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人家庭田野印象之一：喪偶婦女的民族誌研究

漢人家庭田野印象之一：喪偶婦女的民族誌研究 在多年的教學、臨床服務及研究生涯中，深深感受到在家庭、婚姻的諮商及喪偶者的適應問題上，西方的基本概念及理論模型似乎無法完全適用在本土的個案。另一方面，國內學者對於這些課題的研究則仍在起步階段，特別是關於婦女的自我與情緒的研究極為欠缺，因而亟思探討台灣婦女在這些相關現象呈顯的特性，以及與社會文化脈絡（context）間的關聯。對這些現象深入的瞭解不僅是學術研究的重要課題，同時也是對台灣漢人文化的深層理解與珍惜。過去十年的研究均以漢人家庭相關現象為主軸，旨在藉由系列性的田野研究建構本土知識。因此，在過去的研究中以象徵互動論（symbolic interactionism）為基礎，應用解釋民族誌（interpretive ethnography）的研究途徑，以深度訪談及參與觀察為主要方法，以瞭解台灣漢人婦女及家庭在面臨受苦經驗（suffering）的過程中，如何在自我（self）、文化（culture）及有意義的他人（significant others）三個層面現象的互動中尋找意義與身心的平衡。研究主題包括：一、喪偶婦女的民族誌研究；二、失親家庭的研究；三、死產母親之研究；四、懷孕的家庭人類學研究；五、老齡家庭研究；六、喪偶家庭死亡適應的文化模式；七、寡婦失親的心理復原與倫理療癒；八、喪親子女的倫理療癒。此一系列研究有其連貫性，研究成果已具累積性的呈顯台灣漢人家庭樣貌。在後續的台灣田野印象中，將各個研究的成果做簡要論述，以茲分享。一、 喪偶婦女的民族誌研究在喪偶婦女的民族誌研究中，透過35位喪偶婦女的敘說資料，試圖瞭解漢人家庭文化中的死亡適應。研究發現具體指出在台灣父系社會的影響下，漢人喪偶婦女對婚姻、家庭、丈夫死亡的觀點，以及對喪夫的情緒反應與適應方式有別於目前所廣為引用於心理療癒的西方模式（Hsu, 1998a, 1998b, 1999）。結果顯示，漢人傳統的家族延續的觀念對於婦女的婚姻與家庭生活仍具有重大的影響力。儘管歷經快速的社會經濟變遷，在漢人父子軸的濃厚觀念下，婚姻被視之為不歸路（no return trip），而婦女通常都必須嵌入（fit in）「從一而終」及「嫁夫隨夫」的社會文化期待（Hsu, 1998）。因受到傳統觀念中出嫁從夫、夫死從子觀念的影響，丈夫過世後，喪偶婦女的生活大多以子女為核心，婦女的自我由依附丈夫轉化為以子女為依歸。此外，因為失去丈夫而產生的「不完整」感普遍存在，成為婦女在哀傷過程中所必須面對的課題。喪偶婦女高度複雜而個人化的情緒也在敘述經驗時淋漓盡致的呈現。其情緒基模及類型雖然與西方模式相近，但所詮釋出的情緒本質卻深受文化意念的塑模。加上社會文化的期待，她們認為丈夫死亡的哀傷是個人的（personal）無法與他人分享，因而造成漫長而低調的哀傷自療過程。本研究的最大的成果在於找出台灣漢人婦女對死亡的詮釋與適應模式。其適應過程包括質疑、回憶與確認、比較、尋找新意義，最後獲致一個新的自我。此循環模式顯現喪偶適應的本質為「探尋意義」與「自我定位」，與目前廣為引用於臨床個案的西方模式截然不同。本研究除了澄清台灣婦女的哀傷適應過程外，研究所呈現的喪偶婦女對死亡的解釋，及丈夫死亡對婦女的意義，反映出台灣文化的張力與其影響力。在完成漢人研究之後，更擴及泰雅族(雙系社會)及阿美族(母系社會)之跨族群比較研究，試圖瞭解失落適應的族群差異。研究結果顯示族群文化對死亡的解釋決定了個人的情緒特質，而族群宗族主義的特性又為婦女的死亡適應歷程帶來更豐富的變數。例如：漢人與泰雅族人雖然都將死亡歸諸命運，然而漢人認為命運雖是自然法則，卻可經由某些操作而得到控制。深信命運可操作而未操作，因而喪失逆轉死亡的先機，使得漢人婦女的哀傷情結中蘊含強烈的罪惡感及自責。至於泰雅族人則認為命運是自然法則，並不因為操作而逆轉，所以死亡是命定且自然的，因而哀傷情結中未見罪惡感及自責。漢人的父系宗族主義使得婦女因出嫁而與原生家庭游離，丈夫死亡後又與夫家關係斷裂，而形成以自己為首的核心家庭。至於母系的阿美族則在丈夫死亡後回到原生家庭中，重繫婚前的原生家庭關係。這與漢人喪偶家庭被迫再核心化的境遇大有不同，使得適應也有不同的樣貌。在泰雅族及阿美族收案的尾聲進行跨國族群比較研究，與美國的研究者依循原架構進行美國白人、非裔及墨裔婦女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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