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蘭事件及其共產國際在華秘密組織
牛蘭事件及其共產國際在華秘密組織
作者：楊奎松
1931年是中共在城市工作遭遇滅頂之災的年份。
其實，要想弄清楚牛蘭的身份，很大程度上先要弄清共產國際這個時候在中國的秘密組織，特別是負責聯絡和代為幫助中共中央工作的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情況。而這個時候的中共，恰好處在由公開轉入地下，由主要進行宣傳工作和民眾組織工作，轉為主要進行武裝鬥爭的一個轉折的時期。為了應付這種轉變，莫斯科這時不僅組織大批中共人員到蘇聯去學政治、學軍事、學各種特殊技能，並幫助中共中央制定大政方針，主持安排中央人事，提供幾乎全部活動經費以外，還專門派出一個機構長期駐在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就近幫助、指導並監督中共中央的工作。這就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簡稱遠東局)。關於這方面的情況，當時外界多半只是在牛蘭被捕之後，才多少開始有所了解的。因為警方從牛蘭的住處搜出了大量中共和周邊國家共產黨組織的秘密文件，從而得知中共方面的幾乎一切重要文件，包括政治局會議記錄，都要通過這個機構報送莫斯科。這個重大秘密的發現，使中國的輿論界一時間議論紛紛，不僅有關中共的一些重要文件被逐件披露報章，而且還盛傳這個牛蘭是什麼「第三國際在滬最高機關領袖」，誤以為由此便破獲了共產國際在上海的這個專門機構。[1]其實，這只是一個誤傳。牛蘭事件的發生，並沒有影響到這個機構的存在和運行。關於這個遠東局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它的成員有些什麼人，負責人是誰，有過怎樣的變動，它對中共幫助怎樣，這些都還是些幕後的東西。
莫斯科早在1920年就開始同中國共產主義者建立聯繫，並指導他們建立起自己的共產黨。當時負責這一工作的主要機構是俄共西伯利亞遠東書記處，作為這個書記處的工作人員，維經斯基曾經率領過一個俄共小組前來中國，到處物色合適的發展對象。在同中國的，並且通過中國上海與朝鮮、日本等國共產主義者建立起固定聯繫之後，俄共正式決定將其在伊爾庫茨克的西伯利亞局遠東書記處改為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負責領導包括中國在內的遠東國家的共產黨活動，向他們提供經費和發布有關的指示。這個書記處事實上仍歸俄共西伯利亞局領導，因此西伯利亞局的負責人舒米亞茨基也即是書記處的領導人，書記處的主要成員有維經斯基、達林等，它下面還設立了日本、中國、朝鮮支部，中國部的負責人是維經斯基，張太雷、張國燾等人先後擔任過中國部的工作人員。[2]
1920年6月，共產國際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提出世界革命重心東移，應當加強對東方落後國家和民族的革命宣傳工作。會後，曾經在印度尼西亞從事過革命鼓動工作的荷蘭共產黨人馬林被共產國際執委會派赴中國上海，「研究遠東各國的運動，與之建立聯繫並就共產國際是否需要和可能在遠東建立一個辦事處，做一些調查」。馬林在1921年3月成行，6月到上海，很快被指定為遠東書記處的成員，並被要求代表書記處留在上海。因此，馬林與幾乎同時到達的伊爾庫茨克遠東書記處的代表尼柯爾斯基一起出席了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並與尼柯爾斯基一同代表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與中共保持聯繫。但是，這個時候共產國際與中共的聯繫還比較鬆散並缺少章法。[3]
1922年1月，隨著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遠東各國共產黨和革命代表大會，遠東革命的問題提上議事日程，同時在俄共西伯利亞局領導下的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在處理朝鮮共產黨的問題上表明這個機構設置不甚合理，[4]共產國際決定取消遠東書記處，直接成立在共產國際執委會領導下的遠東支部，由維經斯基負責，不再受俄共西伯利亞局領導。緊接著，馬林回到莫斯科，他的彙報，特別是他同國共兩黨的聯繫引起了共產國際的重視，從而決定直接派馬林作為共產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的代表「在中國南方同黨中央委員會聯繫，並代表我們(指共產國際執委會)同南方國民革命運動領導人合作」。[5]從這時起，共產國際才算是確定了通過個人代表對中共進行指導和幫助的工作方式。
馬林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任命的第一位駐中國的代表。但在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召開後，1922年秋天共產國際成立了以書記處副書記庫西寧為部長的東方部之後，設于海參崴的遠東支部又改名為遠東局，馬林旋又於1923年1月被任命為遠東局委員，並再由遠東局正式任命為駐中國的代表。只是，馬林在中國只呆到了這一年的7月就回了莫斯科，從此再沒有回來。[6]
由此可知，共產國際在1922年底之後，已經初步形成了對中國的組織管理機構。除了俄共中央政治局這一最高領導機構以外，作為共產國際支部之一的中共最上級的領導機關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會之下負責領導整個東方國家共產黨工作的是東方部，東方部以下中共的頂頭上司是設在海參崴的遠東局。這也就是說，共產國際通過其遠東局指導中共的歷史，至少在1923年就已經開始了。
由於馬林已經是共產國際駐中國的代表，因此遠東局成立後派駐中國的第一任代表實際上也是馬林。但在馬林離華，蘇聯大使加拉罕派鮑羅廷代表蘇俄政府長駐廣州後，鮑羅廷很快就被賦予共產國際的任務，事實上承擔起了共產國際駐華南代表的工作。在這種情況下，領導中共的工作被分割成兩部分。一方面，根據莫斯科的指令，共產國際有關國民黨問題的任何指令，都要經過鮑羅廷的的同意並在鮑羅廷指導下來實行，因此，中共在南方國民黨地區的各項工作，事實上都處於鮑羅廷的領導之下。
而另一方面，鮑羅廷並不曾被賦予指導整個中共工作的明確任務，因此中共中央自身的工作仍舊要向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並接受遠東局的指導。因此，為了解決這兩重交叉領導所造成的種種矛盾，1926年底遠東局再度決定派維經斯基為駐中國上海的正式代表。不過，由於國民革命軍很快北伐到武漢和上海，共產國際為了貫徹其進一步的方針，又直接派以羅易為首的共產國際代表團前來中國武漢參加中共第五次代表大會並負責領導中共，維經斯基作為遠東局的代表只工作了不過兩個月左右的時間。隨後，維經斯基加入代表團在羅易領導下工作到6月，而後被調回莫斯科。而遠東局也因為人員幾被調散而逐漸失去作用。
1927年7月，眼看國共關係破裂在即，莫斯科相信整個問題在於共產國際代表指導上保守妥協，因而撇開遠東局，徑直選派羅明那茲作為共產國際代表前來中國貫徹其激烈革命的方針。不料羅明那茲到中國後，又表現出盲目冒進的情況，使中共力量遭受更大損失，並未能給中國革命帶來任何轉機。鑒於這種情況，莫斯科不得不在1927年底將其調回，且在一年多時間再未向中國派駐任何正式代表。直至1928年6月中共六大召開時，根據中共代表的要求，斯大林才表示願意重新考慮派代表到中國去的問題。
斯大林一度不再考慮派代表前往中國，是因為1927年12月中共廣州暴動失敗後，中蘇關係破裂，俄國人在中國的活動變得十分困難。同時，前此派駐中國的歷任代表，也已經被事實證明犯過許多嚴重的錯誤，似乎不能起到代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作用。但不向中國派駐代表，也確實使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和蘇共中央之間在政治溝通以及組織聯絡方面產生明顯的困難。因此，幾經磋商之後，斯大林最終還是接受了中共中央的建議，同意共產國際繼續向中國派駐自己的代表，只是他顯然不希望俄國人直接捲入這樣一種容易引起嚴重政治糾紛的國際行動，並且擔心以後的共產國際代表難免會象他們的前任一樣，犯有這樣或那樣的錯誤。
因而斯大林提議，派駐中國的代表通常不應當是俄國人，今後的代表並且應當與以前的代表有所不同，即第一，他們不宜再採取以往的個人代表負責制，而應採行集體工作和集體負責的形式；第二，他們不宜再負有明確的領導責任，主要應取幫助工作性質，起上傳下達的聯絡作用。依據這一原則，1928年底，共產國際東方部才又抽調歐美國家的共產黨人組織遠東局，並於1929年2月正式將原來設在海參崴的遠東局移到上海，建立起了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常設秘密機構，以具體幫助中共中央，同時負責與遠東各國共產黨組織保持聯絡。[7]
關於1929年開始派駐上海的共產國際遠東局，具體如何展開工作，對中共究竟起了哪些作用，還是一個頗難回答的問題。但從已經公開的有關資料和相關人員的回憶錄看，這個遠東局有著遠較早先那個遠東局更為複雜和神秘的工作系統。可以肯定的是，遠東局在與中共的關係當中至少擔負著以下這些任務：
1、代表共產國際同中共中央具體討論每一項工作預算並加以審核，轉報共產國際批准。在共產國際核發經費後，再向中共中央轉交各項經費，並負責審核提供因臨時特殊需要而申請的特別經費。
2、幫助中共中央建立國際乃至國內秘密交通線，負責轉遞中共中央有關報告和各項工作記錄，傳達共產國際給中共的有關指示，包括協助中共在莫斯科—海參崴—上海之間轉送各種人員。
3、定時聽取中共中央、青年團中央以及全國總工會等機關負責人的有關報告，與中共政治局商討各項重大決策和重要指示，幫助中共中央起草和審定有關文件，對中共中央做出的各項決定進行監督，對其中違反共產國際指示精神的決定隨時予以提醒並促其糾正。
考慮到遠東局上述工作任務，不難想像其組織上必然要有明確的分工。有關遠東局內部分工的情況，此前能夠找到的一份最直接的資料，就是佐爾格在日本被捕後的筆錄口供。
佐爾格，是蘇俄最有名的間諜之一，30年代曾經在中國上海為蘇聯紅軍總參情報部從事過秘密情報的工作，這期間與共產國際遠東局有過某種重要的合作關係。以後他受命前往日本，潛入德國駐日本大使館，曾最先探知德國計划進攻蘇聯的確切情報，並及時向莫斯科報告，卻由於斯大林不予採信而功虧一簣。佐爾格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不久，在日本被捕並被處以死刑。但在佐爾格被處死之前，他曾於受審期間作了大量筆錄口供，已被保留下來的這些筆供中曾經講述了共產國際在上海的遠東局內部分工情況。[8]
佐爾格供稱，遠東局實際上分為兩個多少獨立的部門，一部分為「政治部」，一部分為「組織科」。前者的任務主要是傳達共產國際各種政策指示，幫助中共制定各種政策文件，轉達中共的各種建議和要求，並研究中國的各種政策性問題向共產國際提出報告；而後者的任務則主要是給中共轉發經費，並與中共中央保持聯繫，為共產國際人員和中共中央領導人舉行重要會議尋找安全地點，保證莫斯科與中共之間的人員來往，雙方間文件和書信的傳送，無線電通訊以及組織秘密交通線等。因此，後者「特別保密」。[9]作為具有相當地位的蘇聯紅軍原駐上海情報機關負責人，佐爾格的說法應當是可信的。
考慮到佐爾格1932年底就離開了上海，並且他與遠東局並沒有直接的組織上的關係，因此，他的說明中還不能使人對遠東局有一個完整的印象。事實上，遠東局的工作並非僅僅局限於政治和組織方面，它還負有一項極為重要的使命，即指導中共的軍事工作。雖然，還在1927年中共開始武裝暴動之際，莫斯科就曾派有一名德國人前來負責指導中共的軍事工作，但這一工作卻是從意930年以後才逐漸走上軌道的。只是在1930年以後，共產國際才派遣專門的軍事代表常駐上海，就近對當時在南方偏僻地區創造農村根據地的紅軍進行包括部隊正規化和游擊戰術在內的各種指導。
最先派來中國的軍事代表是蓋利斯，這是一名一隻胳膊有殘疾的蘇聯紅軍軍官，直接受蘇軍總參謀部情況部第四局局長別爾津的領導。他是在斯大林於1930年夏天突出強調中國紅軍的作用之後，第一個直接利用蘇聯的軍事經驗前來中國幫助中共制定各種軍事訓令的俄國人。他在莫斯科時就曾幫助共產國際起草過這方面的文件。到上海後，中共中央對其依靠更多，幾乎所有有關紅軍的訓令都是由他起草的。在他之後來到中國擔任軍事代表職務的是弗雷德。這位來自德國的中校所起的作用看來較格里斯要更明顯。[10]眾所周知，1933秋天派去江西中央蘇區，並成為紅軍軍事顧問的德國共產黨人李德(即奧托·布勞恩)，就是在弗雷德的領導下工作的。
整個1933—1934年中國南方紅軍與國民黨軍隊之間的激烈戰鬥，很大程度上都曾受到這位德國將軍的遙控指揮。甚至，紅軍與一度樹起 福建人民政府的造反旗幟的國民黨第十九路軍之間的合作談判，也是在他的直接參与下進行的。只不過，弗雷德來華後似乎不僅向蘇聯紅軍總參謀部第四局負責，而且還接受了共產國際聯絡部的任務。[11]也許是由於這種原因，佐爾格在其筆供中曾斷定蘇聯軍事情報小組由於無法完成任務，於1931年就離開了上海。[12]不過，從已知的情況看，蘇聯此後仍舊派有軍事情報小組在上海工作。1935年在所謂「神秘西人案」中被捕的「神秘西人」，就是這個小組的負責人約瑟夫·華爾頓。[13]
另外，佐爾格對遠東局內部分工的說明也還需要進行更具體的解釋。這是因為，在對中共的關係上，遠東局本身雖然存在著兩個工作部門，但它的負責人畢竟只能是一個人，那就是由共產國際東方部派出，並得到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正式任命的共產國際政治代表。換句話來說，所謂「政治部」的負責人其實也就是遠東局的負責人。然而，需要說明的是，這個「政治部」與所謂「組織科」又各受共產國際不同部門的領導，因而兩者並非完全是那種垂直領導的關係。從這裡其實也可以看出，佐爾格的說法其實不是十分準確。因為事實上，這兩個部門在某種程度上不僅不是垂直的關係，甚至還是一種平行的關係。從已經公開的共產國際文件當中也可以了解到，由於「組織科」直接掌管經費和與莫斯科聯絡的各種管道，責任重大，故負責「組織科」的共產國際工作人員，通常並不和遠東局，即所謂「政治部」直接發生關係。
在同為共產國際派出的部門，為什麼會有兩個大致上平行的工作部門呢？這多半是由於遠東各國共產黨的政治、組織，以及聯絡、經費等項工作，在共產國際內部是分別由東方部和聯絡部兩個部門負責的緣故。東方部的部長這時仍是共產國際書記處書記庫西寧，而實際上負責的是東方副部長米夫；至於聯絡部這時的負責人則是權力很大的共產國際副總書記，人稱「老闆」的皮亞尼茨基。根據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規定，聯絡部負責討論決定各種組織及財政問題，因此，聯絡部的工作既複雜，又關鍵，其秘密性也極高。在聯絡部之內，負責各國共產黨之間聯絡和轉發有關經費的，是其下屬的國際交通處，主任是阿布拉莫夫，所謂 「組織科」的負責人其實就是在這個阿布拉莫夫手下的一名重要聯絡官員。只不過，具體到其遠東局內部的具體分工，情況還要略微複雜一些。
在這時中共領導內部，對這些共產國際的代表有過兩種稱謂方法。最初是按身份稱呼，後來則較多地按國籍稱呼。比如1927年直到1928年，他們把共產國際的代表分別按照不同的分工，稱為「黨毛子」或「大毛子」（即共產國際政治代表）、「小毛子」（即少共國際的代表）、「工毛子」（即赤色職工國際的代表）、「太平洋毛子」（即太平洋產業工人聯合會的代表），等。但1929年遠東局成立後，他們雖然也還使用「小毛子」、「太平洋毛子」、「軍事毛子」，或者「國際代表」、「赤工國代」（赤色職工國際的代表）、「少共國代」（少共國際的代表）等分門別類的稱呼，但更多地卻開始按照國籍來稱呼了，比如稱「俄國毛子」、「德國毛子」、「波蘭毛子」、「美國毛子」等。
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變化，除了共產國際的代表不少已經不是俄國人，而是歐美各國的共產黨人，用國名冠之比較容易區別以外，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除了共產國際軍事代表之外，共產國際遠東局中的一些人員已開始把共產國際眾多附屬機構的工作任務分別承擔起來了，以至有的代表有了多重身份，有時難以簡單地以一種身份稱之。包括被上海公共租界逮捕的牛蘭，就被發現同時還是太平洋產業工人聯合會秘書處駐中國辦事處的主任。[14]
牛蘭在上海被捕一事發生於
由於牛蘭是在中國被捕的第一位共產國際的工作人員，而從他那裡搜得的共產黨文件又如此之多，因此他的被捕迅速成為轟動一時的新聞。再加上蘇聯很快下大力氣動員了中國當時的著名人士宋慶齡、蔡元培、魯迅、林語堂等，以及國際著名人士愛因斯坦、杜威、羅曼·羅蘭、德萊塞等，以各種方式要求南京國民政府釋放牛蘭，包括國民黨當局和公共租界巡捕房理所當然地認為，牛蘭應當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最高負責人無疑。
因牛蘭夫婦被捕後始終堅不吐口，直至
早先見到的有助於對牛蘭身分進行判斷的，只有兩件中共領導人的口供。一件是中共政治局委員，負責交通系統的顧順章
顧順章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又是中共交通和特科系統的具體負責人，理應與共產國際遠東局的負責人有較多來往，但事實上，顧順章在供詞中不僅沒有能夠提供任何有價值的情報，而且其情報中還有明顯的錯誤。比如稱遠東局九人中「大多數是俄人」云云就不很準確。因為顧被捕時，留在上海的遠東局成員只有兩人，一名為波蘭人，一名為美國人，恰恰沒有俄國人。[17]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可能有兩個。首先是當時顧順章更多地負責的只是國內交通線，國際交通線是由遠東局自己負責，兩線交接一般也只是由特定交通人員具體負責，領導人一般不直接參与。同時，遠東局交通聯絡方面的工作秘密性較高，通常採用單線固定人員聯繫，雙方高層領導人之間的接頭一般也是專門的聯絡員，或由雙方的秘書直接接頭安排進行，並不通過顧順章，因此，顧順章與遠東局領導人事實上並無太多接觸。再加上顧順章名為政治局委員，事實上更多地只是負責技術性工作，在政治問題上很少參與，故中共中央政治局與遠東局領導人之間的聯席會議亦從未參加過。
遠東局成員又常用各種假名，他要了解遠東局內部情況自然頗為困難。他所以指認牛蘭，而不能提供地址，並且弄不清共產國際派駐上海的機關的情況，亦可知其知道牛蘭掌管經費和交通的重要地位，卻沒有和牛蘭有過接觸。其次，也不能排除顧順章有不願惹惱俄國人的心理。顧順章雖然可能對遠東局的具體人員分工及多數人員的住址不甚了了，但他理當知道遠東局經常和中共領導人開會的執委會代表羅伯特和遠東局秘書雷利斯基等人的名字，相反對很少遠東局碰頭，更不直接與中共人員接觸的牛蘭的名字應當陌生得多。
然而，負責多年秘密工作，不可能不知道遠東局成員的化名及某些聯絡地點和用於交通的信箱等，尤其是不會不知道這時化名維爾海姆的共產國際東方部領導人米夫幾天前還在上海，因為米夫在上海是所有政治局成員和在上海的重要領導人都知道得一清二楚的，但顧順章在供詞中卻一條有價值的情報都沒有交待，這多少有些令人費解。事實上，說顧順章一被逮捕馬上全盤交待的說法，恐怕並不準確。遠東局
我們在南京秘密工作同志向莫斯克濕(即周恩來)報告，在
起初，我們不大相信此人有反叛之可能。其後又以為顧某似乎不致立刻全盤托出，所以整個星期是在談話及謠言之中，而不能決此事之確否。此種反叛極為可慮，因顧某不但知道所有中國同志之住所，而且還知道克蘭莫及坡托歇夫斯基之住宅。幾天以內，我們望著警察們到這些地方來，同時作著必要的防備。直至現在，還未見警察巡捕來到。中國同志儘可能的立刻搬家，但是如果這位朋友將真確的地點告知警察，我們負責同志很可能的將全數被捕。但是，結果未曾發生。[18]
據報告說，在特科紅隊(紅色恐怖隊)搜查顧順章家時，找到了顧順章寫給蔣介石的一封沒有發出去的信。信中說：他「已覺悟，承認共產主義之差誤，並預備與(為)南京工作，去誘捕國際代表、黨總書記，並全體中央政治局委員及其他人物」。這封信表明，顧祝同早先是有過將共產國際代表和中共中央和盤托出的想法的。但為什麼顧順章在供詞中表示他只知道一個人叫牛蘭，而對於遠東局其他人員的名字和住址一概不知呢?唯一能夠用來加以解釋的理由，大概就是顧對出賣俄國人，包括中共領導人，還是多少有些顧慮的。因此，除了有回憶指稱顧供出了周恩來和另外兩名中央委員過去的住宅以外，顧被捕最嚴重的危害多半只是帶著國民黨特務人員巡視南京各監獄，指認中共分子，致使惲代英等化名被捕而未被重判的個別共產黨人被處死或判重刑。顯然，顧順章曾負責過中共特別行動科的工作，知道特科紅隊非報復不可。其之變節，不過是想活命而已。只可惜，即便如此，顧順章只要變節，就免不了要受到中共特科紅隊的報復。[19]
過去的中共黨史，對於所謂「叛徒」有著太多概念化和醜化的痕迹。比如對在顧順章、牛蘭之後被捕的向忠發，就極盡醜化。實際上，向忠發並非像一般黨史書中寫的那樣毫無氣節。向貴為總書記，從遠東局建立到他被捕前不久，曾不斷與遠東局有關人員開聯席會議和討論工作。僅1931年他被捕前半年裡，已知其與遠東局人員會面就有近10次之多。何況，留俄學生，曾經成為向忠發秘書的潘問友，更是直接負責向忠發與遠東局代表之間的聯絡工作，無論如何不能說他不了解遠東局的情況，更不能說他不知道遠東局當時的負責人是誰，但他被捕後在供詞中卻一個字也沒有提到遠東局，也沒有供出他多次接觸過的遠東局幾個重要成員的名字。
他有意含混其辭地把共產國際東方部和遠東局、把米夫和牛蘭攪在一起，說什麼「共產國際駐上海之東方部負責人，前為米夫，現已回國。刻由一波蘭人負責，但自稱是比國人，聞已被捕，押在英租界捕房中」。[20]這句話亦真亦假，似是而非，粗看上去確實容易讓不明真相者發生誤解，以為共產國際此前在上海的負責人是米夫，他回國後就是牛蘭負責，因為被關英租界捕房裡的那個自稱「比國人」的就是牛蘭。但仔細分析一下卻不然。第一，向忠發這裡說的是「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是米夫，並非說米夫是遠東局負責人；第二，向忠發提到有一個波蘭人現在在上海負責，他也非常清楚被關在英租界的那個遠東局成員叫牛蘭，但他卻刻意避免在「波蘭人」和「牛蘭」之間直接划上一個等號，不說牛蘭就是那個波蘭人，不說牛蘭就是遠東局現在的負責人。向忠發為什麼如此遮遮掩掩，確實應該讓人多問一個為什麼。
需要了解的是，向忠發自
甚至，他一句也沒有提到當時已經在獄中，但尚未被國民黨發現的中共政治局重要成員關嚮應的名字，就連因為他的交待而被捕的五名同案犯，包括青年團中央書記
向忠發這樣做，其實也沒有什麼可奇怪的。如果了解中共大批自首人員的心理，就不難理解向忠發如此作供的動機。曾經負責過中共與共產國際通訊聯絡工作的中共中央重要成員黃平這樣解釋過他作供時的想法，他說：「我想如果打得半死，把中央和國際的代表供出來，那就後果嚴重了，我就供出了北京三四個接頭地址，和劉少奇在上海的住處。至於中央機關，政治局開會的地點（趙雲家－－即康生家，引者注），國際代表的地址，地下電台的情況－－我都隻字沒提」。[23]
一方面怕酷刑拷打，怕被槍斃，不得不自首和交待，一方面又絞盡腦汁想提供一些讓人相信卻又不致造成太大破壞的情況，甚至保住一些重要機密，以此來為自己的交待找到某種合理的解釋，這常常是中共多數被捕後自首的人員保持心理平衡的一種方法。向忠發的情況恐怕也不出其右。在中共作了整整三年（從1928年6月到1931年6月）的總書記，向忠發所了解的核心機密實在太多，而他所供出來的卻實在太少。這也正是他很快就被槍斃的一個重要原因。純粹以他的那有意含混不清的口供作為判斷牛蘭身份的依據，當然不可信。
說向忠發的口供含混不清，當然不是說他的口供完全是假的。他很清楚，完全提供一些假口供國民黨方面也不會相信。因此，他的口供自然只能變得亦真亦假，吞吞吐吐，而在關鍵地方「打埋伏」。那麼，向忠發在談到遠東局的問題上，除了米夫的情況以外，還有沒有與事實相符的交待呢？有。那就是關於遠東局負責人是個波蘭人的說法。
確切地說，遠東局這時的負責人叫任斯基（當時又譯為日稅斯基，或雷利斯基，Rendsky)。自1929年初遠東局在上海組成之後，直到1931年8月，即牛蘭被捕之後，遠東局基本上都是由任斯基負責具體工作的。關於這一點，自1929年以後長期負責與遠東局的聯絡工作的周恩來後來曾明確說明：「日稅斯基－－波蘭毛子，六大後到四中時在中國」。1931年，因「顧（順章）、向（忠發）的叛變影響了許多人，到八月波蘭毛子要離開上海」，同時「要我們提出臨時中央名單」，以便周恩來等原中共中央領導人也儘快撤離上海（周恩來這裡所說的「六大」，即指1928年6－7月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四中」，就是指1931年1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24]
由此可知，這個波蘭人，即任斯基，一直在遠東局工作。只不過，作為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派出機關，正式的代表應當是德國人羅伯特（又稱埃勒斯），任斯基是遠東局秘書。但羅伯特1931年2月離開了上海，米夫雖然直接參与了遠東局的工作，但並沒有被授予正式代表的身份。具體工作即交由任斯基負責。米夫和蓋利斯4月下旬相繼離開後，任斯基當然也就成了遠東局的實際負責人了。而他直到1931年顧順章、向忠發被之後，始終沒有被捕過。他是在1931年9月布置完上海原有的中共中央撤退之後，才離開上海平安地返回莫斯科。因此，如果根據向忠發的口供，相信那個負責共產國際東方部在上海工作的波蘭人，在他之前已經被關在英國租界捕房裡，顯然是不正確的。
關於共產國際的政治代表沒有入獄的情況，佐爾格其實也有過交待。他在筆錄中說明，1931年遠東局政治部的負責人，在1931年牛蘭被捕後，因住地發生危險，乃奉命返回了莫斯科。[25]
或許應當了解的是，如果說在中共中央，還有什麼人能夠具體了解這一時期遠東局成員情況的話，這個人恐怕只有一個，那就是周恩來。1928年秋冬之交，正是周恩來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分，代表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具體討論了選派駐上海的共產國際遠東局成員等問題。1930年，又是周恩來在莫斯科與斯大林等討論了上海遠東局臨時負責人羅伯特等人與中共中央的關係，要求派米夫前來中國指導工作的問題。並且，從1929年遠東局開始工作，一直到1931年周恩來離開上海去江西中央蘇區，也只有周恩來始終主持著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遠東局的聯絡工作。象黃平以及向忠發的秘書潘問友等與共產國際代表的接頭等工作，也都是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之下。
只是在周恩來1930年赴莫斯科工作的近半年時間裡，政治局委員李立三曾暫時代理過周恩來的這一工作，後因李立三與遠東局衝突，又暫時由鄧中夏負責了一個極短的時期。另外在1931年，王明也曾一度因為與米夫的關係參加過與遠東局的具體聯繫工作，但政治局常委中負其責者仍舊是周恩來。直到1931年9月開始組成以秦邦憲為首的臨時中央之後，周恩來等原中共中央負責人撤往江西蘇區和莫斯科之後，這一聯絡工作才轉交給張聞天負責。因此，有周恩來的說明，再加上佐爾格的筆錄，應該是很可靠的證據。而他們的說法表明，這個時候，即1931年6月，無論是向忠發被捕前，還是其被捕後，遠東局的負責人，都沒有被捕過。換言之，那個被捕的牛蘭，並不是遠東局的負責人。
牛蘭究竟在遠東局是個什麼角色呢？關於此點，周恩來也有明白的解釋，即「牛蘭－－交通系統」，他的頂頭上司是共產國際聯絡部交通處主任阿布拉莫夫，「管秘密電台、交通及秘密黨的經費」。由於牛蘭負責向國際轉送中國黨的秘密文件，「結果牛蘭破壞，《申報》登過兩個月的秘密文件」。[26]關於這一點，佐爾格也有比較清楚的說明，他提到，遠東局的組織科「由牛蘭本人和一兩名助手」組成。[27]由此可知，這個牛蘭其實只是共產國際聯絡部的成員，是負責對共產國際的聯絡及交通等任務的「組織科」的負責人，這也是負責中共交通系統的顧順章對他的名字較為熟悉的原因。
當然，牛蘭同時也兼做太平洋職工聯合會秘書處的某些領導工作。因此，我們在牛蘭被捕後搜查出來的中共和共產國際的秘密文件中，很少能夠看到牛蘭親筆寫的或修改的文件，僅有的幾件也全部是關於如何進行秘密工作和記錄上海工潮的。[28]這也很清楚地說明，牛蘭絕不是遠東局的負責人，他的任務僅限於交通聯絡與了解工人運動方面。正是由於牛蘭對中共中央情況知之不多，所接觸者僅限於工會方面領導人，因此，牛蘭的被捕，對中共中央的正常工作幾乎沒有什麼影響。從有關的文獻記載看，顧順章被捕，中共中央被迫停止正常工作將近一個月時間；向忠發被捕，中共中央停止正常工作達5個月之久；而牛蘭被捕，中共中央幾乎沒有停止過一天正常工作，甚至連會議地點都沒有改變。[29]
不過，作為遠東局聯絡組的重要成員，牛蘭有沒有可能在共產國際政治代表不在上海時代理其負責位置呢？也就是說，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由於1931年6月前後任斯基不在上海，牛蘭當時一度代理過其位置，因而被顧順章和向忠髮指認為共產國際在上海的最高領導人?看起來這種設想也難以成立。
這是因為，第一，有資料表明，在1930年2月至8月前的一段時間裡，曾經有過「波蘭毛子」回蘇聯述職不在上海的情況，但這時在上海負責遠東局工作的是 「德國毛子」羅伯特，而非牛蘭。關於這一點，向忠發在
第二， 1930年12月米夫來華後，共產國際的政治發言人自然變成米夫，並且由於米夫此行意在推翻中共三中全會的各種決定，改組中共中央，將留蘇學生扶上領導崗位，因此，指導過三中全會的任斯基一度受到批評，不能不退入幕後。在緊接著召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以及此後幾個月遠東局參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的主要代表，都是埃斯特。這也就是為什麼任斯基儘管一直到1931年9月才離開中國，周恩來卻說：「波蘭毛子，六大後到四中時在中國」，沒有說他從六大後到臨時中央成立時都在中國的原因。因為，直至米夫離開上海之後，任斯基才又重新代表遠東局參與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但無論如何，顯然沒有人想到應當改用牛蘭。相反，1931年4月米夫回國後，「波蘭毛子」再度出面負責，直到1931年8月得到莫斯科的調令後為止。
最後，即使在任斯基離開中國之後，前來接替任斯基作共產國際政治發言人和遠東局負責人的，也沒有使用共產國際聯絡部派在遠東局內的官員。當時牛蘭雖然被捕，但他的主要助手，後來成為美國共產黨「顯要人物」之一查爾斯·克倫賓，[31]一度曾擔負起了他的工作。但共產國際還是選派了著名的德國共產黨人阿瑟·尤爾特，當時中共黨內又稱之為愛佛爾脫（Ewert）來作它的全權代表。尤爾特於1931年11月用哈里·伯傑的假名，在美國共產黨人保羅·沃爾什的陪同下，持美國護照來到上海，一直工作到1934年。後因遠東局內部圍繞中國革命工作方針問題發生爭論，再加上其住處遭到巡捕房搜查，終被調離中國，並於
在此之後他被派到巴西去從事秘密工作。他在組織巴西1935年11月革命時被捕，並被處以15年徒刑。[32]在尤爾特走後，考慮到對中共的指導已經主要集中到紅軍作戰方面來，因此，共產國際特別委託軍事顧問弗雷德在遠東局負責了將近一年左右的時間，到1935年春，即上海中共地下組織接連遭到破壞，與紅軍和中共中央的聯絡完全中斷的情況下，他也奉調回國了。[33]此後的遠東局雖然仍存在過一個時期，但已沒有起過太大的作用了。
由此可知，直到被捕為止，這個牛蘭也並沒有成為遠東局的負責人。他的工作主要只是負責交通系統而已，用中共的稱呼，或者應該叫他做「交通毛子」。如果考慮到他同時還負責或兼管太平洋產業聯合會的工作，或者還可以管叫他「太平洋毛子」之類，如此而已。
那麼，在知道了牛蘭的具體身份之後，他的國籍又是哪裡呢？根據其後裔的說明，他的真實姓名是亞可夫·馬特耶維奇·魯尼克，1894年出生於烏克蘭的一個工人家庭。1914年畢業於基輔的一所商業學校。此後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進而被送入聖彼得堡軍事學校學習，並在1917年成為布爾什維克的一員。1918年被選入捷爾任斯基領導的「契卡」（非常委員會）。1924年調入共產國際聯絡部擔任與奧地利、義大利、德國等國共產黨聯絡的秘密信使。1927年以後又被共產國際為派往中國，以商業公司作掩護，建立秘密交通站，負責轉送各種文件和經費等。
在牛蘭事件之後，共產國際通過遠東局指導和監督中共中央工作的這種方式，仍繼續了幾年時間。即使是在中共中央於1933年整個遷到江西中央蘇區去之後，它仍舊通過各種方式繼續對中共工作進行指導與監督。如代替中共中央就近通過中共上海中央局以及特科系統等，指導中共在國民黨統治區內的各項工作，和通過電報遙控指導中共各個蘇區的工作，包括為每一支紅軍部隊部署他們的軍事行動，等等。當然，它最主要的任務還是負責轉達傳遞莫斯科與中共中央之間的各種信息。隨著中共臨時中央撤離上海前往江西蘇區，遠東局對中共的幫助和指導，主要都集中到紅軍作戰方面來了。
因此，共產國際調走了尤爾特，特別委託軍事顧問弗雷德在遠東局負責。但在中共的主要工作已遠離城市，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已經不再依賴於莫斯科所提供的財政援助之後，遠東局似乎不能夠給中共帶來重要的利益了。尤其是那些紙上談兵的遙控電報，在瞬息萬變的戰場形勢面前不是廢紙一堆，就是遺患無窮。像1933年秋至1934年初紅軍已經開始陷入危機的情況下，十九路軍在福建發動反蔣運動，希望與紅軍合作，正是這個弗雷德對此採取了極其消極的策略，破壞這種合作的可能，使紅軍迅速陷入絕境。所以，正是在遠東局遙控指導的這段時期，中共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軍事上都進一步陷入到最危險的境地。到1935年春，上海中共地下組織接連遭到破壞，紅軍和中共中央也撤離江西，雙方聯絡完全中斷，作為軍事專家的弗雷德變得毫無用處，只能奉調回國了。[34]
此後的遠東局雖然仍存在過一個時期，但再沒有起過明顯作用了。事實上，隨著上海等地的中共組織接連遭到重大破獲，僅從1933年秋至1934年秋不過一年時間，中共被捕者就達到4505人，並且有4213人，包括大批領導人自首投降。[35]中共在國民黨統治區內幾乎失去了繼續活動的餘地。在這種情況下，遠東局的存在也漸漸失去其意義了。1935年夏，共產國際下令收縮上海的一切工作，並將中共在國民黨統治區內最後一點力量移至天津保存下來。隨後，共產國際向中國派駐代表的歷史很快亦告結束。
本文注釋
[1] 《國聞周報》，第8卷第32期，
[2]賈比才著，張靜譯：《中國革命與蘇聯顧問》，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第62頁；達林著，候均初譯：《中國回憶錄(1921—1927)》，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第2930頁。
[3]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近代史所編譯：《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1，第59—61頁。
[4]當時西伯利亞方面和上海方面的俄國人，各自扶植了一個朝鮮共產黨，引起了兩派朝鮮共產主義者的激烈鬥爭。
[5]前引《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78頁。
[6]前引《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77—77、110—112頁。
[7]關於遠東局在上海組成的時間，在
[8]參見F.W.Dekin:The Case of Richard Sorge (New York, 1966)，中文版由聶崇厚譯，即《佐爾格案件》，北京，群眾出版社，1983。此書中引用了大量佐爾格在日本被捕後所作的筆供內容。
[9]見《佐爾格案件》（中文版），第82－83頁。
[10]據李德回憶，這位軍事代表到達上海的時間是1933年春天。他的名字叫曼弗雷德·施特恩，簡稱眾弗雷德，以後曾參加西班牙內戰，以克勒貝爾將軍著稱。根據法租界警務部檔案記載，弗雷德到達的時間應在
[11]共產國際檔案記載，弗雷德1934年以後也受聯絡部領導。中心檔案，全宗號495，目錄號19，卷宗號54。
[12] 1930年以前，照佐爾格的說法，蘇軍方曾派出過一個小組駐在上海，「它的任務是與中國紅軍聯繫，搜集有關情報」。「這個小組由於無法完成任務，於一九三一年離開了上海」。前引《佐爾格案件》，第77頁。
[13]這個約瑟夫·華爾頓因被捕後堅持不開口說話，故有「神秘西人」之說。1937年國民黨當局將其釋放，經新疆返回蘇聯。
[14]前引《佐爾格案件》，第79—80頁。
[15]轉引自經盛鴻文。
[16]轉見王健民著：《中國共產黨史稿》，第二卷，第160頁。
[17]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電報》，
[18] 〈遠東局給共產國際的報告〉，
[19]已知剛一得知顧順章叛變消息，周恩來就受命負責處理此案。他曾親自指揮紅隊深夜潛入顧順章家中全面搜查。參加搜查的聶榮臻在其回憶錄雖然沒有提到其全家被處死一事，但從當時報紙就此事的報道和法租界以謀殺罪名通緝周恩來看，中共當時確曾以此懲戒顧順章。中共以後沒有進一步下決心除掉顧順章，估計也與顧順章沒有象預想的那樣對中共造成更大的破壞這種情況有關。參見《周恩來年譜》，第210頁；聶榮臻著：《聶榮臻回憶錄》(上)，第127頁。
[20]前引王健民書，第160頁。
[21]前引王健民書，第164頁。向忠發在
[22]參見張紀恩的回憶文章，載（上海）《黨史資料叢刊》，一九七九年第一期。張特別提到，當時中共政治局重要成員關嚮應也因事被捕，但未被上海淞滬警備司令部識破，向忠發此前與周恩來等曾多次討論過營救關的措施，清楚地知道此事。但向被捕後卻沒有象顧順章告發當時因同樣情況陷於獄中的惲代英那樣，將此事交待出來。可見向忠發的交待確與顧順章的不同。
[23]黃平：《往事回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第85－86頁。
[24]中心檔案，全宗號514，目錄號1，卷宗號1011。
[25]前引《佐爾格案件》，第83頁。
[26]查《申報》，未見登過兩個月的中共秘密文件，周恩來這裡所指的，多半是《大公報》，因為《大公報》當時確曾連載過牛蘭案中搜出的秘密文件。中心檔案，全宗號514，目錄號1，卷宗號1011。
[27]前引《佐爾格案件》，第82頁。
[28]
[29]中共中央政治局這一時期通常每周召開一次會議。顧順章
[30] 《向忠發致周恩來的信》，
[31]當時化名為斯圖爾特(Stewart)。
[32]李德描述過1932年秋天他到上海後與尤爾特一同工作的情景。見《中國紀事》，第5—8頁；見Forie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3, China, pp.285-288。
[33]中心檔案，全宗號495，目錄號19，卷宗號45。
[34]中心檔案，全宗號495，目錄號19，卷宗號45。
[35]前引《中國共產黨史稿》，第154—1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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