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壇 | 宋代金石學的興起對宋代書風的影響

主持人語

　　一般來說，宋代是文人書法的成熟、繁榮時期，而金石學的興起、成熟也是當時的重要現象。由於歐陽修的率先治學，影響所及，蘇軾、黃庭堅等人在帖學之外亦致力於碑刻的研究，並汲取碑版書法的養分，形成了自家獨特的書風面目。可以這樣說，宋代書法不僅是帖學發展的時代高峰，也是最早碑帖結合的成功實踐和典範。碑學書法其實在宋代已開先河，只不過宋代文人書家是將碑版雅化，碑學的影響從屬於帖學潮流，並淹沒於元、明帖學發展的時代潮流之中。

《瘞鶴銘》拓片局部

宋代金石學與法帖的盛行

□張永強

　　對出土的金石資料進行考證與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漢。公元前116年，漢武帝得前代寶鼎，以為祥瑞，改年號為元鼎。隋初，顏之推根據長安出土的秦權銘刻，糾正了《史記·秦始皇本紀》中的人名錯誤，開利用出土金石資料證史的先例。至北宋時期，由於文人士大夫乃至皇帝的提倡，迎來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金石學的高潮，出現了一批重要的奠基之作。

　　宋代金石學的興起，是與宋人對金石實物的集中保存與整理研究密切相關的。宋代法帖盛行，金石學在宋代法帖的摹刻與研究中也有所體現。

　　一、金石學興起的背景

　　北宋景德元年（1004），宋真宗下詔，前代帝王陵墓、名臣賢士以及無主碑碣、石獸等，「敢壞者論如律」（《宋大詔令集》）。這對北宋中期以來文人士大夫對漢唐碑石進行著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在收集拓本之外，宋人對碑石原物也加強了保護。但是，對石刻的破壞並沒有因此得到遏制。《宋史》卷二八四記載，宋仁宗景祐年間，太后派遣宦者起浮圖於京兆城中，前守姜遵盡毀古碑碣充建築之用，「唐賢臣墓石十亡七八」。吳曾《能改齋漫錄》：「元祐中，韓丞相玉汝帥長安，修石橋，督責甚峻。村民急於應期，率皆磨石刻以代之，前人之碑盡矣。」趙明誠《金石錄》記《顏勤禮碑》跋云：「元祐間，有守長安者，後圃建亭榭，多輦取境內古石刻以為基址。」1922年《顏勤禮碑》在西安被重新發現，其一側文字被磨平，作為建築材料得以倖存。這還算幸運。那些完全被磨平的漢唐碑石，只能等同瓦礫了。類似的記錄在宋人的筆記中還有不少。有感於這種耳聞目睹，宋人以著錄、摹刻、字學整理以及題跋等方式，對金石文字進行了保存和研究，掀起了歷史上第一個金石學的高潮。

　　歐陽修在《集古錄序》中闡明了保存金石的意義，即「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他的這一觀念，自提出以來，一直為後人所遵循。宋人編纂的一些金石學著作，目前能見到的主要有十餘種，如《集古錄跋尾》《集古錄目》《金石錄》《隸釋》《隸韻》《輿地碑記目》《寶刻叢編》《寶刻類編》等。其特點是金、石兼錄，而以石刻為主。據當代學者劉昭瑞統計，這些書中著錄的石刻資料除去重複的，有五千五百種左右，而其中以跋尾、錄文形式著錄的不到五分之一，絕大部分都是以存目的形式來著錄的。以這種形式著錄的石刻，直到今日仍具有多方面的學術研究價值。

　　二、宋代刻帖與金石資料的保存與研究

　　自《淳化閣帖》開始，北宋刻帖盛行。刻帖的最初目的是為了保存名家法書，為學習書法之用。受法帖拓印流傳的影響，從宋代開始也出現了一些利用摹寫圖形的方法專門保存金石文字的法帖。如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呂大臨《考古圖》、王黼《宣和博古圖》等，主要保存青銅古器器形及銘文。收錄出土金石碑版的叢帖，則以王寀於大觀三年（1109）編刻的《汝帖》為代表。王寀雖有好異標奇的毛病，所刻往往摘錄數行片語，但是《汝帖》中也保存了不少有價值的金石資料。如《商器款識》《詛楚文》《石鼓文》《芝罘刻石》《泰山刻石》《州輔碑》《吊比干文》《魏孔羨碑》，以及北齊、南朝的銘刻等，或筆畫完整，或原石已佚，都賴此帖以存。又如南宋嘉定八年（1215）留元剛所刻《忠義堂帖》，專集顏真卿書法，碑帖兼收，其中對顏書《東方朔畫像贊碑》《郭公廟碑》《放生池碑記》等的完整內容都據拓本進行了摹刻，其研究價值自是不言而喻。

　　值得一提的是，黃伯思《東觀餘論》、董逌《廣川書跋》等書中增加了較多談論碑刻書法的內容。如《東觀餘論》將米芾所著《法帖刊誤》《秘閣法帖跋》全文收錄，反映了當時法帖研究的權威成果。

　　三、碑林的誕生及宋人的重刻法書意識

　　我國歷史上第一次有意識地保護石刻史料也始於北宋初期。據北宋建隆三年（962）所立《重修文宣王廟記》、北宋元祐五年（1090）《京兆府府學新移石經記》等記載，長安城內遺存的唐《開成石經》被遷入新城之內的國子監或文廟。之後唐玄宗御書《石台孝經》以及大批漢唐碑石陸續移來，促成了西安碑林這一聞名於世的石刻寶庫的形成。

　　此前不被人注意的一個現象是，北宋在對古代碑刻進行集中保護的同時，還翻刻了一些前代的名碑，如李斯《嶧山刻石》、虞世南《孔子廟堂碑》、李陽冰《三墳記》、張旭《肚痛帖》《斷千文》、顏真卿《爭座位帖》等，還增刻了北宋初期郭忠恕、夢英等書法名家的作品。上述碑刻一般因陋就簡，刻於其他唐碑的碑陰。據學者路遠的研究，著名的《集王聖教序》也可能是宋人的翻刻。

　　由上述所舉來看，宋人翻刻的碑刻所據的一個主要標準，就是選擇書法名家的作品。這與北宋時期刻帖流行的風氣不無關聯。

　　北宋熙寧年間，孫覺在湖州創建墨妙亭，將吳興地區的漢唐碑刻進行集中保存並翻刻流傳，其中有著名的漢代《三費碑》和顏真卿的許多碑刻。蘇東坡為此撰《墨妙亭記》以敘其盛。蘇軾還請文勛對《琅琊台刻石》據舊本重新摹刻，置於超然台上。這些做法，應該也是當時刻帖風潮下的產物。

「宋四家」的金石情結

□楊寶林

　　蘇軾、黃庭堅、米芾和蔡襄被稱為「宋四家」，他們無疑是宋代書壇的傑出代表。當代書家馬國權《宋代書勢》說：「宋書唯意論非公，心造源生古法中。模晉窺唐開韻趣，蘇黃米蔡各稱雄。」說他們的成功在於師法晉唐，與古為徒，不無道理。北宋是金石學的興盛時期，「宋四家」大都與金石學家有交集。如果從金石學角度來審視他們的書法，也許是一條新思路。

　　金石學興起於宋，劉敞、歐陽修、李公麟、呂大臨、趙明誠等都是著名的金石學家。金石學主要以古代青銅器和碑石（尤其是其中的銘文和拓片）為研究對象，以其訂正經史、辨析文字，有時也欣賞其書藝。鄭樵《通志·金石略》說：「三代而上，唯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詳其文而用豐碑。」李瑞清說的「求篆於金，求分於石」，那是指秦漢以前。六朝以來，楷書也入碑，因而金石學也包括了唐楷。隨著《閣帖》的盛行，考證法帖的真偽也成為金石學研究的內容。

　　歐陽修的《集古錄》是現存最早的一部金石學著作，收錄周初至晚唐五代金石拓本數千篇，編為一千卷，規模龐大。他在《跋王獻之法帖》中說：「予常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迹，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候病、敘暌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丑，百態橫生，披捲髮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後世得之，以為奇玩，而想見其人也。至於高文大冊，何嘗用此？」這段題跋既論書法審美，又有人情味。這種做法也影響了「宋四家」。

　　「宋四家」中，蘇軾與歐陽修關係最為密切。蘇軾應進士科時，歐陽修為主考官，二人遂有師生之誼。蘇軾一生受歐陽修影響很大。蘇軾與李公麟過從甚密，常有詩文往還。李公麟博學多才，工詩善畫，多識古文字。黃庭堅、米芾也與李公麟友善。李公麟的《西園雅集圖》記錄了李公麟、蘇軾、黃庭堅和米芾等16人在駙馬王詵家聚會的情景。這是典型的文人雅集。《蘇軾文集》卷六十九「題跋」有《書篆髓後》，是為鄭惇方《篆髓》所作題跋，涉及到金石學，但更多的還是法帖的辨正。如《辨法帖》《辨官本法帖》等，涉及到了山濤、衛恆、衛夫人、「二王」、庾翼、蕭子云、唐太宗等。如《題山公啟事帖》說：「此卷有山公《啟事》，使人愛玩，尤不與他書比。然吾嘗怪山公薦阮咸之清正寡慾，咸之所為，可謂不然者矣。意以謂心跡不相關，此最晉人之病也。」《題衛夫人書》說：「衛夫人書既不甚工，語意鄙俗，而雲『奉敕』。『敕』字從力，『館』字從舍，皆流俗所為耳。」這裡需要眼力和經驗，而且還有學術。

　　蘇軾擅楷、行、草，而尤以行書最為傑出。蘇軾最善於學書，法帖學「二王」，更主要是學王獻之，其《寒食帖》即可證明。其石刻主要學唐人，如顏真卿和徐浩。黃庭堅說：「東坡先生自比於顏魯公。以余考之，絕長補短，兩公皆一代偉人也。至於行、草、正書，風神皆極似。」黃庭堅是蘇軾弟子，說他楷、行、草皆學顏真卿，也就是說蘇軾的書法也得到了金石的營養。顏真卿繼王羲之以後另立一宗，宋代書家無不得其沾溉。但蘇軾受其影響主要在楷書上，他的字比顏書更豐腴雍容、更靈活。

　　黃庭堅對金石學思考得更多一些。他對《石鼓文》評價頗高，也頗有會心。《山谷論書》中說：「《石鼓文》筆法如圭璋特達，非後人所能贗作。熟觀此書，可得正書、行草法。非老夫臆說，蓋王右軍亦云爾。」《石鼓文》為秦時書法，筆法高古。黃庭堅認為後來的楷、行、草都受其影響。這說明黃庭堅是有意追求高古。他又說：「周秦古器銘，皆科斗文字，其文章爾雅，朝夕玩之，可以披剝華偽，自見至情。雖戲弄翰墨，不為無補。」他看到的是青銅器銘文，即金文。他不僅喜歡文字，還愛其文章，因為當時不時發現青銅器銘文，欣賞把玩已形成一種風氣。羅振玉說「澤古深者書自工」，是有道理的。《山谷題跋》中辨正法帖的就更多了。

　　黃庭堅的書法明顯受金石學的影響，尤其是受《瘞鶴銘》的影響。《瘞鶴銘》為焦山刻石，應為南朝之物，對後代影響很大。黃庭堅曾說：「大字無過《瘞鶴銘》。」他的書法，尤其是行書，從《瘞鶴銘》中吸取不少有益的東西。如其結字上的中宮收緊，筆勢上的向四周輻射，及用筆長槍大戟、舒展蕭散等都取法於《瘞鶴銘》。

　　「宋四家」中，米芾是最有個性的人。他對篆、隸也有過論述，如《海岳名言》中說：「書至隸興，大篆古法大壞矣。篆籀各隨字形大小，故知百物之狀，活動圓備，各各自足。隸乃有展促之勢，而三代法亡矣。」米芾強調古法，說隸書破壞了古法。大篆字形大小參差不齊，筆畫多的就大，反之則小，隨物賦形，極具天然之美。而隸書破壞「六書」，合併部首，大小化一，古法蕩然不存矣。文字發展變化是趨簡的。隸書破圓為方、書寫簡易也是有利於文化傳播的。米芾則顯得有些保守。他在《海岳名言》中果斷地說：「石刻不可學。」他認為石刻經過刻工的加工潤色，已經不是原來的書寫狀態了，學書者必須根據真跡才能得趣味。米芾的說法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在他那個時代，能見到真跡的有幾人？名作上石，可以化身千百，更有利於書法的傳播。

　　米芾是集古自成家，曾遍臨古代法帖、石刻。他自述學過顏真卿、柳公權、褚遂良。他對「二王」也下了很大功夫，據說傳世的王獻之《中秋帖》就是他的臨本。他是由唐入晉，取百家之長。他說：「去顏肉，增褚骨。發天秀，助神物。敢竊議，增骨突。」（《書法贊》）米芾的成功在於善於學書。他挑剔顏柳、指責「二王」，頗有禪宗呵佛罵祖的意味。

　　蔡襄學書是老實本分的。蘇、黃、米、蔡的「蔡」應是蔡京，因其人品質低劣，故易為襄。蔡襄與歐陽修同朝為官，關係友善，時常切磋書藝。也許受歐陽修影響，蔡襄亦究心金石，崇尚古法。他在《論書》中說：「近世篆書，好為奇特，都無古意。」又說：「學書之要，唯取其神氣為佳。若摹象體勢，雖形似而無情神，乃不知書者所為爾。曾觀《石鼓文》，愛其古質，物象形勢有所思焉。及得《原叔彝器銘》，又知古之篆文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唯其意之所欲，然亦有工拙。秦漢以來，裁成一體，故古文所見止此，惜哉！」他讚歎《石鼓文》古質、《原叔彝器銘》自然靈活。但他認為二者有「工拙」之別，可見他也不是一味崇古。

　　蔡襄的書法，時人評價尤高，蘇軾評其「本朝第一」。蔡襄取法多元，然楷書主要學顏真卿的石刻。他規規矩矩地學顏字，然而不死學，而是增加欹側，有動感。正如李瑞清所說：「君謨無一筆不從魯公出，無一筆似魯公。」

　　「宋四家」與金石學是饒有興趣的話題。正是他們與金石學有淵源，才崇尚古法，才各自取得驕人的成就。由於歷史的局限，他們對金石還停留在審美階段，創作的書體僅僅是楷書、行書和草書，沒有在高古的篆隸上下功夫。他們並沒有像清代書家那樣自覺地學金石學，並融入自己的創作，高舉碑派大旗。他們或許就是清代碑學的先聲。

歐陽修的金石研究與蘇、黃的碑帖實踐

□胡湛

　　金石學的興起可追溯到漢代學者對古文字的研究。漢代隸書成熟，但記載有從孔子宅牆壁中發現古文經書，因而就興起了古文經學和今文（隸書）經學之爭。所以研究早期金石銘文就成為一門經學附屬的學問。漢末許慎的《說文解字》是對古文字的研究闡釋，衛恆的《四體書勢》是對古文的記述和審美讚頌，曹魏的《三體石經》是對古文、小篆與隸書的對照刊刻。這些都是其時對早期金石文字的關注。北魏酈道元《水經注》中有許多文字記載了各地所存古碑刻。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書證」篇有對漢《徐整碑》的考證文字。傳王羲之所作的《題筆陣圖後》中說：「予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鍾繇、梁鵠書，又之洛下，見蔡邕《石經》三體書，又於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岳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耳。遂改本師，仍於眾碑學焉。」許多學者以王羲之身處東晉不可能到江北看碑，遂認為王羲之此文為偽。但實際上，東晉與北方對峙，很多時候並不是以長江為界，而是以黃河為界。上述諸碑，王羲之是完全有可能看到的。即使所傳書論作者不是王羲之，是成文於唐以前的偽托，但文中觀點也說明南北朝或唐以前書家和學者已對碑學有所關注。

　　唐代是書法大發展、大繁榮的時代。唐代書家除了多論筆法，其實對金石學也多所關注。李隆基善寫隸書，現立於西安碑林的《石台孝經》就是效法漢《熹平石經》而撰寫的。因其倡導而興起了唐代一個時期的篆隸書復興熱潮，湧現了像韓擇木、史惟則、蔡有鄰等隸書名家和直接效法李斯的李陽冰。晚唐韓愈關注《石鼓文》，撰寫了長詩《石鼓歌》。但這些對金石的關注都很零散，金石學的真正興起要到宋代。

　　說來蹊蹺，宋代金石學的興起是緣於歐陽修對古文的搜集整理。其為倡導古文，從典籍之外廣為搜集吉金碑刻文字，傾一生精力編成《集古錄》（據稱有一千卷），並撰寫了跋語成《集古錄跋尾》十卷。其兒子歐陽棐接續父業，著《集古錄目》二十卷。這一浩大工程開創出宋代研究金石學的專門學問。歐陽修在《集古錄跋尾》中多次談到他對北碑書法特徵的認識。如其跋《魯孔子廟碑》說：「後魏、北齊時書多若此。筆畫不甚佳，然亦不俗。而往往相類。疑其一時所尚，當自有法。又其點畫多異，故錄之，以備廣覽。」其跋《北齊常山義七級碑》說：「文為聲偶，頗奇怪。而字畫亦佳，往往有古法。」其跋《北齊石浮圖記》說：「碑文鄙俚，而鐫刻時時訛謬。字有完者，筆畫清婉可喜。」歐陽修初步發現了北碑碑文或用聲偶駢文，而文字書法具有自成體系的奇特之美。歐陽修的弟子曾鞏步其後塵，搜集整理撰寫了書名更直截了當的《金石錄》。隨後又有趙明誠著《金石錄》、無名氏著《京兆金石錄》《天下碑錄》《諸道石刻錄》《訪碑錄》等。另外有呂大臨的《考古圖》、李公麟的《考古圖》。王黼為宋徽宗編輯的《宣和博古圖》，多為對金石器物的圖形描繪和銘文拓取、記述、考釋等。南宋則有陳思《寶刻叢編》、洪适《隸釋》《隸韻》、王象之《輿地紀勝》、無名氏《寶刻類編》等。《輿地紀勝》則開啟了地方志設立古迹名勝的「金石碑刻」條目內容。金石學之後逐漸成為一門顯學。

　　歐陽修致力於金石搜集整理，但其書法風格一生只限於其所推崇的顏體；對金石碑刻，沒有發現任何借鑒吸收的痕迹。「宋四家」中，蔡襄與歐陽修同時，情況也類似，亦多受唐代顏書影響，亦無借鑒碑版的痕迹。不過歐陽修對金石碑版的搜集整理，對他的學生蘇軾等在書法上產生了影響。

　　蘇軾《題遺教經》說：「仆嘗見歐陽文忠公，雲《遺教經》非逸少筆，……顧筆畫精穩，自可為師法。」這個跋語說明，蘇軾有機會得到歐陽修收藏古碑帖書跡的欣賞分享，並共同進行鑒賞。對歐陽修搜集到的《遺教經》，他並不贊成乃師說此作不是王羲之遺迹的觀點，但認為無論其是何人手筆，只要筆畫精穩完好，就可以師法學習。這表現了蘇軾理性的審美鑒賞和取法廣泛的博學態度。歐陽修欣賞這則《遺教經》很可能就像黃庭堅一樣，因為其喜歡《瘞鶴銘》，也把《瘞鶴銘》說成是王羲之的手筆。在蘇軾的題跋或論書詩等散見的書論中，我們並不能看到他明確的論金石碑版的文字。蘇軾有過一首論書詩，說「我雖不善書，曉書莫若我」。這個「曉書莫若我」，其中的詭秘含義是否就隱藏著他暗自發現北碑的藝術魅力，並悄悄吸收化用之？蘇軾是書法大家，也是碑刻銘文撰寫裏手。其博涉儒釋道，對很多碑銘自然諳熟於心。著名的《表忠觀碑》《齊州舍利塔銘》等都是其典型的碑銘書跡。而觀其代表作《寒食帖》《渡海帖》等書跡，其中「泥」「戶」「屋」「九」「庖」等字之撇、捺的拓筆舒展、斜畫緊結的結構和筆勢與洛陽《龍門造像記》魏碑別無二致，而與端嚴之唐楷則相去甚遠。蘇軾告誡米芾等要上溯於晉帖，但他並沒有明確地說要取法北碑。

　　黃庭堅這位入門學士則是心領神會。他在肯定乃師「學問文章之氣」的同時，潛心研究《瘞鶴銘》等碑版。在其一些論書題跋中，嘗論及「先秦古器科斗文字」「李斯《嶧山碑》」。而且，他以敏銳之思，及早發現了文人帖學的弊端。他說：「數十年來，士大夫作字，尚華藻而筆不實，以風檣陣馬為痛快，以插花舞女為姿媚，殊不知古人用筆也。」他最早提出了「凡書要拙多於巧」的審美觀，比一般認為是開啟清代碑學審美觀念的傅山「寧拙毋巧」論要早近六百年。黃庭堅喜愛摩崖《瘞鶴銘》碑版書風，並以之作為自己創新書風的依據。他稱：「大字無過《瘞鶴銘》，小字莫做痴凍蠅。隋人做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黃庭堅以摩崖書《瘞鶴銘》融會帖學，終於形成了自己筆畫厚實、雄逸、圓潤、洒脫、從容，結字長槍大戟、縱橫捭闔的黃氏行書書風。他與蘇軾一道成為宋代開創時代新風的典範。這其中的一個奧妙就是其在歐陽修開創的宋代金石碑學研究風氣下，自覺將碑刻書法應用於創作實踐，從而取得了卓越的成功。

　　從米芾流傳下的書跡看，其寫過很稚拙的小篆文字。這應該是受這種金石學研究風氣影響的結果。米芾曾說「石刻不可學」，從反面證明其時已有的學石刻之風氣。

　　北宋之後，書家只是模擬蘇、黃書法外形，卻不明了其由唐崇晉的同時也借鑒、汲取了北碑的營養，因而只能是徒得其外貌一二，終難得其神髓。而刻帖的興盛又將宋代興起的這一重要書法傳統淹沒，致使元明之後，雖仍有學者致力金石學研究，但書法創作每況愈下。直到清代樸學興起，文人帖學走向死胡同後，金石學在持續深入傳承發展中，終於又進入書家取法的視野，迎來了書法發展的一個時代性歷史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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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書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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