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研究丨「理論先行」模式下的鄧石如現象

「理論先行」模式下的鄧石如現象

文/葉瑩

四川省美術家協會理論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

文/龔仁軍

四川美術館創作理論研究部主任

鄧石如以一介布衣在乾嘉之際異軍突起，被尊崇為清代書法最高典範，是否全憑其篳路藍縷，憑其獨樹一幟的書法風貌以及「清代只此一人」「千數百年無此作」的神妙之筆？誠然鄧石如的書法實踐有卓越之功，成就顯著，但他的成功是被打上了鮮明時代印記的文化現象。在清代書學「理論先行」的大背景下，包世臣作為鄧石如書法代言人與鼓吹者的身份在學界已達成共識，而這也許對於鄧石如的成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本文將以此為研究課題，對包世臣關於鄧石如書法的論述進行梳理，探究其原因，揭示其意義，從而對清代「理論先行」模式下鄧石如取得成功的現象展開深入分析。有學者認為「他（鄧石如）的書法實踐的成功正是基於其為布衣之身份和因遊學和交誼而形成的社會文化環境」［1］，我們認為：更深層次地說，這種成功現象的背後交織著碑派興起之際書法用筆與審美的特定取向，以及近現代書法流派崛起模式的變遷。

一、清代碑派書法的「理論先行」模式

陳振濂先生在《書法史學教程》中指出，清代碑派書法「預示著歷史從未有過的一種崛起模式——我們可以將之稱為『理論先行』」［2］。以前各代都是先有創作實踐才有理論總結，而清代碑派之興卻是先提出一種解釋歷史的模式，而後才掀起了書藝實踐的浪潮。即是先有流派宣言，後有流派現象的誕生。丁文雋先生在《書法精論》中認為清代碑派是「鄭燮、金農發其機，阮元導其流，鄧石如揚其波，包世臣、康有為助其瀾，始成巨流耳」［3］。一般認為鄭簠、金農、石濤、「西泠四家」等，屬於「前碑派」［4］，「前碑派」以隸書、篆書為主，他們大多數曾對傳統帖學下過功夫，創作中糅合碑帖或以碑破帖。「前碑派」的理論以顧炎武、黃宗羲、傅山、郭宗昌、陳奕禧、王澍等為代表。顧炎武在《日知錄》中關於經學、文字學、碑版考證的部分以及《金石文字記》，開啟和樹立了清代前中期金石學研究的熱潮和範例，學者們不僅通過辨識金石文字以考證經訓史跡，而且迅速地將其轉換為新的書法資源，提出一系列新的審美理念，與當時推崇的質樸厚重的人格氣象和學脈相呼應。黃宗羲著有《金石要例》，傅山提出「四寧四毋」，郭宗昌《金石史》、朱彝尊《曝書亭金石文字跋尾》、萬經《分隸偶存》對於漢碑審美的提撕，陳奕禧、何焯對於北碑價值的重新品評，王澍、蔣衡等用篆隸的筆法和氣質闡釋唐楷筆意的淵源等，都組成了「前碑派」理論的學術成果群。清代真正意義上的「碑派」是以阮元確立碑學理論為開端的，實際上阮元的《南北書派論》和《北碑南帖論》中的書學思想也是總結「前碑派」實踐和理論的結果。阮元之後又有包世臣《藝舟雙楫》、康有為《廣藝舟雙楫》等扛鼎之作。

鄧石如所處的乾嘉時期，正是「前碑派」與「碑派」的交接時期，清代經學中興之際。經學的乾嘉學派以吳派、皖派、揚州學派為標誌，阮元就是揚州學派中的傑出代表。阮元書學思想的形成與其經學研究不可分割。金丹先生在《經學與阮元書學思想的淵源》一文中指出，阮元的南北書派論除受董其昌繪畫南北宗論的影響外，還受到經學南北派之分的影響。［5］乾嘉時期書法理論的繁榮，除受到經學的影響外，更重要的是受到金石學的影響。由於清代經學家重視古經的訓釋考訂，考據學的興起帶動了金石學的發展。訪碑、研碑一時成風。前面提到的眾多「前碑派」理論成果其實大多是在金石學研究著作中出現的，這一類金石學著作還有：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孫星衍《環宇訪碑錄》、翁方綱《兩漢金石記》、畢沅《關中金石志》、黃易《小蓬萊閣金石文字》、王昶《金石萃編》、阮元《山左金石志》《兩浙金石志》《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漢延熹西嶽華山碑考》等。這些金石著作與訪碑成果，對碑派書法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經學和金石學的鼎盛以及對於書法的滋養，使得眾多經學家、金石學家介入書法，這一類群體儼然以學術自居，在書法界形成了一種以學術帶動藝術的新潮流。而這種「學術化」取代「藝術化」的潮流雖然促進了書法理論的發展，注入了新的血液，但是卻對書法實踐（即藝術創作）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這時的隸、篆書法，學究氣普遍較重，缺乏形式感，在結構和用筆上都顯得簡單而呆板，甚至出現了燒掉毛筆穎尖，以扁平筆毫作均勻直畫者。然而，鄧石如的書法實踐一改此風氣，長鋒羊毫、飽墨生宣，純樸本色、獨闢蹊徑，給予隸、篆書以新鮮的藝術效果，成就了鄧石如在書法史上的振衰起弊之功。

「前碑派」的理論成果以及經學和金石學對於書法理論的滋養，促成了清代碑派書法的「理論先導」模式，在這一基礎上成形的阮元《南北書派論》《北碑南帖論》，以其前瞻性、指導性以及延續性，成為碑派書法真正的「理論先行」。金丹先生在《經學與阮元書學思想的淵源》一文中指出「理論先行」的不成立，認為「前碑派」的實踐為阮元的碑學思想提供了前提。［6］他是否忽略了「前碑派」理論的前提作用呢？單從時間上講，「前碑派」理論的代表人顧炎武、黃宗羲、傅山等都比「前碑派」實踐的代表人鄭簠、金農等要略早。在清代經學與金石學介入書法理論昌盛的時期，「理論先行」似乎是不容置疑的事實。之後金丹先生又提出在阮元之前的陳奕禧、何焯、鄧石如、劉墉等都曾關注北碑，陳奕禧、何焯是理論層面的關注，鄧石如、劉墉等則是在實踐中關注北碑。但是鄧石如的楷書歷來都在篆、隸之下。清方履篯《鄧完白先生墓表》云：「竊考先生之書，實始於篆，由篆出隸，由隸出真，由真出行。」可見鄧石如楷書雖有北碑特徵，卻也是從篆隸中來，難以促成寫北碑之氣候。而劉墉作為一個著名的帖學書家，其對於北碑的實踐，影響也只能寥寥。可見，鄧石如、劉墉等的實踐還談不上是碑派的流派現象，但阮元的「二論」卻是流派宣言，因此，「理論先導」的命題依舊成立。

二、「理論先行」模式下的包世臣與鄧石如之關係

也正是「理論先行」命題的成立及其背景，我們可以來重新理解包世臣與鄧石如的關係。其實，在包世臣代言鄧石如之前，鄧石如的書法雖然多有好評，但並未達到清代書法最高典範的地位。

清張原煒《魯庵仿完白山人印譜續》云：

鄧氏一布衣，名不出州間，位不及一命之士，世既無知者也，鄧氏亦不求人知，生長篷蔓之中，行吟荒江之畔，其後少見矣。卒以與翁、錢議相左，至以不合六書相低諆脫，無安吳包氏，其人將老死墉下漢演以終焉耳。［7］

此話雖甚為偏激，但是很多資料也表明了鄧石如在生前並未能引起廣泛重視，書壇上也少有關於他的著錄。關於鄧石如的專門研究著錄主要是在其去世前不久或之後，主要有：孫雲桂《完白山人傳》、王灼《鄧石如傳》、包世臣《鄧石如傳》、李兆洛《書完白翁傳後》《鄧石如墓誌》、吳育《鄧完白傳》、李元度《鄧石如先生事略》、方履篯《鄧完白先生墓表》等。儘管著錄時間與鄧石如生年相去不遠，卻仍難免偏差。孫向群先生就曾在《讀〈鄧石如墓誌〉雜記》中指出，《鄧石如墓誌》雖由鄧石如之友李兆洛撰寫，其子鄧傳密刪改，但仍有失誤。［8］在以上著錄中，尤以包世臣對於鄧石如的褒揚最為徹底，其影響也最為深遠，甚至可以說，鄧石如在清代書法史上真正確立起「至高無上」的地位，是始於包世臣的鼓吹和代言。

清嘉慶七年（1802），鄧石如與包世臣在鎮江相識，此時，鄧石如已經年至花甲，而包世臣只是個27歲的小夥子。過從十餘日間，鄧石如授包世臣「字畫疏處可以走馬，密處不使透風，常計白以當黑，奇趣乃出」之法。包世臣作《壬戌秋贈完白山人》長詩以為贈，鄧石如也刻印「先生之風山高水長」，邊款書「完白翁印贈世臣弟子玩」。次年夏，包世臣在揚州又遇鄧石如，拜鄧為師。鄧石如為包世臣刻姓名印與「小倦遊閣」等印。嘉慶九年（1804），鄧石如由山東返鄉過揚州，訪包世臣不遇，此後便駕鶴仙去了。

雖然包世臣與鄧石如的交誼時間並不長，但對於鄧氏的書法，包世臣當屬其最為重要的鼓吹代言人。清代碑派書法在阮元提出「二論」之後，以「理論先行」的模式獲得了較大的發展，包世臣的《藝舟雙楫》則是繼阮元之後的重要碑派理論著作。包世臣在《藝舟雙楫》中對鄧石如推崇備至，還把鄧石如推上了清代書法最高典範的地位。誠然，包世臣是鄧石如的嫡傳弟子，其許多書學思想借鑒和受啟於鄧石如的書法實踐，對於鄧石如的推崇當屬天經地義。但是，另一方面我們要看到，在清代碑派「理論先行」的模式下，包世臣在阮元的理論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書學思想，而他的書學思想又需要一個實踐範例來證明其成立性，才可以在理論指導實踐時，提供可以參考的最佳範本。所以包世臣選擇了鄧石如，即使鄧石如去世後其書法已經定型，但是包世臣為了證明自己理論的合理性卻可以對於鄧石如書法進行理論上的篩選和加工。包世臣善於遊說和鼓吹，在許多史料上都有提及：啟功先生在《論書絕句一百首》第20首注中說「安吳晚歲寓揚州，以其好為大言，人稱之曰『包大話』」［9］，姚柬之《書安吳四種後》說他「言語妙天下」［10］，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傳》中說他「口若懸河」「善談論，娓娓千百言，皆使人意消」［11］，《小倦遊閣集》中也記載「才望博辨，足以動當路之觀聽，一言而活億萬」［12］。

包世臣對於鄧石如的代言與鼓吹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一）確立起了鄧石如作為清代書法最高典範的地位，使之成為碑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二）推崇其「國朝四體第一」。

三、清代書法最高典範地位的確立

包世臣在《國朝書品》中為鄧石如確立起了清代書法最高典範的地位，這一地位的確立也促進了清代碑派書法地位的進一步確立。

在《國朝書品》中，包世臣依據前人的書法品第模式，提出了「五品九等說」。

平和簡凈，遒麗天成，曰神品。

醞釀無跡，橫直相安，曰妙品。

逐跡窮源，思力交至，曰能品。

楚調自歌，不謬風雅，曰逸品。

墨守跡象，雅有門庭，曰佳品。［13］

按照書家和書體進行品第，書中關於鄧石如的品第見表1。

可見，最高等級的「神品」和「妙品上」都被鄧石如的隸、篆、分、真書分別囊括了。這裡包世臣把鄧石如推上了至高無上的地位，又說「清代僅此一人」。

包世臣對於鄧石如書法地位的高度評價還有：

無端天譴懷寧老，上蔡中郎合繼聲。

一任劉姚誇絕詣，偏師爭與撼長城。［14］

詩中把鄧石如譽為漢代蔡邕之繼，又認為劉墉、姚鼐雖入妙品，但與鄧石如相比，卻猶如「偏師爭與撼長城」。

又說：

於古文推陽湖惲敬子居，為百年巨手；……於書推懷寧鄧石如頑伯，其次則諸城劉文清公……［15］

懷寧篆、隸、分已臻絕詣……［16］

斯冰骨既朽，千載絕妙跡。吾皖產布衣，壯觀頓還昔。自從二徐來，氣象若逼窄。不謂見君書，激蕩震心魄。結構何窈深，森森露矛戟。間出駘麗姿，旌旗戰風黑。和若母乳子，縱似馬驚埒。乃至無畫處，逸韻流空碧。又為工八分，氣與中郎迫。其餘作行草，亦足偶凝式。專精古所難，兼技況絕跡。二李如可作，正宜復咋舌……［17］

由於包世臣的理論成就顯著，他對於鄧石如的高度褒揚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方朔《為陶叔淵廣文題完白山人四體書》就說：

吾鄉完白山人四體書，皆高古絕倫。若如包慎伯大令九論書言之，則：神品一人，唯以山人篆隸置之；妙品上一人，唯以山人分及真書置之；能品上八人，以山人草書置之；逸品上十四人，以山人行書置之。則誠如曹文敏公所定國朝第一，誠第一也。［18］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說：

完白山人出，收盡古今之長，而結胎成形，於漢篆為多，遂能上掩千古，下開百祀，後有作者，莫之與京矣……［19］

沙孟海《近三百年書學》也說：

清代書人，公推為卓然大家的不是東閣大學士劉墉，也不是內閣大學士翁方綱，偏是那藤杖芒鞋的鄧石如。［20］

包世臣把鄧石如推上清代書法最高典範的地位，實則也確立了他所提倡的清代碑派的地位。他以鄧石如的實踐為範本，提出了一系列碑派執筆、用筆以及線條審美的觀點，為碑派書法的發展建立了一系列的技法理論框架。

鄧石如書法藝術的主要成就是對於篆書筆法的創造。包世臣說他的篆書「稍參隸意，殺鋒以取勁折」，本來篆書應該是圓轉婉通，起止無跡，而隸書起筆處多殺鋒側入。鄧石如打破了篆、隸之壁壘，秦篆為體，漢隸為用，把篆書寫得方圓兼備，婉通而縝密，表現出提捺、轉折、方圓多方面的豐富性。這種篆書筆法的改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康有為說：

完白得力處在以隸筆為篆，吾嘗謂篆法之有鄧石如，猶儒家之有孟子，禪家之有大鑒禪師，皆直指本心，使人自證自悟，皆具廣大神力功德以為教化主，天下有識者，當自知之也。［21］

清代初中期的書法理論家大多將視線集中在技法闡釋上。包世臣就在鄧石如篆隸筆法的基礎上，提出了「運指」「筋必反紐」「五指齊力」等觀點，並特別以鄧石如作為此法的代表，他說「山人作書，皆懸腕雙鉤，管隨指轉」。元代趙孟頫說「用筆千古不易」，這不易的「古法用筆」就是指「二王」所開創的帖學筆法。從「二王」直到現代的沈尹默，在書論中大多主張運腕而反對運指，用筆講求使轉提捺而反對轉筆絞鋒。鄧石如沒有盲目地跟隨前人的腳步，而是在實踐中開創了長鋒羊毫轉指、指腕並運的方法。鄧石如信奉「唯筆軟則奇怪生焉」，長鋒羊毫的使用與宋、元以前所用工具不一樣，古人寫字多短鋒硬毫，所以多使轉、起倒、翻折，卻很少絞轉，但是長鋒羊毫，則要用轉指調整筆鋒，指腕並用。鄧石如創造出了豐厚蒼茫、具有力度的線條之美。這種線條之美得到了包世臣的大加褒揚，並總結出了「中實」「氣滿」說。

用筆之法，見於畫之兩端，而古人雄厚恣肆，令人斷不可企及者，則在畫之中截。……中實之妙，武德以後，遂難言之。近人鄧石如書，中截無不圓滿遒麗，其次劉文清，中截近左處亦能潔凈充足，此外則並未夢見。［22］

他認為鄧石如、劉墉是中截圓滿遒麗的典型。沈曾植認為包世臣的「中實說」出自鄧石如：「安吳『中畫豐滿』之說，出自懷寧。懷寧以摹印法論書，如疏處可使走馬，密處不令通風，亦印家訣也。」［23］

「中實」之上，包世臣又提出了「氣滿」說：

筆中實，則結成字、累成行、綴成幅，而氣皆滿，氣滿則二弊去矣。……氣滿由於中實，中實由於指勁，此詣甚難至，然不可不知也。［24］

氣滿源於中實，中實源於指勁，層層加深的觀點，其最終的源頭還是鄧石如「稍參隸意，殺鋒以取勁折」「懸腕雙鉤，管隨指轉」等的實踐範例。

確立起鄧石如清代書法最高典範的地位後，包世臣又以鄧石如書法為典範，提出了系列北碑技法理論。但是，正如金丹先生《包世臣書學批評》一書中指出，包世臣在論碑時，常常處處求證於帖學和古法「以帖證碑」，又以碑派的理論來驗證所有的作品（包括帖學）「以碑證帖」，其書學屬於「變異的帖學觀念和激進的碑學鋒芒的交融」。［25］從審美特徵來看，包世臣尊鄧石如篆隸書為「神品」，認為「神品」的特徵是「平和簡凈，遒麗天成」，這種評價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帖學審美標準的影響。他與之後康有為提出的與帖學審美完全對立的「魄力雄強」「氣象渾穆」「筆法跳越」等審美要求確有不一。

從此觀點入手，我們也會發現鄧石如篆書中也含有此類時代審美特徵。鄧石如的篆書體式拉長，線條圓轉流利，這與上古的質樸線條就不太一樣。他在線條中加入了一種流美感，這是審美意識高度成熟的產物，也是近世的趣味。在章法結體上，他的書法有一種裝飾的均勻感，這與漢隸的自由趣味相比，更加正規化、法則化。可以說，鄧石如以一種近世的流暢趣味主動地改造了上古簡單質樸之形。這種改造也仍然受到清代「士」文化以及「理論先行」模式的影響。

清代書法的「理論先行」模式以及「學術化」的濫觴，使得其時的書法家大多為學者或文人。書法作為「精英藝術」，推崇的也是「士人」而非「工匠」，即使隨著碑派後來的逐漸壯大，碑派的取法對象更加走向古時的山野莽夫，但曆數碑派後來的代表人物，又有誰人不是學界大儒、文壇巨子？更不要說是碑派興起不久的乾嘉之際了。此時，雖然碑派開始了雄強、壯美一路的開拓，但是原本的流暢、自如、規範等審美要求仍有相當影響。鄧石如的藝術一方面適應了這種碑派發展特定時期的審美標準，一方面又以「隱逸之士」的布衣身份，以專業書家的立場，順應碑派提倡「庶民化」的發展趨勢，遂成清代碑派書法的一代宗師。

四、「國朝四體第一」之說

前面我們論述了鄧石如清代書法最高典範地位的確立，這一最高典範的地位主要是在篆隸書方面。包世臣認為自己的一家之言以及僅局限於篆隸書體的最高地位都是不夠的，所以他在《完白山人傳》中記載了曹文敏稱讚鄧石如「四體書皆為國朝第一」，以及劉墉、陸錫熊稱其「千數百年無此作矣」一事，還記述了錢坫、錢伯坰對於鄧石如篆書的大加褒揚以及錢伯坰謂鄧石如的行草乃「楊少師神境也」一事。［26］

關於鄧石如「國朝四體第一」，學界歷來卻也存有不少爭議。

包世臣在《完白山人傳》中寫道：

（曹文敏）遍贊於諸公，曰：「此江南高士鄧先生也，其四體書皆為國朝第一！」［27］

在《論書十二絕句》中又說：

懷寧布衣鄧石如頑伯，篆、隸、真、分、狂草，五體兼工，一點一畫，若奮若搏，蓋自武德以後，間氣所鍾，百年來，書學能自樹立者，莫或與參，非一時一州之所得專美也。［28］

但翁方綱卻評其「破古法」「不合六書之旨」，李瑞清謂之「下筆馳騁，殊乏蘊藉」。不過總的來看，對於鄧石如的篆隸成就，學界多持肯定態度，研究成果豐碩，而關於真書、行書、草書卻涉及較少，且存在一定爭議。

對於其楷書，一般認為是源於六朝碑版的，與清代楷書習唐之風迥異。鄧石如的學書軌跡是「由篆而隸而真而行」，因而他對楷書的取法在魏晉南北朝和隋之間也就不言而喻了。在當時之學書者對楷書多取法唐代歐、虞、顏之時風下，鄧石如能夠兼容秦篆、漢隸，直入南北朝，融冶漢魏，獨樹一幟，實屬不易。鄧氏楷書主要是取法南北朝之《張猛龍碑》《石門銘》《賈使君》《梁始興王碑》等，起收筆處多表現為外方而內蘊，間或以漢隸之波挑，結體上中正平直。包世臣說：「山人正書方寸以上者，簡肅沉深，雁行登善，非徐裴以下所及。」［29］鄧石如楷書在清人學唐碑和館閣之風盛行之時，專習魏隋碑版，啟示後者，在碑派書法發展中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對於鄧石如的行草書向來是爭論的焦點。《吳山子論山人書》云：「山人學書先從篆隸入，隸成通之篆，篆成通之真書。由真通行，須從草假道，山人草不成見，行書亦未工。」［30］趙之謙說：「山人草書不克見，行書亦未工，此是日力所限，然其成者無以加矣。」［31］馬宗霍《書林藻鑒》中也稱鄧石如的行草為「野狐禪」。

種種質疑，用包世臣的話來解釋，卻又迎刃而解了。包世臣評鄧石如的行草謂：

筆勢固如銅牆鐵壁，而虛和遒麗，非其所能。［32］

草書雖逸，不如晉人，而筆致蘊藉，無五季以來俗氣。［33］

可見，鄧石如行草書的銅牆鐵壁與南帖虛和遒麗的審美標準大不相同。用筆上，南帖以「起—行—收」三段式用筆，多重線條之頭尾而忽略中段；以鄧石如為代表的碑派之行草，則以方入筆，中段多提按轉筆，收筆或頓，或鋒，極顯「刻鑿」之意味。可見，鄧石如的行草書與南帖不是同一路數，因此，對其行草書法評價，也就由於品評立場的不同而出現完全不同的結論。林如先生在《鄧石如「國朝四體第一」新解》中指出：

若以二王法度為衡量優劣之標準，鄧石如行草書可謂不入流，謂為『四體第一』更是言過其實。而若從寫碑的角度衡量，鄧石如以碑刻藝術的形式對行草書加以精彩詮釋，為行草書開闢了二王傳統經典以外的『碑學』書法藝術的新路徑。［34］

從「碑學」立場解釋鄧石如書法而謂其「國朝四體第一」，誠非溢滿之詞。［35］

五、結 語

鄧石如被尊崇為清代書法最高典範，他以布衣身份異軍突起於乾嘉之際，其自身的努力以及書法實踐中卓越的成就，不容忽視。鄧石如在有生之年並未獲得足夠的重視，不得不說是一種遺憾。但是，在清代「理論先行」與「學術化」趨勢的大背景下，鄧石如真正在清代書法界確立起最高典範的地位，始於包世臣的代言與鼓吹。一方面，包世臣是鄧石如的學生，其書學思想借鑒和受啟於鄧石如；另一方面，包世臣又需要在提倡碑派書法時為自己的理論尋找一個最佳的實踐範本。可以說，是先有理論的需要，所以選擇了實踐的範例，這是清代書法發展中較為獨特的文化現象，而鄧石如是其中較為突出的例子。朱大可曾說：「慎伯之尊魏，非尊魏也，尊完白也。」［36］在清代碑派書法「理論先行」的模式下，包世臣「尊魏」和「尊完白」是一個道理。他在代言和鼓吹鄧石如的書法中，創造了理論指導實踐的神話，也引導我們去思考書法家和書法理論家之間深層次的關係。

?注釋

［1］黃秀英、秦金根：《從鄧石如的遊學與交誼看其書風的形成》，《書畫世界》2009年第5期。

［2］陳振濂：《書法史學教程》，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頁。

［3］丁文雋：《書法精論》，人民美術出版社2007年版。

［4］「所謂前碑派，是指清代碑派的前身。……一般認為，清代真正意義上的碑派是以阮元確立碑學理論為開端，實際上他的理論是總結前碑派實踐的結果。我們以鄧石如、阮元劃界，在他們之前以碑破帖一派，稱為前碑派，此後的尊碑一派，稱為碑派。」黃惇、金丹等：《中國書法史》，遼寧美術出版社2001年版，第252頁。

［5］金丹：《經學與阮元書學思想的淵源》，《書法研究》2003年第2期。

［6］同上。

［7］（清）張原煒：《魯庵仿完白山人印譜續》，穆孝天、許佳瓊《鄧石如研究資料》，人民美術出版社1988年版，第290頁。

［8］孫向群：《讀〈鄧石如墓誌〉雜記》，《西泠印社》總第19輯《鄧石如研究專輯》，第38頁。

［9］啟功：《啟功叢稿》藝論卷，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27頁。

［10］（清）包世臣：《管情三義》，《包世臣全集》，黃山書社1997年版，第554頁。

［11］同上，第565頁。

［12］（清）包世臣：《小倦遊閣集·說儲》，《包世臣全集》，黃山書社1997年版，第6頁。

［13］（清）包世臣：《國朝書品》，《包世臣全集·藝舟雙楫》卷五，黃山書社1997年版，第387頁。

［14］穆孝天、許佳瓊：《鄧石如》，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34頁。

［15］（清）包世臣：《藝舟雙楫》，《包世臣全集》，黃山書社1997年版。

［16］同上。

［17］（清）包世臣：《壬戌秋贈完白山人》，《鄧石如書法篆刻全集》，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5年版。

［18］（清）方朔：《為陶叔淵廣文題完白山人四體書》，《枕經堂文鈔》。

［19］（清）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版。

［20］沙孟海：《近三百年書學》，朱關田主編《沙孟海全集·書學卷》，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版。

［21］同［19］。

［22］（清）包世臣：《歷下筆譚》，《包世臣全集·藝舟雙楫》卷五，黃山書社1997年版，第382頁。

［23］沈曾植：《菌閣瑣談》，《歷代筆記書論彙編》，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73頁。

［24］（清）包世臣：《答熙載九問》，《包世臣全集·藝舟雙楫》卷五，黃山書社1997年版，第400頁。

［25］金丹：《包世臣書學批評》，榮寶齋出版社2007年版，第248頁。

［26］（清）包世臣：《完白山人傳》，《包世臣全集·藝舟雙楫》卷六，黃山書社1997年版，第432頁。

［27］同上。

［28］（清）包世臣：《論書十二絕句》自注，《包世臣全集·藝舟雙楫》卷五，黃山書社1997年版，第367頁。

［29］同［26］。

［30］（清）鄧石如：《鄧石如篆書十五種》，文明書局1912年版。

［31］中國書法家協會安徽分會主編：《鄧石如研究叢刊》第二輯，中國書法家協會安徽分會1985年版，第11頁。

［32］同［15］。

［33］同［26］。

［34］林如：《鄧石如「國朝四體第一」新解》，《西泠印社》總第19輯《鄧石如研究專輯》，第29頁。

［35］同上。

［36］朱大可：《論書斥包慎伯康長素》，《東方雜誌》第27卷，1930年1月25日。

責任編輯：陳心怡、陳 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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