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或成金融史上中國覺醒年 - 商業見地網

近日，金磚國家領導人舉行了第七次會晤，儘管俄羅斯是東道主，但此次會晤以及全體新興經濟體發生的變革背後，真正的引擎是中國。

在經歷了長達十餘年的快速發展後，金磚國家經濟發展面臨更為複雜的外部環境，增速明顯放緩，部分國家甚至遭遇大幅金融市場波動。2014年，南非的經濟增長率只有1.5%，遠低於原定2.7%的增長目標，俄羅斯、巴西經濟增長率也都不足1%，而巴西、俄羅斯、印度、南非等國貨幣貶值嚴重，經濟大幅縮水。而經濟發展的新常態導致金磚國家失業率上升，罷工遊行頻發，南非部分地區甚至還爆發了排外騷亂。金磚國家通過加速國內改革實現產業結構調整、經濟轉型升級。與此同時，金磚國家合作領域進一步拓展，合作程度逐步加深，進入了合作發展的新階段。2001年，當「金磚國家」這個詞首次出現時，這些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總和約為美國的四分之一。如今，這些國家的經濟總量幾乎可與美國比肩。

但金磚國家的實力並不均衡，隨著時間的流逝，它們的力量平衡發生了徹底變化。中國的GDP現在比其他四國的GDP總和高出近60%。

更重要的是，與往常的低調迥然不同，中國決定在實現其全球金融議程的過程中扮演更強硬的角色。實際上，2015年可能會成為金融史上中國覺醒的一年。

美國和歐洲官員不願冒險讓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發揮更大作用，而使這些機構的重要性和有效性減弱。

這兩個機構都是1944年創立的，當時來自美國、英國及其他國家的官員相聚美國新罕布希爾州的布雷頓森林重建全球經濟體系。那時美國的地位舉足輕重，二戰使歐洲和日本遭到重創，中國隨後爆發殘酷內戰，印度仍然是英國的殖民地。

自那以來，全球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在這兩個機構里仍然是美國說了算，這兩個機構的總部都設在華盛頓。

美國和歐洲國家加起來是最大的股東，他們一起任命最高行政官員。儘管中國、印度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經濟迅猛發展，但在全球經濟中沒有獲得與它們的經濟規模相匹配的投票權。

面對這種無所作為，在世界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新的開發銀行來解決基礎設施和可持續開發性金融面臨的挑戰之際，中國決定自己組織力量，推動一系列新的金融機構的設立。

首先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法定資本為1000億美元，總部位於北京。

目前亞投行總認繳股本為981.514億美元，中方認繳額為297.804億美元（佔比30.34%），為第一大股東，印度、俄羅斯分別以83.67億美元和65.36億美元的認繳股本列第二及第三。亞投行的總投票權由股份投票權、基本投票權以及創始成員投票權組成。按現有各創始成員的認繳股本計算，中國投票權佔總投票權的26.06%，印度和俄羅斯投票權分別為7.5%和5.92%。

從提出到協定的簽署，亞投行儘管遭到了各種不同的聲音，但是在中國政府的不懈努力下，得到了超過50個國家的支持。

新加坡電視台CNA（Channel News Asia）援引新加坡金融與運輸高級部長楊莉明（Josephine Teo）的話說，亞投行的成立不僅為新加坡的企業提供了新的機遇，也為亞洲提供了可持續的經濟增長。《英文虎報》發表評論認為，這不僅標誌著中國在外交上取得了一大進步，也使中國致力推動地區經濟發展的努力有了具體形態。

根據亞洲開發銀行的調查，由於高速城市化等因素，地區需求的規模與多樣性也不斷放大，從2010年到2020年，亞洲經濟發展大約需要8萬億美元才能確保30億亞洲人享受到接近如今歐洲人的生活水平。

這份「亞洲世紀」的成功，在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建設缺乏可靠資金來源的情況下，仍舊是白日做夢。

同時，當前國際融資仍舊不足，根據世界資源研究所的數據統計，2014年財政年度結束，世界銀行的整體基礎設施建設支出為242億美元，亞洲開發銀行所有部門的基建支出總額只有210億美元。亞洲新聞聯盟認為，亞投行的出現恰逢時機。城市化與基礎設施諮詢公司盛邦裕廊主席廖文良則表示，高風險的特點使得基礎設施項目無法吸引投資，從而導致進度緩慢，開發人員從資本市場籌集資金的能力也有限。同時由於缺乏財政支持，許多基建項目無法繼續。

「因此迫切需要一個比資本市場更高級的東西來幫助填補這一地區的巨大資金缺口。」馬來西亞依斯干達開發區管理局主席表示，亞投行不是第一個這種類型的機構，但是卻是一個全新的多邊體。馬來西亞聯邦政府法定機構首席執行官依斯邁·依布拉欣（Ismail Ibrahim）也認為，成立亞投行的舉措肯定會受到大多數國家的歡迎，因為許多國家還在發展階段，需要一個符合亞洲的亞投行。「亞投行目前為止在準備工作上取得了許多進展，但這僅僅是第一步，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中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表示。

儘管亞投行從被提出到今天的協定簽署歷時了近兩年時間，但在幾十個國家的支持下與中國政府的努力下，未來定將會為亞洲和全球經濟發展承擔更多國際責任、促進各方實現互利共贏和共同發展。

其次是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總部設在上海，啟動資金為500億美元。

金磚國家合作機制啟動6年來，表現出強大的創新力和生命力，形成了以領導人會晤為引領的多層次合作架構和代表發展中國家利益的多邊合作平台，務實合作已經擴展到經貿、財經、農業、衛生等數十個領域。

美國斯坦福大學弗里曼·斯波利研究所顧問教授布魯斯·瓊斯表示，金磚國家通過金融合作，設立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建立金磚國家應急儲備安排，將提高其在世界經濟管理中的地位，包括話語權和決策權。

金磚國家通過構建新的金融體系，可以實現成員國貨幣自由流通，有助於減少對布雷頓森林體系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貸款援助的依賴。

此次建立以發展中國家為主導的、不干擾被投資國內部事務的金融機構意義重大，能夠改變國際金融體系不平衡的現狀。

巴西聖保羅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薩·吉馬良斯認為，「儘管布雷頓森林體系配額制度改革已經逐漸支持一些上升的經濟體，如日本和沙烏地阿拉伯，但仍忽視了在國際金融體系中逐漸扮演重要角色的其他新興國家。」

吉馬良斯表示，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某些制度並不適合一些新興國家的利益，只能通過設立新的發展銀行來解決有關合作問題，設立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建立金磚國家應急儲備安排顯示了金磚國家不再完全依靠布雷頓森林體系。

發展中國家需要進一步加強合作，幫助建立更加公平公正的世界秩序。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的建立和應急儲備安排已經表現出金磚國家向這方面努力的積極成果。

印度工業信貸投資銀行前行長卡馬斯表示，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是發展中國家共同合作的結果，金磚國家已經意識到建立金磚國家金融體系的重要性。金磚國家將引領全球金融格局的新紀元。

金磚國家一直被某些人視為中國用來在美國主導的國際體制之外施展權力的一個工具。不過，這種看法也許多少有些偏頗。

中國正在試圖促進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和政治發展，這些經濟體的定義決定了它們不是西方發達國家組織的成員。這些國家有自己處理國際問題的立場，它們看起來不會像一個反西方的組織那樣運轉。無法用「服從美國領導」還是「抵觸美國領導」的觀點來審視這些國家。

中國在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中的所作所為具有建設性，不僅有利於中國，而且也有利於其他國家。鑒於增長並不是零和遊戲，促進全球各地區的經濟活動將有助於推動其他地方的增長。中國在金磚國家中的角色應該被積極看待，而不應被視為一種威脅。

此外，金磚國家應急儲備安排的籌建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各方的出資比例、運轉方式都已明確。中國出資410億美元，巴西、印度和俄羅斯各180億美元，南非50億美元。

按照出資比例，各國的投票權中國為39.95%，巴西、俄羅斯、印度各為18.10%，南非為5.75%。

金磚國家應急儲備安排採用雙層治理與決策機制：由部長級理事會以共識決定戰略性問題，由常務委員會以共識或簡單多數票決定操作性問題。其中，互換申請及展期申請按簡單多數票決策審批。

應急儲備並不要求國際儲備的直接轉移，只有在有關國家提出申請，並滿足一定條件時，其他成員國才通過貨幣互換提供資金。

此外還有規模為400億美元的絲路基金，完全由中國出資。該基金將用於陸上和海上基礎設施項目的投資。

絲路基金誕生的「最初使命」是服務「一帶一路」建設。2014年11月9日，在2014年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上，習近平表示，絲路基金將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基礎設施建設、資源開發、產業合作等有關項目提供投融資支持。絲路基金的性質是政府多邊合作基金，張建平告訴北青報記者，之前中國也建立過這樣的基金，例如，中非基金、中國-東盟投資合作基金等。這些基金的建立程序比銀行簡單。中方可以積極主動有所作為，效率比較高。相比之下，亞投行的建立就要複雜得多。此外，絲路基金並非是不計代價的「援助」，也不同於優惠貸款。張建平表示，「一項基金原則上應該是盈利的，起碼保本微利。」事實上，只要項目能夠紮實推進，基金就可以得到回報。中國不是不計回報地推進「一帶一路」，而是強調與沿線各國「互利共贏」。

因此，中國正在引領本地區以及更廣泛的新興市場內一系列機構的發展，這將有助於為它們的經濟發展提供資金以及維持金融和商業動力。

如果取得成功，這些機構將推升該地區的潛在增長率，鞏固中國在該地區的主導角色，並將有助中國在傳統增長引擎失靈之際找到新的增長引擎。

綜上可見，隨著中國設計出將亞洲與中東、非洲和拉美連接起來的新的貿易和資本網路，中國正將自己定位為連接全球85%人口的新增長動力的中心。

責任編輯：NONO H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