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出席大師論壇:請讀者忘記《鄉愁》

[導讀]《鄉愁》是我40年前寫的,那個時候在大陸文革的後期,所以我心情很暗淡,認為此生也許回不去大陸了。《鄉愁》之類的詩我寫了至少有二三十首。

余光中

從左至右:石川、余光中、孫甘露「《鄉愁》好像變成一張名片,這張名片大到把我的臉遮住了。如果有想認識我,喜歡詩的話,可以把這首詩暫時忘掉。」在《詩的世紀》大師論壇上,詩人余光中如是說。10月26日,騰訊文化、騰訊書院攜手上海電影博物館、目宿媒體、中華藝術宮、上海電影資料館於上海舉辦大師論壇《詩的世紀》,上海電影家協會副主席石川教授擔任主持,詩人余光中與作家孫甘露跨越海峽展開文學對談。當代詩歌成就需在百年後檢驗余光中最喜歡的詩人都是中國的大師,從屈原、李白、杜甫到蘇東坡,而工作上因為在外文系教學,所以也密切接觸英美文學。余光中笑稱,「所以一度是人格分裂的,是公私分明的。」「古典詩可以終生讀,不一定是為了要寫。因為裡面含有他的智慧,不僅僅是他的詩體,有各種東西可以學。至於自由詩,到現在為止也還不到一百年。」就自己的創作經驗,余光中說,「格律詩就是寫得太保守、太有規律,所以內容矜持。到了30年代寫自由詩,跳出了韻文化的陷阱,立刻又跳進了散文化的陷阱。所以這兩者都要避免。」現在寫詩歌文章,余光中常常以白話為主調,需要鏗鏘有力、訴諸權威、引人深思時,他會加入文言文。有人擔憂詩歌已死,關於詩歌在當下的影響力和生命力,余光中非常樂觀,「從『五四』以來,新文學家很多擅長寫詩,像魯迅、陳寅恪等等。現在流行歌曲的歌詞,也是某種意義上的詩。我們這個時代詩的成果如何,貢獻如何,恐怕還要更長的時間來回顧。」孫甘露以杜甫為例,詩人在辭世200年之後才形聲譽,一個時代對詩歌的了解和認識,可能需要很長時間來從各方面觀察。國家不幸詩家幸,痛苦憤怒出詩人?余光中自稱「我這一生很不幸」,前半生遭遇了兩個戰爭,第一次是中日戰爭,第二次就是內戰。這個痛苦是個人的也是整個民族的,是小我的也是大我的,由不得你作主,不得不經歷。因為戰爭離開故鄉,余光中寫出了膾炙人口的《鄉愁》。「國家不幸詩家幸,戰爭影響全國人民。可是對於詩來講,杜甫如果沒有經歷安史之亂,他的許多寫實詩就沒有了,李白和白居易的詩里也有寫到戰亂。」兩次的戰爭面臨的是暴力,余光中去台灣之後則承受日常生活的壓力,壓力對一個人的傷害不可小看,它24小時不放手,連做惡夢時都會在那裡。每個時代都面臨著他不同的苦難,比如說在大陸有一胎化、上學、考研等等一系列的問題。「沒有遭遇戰爭不見得就很平凡,『宅男』也能夠成大事業,哲學家康德和蘇本華沒有什麼旅遊經驗,他們照樣思想可以很發達。『宅男』也好『浪子』也好,都可以寫詩。」在『宅男』之外,余光中還談到『憤青』,「西方也說是Angry Young Man,英國出了一些憤青,美國出了一些嬉皮,他們希望回歸心靈,所以遠離美國文化中心紐約、芝加哥,跑到西部去,或者改信佛教,海明威那一代人不曉得要找什麼東西,就跑到巴黎。每個時代有自己的趨勢。我有時候也很憤怒,不過我覺得憤怒對解決問題的效果不如幽默感好。幽默,就是你不正面迎敵。李小龍拳打得好,他先要學會如何躲、避。如果每一次都硬工夫去接招,還是消耗得很厲害。幽默是把問題轉一個彎來處理,如果一個人完全沒有幽默感,他日子很難過。」孫甘露對於「國家不幸詩家幸」 另有一番解讀,「如有幸生活在和平時期當然好,沒有人喜歡戰亂年代,那都是迫不得已。我們每個人所處的歷史環境和現實環境無法選擇,不會為了寫好詩就喜歡戰亂時代。身邊的瑣事也可以造成偉大的作品,卡夫卡就是一個例子,作為一個生活瑣碎的公務員,每天去機關上班,跟詩詞描繪的歷史場景完全不同,但是這不妨礙他寫出偉大的作品,我想詩歌也是一樣的。」藝術家是否有出格的特權?近日,因為詩人顧城自殺20周年,而引發了關於「詩意與殘忍」的討論。藝術家是否有所謂的特權去做一些出格的事?孫甘露談到,「顧城當然是一個優秀的詩人,有人給他找了很多原因,也有人認為你並沒有這樣的特權。有一句話『這個詩人,可能在歷史上是偉大的,但是住在你隔壁,就是討厭的,你要被他搞死了。』我開始也理解顧城的這種行為,後來誤了顧城最後生活的那個島,待了兩三個小時以後,我突然覺得我能夠理解他了。因為那個島上太安靜了,耳邊就能聽到呼呼的風聲,除此之外什麼也沒有。顧城以前在國內是一個生活在鮮花、掌聲、人們讚美聲中的一個人,他生活再一個喧鬧的環境中。突然到這樣一個寂靜的、寂寞的環境中,他是不是有些不適應?我在想是不是有這樣一個問題?我在那個島上生活一兩個月以後,我估計也跟顧城差不多。」詩人究竟過著怎樣的生活?是選擇寂寞,還是出入市井?余光中坦言自己的生活方式很尋常,「吃過飯有時候我幫太太洗碗。她去買菜,我開車送她去。唯獨陪我太太或女兒去Shopping,比較不耐煩,因為她們看來看去都不能決定要不要買,我站在旁邊,手足無措。」余光中:《鄉愁》遮住了我的臉對於大陸作者最熟悉的《鄉愁》,余光中對這首詩作抱有複雜的感情,「《鄉愁》是我40年前寫的,那個時候在大陸文革的後期,所以我心情很暗淡,認為此生也許回不去大陸了。《鄉愁》之類的詩我寫了至少有二三十首。後來《鄉愁》在大陸選入教科書,電視台也用,很多人會背,所以小兵立大功。可是他也妨礙我,因為它好像變成一張名片,這張名片大到把我的臉遮住了。最近台灣還有一位音樂家把《鄉愁》譜成了南管,也有人譜成蘇州評彈,還也譜成歌曲的,總共有十幾個以上。因為我很多詩跟《鄉愁》是完全不一樣的,有些人想認識我,喜歡詩的話,可以把這首詩暫時忘掉。」為何40年前在特殊歷史背景下創作的鄉愁,至今仍然打動許多年輕一代的讀者?余光中認為,即便現在交通很發達,有高鐵、飛機、手機,現代人和現代人之間的溝通非常方便,就沒有離鄉背井的感覺了,但鄉愁仍然存在。孫甘露認為,「所謂的鄉愁,就是一種回不去的狀態,並不是指一個特殊的地點,可以說是故鄉,也許是精神上的故鄉或者各種意義上的故鄉,那種衝動。」文學永遠是電影的根「他們在島嶼寫作,台灣文學電影展」將電影和文學緊緊的聯繫在一切,五位電影導演詮釋了台灣六位最重要的文學家的精神世界,塑造了他們文學根源的那個時代,永久性的記錄.上海電影博物館館長任仲倫在致辭中提到,「文學和電影這個話題,實際上從電影一誕生開始就一直存在。1895年世界第一次放映電影,很多的觀眾去觀看,但基本上都是湊熱鬧的。十多年以後電影這個新的樣式跟文學跟戲劇結合起來,100多年長盛不衰的電影史就誕生了。所以我們講電影離不開文學,文學永遠是電影的根。在一個目前越來越弱小,越來越淡化文學淡化戲劇的情況下,我們探索一種新的電影表述,我覺得是有價值的。這不是一種新的探索,實際上是一種維護,維護文學的寧靜和維護文學的價值,維護文學對電影的貢獻,舉行此次活動,我覺得對於上海電影,對於中國電影來講都是很有價值的。」上海市文聯主席、中華藝術宮館長施大畏表示此次影展是中華藝術宮和上海電影博物館實現戰略合作的又一探索,希望立足於藝術這個核心,通過文學、美術、電影的相融相映,將更優質的文化產品貢獻給廣大的市民。目宿媒體總監製陳傳興談到《他們在島嶼寫作》在傳統定義的紀錄片跟商業電影之間開闢了一條路線,將文學通過影音、影像的形式推向大眾,讓文學在網路時代,在閱讀的行為逐漸被稀釋淡忘的時代,重新燃起新的火花。今年5月,騰訊文化首次向大陸網友介紹《他們在島嶼寫作》台灣文學大師紀錄片,即引發對文學電影的熱烈關注,電影界及文學界的諸多藝術家、作家、學者參與到討論之中。查看騰訊書院往期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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