了。

　　作為「文化大革命」導火線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表的。

　　中央工作會議結束後不到一個月，上海《文匯報》在十一月十日突然刊出姚文元寫的這篇文章，指名批判《海瑞罷官》作者、著名明史專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文章把劇中的「退田」、「平冤獄」同一九六二年的所謂「單幹風」、「翻案風」聯繫起來，說這反映了作者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復地主富農的罪惡統治」；要代表國內外敵人的利益，「同無產階級專政對抗，為他們抱不平，為他們『翻案』，使他們再上台執政。」文章對《海瑞罷官》產生的背景這樣說：一九六一年「牛鬼蛇神們刮過一陣『單幹風』、『翻案風』。」「『退田』、『平冤獄』就是當時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焦點。」「《海瑞罷官》就是這種階級鬥爭的一種形式的反映。」「我們認為：《海瑞罷官》並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文章羅列的這些罪名都是根本無法成立的，文章發表後，在全國引起了強烈震動。

　　姚文元這篇文章是在江青策划下寫出來的，寫好後給毛澤東看過並經他同意發表。毛澤東一年多後曾對外國朋友講過：「這場鬥爭也準備了一個時期。前年十一月，對一個歷史學家吳晗發表了一篇批判文章。這篇文章在北京寫不行，不能組織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們搞了一個班子，寫出這篇文章。開頭寫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們搞的。先告訴我要批評。他們在北京組織不了，到上海去組織，我都不知道。文章寫好了交給我看，說這篇文章只給你一個人看，周恩來、康生這些人也不能看，因為要給他們看，就得給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陸定一這些人看，而劉、鄧這些人是反對發表這篇文章的。」①（①毛澤東同卡博、巴盧庫談話記錄，1967年2月3日。）

　　毛澤東同意發表這篇文章，而且給以極大的重視，表明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決心已經下定。他把發表這篇文章看作是「甩石頭」，用以打破他所不滿的那種沉寂局面。這便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

　　在《文匯報》發表評《海瑞罷官》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又發出通知，免去楊尚昆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由汪東興接替。這件事當時知道的人不多，但在黨的上層增加了政治上的緊張氣氛。

　　評《海瑞罷官》的文章發表後兩天，十一月十二日，毛澤東乘專列離開北京，經天津南下。他在天津聽取河北省委負責人彙報當地工作情況。毛澤東一開始就問：「我有什麼指示?」他們回答：「備戰，備荒，為人民。」毛澤東一聽，這個回答沒有提到他最關心的「防止中央出修正主義問題」，很不滿意地說：「為人民講了多少年了。」他又問：「你們看，搞四清好，還是不搞四清好?」大家並不了解他的想法，回答說：「顯然搞四清好。」①（①毛澤東聽取河北省委負責人彙報時的談話記錄，1965年11月12日。）接著，毛澤東離開天津繼續南下，經過濟南、徐州、蚌埠、南京，在十七日到達上海。像往常一樣，沿途都找當地黨政軍負責人談話。大家所談的，幾乎還是集中在農業生產和糧食、備戰和三線建設、領導方法、教育制度這些問題上。毛澤東自然很不滿意。不久後，一九六六年一月，他對陶鑄、王任重說：「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講過，如果北京出修正主義，你們地方怎麼辦?是不是學蔡鍔起義，打倒袁世凱?我是感到要出問題。我講了以後，一路上從天津到南昌，經過許多地區，都沒有聽到反應。」②（②毛澤東同陶鑄、王任重、陳郁、張平化談話記錄，1966年1月12日。）因此，他覺得還需要把火燒得更旺，才能打開局面。

　　這段時間內，光明日報編印的《情況簡編》有兩期引起了他的注意。一期是《吳晗看了姚文元批評(海瑞罷官)一文後的反映》，裡面講到吳晗在十一月十四日說：「姚文元說我的《海瑞罷官》作品產生於一九六一年『颳風』的時候。這是錯了。我的《論海瑞》發表於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的《人民日報》上。《海瑞罷官》是一九六。年寫的，我沒有那麼大的本領預見到一九六一年要『颳風』。」他表示：不準備寫答辯的文章，正給市委寫個報告，直接送給彭真同志。還說：「姚文元這樣批評我，我也不怕。不過我覺得這樣牽強附會的批評，亂扣帽子，這種風氣很不好，誰還敢寫東西，誰還敢寫歷史?」①（①《光明日報情況簡編》第362期，1965年11月15日。）毛澤東看了這篇材料後批道：「我都已看過，一夜無眠。」另一期是《關於姚文元評(海瑞罷官)文章反應續聞》，裡面說：「翦伯贊認為，現在學術界的顧慮並未解除，姚文元亂來一通，不利於百家爭鳴。」②（②《光明日報情況簡編》第367期，1965年11月20日。）毛澤東看後在旁邊畫了三個圈。到上海後，他得知北京各報沒有轉載姚文元的文章，就要上海人民出版社將這篇文章印成單行本，向全國發行。後來他在會見外賓時說過：「文章(指姚文。——引者注)發表以後，各省都轉載，北京不轉載。我那個時候在上海，後頭我說印小冊子。各省都答應發行，就是北京的發行機關不答應，因為有些人靠不住嘛!北京市委就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市委。」③（③毛澤東同卡博、巴盧庫談話記錄，1967年2月3日。）可以看出，毛澤東已把批判的矛頭進一步指向以彭真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

這時，又發生了林彪誣陷羅瑞卿的事件。十二月八日到十六日，毛澤東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批判羅瑞卿。

批判羅瑞卿的上海會議結束後，毛澤東又把注意的重點轉回到批判《海瑞罷官》上來。十二月二十一日，他在杭州同陳伯達、胡繩、田家英、艾思奇、關鋒談論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哲學問題和教育問題時說：「一些知識分子，什麼吳晗啦，翦伯贊啦，越來越不行了。」「戚本禹的文章(指批評翦伯贊等歷史觀的《為革命而研究歷史》。——引者注)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點了名，對戲劇界、史學界、哲學界震動很大，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這幾年，青年有進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沒辦法。吳晗老當市長，不如下去當個縣長好。」①（①毛澤東同陳伯達、胡繩、田家英、艾思奇、關鋒談話記錄，1965年12月21日。）他對《海瑞罷官》「要害」的判斷和主張要點翦伯贊的名，顯然同他看了光明日報《情況簡編》後引起的思考有關。

　　彭真不贊成這樣的政治批判。十一月二十八日，當北京市委書記鄧拓說到「吳晗很緊張，因為他知道這次批判有來頭」時，彭真說：「什麼來頭不來頭，不用管，只問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十二月十四日，他對吳晗說：「你錯的就檢討，對的就堅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二十二日，他又當面對毛澤東說：「我們經過調查，沒有發現吳晗同彭德懷有什麼組織聯繫。」②（②《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戰線上兩條道路鬥爭大事記》(「五一六通知」附件)，1966年5月16日。）

隨著評《海瑞罷官》文章的發表，全國範圍內理論、教育、文藝、新聞、出版等各界的政治性批判急遽升溫。許多知識界人士心情緊張，惶惶不安。以彭真同志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成立於一九六四年，成員還有陸定一、康生、周揚、吳冷西。——引者注)，一九六六年二月初開會研究當時學術討論的情況，認為要把這場討論置於黨中央的領導下，要降溫，要真正做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因而起草了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彙報的提綱。當時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少奇同志、周總理和小平同志)開會討論並認可了這個提綱中提出的意見，同意在學術討論的文章中不涉及廬山會議，並且要五人小組去武昌向毛主席彙報，最後由毛主席作決定。

　　這個彙報提綱後來被稱為「二月提綱」。其中寫道：「學術爭論問題是很複雜的，有些事短時間內不容易完全弄清楚。」「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的武斷和以勢壓人。」「要有破有立(沒有立，就不可能達到真正、徹底的破)。」「對於吳晗這樣用資產階級世界觀對待歷史和犯有政治錯誤的人，在報刊上的討論不要局限於政治問題，要把涉及到各種學術理論的問題，充分地展開討論。如果最後還有不同意見，應當容許保留，以後繼續討論。」提綱中還提出：「即使是堅定的左派(從長期表現來看)，也難免因為舊思想沒有徹底清理或者因為對新問題認識不清，在某個時候說過些錯話，在某些問題上犯過大大小小的錯誤，要在適當的時機，用內部少數人學習整風的辦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增加免疫力、抵抗力。」這些說法，顯然同毛澤東準備以批評《海瑞罷官》為切入點、全面開展「文化大革命」、進一步揭露中央出「修正主義」的想法完全南轅北轍。

　　二月八日，彭真、陸定一、康生、吳冷西等專程飛往武漢，向一月五日從杭州到這裡的毛澤東彙報。毛澤東聽到政治局常委已經討論並認可這個提綱，沒有立刻表示對提綱的不同意見，只是問：「吳晗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而且表示：吳晗可以照樣當他的副市長，他就不緊張了。對「左派」整風問題，他說：這樣的問題，三年以後再說。彭真等以為毛澤東已經同意這個提綱。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轉了這個《彙報提綱》。

　　《彙報提綱》的產生和發出，進一步加深了毛澤東對彭真以及在中央「一線」主持工作的領導人劉少奇等的不滿。

　　幾乎與《彙報提綱》的起草和發出同時，江青在得到林彪同意後，從二月二日到二十日在上海主持召開了近二十天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參加座談會的只有很少幾個人，除了看電影和看戲以外，主要是聽江青講話。會後，有關人員整理一份「座談會紀要」。江青對紀要初稿很不滿意，交給張春橋修改，以後陳伯達也參加修改，然後送給毛澤東。毛澤東對這個紀要十分重視，在三月間作了三次修改。江青送去的紀要稿原來就充滿著火藥味，寫道：「十六年來，文化戰線上存在著尖銳的階級鬥爭」，「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我們一定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紀要中提出的所謂「黑線專政論」，成為否定建國十七年來文化戰線上取得的巨大成績、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理論依據。毛澤東第一次修改時，在這段話後加了一句：「搞掉這條黑線之後，還會有將來的黑線，還得再鬥爭。」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加寫了下面一段話：「過去十幾年的教訓是：我們抓遲了。毛主席說，他只抓過一些個別問題，沒有全盤地系統地抓起來，而只要我們不抓，很多陣地就只好聽任黑線去佔領，這是一條嚴重的教訓。一九六二年十中全會作出要在全國進行階級鬥爭這個決定之後，文化方面的興無滅資的鬥爭也就一步一步地發展起來了。」①（①毛澤東修改《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稿時加寫的話，手稿，1966年3月。）這個紀要，最初沒有下發，但在黨內高層中已傳開；後來經毛澤東批准，在四月十日由中共中央轉發，要求各級黨委「認真研究，貫徹執行。」

　　一個提綱，一個紀要，是明顯對立的兩個文件。它實際上向全黨公開了中央上層由來已久的意見分歧，形成「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緊張氣氛。毛澤東在紀要中加寫上述這樣一段話，表明一個全局性的大部署已在他頭腦里醞釀成熟。

　　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除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因在西北三線視察而請假)外，有各大區中央局第一書記和中央有關負責人。會議議題事先沒有通知，只在開會時說要討論中央是否派代表團參加蘇共二十三大，還有什麼其他問題也可以談談。對蘇共二十三大，毛澤東主張不去參加。他說：「我們不去，旗幟鮮明，不拖泥帶水。」關於毛澤東思想的提法問題，他說：「最高最活，不要那樣提。也不要講頂峰。」①（①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6年3月18日。）討論其他問題時，毛澤東作了許多重要插話：

　　「去年九、十月份，我在中央工作會議結束時，專門講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們怎麼辦?也不要緊，造反就造嘛，整個解放軍會跟上造反嗎?」

　　「我的意見，還要打倒什麼翦伯贊呀，侯外廬呀等等一批才好，不是打倒多了。這些人都是資產階級，帝王將相派。」(以上三月十八日)

　　「學術界、教育界的問題，過去我們是蒙在鼓裡的，許多事情我們不知道，事實上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掌握的。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是區別於買辦資產階級的。這是改變蘇區政策。這種區別是很靈的，把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同買辦資產階級等同起來是不對的。現在，大學、中學、小學大部分被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地富出身的人壟斷了。」「這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不然將來要搞修正主義的，就是這一批人。」「階級鬥爭展開的面很廣，包括各個方面，請各大區注意一下，學校、出版、報紙、文藝、電影、戲劇各方面都要管。」

　　「兩種辦法，一種是開展批評，一種是下鄉勞動、半工半讀、搞四清。再一個，我們的政策是不要壓年輕人，讓他們冒出來。」「要那些年紀小的，學問少的，立場強的，有政治經驗的，堅決的。」(以上三月二十日)①（①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的插話記錄，1965年3月18日、19日、20日。）

　　毛澤東這種對國內階級鬥爭形勢的嚴重估計，並不符合實際。參加這次會議的王任重在日記中寫道：「主席在談話中談了曹操、司馬懿的當機立斷，講古比今，要我們的同志們不要優柔寡斷，要大膽，不要顧慮多端。」②（②王任重日記，1966年4月13日。）對階級鬥爭形勢的錯誤估計，必然導致對全局工作作出錯誤的決斷。

　　在杭州會議期間，毛澤東還在一次小會上嚴厲地批評《人民日報》登過不少烏七八糟的東西，提倡鬼戲，捧海瑞，犯了錯誤，又批評人民日報社社長吳冷西是半馬克思主義，要不斷進步，否則要垮台。

　　局勢繼續向前發展。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毛澤東在上海先後同康生、江青、張春橋等進行了多次談話，嚴厲批評「二月提綱」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是錯誤的。他尖銳地提出：「如果包庇壞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是要解散，五人小組要解散。」針對三月十一日中宣部常務副部長許立群根據彭真的意見在電話中向上海市委宣傳部負責人責問發表姚文元的文章為什麼不向中宣部打招呼這件事，毛澤東生氣地說：八屆十中全會作出了進行階級鬥爭的決議，為什麼吳晗寫那麼多反動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發表姚文元的文章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難道中央的決議不算數嗎?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並且說：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各地要多出些「孫悟空」，大鬧天宮。①（①毛澤東同康生、張春橋等談話記錄，1966年3月30日。）他還說：「我們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頂住修正主義思潮，很難說。文化革命是長期艱巨的任務。我這一輩子完不成，必須進行到底。」②（②毛澤東同康生。、張春橋等談話記錄，1966年3月30日。見王任重日記，1966年5月11日。）

　　三月三十一日，回到北京的康生向周恩來、彭真等中央負責人詳細傳達了毛澤東幾次談話的內容。四月九日至十二日，康生又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的談話。由於毛澤東在全黨和全國享有崇高的威望，由於黨的民主集中制已遭到嚴重破壞，黨內政治生活已很不正常，他的個人領導已逐步取代黨的集體領導。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書記處會議上對彭真進行了批評，彭真和到會的一些領導人「對這次重大錯誤都作了初步檢查」，並「一致同意主席的批評和指示」。③（③周恩來、鄧小平、彭真關於當前學術批判等問題給毛澤東的報告，1966年4月12日。）書記處會議決定：一、擬以中共中央名義起草一個通知，徹底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彙報提綱」的錯誤，並撤銷這個提綱；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報毛澤東和政治局常委批准。起草小組由陳伯達任組長，江青、劉志堅任副組長，康生任顧問。「通知」由陳伯達起草後，十四日送給在杭州的毛澤東。毛澤東在十四日、十七日作了三次修改，加寫了許多重要的話(二十七日又在稿上作了一些小的修改)。

　　四月十六日，周恩來、鄧小平、彭真、陳毅、葉劍英等和各中央局負責人再次來到杭州，出席毛澤東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劉少奇因出訪巴基斯坦、阿富汗、緬甸，在二十日才到杭州出席會議。二十二日，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長篇講話，對局勢的估計越來越嚴重。他一開始就提出吳晗的問題「朝里有人」，修正主義不只文化界出，黨政軍也有。他說：

　　「我不相信只是吳晗的問題。這是觸及靈魂的鬥爭，意識形態的，觸及的很廣泛，朝里有人。」

「逐步地展開，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批評一、二個。軍隊也有。所謂朝里，不光中央，部門，包括各區、各省市。朝里那樣清，我不相信。」

　　「二月三、四、五、六、七，五天嘛，不忙那麼不忙，一忙那麼忙。二月三日急於搞一個五人小組文件(指『彙報提綱』。——引者注)，迫不及待。在武漢談整左派，我不同意。」

　　「這個通知也是三種：三個月中央翻中央的案，無非是翻、不翻，對、基本對或不對。」

　　「各地方黨委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

　　「過去沒有系統管，首先從我起，沒有全面地抓。只要你不全面地系統地抓，就不行。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現在抓嘛!」

　　「中國出不出修正主義(當權)，兩種可能：不出或出，早出或遲出。搞得好可能不早出。早出也好，走向反面。」①（①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6年4月22日。）

　　毛澤東嚴厲地說：「出修正主義不只文化界出，黨政軍也要出，特別是黨軍出了修正主義就大了。」②（②王任重日記，1966年4月29日。）在他看來，當前最大的問題正是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必須當機立斷，「全面地系統地抓」，發動一場大革命，來解決這個已經迫在眉睫的問題。

　　四月二十四日，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初步通過毛澤東修改審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稿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它是在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的基礎上經少量調整而成)。會議結束後，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毛澤東在兩次談話中繼續嚴厲批評彭真和中共北京市委，說彭真已經為自己準備了垮台的條件，要求對彭真的錯誤「徹底攻」。

　　這次會議為五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作了準備。

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在劉少奇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擴大會議，集中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十六日，會議通過經毛澤東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以後被稱為「五一六通知」)，決定撤銷中央批轉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對「彙報提綱」進行了極其尖銳的批判，說它是在國內正面臨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革命高潮時「力圖把這個運動拉向右轉」。「通知」中寫道：「總之，這個提綱是反對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反對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線，打擊無產階級左派，包庇資產階級右派，為資產階級復闢作輿論準備。這個提綱是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

更加令人震驚的是，毛澤東在「通知」稿中加寫的這兩段話：

　　「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而過去和現在確有很多人是在做這種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

　　「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①（①《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1966年5月16日。）

　　這個通知集中反映了毛澤東對當時黨和國家政治形勢的估計，嚴重地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敵我。在他看來，他所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的主張一直受到重重阻礙而無法推行，原因就在這裡。這個問題不解決，其他一切都無從說起。他把這種估計同蘇聯黨內出了赫魯曉夫的教訓聯繫起來，對黨和國家的發展前途極為憂慮，提出「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

二十三日，會議決定：停止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在中央書記處的職務，以後提請中央全會追認和決定；撤銷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和市長的職務、陸定一的中央宣傳部部長職務；調陶鑄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葉劍英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央軍委秘書長，他們的中央書記處書記職務，以後提請中央全會追認和決定；由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二十六日，會議結束。

　　「五一六通知」，系統地表達了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的觀點，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性文件。它經過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作出決定並下發，意味著前一階段文化領域內的政治批判已擴展到黨、政府和軍隊的各個方面，批判對象的性質已確定為「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標誌著這種「左」的錯誤開始在黨內全面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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