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中國古典知識分子的道統與學統

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系列06 ：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黃金時代之二

（二）古典知識分子的道統與學統

眾所周知，春秋戰國百家爭鳴，大狗叫，小狗也叫，叫得那個歡，現在的知識分子都羨慕。這裡我想從道統學統方面，談幾家叫得歡、叫得響、叫得長的。

第一家是逍遙派——老莊為首的道家。第二家是仁義派——孔孟為首的儒家。第三家是權術派——韓非子、李斯為代表的法家。

（1）逍遙派

道家老子研究的是道，道是什麼玩意兒呢？南懷瑾老先生給學生上課，說「道」在傳統古書中有三種解法：其一，「道」就是道，也便是人世間所要行走的道路的道。《說文》的注釋是「道者，徑路也」。其二，「道」代表抽象的法則、規律，以及實際的規矩，也可以說是學理上或理論上不可變易的原則性的道。其三，「道」指形而上的道。如《易·系傳》上所說的「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至於老子所謂的「道」是哪個解，南老先生耍起了滑頭，跟學生交待說：只有親見老子，來問個清楚。元代劉從益在自己的《題閑閑公夢歸詩》開場就說「學道幾人知道味」，看來，讀懂老子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兒！我覺得，問老子也不見得能問清楚，我感覺老子也只是在原地打轉轉：「道可道非常道」，說來說去不知「道」。

老子研究道，本意也許並不是給人間的人兒指條道兒或曰「徑路」。司馬遷說老子「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至於「自隱」，老子做到了，「莫知其所終」，後世人乾脆懷疑他得「道」升仙了。但所謂的「無名」卻是個悖論。以至於有人譴責老子：既然要隱，何必著書？既著書，便是求名。也難怪，因為後來的知識分子，有的玩起了欲擒故縱的把戲：把隱當作了揚名的手腕，蹲下，為了跳得更高；隱沒，是為了引起人的注意；不仕，是為了要求更高的身價。比如《新唐書·盧藏用傳》及《大唐新語·逸隱》載：盧藏用舉進士，有意當世而不得調，乃隱跡於京師之終南山，易為時君所徵召，果被召入仕，以高士被授以左拾遺。唐朝道士司馬承禎從京師回自己的隱居地天台山。盧手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乃云：「以仆所視，乃仕宦之捷徑耳。」終南捷徑，遂成為一個意味深長的成語。

於是陸遊就可以瀟洒地表示對隱士們的藐視了：志士棲山恨不深，人知已是負初心。不須更說嚴光輩，直自巢由錯到今！嚴光，字子陵，漢光武帝劉秀的同學。劉秀做了皇帝，希望自己的這位同學出來助一把。劉秀可能希望同學自動找上門來，奈何嚴光不報到。劉秀就令全天下找，這一找，嚴光可是出名了，而劉秀也沒吃虧，新皇如此禮賢下士，民眾那個敬仰啊。在那個年代，如果不想被人找到，那是相當容易的一件事兒。我兒跟人捉迷藏，老是能找到一個萬無一失的地方，誰都找不到他，在裡面睡個覺都行，但是這種行為，實際上等於自動出局，玩久了很沒意思的。而有些參與心特強的孩子，會在自己所藏的地方故意鬧出點動靜來，不是咳嗽，就是踢石子兒。總之，我在這兒呢！帶頭搞這個的，是直鉤釣魚，鉤離水面老高，且是沒有魚餌的姜太公。嚴光也學會了這一手，他反披羊裘，垂釣在浙江桐廬的富春江上。羊裘一反披，就夠令人注目的了，可是嚴光還放聲高歌唱個不休，以至於被現代人猜測他的歌可能還經常跑調來著。總之，嚴光被劉秀捉到了。難怪後世有人批評嚴光「一著羊裘不蔽身，虛名傳誦到如今。當時若著蓑衣去，煙水茫茫何處尋」。我覺得這個寫諷喻詩的人，跟我兒子五歲時一個水準——不知捉迷藏的真諦！陸遊不屑於批評嚴光，倒是對巢由意見挺大。傳說巢由是唐堯時代的隱士。晉·皇甫謐《高士傳》卷上載：

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遁耕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污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

呵呵，許由矯情，巢父更矯情，怪不得陸遊譏之。我只是覺得，這些所謂的高士行徑很眼熟，比如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所以，我有理由懷疑，所謂的上古高士行徑，都是後世受道家隱世思想影響的文人們杜撰出來的。杜撰歸杜撰，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老子之「道」，成了後世知識分子的精神後花園。老子云：「功遂，身退，天之道。」後世讀書人把它改為：「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到了莊子，「明老子之術，詆訾孔子之徒，剽剝儒墨，雖當時宿學不能自解免矣。」司馬遷評莊子「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一句話，光顧著自己寫文章痛快的批判與批判的痛快了，體制內當然拒絕接納你。現代社會也有一些文士，本是以批判出名，卻又忽閃著小翅膀愣要飛進體制內，就有點摸不著北了。與莊子比起來，高下之別立現：莊子視體制內如腐肉，根本上拒絕進入：「終身不仕，以快吾志」；而現代某些文士，卻拿批判當作了闖進體制的敲門磚，這種做法令人起疑！

依現在的眼光，對道家的逍遙，批評是很重的，避世自保，作為知識分子，不但沒有成為社會前進的領頭羊，反而引導一部分知識分子成了縮頭烏龜。那個時代，固然沒有安全感，但是為什麼不去營造安全的堡壘呢？最先清醒，卻不負責任，由清醒到糊塗，這是道家的學統，這學統引導後人跟著糊塗。百姓絕聖棄知，安居樂業；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帝力於我何有哉？逍遙得有點過了。基於這個層面，我認為道家是不可原諒的。相形之下，蘇格拉底也不願參加政治活動，他說：我想這是很對的，因為我可以斷定，同胞們，如果我參加了政治活動，那我早就沒命了。不會為你們或者為自己做出什麼好事了……一個人如果剛直不阿，力排眾議，企圖阻止本邦做出很多不公道、不合法的事情，他的生命就不會安全，不管在這裡還是在別的地方都是這樣的。一個真想為正義鬥爭的人如果要活著，哪怕是活一個短暫的時期，那就必須當老百姓，決不能擔任公職。

蘇格拉底拒絕了公職，但是他並沒有拒絕政治，他要當的是牛虻。亞里士多德說：「人的本性是政治的動物！」那麼，道家逐漸拋棄政治，是不是把人的本性也給丟了一半？

（2）仁義派

也許是受魯迅之《狂人日記》的影響，反正我一看仁義二字就渾身發冷，想起「吃人」二字。孔子可能是無辜的，動機可能是好的，他所謂的仁義，說穿了，就是希望最高統治者——那些狼變得溫情一些；希望下層統治者——那些狗變得規矩一些。按狼和狗的本性，當然反對這些溫情的東西了。問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統治者發現這些偽裝很能迷惑小羊般的民眾——狼外婆的故事就是咱民族典型思維特色的再現。最終，在孔孟之家的教唆下，最高統治者變成了狼外婆，下層統治者——學而優則仕的那些讀書人，則變成了狗姨媽。儒家的誠實被人懷疑，估計就是這個原因。

我的目的，不在揭穿儒的虛偽，因為道家在這方面，也並沒有好到哪裡去。我更關心的是，仁義一旦成為道德，它就變作了殺人兇器。更多的時候，甚至不用狼外婆動手，狗姨媽們就自己撕咬開了，比如「文革」里，文人最根本的悲劇不是來自上層的批剝，而是來自內部，自己人咬自己人。李銳的女兒李南央寫了一篇文章《我有這樣一個母親》，寫的就是她的母親范元甄在那個非人的年代裡咬自己的丈夫與女兒的瘋狗行為。一個無知少女，一個在家裡被慣得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小姐，一旦進了革命的大熔爐，其結果只能是－先是革命糟蹋她，後是她糟蹋革命！革命的名聲就是這樣被糟蹋掉的。當然，有些文人並沒有從政，但他們是准姨媽，作派比那些在位的姨媽好不到哪裡去。這導致中國知識分子沒有正常學術批評的學統，現在這種毛病還很重。我在網上遭遇一位同仁，也是教歷史的，那位仁兄就在我所任版主的罈子里貼這樣一個貼子——試看三糊塗的賣國言行！我一看就愣了，幾天不到，我怎麼私下又把咱國給賣了？仔細一看，原來因為我寫了一篇評袁世凱的文章——「文化革命」過去多年了，可有些同志階級鬥爭那根弦綳得比當年的紅小兵還緊，也真難為他們了。

如果說美國對待自己的殖民地，用的是胡蘿蔔加大棒的話，那麼孔子推銷自己的學說，用的則是仁義加拳頭。優秀的民辦大學校長少正卯就是這樣被殺害的。

孔子作為一代師表，喜唱仁義小調。問題是，他有一樁公案，至如今說不清道不明。我說的是孔子誅少正卯。雖然孔子誅少正卯史實不清——先秦典籍中有的提到孔子誅殺少正卯，有的則沒有記載。這樣，孔子是否誅殺少正卯，就成了歷史公案。但正是由於不清不白，我們才更有理由懷疑。《狂人日記》里的狂人有一句話深得我心：「我懷疑得有理！」歷史學家克羅齊說，所有歷史都是當代史。汪丁丁說：「歷史儘是謊言，錯誤都被掩蓋了，眼下的種種『紀念』，其實是為了『忘卻』。」周寧說：「與其說歷史是記憶的工具，還不如說它是忘卻的工具！」鑒於孔子的聖人地位，以及為尊者諱的中國治史傳統，所以，我相信《荀子·宥坐》中的記載：

孔子為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先）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女（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丑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而有之……不可不誅也。」

《史記·孔子世家》也云：「（魯）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看來，少正卯在儒家眼裡，確實是影響政治穩定的邪惡人士，不是自由主義者，就是無政府主義者，總之，是讓統治者不省心的那類。孔子云：誰能出不由戶？歷史沒有記載少正卯的言行，但我懷疑少正卯就是那種「出不由戶」的思想者，教授給學生的，估計略相當於現在所謂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或者相當於蘇格拉底的「敗壞青年」，孔子自然自認殺人有理了。孔子為人所詬，還有一個關鍵，那就是利用政治勢力消滅學術對手——據《論衡·講瑞》載，「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可見少正老師講的課，的確精彩，否則孔子的學生，就不會一度跑得只剩下老憨顏淵一人。甚至有學者認為，孔子心術忌刻，以爭名戮人，老子西出函谷，就是因為秦地之無儒，而孔氏師徒也奈何他不得云云。儘管這猜測有點誇張和可笑，但是我相信這一點：如果讓孔子攝相位久一些，估計殺人更多，用仁義殺人，難道是儒家道統嗎？！

研究歷史，我更關注的是細節。孔子曾說過這麼一句話：「自吾得由，惡言不聞與耳！」一般的解釋是：因為子路比較勇猛，誰侮辱孔子他就揍誰，所以，自從孔門有了子路以後，就沒有人敢對孔子出惡言了。這一細節，讓人大有琢磨頭，如果說美國對待自己的殖民地，用的是胡蘿蔔加大棒的話，那麼孔子推銷自己的學說，用的則是仁義加拳頭了。

如果說孔子還算溫情的話，那後世的孟子乾脆就是一根棍子了，罵人罵得好凶。比如楊朱提倡「為我」，主張「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為」；墨翟鼓吹「兼愛」，主張「愛人之父如己之父」，孟子痛罵他們「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幸虧孟子沒有攝相位，否則他殺幾個持異見者，那還不是當畜牲來宰？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儒家學說本身就是一根棍棒，一件兇器。權勢者、執政者，順勢把自己打扮成仁義的化身，站在道德的制高點，向四處掄棒。就連張獻忠殺人，也是拿德性為理由的：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德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總之，它導致我們非常不好的一個傳統：道德政治化，政治道德化。學統也是如此：道德評價先於事實評價，歷史課乾脆變成了思想品德課，而思想是可以定罪的！

儒家的「學而優則仕」與亞里多德的「人的本性是政治動物」的觀點很相近，所以儒家在政治方面的熱情與道家在政治方面的冷漠恰成鮮明的對比。如果我們譴責道家不負責任的話，那麼，對於儒家入仕的積極，我們就不能一味地加以嘲諷了，譴責消極，嘲諷積極，那我們成什麼東西了？但是不嘲諷，並不意味著放棄警惕與懷疑——我說的是儒家的仁義與道德，以及利用儒家仁義與道德作飾品的惡政與暴政！

（3）權術派

中國文化里獨有一枝開得很燦爛，那就是權術。上至帝王，下至官僚，都喜歡玩這個。曹操算玩得最妙的——挾天子以玩諸侯。但大多數同志都玩得不妙，最後把自己的小命兒也玩沒了。比如商鞅，雖然推行的是法治思想，但其思想有個前提——權！也就是說，君主推行法令，必有專權，君尊令行，否則有名無權，法令不行。怕大家不信，商鞅還玩了個「立木為信」的遊戲——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南門，以十金之賞募民移木於北門。民怪之，不敢徙。復賞五十金，有一人徙之，遂得獎賞，百姓始信衛鞅令出必行。為什麼說是遊戲呢？第一，百姓怪之，說明國家政治生活與國人日常生活中缺少這個「信」。第二，商鞅跟國人玩「信」，但是最高統治者可不跟你玩這個，他說你反了，你還真就反了，不反也得反。商鞅最後的結局是車裂示眾。

中國權術的集大成者當屬韓非子。韓是給中國帝王上權術課的最稱職的啟蒙老師，同時也是最有奉獻精神的老師——他自己就是供帝王實習權術時的活道具。韓非雖然是個大結巴，但是茶壺裡的餃子不少，其餃子餡由三種調料調成，計有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慎到的「勢」。韓非批評商鞅「徒法而無術」，批評申不害「徒術而無法」，又吸收了慎到的「勢治」學說，認為君主應該根據官府公布的成文法，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勢，心中再暗藏諸多機關術，來控制群臣與百姓，以達到天下大治。韓非的文章一下說到了秦皇心坎里，所以，秦皇對韓非是不見就鍾情：「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

為奪得韓非，秦皇不惜兵臨韓國城下，韓王就乖乖地把韓非拱手相讓了。秦皇終於得見此人，問題是，秦皇這樣的統治者，奉行的是殺雞吃蛋之原則。但悲劇之所以是悲劇，並不是因了秦皇的刻薄寡恩，而是韓非的當局者迷。在《韓非子·難三》中，他給人主出主意說：「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君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好一個「術不欲見」。在《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他給人主提供了七種玩人的法術：「一、多方聽議，加以考驗；二、有罪必罰，以明主威；三、有功必賞，以盡臣能；四、逐一聽驗，不使濫竽充數；五、數招一臣，使群臣疑有詭使；六、以自己最明白的事去發問，使妖臣危懼君有明察；七、用說反話、做反事的辦法去試探姦情。」如果前四條還算人話的話，那麼後三條，就是鬧鬼了。給君王出這種餿主意，不是作繭自縛嗎？正如司馬遷所說：「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為帝王獻權術，為世人言「身危」種種，卻自己保護不了自己，這算哪門子權術？

韓非的同學李斯發現了一半真理：「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嘆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這一半真理是：倉鼠與廁鼠是有高下之別的。但是韓非的這位同學，沒有發現最致命的另一半真理：不管倉鼠還是廁鼠，總歸鼠類而矣，命中注定，出洞前要嗅嗅洞口有無危險的氣息，更要兩眼骨碌，兩眼賊亮，時刻準備著逃跑。李斯這倉鼠最終落個腰斬的下場，臨死前，也就跟兒子感嘆那麼一句：「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

不可得乎！

道家在野，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即使關己，生不如死。死都不怕，還怕活著嗎？至於自身安全堡壘的建設，愛誰誰！躲進小樓成一統，管它春夏與秋冬！儒家執政，雖然奉行著師道的原則，走的卻是臣道的路線——「致君堯舜」，堯舜是個永遠的夢，這夢做了五千年，越做越不地道——若真按儒家對堯舜的描述來比較，我們會發現後世的帝王越來越差勁——典型的黃鼠狼下老鼠，一窩不如一窩嘛！而權術派韓非們的所作所為，甚至比不上貓。貓給老虎授課，還知道留一手防身呢！

沒有有效的體制，那麼再會玩弄權術，也是枉然；再會隱沒，也能引你出洞；再會忠誠，也是愚忠！直到現代，我們的知識分子仍然沒有為自己營造出一個安全自由的堡壘！出洞前東嗅西嗅，探頭探腦，滑稽又可憐。更可悲的是，手掂大棒與鼠夾在洞口實施打擊與攔截的，卻更多的是同類——鼠類自身！

可以說，東西方都有自己的「殉道者」，西方有蘇格拉底和布魯諾等。中國有屈原和文天祥。但區別是有的，他們所殉的「道」是不一樣的：蘇和布殉的是「知識」之道，真理之道；屈和文殉的則是忠君愛國之道，倫理之道。這裡不論他們殉道的境界之高下，只論後果：在西方知識分子的努力下，先是有了文藝復興——上帝死了，人活了；後是有了法國的啟蒙主義——君權走了，人權來了，其精神可用伏爾泰的一句話概括：你說的每一個字我都不同意，但是我堅決捍衛你說話的權利！韋伯給教師提出一個價值中立性原則——「在大學的課堂上，教師更應該保持自己的價值中立性，要教給學生的是經驗科學的正確結論，而不是自己所持有的價值準則或宗教信仰。教師也不應該用自己的價值信念去影響學生的判斷力，使學生對社會事務的觀察染上價值觀念的偏見而失去客觀性。價值判斷是要宣傳的，但那是政治家、宗教傳教士們的事業，應該拿到教堂或公眾場合去做。」美國走得更遠，乾脆定了個「言論中性」——言論本身沒有對錯之分，也沒有真理與謬誤之分。就連炸白宮這事兒，只要您光說不練，那麼您隨便嚷嚷。我在大學教書，上面也經常給我們打預防針：學術無禁區，宣傳有紀律。你說，學術什麼時候成了宣傳的婢女？

中國歷史中，士大夫們殉道的也不少，但是收穫不佳——只收穫了一個忠君愛國！而且愛得稀里糊塗，君主、國家、政府、民族等概念都分不清楚。典型的思維邏輯是鄉革命委員主任們創造的：你反對我，就是反對鄉政府，反對鄉政府，就是反對縣政府，反對縣政府就是反對省政府，反對省政府，就是反對中央，反對中央，就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毛主席，就是反革命！至如今，有些地方的基層幹部們還在用這一手對付農民：你上訪告我，就是妨礙我仕途，妨礙我仕途，就是妨礙穩定，妨礙穩定——那就反了，抓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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