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煉軍：全球語境下的藏色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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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煉軍：全球語境下的藏色傳奇發布時間:2013-04-27 10:26 作者:顏煉軍字型大小：大中小點擊:683次

　　一　　「你可以說這是一部史詩，一部成長小說，或者一部歷史傳奇。《紅罌粟》（RedPoppies）可以配得上所有上述稱謂。」在2002年的一份美國英文雜誌上，LoyolaMarymountUniversi-ty的評論家FatimaWu如此介紹一本翻譯自漢語的小說。在谷歌關於《紅罌粟》的介紹里，我們看到一朵血紅的罌粟花居於封面正中，英文內容介紹如下：「《紅罌粟》展示的是在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興起之際，藏區土司們奢靡而野蠻的統治……」這本小說的中文名，就是《塵埃落定》。譯者把「紅」字加入一部中國當代小說的題目，無疑會讓讀者產生許多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的聯想，但這位評論家接著就立即聲明：「這不是一部政治小說或反戰小說，它只是再現了一個生命是如何莫名其妙地結束的。」儘管如此，我們不能不猜想，把「塵埃落定」譯為「紅罌粟」，是西方文壇和出版商試圖為英語讀者重新描繪這本抒寫藏區的小說的面目。　　十五年前，《塵埃落定》的書稿還在多家中國的出版社流浪，命運未決，沒有人預想到這部小說最後會成為一本世界性的文學暢銷書。機緣巧合，它最後流落到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輯腳印女士手裡。當時初為人母的她，萬沒想到這部小說即將在讀者中掀起的巨大波瀾，「由於孩子尚小要曬太陽，我在住地院子里一棵松樹下發稿。稿頁流淌了一地。沒有人知道我這是在編一部書稿。我也透過陽光的縫隙，想像這部書稿的未來旅程。」腳印女士在最近的一篇回憶文章中寫道。　　然而，「紅罌粟」真就多少有點出乎意料地走紅了，從國內紅到國外。據人民文學出版社銷售部門的不完全統計，十五年間，阿來的這部成名作《塵埃落定》已在國內銷售一百多萬冊，現在還以每年近十萬冊的數量流向新的讀者。幾乎與此同時，通過多種語言的譯介，《塵埃落定》也是國外最暢銷的當代漢語長篇小說之一。長期以來，它受到了各國讀者和學者的紛紛關注。　　二　　「藏區的過去在文學中獲得解放：阿來在《紅罌粟》中發出異樣的聲音。」這是UniversityofHaifa的文學評論家NimrodBaranovitch的一篇論文的標題。優秀的小說，就是讓我們被圍困的經驗和想像得到解放。在中國，如何講述包括藏族在內的中國少數民族的過去與現在，是當代漢語文學寫作中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之前，少數民族是以一種相對固定的形象出現在當代漢語文學中的。眾所周知，由於二十世紀特殊的歷史政治現實，從1949年建國伊始，中國少數民族的歷史文化和社會生活，就開始被納入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的文藝抒寫邏輯中。比如，在聞捷、李季關於西域的詩歌中，在電影《五朵金花》《阿詩瑪》《劉三姐》中，在五十年代開始陸續出版的少數民族歷史和文學作品中，我們都能看到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風行的紅色文藝的影子。許多少數民族地區流傳的原生性抒情和敘事作品，漸漸被改造為紅色的故事和旋律。無數表現社會主義新生活的浪漫故事都「發生」在少數民族地區。少數民族文化，成為革命浪漫主義敘事與抒情的重要資源。這種抒情和敘事格式，由內到外地重塑了少數民族在漢語文化中的新形象。　　然而，充滿反諷意味的是，少數民族的歷史文化和社會生活，也成為文學和意識形態變革的重要經驗資源。比如，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當代小說開始對革命敘事進行各種維度上的解構。對少數民族歷史文化的重寫，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在當代詩歌中，也出現了昌耀、楊煉、海子、吉狄馬加以及後來更多的年輕詩人，將對少數民族文化元素的抒寫，作為語言美學變革的重要支點。在大眾讀物領域，比如金庸小說中，對西域、漠北和大理等地方少數民族文化的描寫，也為武俠小說的浪漫底色增添了不少內容。這些不勝枚舉的例子表明，無論在雅或俗的意義上，少數民族元素在當代文學和文化生產中的角色悄悄在發生改變。　　三　　在當代漢語關於少數民族抒情和敘事的編織過程中，對藏族歷史與經驗的抒寫，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板塊。比如，在精英文化生產領域，八十年代中後期的扎西達娃、馬原等「先鋒」作家，正是以藏地故事為突破口，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先鋒小說運動的。他們的創作表明，重寫少數民族經驗，不僅是當代漢語小說敘事革命的組成部分，也為當代漢語小說打開了豐富的故事資源。作家阿來在回憶扎西達娃、馬原等作家的寫作時指出：「他們解決了異族題材現代化的問題，一直有很多人寫西藏，但直到他們，才寫的是當代文本，用當代的述說方式來寫藏族的文化。」（見腳印與阿來訪談《阿來的兩個世界》），的確，少數民族題材正是從他們這撥作家筆下開始具有了一種新的美學風格。　　1998年《塵埃落定》的低調出版和出乎意料的成功，大面積地改變了漢語文學讀者對藏地的想像。相比扎西達娃和馬原八十年代寫出的藏地題材小說，這部作品不但在精英漢語讀者中獲得認可，而且一時間洛陽紙貴，得到了最大範圍內的傳播。可以說，《塵埃落定》是第一部被精英與大眾同時喜歡的關於藏地的當代漢語小說，它最大限度地喚醒了人們對藏文化的興趣。　　從此，中國讀者，甚至西方讀者，都開始重新認識藏族、藏區的歷史文化，並催生了各類相關文藝作品的生產、傳播和消費。文化市場上先後趕集般出現藏族題材的小說、影視作品，甚至是詩集。《藏地牛皮書》《藏獒》《蓮花》《水乳大地》《藏地密碼》《倉央嘉措詩集》等等，難以計數。通過這些作品，許多人從文本上的藏區進入現實的西藏。　　與藏文化相關的文藝作品的流行，對藏地宗教文化和自然文化的迷戀，顯示了這個物質主義時代，中國人依然需要精神皈依，需要超越物化處境的心靈引擎。通過這些文本，在世界屋脊之上充滿了宗教和異域浪漫色彩的藏文化，就成了物質主義世界的彼岸。而回顧簡短的當代文化史，我們不得不承認，近十年來的藏文化熱潮，正是從《塵埃落定》這裡開始沸騰起來的。它不僅為這個時代的漢語小說開拓了新的浪漫主義方向，也為「多元一體」（費孝通語）的中國當代文化注入了新的象徵形態。　　四　　藏文化在西方受到持續關注，某種意義上延續了西方對東方的傳統想像和重構的模式。比如，二十世紀初，中國古詩通過日本漢學家引發了西方意象主義詩歌運動，龐德、艾略特等許多詩人都由此獲益；稍後的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哲學，也與《老子》在歐洲的翻譯和流行有關聯；後來美國「垮掉」派詩人對禪宗的推崇，舊金山詩人王紅公、史奈德等對杜甫等詩人的創造性翻譯等，都顯示了西方文化邏輯下一貫的東方形象。　　在當代漢語小說中，《塵埃落定》受到西方持久而廣泛的關注，一方面自然是小說品質的優異，一方面則是對藏文化的西方式興趣。在《塵埃落定》之前，已經有許多僧人和學者關於藏地宗教、文化、歷史的著作在國外流傳。我們常常看到，在許多國外的影視作品，比如好萊塢電影或科幻小說中，藏地的各種元素都常常被作為故事的重要支點。評論家DavidDuckler在關於阿來的評論中指出了這背後的基本文化消費邏輯：「當代關於藏區的文學似乎是貧乏的。西方的寫作者尋找的，是用來彌補自身痼疾的異國情調，或者是用作最後避難的密封於藏族宗教文化中的智慧。」　　《塵埃落定》作為第一部由藏族作家寫藏地的當代長篇小說，它某種意義上彌補了國際讀者心目中藏文化圖景的缺憾：來自本土的浪漫歷史傳奇。「它對我們西方人不辨牛馬的西藏情結有振聾發聵之效。」美國ProjectMuse上的一篇書評如此說道，「西方人非常著迷於世界屋脊上的藏區，我們可以將《紅罌粟》視為《喜馬拉雅》《鹽程萬里》《馬賊》（這些電影擴大和加深了西方人對喇嘛或上師們講述過的藏族智慧的理解）等西方人熟悉的電影之外的另一個關於藏區的優秀文學作品。」　　上述一切，都依賴於《塵埃落定》作為一本好小說所展開的文本世界。二十世紀後期世界小說傳播，某種意義上呈現出一種類似於「出口轉內銷」的模式。在二十世紀前半葉，歐洲現代主義小說潮流影響了世界其他地區作家的寫作，而這些地區，比如拉美、日本、中國等地的作家在以現代主義技藝寫作本土經驗的過程中，形成了新的美學風格。他們的作品，反過來又在歐美作家和讀者中產生巨大影響。阿來這一代中國作家在西方的影響即屬於這類型。　　《塵埃落定》題材上的獨特性，小說的唯美和浪漫氣質，為消費主義的痛苦和痙攣無處不在的中國，為西方陷入晚期資本主義式的枯燥的讀者，都展示了獨特的象徵世界。只要失神的現代世界枯索的靈魂里，還對藏地或世界其他未明的部分抱有幻想性需求，抱有樹立精神的另一極的願望，只要人們將歷史傳奇化的衝動不減退，只要靈魂的漲落比水流更遠，那麼，塵埃就永不落定，「紅罌粟」的傳奇也將在大地上不斷地重新綻放和傳誦。

來源: 《經濟觀察報》 | 責任編輯：蒲文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