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嘉健：為什麼有人會用放水表達愛國情懷

作者為愛思想網專欄學者，作家。原標題為「消解內在價值觀衝突的文化邏輯」。愛思想網受權首發，轉載需獲授權

在降低認知失調的過程中，人們不斷地說服自己是正確的，最後走向了非理性的行為和適應不良。

　　——阿倫森：《社會心理學》

一.表態作為一種文化儀式

從最近吸引眼球之「放水愛國」的新聞里，我分明看到了一個頗有意味而見慣不怪的文化心理秘密，這就是在面對自我內在價值觀衝突的過程中，中國人那一套圓融消解內心衝突的文化邏輯機制。先看故事原料：

在「9.18」事變發生85周年的當天，乒乓球奧運冠軍王楠的老公郭斌發布微博，內容為：「遇到一些欺負人的事總是很難緩過勁，曾經的九一八！整個國家被一個比咱小太多的國家從頭到腳羞辱欺負的到家了！我是去過日本卻從不用它包括電器之內的任何產品！甚至在日本住酒店很小人地把水都打開，還覺得解氣！其實這沒用！咱得多方位加油！加油！」

郭斌存在著幾個內在的價值觀衝突，其一，違背珍惜水資源的基本價值觀；其二，偷偷摸摸做損害性的小動作，違背光明正大地挑戰的價值觀；其三，既憎恨日本又偏要去日本旅行，並戴著一款日本的名牌手錶。他的羨慕嫉妒恨的潛意識夠糾結的，但他不想清理自己的複雜意識進而採取君子的態度—— 他不覺得自己糾結，日本我也要去，日本手錶我也要戴，我也要抗日，解決內心衝突的辦法就是：「放水！」

放大視野來看，像郭斌這種心性的人很不少。當年北大中文系94級女生馬楠，在柯林頓訪問北大時當面痛斥美國狀況惡劣，但一轉身，她很快就申請去了美國留學，後來嫁給了一個美國人，並且從此在美國做著生意和幸福地生活著；北大清華的畢業生到西方留學如過江之鯽，然而也同樣既聲討西方又留戀西方；中國有無數這樣的人，在公開的表演中反美，但是暗地裡卻向美國移民；在海外的華人移民，一面享受著西方的種種好處利益，一面堅持不願意融入主流文化價值觀。——但中國人都不感到自己有分裂傾向，堂而皇之，安之若素。這說明中國人自有一套解毒消炎特效藥。

這裡面是什麼邏輯呢？他們這樣說和那樣做的時候，有沒有想過自己出爾反爾不夠正直，就沒有絲毫的不安？沒有價值觀的衝突，沒有心理矛盾，那樣的水乳交融，自己怎麼說服自己呢？這就是博大精深的中國人啊。再想，在後現代的「審丑文化」下，沒有醜陋和無恥的概念。

進一步想，多數人在發奮圖強的時候，其實出發點只是為了一己成功，但是公開表態時卻以高調的道德宣示，時間長了，真的相信自己是出於熱愛真理、信仰普世價值或者愛國主義而去追求卓越的。由於從來都沒有追究過自我的精神理性，到了關鍵時候才會感到無所適從。所謂未經審視的人生是沒有意義的人生，但是在不知不覺之中所形成的人生態度以及由此發生的行為，其背後有著怎樣的文化邏輯之心理融合機制呢？

社會心理學中的「認知失調」理論與此相關。大意就是：當你同時經歷兩種或多種彼此間不協調的心理過程時，這便是認知失調；一旦出現了這種情況，它將導致不同程度的不適感和緊張感，這種不適感會促使你做出某種改變以使它減弱；既然你不能改變你的行為，你只能改變你的態度，因為你已經這麼做了，或是因為環境的壓力太大。（【美】埃略特?阿倫森等：《社會心理學》，第8版，第6章，機械工業出版社，2014-8）

但是中國人在做著違反自己認同的政治正確的價值觀的事情時，是否也同時改變了原來的價值觀呢？如果沒有改變，他們需要做什麼呢？巧妙處在哪裡呢？我的看法是：只需要為了原來的價值觀「表一個態」就可以了！例如馬楠當面指責柯林頓就是。但是中國人不會感覺到這樣做自相矛盾，他可以容忍態度和行為的不一致，因為他沒有嚴格的形式同一律。

郭斌的「小動作」也是一種補償行為的平衡心理策略。自己很想到日本去旅行，但是也像多數中國人一樣吞不下曾經被侵略過的仇恨感，所以採取某些解氣的行為向自己的固有價值觀交代，那是內心另一種固執的聲音在發泄，為了彌補愧疚感，平衡似乎有「漢奸表現」的嫌疑，這是改變了形式的「阿Ｑ勝利法」，是對自己否定自己的行為一種消解，抹平內在的衝突。——當然要知道，在中國，反日和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輿論環境壓力具有壓倒性的影響力。

對於中國人來說，表態很重要，這是文化儀式，「表態」就相當於對認知失調的調適，表態是對環境壓力和政治正確的價值觀作一個交代。

二.表態自圓其說就可以了

表態需要的是一個說法，在中國，說法比實質重要。表態能夠自圓其說就可以了，這是中國人的聰明。我們自古便推崇「自圓其說」的文化邏輯，簡單說就是：自己說得通順就行了！錢鍾書先生曾經在《談藝錄》中詳細引證和論述過「圓」的哲學、心理學和美學原理：吾國先哲言道體道妙，亦以圓為象。撮其要者，圓通、圓覺、圓成、圓轉，渾融周匝，完善無缺而已。落筆要面面圓，一在理，一在氣。理何以圓：文以載道，或大悖於理，或微礙於理，便於理不圓。氣何以圓：直起直落可也，一戛即止亦可也，氣貫其中則圓。（P111-114）

圖片來源：人民網，作者楊樹森　　

「自圓其說」是中國人一種修養得非常成熟的認知調適最有效的心理方法，只要求一種圓轉的說法滿足內心的解釋，而不需要用形式邏輯來分辨真偽是非。自圓其說的特點就是善於把分裂的兩種價值觀之間的對立性抹平，在一個更大的價值觀籠罩下，取消具體問題的合理性，這樣就可以從自我分裂的價值觀過渡到一個解構了不合邏輯的思想之八面玲瓏的調適狀態。先看一個例子：

「世界華人文學研討會」2016年第一次在中國大陸由暨南大學舉辦，得到大會邀請與會的很多華語作家，都激動得夜不能寐，準備了精彩的研究論文要發言與發表，作為海外遊子對祖國的貢獻。可是，他們的「貢獻」幾乎都由於內容敏感或者不適合在有領導參加的場合宣讀而被婉拒。當某人問及他們對此的感受時，那些海外遊子的作家們即表示，人家大陸那麼窮，還如此奢華地招待我們，據說還高價請了于丹來演講，我們有吃有喝，管那麼多幹啥？你別沒良心了。你老抱怨，小心他們下次不邀請你回來……（楊恆均：于丹演講太多胡扯，愛思想2016-05-11）

這裡的奧妙在於：文學研討會的目的不是研究文學，真正的目的是讓海外文學家回歸中國認同，尋求一種全球華人整體和諧的同情心，所以研討文學的求真爭辯有可能破壞主題目的，和氣一團才是重大的價值。從古至今所有中國的會議都是在尋求與會者的認同和團結，所有中國的對外文化活動都是在尋求對中央文化的向心認同。這便是整體主義的價值觀。

那麼作為此次大會重點表演的于丹演講「中國文化」是怎樣的精彩呢？楊恆均複述道：

于丹為了突出中國文化優越而對西方文化與宗教的不以為然，把中國的倫理抬出來同西方的宗教抗衡（好像西方就沒有倫理似的），還有她洋洋自得地宣稱自己就是看武俠小說長大，武俠里就有豐富的中國文化，並以武林高手練到最高境界可以以氣當劍、殺人於無形來說明中國文化之高深。

于丹講述了她個人的一段經歷：為了教育她碰到的一個不懂得高深中國文化的外國人，她講了一個禪的故事：古代一位混混買了三匹八吊錢一匹的布，付款時聲稱「三八二十三」而不是「三八二十四」，這位混混竟然以頸上人頭作擔保說自己是對的，只肯付二十三吊錢。一位小和尚打抱不平，說如果「三八二十三」是對的，他願意輸掉頭上的帽子。眾人相持不下，於是來到小和尚的師傅 —— 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和尚處，請他作主。

老和尚沉思了一會，說：「三八就是二十三，小混混是對的。」結果小混混不但用二十三吊錢拿走了三匹布，還賺了小和尚的一頂帽子，高興而去。老和尚卻因此受到鎮上眾人的鄙視與驅逐。小和尚憤憤不平，質問老和尚為何說「三八二十三」。老和尚說，你說那小混混的頭重要，還是你頭上的帽子重要？他用頭來和你的帽子打賭，我能說「三八二十四」嗎？

小和尚明白過來，我們大概也都能夠理解那位宅心仁厚、救人一命的老和尚。于丹講得聲情並茂，成為整場演講中的亮點。可亮點幾乎馬上變成污點，因為于丹說當時他對外國人講這個故事的目的，是要告訴外國人關於中國文化的高深之處：外國人弄不懂中國文化，說我們不講原則，是人情社會……但這故事就說明了我們中國文化的高深和美妙之處，我們的中國文化有時就可以是「三八二十三」，而不是「三八二十四」，這就是中國文化的精華啊！（引述同上）

我相信很多人始終也弄不明白于丹講的那個禪的故事的深意。真的沒有合理的邏輯，違反常識。本來是一件可以簡單解決的小事：圍觀公眾共同計算從而得出公正評判，或交由官府公開審理，為什麼小混混敢於公然違背人人認同的事實或真理，這叫冒天下之大不韙，簡單有效的解決辦法都放棄或無效，只聽從一個老和尚的歪曲判決？在宅心仁厚的幌子下讓「公然違背事實」和「任意扭曲真相」可以橫行，還有公道么！

可這就是中國！荒唐故事之所以發生，其前提就是：法治制度的虛位和公共裁判的缺失，而無賴深知這個社會有一個容許胡來的潛規則，因此這樣的荒誕戲劇會在中國社會常常正常化地上演。人們可能沒有深思其惡劣的影響力：無數這樣的小慣例會逐漸塑造中國人的文化心性，以為我們這個社會是不需要承認事實的，只要你有膽量耍無賴。這也是潛規則之一部分，相似的縱容太多了，例如造假不是罪惡，橫行霸道別人可以忍氣吞聲，扭曲事實真相不會有人提出抗議，掛羊頭賣狗肉不會有人較真，等等。

這個故事教導我們：中國文化的高深之處就是，只要你的理由夠偉大，或者你的賭注夠恐怖，那麼為了顧全大局，老實人是會服從荒唐的結果的。縱容小作惡肆無忌憚的表現或者橫行霸道是我們傳統里的一個慣例。並且中國社會相當缺乏自治能力，公眾在公共社會裡沒有互相糾錯的權利和能力，中國人能夠容忍公然愚蠢。

中國事情的本質是：在大正確的旗幟下縱容非理性，為了道德的高尚和大局的利益，在具體生活里放棄具體分析的方式，讓一個一個積累起來的荒唐逐漸侵蝕掉根本的原則，這也是整體性文化或曰集體主義帶來的惡果。——郭斌的小動作亦如是，但他之抗日有理的情緒，在今天並非一定是政治正確的。

分析完這個故事之後，我想進入一個艱難討論的困境：顯然，這是一個匪夷所思的毒害人心的壞故事，可是大學教授于丹怎麼就當作高尚道理來傳播呢？而且在現代性成為普世價值的今天，還要作為中國文化的高尚精妙之國寶來向西方人傳授呢？

於是我們需要考慮，于丹是怎麼想的，于丹的博士生導師教授職位不應該是浪得虛名的吧？我想，于丹的思維方式有一個中國式的慣性主導。

于丹肯定不會覺得這個故事中間有道德和價值觀的分裂衝突，更不會想到它具有敗壞世道人心的負面作用，她是說中國人不是像西方人那樣直線分析思維，而是繞著彎子轉著圈子想問題的，從表面上看是不合理，但是換一個角度來看，它就成立了，因為中國人經常想到更多的相關利益或者顧全大局，你需要有更多的同情力和小的犧牲。就像老和尚的用意一樣：你賣布人損失一文錢和小和尚輸了一頂帽子，比起小混混那顆腦袋，只不過是小小的損失，要了小混混的人頭，那就是殺人了。在老和尚的邏輯（中國文化的代表）里，人頭重要，求真不重要；人命關天，無賴和欺負不關天；委屈求全可貴，執著較真不可貴。——不過也真是蠢得很，說賭一個頭就真的可以隨便砍一個頭么？沒王法啦？老實人就是賭不起。

于丹的思維方式就是一種整體主義的思維方式，只要有一個偉大的理由，就可以讓不合情理的和自相矛盾的荒唐事成立。順著于丹的思維方式推演開去，下面的一種思想也可以成立：

（關於台灣問題的最後解決方式），「在對抗階段就看台灣老百姓清不清醒，如果他們清醒就把蔡英文換了，讓國民黨回來，我估計就沒事了，但是從現在的態勢看，國民黨這個扶不起的阿斗下一次也沒戲，因此還是蔡英文，於是這就危險了，都已經對抗了，還把執政權交給她。我個人認為在蔡英文第二任期的某一個點就走向了第四階段，衝突。說白了就是武力解決，武力解決對台灣老百姓還是很痛苦的，因為他的意識形態絕對不接受我們，所以我們強壓下去，他們非常痛苦，而且過程會流血，主要是台灣人流血。因為按照我的推算最快是2021年，也是蔡英文第二任期，有可能再晚一點，到那個時候我估計我們南海已經搞定了，南海搞定了就相當於包圍它。」（金燦榮：地方精英的不作為是普遍現象，共識網2016-09-08，這是網路流傳的金燦榮教授在國際會議中心講座的第二部分：中美戰略哲學之台灣問題）

金燦榮說，「南海、台海一起解決，這就是真正的中華民族復興。我估計台海一解決，我們從政治上講，我們中華民族百年國恥就解決了，其實這兩個地方拿下以後，實際上國際上就崇拜你了。」（同上）

金燦榮和于丹的思維方式是一樣的：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鎮壓台灣人民只是一個小小的問題，那是他們的小的犧牲，但是中華民族的復興和中國的國家統一才是大局利益，在中華復興和天下統一的整體思維面前，台灣人的權利、他們的獨立和自由甚至他們的犧牲可以忽略不計，就好象小和尚的那頂帽子和賣布人的一文錢。為了祖國統一大業，發動戰爭在所不惜。

我們知道：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國家主義思想是根深蒂固的，這是中國人最大的價值觀，無與倫比，幾乎所有中國人在這個問題上可能具有最大的共識。講到南海問題，99.99%的中國人，無論海內外者，均異口同聲認定那是我們的。誰要將中國分省自治，就是要和14億人民對著干。台灣問題、香港問題、西藏問題、新疆問題和內蒙古問題全部一個性質。從1840年以來的民族失敗恥辱，確實在等待著某天揚眉吐氣地宣洩一番，今天是其時矣。所以金燦榮的大嘴巴並非空言，其背後就是全體中國人的心聲。

三.中國的整體主義文化邏輯

認知失調是世界性的人性現象，只是在不同的文化境遇里，會有不同的消解內在衝突的文化邏輯。雖然調適認知是出於具體情境的要求，但是一定會有作為基本原則的文化邏輯在制約著具體的調適。

從抽象理論來看，西方人作為大原則的文化邏輯是：制度規則，法治共識，宗教信仰，公共道德慣例，政治正確觀念等，當他們遇到自我認知失調時，他們必須在上述這些文化邏輯的前提下調適自我的內在衝突，如果這些觀念都無法說服自己，他們需要面對我正在做出「反社會」或「違反政治正確」的行為之內心拷問。西方文化習慣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那是一種分析性文化邏輯，所以他們有案例判決的原則。

根據文化學研究的基本觀點，西方人比較中國人而言，他們遵循直線思維路徑，中國人說他們是不會轉彎的簡單腦子，他們從古至今都按照形式邏輯的思維方式來推理，基本的就是「形式同一律」。舉一個細節可見：如果發現所有證據裡面有一個細節不吻合，即使其他證據都吻合，他也不會允許通過，他不會去考慮是否真實，他們認為形式和程序不正確，目的和價值觀也不會正確，手段不道德，目的也不會合乎道德。這在中國人看來，是匪夷所思的。

人類認知失調的調適方向無非是自我與超我的兩面，人們都會在二者之間取得平衡，作為規矩中人一般會以自我服從超我，代表外在社會價值觀的超我，西方人的文化邏輯如上所述；那麼中國人的文化邏輯呢？我想到了以下幾條：

1.在千百年的歷史文化慣例里，中國人已經養成了通過整體主義思維進行「認知調適」的心理調整能力，所以有超強的解決價值觀衝突的調適通感，很容易就能夠打通互相衝突的價值觀之間的通道，使它們相安無事。整體主義文化價值觀也可以稱為中國式集體主義：包括天下大一統、家國一體（國家主義）、中央權威、人民群眾、集體組織等等。

2.中國人具有強大的實用功利主義文化價值觀，這是決定一切事情著陸的出發點和歸宿地，使一切價值觀衝突都得到解構，唯有看得見的利益和好處，抽象的道理、邏輯和道德都不必信仰，中國人是世界上最現實主義的族群。

3.倫理道德是中國人最熟悉使用的具有籠罩性的文化邏輯利器，包括人情、習俗、潛規則、人際關係無所不歸於道德律令中，只要上升到人情道德層面，則所有具體事情都必須服從。

4.中國人不贊成誠實是首要的道德律，到什麼山唱什麼歌，見什麼人說什麼話，做什麼事情將會有什麼道理，一切都根據具體情境來決定，這叫整體主義思維下的誠信的靈活性，自圓其說。

5.中國人從來就沒有也不需要形式邏輯來限制自我靈活的小聰明，有形式邏輯管著的頭腦才可以實行法治制度，潛規則要有無邏輯來匹配，遵守邏輯同一律不是中國的菜。

中國人更多地屬於以情感為基礎形成態度的族群。一種文化如果科學素質不能成為普通人的習慣思維方式，同時遇事不夠認真和嚴謹，且以人情潛規則為主要社會影響力的話，會以站隊、劃界、歸類和圈子從眾等社會化的態度來控制自我，這就是集體主義文化的影響力。阿倫森指出：「在西方文化下，人們的態度可能更多基於對個性與自我提高的關注，而在亞洲文化下，人們的態度則更多基於對自己在社會團體中地位的關注。」（《社會心理學》，P159）

在郭斌的例子里，他發出這條微博、包括他做出「放水」的行為，是對自己內心裡中國人認同的政治態度的表態回應，是對自己到日本去這種行為的消解。但是需要看到在這種態度背後的實用主義價值觀：什麼利益我都想要得到，包括仇敵日本的好處，但是道德的面子我也要。海外華人作家為了得到祖國尊重和享受貴賓待遇，可以放棄堅持文學研究的虛無縹緲的價值觀。我們的文化需要個人經常進行認知失調的調適，需要個人時刻依附於集體的價值觀，從眾。即使郭斌在日本，也不會根據事實認知和邏輯分析來形成個人獨立的態度，所以不可能有自由的思想。

總之，在一個整體主義文化邏輯的大道理下，通過靈活的自圓其說的表態性姿勢，中國人總是能夠順利地解決自己的價值觀衝突問題，不會為了形式同一律而產生糾結。阿倫森說：「在降低認知失調的過程中，人們不斷地說服自己是正確的，最後走向了非理性的行為和適應不良。」而且，「降低認知失調的過程總是無意識的。」（《社會心理學》，P125）

在這樣的文化心性下，是否可以說：中國文化是一種「不存在價值觀衝突的文化邏輯」，因為它有一個整體主義的價值觀籠罩一切，其他價值觀都可以委屈求全而得到圓融調適，消解掉它們之間的衝突性。

責任編輯：蔡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