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精神和人格層面是進步還是退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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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中國新聞周刊》2017年1月23日

專題：生於1930

——這一代知識精英的精神底色

記者/龔龍飛

提及當今中國知識界，吳敬璉、厲以寧、周光召、江平、資中筠等前輩猶如一座座高峰。他們雖然已經進入耄耋之年，但依然在各自領域中對中國社會轉型的種種問題發聲，他們的言語依舊影響著中國學界乃至整個中國社會。

他們之間有一個有趣的巧合—都出生於1930年前後。於是按照「1930」現象，我們找到了更多閃閃發光的名字，且他們之間還有千絲萬縷的關聯：人文學者資中筠與科學家金怡濂是中學同學，同為經濟學家的吳敬璉和厲以寧是中學同學，經濟學家茅於軾與物理學家周光召是中學同學，同為出版家的鐘叔河和朱正不僅是好友、前同事，還是曾經的獄友。

時代的基因

上述知識人出現在同一個時代，構成了當今中國學界的一個群體。這裡既有巧合因素，也有著相似的時代基因。

他們絕大多數都出身於中產家庭，是最後一批完整接受民國中小學教育的人，並且大多都具備一定的英文水平（民國考取大學，英語是硬指標），並在新中國成立前後考上大學。在他們之後的大學生，俄語逐漸取代英語成為第一外語，這是他們與此後知識分子很重要的一個差異。

而之前的知識分子，似乎又與他們劃分出了界限。

在建國前畢業的大學生，之後往往被認定是「舊知識分子」。從1951年批判電影《武訓傳》開始，直到文革結束，歷次政治運動的中心課題都是對「舊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特別是在人文社科領域，他們陸續被打倒或者不被信任。

而出生於30年這一代知識分子，因為年紀尚輕，並沒有太多的「歷史問題」，還可進行「思想改造」。

還有更實際的一個原因：經過數十年的戰爭動蕩，1949年的中國已是千瘡百孔，國民黨又攜百萬人口前往台灣，大陸人才凋敝。作為建國後的第一批大學生，他們獲得的機遇不言而喻。

新中國成立，外部仍有冷戰的壓力，內部則有加快實現國家現代化的強烈願望，這一代年輕人的熱情和國家的願望不謀而合。周光召在29歲就成為贗矢量流部分守恆定理的奠基人之一，為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和氫彈的理論設計中做出貢獻；同歲的孫家棟留蘇歸來，並帶回了一枚全蘇斯大林金質獎章，日後兩人成為23枚「兩彈一星功勛獎章」中最年輕的兩位獲得者。而在人文社科類的知識分子中，李澤厚是一個代表，他大學畢業的第二年就與著名的美學家朱光潛、蔡儀進行了美學大討論，開創了「實踐美學」流派。

一孔泉眼前的礫石，或許將改變一條河流的走向。回望這一代人的人生長河，他們在教育啟蒙階段的所見所聞，決定了他們此後的審美、性情，甚至命運。

民國的中小學教育是他們的精神底色。他們使用的中小學教科書往往是由蔡元培、胡適、夏丏尊，葉聖陶，豐子愷、陶行知等等大學者編撰，這些大家願意「蹲下來與孩子交談」。這一代的孩子所受的教育包含了《國文》《常識》《公民》與《歷史》等諸多為培養健全人格設計的科目。

小學課本既有人性與自然，也有中國古典文化中「君子不為」的要求，還有西方「自由平等博愛」的追求。也幾乎是從他們入學開始，中日全面爆發戰爭，國民教育卻未曾間斷，而更添抗日救亡的悲壯色彩，不論是在淪陷區，還是國統區，憂國憂民成為每個人自發的觀念。這些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他們的人生根基。

這一代人恰好在大學教育改革的前夜進入大學接受高等教育，並有機會從民國時期的大知識分子那裡獲得親身教誨，因此受用一生。如陳志華因為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幫助，轉入建築系，他一生追隨梁林兩人對中國古典建築的保護思想；顧准臨終前告誡學生吳敬璉「中國的神武景氣終將到來」，要求他「待時守機」。

登上歷史舞台

1950年之後的歷次運動，到十年文革為頂峰，中國再次出現人才凋敝的局面，直到1978年，知識界開始撥亂反正，這一代知識分子已是年屆半百。

建國初期，國家尚有一批「舊知識分子」可供使用。到1978年，20年代生人已年過60歲，因為各種原因，陸續退出了舞台。而此時的中國剛擺脫了文革浩劫，百廢待興，改革開放的窗口轉向了發達的歐美國家。本來更為年輕的40年代以及50年代的知識分子，不懂英語的問題就暴露出來。於是，30年代生人的優勢又一次顯現出來，而且他們在建國時就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1985年，55歲的江平、54歲的王家福、52歲的魏振瀛等4人共同完成了《民法通則》草案，成為改革之初法治上的一聲春雷。他們後來被法學界尊稱為「民法四先生」。熟稔俄語與英語的江平總結道：「我們就是在前面整整缺了一代人甚至兩代人，後面新起來的一些又沒有外語的優勢，也沒有國外培養的優勢，我們這一代人是在這種情況下登上歷史舞台的。」

他們中許多人在年屆50之後得到了寶貴的留學機會，諸如樂黛雲、陳志華、茅於軾、吳敬璉等人。之後，他們或者成為了歐美技術在中國實驗的骨幹，或者成為了國際問題研究的專家。

從1978年開始，時代的主題開始改變，到1985年，中國出現了文化熱，「新啟蒙運動」由此誕生。此間，李澤厚掀起了美學熱潮，成為時代青年的偶像；鍾叔河與朱正等人推動了出版界「解凍」，創造了「出版湘軍」神話；以「讀書無禁區」為旗幟的著名雜誌《讀書》，在主編沈昌文的努力下，發表了大量介紹西方新思潮的文章，影響深遠。

當時深度影響中國文化界的三套叢書中，都不乏「1930」的身影，茅於軾在《走向未來叢書》中發表了代表著作《擇優分配原理》，對微觀經濟學學科產生重要影響；余英時發表《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以湯一介、樂黛雲、龐朴、李澤厚、厲以寧等為導師的「中國文化書院」，成為八十年代中國大陸的「文化熱」的重要陣地之一。他們代表了那一時期知識界的閱讀取向，影響了整整一代學者。

士人的風骨

在《中國新聞周刊》這組報道中，我們選取了清華大學教授、中國鄉土建築研究學科創始人陳志華；國際政治及美國研究專家、翻譯家、思想學者資中筠；北京大學教授、中國比較文學學科奠基人樂黛雲；歷史學家、出版家朱正作為這一代人的代表。在與他們採訪接觸過程中，我們能感受到他們身上一些幾乎相通的特點和氣質：年過85歲的他們仍在繼續工作；他們都有著濃重的家國情懷；他們身上依然有著「士人」的風骨；他們既有歷經滄桑的豁達，也有因為背負鄉愁而不免流露的感傷。

晚清以降，中國開始了國家現代化的歷程，而這段歷程始終是以反傳統為主線。傳統中國處中心地位的「士」，轉化為日漸邊緣化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以其所精通的業務技術貢獻於社會，創造價值，但再也不是國家、民族命運的主宰。

而這一代知識分子出生的時期正是這個時代的分界點。1931年，聞一多曾說：「我們這時代是一個事事以翻臉不認古人為標準的時代，這樣我們便叫作適應時代精神。」

今天，民眾對知識及知識分子不再敬畏，甚至不再信賴，即使是這一代年過八旬的耆宿，他們所經受的謾罵與摘指，仍散見於網路，不絕於耳際。他們親歷了中國精英文化的百年失落。而失落的同時，他們又獲得了無數讚譽，這似乎是當前中國對傳統「士人」的敬意與期許，以希望他們在「價值多元」的社會轉型中，還能承前啟後，樹立典範，普及常識，為文化與思想提供啟蒙之光。

他們也始終以「垂暮」之姿回應時代的命題，這種不妥協的方式，有些悲壯的意味。我們希望以粗淺的文字記錄下他們的點滴往事，以向生於1930年代的知識人致敬。

（經作者同意，略有刪節）

資中筠：我們這一代人對民族懷有很深的感情

口述/資中筠 採訪整理/龔龍飛

2016年6月，資中筠發表了《知識分子感言》。文章中，她逐一分析了知識分子在每個社會轉型期所起到的先驅作用。「知識分子要以獨立的人格，憑自己的良知服務於社會，道阻且長。」 文章如此寫道。

類似的話，她不止一次說過。多年來，資中筠始終關注中國的現代化轉型，陸續發表了一系列具有思想啟蒙性質的重要文章。其中，中國知識分子與公共事務的關係是她著墨頗多的話題。

20年前，資中筠的一篇文章《平戎策與種樹書——讀書人的出世與入世》，在社會上引起熱烈反響，此後她又陸續發表相關文章，表達了對現實的憂思。2010年，資中筠發表了數萬字雄文《中國知識分子對道統的承載與失落》。在文章中，她梳理了兩千年來在中國特有的環境中，「士」的複雜處境和曲折的心路歷程，而這同時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演變圖譜。

以嚴謹的文風、冷靜的筆觸，資中筠將中國文化和政治的變遷娓娓道來；對知識分子的困境她始終保持著客觀、理性的觀察，字裡行間卻飽含深情。她坦承，新中國至今的近七十年間，以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為分界線，前三十年，「知識分子是沒有任何獨立的空間的」，包括她自己。

作為1930年出生的學者，資中筠近年來越來越深入地思考自己這一代人——成長於民國和新中國之間、青少年時期接受系統的民國教育、成年後在新中國的環境里工作的這一代知識分子，他們的人生路徑和家國情懷。在她看來，源於特殊的背景，「生於憂患，受教於中西文化交匯之學，期望民族復興與啟蒙」，是這一代人的思想底色。

2016年9月30日，在資中筠家中的「芳古園陋室」中，《中國新聞周刊》採訪了資中筠先生。86歲的她面龐清瘦，滿頭華髮，而思維依然清晰縝密。憶起激揚年少時，她仍然意興盎然；而談及師長輩葉企孫、潘光旦、馮友蘭等民國大知識分子的坎坷命運時，輕言細語中流露出了黯然之情。

因為資中筠的影響力，當前網路上甚至出現不少假冒她姓名的文章，使她不勝惱火。而談及自己對公眾的影響，資中筠說，她不敢奢想自己的寫作影響有多大，但相信，「如果受我的影響，一定是好影響」。「自己現在無所求，良心平安而睡得安穩」。

以下為資中筠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的談話。

自我完成、自我迷失和自我回歸

在我們這一代人中，知識分子總是少數，能上大學的就更少了，當時的高等教育並不普及，所以，我們只能算是少部分群體，不能代表一代人的精神面貌。

這一代知識分子對中國究竟起了什麼影響？很難說清楚，我也沒有做過統計:多少人一生坎坷，輾轉填溝壑？多少人庸庸碌碌，隨波逐流？又有多少人為虎作倀，飛黃騰達？還有多少人一生遵從了自己的內心，並能安享餘生？我的直覺是，最後者是少數。

每一個時期，都需要年輕力壯的人來做事。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剛好在1949年之後參加工作，只能在當時的政治和現實條件下發揮作用。理工科知識分子對國家的工業化做了巨大的貢獻，有不少人還為此犧牲了自己。這不僅僅是體現在「兩彈一星」的研製，整個重工業的基礎建設也都是如此。尤其在文革前，他們很受重視，明顯感覺到他們要比文科（人才）提拔得快，工資也更多。但不能說在這期間他們沒有遇到過挫折，比如在「大躍進」期間搞的反科學工程等等，有的順從，留下敗筆，有的直言，就付出代價。而文科知識分子的功過，就相對更難說清楚。在改革開放之前那幾十年，報刊雜誌所發表的大批判稿，上面有多少名人的文字, 還有一批職業的筆杆子在做的事。而現在看，有幾個能站得住腳？又有哪些觀點是正確的、推動社會前進的？不過那時我只是做做翻譯、起草公文的小職員，還沒有權利以自己的名義發表言論，所以造成的錯誤少一點，這是我的幸運。但幾十年來，我們大多隨波逐流，其中也有一大段時間是迷失的。只是如今，我們中的一些人文知識分子，在退休後，想明白了一些問題，發出了一些聲音，因為資格老，引起了比較大的關注，產生了一些影響。　

當然，大多數人在時代中都是被動的，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人在沒有覺悟之前，在每一個階段，不可能沒有人追隨過錯誤的指令。這裡還是有一點特色和共性可以談。

出生於1930年前後的知識分子，大多是在民國時期接受了中小學教育，解放後上大學，在1952年院系調整前從大學畢業。我就是1951年從清華畢業的。馮友蘭的女婿給馮友蘭的一生做過一個總結：「自我完成」「自我迷失」和「自我回歸」，這個總結在我以及很多同代知識分子身上也同樣適用。

1949年前，我還來不及「自我完成」，但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給我打下了做人的底色。從1950年代到1970年代末，我努力「思想改造」，經歷了各種運動，經歷了個人崇拜迷信的自我迷失。到了文革後期，我開始一點一點「自我回歸」。

民國教育的底色讓我們擁有精神家園

那些民國教育的底色，使得我們還有精神家園可以回去。

關於這個底色的具體內容，我總結起來有三點：其一是有許多「君子不為」（的底線）；其二是「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其三就是對自己的專業和事業充滿責任感。

我經常推薦一套民國元年（即1912年）出版的小學國文和修身課本。當時的課文還是由文言文寫成的（等到我上小學時已經是白話文課本，像我的師長楊絳先生也用過這部教科書。算起來，我的父母從私塾進入「新式」小學時，學的應該也是這套課本。）。小學三年級的課程就講，人是自由的，每個人都有自由，但一個人不得侵犯他人的自由。高小的課本內容已經涉及到民主國家的概念了，我讀到這個時是很吃驚的。也就是說，自晚清以來，仁人志士已經引進了公民的概念，思想先進，視野開闊，到今天，已有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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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一代雖然沒有趕上「五四」新文化運動，但父母師長都是從那個時期過來的，他們不論是參加何種運動，有何種思想傾向，是否出過洋留過學，也不論是名人還是默默無聞的中小學教員，其文化底色都是那個時代中西交匯的教育提供的。當時是統一的學制，多元化的辦學風格，「教育救國」是很多知識精英的願望，出了許多教育家，不少實業家也辦教育。校訓各具特色，但這種中西文化交匯的底色是共同的。從小學到大學，學校都很注重學生的古文修養。1928年，國民政府實行「教育中國化」政策後，就算是洋人辦的教會學校，也都加強了古文課程。

我出生的第二年，就爆發了「九一八」事變，我記得我最先熟悉的歌之一就是「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這是當時收音機里最流行的歌曲，幾乎人人都會唱，這種記憶是刻骨銘心的。當時，「救亡、強國，振興民族」是所有人最迫切的願望。但公民教育並沒有因為救國而取消。當時小學的公民課，內容包括：不要隨地吐痰，不要闖紅燈，上街要靠左邊走（那時是靠左邊走）等等，教授現代公民社會的一些基本觀念和行為規範，同時也講「君子有所不為」。高年級的公民課就有「民主原則」「少數服從多數」的內容了。不過因為日本侵略，我沒趕上讀那些課本。

我在小學時學唱《禮記》《禮運》篇那一段，我還記得，「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是謂大同」。中學的英文課，朗誦過美國《獨立宣言》。在這些教育中，「道德」和「文章」是結合在一起的，講求做人的底線。作為「五四」標誌的「德先生」「賽先生」以及現在被稱為「普世價值」的那些原則，都化為文化的底色，「君子不為」和「自由平等博愛」也是融會貫通的，從來沒有感到有什麼衝突。

民國時期，一個高小畢業生已獲得基本文化知識、文字修養、做人的道理，並且具備現代公民的品格和一定的世界眼光。在此基礎上，若要繼續深造，研習一種專業，無需回頭再補基礎文化課；若無力升學，進入社會，也具備了基本謀生手段和自學能力。我見到過不少前輩，只有民國的高小學歷，可後來也成為了文化界有影響力的人，如出版界的范用、沈昌文等。他們的正規教育只到小學或初中，但如今學識淵博，視野開闊，即使歷經思想禁錮、扭曲的年代，在後來環境許可時，還是比較容易接受新事物。這固然與他們各自的天分和後天勤奮好學有關，但也是拜那時小學教育的基礎所賜。

我們在精神和人格層面是進步還是退步了？

我當年就讀的耀華中學在天津英租界，許多北洋軍閥政客下台以後在這裡當寓公，我們學校有曹汝霖的孫女、袁世凱的孫女這樣背景的學生。徐世昌的侄女、袁世凱的孫女就是我的同班同學，但他們沒有獲得任何特殊待遇，自己也不覺得有任何特殊之處。大家只是知道他們而已，沒覺得這是了不起的事。這裡有大資本家的孩子，也有衣服上打補丁的家境比較差的，但彼此都沒有什麼區別。在分數面前人人平等，誰功課好就受到大家尊敬。當時的清華大學不收學費，還設有助學金，家庭貧寒的學生飯費可以免，雖然伙食很糟糕，但至少可以維持生活，很多寒門子弟在清華讀書相當用功。

我非常反感現在的校園裡盛行著趨炎附勢，嫌貧愛富，欺軟怕硬這些風氣。當時如果有學生表現出來這樣的習性，是要被老師批評的，也為人所不齒。那時老師很敬業，從來沒有人給老師送禮，我們想都沒想過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常常感慨，較之百年前的先輩，我們在精神和人格層面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

清華大學100周年校慶時要給我發請柬，我婉拒了，因為我覺得那種形式官氣太重，已經失去校慶的味道。我曾經說過現在的清華大學是「聚天下之英才而摧毀之」，流傳很廣。這句話是極而言之，我指的就是把學生弄得非常勢利，因為當下的清華最以出大官自豪，一天到晚講出了什麼大官。不管多高智商的學生，他的注意力被引導向這個方向，這是在精神上對學生的摧毀。他們在科技上或許有很多成就，但在精神上，培養的是一種趨炎附勢、嫌貧愛富的取向，把「成功」和「升官發財」等同起來，這是我們教育最大的失敗。當然不止一家學校如此。

而我上學的時候直到1945年以後那幾年，國民黨政府腐敗不堪，但整個社會沒有腐敗，教育、文化、新聞界沒有腐敗，知識分子也沒有腐敗，他們都還在追求正義。覺得受不了這個腐敗的政府，所以要想辦法反對它，或者到解放區去，認為那裡是廉潔、自由、平等的。當時的社會精英有比較強的爭取平等、反封建意識，所以巴金的《家》《春》《秋》在當時很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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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家庭教育也是同步的，父母會告訴我什麼事情可以做，什麼事情不可以做。很重要的一條是：不能說謊。這個觀念根深蒂固地貫穿我人生始終，直到現在，我都覺得要說假話是很困難的。

社會風氣也和現在有很大差別。那時官場的風氣很差，人們都不願意做官，不像現在大家對考公務員這麼急切，首先小公務員的工作不被人羨慕，因為缺乏尊嚴和自由，待遇也不怎麼樣；而大官總是被人覺得是另外一種人，他們依附政權，人們側目而視，知識精英是不屑的。

比較優秀的有理想的青年大多「左傾」，當時的大潮流也是「左傾」。中國多少年沒有統一，一直在打仗，而共產黨提出的「富強，民主，統一」等等口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當時，地下黨發展的對象也都是學習好的學生。我個人因受到魏晉南北朝文化的影響，覺得政治太複雜，想做隱士。進步同學覺得我（思想）落後，但也認為我是純潔的。參加不參加各種活動是自願的，但那時反對國民黨統治在青年學生中幾乎成為共識。

那些年我們上繳了自己的是非判斷權

一句「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足以使無數男兒熱淚盈眶，那時我們是真正相信中國共產黨拯救了中國。我們這一代人是在國家危難和民族遭受屈辱的時代里成長，新政權的誕生，我們歡欣鼓舞，一心想著從此可以獻身於新中國建設。

成立新中國後不久，抗美援朝戰爭爆發，清華全校3000名學生，90%的人都報名參軍。我也報了名。當時報名參軍是光榮的事。但最後總共只批准了50名清華學生參軍，還不一定都到前線。我們得到的反饋是，不論是清華的工科還是外文系學生，都是國家建設非常需要的人才，所以要留下來。我們當時還覺得挺自豪的，覺得國家特別需要我們。50年代早期，國家因重視發展，建設上也缺乏人才，我們的「一技之長」確實得到了重用。但接踵而至的是一系列的思想改造和一波比一波緊的政治運動，這也是知識分子一個漸變的過程。

思想會產生變化，其中一個原因是大家認定這是全世界的大潮流。列寧說，這個時代是帝國主義走向滅亡和社會主義走向全面勝利的時代。所以，站在歷史哪一邊很重要。只要接受了這樣的一個大前提，我認為我應該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所以，組織要改造我，我是全心全意接受的。我的家庭出身被定為資產階級，不論我們的父母品德如何，在廣大勞動人民都失學的情況下，我居然能夠上大學，就充滿了原罪感，我也真心承認我的出身不是無產階級，我想加入無產階級，決心與過去的自己決裂。

當時有「誰養活誰」的討論，我們聽的政治報告也說，「400個農民養活一個大學生」，特別是下鄉看到農村真實的生活狀況以後，我們覺得很對不起勞動人民。一旦接受這個「原罪」，我就逐漸養成思維定式：凡自己的看法與「最高指示」不一樣時，一定是自己錯了。於是，就上繳了自己的是非判斷權。1953年，我燒掉了自己的獨奏音樂會紀念冊。那是1947年我中學畢業舉辦音樂會時的記錄，我感到當時別人在為新中國浴血奮戰，我卻沉浸在小資產階級的鋼琴中，覺得很羞愧，就一把火燒了。這是純粹自願，沒有人逼我，甚至除了家人外，也沒人知道。

之後因為種種偶然機遇，我與幾次重大的運動都擦肩而過，這是我的幸運。1956年春，團中央號召大家讀蘇聯小說《拖拉機手與總農藝師》,提倡大家向娜斯佳（小說的主人公）學習,敢於向領導提意見，反對官僚主義。青年們都熱情滿懷，我們單位的團組織也正式傳達，組織討論，準備好要向領導提具體意見。但到了4月，我突然被派往國外，之後又臨時決定安排我常駐維也納，一呆就是好幾年。第二年因工作臨時回國，發現有好幾個同事都成了右派，或因「犯右傾錯誤」而受批判、檢討。因為這次出國，我幸運地沒有成為右派，以我當時學習「娜斯佳精神」的熱情和我有話憋不住的個性，十之八九在劫難逃。那次回國只是短暫的，很快又調回去了，所以也沒有參加後來的「反右」，避免了表態，批判別人。我還有一個幸運，是沒有留在學校當老師。我的同學有的留在高校當老師，在文革時，直接面對學生「小將」，飽嘗了各種批鬥酷刑。而文革中，我因為在中央機關還是「小」字輩，當時批鬥「走資派」，對象是處長以上，我還沒有資格。

反右派時，理工科知識分子挨整較少，但到了「大躍進」時期，就被整得厲害，因為他們不少人有專業知識，很難接受那種違背科學常識的做法，在各個工廠裡面提意見。我們這些年輕人當時認為自己是國家的主人，又血氣方剛，一些事看不下去了，就覺得不得不說話。後來那些政治運動，把一批一批的人都打壓下去了。有人說，說假話成風是從「大躍進」開始的，可能有道理。　

我們這一代人「痛點」比較低

直到文革中後期，我在五七幹校時，才開始大膽懷疑，慢慢給自己「啟蒙」。而一旦開始覺得可以自己思考，就這麼一直思考下去了。直到1978年「真理標準的大討論」之後，我覺得自己有權利完全按照邏輯、按照事實去獨立思考問題。

回溯起來，1949年以前，我還來不及「自我完成」，但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給我打下了做人的底色；中間的二十多年，我從事涉外工作，和大家一樣，經歷了各種運動，努力「思想改造」，經歷了個人崇拜迷信的自我迷失；直到文革後期，我開始一點一點地覺醒。

我們這一代人，如果運氣比較好，活得長，能夠堅持到1979年之後，就有機會真正做點事情。80年代，中國將窗口轉向了歐美，對外交流變得密集起來，很多學科也有了新的發展。在還算壯年的知識分子中，我們算是最後一批懂英文的。因為在民國時期要考上大學，英文水平必須達到一定程度。前面的人都老了，後面的人學的是俄語，加上有些人在50年代早期就有不錯的工作經驗，這群懂英語的人就在改革開放初期脫穎而出了。

此時，民國教育的「底色」就發揮出作用了。人文社科類的知識分子這時候開始比較深入地反思政治和社會問題，而理工科知識分子繼續在自己的科學範疇進行研究。大家對這個社會、對整個國家都擔負起了責任，只要他知道是不好的，他們會提出來，比較敢說真話。不少人都信奉一個原則：如果真話不能都說，至少不說假話。

我交往的人也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我的同學裡，有人當官，但貪官很少，這好像也是那代人的一個特點。

1980年，也就是我在「回歸自我」，「我筆歸我有」之後，發表第一篇隨筆《無韻之離騷——太史公筆法小議》，提到司馬遷完全沒有「罪臣當誅兮，天王聖明」的那種精神狀態，和他的「不阿世，不迎俗，不以成敗論英雄，不以榮辱定是非」，從那時起，我的寫作就追隨這種精神，反映了祛魅和自我啟蒙。

1996年，我正式退休，在那之後開始對整個民族的命運與發展有了更深層次的關切和思考，寫了大量的隨筆和評論，結集出版（《資中筠自選集》），它們比我的學術著作影響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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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覺得，我今天說一些感時憂世的話，是因為我有特殊背景，我其實半點背景都沒有，我就是爭取眼睛不向上仰望。有些人覺得我想改天換地，其實我並沒有這種雄心壯志。我覺得「針砭時弊」不應該是我的一個標誌，我也不想給領導提意見。我只是比較有正義感，對事實真相和邏輯比較「較真」。也許我們這一代人「痛點」比較低，看到不好的現象就要說出來，否則無法忍受。現在我的精力越來越衰退，越來越覺得來日無多，就想趕著把我想表達的東西多寫一點出來。

我不認為我有很大的影響力，但我有信心的是，如果有什麼影響，那都是好的影響，至少是對民族有利的，是推動社會進步的，這使得我睡覺的時候也比較坦然。孔子說：「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我自以為可以做到。我在物慾、名譽、地位上，沒有要求，只求還允許我做我想做的事、還有能力做的事，說想說的話。我確信想做的事都是好事。

現在的知識分子太精明，太缺乏前人的「傻氣」。過於「乖巧」，善於鑒貌辨色。不問是非善惡。他們不缺才氣，缺的是骨氣和血性。

我還遇到一種情況：有些文章不是我寫的，但冒用我的名。或者濫用我的某些話，再添油加醋，或亂加標題。那些人自己想表達一些觀點，但自我保護得特別好，想說這些話，不敢說，這種風險就讓我去擔。這在法律上是侵權，而且不道德。應該提倡襟懷坦白、光明磊落、敢作敢當。這樣的人多了，社會才有正氣。

我們這一代人，對這個民族有非常深的感情，現在我們也已經走到了尾聲，如果還要依靠我們，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而現在的人，不肯丟掉的東西太多了。對於他們，那些不涉及利害關係的是否可以多一些堅守？現在是知識爆炸的時代，日新月異，很多人都懂互聯網，技術水平很高，但最基本的文化底蘊和做人底線正在變低，這個是很值得憂慮的事情。現在校園的風氣不好，老師的師德也在變差，我擔心我們的民族會退化。所以現在我真正關心的還是教育，我一直在強調，現在知識分子要做的重要的事是啟蒙，包括自我啟蒙。

我對青年人的期待是不要太趨炎附勢、能守住底線，這個底線不要太低。另外，要對自己誠實，盡量不說假話。至少對自己的工作有點敬業精神、有點責任感。如果還有年輕人能獨立思考，扎紮實實為推動社會進步做一點事，那就是有志青年了。這樣年輕的健康的力量越多，能聚攏起來，國家和民族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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