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與管理之道

《中庸》相傳是子思的作品，但同孟子的關係極大。人們一般認為，孟子的思想本原來自子思。加上《中庸》在中國思想史上具有特殊地位，所以，有必要指出《中庸》與傳統管理思想的關係。

「中庸」這一概念是孔子提出的，《論語·雍也》載：「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此後，中庸成為儒學的重要思想，在《禮記》中以專門篇章論述。自從宋代理學家二程和朱熹選編《四書》後，原來《禮記》中的《大學》和《中庸》兩篇立即身價倍增，此後儒學信徒認為，儒家學說的精髓盡在其中。儘管人們通常都以「四書五經」連稱，但宋人選編的《四書》影響之大，很快就超過了原本正宗的《五經》，明清時期，《四書》普及率遠遠在《五經》之上。

現行本《禮記》，本身就是西漢人戴聖編輯的，其中各篇的成書時間和作者爭論極多。關於《中庸》一篇，通常認為是孔子之孫子思所寫。然而，宋代歐陽修就對其提出疑問，清代袁枚、俞樾、崔述為此辯論不止，現代人馮友蘭、徐復觀各執一詞。這種考證，並不否定《中庸》在歷史上的巨大影響。作為普通讀者，不需要弄清它的各章出處和具體作者，只需要掌握它的思想內涵和社會價值，文本考證可以留給專家繼續進行，我們只需要關心它對歷史上的管理思想有何貢獻。

關於儒家經典在思想史上的影響，受很多因素制約，但有一個人們似乎都不大注意的操作性細節值得重視，即《四書五經》的閱讀年齡及其先後順序。所有讀書人幾乎都有一個感受：同一本書，閱讀的年齡不一樣，經歷不一樣，所能理解和掌握的內容差別很大。一般來說，積澱越豐富，閱歷越廣泛，讀書越得法，闡釋越透徹。然而，少兒時不大理解盲目背誦的篇章，有可能在無意識層面所起的作用更大，在本人都覺察不到的情況下更能影響人的行為。成年的閱讀會提高理性，童年的閱讀會塑造性格。所以，了解古人的閱讀順序，能夠幫助我們認識經典在古人身上的作用。

自從《四書》被欽定為官方教材後，小孩學習的順序是：先用《三字經》《百家姓》等啟蒙讀物識字，再讀《四書》入門，最後才是讀《五經》深造。所以，正經讀書人讀《四書》的年齡，正是十歲上下最淘氣的時候，可以想像，其閱讀只能是囫圇吞棗，機械背誦，即便有所理解，也是一知半解懵懵懂懂。到了真正「有志於學」的年齡，則要在更為艱難的《五經》中確定一經或幾經，爬梳文字，由註疏到箋讀，由考證到解詁，訂正章句異同，剖析微言大義。清末學制改革後，《四書》明確為小學教科書，也能夠反映出其閱讀年齡段。這種順序，勢必導致學童對《四書》的感知大於理解，對於其中的思想深度，需要在讀經以後再反身求之。

《四書》的閱讀是在少年時段完成的，而《四書》的難易程度又不大一樣。在二程和朱熹選編《四書》時，他們認為《大學》是「初學入德之門」，所以為首篇；「《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是入門後的初級訓練；《中庸》則是「孔門傳授心法」的要籍，「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難度最大，所以列在最後。如果以少林武功比喻，《大學》相當於少林長拳，《論語》和《孟子》相當於少林七十二絕技，《中庸》則相當於易筋正法。但是，後人在出版時，為了照顧篇幅和格式的一致，把《中庸》提前，變成了現在通行的《學》→《庸》→《論》→《孟》次序。這樣的排列，在文字形式上當然更齊整，但在內容理解上卻給學童增加了難度。本來，朱熹列出讀《四書》的順序是：「學問當以《大學》為先，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中庸》工夫密，規模大。」（《朱子語類》，下同）。然而，編排順序不可能不產生閱讀先後的影響。如果沒有《論》《孟》的底子，先讀《中庸》，只會加劇小孩子半懂不懂的狀態。對此，朱熹再三告誡：「《中庸》，初學者未當理會。」「《中庸》之書難看。中間說鬼說神，都無理會。學者須是見得個道理了，方可看此書，將來印證。」朱熹認為，只要先把《大學》和《論》《孟》讀通，就有了一半讀《中庸》的底子。而讀《中庸》，也先不要細究，只需掌握綱領。就像練武功，先從少林長拳練起，同時把易筋經的口訣背下來，是否掌握其中的奧妙沒關係，在今後的練功升級中慢慢領悟。

關於《中庸》的思想綱領，歷代有許多解釋。清代崔述在《崔東壁遺書》中稱《中庸》一書「探賾索隱，欲極微妙之致」。用更古老的話說，就是《尚書·大禹謨》中所說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人心需要時時警惕，道心需要細細體察，所謂中庸之道，就是專心致志，精益求精，以誠為本，守其本心，秉行中正之道。這種學理推敲需要進行繁複的說明，但如果從性格養成的角度看，尤其是從初學者為兒童的角度看，所謂中庸，核心就是一個字——誠。從最簡單的日用常事做起，在不知不覺中紮好下盤，打好基礎。

為了說明「誠」，《中庸》給出了「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的邏輯體系。那麼，什麼是天命？天命中的「天」到底是什麼含義？按照子思的回答，「天」就是「誠」。「誠者，天之道也。」錢穆先生對此解釋得十分實際：天以誠示人，「天體乃真實有此天體，群星真實有此群星，太陽真實有此太陽，地球真實有此地球。凡此皆真實不妄。」子思的原話乾脆概括為「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所以，天道即誠實之道。這種誠實之道下貫到人物，就是天命。「天命之謂性」的含義，是天道下貫，賦予萬物和人類本性。二程說：「天道降而在人，故謂之性。」

天道至大，人則不然。沒有人的參與，天道始終是自在的。人順應天道，以天道引導自己的行為，才能自覺。此即「率性之謂道」。這裡的「率」字是假借，本來應當作〖辶率〗，即先導之義。通過人的努力把本性引導出來，這就是道。由於它是人努力的結果，所以也稱「達道」。這種道，實際上是把自然法則運用到社會上來。按照《中庸》的解釋，「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仁、智、勇是人的內在之德，義、禮、信為人的外在之道，歸結到一體就是誠。由此推論，「三綱五常」的內核是誠。

中庸之道，並不像人們平常理解的和稀泥、無是非，也不是對摺式各打五十大板，更不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辯證法模式。中為恰當，庸為平常，是最為一般也最為普遍的社會原理，這種社會原理又來自於自然天道。「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它不需要高深的基礎，雖凡夫愚婦，亦可行之。因為它滲透在日常生活之中。「中」有未發之「中」與隨時之「中」。當一個人沒有任何行為，卻在意識層面能夠把自己的思想控制得恰當好處，在無意識層面能夠養成「中」的習慣，才能隨時得「中」（也可把內在之中稱「中」，把外顯之中稱「和」）。所以，中庸或者「誠」，完全可以表現為一種下意識的習以為常。孟子所說的「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盡心上》），就是指這種大眾化的中庸之道。

如果深入探究，中庸又可以引發出極高明的學問。下意識層面合乎中庸之道，普通人完全可以做到；對中庸形成理性的深層認知，聖人也有不可企及之處。所以，子思認為，中庸之道有平常淺近的一面，也有極其高深的一面。「君子之道，費（廣泛）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對此，朱熹更加強調中庸之道的日常淺近一面。他說，中庸是平常糧食，不是珍饈美味。「中是道理之模樣，誠是道理之實處。」「中、庸只是一事，就那頭看是中，就這頭看是庸。」夏天穿單，冬季穿棉，就是中庸。如果夏天擁火爐，冬季搖扇子，就是失中。守常不能，就要權變，而變得是，仍舊是平常。也許，對平易常用的強調，更適合於經驗不足的學生來理解中庸。而事業成就後回過頭來對中庸的探究，更適合於上層君子的修習。

儘管中庸滲透在日常生活之中，但是，從自在到自覺還有很大提升空間，所以需要修行。「修道之謂教」，通過修習使自己對中庸的理解不斷深化。「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把後天的修養與先天的性命融為一體。誠者固然是天之道，而誠之者就是人之道。所謂誠之者，就是「擇善而固執之者也」。為了達到中庸而有意識的努力，執著地向善行發展，這是人為向天道無限靠近的不二法門。這種修習需要一步一步由近及遠，由淺入深。「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學習是修道的重要環節，子思強調學習中的學問、思辨和知行關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所有這一切，都圍繞著「誠」展開。「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中庸的實現，可以使人之道和天之道融為一體，實現儒家的天人合一（有別於道家的天人合一）。「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中庸》的這一思想體系，對管理有著特殊意義。它對天人關係給出了儒家的解釋。孔子很少說天命，而《中庸》卻以天命開端，引出關於「誠」的全部學說。這一點，對於儒學具有重要思想價值。任何管理，都要回答一個問題，即行為正當性的判斷（也可稱為合法性，但國內的語境下，合法性一詞有時不包含正當性含義，所以用正當性更準確一些）。人的認知總是有限的，如何在正當性上達成共識，是一個哲學難題。孔子的儒學，對正當性的論證建立在經驗的基礎上，這就需要不厭其煩地歸納並論證。而《中庸》則把正當性歸之於天，無須經驗證明。商周以來，從天命中尋找正當性的人物不少，但是，把天解釋為誠是從子思開始的。以誠釋天，由天況人，這就給人的行為的正當性確定了一個先驗前提。天道無不誠實，只有人類才會產生虛偽。人的行為是否正當，要以天道為尺度。儘管誠還是需要解釋的，但這種解釋在《中庸》里已經不是論證式解釋，而是理解性解釋。誠的表現是可以解釋的，但誠是否存在則不需要解釋，一句「天之道」就可以等同於公理。任何管理，都需要有一個無須證明的前提，《中庸》給定的社會管理前提就是「誠」。它來自於天，不證自明。既然人類社會之道是誠道，商道即誠道即無須證明。

需要指出，現代管理也十分重視誠信。西方經濟學以利害分析來論證誠信的積極作用，這種論證恰恰破解了誠信的先驗性。今日有不少人講誠信，所依據的邏輯是：只有誠信，才能降低交易成本，才可賺取更多利潤。這在經驗層次上固然沒錯，但卻否定了「誠者，天之道」的先驗性。因為按照這一邏輯，如果不誠信能夠比誠信更賺錢，那就完全有理由選擇不講誠信。而《中庸》之「誠」，無論是否有利，甚至無論是否有用，它都具有不可辯駁也不能辯駁的正當性。所以，現代管理能否把古代誠信移植過來，反過來說，古代誠信是否適用於現代，其中存在著巨大的障礙。簡單地把《中庸》的核心觀念介紹給當今的企業家，有可能無法培育出現代商業誠信，甚至會適得其反。因為現代誠信是指行為本身的誠信，而《中庸》強調的古代誠信是來自天道的誠信。按照《中庸》，行為的正當性不是看是否對自己有利（哪怕是對整個人類有利），而是看是否符合天道。誠信是來自於自身理性還是來自於天道信仰，這是古今思想的重大差別。但是，了解《中庸》的思想，可以激發對商業社會的反思。正如古代的自然法思想和中世紀的神法思想，可以對人類法提供正當性標準一樣，《中庸》是以天道之誠為人類之誠提供了正當性標準。現代性以世俗化打破了神學的禁錮，而神學的價值觀反過來檢驗著現代化的正當性。據說培根曾經說過：「稍微懂點哲學的人會傾向於無神論，而深究哲理則會使人的思想更接近宗教。」（Alittlephilosophyinclinethmen』smindstoatheism,butdepthinphilosophybringethmen』smindsabouttoreligion.）我們曾經以為砸爛孔家店就是走向現代，但到最後會發現，「頭頂三尺有神靈」的信仰，並不能簡單地等同於愚昧無知。

即便《中庸》的核心思想不能用於當代管理，它所倡導的修習方式也十分值得當代管理者借鑒。少年時代背誦《中庸》，哪怕不理解其中的奧妙大義，相關文句卻會積澱在潛意識深處。粗知皮毛的半懂不懂，也能影響到性格形成。在當今，商業道德是一個世界性話題。曾經長期主編《哈佛商業評論》的安德魯斯曾經撰文說過，個人的道德品質是遠在加入公司以圖謀生之前，通過家庭、教堂、學校等方面的影響下形成的。而現代化教育弱化了家庭的道德培育功能，糟糕的學校教育無力承擔起家庭不再擔負的社會責任，宗教的作用也不像過去那樣有用。人們只知道譴責那些缺乏道德血液的企業家和經理人，卻忘了他們正是在譴責者造成的現代環境中成長起來的。至於工商教育，已經有嚴肅的研究表明，學習經濟學和工商管理的學生，其道德水平低於其他專業的學生，這無疑是一個諷刺。當我們呼喚「基業長青」時，我們可能正在挖基業的牆角。而《中庸》倡導的學習方式，毫無疑問是在夯實道德的地基。儘管高樓大廈蓋起來以後，已經無法看到地下的夯土層，然而地基沒有打好的樓房，外表再華麗也靠不住。當今有太多的「頂層設計」，有太多的摩天大廈，然而基層往往在潰爛，基礎往往不穩固。對此，我們不一定需要回到《中庸》的時代，卻迫切需要重振《中庸》的方法和路徑。最起碼，當我們沉迷於組織與戰略、成本與利潤等管理問題時，需要想想，管理的地基是否堅固？管理之術對應的是管理之道是什麼？管理之道的正當性來自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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