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中國經濟「新常態」論理論誤區

走出中國經濟「新常態」論理論誤區

中國經濟高增長並未終結

華民

中國並未迎來「劉易斯拐點」，中國出口市場的潛力依然極其巨大，中國仍有巨大潛力來實現經濟快速增長，刻意降低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將會帶來災難性結果

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潛力非常巨大，高增長不可能就此結束

自2009年之後，中國經濟增長遭遇到了短期瓶頸，經濟增長因此而趨於下行。中國經濟增長的短期瓶頸主要來自於以下三個方面：第一，投資回報率下降，遏制了投資的增長；第二，出口下降，導致總需求下降；第三，勞動成本持續提高，嚴重擠壓企業利潤，致使生產性資本流向虛擬的金融領域，而這極有可能轉變成為長期經濟增長的障礙。

面對經濟增長減速，有一種觀點正在迅速地被人們所接受，那就是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的高增長時代結束了，我們將進入一個低速增長的新時期，人們必須適應這樣一種「新常態」，而不要刻意去追求不可企及的高增長。但是這種觀點顯然是不正確的，因為它把短期問題與長期問題混為一談了。

根據國際經驗，一個國家從傳統農耕經濟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大致都會有長達上百年的經濟快速增長期，原因就在於經濟增長處於轉型期的國家都具有推動經濟快速增長的動力，它們分別是：來自於農業部門的剩餘勞動；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帶來的巨大投資機會；以及通過對外貿易獲得的「干中學」效應。中國從改革開放至今，轉型發展不過才30多年，高增長不可能就此結束。

第一，中國農村還存在著數量極其可觀的潛在勞動力，如果中國能夠把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到美國的水準，按照可耕地佔世界可耕地的比重來算，中國只需要投入500萬到800萬農村勞動力就足夠了，這樣中國就有足足6億人口需要進城，至少有2億勞動人口可供城市工業部門僱傭。

第二，根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中國農村人口佔比高達50%以上，然而在發達工業化國家，農村人口佔比一般都在2%左右，所以中國的城市化發展遠未結束。

第三，中國的工業化正處在從簡單加工製造向重化工發展階段演進的關鍵時刻，工業化發展空間依然巨大。

第四，中國與先進工業化國家的差距雖然有所縮小，但「干中學」的機會幾乎遍及各個經濟領域。

第五，資源約束可以通過進口和技術進步來加以突破，環境惡化可以通過治理來加以解決。當下發生的較為嚴重的環境問題根源在於「管而不治」，只要政府採取積極的態度加以治理，環境並不會構成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瓶頸。由上可見，維持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潛力非常巨大，怎麼可能就此步入像「新常態」論所說的那種低速增長的階段呢？

中國也無法接受低速的經濟增長

進一步而言，目前中國不僅沒有進入所謂的「新常態」，而且也無法接受低速的經濟增長，其理由可以概括如下：第一，從存量角度來看，中國的人口壓力和就業壓力仍然極其巨大，以房地產為代表的資產價格也處在歷史高位。假如沒有快速的經濟增長，我們既不能解決就業問題，也無法讓房價軟著陸，從而對沒有工作機會的貧困人口和已經擁有房產的居民來講都會產生巨大的風險。

第二，從流量的角度來看，假如沒有快速的經濟增長，我們將不可能實現十八大提出的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標。根據國務院規劃，在「十二五」時期，我國城鎮將新增就業4500萬人，轉移農業勞動力4000萬人，這意味每年必須保持4%左右的新增就業率。如果按照新常態增長，以6.5-7%的實際增長減去4%的就業增長率，那麼每年就僅有2.5-3%的凈增長，按此增長率，中國已經就業的存量人口之收入要想在目標期內翻一番是不可能的。

第三，再從國際視角來看，儘管中國尚未開放資本項目，但經常項目和監管盲區下的資本跨境流動規模非常巨大。只要中國經濟增長減速，那麼原先進入中國套利套匯的短期資本就會迅速撤離，由此帶來的流動性衝擊極有可能觸發中國的金融危機。

由上分析，我們大致可以得到兩個基本結論：第一，中國仍有巨大潛力來實現經濟快速增長；第二，刻意降低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將會帶來災難性結果。

中國並未迎來「劉易斯拐點」

為了能讓中國重返經濟快速增長之路，我們首先需要走出「新常態」論的理論誤區。「新常態」論的主要理論依據有二：第一，從內部經濟來講，「劉易斯拐點」的到來使得中國不再可能保持兩位數以上的經濟增長；第二，從外部經濟來講，中國出口市場的增長潛力已盡，中國不再可能以出口為引擎來推動經濟高速增長。於是，為應對「劉易斯拐點」和「出口拐點」到來所產生的衝擊，主張結構調整和刺激內需的政策建議逐漸成為主流。所以，錯不在政策本身，而是在於推導出以上政策建議的理論。

「劉易斯拐點」是從傳統農耕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過程中必定會發生的、經濟增長的階段更替。這種更替過程中會出現兩個拐點：一是農村剩餘勞動力被城市工業部門全部吸收後出現的工資上漲的拐點；二是城鄉完全一體化後出現的經濟增長的拐點。在第一個拐點到來之前，經濟增長主要靠的是人口紅利，在第二個拐點到來之前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的是工業化紅利，如果同時對外開放，那麼還將獲得參與國際競爭的學習紅利。很顯然，就中國目前農村剩餘勞動數量依然非常巨大的實際情況看，中國尚未到達劉易斯第一個拐點，怎麼可以據此來調整經濟結構呢？

凡是主張劉易斯第一個拐點已經到來的觀點，儘管可以在統計數據上得到支持，但是在理論邏輯上則是錯的。其第一個錯誤在於把存量問題與流量問題混淆了，即把出生率下降和老年人口增加的流量變化，錯當作存量剩餘勞動人口的減少，完全不顧中國還有一半左右人口生活在農村，從而可以繼續提供剩餘勞動的事實；其第二個錯誤是從工資上漲的現象中倒推出中國剩餘勞動已經趨於枯竭的結論，然這是非常不可靠的，因為工資上漲可能是由於剩餘勞動枯竭所致，也可能是因為政府對勞動力市場進行扭曲性干預所致。

從目前的情況看，中國所出現的工資持續上漲現象主要是政府對勞動力市場實施扭曲性干預所致，由此產生的後果是，在原有工資水平下的有效勞動供給趨於減少，但這絕不意味著剩餘勞動已經完全消失。在這裡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劉易斯第一拐點到來以前，調整經濟結構會帶來巨大風險，因為由結構調整導致的產業升級，會讓大量仍然滯留在鄉村的剩餘勞動再也沒有獲得社會就業的機會，於是貧困將會與他們長期相伴，社會將會因此而失去穩定性。當然，政府可以通過轉移支付來幫助他們，但這又會導致全社會效率的犧牲。總而言之，只要不讓剩餘勞動找到就業機會，社會就將沒有最優解。

中國出口市場的潛力依然極其巨大

接著我們再來分析中國出口市場是否擴張潛力已盡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出口對於中國來說為何重要？就中國目前農村人口還佔總人口的一半而言，中國的內需相對於產出來說是嚴重不足的，處於劉易斯二元經濟結構下的農民受生產率和生產方式的制約，基本上是屬於自給自足型的。此外，受中國自然資源有限和人力資本供給不足的制約，中國在國際分工中選擇了加工製造，凡是製造業都具有最小盈利規模的約束，即生產規模若是達不到一定的批量，就會因固定資產不能攤薄而造成虧損。把需求和供給兩個因素綜合起來，就不難發現兩者在封閉經濟下是難以達到平衡的，必須採取積極的出口推動政策，才能有效解決中國所面臨的「過剩產能」問題。其實，就國際貿易原理來講，只要是可貿易的商品，本來就不存在產能過剩問題，它們的生產和交易本來就是國際化的。但是，中國一旦走上出口導向的發展之路，那麼順差就將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可見，中國的貿易順差歸根到底是個結構問題，而不是個價格（匯率低估）問題。

在弄清楚中國為何需要依靠出口來拉動解決增長的道理之後，接著需要回答的問題是，中國的出口市場是否已經達到飽和狀態，不再具有擴張的潛力？回答當然是否定的。

第一，從WTO提供的世界與國別貿易統計數據來看，全球貿易已經恢復到了國際金融危機以前的水平，以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國美國的數據來看，其進口還創了歷史新高。

第二，危機後中國出口增長率的下降，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於中國名義匯率和實際匯率升值所造成的。從美國市場來看，中國已經成為高成本國家，伴隨著成本提高而來的自然是訂單的流失，而這些流失的訂單主要被墨西哥和越南等國所獲取。

第三，經濟全球化和全球產業鏈分工的形成，使得各國經濟活動的相互依賴程度空前提高，以致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各國很難再採用類似於1929年大危機爆發後的貿易保護政策來保護本國的國內市場。因為採取這樣的政策一定是損人又損己，所以各國拯救危機主要採取的是國內經濟政策，如擴張財政與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等。儘管也有部分主權國家採取了一些非關稅類的貿易保護政策，但全球的關稅水平並未出現上升的趨勢，這也是全球貿易能夠迅速得以回升和增長的主要原因。

第四，如果考慮到中國還有農業、金融服務以及國有企業壟斷部門尚未開放，那麼中國對外貿易的空間依然非常巨大，因為只要我們進一步推進貿易自由化改革，就會再次創造出巨大的貿易機會。道理很簡單，貿易是雙贏的，只要中國開放目前仍受管制的市場，給別國產品以出口的機會，那麼他國通過出口獲得的收入又會反過來成為購買中國商品的收入來源。

過早地調整經濟結構、轉向內部市場將使中國經濟增長陷入難以扭轉的困境

結論是簡單的，中國並未迎來「劉易斯拐點」，中國出口市場的潛力依然極其巨大。過早地調整經濟結構、轉向內部市場將使中國經濟增長陷入難以扭轉的困境。在農村剩餘勞動被城市工業充分吸收以前就調整結構，會導致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固化。放棄國際市場，走內需拉動的經濟增長之路，就像一個自給自足的農民家庭一樣，不可能增加財富總量。在勞動生產率不變的情況下，為刺激內需而提高工資水平，不是造成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就是迫使企業減少僱員，由此導致的失業增加反而有可能造成總消費水平的下降。

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認為短期內應採取的正確方法應當是：第一，通過建設面向農民工的廉租房和職業培訓等方法補貼農民進城務工，藉以達到優化勞動力配置、提高勞動生產率之目的；第二，積極推進貿易自由化、並通過有效控制人民幣匯率升值（最好是貶值）來創造和促進對外貿易。從長期來看，則應通過增加全社會人力資本投資和研發投資以及必要的基礎設施建設，為將來的經濟轉型做好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準備。

何為「新常態」論(小知識)

新常態（NewNormal）這一概念最早是2009年由美國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創造出來的，以描述國際金融危機後的歐美髮達經濟體再也回不到之前的狀態，其主要含義是：低增長、高失業將長期持續；企業利潤縮減、資本回報率將降低。「新常態」被西方媒體形容為危機之後經濟恢復的緩慢而痛苦的過程。美國媒體稱，大多數美國人都在慢慢適應經濟形勢的「新常態」。但白宮前任首席經濟顧問薩默斯則認為，美國經濟不會出現這種「新常態」，實現快速增長的可能性猶存。　

中國經濟放緩使得人們圍繞一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展開辯論：中國經濟增長率的「新常態」是什麼？在過去30年間，企業和投資者已經習慣了中國經濟每年10%的增長率。在這段時間裡，中國經濟既有過熱期，也有不達標的時候，但增長率始終趨近10%。「新常態」論者認為，那些兩位數增長的日子肯定是一去不復返了，但他們沒有就中國經濟新的增長趨勢達成共識，預估增長率從7%到9.5%之間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