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如何在聯合國表態？聯合國里的「中國式反對票」

導語:111比19，聯合國大會第三委員會通過了關於朝鮮人權問題決議案，在投反對票的國家名單中，中國、俄羅斯榜上有名。「縱容包庇」的帽子很快扣向中國。事實上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曾三次明確支持聯合國制裁朝鮮，而在聯合國的各項表態投票環節中，中國也越來越注重自己的主張，體現出一種「不跟隨」的態度。 在聯合國，中國並非總「護著」朝鮮

　　儘管該項決議案不具備法律效力，投票結果至多只能算是一項「提議」。但針對中俄的反對票，有輿論認為這是兩個大國對於朝鮮的包庇，更是忽視朝鮮人權現狀的表現。有媒體分析指出：儘管聯合國大會人權委員會在投票中以多數優勢通過了這一決議。但這項呼籲安理會讓金正恩面臨刑事指控的決議預計不會得到進一步響應，因為中國和俄羅斯這兩個擁有一票否決權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反對追究朝鮮政府的法律責任。

　　實際上，這和中國在聯合國的投票原則有關。一味指責中國無視朝鮮人權也有失公允。在聯合國的各項投票中，除為維護自身核心利益外，中國總是儘可能的照顧發展中國家和中小國家的利益。中國原副外長崔天凱曾表示，中國的「投票態度並不取決於別人的態度，而是取決於我們的重大原則和利益。」中國始終認為，在國際關係當中不應動輒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也不應通過外來干預去改變一個國家的政權。這樣的原則立場符合國際社會整體利益，特別是廣大中小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而聯大此次通過的決議案，鼓勵將朝鮮局勢移交國際刑事法院，在中俄看來顯然有干預別國政權之嫌。

　　公開資料顯示，自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以來，此前中國在聯合國關於朝鮮半島問題的投票，包括對提案、決議草案和決議的表態和表決等有十一次之多。中國投票的態度有三種形式：棄權、贊成和反對。「棄權」是一種無奈和默認；「贊成」代表認可、同意和支持；「反對」則是一種拒絕。作為聯合國的核心成員，中國在有關朝鮮半島問題的投票，並非總是對朝鮮有利。

　　1991年9月17日，第46屆聯合國大會一致通過韓國和朝鮮同時加入聯合國，中國投出了贊成票。冷戰的結束以及中國對韓國加入聯合國的支持，為1992年8月中韓建交提供了契機，中國調整了以朝鮮為中心的單線半島政策，迎來了對朝鮮、韓國開展雙線外交的新時代。而在2006、2009和2013年，中國更三次因朝核問題支持聯合國對朝鮮實施制裁。

　　應該說，中國在聯合國對朝鮮的投票，實際上是中國朝鮮半島政策的體現，反映了中國在朝鮮半島問題上的態度及政策演化的方向，而在投票過程中表達的立場又會對中國下一階段的半島政策產生影響。

　　作為強權政治的舞台，聯合國為中國提供了兩項獨特的便利。首先，聯合國的結構有助於緩和單極的影響力，在聯合國大會上，美國只佔眾多席位中的一席，即使在安理會中，也有可與其匹敵的力量；其次，中國居於聯合國的等級制秩序的最高層，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否決特權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力。

　　而通過考察中國在安理會中的投票行為，可以分辨出中國參與聯合國事務的程度。歷史上，中國曾是一個被動的安理會成員，很少嘗試設定議題。中國動用否決權要遠遠少於其他常任理事國，在1971～2002年間僅僅動用4次，而美國則運用了75次。若非涉及與主權相關的問題，中國常常投棄權票。然而，在過去的十來年間，中國在安理會中的表現更為自信，越來越願意引領議題。

　　中國不再反對以《聯合國憲章》第七章為依據的決議，這一條款授權安理會採取措施保障國際和平與安全。例如，中國支持了在東帝汶派駐澳大利亞領導的武裝力量的決議；2001年9月12日，中國和其他常任理事國一道譴責911恐怖襲擊是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威脅，並承認了針對這些襲擊的自衛權利。

　　另一方面，中國依然並不積极參与那些不直接涉及自身核心利益的重要問題。例如，中國儘管支持了第1368號決議，但並未參與在阿富汗的行動。在斯里蘭卡問題上，中國並不允許在安理會討論政府對泰米爾猛虎組織的血腥鎮壓。有關複雜問題的動議多數來自美國、英國和法國，中國在聯合國投票的重心在於捍衛自己及中小國家的利益，而非投射自己的影響力。

　　而在人權問題上，面對西方國家對於中國、俄羅斯和一些發展中小國的橫加指責，中國表現出了堅決的反對態度。在安理會中，中國常和俄羅斯一道，阻止對辛巴威或達爾富爾等地的侵犯人權狀況進行調查。2007年，中國和俄羅斯也攜手阻止了安理會起草批評緬甸軍政府的決議。

　 「否決權」的法律依據是聯合國憲章第27條第3款的規定。在國際法上，否決權是一套複雜的複合表決程序中的一環，但現在更像是安理會成員國特別是常任理事國的「特權」。冷戰時，否決權成為大國炫耀實力甚至故意搗亂、相互對抗的工具，期間蘇聯和美國分別使用否決權124次和83次。否決權也大量用於表達自己的利益主張。美國把最多的否決權用在以色列問題上，共曾阻止35項關於以色列的決議草案，一共68次在地區爭端議題上使用否決權，而前蘇聯由於入侵東歐和阿富汗，也曾64次否決解決地區爭端的議題。

　　相比之下，中國的否決次數非常「低調」，至今共行使否決權27次，其中19次用在否決秘書長人選。這是因為聯合國秘書長是聯合國最高行政長官，在國際社會裡也是舉足輕重的人物，其人選和國家利益緊密相關，聯合國的幾個主要大國都在秘書長的人選上做過激烈博弈。而其餘的八次否決則有鮮明的時代烙印。

　　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外交意識形態色彩濃重，在這一階段，中國兩次行使否決權，一次為捍衛在第三次印巴戰爭中遭受慘敗的巴基斯坦領土主權完整，一次為保護巴勒斯坦的民族權利和部分阿拉伯國家的合法權益。兩次否決都體現了彼時中國外交所具有的強烈正義感和使命色彩。

　　改革開放後到上世紀末。中國在聯合國使用否決權則主要是為了維護國家統一，1997年1月10日，中國否決了安理會關於向瓜地馬拉派遣聯合國軍事觀察員的決議草案，理由是瓜地馬拉與台灣地區維持「外交關係」。1999年2月25日，中國再次否決了安理會關於同意聯合國駐馬其頓預防性部署部隊延期的決議草案，理由是馬其頓當年1月與台灣地區進行「復交」。

　　2001年至今，隨著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中國對國際和地區事務更為熱心、參與程度更高，越來越敢於表達自己的意見。中國在安理會對否決權的運用更多考慮到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關係，甚至不惜得罪西方。這一時期，中國四次行使否決權，幫助緬甸、辛巴威和敘利亞等國抵擋西方的施壓。在這四次投票中，俄羅斯也都投了否決票，安理會因此頗有中、俄與美、英、法分庭抗禮的態勢。作為戰略協作夥伴，中俄在安理會保持相似或一致立場，反映了兩國在地區及國際問題上的協調與合作日臻成熟，這也是近些年兩國對美國的戰略擠壓作出的自然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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