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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罕見勝利:第二次大沽口大捷

晚清罕見的外戰勝利:第二次大沽口大捷2008-09-08 14:06:17 中華網論壇

1840年英國發動鴉片戰爭,打開了閉關自守的清王朝大門,全國各族人民展開反抗西方列強侵略的英勇鬥爭。蒙古八旗、滿洲八旗的騎兵、步兵,並肩作戰,為保衛國家海防和疆土完整英勇奮戰,但由於清朝國力衰微,妥協退讓,屢遭失敗,唯獨僧格林沁親王指揮的蒙漢馬步在第二次天津大沽口保衛戰中大勝英法侵略軍,取得了清王朝反抗列強侵略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重大勝利。承襲科左後旗扎薩克郡王僧格林沁於嘉慶十六年(1811年)生於哲里木盟科爾沁左翼後旗博爾濟吉特氏四等台吉(貴族)之家,是元太祖成吉思汗之弟哈馬巴圖哈薩爾的第26世謫孫。他的父親布和德力格爾是科左後旗扎薩克索特納木多布齋郡王(簡稱「索王」)的遠方族弟。僧格林沁的家庭人口多,雖為貴族世家生活卻顯得拮据。他和孿生哥哥9歲時手執羊鞭為家裡放羊,讓父親騰出時間種田。貧寒的家境,使他從小過著平民生活。也就是他對平民生活的體驗,是將來成為一名將軍,而有別於從小享受榮華富貴的貴族子弟的一個重要因素。身為索王的遠方侄兒僧格林沁從小聰慧,頑皮好動。7歲那年不小心掉入井裡而安然無恙,可謂造化大矣。12歲時父親送他到昌圖(今遼寧昌圖縣)城的「文昌宮書院」讀書。僧格林沁家族世代與清皇室有聯姻關係。索王是嘉慶皇帝的額駙。娶的是嘉慶的三女兒莊敬和碩公主。索王無子,膝下只有兩個女兒,為承襲王位,選嗣成了王府引人關注的大事,僧格林沁15歲時,索王的愛妾韓氏、管旗章京、皇太后的老太監,一致舉薦他入圍選嗣,但未奏效。道光五年(1825年),科左後旗第九代扎薩克索王病故,選嗣成了當務之急。一天道光帝向皇太后請安後,太后對道光說:「為索王選嗣是為你選外甥,入選面要寬,才能選出好人才。」隨後將科爾沁選嗣入圍增加至16人。選嗣在勤政殿舉行,道光親坐殿堂,對候選人一一目測問話。僧格林沁是最後一位,皇帝看到他雖年紀小,但儀錶不凡,用漢語回答問話:「15歲,屬羊,讀過三年多古書。」道光當場拍板將他定為索王嗣子。這樣,僧格林沁便承襲了科左後旗第十代扎薩克多羅郡王,與道光皇帝形成甥舅關係。僧格林沁步入政壇後,備受朝廷的重用。進京後,道光賞頂戴三眼花翎、御前行走。九年(1829年)又賞穿黃馬褂,管理兵器和八騎兵營。在以後的20多年裡,先後任御前大臣、正白旗領侍內衛大臣、鑲紅旗蒙古都統、鑲白旗滿洲都統、正黃旗滿洲都統、正藍旗滿洲都統、鑲黃旗蒙古都統、鑲黃旗領侍內衛大臣等重要軍政職務。道光駕崩時(1850年),受命為顧命大臣。咸豐元年(1851年),僧格林沁任御前大臣,三年,受命任督辦京城巡防兼參贊大臣。四年,僧格林沁受命統領滿洲八旗兩翼及哲里木、卓索圖、昭烏達蒙古騎兵,打敗太平天國北伐軍。五年,咸豐加封他為博多勒噶台親王,賞朝珠一盤,四團龍補褂一件,頒詔親王世襲罔替。部署京津地區和沿渤海防務咸豐六年(1856年),英法在俄美的支持下,聯合發動了侵華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八年五月二十日,英法聯軍突然炮轟天津大沽口炮台,清軍奮起還擊,海戰兩小時,損失慘重。由於直隸總督譚廷襄等官員逃跑,炮台失守,侵略軍直逼天津,清政府被迫與四國先後簽訂了《天津條約》。第一次大沽口之戰以失敗告終。僧格林沁得知後,向咸豐奏請,主張調動全國軍隊,傾全國的糧食,把侵略者趕出中國。咸豐九年,僧格林沁臨危受命,以欽差大臣之職與戶部侍郎瑞麟,督辦京津地區的防務。他親臨大沽口,看到炮台設施極差,發出怎能抵抗西方侵略者的洋槍洋炮的感嘆,並表示:「今日皇上讓我擔此重任,一定要重建大沽口炮台,重振我大清海防軍威。」大沽口是天津的海上第一門戶,位於天津東部、海河口南岸。這裡的防務直接關係到京城的安危。僧格林沁親王將重修大沽口炮台等防務計劃包括兵力、費用奏報皇上,很快得到批准,他重建大沽、增建雙港等重點海防炮台。經過半年多的緊張施工,嶄新的大沽口炮台由原有的4座增加至6座,在海河入海口南北岸共設5座1.5~5丈高的炮台。炮台周圍修起了堅固的堤牆,牆外挖有壕溝、栽有木樁,以防海潮衝擊。在出海口還排列了3道攔河鐵鏈,配有鐵戧(伸出水面的鐵尖,可阻攔敵艦靠岸,河水上漲時,鐵尖浮在水中,可刺破敵艦底),安有木柵,連成巨筏,可攔截敵艦。共安裝各種大炮60門,包括6000公斤的鋼炮2門、5000公斤的鋼炮9門、25公斤的鋼炮2門、西洋造鐵炮23門以及其他類型的鐵炮。每座炮台駐防400名兵丁守衛,總共有兵力近4000人。僧格林沁還在距天津不到20公里的雙港防區,利用地勢高、河身窄,便於阻擊敵人的地形,在海河兩岸增設兵營9個,調6000多兵丁駐守,修築炮台13座,安裝6000公斤左右的銅炮81門。此外在沿海岸從大沽到山海關的眾多出海口設防,布置了相應的兵力。為了增強京津地區的防衛能力,僧格林沁向皇上提出兵力的全盤部署。在京東門戶通州運河兩岸,調火器營、炮營、健銳、技勇、巡捕等營官兵1500名,調密雲、熱河、宣化鎮兵共2000名,同時調察哈爾蒙古騎兵1000人駐守通州。天津海防由原綏遠城將軍、直隸提督托明阿統領綏遠城1000官兵以及由察哈爾、哲里木、昭烏達、卓索圖各盟調集大批蒙古騎兵共6000多官兵。同時,他還從錫林郭勒草原徵調戰馬2000多匹,擴充駐守天津、山海關的騎兵。經過調集和整頓軍隊,京津地區和沿渤海一線的海防得到大大增強。威震海疆的第二次大沽口大捷咸豐九年(1859年)六月二十日,英國公使卜魯斯、法國公使布爾布隆、美國公使華若翰率大小艦艇21艘(其中美國17艘),官兵2200多人,以此為後盾來北京互換《天津條約》。三國使節拒不接受清政府允許從北塘登陸的安排,要求打通白河,經天津入京。僧格林沁偵察到三國的海軍來者不善,命令大沽口炮台、海河兩岸炮台官兵嚴陣以待,隨時反擊列強的入侵。他向清廷奏明:我軍「現在守大沽海口,觀釁而動……該夷如敢突入,即行開炮轟抵。」六月二十二日,僧格林沁奉命照會英法公使,指定他們由大沽海口以北30里處北塘登陸,不準攜帶武器進京換約。英法公使態度驕橫傲慢,定要武裝入京。二十三日,英法艦隊派出一軍官乘小船至炮台下遊說:「我艦今日退出外海,一二日再進口灣泊」,以此為緩兵之計。僧格林沁對指揮人員指出:「夷情詭譎,不易湍測,誠恐故作緩計,使我疏懈,乘潮闖入鐵戧」。他命令各炮台官員:「督率軍營官兵,加意嚴防」。六月二十四日晚,英國艦隊司令何伯發出「不惜用武力來打開海河口的大門,並繼續向京城挺進」的命令。第二天拂曉,英法艦隊派出10多艘,上面飄著戰旗,其中有3艘駛入海河口南岸炮台下,把鐵鏈拴住的鐵戧用艦拉倒,企圖打通入海口登陸。下午3時左右,海口第一道障礙物被拆毀,賀布立即令艦隊向封鎖海口的鐵鏈逼進,並炮擊兩岸炮台。「這時,僧格林沁強壓心頭怒火,靜觀敵艦行蹤。早已用席子掩蓋好的大炮和隱藏起來的兵丁,使敵人望去像一片草叢茫茫。下午,耀武揚威的英法軍艦向大沽古炮台蜂擁而駛,開炮突然襲擊,侵略軍自述道「然而一下子,就象變魔術似的,所有本來掩護著炮台大炮的草席都卷了起來,頃刻之間全部大炮一齊開火」,守衛炮台的清軍將士開始猛烈射擊,利用敵艦受阻於水中障礙的有利時機,充分發揚火力,不久多艘聯軍軍艦被擊傷,賀布本人也負了傷。到下午4時,包括旗艦在內的4艘聯軍軍艦被擊沉,其餘參戰的軍艦也全部被擊傷。聯軍見勢不妙,遂豎起白旗詐降,一旁的美國艦隊司令達底那海軍准將也急忙率艦隊支援英法聯軍,經調整部署後,繼續向炮台攻擊。並從海河南岸炮台強行登陸。僧格林沁忍無可忍,以「上申國威,下抒民望」的決心,下令大沽口南北炮台的官兵一齊開炮還擊,直隸提督史榮椿、大沽口協防副將龍汝元身先士卒,激戰一晝夜,取得擊沉敵艦4艘、擊傷6艘,斃傷英軍464名、法軍14名、生擒2名的輝煌戰績。在這次阻擊戰中,當敵軍攻上岸時,扎賚特旗蒙古騎兵奮力阻擊;原駐綏遠城、哲昭兩盟的蒙古騎兵1000多人,及時弛援趕到,共同阻擊,使敵軍寸步難進,河岸兩旁橫七豎八地躺著鬼子的屍體和重傷員。英軍海軍司令何伯在旗艦上腿部被擊中負重傷,後被趕來救援的美軍「托依旺」號搶救,保住性命。其餘鬼子陸戰隊無力再戰,升起白旗,在夜幕下,扔下屍體和受傷艦隻,狼狽上了舢舨,逃到停泊在公海的艦上。海戰結局及影響此次戰役,是自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軍隊所取得的最大的一次勝利。共擊沉敵艦4艘、重創6艘(完全失去戰鬥力)、俘虜2艘,斃傷英軍578人(一說478人)、法軍14人,俘虜英、美士兵各1人,英侵華艦隊司令賀布受重傷。清軍陣亡38人,直隸提督史榮椿、大沽協副將龍汝元在戰鬥中壯烈殉國。戰鬥結束清點清軍陣亡兵丁32人,提督史榮椿、副將尤汝元英勇戰死。僧格林沁指揮的第二次大沽口保衛戰取得了近代中國反抗西方侵略戰爭的第一次大捷。無產階級革命導師馬克思在1859年9月發表《新的對華戰爭》中,對第二次大沽口保衛戰以「英國人預先就決意要在規定的交換批准書日期以前就向中國尋釁了……中國人抵抗英國人的武裝遠征隊,毫無疑義地也是有理的。中國人這種行動,並沒有破壞條約,而只是挫敗了英國人的入侵」的評論,抨擊了英法的侵略行徑,肯定了僧格林沁指揮的反侵略戰爭的勝利。第二次大沽口保衛戰的勝利,是僧格林沁親王親自備戰和指揮下取得。這是他忠君愛國思想的集中表現。在封建帝國人們把忠君和愛國視為一體,忠君就是愛國。從這個意義上說僧格林沁是一位蒙古族愛國將領,在反對西方侵略中立下赫赫戰功。他雖有親王爵位,長期握有滿蒙軍政大權,但在指揮作戰中能「晝夜辛勤、殫誠竭慮」,「與士卒誓同甘苦,風雨同舟」,是取得保衛國家海防的反侵略戰爭勝利的重要原因。僧格林沁親王受歷史的局限,在圍剿太平軍和捻軍農民戰爭中,為維護腐朽的清王朝統治竭盡全力。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在與捻軍決戰中全軍覆沒而斃命。朝廷賜僧格林沁謚號曰「忠」,在京城地安門東大街為他修建了「顯忠祠」,在昌圖城建了「忠王祠」。在清代科左後旗所屬的今遼寧法庫縣四家子蒙古鄉,為僧王修建了陵園,園內有同治御題的一座巨型盤龍碑。至今中國各族人民沒有忘記這位功過參半的親王。每當人們提起1859年抵禦英法聯軍侵略、保衛大沽口炮台威震海疆的勝利時,蒙古「愛國將領」,一點也不為過。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後,英法聯軍憑藉其優勢的海上力量,接連攻陷中國沿海重鎮,1858年6月(咸豐八年),清政府被迫與英、法、美、俄等國簽訂了《天津條約》,並約定第二年正式換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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