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 ▏郭世寶：全球化時代的海外華僑華人研究

【核心提示】現在的很多研究都局限於華僑華人歷史研究——歷史研究確實非常重要，可以以史為鑒來看現在，但是，它畢竟有一定的局限性。我覺得現在歷史的東西已經非常成熟，應該把研究的思維、方法、理論框架放得再寬一點，這樣會更有助於以後的華僑華人研究。這是其一。其二就是我們還要注重應用研究，這個非常重要，也就是說要將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這樣對實踐也有一個推動作用，當然反過來對於理論構建也有幫助，這樣才會促進整個華僑華人的研究工作。其三，華僑華人研究資金短缺也是一個問題。現在申請經費競爭性很強，只有22%的成功率，也就是說資金還是一個大問題。當然也需要一些舉措來鼓勵更多的學者，有越多的人感興趣越好，因為不同的人、不同的經歷、不同的觀點，會帶來新的不同的研究視角。加強新理論的構建，對實踐也更有指導意義。

隨著中國影響力的日益增強，海外華僑華人新移民數量大增。華僑華人已成為一個全球性議題，其在全球化浪潮中所展現出來的經濟、社會與政治意蘊，遠超以往數個世紀中國人口流動產生的效應。當前，世界各國政界、學界和媒體都開始高度重視華僑華人產生的各方面影響，華僑華人不僅是內政議題，也是外交與國際政治中的重大議題，它所影響的層面，由經濟發展到社會福利再到國家安全與區域穩定。加拿大具有悠久的移民歷史，移民在加拿大社會發展中扮演著戰略性角色。加拿大民族研究聯合會會長、卡爾加里大學教授郭世寶長期生活和工作在加拿大，他利用融入優勢，集中精力研究華僑華人新移民在加拿大的生存適應與經濟社會融合等問題，取得了豐碩成果。不久前，郭教授應邀在波士頓作學術報告，正在哈佛訪學的筆者利用講座的間隙對他進行了採訪。

張梅：郭教授您好！非常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接受訪談。這麼多年您一直專註華僑華人研究，您在分析華人新移民融入加拿大社會遇到的障礙以及華僑華人的循環迴流問題時，提出了「三重玻璃效應」（The Triple Glass Effect）和「雙重離散」（Double Diaspora）理論，這對華僑華人研究來說是兩項重要的理論創新。據我所知，您最初是學教育學的，請問您是如何轉向華僑華人研究的呢？

郭世寶：20世紀90年代初，我到英國學習，在諾丁漢大學攻讀碩士學位。諾丁漢大學與中國的關係一直比較密切，特別鼓勵中國學者和學生去訪學、就讀。我很早就去那裡讀碩士，讀完碩士以後去了加拿大，正好加拿大有機會，我就留下來了。由於長期居住在加拿大，加上我也比較喜歡這個國家，後來就申請了移民。加拿大是個移民國家，我也由此對移民研究產生了興趣。

張梅：現在海外華僑華人研究比較熱，您怎麼看國內的華僑華人研究狀況？

郭世寶：國內的華僑華人研究，我覺得現在已經形成了梯隊。由中國華僑華人歷史研究所作為領頭軍，在全國已有多個研究中心。我發現國內現在對華僑華人研究課題感興趣的越來越多了。2005年，我回國來參加華僑華人研究會議，國內就只有幾個研究所。現在呢，光是大的研究院就有好幾個，這是個很大的變化。但是，不足之處也有，當然也是由於歷史的原因，現在的很多研究都局限於華僑華人歷史研究——歷史研究確實非常重要，可以以史為鑒來看現在，但是，它畢竟有一定的局限性。我覺得現在歷史的東西已經非常成熟，應該把研究的思維、方法、理論框架放得再寬一點，這樣會更有助於以後的華僑華人研究。

張梅：您的關注點主要是加拿大的華僑華人，我想請教一下，您是怎樣界定研究對象的？

郭世寶：加拿大現有華僑華人150萬左右，這是以加拿大的人口統計為基礎的。我的主要研究對象，是加拿大華人新移民以及社團。在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我的研究方向側重於教育社會學，博士論文題目是《溫哥華中僑互助會的歷史及發展》。中僑互助會有可能是加拿大全國最大的移民及華人社團組織，1973年正式成立，它秉承「互助」的精神來幫助移民。我寫論文時，中僑互助會已有25年的歷史，可是還沒有人對它進行過研究，我覺得這個題目很有意思，所以就選了它。我首先是研究它的歷史發展，這比較適合當時的華僑華人研究；雖然是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但是也加入了社會學的元素，因為加拿大是個多元文化的國家，我用了一些多元文化主義的理論，從關注少數族裔群體的權益等方面來研究和分析；從歷史的角度看當時為什麼要成立這樣一個組織，它出於什麼樣的宗旨，服務什麼樣的對象。在寫論文的過程中，我慢慢地對華人社團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畢業以後，我拿到了阿爾伯塔大學的教職，又對阿爾伯塔的華人社區產生了興趣。除了中僑互助會以外，我還對埃德蒙頓華人社區服務中心做了研究。此外，卡爾加里也有相應的華人社區服務中心，它們也在我的學術視野之中。通過研究，我對這三個城市的華人社團有了很好的了解。

在這以後，我又對加拿大的中華文化中心進行了探討，主要看其在文化傳承中所起的作用，而社區服務中心主要是社會服務，也就是說文化傳承主要是由文化中心來做的。我研究的比較大的文化中心有大溫哥華中華文化中心——它算是比較老的文化中心，成立於1974年；大多倫多中華文化中心——它比較新，而且在設計上、理念上與溫哥華有很大的不同。溫哥華這個文化中心比較傳統，多倫多則更有現代感，也更側重於大眾化。另外我還研究過兩個比較小的中華文化中心，因為現在大部分研究都側重於大城市，而二線城市的研究比較少，所以我就開始專門研究除了溫哥華和多倫多之外的二線城市，比如卡爾加里和溫尼伯的中華文化中心，總共是四個。通過研究，我對華人社區服務中心、文化中心等社團有了一個比較好的了解。現在我們在做中文學校、華文學校的研究，看一下這些學校的發展情況，特別是它們在中國語言及文化的傳承方面所起的作用。此外，還有對加拿大華人新移民的研究以及他們迴流的研究。通過這些實證的研究，我發展了兩個比較完善的解釋：一個是「三重玻璃效應」理論，一個是「雙重離散」理論。

2何謂「三重玻璃效應」與「雙重離散」

張梅：現在移民是一個很熱門的話題，很多人都在談「離散者」（Diaspora），還有跨國主義，可是您提出了「三重玻璃效應」和「雙重離散」。據我了解「玻璃天花板」是大家經常講的，用來比喻有色族裔所遭遇到的升職瓶頸，可是您的提法與大家講的並不一樣，您的「三重玻璃效應」應該怎樣理解呢？

郭世寶：這個理論是根據我對加拿大華人新移民的研究而得出來的結論。在此之前，很多學者都用「玻璃天花板」來研究分析新移民的適應情況，儘管這個理論有現實根據和現實意義，對研究華僑華人的職業發展也很有幫助，但是「玻璃天花板」理論畢竟有它的局限性。局限性在哪裡呢？我們知道，在20世紀70年代，「玻璃天花板」的理論發展主要是用來描述美國女性的升職情況，特別是用來揭示美國職業女性在升職中遇到的困境。在我的研究中，我發現有些新移民確實遇到過類似的困境，但是更多的人根本就沒有機會進入職業的大門，他們在求職的過程中被擋在了門外，更談不上升職了，所以我的研究數據顯示，華僑華人的社會適應問題首先面臨的是求職，而非升職。在求職的過程中，他們首先需要做的是取得國外學歷的認證。例如作為一名工程師，不管是土木工程、機械工程，還是化工，想在加拿大繼續做一名工程師，你需要做的，首先是讓自己變成當地工程師協會的會員，然後才有資格申請工程師的工作；教師、護士、醫生也是如此。通過我的研究發現，在升職之前有可能遇到兩層無形的障礙，即「玻璃院門」和「玻璃房門」。關於「玻璃院門」，由於多數新移民沒有加拿大的學歷，所持有的中國學歷又不被認可，甚至被貶低，造成他們被拒於專業人士協會之外，我把這層障礙稱為「玻璃院門」。

當然也有些人通過學習和考試，成功地打破「玻璃院門」而進入求職的大門。但是在求職的過程中，多數僱主會看你有沒有加拿大當地的工作經驗，或者英語說得夠不夠標準，可能會以這些理由來拒絕僱用你，我把這層障礙稱為「玻璃房門」。有些移民成功地打破這兩層障礙，變成了專業人士協會的會員並找到自己領域的工作，在工作及升職的過程中才會遇到「玻璃天花板」的問題，或者遇到與白人同事同工不同酬的問題，這也是「玻璃天花板」現象的一種表現形式。通常的理由是新移民的語言不夠好，他們不是白種人，面臨很多類似的種族歧視。「玻璃院門」、「玻璃房門」以及最後的「玻璃天花板」，加起來產生了一種效應，我把它稱為「三重玻璃效應」。在此效應下，有的新移民找不到工作，有的高職低就，例如原來的工程師現在變成了普通技術人員——這種情況非常普遍——那麼他們的工作就業情況就非常不好，直接影響到他們的收入狀況，出現了社會階層的下滑趨勢，對整個移民群體的融入和融合，有很大的負面影響，以上就是「三重玻璃效應」的來源以及它所造成的影響。

張梅：那如何理解「雙重離散」理論呢？

郭世寶：我們通常所謂的「海歸」，按照傳統的理論解釋，都是單向流動——由於某種原因不得不離開原來的故土，移居海外多年後，最終又回到故土，通常稱為葉落歸根。可是在跨國背景下，有些人漂泊多年後回來了，但這個回歸是短暫的，因為他們在加拿大還有房子、家人，他們希望在中國住一段時間，最後再回去居住，或者退休後去加拿大養老，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海歸的歸來是暫時的，是移民整個一生中短暫的一段。他們持有加拿大的護照，但同時也確實是海歸，這樣就有了雙重身份，也就是說，他們既是中國的海歸，同時又是加拿大的僑民，這是一種雙重角色，這樣他們就成了促進中加文化、經濟往來的橋樑，這就是「雙重離散」理論的由來。

張梅：從您剛才的講解，我可以理解為是一種循環迴流嗎？

郭世寶：對，是循環迴流。就加拿大的中國移民來說，他的雙重性就是循環迴流。原來的移民理論，把移民的過程看作有始有終，漂泊多年後會葉落歸根。「雙重離散」則把移民視為循環流動，在這個理論下的迴流並不意味著要把「移民」身份畫上句號，而是把它看成循環流動過程中的其中一站。

張梅：由於華僑華人是國際移民的一部分，我在哈佛大學時與合作導師、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的主任宋怡明教授交流時，他也提到歐洲移民的循環迴流問題。您有沒有將華僑華人與歐洲移民或者是其他國家移民的循環迴流進行對比呢？

郭世寶：對比的研究，我還沒有做，但有一些思考。通常說的離散而居，最早是看以色列猶太人流動的情況，其他比較大的移民群體還有印度人和英國人。英國人有他們的殖民歷史，以前很多移民到英國以外的國家去工作，進行殖民活動，工作多年以後有很多人又回到了英國，但是越來越多的人是兩地居住。不僅僅是英國人，在溫哥華我就遇到了一位德國教授，在溫哥華工作多年後現在退休了，可是他有兩個兒子在德國居住，他就想和兒子住得近一點，於是就把溫哥華的大房子賣掉，在德國和溫哥華各買了一個小一點的公寓，這樣就可以一部分時間住在溫哥華，一部分時間住在德國。這種例子在移民中是比較多的。中國移民隨著其經濟情況的轉變，這種情況可能也會越來越多。

張梅：您剛才講到的「三重玻璃效應」和「雙重離散」，我覺得更適用於華僑華人高科技、高收入群體，可是華僑華人群體中生活水平在中下層的人口占絕大多數，對於這個群體，您是怎麼研究的？另外，我們都知道唐人街（Chinatown），假如我們到了美國之後就會問唐人街在哪兒，在加拿大也有唐人街，您怎麼看唐人街這個現象？

郭世寶：其實，「三重玻璃效應」和「雙重離散」不局限於高科技、高收入群體，也越來越適用於中下層人士。在加拿大，唐人街現在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其變化體現在它所居住的成員以及華人社團等各個方面。原來加拿大的唐人街，以講廣東話的華僑華人為主體，就是廣東籍華僑以及後來的香港移民。1995年後，隨著大陸新移民的到來，唐人街的構成以及很多活動都發生了很大變化，趨向於更加多元。具體表現在，第一，隨著大陸新移民的增多，其影響也在增大。第二就是很多人搬出了唐人街，在唐人街以外的地區居住和活動。以溫哥華、多倫多為例，溫哥華華人，其居住原來局限於市中心的唐人街或中國城，但後來很多人搬到了列治文，列治文雖然不稱作唐人街，但是可以理解為溫哥華的第二唐人街（列治文是大溫哥華地區的一部分），因為該市一半的人口是華人。有人稱多倫多有六個唐人街，這是因為那裡的華人社區已經發展和擴大了，已經不再局限於原來所謂的唐人街了——這個地理上的位置，現在往外伸展到周邊的幾個衛星城市，這就是為什麼有人稱有六個唐人街的緣由。

張梅：可是據我所知，美國的唐人街，比如說紐約的法拉盛地價很高，很多新來的華僑根本就住不起，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就只能在外圍居住。現在唐人街的功能有沒有發生變化？

郭世寶：功能方面是有一些變化。早些時候，唐人街是華僑華人的居住區，但現在就像你講的，很多人已經遷往郊區，更多的唐人街變成了商業、文化、娛樂中心，也就是說已不再局限於原來的居住區了。比如我目前所在的卡爾加里，有一個超市叫大統華，其發展就不在中國城。由於現在越來越多的華僑華人在中國城以外的地方居住，大統華這樣的一個華人超市就是坐落在華僑華人相對集中的地方，而不是中國城。就是說，雖然中國城仍然很有象徵意義，但是更多的活動還是在中國城之外。

張梅：其實宋怡明老師還有一個觀點，他說華僑華人之所以居住在唐人街，不是因為華僑華人熱衷聚居，而是因為當地排華，作為對當地排華的消極應對，他們不得不聚居在一塊兒，您怎麼看他這個觀點？

郭世寶：是這樣的。如果看華僑華人的發展史，例如在加拿大、美國等地，當時的生存條件特別的惡劣，排華也非常嚴重，所以就需要華人團結起來，形成一種凝聚力來互幫互助，於是就慢慢形成了唐人街或者中國城。

張梅：宋老師說出這個觀點以後，澎湃新聞曾把它作為標題提煉出來，結果引起網上熱評，有些中國學者說：「唐人街不是這樣形成的，中國人就是喜歡聚居，這是中國人本身的特點！」網上這麼評論，您怎麼看？

郭世寶：應該是兩方面的原因都有。當時條件特別惡劣，生活很窘迫，大家為了生存聚居在一起，而且當時各方面排華很厲害。1991年，加拿大學者凱·安德森（Kay Anderson）就出版了一本書，題為《溫哥華的中國城：加拿大的種族話題，1875—1980》（Vancouver』s Chinatown: Racial Discourse in Canada, 1875—1980）。作者在書中通過對溫哥華唐人街的研究，揭示了外力強加的身份標誌是怎樣產生、運行和維持的。她指出，「在加拿大，華人被視為一個『不同』的人群，實際上，異化華人的做法是體現歐洲白人社會的信念與官方『文化概念』的實際例子。直至今日，北美和澳大利亞的唐人街仍是那一『文化概念』具體的、物質的顯現。」

張梅：我非常關注華僑華人的文化認同問題，尤其是海外的華裔子女。習近平主席在會見第七屆世界華僑華人社團聯誼大會代表時指出：「團結統一的中華民族是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是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的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的夢。共同的根讓我們情深意長，共同的魂讓我們心心相印，共同的夢讓我們同心同德，我們一定能夠共同書寫中華民族發展的時代新篇章。」以您之見，從國家的層面上，我們應該如何提升華僑華人對中華文化的向心力？

郭世寶：移民在加拿大的民族文化多樣化以及經濟建設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為了應對移民所帶來的文化差異及多樣性，加拿大採用的主要舉措之一是實行多元文化主義，並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專門為多元文化主義制定政策並確立其法律地位的國家。這一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幫助各文化群體跨越文化障礙，完全融入加拿大社會，在維護國家共同利益的基礎上促進各文化群體之間的合作及交流。在加拿大實行多元文化政策的背景下，我覺得提升華僑華人對中華文化的向心力，有許多工作可做。我個人認為，一是要加強海外華文教育，逐步完善海外華文教育教材體系、施教體系、教師培訓體系、華校幫扶體系和國內外支撐體系，華文學校要與各國各級政府教育部門加強合作，朝標準化、正規化、本土化轉型升級，同時推進與孔子學院開展合作，實現優勢互補，探索華文教育新模式。二是要通過「請進來」開展日常性的聯誼工作。近年來，國務院僑辦和地方僑辦通過多種方式廣泛開展工作，例如組織華裔青少年回國觀光訪問、實地參觀和交流，舉辦「世界華裔傑出青年華夏行」、「海外華裔青少年夏（冬）令營」等品牌互動，增強海外華裔青少年對中華文化的興趣和感知。

我覺得政策的決策者應該注意的是新生代，例如第二代、第三代華裔子女，平時要去多創造一些環境，來幫助他們有更多的機會去了解中國文化，了解自己的中國根，比如僑辦夏令營就是很好的一種方式。今年卡爾加里就有一所中文學校和國內某個省級的僑務部門合作舉辦夏令營，以多樣化的方式來開展中華文化之旅，讓中國的文化、語言以夏令營的形式得以交流，這非常之好。

張梅：您怎麼看華僑華人研究的未來走向？

郭世寶：對於未來走向，我持樂觀的態度。我回來參加國內舉辦的許多學術會議，從整體上感覺，研究興趣比過去濃，特別是有一些國家政策的扶持，可以申報課題，這樣的一些措施能夠進一步推動研究。可是在研究理論和方法上還需要進一步地提升，原來局限於歷史的角度，現在需要更廣、更寬一些，這是其一。其二就是我們還要注重應用研究，這個非常重要，也就是說要將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這樣對實踐也有一個推動作用，當然反過來對於理論構建也有幫助，這樣才會促進整個華僑華人的研究工作。其三，華僑華人研究資金短缺也是一個問題。我還算是比較幸運的，拿到了加拿大的多項國家社科基金，可以開展不同層面的研究。但是現在申請經費競爭性很強，只有22%的成功率，也就是說資金還是一個大問題。當然也需要一些舉措來鼓勵更多的學者，有越多的人感興趣越好，因為不同的人、不同的經歷、不同的觀點，會帶來新的不同的研究視角。加強新理論的構建，對實踐也更有指導意義。

原題：全球化時代的海外華僑華人研究——訪加拿大民族研究聯合會會長郭世寶

作者：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僑務幹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