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吳晗的《「社會賢達」錢牧齋》談起

蘇劇《紅豆祭》劇照。該劇主要講錢謙益不守氣節仕清，柳如是與其恩斷義絕。

　　錢謙益作為一個文人，在明末清初文壇上享有至高無上的聲譽。《清史稿?文苑傳》對他是讚譽有加的：「博學工詞章」，「為文博贍，諳悉朝典，詩尤擅其勝，明季王李號稱復古，文體日下，(錢)謙益起而力振之」。在當時社會，學而優則仕，科舉是陞官的階梯，高中進士以後便踏上了仕途。這是每一個士子孜孜以求的目標。但是，並非每一個學問淵博、詩文高超的文人都適合從政、做官，錢謙益就是一個例證。他的政治生涯不斷遭受挫折，整個一生演繹了一幕幕悲劇，悲劇的根源就是政治。渴望從政、陞官，因為書生氣太足而玩不轉政治，卻被政治所玩弄，直至被政治所拋棄。這無疑是文人從政的悲劇。

　　綜觀錢謙益的一生，在明朝四度出任官職，前後加起來不足五年；在南明與清朝擔任官職，還不到一年。客觀地說，崇禎十七年以前，他的大節無虧；在明清鼎革之際，沒有堅持自己的諾言——「永絕仕進之路，進可以收晚節，退可以保全殘生」，在政治生涯的末端，晚節不保，鑄就了悲劇結局。

　　康熙三年五月二十四日，纏綿於病榻的他，走完了悲劇之路。門生歸庄《祭錢牧齋先生文》寫道：「先生素不喜道學，故居家多恣意，不滿於輿論，而尤取怨於同宗。」在逆境中的他，秉性如故，死後麻煩不斷。屍骨未寒，靈堂猶在，同族中人即來勒索錢財古玩。六月二十八日，夫人柳如是憤而投環自盡，以殉家難。悲劇之後的另一幕悲劇，恐怕他生前是難以預料的。

　　更具悲劇意味的是，他身後不斷遭到貶損，湧來的都是冷嘲熱諷，使他在黃泉之下也不得安寧。

　　從吳晗的《「社會賢達」錢牧齋》談起

　　大名鼎鼎的錢謙益，無論是在他所處的明末清初時期，還是後世，都是一個有爭議的人物。在晚明的黨爭中，他作為東林名士不斷遭到「閹黨」及其餘孽的攻訐；在東林遺孤的心目中，他屈從於馬士英，為閹黨餘孽阮大鋮翻案，可謂東林之叛逆；在明朝的遺老遺少心目中，他投降清朝，出任禮部侍郎，是一個沒有氣節的民族敗類；在清朝統治者看來，他朝秦暮楚，左右搖擺，不過是一個沒有骨氣的「貳臣」而已。到了現代歷史學家筆下，他也常遭貶損。1948年吳晗在《中國建設》第六卷第五期上，發表了頗有影響的《「社會賢達」錢牧齋》，這篇文章後來收入《讀史札記》(三聯，1956)，可見他依然堅信自己的觀點。

　　這篇文章只有開頭幾句讚揚的話：「就錢牧齋對明初史料的貢獻說，我是很推崇這個學者的。二十年前讀他的《初學集》、《有學集》、《國初群雄事略》、《太祖實錄辨證》諸書，覺得他的學力見解，實在比王弇州(世貞)、朱國禎高。」除了這幾十個字，通篇都是諷刺挖苦、嬉笑怒罵的文字，把他說得一無是處：「人品實在差得很，年輕時是個浪子，中年是熱中的政客，晚年是投清的漢奸，居鄉時是土豪劣紳，在朝是貪官污吏。一生翻翻覆覆沒有立場，沒有民族氣節，除了想作官以外，從沒有想到別的。」話語說得過於情緒化、絕對化，不像是在作歷史研究：「他的一點兒成就、虛名、享受，全盤建立在對人民剝削的基礎之上。是一個道地的完全的小人、壞人。」還說：「三百年前，他的名氣真大，東林巨子，文壇領袖，斯文宗主，而且還是幕後的牽線人物，只是作官的日子短，在野的年代長，以他當時的聲名而論，倒是個"社會賢達』也。」

　　作者搜羅了不少資料，也搞了一些考證，但是不能和早年的《胡惟庸黨案考》的學術水平相提並論，因為作者企圖借用歷史來影射當時的「社會賢達」，不得不犧牲實證史學的原則。在徹底否定他的政治立場和人格品質之後，連他的學問成就也嗤之以鼻了，認為他在學術方面的成就實在有限得很，不足掛齒。所持的邏輯是：「他有機會在內閣閱讀到《昭示奸黨錄》、《清教錄》一類秘本，他有錢能花一千二百兩銀子買一部宋本《漢書》，以及收藏類似俞本《皇明紀事錄》之類秘笈，有絳雲樓那樣收藏精博的私有圖書館，從而作點考據工作，實在沒有什麼了不起。」

　　如果是學術研究，完全可以平心靜氣，不必如此意氣用事。現在看起來，《「社會賢達」錢牧齋》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讓史學論文承擔政論的任務，最終破壞了論文的嚴謹性，是令人遺憾的。

　　關於錢謙益的另一篇有影響的文章，是吉川幸次郎寫的《錢謙益與東林——作為政客的錢謙益》，收入《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6卷(築摩書房，1970)。此文開掘出觀察錢謙益政治生涯的一個新視角：他一生遭受七次重大挫折，焦點集中於「東林」二字。此文雖然不長，卻給讀者深刻的啟示。

　　研究一個有爭議有污點的人物，要理解他所處的時代，面臨的困境，以及他的經歷，作出合理的分析。研究者既需要遵循蘭克所說的「客觀、冷靜、無色彩」的原則，也需要對人物有理解之同情。在這點上，吉川幸次郎比吳晗略勝一籌。

　　我們不妨回顧一下錢謙益的生平與挫折。

　　錢謙益，字受之，一字牧齋，自稱牧齋老人，蘇州府常熟縣人，生於萬曆十年九月二十六日，卒於康熙三年五月二十四日，享年八十二歲。他出生於一個學問世家，祖父和父親都是研究《春秋》經學的大家。他寫於崇禎元年的《請誥命事略》對於家史有一個簡短的回顧，談到祖父錢順時，這樣寫道：

　　先祖與其弟副使公力學奮勵，嘉靖己未(十四年)，會試舉《春秋》第一，觀政吏部。是冬，奉命餉遼東軍，抵家未彌旬而卒。先祖倜儻有大志，不屑為章句小儒，焚膏宿火，講求天文、律歷、河渠、兵、農諸家之學，提綱舉要，薈蕞成書，凡百餘卷，名曰《資世文鑰》，蓋《通典》、《通考》之流亞也。

　　祖父英年早逝(年僅三十)，父親錢世揚只有七歲。關於父親，他這樣寫道：

　　先君諱世揚，年十二三，能諳記五經、《史記》、《文選》，凡百餘萬言。世授胡氏《春秋》，收拾旁魄，搜逖疑互，既成，以授學者。學者咸師尊之，從而執經考疑者繼於門??????先君志節激昂，好談古忠節奇偉事，每稱述楊忠愍(楊繼盛)、海忠介(海瑞)諸公，嚼齒奮臂，欲出其間。卒之日，手定其所寫古文及所輯《古史談苑》，藏弆之以畀謙益，且遺之言曰：「必報國恩，以三不朽自勵，無以三不幸自狃。」嗚呼！謙益其敢忘諸。

　　這樣的家學淵源，造就了錢謙益的才學根底，開拓了一個良好的前程。萬曆二十六年，十七歲的他成為府學生員，八年後，二十五歲的他得中舉人，萬曆三十八年二十九歲的他進士及第，而且是一甲第三名(即所謂探花)。能夠取得這樣好的成績，錢謙益很感謝老師孫承宗，他說：「余舉進士，出吾師高揚公門。」崇禎十五年，里居的錢謙益以「門生」的身份為孫承宗寫的《孫公行狀》，洋洋數萬言，在他的文集中堪稱獨一無二的。在文末寫道：「謙益壯而登公之門，今老矣，其忍畏勢焰，避黨仇，自愛一死，以欺天下萬世。謹件系排贊，作為行狀，以備獻於君父，下之史館，牒請編錄，垂之無窮。」

　　據說，原本他可以高中狀元，結果被湖州人韓敬開後門通路子，暗中更換了名次，由一甲第一名落到了一甲第三名。從學識才氣而論，韓敬哪裡是錢謙益的對手！志在必得的狀元被別人拿去，有些失落，更為失落的是，出任翰林院編修僅僅四個月，就因為父親錢世揚去世，按照朝廷規定的制度，必須丁憂守制服喪二十七個月。不料三年後他並沒有「服滿起複」，原因與當時的政壇紛爭有關。由於李三才遭到無端的攻擊，在東林書院講學的顧憲成寫信給內閣首輔葉向高、吏部尚書孫丕揚，為李三才辯護，結果引來軒然大波，徐兆魁之流聲稱：「顧憲成講學東林，遙執朝政」。此事與萬曆三十八年「大計外官」(考核地方官)、萬曆三十九年「大計京官」(考察京官)糾纏在一起。萬曆四十年顧憲成在一片誹謗聲中與世長辭，正直人士愈發激起為之辯護洗刷的聲浪，於是乎東林派與反東林派之間的朋黨之爭近乎白熱化。與顧憲成關係密切的錢謙益，之所以沒有「服滿起複」，便與這種政治紛爭有關。這一去竟然拖了十年，成為他政治生涯的第一次挫折。

　　泰昌元年，三十九歲的錢謙益得以還朝，恢復原官。天啟元年，他出任浙江主考官，發生了錢千秋科場舞弊案，受到牽連。經過司法部門的審查，此次舞弊案與他無關，但作為主考官「失於察覺」，遭到罰俸的處分。這樣的事情實在有損於他的名望，次年，他就因病告假，回歸故鄉常熟。從復出到告歸還不到兩年，便有了第二次挫折。

　天啟四年，四十三歲的他再度復出，從翰林院編修升任詹事府少詹事，主要承擔《神宗實錄》的編纂工作。這雖然是一個處於政壇邊緣的清閑職務，但由於他的學識聲望，在交往的同道中有不少是東林人士，因此受到魏忠賢為首的「閹黨」的排擠。天啟五年，時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後升任吏部尚書)的王紹徽，秉承魏忠賢的旨意，編製《東林點將錄》，仿照《水滸傳》中梁山一百零八將，編了東林一百零八人的名單，獻給魏忠賢，讓他按照名單把這些人逐個罷黜。此人秉性卑劣，據無名氏《遣愁集》說：「王紹徽為魏忠賢乾兒，官至吏部尚書，進退一人必稟命於忠賢，時稱『王媳婦』。嘗造《點將錄》獻之忠賢，忠賢閱其書嘆曰：『王尚書嫵媚如閨人，筆挾風霜乃爾，真吾家之珍也。』」看得出魏忠賢最為欣賞的是，王紹徽把那些敢於和自己作對的官員一網打盡，提供了一個黑名單：

　　開山元帥托塔天王南京戶部尚書李三才；

　　　　天魁星及時雨大學士葉向高；

　　　　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書趙南星；

　　　　天機星智多星左諭德繆昌期；

　　　　天間星入雲龍左都御史高攀龍；

　　　　地機星神機軍師禮部員外郎顧大章；

　　　　天煞星黑旋風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

　　　　天暗星青面獸浙江道御史房可壯；

　　　　地周星跳澗虎福建道御史周宗建；

　　　　天勇星大刀手左都御史楊漣；

　　　　天雄星豹子頭左僉都御使左光斗；

　　　　天巧星浪子左春坊左諭德錢謙益??????

　　……

　　 就在這一年，魏忠賢大開殺戒，先後有「六君子之獄」、「七君子之獄」，楊漣、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以及周起元、周宗建、繆昌期、高攀龍、李應升、黃尊素、周順昌等人，被逮捕入獄，嚴刑折磨。在這種令人恐怖的氣氛中，錢謙益僅僅被「革職」而已，已經算是不幸中之大幸。這是第三次挫折。

　　崇禎元年，登上皇位不久的朱由檢撥亂反正，嚴懲魏忠賢及其黨羽，清查「閹黨逆案」，為遭到迫害的東林諸君子平反昭雪，作為「東林魁首」的錢謙益得以復出，官居禮部右侍郎。鑒於他的資歷與聲望無人能及，被會推為內閣成員候選人。不料遭到競爭對手溫體仁和周延儒的攻擊，落得個「革職聽勘」的下場。這是第四次挫折。

　　內閣首輔溫體仁擔心，悠遊林下的錢謙益可能東山再起，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指使常熟人張漢儒誣告錢謙益五十八條罪狀。溫體仁濫用職權，把錢謙益逮捕至京師，關入監獄。第二年秋天真相大白，得以無罪釋放，卻並未官復原職，黯然回到家鄉常熟。這是第五次挫折。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闖王李自成進京，皇帝朱由檢在煤山自縊，以身殉國。五月十五日，南明弘光小朝廷在南京成立，錢謙益被起用為禮部尚書，成為他政治生涯的高峰。可惜好景不長，第二年五月，清軍攻陷南京。在此之前，弘光皇帝、馬士英、阮大鋮之流搶先逃亡，手下無一兵一卒的留守大臣不得不投降，錢謙益以文班首臣身份迎降，成為政治生涯的一大污點。這是第六次挫折。

　　清朝統治者看中他的文才與名望，委任他為禮部右侍郎，出任《明史》副總裁。不能殺身成仁，錢謙益受到明朝遺老遺少的非議，也受到自己良心的譴責，擔任新朝官職僅僅幾個月，便借口養病告假，從北京回到常熟。兩年後，因為黃毓祺反清案被捕。鑒於證據不足，被無罪釋放，政治前途就此斷送。這是第七次挫折。

　　從上述簡要的回顧中可以看到，錢謙益的政治挫折，大多與他的「東林」背景有關，始終處於黨爭的漩渦之中，是評價這個人物的焦點。

　　1.關於顧憲成。他的父親錢世揚是顧憲成的同學、朋友，十五歲時跟隨父親拜謁顧憲成，日後他回憶道：「余年十五，從先夫子以見於端文(顧憲成)，端文命二子與渟、與沐與之游。今老矣，白首屏廢，實與東林相始終。」這是一句很要緊的話，他的一生確實「與東林相始終」，對他的政治生涯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既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萬曆三十二年東林書院創辦伊始，他就在書院學習，成為顧憲成、高攀龍的學生。他對顧憲成是推崇備至的，為顧氏文集寫的序言，這樣說：

　　公之文最著者，銓曹建言疏，以自反規切人主，海內爭傳之。上婁江救淮撫二書，遏紹述之萌芽，救黨禍之滋蔓，人所棘喉薄吻，噤不敢言者，皆自公發之。公初以吏部郎里居，余幼從先夫子省謁，凝塵蔽席，葯囊書籤，錯陳几案，秀羸善病人也。已而侍公於講席，褒衣緩帶，息深而視下，醇然有道者也。及其抗論天下大事，風行水決，英氣勃發，不可遏抑如此。

　　在稱頌顧憲成「醇然有道」的同時，也毫不避諱地提及，自己幼年時曾經跟隨父親前往拜謁，後來猶在他的講席上聆聽、受教。他與顧憲成非同一般，「與東林相始終」，是真實的寫照。

　　崇禎十六年顧憲成的夫人朱氏病故，他為朱氏寫了《顧端文公淑人朱氏墓志銘》，對於老師與師母是充滿敬仰的；

　　端文砥柱國論，再起再謫，淑人曰：『夫子猶故書生也，我猶故書生婦也。脫粟補衣，故自若也，吾何患焉。』端文辟講堂於東林，朋徒歙集，學禁黨禁，謠諑洶湧。端文歿，謗焰滋甚。淑人教戒子孫，謹守先業，安以待命。今上即位，黨禁乍解，端文首見伸雪。

　　看得出來，他對於當時的「學禁黨禁」中，對顧憲成的謠言和毀謗，是極為不滿的；對於崇禎初年的昭雪，是頗為欣喜的。

　　2. 關於高攀龍。他對另一位老師高攀龍的態度也是如此。崇禎三年，高攀龍平反昭雪後，他的兒子高世儒把亡父安葬於錫山，請錢謙益書寫神道碑銘。他這樣寫道：

　　無錫故有龜山先生東林書院，公與顧公修復舊址，講學其中。久之，東林之名益高，海內清名之士，淹久不用者，其應和益廣。而群小疾其厲己，爭相標目，遂嘩然以東林為質的。天啟初，大起廢籍，公與趙公(南星)相次枋用，群小滋不悅。會應山楊公(漣)疏擊逆閹魏忠賢，而公以考核回道御史褫閹之私人崔呈秀。於是群小合謀嗾忠賢曰：『東林必殺公。』忠賢怖且恚，亦曰：『東林殺我。』然不知所謂東林者何等也。甲子(天啟四年)冬，假會推事，盡逐公等。乙丑(天啟五年)戍趙公，逮楊公等殺之。丙寅(天啟六年)，又逮公等七人，公不辱，死於水。嗚呼！朋黨之禍至於斯極矣??????謙益不肖，附公臭味之末，慬而不死，敢因公碑首，粗述朋黨梗概，而系之以銘。

　　這一段文字最值得注意的是，錢謙益毫不迴避他的「東林」立場，高度讚揚高攀龍與顧憲成在東林書院講學，激起「海內清名之士」的熱烈響應，直言「謙益不肖，附公臭味之末」，因此高攀龍的兒子才會請他撰寫這篇「忠憲高公神道碑銘」。

　　他把顧憲成、高攀龍尊為師輩的同時，也把鄒元標、楊漣、繆昌期、李應升引為自己的執友。

　　3. 關於鄒元標。他在《重修維揚書院記》中說：「鄒忠介公者，余之執友。」這篇寫於崇禎十六年的文章，對於天啟年間「講學之禁」深有感慨：

　　日者講學之禁嘗嚴矣，蓋發作於萬曆之中，而浸淫於天啟之後。迨於今，講者熄，禁者亦弛，胥天下不復知道學為何事。夫其禁之嚴也，鉤黨促數，文網鍥急，猶足以聳剔天下精悍之氣??????是故逆閹之禍，士大夫捐身命以扞之，而士氣卒以勝。及其禁之弛也，天下皆鐫夷其廉隅??????於是朝著無槃水加劍之大臣，疆場多叩頭屈膝之大吏，集詬成風，而刑辟不足以禁御。

　　對於思想禁錮造成的後果——「朝著無槃水加劍之大臣，疆場多叩頭屈膝之大吏」，是深惡痛絕的。

　　4. 關於楊漣。楊漣擔任常熟知縣時，錢謙益二十六歲，二人一見如故，成為志同道合的畏友。楊漣曾對錢謙益說：「吾生平畏友，子與元朴耳。」他為楊漣所寫的「墓志銘」中回憶這段往事：「元朴，陳愚字也。愚於公周旋生死，匿其幼子於廬山，間行過予，謀經紀之事。予方遭黨禍，杜門絕跡，相與屏人野哭。」這篇《楊忠烈公墓志銘》是在楊公遭閹黨迫害致死八年後，陳愚領著楊公遺孤跋涉數千里登門請求，錢謙益洋溢著感情寫出來的：

　　嗚呼！公之死，慘毒萬狀，暴屍六晝夜，蛆蟲穿穴??????當其臾櫬就徵，自雲抵汴，哭送者數萬人，壯士劍客聚而謀篡奪者幾千人，所過市集，攀檻車看忠臣，及柱香設祭祝生還者，自豫冀達荊吳，綿延數萬里??????公之忠義激烈，波盪海內，夫豈待志而後著。

　　5. 關於繆昌期。錢謙益把繆昌期看作自己的「同志」、「同黨」，繆公被閹黨迫害致死後，他經常捧著他的文章哭泣，感嘆道：「予兩人同里、同館、同志、同隸黨籍，城西之亭，北寺之獄，行且從公而後，何暇以餘生遊魂理筆札之責乎？」繆昌期曾經在顧憲成家擔任塾師，錢謙益十九歲時與繆昌期相識，結為好友。他寫的《繆公行狀》，有這樣一段：

　　(繆公)弱冠有盛名，遠方宿儒多摳衣受業。無錫顧端文公(憲成)延至家塾。端文前輩名家，公與之上下議論，才辯蜂湧，端文無以難也。年三十六舉於鄉，兩都人士聚觀嘆息，以為衣冠有異，如唐之李邕矣??????端文與高忠憲公(攀龍)辟講堂於東林，公退而語予：『東林諸君子有為講學，而有意立名，黨錮道學之禁殆將合矣。』??????往往盱衡扼腕，形於言色。朝論遂以東林目公，公弗辭也。

　　繆昌期本來並非東林的同志，因為與顧憲成有這一段密切交往，逐漸接近東林，所以「朝論遂以東林目公」，他也坦然以東林自居，終於引來殺身之禍。錢謙益有切身體會，對繆公充滿了同情之理解。

　　有著這樣的「東林」背景，當他在崇禎元年復出時，被朝野視為「東林魁首」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在「枚卜」事件中遭到挫折，是他自己無法左右的。

　　來源：作者授權新浪歷史刊發，本文節選自《錢謙益：文人從政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