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道炫：張學良的歷史回憶與歷史真實

[摘要]1936年，中共與張學良、楊虎城等頻繁接觸，醞釀西北大聯合。

世上絕大部分人辛勞一生，但暮年回首，終究是碌碌無為，而有些人生來卻註定要做大事。張學良，作為東北王張作霖的長子，在中國走向統一的浪潮中遽然被推上政治舞台中心，又處身於當時中國最大敵人日本直接壓迫下，似乎註定就是要做大事者。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張學良的每一個重大選擇幾乎都是事關國脈之舉，西安事變更是把他傳奇的一生定格在最強烈的音符上。這樣一個傳奇人物，他白首話當年時自非常人可比，引起人們的廣泛注目也是意料中事，在他自述基礎上寫成的《張學良世紀傳奇》（以下簡稱《張》書）出版後銷售極暢就是一個明證。

《張》書以張學良的自述為經，以作者的歷史記敘為緯，再現了張學良精彩絕倫的一生。作者忠實於張學良的自述，其歷史記述基本以張本人的自述為中心，是對張自述的補充、說明和展開。這樣做，當然是建立在對傳主的高度信任和尊重的基礎上，是張學良人格魅力的反映。

但是，歷史畢竟是用歷史事實寫成的，大人物的言論值得重視，但並不一定代表歷史真實。用自己的語言去回憶一生的經歷，這是當事者的權力；而用歷史史料去衡量他們的回憶，則是歷史學者的義務。這不是對當事者的不信任，而是對個人能力有限性的承認。如果用這一標準衡量，作為一本傳記而不是單純的回憶錄，《張》書在史實的驗證、考訂上所作的工作遠遠不能讓人滿意，對一些重大歷史事實的描述和由第一手歷史資料顯示的歷史現象存在距離。問題的出現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出於作者對傳主的善意，但真正的善意恰恰是儘可能還傳主一個歷史的真實。

九一八的不抵抗問題

九一八事變是張學良政治生涯中遭遇的重大考驗，他在事變中採取的不抵抗政策則是其20世紀30年代前期倍受國人詬病的緣由。張在自述中澄清了所謂蔣介石有過不抵抗指示的傳言（這並不意味著蔣當時的思路和張有本質的差異，也不能開脫蔣介石作為政府領導人應承擔的責任），明確表示蔣介石當時對東北不擁有決定政策的能力，這是自述很有價值的部分，印證了包括新公開的蔣中正特藏檔案等歷史檔案的有關記載。在表示要由個人承當不抵抗責任同時，張強調，他之所以實行不抵抗政策，關鍵在於對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的目標判斷有誤，沒有意識到日本攘奪整個東北的野心，主觀上希望息事寧人，結果導致大局的失誤。張的這一說法為《張》書作者所接受，並作了反覆論證。

不能簡單說張學良的這種說法是避重就輕，當時張的不抵抗政策確實和判斷上的失誤有關，但是，如果僅僅用判斷失誤來解釋，又顯然不足以讓人信服。事變爆發前後，張學良有一系列關於不抵抗的指示，1931年7月6日，他電示東北政務委員會，告誡：「此時若與日本開戰，我方必敗。敗則日方將對我要求割地賠款，東北將萬劫不復，亟宜力避衝突，以公理為周旋。」[1]（83-84）中村事件發生後，他致電留守東北的軍政長官臧式毅、榮臻：「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須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2]（67）事變爆發當晚，又明確指示：「尊重國聯和平宗旨，避免衝突。」[3]（245）19日、20日，張兩次對輿論表態，表示：「東北軍既無抵抗之力量，亦無開戰之理由，已經電沈，嚴飭其絕對不抵抗，盡任日軍所為。」[4]坦言：「余窺透日軍擬在滿洲有某種行動後，即下令部下倘遇日軍進攻，中國軍警不得抗拒，須將軍械子彈存入庫房。當日軍進攻消息傳來時，余立時又下令收繳槍械，不得作報復行動。」[5]22日，在日軍侵略行動向東北全境擴展時，他仍指示所部「避免衝突，暫向安全地帶退避，以期保全」。[6]（475）由以上張一系列表態看，他對日本的侵略野心並不是毫無所覺，不抵抗的原因主要是基於抵抗必敗的判斷，是一種自覺的行動。

如果說九一八當時還存在息事寧人的可能的話，在日本已經佔領東北廣大地區並向錦州發動進攻時，依然執行消極抵抗政策就更難以自圓其說了。錦州是中國在東北的最後象徵性政權所在地，日本進攻錦州是其囊括東北的最後一戰，同時也是張學良表明抵抗態度的最後機會，此時已經根本不存在對日本在東北行動目的的判斷問題。但是，面對全國輿論一致的抵抗要求和國民政府的抵抗表態，張學良仍屢屢以餉械為由加以推脫，以致錦州只是作了一點象徵性抵抗後即迅告放棄。其實，當時張學良控制的華北地方政權擁有基本獨立的財政支配權，在國民政府已經在財政上加以支持的情況下，一味強調缺錢缺槍實在不足以服人。倒是他自己當時給吳稚暉的一封信很能說明問題。1931年12月30日，錦州被放棄次日，張在致吳函中說道：「國家之情勢如此，國家之實力又如此，胡敢再以救國之故而重其誤。」[7]所謂「重其誤」，是指他前一年在中原大戰中入關助蔣，以致東北實力空虛，給日本人以可乘之機。言下之意，此時再集中兵力守錦可能重蹈九一八覆轍，使日本人在華北生事。所以，他在致國民政府電報中明確談到：「日本在天津現已集結大軍，錦戰一開，華北全局必將同時牽動，關於此節，尤須預籌應付策略。」[8]明顯將華北安危的考慮放到東北之上。

循著上述兩函電透露的的思路，其實可以發現張學良九一八事變「不抵抗」的一些癥結。1930年「九一八」張學良擁兵入關，最重要的後果是造成了蔣、張的勢力分配，張學良取代馮玉祥、閻錫山獲得對華北廣大地區的控制權，這使張在面對日本時，政治判斷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東北不再是其唯一可以依靠的政治基地，與其把華北精兵強將投入毫無希望的東北對日作戰中，不如保守華北的既得利益，這是張致國民政府電及致吳函中隱約透露出的信息，揆諸當時的政治格局，這一判斷對張學良乃至對日本人其實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只是這顯然不是判斷失誤的問題，而是政治上的瞻前顧後。

當然，張學良當時作出這樣的選擇，確也有其不得已的一面，正像他在事變後一再強調的，「欲抵制日本，則中國必統一」[9]，其潛台詞即是，東北的責任應由統一的國家、統一的政府負起，而當時統一的國家、統一的政府還只是張皮，無論其地位、實力、意願，都承擔不了在東北作戰的責任，在這種情況下，要張獨任巨艱，確實也有點勉為其難。所以張學良當時曾感慨系之：「現在須將國內先統一，外侮自然減退」。[9]事實上，張學良如果要為自己辯護或者想為張學良辯護的話，強調這一點也許遠比強調判斷上的失誤更有說服力。

無論如何，不抵抗造成的後果還是很嚴重的。張學良說他當時對日本判斷出現了問題，其實，當時發動事變的日本軍人何嘗又對張學良的反應有多少把握。張學良意外於日本軍人的狂妄野心，日本軍人或許也意外於東北的不抵抗，歷史的進程本來經常就是合力的結果，一方力量的消失當然就意味著另一方力量的伸展。從這一意義上說，蔣介石解釋1928年濟南事變時為何留一個團守濟一段話其實很值得張學良參考：「要表示不屈服的革命精神，並且表示濟南是日本兵力強佔的，而不是中國自己放棄的。」[10]抵抗不一定有成算，但不抵抗則萬萬不會有希望，何況其所激起對方貪慾的危害，往往更遠遠大出不抵抗本身。所以，或許當時張學良對日本的判斷不一定是失誤，失誤的是他的行動，這也是為什麼歷史記載看中的往往是當事者的行動而不是其判斷的緣由。因為在這些判斷裡面，包含著太多我們不可知的境域。

1933年張學良辭職問題 1933年熱河失守，全國輿論嘩然，蔣介石北上會晤張學良，決定張學良辭職，這是張學良一生中的又一件大事。從旁觀者的角度看，這一事件對張未必不是好事，他振作精神、洗心革面正是由此開始，但對當事者而言，這肯定不是件讓人愉快的事，因此張自述中說這是蔣處心積慮要奪他的兵權就很可以理解，而《張》書本著尊重傳主的態度對這一說法也予以肯定。不過書中緊接著又提到，第二年張歸國後，蔣將軍隊又交還張氏。由於書中未對蔣這一做法的背景、動機、目的作出交待，多少讓人感到前後的說法有點不合邏輯。也有研究者曾經提到蔣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借重張的聲威，但和十幾萬軍隊相比，被迫辭職的張學良當時可以提供的資源似乎未必那麼充足。

深入觀察一下熱河問題的來龍去脈，可以發現問題並不那麼簡單。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又開始覬覦緊鄰東北的熱河，熱河省主席湯玉麟原屬東北軍系統，此時歸張學良為首的北平綏靖公署管轄，於公於私，張對熱河安危負有義不容辭的責任。湯玉麟面對日本壓力和誘引，首鼠兩端，公開表示：「如果日本人真有一天來進攻，我只有後退……九一八事變事變東三省有這麼多的軍隊不能抵抗，我怎好抵抗呢？」[11]熱河居於屏障華北的地理要衝，湯玉麟的態度嚴重威脅到華北地區的安全。鑒於此，1932年年中，蔣介石連電張學良，要其迅速出兵，直接接管熱河，指其為「以後治亂關鍵」[12]（559）。但張對觸動湯玉麟這一東北系老人不無顧慮，更擔心此舉會觸動日軍，危及平津，未如計採取行動，對此，蔣深為遺憾，在日記中責張「不足與共事」[12]（561）。而行政院長汪精衛態度更是激烈，8月份發出魚電，公開指責張學良在居實力、地利之便情況下，「未聞出一兵，放一矢，乃欲借抵抗之名，以事聚斂」，要張「辭職以謝四萬萬國人」。[13]同時其本人也立即請辭。

汪精衛態度如此激烈，和他直接處身與張交涉第一線有關，張的一些要求令他不勝其煩。當然，這其中或許還夾雜著小小的或公或私的怨懟。汪的親信陳公博回憶，6月間，汪精衛與宋子文曾專程赴平與張學良商議對熱問題，「而張漢卿只和汪先生見過一次面……他若裝病不出門也罷了，而他夜裡偏和宋子文划船游北海。」[14]（199-200）汪的魚電發表後，全國大嘩，政府首腦和封疆大吏在基本不涉及權益之爭情況下，鬧出辭職風波，這在中國歷史上也是首次，頗有點責任政治的味道。最終蔣介石由於擔心「激成北方將領之怨憤」[15]（32），在汪、張之間還是選擇了張學良，汪精衛稱病住院、上山、離國，而張學良則由蔣介石移花接木，卸北平綏靖公署主任職，轉任新設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副委員長，代蔣任委員長。這一結果，汪精衛雖然去職，卻博得了一定的政治聲名；張學良實力未損，但九一八以來遭受的輿論壓力卻更沉重；而出兵熱河的國家安危大計，則在張、汪的吵吵嚷嚷和蔣的搗漿糊中無疾而終。

1932年底，日寇圖熱日急，蔣介石密備部隊準備北上，同時致電張學良指出：「今日之事，惟有決戰，可以挽救民心，雖敗猶可圖存，否則必為民族千古之罪人。」[12]（563）但張學良對中央軍北開還有所抵觸，擔心影響到其對華北統治，而蔣對張這一態度似乎也心知肚明，在作出高姿態後，即以張的態度順坡下驢，熱河防禦仍然是糊裡糊塗。1933年1月，日軍進攻山海關，佔領臨榆縣城，熱河危在旦夕。張學良見勢不妙，一面緊急向熱河增兵，一面請中央軍北上增援。此時，蔣介石卻又開始拿腔作調，他對張學良前此不欲中央軍北上的表態耿耿於懷，致電張學良表示：「中央部隊如北上為預備隊恐友軍多慮……故未開戰以前，中央軍不如緩上。」[12]（599）大敵當前，蔣、張卻津津計較得失，予日軍以可乘之機。

2月下旬，日軍向熱河發動進攻，由於準備不周，軍無鬥志，中國在該地區十多萬大軍很快全線崩潰，素有天險之稱的熱河十天之內即淪於敵手。對這樣的慘敗，南京政府不能不有所交待，作為華北軍事實際負責者，張學良自己也知道難辭其咎。3月6日，張學良致電國民政府引咎辭職，9日，蔣介石抵保定晤張，同意張辭職。熱河事件，南京政府固然有其領導責任，蔣介石個人責任也可以追索，但既有汪精衛之魚電，又有蔣的種種表態於前，在當時南京對華北軍事沒有實際控制權的情況下，究竟不能讓其負主要責任，因此，如研究者所說：「熱河不過旬日即告失陷，張學良作為華北軍事實際負責者，事先無應變之方，事發後又優柔寡斷，以致一敗再敗，喪師失地，自有無可推卸的責任。」[16]（261）其下野實屬順理成章。把張學良說成是事件的受害者，是替罪羊，甚而是蔣介石蓄意布置的陰謀的犧牲品，和當時的歷史事實究竟隔得遠了一些，歷史不能因人而寫。

西安事變問題

西安事變是張學良一生最輝煌的一件大事，也是他得享盛譽的根本原因，作為以其自述為基礎寫成的一本傳記，有理由期望可以從中得到一些新的東西，澄清事變中的一些疑團。但是，《張》書並未能滿足這一要求，其關於事變的描述還停留在早年的研究成果及一些回憶錄上，沒有對近年出現的新資料、新成果作出回應。

試舉兩例，其一：西安事變後期，在放蔣問題上，以往多認為是張學良的個人意見，《張》書採納這一說法並使用了有關回憶。但根據近年公開的資料看，中共方面、楊虎城對放蔣其實早有預聞。12月23日，周恩來致電中共中央提到：「放蔣回京，我認為是可以的。張、楊都急望此事速成。」[17]（264）這裡透露出的楊虎城以及周恩來的態度否定了不少回憶文章與此相徑庭卻栩栩如生的說法，至於後來因在放蔣條件上出現不同意見導致放蔣時間上的一些分歧，不足以解釋所謂張在釋蔣後楊、周的莫名驚詫。

其二，根據傳統也是本書採用的說法，張學良與蔣介石之間在西安事變前曾經有一段相當密切的時期，只是由於張、蔣在對日問題上的衝突導致了雙方的決裂，根據是1934年年張學良回國後，有很多擁蔣的表示。其實，這是低估了張學良的政治能力，張學良甫回國內，在與胡漢民代表密談時就表示：「已下決心為將來北方之主動，目前則仍與汪蔣敷衍，免其猜忌。」[18]所謂以「一個領袖」擁蔣，甚至為蔣介石立銅像之類，其實大抵不出此一「敷衍」範圍。正因此，張學良和國內各地方實力派始終保持著密切的接觸。熱河失守前後，張在致蔣介石政治對手胡漢民函中就談到，九一八「負最終之責任者當別有人在」[18]，暗示東北淪陷的責任應由蔣承擔。30年代年代曾參與反蔣各方密謀的徐永昌，在日記中數次留下張學良參加活動的記載。1935年6月，兩廣方面代表攜陳濟棠白綾傳書，策劃請蔣下野，稱：「張漢卿早已同情」。[19]（271）劉定五則告訴閻錫山：「今日一通電報蔣即下野，張漢卿已與西南同意，至時電蔣同引罪下野，再由西南政會留張逐蔣。」[19]（296）可見此時張對蔣已大有貌合神離之態。這些，蔣當然也不是毫無所知，1936年9月，賀衷寒向他報告：「最近盛傳張氏漸有希圖以舊東北軍勢力為中心，後方與新疆省聯絡，單獨在西北方面樹立親俄政權之意。」[20]（143）兩日後，蔣在日記中對此作出反應：「東北軍之隱患，所謂『聯共抗日，自由行動』之企圖，乃因桂事和平解決而消乎？如果對桂用兵，則不測之變，不知伊於胡底？」[20]（144）對張的戒心灼然可見。

賀衷寒所說的張學良與蘇聯接觸傳言，根據近年學者的研究，絕非空穴來風。1936年間，中共與張學良、楊虎城等頻繁接觸，醞釀西北大聯合，雖然以中共及張學良為基礎，聯絡各地方實力派在西北發動反蔣的設想未得到蘇聯的認可，但中共和張、楊等接近，在西北地區形成一個對蘇友善的實力集團無論從蘇聯與中共關係抑或本身國家利益上，都是其樂於見到的，而得到一個實力大國蘇聯的支持，也為許多地方實力派夢寐以求。正如中共致電共產國際時提到的：「許多方面經常向我們提出蘇聯是否援助他們的問題，近來問得更加多了。打通國際路線已成了張學良、楊虎城、閻錫山、傅作義一班人的口頭語了。」[21]（232）張學良更曾明確表示：「紅軍應立即開始實施打通蘇聯，以便推動西北國防政府的建立。」[21]（143）注意到這一以往未得到充分認識和重視的背景，對全面認識西安事變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它直接關係到對西安事變發動背景的判斷。研究者分析指出，張學良與中共的接近，導致其對與蘇聯這一實力大國接近的期望，而中共的抗日態度，又可能導致中國的抗日運動「極大地發展起來，並促成抗日戰爭的爆發。結果，蘇聯必定會因支持中共和反對日本佔領東北而支持他張學良收復東北的鬥爭。」[21]（228）其實，不管表面承不承認，無論是張學良還是蔣介石，他們與中共的接觸，都包含著尋求與蘇聯接近渠道的潛在動機，畢竟，實力的因素往往更能進入政治家的視野。

注意到蘇聯這一無可忽視的關鍵因素，對西安事變發動與解決，研究者有了更多的解釋空間。從具體的事件經過看，蘇聯並沒有鼓勵張學良的行動，在致中共的有關電文中，對張學良也沒有表示出多少信任，從防範日本北進威脅其本身安全形度出發，蘇聯十分強調保持中國集中的抗日力量，其對蔣介石的重視要遠遠超過張學良。但是，當時只是通過中共與蘇聯接觸的張學良不可能有機會知道這一點，因此，如果張學良得出蘇聯可能支持他的推理的話，這並不奇怪。

與中共的接觸，對蘇聯的期盼，為張學良的反蔣之舉打下了深厚的基礎。當然，導致衝突最後爆發的還是蔣介石的頑固「剿共」之舉，蔣介石親臨西安督戰、對東北軍的監視姿態、調離東北軍的威脅，直接影響到張學良對東北軍的控制，使張學良一觸即發的利矢終於在雙十二離弦。而事變爆發後的蘇聯因素，又對事變的最後結果產生了重大的實際及心理影響，這些，都是今天的研究者不應再加忽略的。出於種種原因，張學良在自述中對一些問題採取了迴避態度，但這並不意味著有關記載就是空穴來風，從更清楚、更準確把握歷史真相的目標出發，更有進一步加以釐清的必要。歷史研究很多時候其實就好像破案，有證人、有供詞、有線索、有證據、有推理，這一切，需要綜合加以考量，不是簡單根據幾句交待就可以匆匆定案的。尤其當我們面對的是張學良，一個和其謝幕大作西安事變一樣充滿謎一樣魅力的歷史創造者，任何的輕忽都可能意味著對歷史真相的偏離。

[1]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M].上.台北:綜合月刊社.1973.

[2]張學良1931年9月6日電[A].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九一八事變.北京:中華書局.1988.

[3]九一八事變之經過情形[A].李雲漢.九一八事變史料.台北:正中書局.1977.

[4]此時務須鎮靜—副座對日衝突談[ N].盛京時報. 1931-9-21.

[5]張學良9月20日之談話[ N].國聞周報,第8卷第38期，1931年9月.

[6]張學良為日軍如向哈埠推進應避免衝突事致東特區長官公署電[A].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九一八事變. 北京:中華書局.1988.

[7]張學良1931年12月30日致吳稚暉函[N].天津.大公報. 1932-1-1.

[8]九一八事變後顧維鈞等致張學良密電選[J].下.民國檔案，1985(2).

[9]張學良對北平市民大會答詞[N].天津.大公報.1931-9-29.

[10]徐道鄰.敵乎？友乎？——中日關係的檢討[J].外交評論第3卷第11、12期合刊，1934年12月.

[11]蔣永敬.九一八事變後的熱河防守問題[J].台北.中外雜誌,1995(5).

[12]秦孝儀.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C].緒編第1冊.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84.

[13]汪精衛致張學良魚電[J].國聞周報第9卷第32期，1932年8月.

[14]陳公博.苦笑錄[M].香港：現代史料編刊社.1981.

[15]蔣介石1932年8月10日日記[A].古屋奎二.蔣總統秘錄9.台北:中央日報社.1977.

[16]黃道炫.蔣家王朝1·民國興衰[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

[17]周恩來關於放蔣的條件及我軍組織人數等問題給中央書記處電[A].中國共產黨關於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7.

[18]楊天石.胡漢民的軍事倒將密謀及胡蔣和解[J].抗日戰爭研究.1991(1).

[19]徐永昌日記[M].3.台北:中央研究院.1991.

[20] 秦孝儀.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C].第5編第1冊.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85.

[21]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M].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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