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聲 | 進了精神病院，就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
中國的精神病院，依然處在美國上個世紀的階段，易進難出，亂象叢生。不對強制收治制度進行約束，誰都有可能成為下一個「被精神病」的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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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戀從精神病的榜單上被除名已經是上個世紀的事情，即便是在同性戀改革永遠落人一步的中國，也早在 2001 年停止將「自我和諧型同性戀」劃為病態範疇。就在這樣的情況下，2015 年一名同性戀男子余虎（化名）卻被協議離婚的妻子送進了當地的精神病院，並強制治療了 19 天。
余虎在 2015 年向全家人出櫃承認自己的男同性戀身份，並和妻子協議離婚。但就在簽離婚協議的當天，卻被妻子和家人送進了駐馬店精神病醫院。儘管他反覆申辯，但醫院拒絕釋放他，還以「性偏好障礙」為理由對他進行強制治療，逼迫他吃藥、打針，對他進行打罵。直到余虎的同性戀人打電話報警後，他才脫離了被關 19 天的精神病院。前不久，依然深陷心理創傷的余虎已經向駐馬店市驛城區人民法院遞交了訴狀，希望判處醫院賠償他的精神損失並進行書面道歉。
余虎的經歷並不是個案，駐馬店精神病院早就以胡亂收治和虐待病人聞名。這也正是中國精神病院的通病：易進難出。
儘管 2013 年 1 月開始實施了《精神衛生法》，其中規定了「自願原則」，即入院治療必須是當事人本人自願的，他也可以隨時要求出院；除非當事人被診斷為有嚴重的精神疾病，並且出現過傷害他人行為的，才會由監護人做決定。
但看這次的駐馬店同性戀事件，可見已經實施三年多的《精神衛生法》並沒有落到實處，胡亂收治、強制接收正常人的情況依然時有發生。就在今年 3 月，64 歲的咸陽人劉玉棧因為 80 多萬元的補償金被兒子領走，上法院起訴兒子；卻被兒子和孫子綁架，用繩子捆綁、膠帶封嘴的方式送到了洋縣磨子橋鎮中心衛生院。衛生院不僅接收了劉玉棧，甚至還開具了精神分裂者的診斷證明。直到劉玉棧的女兒來衛生院協調後，她才被放出去。事後衛生院負責人在一段通話錄音中對劉玉棧的女兒承認：「上次你哥讓我給幫個忙，現在我把忙幫了。你怎麼還來威脅我。」
根據 2014 年底對黃石精神衛生中心的一項調查，該中心裡的護士們對《精神衛生法》的認知度非常低。89.10% 的人的知曉程度都處於較差的水平，7.93% 的人處於非常差的水平，只有 2.97% 的人知曉程度為一般；對《精神衛生法》各部分內容的知曉正確率也比較低，最高的正確率也只有 51.49%。
在實踐中，精神病院收治病人通常無須事先見過當事人，無須事先進行醫學診斷，收治時無須聽取本人的意見。僅憑送治人單方面提供的描述即可以把人強行收治起來，並不用接受司法機關的審查。衛生機構的行業規則也沒有對收治程序做出要求。儘管 2010 年召開的全國安康醫院工作會議上強調：「沒有公安機關辦案部門的審查同意，對不是精神病患者的人員，一律不得接受。」但即便是這一道關卡，也是形同虛設。
在這樣的情況下，想把一個人送進精神病院並不是一件難事。除了其他無法描述的「被精神病」情況，被伴侶送進精神病醫院也並不少見。
2015 年，河南新鄉的李小燕和丈夫鬧了矛盾，結果就在睡著的情況下被送到了精神病院。李小燕的娘家人在報警後才得知真相，精神病院卻不肯放人，要求一定要丈夫本人來接走。直到當地媒體介入後，精神病院在承認李小燕並沒有任何精神異常，放她出了院。
實際上，精神病醫院的亂象在 1940 年之前的美國也十分普遍。20 世紀 30 年代的美國正在經歷全球資本主義國家都無法避開的經濟大蕭條，精神病院得到的補助越來越少，開始滋生各種問題。居住環境差、衛生條件無法滿足、治療不作為……以及虐待病患。
在經濟大蕭條最嚴重的那段時間裡，美國精神病院里突然湧入了一大批「病患」，那些養不起孩子的家庭就以精神障礙的名義把孩子丟給精神病院。1940 年，全美的精神病院里已經有了 100 萬的病人，每年還在以 80% 的速率增加。
這個時候，精神病院對病人的虐待也達到了一個登峰造極的地步，許多人把精神病院直接稱為「地獄」。為了節省人力開支，病人們被成日關在屋子裡；毫無必要的束身衣的使用也成倍增加；醫生護士們甚至會給病人們服用一些藥劑，讓他們直接變成殭屍狀態，除了吃喝拉撒什麼也不做。
醫生會在毫無許可的情況下擅自用病人做人體實驗。在美國巴爾德莫附近的一家醫院裡，醫生們用癲癇症兒童做人腦 X 光成像。為了讓成像更清晰，他們在這些兒童的頭顱上鑽洞，然後把保護大腦的腦脊髓液抽走，往裡注入空氣或氦氣。這給孩子們帶來的後果是，他們在接下來的兩到三個月時間裡都會持續地頭痛、暈眩、噁心嘔吐、癲癇發作，直到他們的大腦自動填充了腦脊髓液為止。在最嚴重的案例里，被試的兒童會留下永久的腦損傷，甚至癱瘓。
直到 1950 年，出現了精神病院「去機構化」的浪潮，倡導者們要求把與世隔絕的獨立精神病院逐漸取消，替換成融入社區的心理健康服務站；要求不再用隔離的方式對待精神病患者，而是想辦法讓他們重新回到正常生活中。
這個運動受到了肯尼迪總統的歡迎，他本人的妹妹羅斯瑪麗（Rosemary Kennedy）正是在 23 歲時被父親安排著做了腦白質切除術，來解決她的一些行為異常，但最後手術失敗終身殘疾，她在傑斐遜的一家精神病院里度過了餘生。這件事使肯尼迪(John F. Kennedy) 一直都對精神病院的改革有著超乎一般人的興趣。
1963 年，就在肯尼迪被刺殺之前，他推動了兩條法案的通過：《親子健康和心智不全計劃修正案》和《心智不全救助機構和社區建設法案》。這兩個法案促使聯邦政府給心智不全患者的救助機構和研究單位投入了更多的資金，也推動社區成立了許多救助站。
儘管對於「去機構化」運動的結果，一直眾說紛紜。有的人認為它幫助許多精神病患者從完全隔絕的狀態恢復到正常人的模式里，給他們帶來了重生的希望，也減輕了國家支撐精神病醫院的財政負擔；但另一些人認為，「去結構化」運動的過程中，不負責任地把一些重症患者放歸到社會裡，給社會帶來了不安定因素，也讓那些本來應該在精神病院里的到特殊看護的人被送進了監獄或者無家可歸。不過根據哈丁博士（Courtenay M. Harding）的研究報告，佛蒙特州立醫院在進行了「去機構化」改造後，其中三分之二的病人都表現良好。
不管怎樣，這個運動的確推動了美國精神病院的轉型，但更重要的是，它對「非自願承諾」起到了抗衡作用。
非自願承諾是針對攻擊性比較強的精神病人的一個醫院政策，這本身是對失去自我意識或自控能力的病人提供醫療保障，也為他周圍的其他人提供安全措施。當病人表現出過激的精神異常行為時，醫生可以合法監禁他 72 小時；但在這之後，就必須提交法院，由法官根據精神科醫生的評判，來決定是否能繼續關押病人。
法官對是否繼續關押的審判十分謹慎，甚至可以說有些過高標準。2014 年，美國馬里蘭的珍妮（Jennay Ghowrwal）無法繼續忍受患有人格障礙、喜怒不定的母親，在多次建議去看醫生無果後，她試圖向法官申請「非自願承諾」來強制治療母親。但法官告訴她「除非你在你媽媽正對著別人揮刀子時，或者在她把自己鎖在車內奄奄一息時，再遞交上申請書，才有可能得到許可」。
「去機構化」一直致力於保障精神病患者的人權，獨立選擇權就是其中之一。他們要求哪怕是強制關押的危險病人，也應該有自己選擇的權利。如今的「非自願承諾」中已經包含了一項：即便是被強制關押的病人，如無緊急情況，醫生也不可以在沒得到病人本人允許的情況下對他進行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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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吳靜宜
編輯 | 徐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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