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俄羅斯「文化保守主義」之路(2)

　　因此，從1895年到1902年，以司徒盧威為代表的這些人便出現了從「唯物主義」轉向「唯心主義」的趨勢。客觀「進步」的尺度逐漸讓位於主觀「道德」的評價。他們與本來就對康德唯心主義和各種宗教哲學有造詣的一些學者，如諾夫哥羅德采夫和Е.　Н.　與С.　Н.　兩位特魯別茨科依等人逐漸走近。如布爾加科夫先是指出，重視經濟進化的唯物史觀與強調心中良知與道德律令的康德「批判唯心主義哲學」必須結合起來，後來就對「批判唯心主義」的評價越來越高。到了1902年，這兩批人終於走到了一起，於是就有了前述《唯心主義問題》一書的問世。　　但是這本文集討論的基本上都是形而上的抽象哲學，對於現實社會和政治層面的問題並沒有多少涉及。因此它的讀者僅限於很小的學術圈子，幾乎沒有社會反響。同時這些形而上的探討也尚未對他們的現實政治立場產生多少影響。司徒盧威、別爾加耶夫等人作為自由主義者這一時期繼續參與解放同盟和後來立憲民主黨的活動，並且迎來了1905-1907年的俄國第一次憲政民主大潮。　　俄國文化保守主義形成　　由於種種原因，這次大潮終於退落，俄國歷史進入政治上所謂的「斯托雷平反動」、經濟上所謂的「斯托雷平改革」時代。然而這次失敗的大潮卻深刻地改變了俄國的歷史軌跡，並對俄國不同立場的相關者都構成了極大的震撼和挑戰。在《農村公社、改革與革命》一書中，筆者以「『路標』改變：自由主義的沒落」；「從革命民粹主義到『警察民粹主義』」；「社會革命主義：村社危機與民粹主義復興」；「民粹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雙向異化」幾章來描述了這些震撼。這裡就不再贅言。　　對於反對派自由主義者陣營而言，1905年憲政民主運動的失敗造成了兩個方向的蛻變：一些自由主義者看到革命中「暴民」的威脅和斯托雷平強人政治下經濟改革的成效和強權下的「穩定」期間的經濟增長，他們對憲政民主失去熱情，轉而希望鐵腕強人能夠給國家帶來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的繁榮。這就是所謂馬克拉科夫主義或政治保守主義。　　另一些人則既對「暴民」、也對鐵腕寡頭都沒有好感，他們認為應該反思的不僅僅是革命期間的政治激進，更是革命前就已經長期存在的文化激進，即西方啟蒙思潮傳入後俄國人出現的浮躁和對自身傳統的拋棄，由此導致「唯物主義」盛行，精神世界空虛。結果是無論民眾還是權貴都缺乏責任感，這樣下去無論什麼「主義」都會被扭曲，西方的社會主義在俄國會民粹化，而資本主義則會寡頭化。因此他們發展了革命前就已經濫觴的「批判唯心主義」傾向，認為俄國人應該重建信仰，回歸東正教的精神世界。在他們看來能夠拯救俄國的既不是「人民」也不是聖明君主，而是上帝。他們當時因此被稱為「尋神派」。作為對比其實我們可以把前述那種呼喚鐵腕的思想稱為「尋人派」——他們尋的是強人。　　「尋人派」後來在俄國革命中消失了，而且在後來的思想史上再無蹤跡，儘管在「人民」崇拜中俄國的強人政治不僅很快捲土重來，而且變本加厲。但是「尋神派」革命後不但沒消失，反而由別爾加耶夫這類流亡知識分子在西方發展成一股系統思潮，在思想上影響深遠，並成為今天西方「後現代」或「現代性批判」理論的源頭之一，80年後乘劇變之風又回傳俄國，風靡至今。然而與「尋人派」消亡、強人卻一再出現相反，思想史上顯赫的「尋神派」至今沒有在俄國人的實踐中、更不用說世界各國的實踐中結出什麼可見的果實。　　1909年的《路標》文集就是「尋神派」或俄羅斯現代文化保守主義形成的標誌。與1902年的《唯心主義問題》專註於抽象哲學、幾無社會影響不同，《路標》文集完全針對剛剛過去的1905年革命，篇篇文章都直指現實，因而引起了激烈的爭議和強烈的反響。從他們七個人的文章題目我們就可以窺見其一二：別爾嘉耶夫的論文是《哲學的真理和知識階層的現實》、司徒盧威的《知識階層與革命》、格爾申宗的《創造性的自我意識》、布爾加科夫的《英雄主義和自我犧牲》、伊茲戈耶夫的《關於青年知識分子》、基斯加科夫斯基的《保衛法律》以及弗蘭克的《虛無主義的理論學》，都是從思想史的角度來論述俄國知識分子的精神缺陷以及所造成後果的原因。他們要理直氣壯的強調精神高於物質，就是要當「文化保守主義」，所保的是「個人對社會負責」的原則，所守的是「俄羅斯文化傳統中人本學的精髓」。　　1902年的那本書只是思想探索，還沒有體現為行動上的轉向，司徒盧威們此後仍然作為立憲民主黨活動家活躍在革命風潮中，而《路標》則不僅是思想上、也是行動上真正的「路標轉向」：不僅「路標派」基本脫離了政治活動，俄國知識界的「激進時代」也結束了，知識分子一再呼籲革命而農民群眾普遍麻木不仁的狀況一去不復返，下一次革命已經是工農民眾激進而知識分子卻成為「保守」階層了。　　「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1917年俄國再次爆發了更大的革命，這次不僅羅曼諾夫王朝大廈傾塌整個俄國社會也卷進了越來越「激進」的漩渦。俄羅斯之大，已經容不下這些路標派學者「整理國故」的書桌，他們不得不再次回應現實。1918年，他們又自行出版了《路標續集》——《來自深處：對俄國革命的反思》，該書11篇文章保持了《路標》文集以一貫之的思想，對1917年革命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來自深處」這個書名源出自《舊約·詩篇》中的大衛「登上聖殿之歌」，描寫大災難降臨之際大衛向上帝的呼救：「主啊：來自深淵的我向您哭訴，……」這個書名就鮮明地體現了他們的兩個看法：當今的革命是一場大災難；災難的原因是人們的精神墮落，必須靠「尋神」來解脫。　　因為當時俄國已處在內戰的血與火當中，人們已無暇顧及思想討論，所以此書的思想衝擊力遠遠不如《路標》，它出版後不久即被革命後的當局查禁，再次問世時已經是劇變之後的20世紀末了。不過人們也發現，此書的作者們這時與《路標》相比在一脈相承之下也有了一些變化，除了對祖國的前途更為悲觀之外，他們的文化保守主義也有更向政治保守主義靠攏的趨勢。和《路標》中的「尋神派」與「尋人派」形成對比、與馬克拉科夫主義保持距離、對民粹與沙皇都有批判的態度相比，《來自深處》的作者之一司徒盧威明確聲稱：現在看來斯托雷平的道路是「唯一正確的道路」。這在二月革命（還不是十月革命）後斯托雷平改革已經被徹底否定，幾乎成為過街老鼠的形勢下無疑是很尖銳的看法。當然，作者中也有若干的差別，如科特利亞列夫斯基就把「布爾什維克對臨時政府的勝利」和「斯托雷平對第一屆杜馬的勝利」相提並論，都看成是精神墮落時代「君子鬥不過小人」的體現。在當時的滾滾大潮中，他們這些人也發生了一定程度的分化。別爾加耶夫等人不久就被趕上「哲學家之船」驅逐出境。而科特利亞列夫斯基則留在國內，在蘇聯的國家法學研究所工作，直到斯大林「大肅反」中不幸罹難。　　《唯心主義問題》、《路標》與《來自深處》今天被稱為「『路標』三部曲」，在俄羅斯思想界影響甚大。今天那種以對「革命」的態度劃線的「革命」、「反革命」二分法早已過時了，對於這批從「啟蒙者」到「保守派」、從馬克思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到東正教「國學」家的俄國當時頂尖知識分子的心路旅程，我們是應該深入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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