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廷政變指南

中國歷史一貫有宮廷政變的傳統，對於嗜血的皇冠而言，相較朱棣在靖難之役中那樣拉開陣勢的流血千里，等同於斬首行動的宮廷政變可能是最為低烈度的奪權方式了。

中國宮廷政變最頻密的時代當屬初唐，不過八十多年時間裡發生了四次之多。足以為宮廷政變「正名」的是，這段時間也正值大唐盛世，盛世與政變以一種極具違和感的方式被安放在一起。這或許也不是什麼大唐特色，開啟不列顛盛世的「光榮革命」不也就是一場宮廷政變么。

初唐四次政變，成了三次，敗了一次，以歷史的後見之明觀之，或許也能挖掘出一些為後世參考（防範）的「規律」。

門與兵

政變雖小，也有「兵家必爭之地」的講究。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中，陳寅恪先生最早發現了初唐四次政變的成敗關鍵：玄武門。

在四次政變當中，儘管只有首次政變——李世民襲殺李建成和李元吉的「玄武門事變」在字面上與玄武門發生了關係，但事實上，如陳寅恪先生所說：「唐代歷次中央政治革命之成敗，悉決於玄武門即宮城北門軍事勝負」。

簡單說來，就是奪取了玄武門，基本就確定了政變的成功。初唐第三次政變，即唐中宗太子李重俊的政變，最終失敗的地方就在沒有拿下的玄武門。

玄武門說多了總是顯得有些神秘主義。最神秘的的確不是玄武門，而是玄武門所代表的那股勢力。黃永年先生在《六至九世紀中國政治史》中說的非常直白：「玄武門之所以重要者，並非在於此門如何險要，如今軍事軍事上所謂制高點之類，而在於守衛宮廷之禁軍屯營就在此門外邊。」

也就是說，能夠掌控玄武門，幾乎就等同於掌控了禁衛軍。

宮廷政變的成敗，從來就不在於政變方究竟掌控了多大的軍事實力，遠在天邊的十萬大軍對政變本身並沒有意義。要想搞定政變，只要保證在宮廷之中掌握了壓倒性的軍力即可。而在中國帝制時代，能夠在宮廷內部達到此種效果的也只有禁衛軍了。

最為特殊的是玄武門事變，儘管陳寅恪先生根據墓碑殘卷考證出禁衛軍將領常何（本是太子建成的人）已為李世民策反，但禁衛軍事實上最初並未直接參与李世民對建成和元吉的襲殺，他們只是「默許」李世民帶著九名武將埋伏在玄武門周圍。但即使是這樣也足夠了，這九個人再加上李世民在玄武門內已對建成和元吉兩人形成了壓倒性的軍事優勢，在禁衛軍沒有干涉的情況下接連殺掉了建成和元吉。

反而在建成和元吉身亡後，兩人的兩千兵馬猛攻玄武門，禁衛軍此時方「被迫」出手，並且一度處於下風。

可以這麼說，儘管李世民的八百府兵在實力上遠遜建成和元吉的兩千人，但只要李世民在玄武門的局部構成了十比二的軍事優勢，大事已成。

禁軍在後三次政變中的角色就更為關鍵了。在705年張柬之剪除張易之兄弟、逼武則天退位的政變中，張柬之爭取到了右羽林大將軍李多祚，基本算全盤控制了禁軍；在710年六月李隆基剪除韋後安樂公主母女一黨的政變中，李隆基在起兵前就幹掉了韋後在禁軍中安插的韋家子弟，「羽林軍士相率來應，無有拒者」，政變在發動前已失去了懸念；而707年李重俊的政變儘管也爭取到了那個李多祚，但禁軍的大部分力量仍然掌控在韋後手中。

電視劇《貞觀之治》中的玄武門之變

宮廷政變也是一場政治力量的博弈，用偉人的話來說就是，「政治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

在張柬之逼武則天退位那次政變中，李家皇室勢力（甚至有太平公主）自然是政治基本盤。但很容易被忽視的是，以武三思為代表的武家勢力也參與了此次政變，李武兩家聯手，才順利的全盤掌控了禁軍。事實上，此次政變的最核心政治訴求是清洗張易之兄弟的勢力，張氏兄弟的存在不僅對李家，也對武家造成了極大的傷害，因此，誅張也是李武二家的最大政治公約數。儘管此次政變的第二號目標是逼武則天退位，這本身對武家自然不是一件好事，但作為政治補償，政變後武家的勢力不減反增，形成了李武二家聯合執政的局面。

在李隆基那次政變當中，他手上不僅掌控了父親相王李旦的政治勢力，並且也得到了姑母太平公主的支持；而在韋後一邊，三年前武三思在李重俊政變中的身亡讓盟友武家的勢力傷了元氣，政治花瓶李顯的駕崩也讓韋後失去了當年對付李重俊的政治合法性與威懾力。

而在李重俊失敗的那次政變中，政治基本盤只有太子黨而已，面對的是韋後加武三思兩黨的勢力，更可怕的是，還有唐中宗李顯，正是這個韋後的政治傀儡，最後在玄武門城樓上的出現，造成了李重俊軍隊的嘩變。

以結盟的角度而言，玄武門之變是最不足法的。李世民一方，除了收買的禁軍以外，在政治上只有所謂的「秦王黨」可以倚靠，無論是因宗法制度而天生傾向於「立長」的官僚集團，還是天平逐漸導向建成的皇帝本身，都站在政變的對立面上。

玄武門之變就是一場李世民的驚險豪賭，只不過他賭贏了而已。

《琅琊榜》之逼宮場面

對於一次政變而言，無論直接目標是否是皇帝，在第一時間控制住皇帝大抵是成功的另外一個關鍵。

還以玄武門事變為例。在事變之前，唐高祖李淵已基本站到李建成和李元吉這兩個兒子那一邊，如果李淵覺察到任何李世民的政變意圖，等待未來太宗的只會是滅頂之災。

即使在李世民成功殺掉建成和元吉之後，斷定政變成功仍然為時尚早。一方面，李淵未必會顧及只有一個繼承人的既成事實，很可能仍然會對李世民的「篡逆之舉」展開政治反擊甚至痛下殺手；另一方面，李世民若想要平息實力尚存的建成和元吉勢力的反撲，勢必要藉助皇權才能穩定局面。

因此，按照孟憲實先生在《從玄武門之變到貞觀之治》中的說法，襲殺建成和元吉之後的第一時間，李世民就派尉遲敬德帶兵逼宮並囚禁了李淵和大臣一行，李淵被迫當場立世民為太子並全面交出軍權。當然，按照正史上的隱諱書法，尉遲敬德是來「保護」李淵的，而李淵交權也是心灰意冷下的自願之舉。

同樣，在張柬之發動的神龍政變中，張易之兄弟被殺之後，張柬之立即帶兵進入武則天的寢宮，逼武則天傳位太子李顯；而在李重俊那次失敗的政變中，一開始貌似順利的過程恰恰因為沒有第一時間控制住唐中宗李顯而滿盤皆輸。需要強調的是，即使李顯是某種意義上的傀儡，控制他對於政變成功的意義仍然是極為關鍵的。

電影《滿城盡帶黃金甲》中倉促的失敗政變

政變當然是要講求時機的，即使是周勃陳平這樣不世出的英才，在呂后活著的時候也不敢對亂政的呂氏一族下手。呂后死了兩個月，他們就很準時的動手了。

而武則天活著的時候，張柬之他們怎麼就敢發動政變了呢？那可是武則天呀，中國歷史上最強悍的女性政治家。張柬之絕對是講究時機的，政變之時正值武則天重病纏身，對朝政的掌控力嚴重下降之際。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明朝中期的「南宮之變」。景泰帝朱祁鈺重病之時，石亨和徐有貞等人抓住時機，從南宮將太上皇朱祁鎮（明英宗）「營救」出來，閃電複位。一個多月後，朱祁鈺就病死了。

老年武則天（劉曉慶版）

政變當然是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武力行動，但如果利用了有利於政變方的輿情，一方面可以盡量的減少政變阻力，聯合更多的勢力支持；另一方面在政變後也更容易進入穩定政局。

回到剛才說到的「奪門之變」。政變之前，大明朝廷正陷入儲君之爭，景泰帝的唯一親兒子朱見濟病死了，沒有了合法繼承人，當時的朝廷主流輿情是復立「太上皇」時代的原太子朱見深，但景泰帝又對此遲疑不決。但朝廷中的明眼人又知道，一旦重病中的景泰帝駕崩，天下不是「太上皇」就是他兒子的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不僅會有人搶著去爭奪這「擁立之功」，政變發生了也不會有人有動力與政變方對抗。說白了，合法性都在政變方那邊，重病中的皇帝不及時立儲君那才是大明天下的罪人。

張柬之那次政變也有共同之處。一方面，政變前武則天的政治目標也是逐漸「回歸」李唐王朝，政變方的行動只是「加速」了這一政治進程，而不是改弦易轍。在政治主張上，政變方應當是代表了當的主流輿情；另一方面，此次政變的最直接目標是剷除二張，而二張的得勢當時已是天怒人怨，引發了包括李唐王室、武家勢力及官僚集團的集體不滿，或者說，二張的唯一政治後盾就是武則天了。一次針對二張的政變，不會有任何主流政治勢力出來反對，契合了當時朝廷的主流政治輿情。

在隋煬帝江都被殺的那次政變中，政變方的基本盤是禁軍。對於家鄉多在關中的禁軍而言，隋煬帝長居南方不思返的抉擇本身就嚴重違反了他們渴望回鄉的輿情。再加上宇文兄弟的挑撥，一下子引爆了禁軍的有家不能回的怨恨輿情，在群情激憤中發動政變。

而被後世追捧的玄武門之變，反倒是最缺乏輿情支持和政治合法性的。不過這也沒關係，經過李世民的裝修，我們現在看到的大唐輿情，都拜倒在千古一帝的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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