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是神學的靈魂

《聖經》是神學的靈魂 2010-11-10 08:58:06 來源：中國基督教網站 瀏覽：98次 聖經常常被基督徒視作教會及信徒的生命之源，是不可缺少的精神糧食，是我們靈性起步的根基。這就使我們要熟悉聖經、尊重聖經。宗教改革時期，馬丁·路德在三個「唯獨」中，提出了「唯獨聖經「的口號，號召信徒們要回到根源中去。由此，路德的神學著作都是以聖經的權威及教會傳統遺傳的權威為先決條件的，這種試圖解釋聖經的解經學形式的神學值得我們借鑒。「與經院主義的神學著作相比，路德的神學著作顯得更新，更有特色，這種特色貫穿路德的神學研究方法。作為解經學家和講道人，路德不斷地與聖經對話，這是沒有先例的。他在神學領域裡取得的每一進展，都以聖經作為基礎和指導路德從不懷疑聖經權威的可信性，「他的目的是讓聖經和教義里那些朦朧的古老真理明晰起來，把其中的真諦展現給世人。他的神學就是試圖對聖經及教義作出評論和解釋。」在目前的教會環境中，絕大多數信徒的靈性生命和神學觀念來源於聖經，作為信仰的引渡者，應該讓聖經中亘古不變的救恩和教訓、拯救並指導生活在經濟社會、網路社會中的人們，這是一件刻不容緩的工作。首先要建立正確的聖經觀，不因循守舊，自以為是，然後再加以選擇地接受新事物、新觀念，進行獨立的神學思考。　　基督徒們相信，上帝啟示聖經的作者為每一代人記錄下不受時間限制的真理，這些真理讓人們通過虔誠信仰上帝。由於聖經的寫作受到時代的限制，其中的信息不能按字面生搬硬套，在每個時代中要加以重新理解和詮釋。在形成我們的聖經觀時，有幾個方面需要重視。一個是聖經的權威問題，即聖經的默示和無誤論；一個是聖經與自然科學的關係，即如何處理聖經中的難題；還有就是如何看待新約中耶穌基督的聖經觀。最後的關鍵是怎樣使聖經與神學聯繫在一起。以下就這幾個方面，談一點心得體會。《聖經》的權威　　聖經是對在耶穌基督中的關乎人類及拯救的事工和對上帝啟示解釋的最初見證。正如《威斯敏斯特信仰宣告》中所說的，是「寫下來的上帝的道」。這樣，聖經的權威並非是由教會來保證的，也不是出於人的權威，而是在聖靈的能力下，自我認證的。「信徒開始確信聖經是上帝的話語，不只在於上一堂新約或是舊約的課程，而是在共同崇拜、認信的團契中閱讀聖經。」路德經常稱聖經為「基督躺卧的搖籃」，並視其為一本權威來自基督而不是無誤靈感的教義的書。這與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神學家卡爾·巴特的觀點是一致的。巴特認為上帝的言行通過耶穌而影響整個世界，聖經是這些事件的見證。作為上帝之道的聖經，使教會在耶穌基督中的上帝的恩惠里免於落入罪惡與死亡的孤獨的悲痛。「因為聖經是在上帝的教會中的耶穌基督的權威，教會並不需要掩飾它自己的焦慮、需求和疑問，並不需要負起試圖控制自己的不可能辦到的擔子，它可以服從而並不需要承擔這一目標和結果的責任。」巴特認為在聖經之中，耶穌基督的權威獲得並具有高於教會權威的具體性，他提出一個命題就是——耶穌基督是完整的、唯一的上帝之言，只有他才是上帝之光，神的啟示。巴特強調聖經的權威在於耶穌基督。「活的耶穌基督，死而復生，作為既是上帝之道的見證，又是上帝之道本身的神的先知，是無可匹敵的。」因此，耶穌基督是唯一的上帝之道，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實質上，理論上還是實際上，都是不能被超越的。對此值得我們借鑒的在於要尊重作為上帝之道的聖經。用歷史考證法來研究聖經始於19世紀的德國，一些神學家認為聖經記錄了神在人類經驗里的活動，重要的在於人如何體驗神，而不是上帝作為一個客體的活動及其歷史意義。他們想要除去基督身上的猶太和希臘特色，展現出真正的、歷史的耶穌形象，這似乎有用人類學取代神學的傾向，但卻使人們研讀聖經的深度和廣度，大大超過從前的任何時代。正如湯忠謨博士在《現代聖經觀》一書中所言：「聖經非一部書，乃一圖書館；聖經非一人一時代之產品，乃多人多時代之著作；非固定的啟示記錄，乃上帝漸次進展的啟示記錄，其編著之目的非教授歷史或科學，乃教授道德和宗教，其靈感非直接於文字乃人之親身感應，其威權非倚賴於『傳說』，『無誤性』或『教會之標準』，乃倚賴乎聖經自身之價值，為世間最偉大之宗教文學。」　　聖經是神啟示的歷史記錄，也是以歷史記錄的形式出現的啟示。當提後3∶16中說「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時，其希臘原文theopneustos的意思是「從上帝呼出的(breathed out from God)」，這提示我們對「默示」的理解，應該是上帝的旨意藉著聖靈的能力，感動人經受、見證並表達出來。也就是說，寫聖經的人在聖靈的帶動、指導下，有了屬靈的見解，並可以運用寫作的技藝，把一切的感受表達於文字中。因此，重視上帝的默示不能和拘泥與字句等同起來，聖經字句主義(biblical literalism)看來似乎是純凈保守的信仰，十分屬靈，其實在解經上未必正確，很可能對聖經一知半解，認識得似是而非，只是斷章取義，借題發揮，並沒有按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所以，在看待由此而引發出來的「聖經無誤論」時，必然要小心謹慎。「大神學家奧古斯丁相信聖經正典完全沒有錯誤，而若似乎有錯誤，則不外乎以下三個情況：1、抄寫經文的過程中抄錯；2、原文沒有錯，譯本卻予以譯錯；3、信徒本身的領悟力不足，把超過自己理解力的事當作錯誤，坐井觀天，以是為非。」對我們來說，無論抱著哪一種無誤觀——絕對的無誤、充分的無誤、有限的無誤或是目的的無誤，都要正視聖經中一些記載的矛盾和出入及難於理解之處。聖經中各卷書的文體和用語都有所不同，作者的個性也往往體現於信息中，而且也反映了他們當時所處的文化和歷史背景，這些人性的因素，表明聖經的確是一本人間之書，同時也是神性之書。聖靈如何默示人寫下聖經，我們不能完全明了，但如果把聖經的寫作與上帝之子降世的過程作一類比，將會有利於我們理解聖經的特點。「聖靈覆蔽馬利亞，她是真正的人，能犯錯誤。但透過她，在超自然的感孕之後順著自然的孕育發展，神的兒子取上人身降生成為真正的人。他具有完完全全的人性，同時又是神。馬利亞的罪性怎樣被超越，不沾污主的本性，同樣聖經的人間作者其犯罪的天性亦被超越，他們所寫成的亦毫無暇疵，神的靈臨到人間有罪的作者，在他們裡面工作，以致產生神——人的寫作。這過程的原委，仍是一個奧秘。」如何處理《聖經》中的難題　　研讀聖經的人會發現聖經的篇章中有些難題，抱著懷疑、批評的人，往往以此來否定聖經的可靠性，但是篤信聖經的學者，一向都承認這些難題的存在，並設法解答這些難題。丁主教認為「聖經中的一切都以基督中心，都圍繞著基督，都指向基督，全部聖經中最早的部分和最晚的部分中間相隔一千年以上，而基督是解釋全部聖經的鑰匙，基督解除了聖經中的矛盾。」在聖經研究方面資深的學者駱振芳教授也認為「在舊約中我們可以發現許多人物在道德上的缺點，這會使我們不安，也常有種矛盾、前後不符合之處，這一切在一個深思明辨的讀者面前很難以一種牽強附會的解釋去消除。道路是崎嶇不平彎曲多變的，但它清楚地指向一個目標，那便是背後約中的基督。」這種以基督為中心的解經方式，使讀經的人去蕪存菁，不會因為經文字面上的出入，而否定聖經的真實和權威。　　聖經中的一些難題很多是與自然科學有關。例如，歷代志記載聖殿里銅海的尺寸是「徑10肘，圍30肘」(代下4∶2)。但是如何按圓周率記算，徑若10肘，圍應是31.416肘，聖經顯然與事實不符，該如何解答呢?綜合看來，我們應該考慮聖經作者用詞的時代差距，不能像絕對無誤者作出差強人意的解釋。科學前時代的人用的是一般的描繪，而不是現代科學和數學上的精確表達。並且聖經作者的寫作目的，決不在於教授自然科學，如宇宙學、天文學、生物學、人類學等等，而在於啟迪人類「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提後3∶15)。因此，他們並無意於記錄自然界的進化。其用意旨在說明人類、自然與上帝之間的關係，教導世人知道天地萬有都來自上帝，「因為萬有都是本於他，依靠他，歸於他「(羅11∶36)。　　有時，聖經中的一些難題也與相關背景資料的缺乏有關，有待於考古學和語言學上的發現。還有一些今天看來難於理解的問題，比如數目、時間次序上的準確性，措詞上的一致性等及與今天觀點上的差異，這使我們都要在深入研究後再發表見解，而非隨意評斷。對聖經的解釋要考慮當時的文化背景和歷史標準，以及作者的目的，即「不在乎字句，乃在乎精義。」我們應以謙卑的態度對待聖經，承認因自身局限性不能完全明了上帝的奧秘，從而豐富自己在自然和人文科學上的知識，以使聖經的領會更加深刻。基督的《聖經》觀　　基督徒以基督為個人的救主，因為他的身份與眾不同——他是上帝的獨生愛子。對於他講論聖經的教訓就不能不聽，他對上帝話語的態度也是值得我們效法的。　　首先，要學習耶穌基督對聖經的接納。在耶穌的生活和事奉中，他直接或間接地引用聖經作為教訓的內容，個人也完全順服聖經的權威。有人曾統計過，四福音共有3779節經文，其中有1934節部分或是全部是基督的話，而在這中間約有180節是引述或直接提到舊約的。主耶穌接受舊約中記載事件的歷史性和真實性。他尊重聖經，他不但講道而且行道，他對聖經毫無保留地順服，體現在按著聖經的預言走上受苦受死的十字架之路。耶穌基督從天父那裡帶來新的啟示，也完全接受上帝在舊約中所曉諭的話。　　其次，要學習基督對聖經的運用。主耶穌熟悉聖經，內心充滿了聖經的真理，在世傳道期間，他不斷地運用聖經。他極其重視舊約，教訓大部分都是根據舊約聖經的話。例如他論到天國的真理，是根據先知的預言，特別是《但以理書》(太4∶17；但2∶44)。他把人在上帝面前的責任用《申命記》6∶5來概括(太22∶37)等等。主耶穌也說自己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律法和先知」(太5∶17)，而且當他與反對者交鋒時，常常引用聖經，作為最高的依據。他正確地使用聖經，常使與之辯論的人無言以對。在主基督的教訓中，有一些關於聖經的教訓，我們可以從中看到他的聖經觀如何(太5∶17-18；約10∶33-34；太19∶4)。在基督看來，上帝的話是真實的，是必定要實現的；並且經上的話是不能廢的，即聖經具有不能摧毀和廢除的特性，任何人都不能使誡命失去效力和約束力。　　總之，耶穌基督持有很高的聖經觀，極其注重聖經的權威。正如丁主教所說，「我們中國信徒大多是熱愛聖經的信徒，也是熟悉聖經的信徒。」作為引導信徒成長的教牧同工，我們的聖經觀有很大的導向性。我們不能因為聖經中存在問題而否定聖經的權威，對其批判或是橫加指責，應當尊重這本寶貴的精神財富，冷靜客觀地研讀聖經；畢竟聖經是我們進入新生命的門徑，「是我們天上的父寫給他的孩子們的信。」歷史上批評聖經的人不少，但是卻從未有人敢隨意改動、修正它，這難道不令人深思嗎?有人曾如此說，「他(基督)絕對地信靠聖經，雖然在其中有些東西深奧難明，令我摸不著頭腦，我卻要——不是盲目的、而是敬虔地——因著他的緣故而相信這部書。」願聖經做我們腳前的燈和路上的光，照亮我們在世上的路途。《聖經》是神學的靈魂　　聖經作為上帝與人類所立的盟約和上帝給流徙的世人的家書，具有獨特的地位和神聖權威。如何形成正確恰當的聖經觀，對於我們進一步把神學思想建設在廣大的中國教會中推進下去具有強大的指導作用。教皇利奧十三曾經稱聖經為「神學的靈魂」，聖經與神學的關係的確像身體、靈魂一樣，二者缺一不可。離開聖經談神學思想建設是空洞無力的；沒有積極的神學思想引導，對聖經的理解也是膚淺和盲目的。如果把聖經與神學完全割裂開來，就會導致信的與理解的不一致，造成信仰上的不統一的混亂，這對教會健康地發展和信徒生命素質的提高是很有殺傷力的。因為在中國，神學好像是一件奢移品，只是被少數的教會、學術界的精英們所擁有的專利；普通的信徒往往畏於其高深莫測而不敢問津，容易使一些異端邪說乘虛而入。一些善良的信徒頭腦中缺少系統的神學框架，往往被斷章取義而來的煽情的話語所打動，缺乏深思明辨的理性，對聖經的認識也是模糊的。如何使神學走出書齋，與聖經教訓聯繫起來，進入尋常信徒的生活中，這是教會中的教牧同工及神學院教師要常常思考的問題。中國基督教兩會在目前的神學思想建設中提出「發掘聖經真理，弘揚時代亮光，建立正確的聖經觀」，這一宗旨的確是非常及時和必要的。丁主教關於聖經與神學關係的理解對目前的神學思想建設是具有指導作用的。「如果說，聖經所給我們的是一幅色彩豐富的圖畫，那麼神學所給我們的是線條明確的地圖。二者都是重要的。……神學的鑽研是有價值的，它把分散的經驗歸納起來、提高起來成為教義，教義就能指導信徒日常的靈性生活。信徒多讀聖經是必需的，但也不要輕視神學和教義。在神學上下功夫不應離開聖經，在聖經上下功夫也不應離開神學。」 　　目前，許多現代神學的興起形成對傳統神學的挑戰，例如，婦女神學、解放神學、黑人神學、過程神學、希望神學等，這些新的神學思想都與用新的視角解讀聖經有關。比如，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可以說是窮人的神學，認為聖經中的上帝是站在窮人和被壓迫者一邊的，強調消除壓迫，以改造現在的社會為目的。可以說，一種神學思想就影響著一種聖經觀，目前的中國教會需要什麼樣的神學，這是幾代人都曾為之皓首窮經、苦苦思索的。中國教會的神學應當是在「自治、自養、自傳」的背景下，擺脫歐美神學模式的束縛，根據自身的國情、教情，以聖經為中心與中國文化相融的一種處境化的神學。20世紀20年代，中國教會的先輩劉廷芳博士就在《中國的基督教會》一文中指出，中國的基督教會，必須適當地教授聖經。他說：「中國的基督教會，不必用聖經為私家宣揚的利器，他教授聖經的目標，是要人從聖經中尋求上帝的旨意，永生的關鍵，並且實行從聖經所得的真理。」他認為中國教會必須深切滿足地信仰聖經是上帝的訓言，這體現在要用科學的方法。「現在科學的時代，用科學的方法研究真理，是知識界所共認的。倘若教會深切滿足地信仰聖經，必以聖經為無上的真理。既是無上的真理，便不怕人用筆端學的方法來研究了。但是教會往往有人，因愛惜聖經的緣故，替聖經擔憂，用種種消極的方法，無謂的手續，禁阻人用科學的方法去研究聖經。如此辦法，自以為是保護聖經，卻忘記了，聖經既是上帝的真理，必不靠人去保護他。聖經二千年來，遭幾許的攻擊，但是他的力量，沒有改變，若靠人護，早已消滅了。」這段話雖是在將近80年前說的，但今天讀起來仍很有道理，提醒我們教會不應當封閉，應該鼓勵積極的考證，嚴格的批評。「教會當用毫無懼怕的膽量，用百折不回的忍耐，作尋求真理的人，……模仿耶穌基督的榜樣，仁愛和平地，教授一切虛心誠實就學的男女。」 　　神學思想建設對中國的基督教來說是艱巨而漫長的工程。我們所做的也許僅僅開個頭，「登高一呼而不易，應者雲集更難」，神學思想如何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並體現出自身特色，對聖經的研究和思考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回到根源中去，中國教會才能像有根之木一樣在新世紀里欣欣向榮、蔭蔽後世。

本文選自《天風》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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