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中醫學的經驗性

傳統中醫的經驗性是它最大的一個特點。可能有人會不同意我這個結論。下面我用兩點來說明之：一、從中西醫歷史發展比較來看；二從理性分析上來看。這裡需稍補充一點說明：講中醫的經驗性，並不等於說中醫就不科學，此問題由專文再述。一、從中西醫歷史發展比較來看在醫學史上有這樣一種說法：人類的醫學最早來源於動物本能的自治。我認為很有道理，因為在生命的進化史上，人類早就發現在最為原生的生命現象中，就已有趨利避害的求生本能，在生命的漫長進化中，一些高等動物學會在惡劣的自然環境中，本能地以自然為手段，治療好自己的疾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這種本能在進化中遺傳給了人類。「自治」這種原先為動物式的本能，到了這個時候就變成為人類的醫學意識了。在中國，傳說文化中就有所謂「神農嘗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 的說法（《淮南子·修務訓》。這就是早期人類自覺自救行為的一種寫照，也就是中國最早出現的醫書之一《神農本草經》的由來。 在醫學史上還有另一種說法，認為人類的醫學來源於早期的巫醫，我認為這肯定是一個錯誤的猜測。不錯，由於早期人類認識的局限性，在與自然的關係中，對自然力認識不清，產生各種神秘感是必然的，於是就有原始的神話和宗教的產生，早期的巫醫也是這樣產生出來的，但這絕對不是人類文明發展的主流。人類文明的主流，在醫學上就是前面提到過的從動物本能自救到神農嘗百草一類的實踐行為發展過程才是。在中國文化史上，不信鬼神巫醫之類的文化名人，如老子、孔子、子產、管子等等大有人在，以醫學為職業，與巫醫相分離的職業醫生，在中國醫學史也很早就出現了，如在《黃帝內經》中就提到一些：有歧伯、鬼臾區、伯高、雷公、少俞等等一些。在《左傳》中也有介紹，如《左傳·昭公元年》記載的醫和就是春秋時期一個反對巫醫，以醫學為職業的大醫家。類似這樣的名醫還有《史記·倉公列傳》中記載的，如春秋戰國時期的扁鵲、西漢初期的淳于意等。到了東漢時期，大名鼎鼎的醫聖張仲景就更為醫史稱道，與此同時的三國時期的華佗更近於家喻戶曉，這些名醫都是職業醫生，與巫醫不同道。 就是上面提到的包括傳說式的神農和黃帝在內的一大批懂醫、習醫，以醫為職業的醫家們，在他們的努力下，用他們的才智和勤勞，在中華文化的土壤上，創造出了燦爛的中華醫學文明，其中包括有號稱為中醫的四大經典理論：《神農本草經》、《難經》、《黃帝內經》、《傷寒雜病論》等；創造了早期的診斷學，其中包括有以脈診為主類似於四診的診斷方法和辨證施治的方法；還創造出了早期的治療方法、方劑學和藥學等；在治療手段方面，除湯藥外，另外還有許多其他特有的治療方法和手段，其中包括有：針灸、按摩、氣功、拳術、砭石（即後來的刮痧）、角法（即後來的拔罐）、食療等等；在外科方面，中國的解剖學其實在起源上並不亞於西醫，早在《內經》中就有記載：「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切循度量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視之。」就是在這個基礎之上，那時的神醫華佗，其外科手術水平之高超，可令世人驚嘆！而且也是那時的西醫望塵莫及的。如《後漢書》就有關他這方面的記載：「若病髮結於內，針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酒服麻佛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胃腸，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敷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後皆平復。」總之，中醫的發展水平是相當高超，在當時來說，應該說是屬於先進科學的發展水平。我說它的先進性和科學性，是指它的學術創造不是來自於純主觀的猜想，或巫術的傳道，而是許多醫學家們長期努力認識和實踐的結果；是來自於客觀實踐經驗的總結，是實際經驗向理性邁出的步伐。 在醫學史上如中西醫相比，又如以文藝復興為界（即相當於中國的明朝時期），在這之前，中國的醫學水平，就僅以兩漢以前所形成的醫學水平，就要遠遠領先於西方醫學的，而西方醫學發展在當時的情景是停滯的、死氣沉沉的、緩慢的，幾乎是不可以與中醫相比擬的。如硬要相比，無疑中醫是先進的和科學的，而西醫則是落後的，純經驗的和愚昧無知的。西醫在古希臘和羅馬時期，雖然也曾有過文明的曙光，如在古希臘曾出現過在西方號稱為「醫學之父」的希波克拉底，和古羅馬的名醫蓋倫。但這樣的光輝時刻太短暫，而且他們的醫學思想沒能在後繼的日子裡得到發揚光大，相反被巫醫所歪曲，為巫醫所利用。因此西醫一直沒有起色，幾乎整個醫學文化全都籠罩在經驗和愚昧黑暗之中。 造成這種結果，究其原因，我以為可從兩個不同的社會發展環境找到真正的根源。我們先說中國，在當時的中國，社會發展環境是相當良好的，一是具有先進的社會生產力；二是又具有先進的社會文化作為導向，又尤其是後者更為突出。在先秦時期所形成的諸子百家爭鳴的局面，就給中醫的發展，創造了一個良好的人文思想輿論環境，這就是說，和西方世界相比，當時的中國人思想相對解放，沒有過於的精神束縛和枷鎖，人們對這個世界的認識相對地自由開放，沒有受到政治和宗教的過於的干擾，不僅如此，而且無神論的思想，自始至終都是中華文化發展的主流，這種無神論思想，如有道家代表人物老子所創先進的自然觀，有儒家代表人物孔子所創先進的社會觀，這些都是中華文化發展的主要基石。而中醫，它就是在這種社會文化氛圍和土壤中生長發育出來的，所以它的發展能緊密地與當時先進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相結合；能客觀正確的認識人；認識人與自然的關係要；認識人與人的關係；認識人的疾病產生的病因、病理、病機，以及治療的方法和手段等等。可以這樣說，中醫文化的精華，從理論到實踐，絕大部分內容，都是在這個時期內所創造出來的。用現在的眼光來評價，在當時情況下，它是相當科學和先進的，因此，它是中華文化寶庫中的重要內容之一。 再說西方，此時西醫發展為何遠不如中醫，究其原因，就是原先以古希臘和羅馬為代表相對發達的西歐社會，自進入羅馬帝國以後，又尤其是西羅馬帝國滅亡以後，隨著奴隸制的崩潰，封建社會的建立，一個強大無比的宗教勢力主宰了整個西歐，於是整個西方世界就完全陷於以宗教為主的政教合一的封建統治之下，而且這一政局的確定，時間竟長達近千年之久，這就是史上號稱為人所熟知的最黑暗的「中世紀」。在中世紀里，別說生產力落後，人們的思想完全在禁固之中，沒有民主和自由，所以說它黑暗。上面曾提到過的古希臘名醫希波克拉底，和古羅馬蓋倫，由他們創造的早期西方醫學文明，在進入中世紀後，這些本屬於光輝燦爛的醫學文明，在宗教意識的扭曲下，也變得暗然失色，毫無光彩，而且也一壓就沉睡了千年之久，沒有起色。 真正的西醫的發展是隨著文藝復興而復興的。在文藝復興的浪潮推動下，西方世界由於打倒神權，尊重人權；否定神性，倡導人性，基於這樣一個大的文化心理逆轉發展方向，西方人的精神文化生活發生了根本性轉變。面對大自然，他們不再從聖經中去尋求答案，而是相信自己的認識能力。如當時的大思想家笛卡兒就說：「我思故我在」，他相信自己的思想，而對於其他，則提出「懷疑一切」。面對自然，他認為人類可以去獲取知識，去駕馭自然。與此同時，在英國的另一位思想家弗蘭西斯·培根，則寫出他的經典巨著《新工具論》，通過這本書他要「給人類的理智開闢一條與以往完全不同的道路」，強調人要征服自然，首先就必須服從自然，掌握自然規律。因此，他就提出了一個響亮的口號：「知識就是力量」，要人們去認識這個世界，發現科學規律。從此西方世界的人們，就開始對理性、經驗、科學和技術等等十分重視。他們十分相信自己的認識能力與實踐能力，可以說從十七世紀開始，又經過幾個世紀的努力，西方世界對於宇宙自然的認識、駕馭，從宏觀到超宏觀；從微觀到超微觀，人類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揭示自然現象每一項的本質、規律，使之成為人類的智慧、科學知識，然後，又使之轉化成為人類實踐的經驗和科學技能。現代西醫就是在這種文化背景下產生出來的。當西醫從宗教的羈絆中擺脫出來後，西醫的學者和醫生們，他們首先就是要從認識人體這個生命系統的組織結構、功能究竟是什麼？，要徹底地打開人體這個「暗箱」，讓他完全地暴露於人的可感的範圍之中，甚至要一層層地深入細部，全都要了解，完全徹底地弄清人體生命內在的本質規律，以建立起科學的生理觀，與此同時，在與疾病的鬥爭中，也用同樣的觀念，要逐步地完全徹底地弄清疾病產生的原因、病理、病機和病位等，以建立起科學的疾病觀。西方的醫學是這樣認識的，同時也是這樣實踐的，他們在原波氏和蓋氏的理論基礎之上，用解剖刀、顯微鏡、電子顯微鏡，還有近現代的物理、化學、生物化學等先進的科學知識，將人體生理的系統、組織、器官、細胞、基因，乃至於構成生命最基礎的物質分子和大分子等等，還有它們在生命運動中的基本反應過程，都用近現代科技和重複的科學實驗的手段將它們一一地呈現在人們的認識之中，讓生命體不再有什麼秘密似的，以知識的形式告訴大家。在疾病發生的病理研究上，還有診斷和治療上，現代的科學方法也很多，如屍體解剖、活檢、動物實驗、組織和細胞培養、超微觀結構觀察、還有組織或細胞化學觀察等等。不僅如此，在診斷和治療上，許多現代最先進的科技都已經相繼地被應用到醫學上了，除前面已提到過的電子顯微鏡外，還有電子計算機、放射性同位素、繳光技術、超聲技術、現代生物技術等等都在醫學是被廣泛地應用，由此就形成了現代醫療中的許多新的技術的應用，如：心導管造影技術、超聲多普勒診斷技術、數字減影術、同位素示蹤術、CT、磁共振成像術、基因治療等等。 西醫這樣努力做的目的就是為了完全客觀準確地認識人在健康狀況下的生理情況，和在發生病變後的病理情況，然後又能擁有一套客觀準確的治療方法，以達到真正治好疾病，恢復健康的目的。同時這也完全排除了過去在巫醫占統治地位的時候，那種僅靠信仰；靠神的旨意；靠盲目的猜測，主觀的臆斷等經驗進行治病。兩者相對照，前者當然是屬科學的，而後者則是經驗的，而且這種經驗的客觀依據極少，幾乎是純主觀的經驗內容，因而與科學是背道而馳的。 歷史發展的進退或轉折，這是常有的事，正當西醫蓬蓬勃勃向前發展的時候，而此時的中醫卻停滯不前。中醫不僅沒有向前看，反而更多的是向後看，抱著傳統的經典不放，一直走著一條復古懷舊的道路。在發展中雖然也有過「創新」，如明清時期出現的溫病學派等，但從整個醫學史來看，這點「創新」顯得沒有分量，醫學史上真正的重頭戲，仍然是復古懷舊，如歷朝歷代的大醫家們，除了日常的診病，抓臨床經驗，做醫案外，大部分人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以經注經，以典釋典，圍繞幾部經典，傾注極大的畢生精力做整理，校勘、注釋，修訂等等學術性的研究工作，而且這種傾向，一直延綿至今（註：這段歷史比較不包括改革開放後的中醫現狀）。我這裡絕不是否定他們這種做法，只是指出他們這樣做有點偏廢或偏離，如果能在這個基礎之上，以發展創新為主線，這樣做也許會獲得更大效益的，中醫的發展也許不至於到今天這樣的地步。 中西醫歷史發展的比較，西醫由落後轉為先進，由經驗走向了科學，而中醫則由原來先進轉為落後，由原先的科學文化，和西醫一比較，相形之下就變成了迷途的經驗性文化了。為什麼呢？因為歷史已作出了回答。現在科學技術如此地發達，人類認識水平已大大的超越了古人，西醫早已與時代同步，而中醫仍停留在約2000年前那種認識水平，這種認識水平上的歷史差異，用經驗來概括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二、從理性上來分析用認識水平上的歷史差異來說中醫由原來的先進科學型，反而走向了迷途的經驗道路，這個結論可能還有人不服，下面我理性地再從四個方面來進一步說明其中道理。一，中醫的經典著作本身就有一定的主觀經驗性。中醫的幾部經典理論著作，限於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和科學知識水平的局限，人們對自然與人體的物質結構、功能、運動狀態和變故等的認識，全都只能靠人的直接感覺、親身實踐和事後的思考來求知的，雖然有一定的客觀性，但少不了主觀經驗的揣測、感悟、推斷。中醫所借鑒的自然哲學觀和當時的一些相關自然科學知識，幾乎都是這樣產生出來的，又尤其是哲學思想就更是如此。如氣論，陰陽觀，五行觀等等，這些既是中醫的最基礎的理論，同時也是當時的自然哲學觀和自然科學的基本理論，這些理論和知識，在當時的條件下，無疑是先進的和科學的，是當時人類文明智慧的結晶。但是，用現代的科學技術水平來認識，這些表示物質東西的基本概念，究竟如何理解，就有問題了。關於氣的存在的解釋，我至今仍沒有看到過一篇具有嚴格現代科學意義的理論文章或實驗報告來論證它。就以氣來說，僅從字典上查，氣這個概念的解釋很多，歸納一下應是三類，一是哲學概念；二是中醫學的概念；三是各類具有相似性客觀現象的通用概念，如天氣、雲氣類；氣味類；人的精神氣象類，包括勇氣、朝氣、暮氣、小氣等等，就是沒有自然科學的概念。至於氣體的解釋，說它是沒有固定形狀和體積，能自發充滿容器的物質。這一解釋明顯是指自然現象中的雲霧之氣，或物質散發出來的氣味等等。這種氣的概念能否解釋萬物皆氣中的氣，這就是問題所在。至於陰陽也是如此，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的材質概念就更是如此。我說它本身就有一定的主觀經驗性，就是因為沒有經過嚴格意義上的科學實驗的驗證或科學理論證明，以證明它們完全的客觀性，從而在基本上能成為整個學術界的共識。在中醫的基礎理論中，我們在更為具體一點層級中來找，有藏象學說、經絡學說等等，這些學說也都主要是來自於經典。在經典中，我這裡僅用《內經》與《難經》兩部書來說，就以它們成書大約都在秦漢時期左右，這樣它們距今也約有2000千多年歷史了，這些來自於《內經》與《難經》中的藏象學說和經絡學說，經過了這麼長的歷史發展，發展到今天仍沒有多大根本性的變化。五臟六腑，全身經絡，這些古人早就有的關於人體的生理結構的認識，到今天人們似乎還是這樣認識的。現在中醫學認為，藏器學說和經絡學說，不能用現代西醫的解剖學來認識，因為它們是功能系統。就算是這樣，也需要努力地去尋求一個具有現代嚴格科學意義的科學解釋，不能還是用古人的話來詮注，而現在中醫的學術研究正是這樣顯示著，所以中醫學就難免逃脫不了經典中本身就具有主觀經驗這個窠臼。二，從中醫現在仍堅持的認識論與方法論就可看出中醫的認識屬性仍屬經驗現在講中醫特性的文章中，大部分人都已認識到中醫的認識論是整體觀和系統觀，其方法為演繹為主導。所謂演繹，這種邏輯思維的特點是從一般到個別，從公理到要認識的對象，即用公理、原則去解釋我們暫不知道的相對應的各類現象。本來我們認識事物都是通過大量的經驗事實，從中歸納分析上升為理論，達到對事物本質規律的認識，讓主觀符合客觀。而中醫的認識卻不是這樣，它是要讓客觀事物現象來符合主觀已確定的原則，反其道而行之，反過來要用既定的理論去說明現象，或所見到的經驗事實，這就是中醫現在認識論的主要傾向。就是這樣一種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決定，所以才使得中醫發展幾千年來，直到今天，大家都始終圍繞幾部公認的經典著作轉的最根本原因。因為這些經典就是中醫界的「聖經」，是中醫養生治病的最高理論原則；是中醫理論的基礎；也是中醫發展的指導思想。因此，一個有含養的中醫大家，他就必須是滿腹經綸，能誦經背典，又是一個能應用發揮的能手。用經典理論來解釋人體健康和疾病現象，古人曾是那樣做的，因為經典就是當時古人從大量治病經驗中提煉概括出來的。但是到了今天，我們還能完全地照著這樣做嗎？癌症是什麼，一位老中醫說：生癌就像生「瘰兒」。我這裡暫不評價這種「取象類比」的正確與否，我只想說，像生「瘰兒」（中醫疾病的一個名稱），這種「瘰兒」是否就能使人們認識清楚現代的癌症？如此類比，這樣的認識水平不是經驗又是什麼？我在這裡舉這個例子是想說，現代中醫應該用現代科技來豐富自己的學術體系了，再不能只在原地上踏步了，應該用現代科技來推進中醫事業的發展，來豐富自己的學術體系。由於幾部經典成書時間較早，限於當時的文化背景；限於當時保存、傳播手段的不足；限於連年戰火和人事更替的影響，因此能保存下來的這些經典，難免有錯，再加上一些傳播者的文化水平的差異，在傳抄中也會產生各種紕漏。因此，歷來在這種文化傳播和保存中，就必然要出現古文獻中的校勘、訓詁、整理、注釋等等的文字加工工作。又由於各人文字功力和文化水準的差異，做這些工作所得出的結果也會因人而異。前面講了，幾部經典本身就有一定程度的主觀經驗性，現在又因每個人的主觀意識中的差異，由此做出的校勘、訓詁、整理、注釋等，是否都能符合客觀事實，當然不能，因而其主觀經驗性就更是在所難免了。這是其一，這還只是對經典的一個初步的認識。其二，對經典著作做出更為深奧意義的領會理解，然後各人又用自己的體會去解釋現實生活里人們的養生、保健、疾病治療，又會怎樣？我這裡以醫學史上金元時期四大家的爭論為例。劉完素、張從正、李杲、朱溪丹等四個當時曉有名氣的醫家的各自主張，各搞一套。需知，他們四個人本來都是經典的崇拜者，其中大都以《內經》和《難經》為主，有的還包括《傷寒論》。如劉完素，他獨好《內經·素問》，與書朝夕不離，愛不釋手，最後他根據自己親身的醫療實踐，總結出他的一個醫學道理，即：百病皆因火熱引起，體內陰寒不足，因此治此病必須用陰寒藥物。由於他的獨有看法，所以後人就稱他為「寒涼派」。張從正也是從《內經》、《難經》、《傷寒論》等著作中悟出一個道理，即，百病皆起於邪，因此治病必要去邪，即所謂「邪去而正安」，由於他常用汗、吐、下三法，所以後人稱他為「攻下派」。後面的李杲和朱丹溪也同樣是如此，在熟讀經典著作的基礎上，李杲從經典中悟出了「人以胃氣為本」，在治療上應以溫補脾胃為主，所以人們就叫他為「補土派」（註：土代表脾）。朱丹溪在經典上悟出的是人們常是「陽常有餘，陰常不足」，這是病源所在，所以治療應以「滋陰降火」為主，後人就稱他為「養陰派」。這四家之言，他們都是以經為典，從各自的從醫經驗中悟出來的道理，你能說他們的學說都是百分之百符合客觀實際的嗎，因而是一種科學道理嗎？，我認為絕對不可以。當然不可否認有它一定的客觀性，但也不可否認其主觀經驗性的內容，正因為這樣，所以他們的學說不可能得到較為普遍的共識，有的甚至遭到激烈的反對，如其中寒涼派和養陰派的遭遇就是如此。如明代張介賓就十分反感這兩派，認為人體中的真陽真火為生命之「大寶」，經常呵護它們尚嫌不足，怎能濫用攻伐，豈不害人。三、中醫的學術傾向有重實踐輕理論的偏向我這樣說是因為中醫學的基礎理論太薄弱，要說它的厚重，就在有幾部有一定份量的經典著作，以及後人不斷地校勘、整理和注釋，舍此外就沒有其它。近些年來，在改革開放的的影響下，中醫的現代化好像有人在邁出步子，但仍不見起色。也沒能引起普遍的重視。其實經典，除了它的經典意義外，其中仍有不少的問題存在，如命門與相火，三焦問題，這些古代就在爭論的問題，至今仍不解，三焦與命名這些古人認為的生理組織，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古人沒能弄明白，今天仍不明白。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說：「命門為藏精系胞之物，……為生命之源，相火之主，精氣之府」。既然如此重要，古人沒這個能力，今人，在西醫包括西方文明已進入中國後，為什麼不能用現代科技手段，按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去進行科學的研究？三焦為「決瀆之官，水道出焉」，同樣如此之重要，為什麼不進行研究？中醫中的理論問題遠不如此，如經絡問題、藏腑的功能態問題、傷寒與溫病問題、六經辨證問題，還有更為基礎的氣、陰陽和五行的問題等等，這諸多的問題，古人未能弄明白，今人也未能弄明白，都還只能從經典里去尋求答案。雖然古人有注釋，但又各有說法，你是聽誰的？為什麼在現代科技的條件下，我們不能去破譯它們，做出一點現代化的科學解釋。我說重實踐輕理論，就是指這，沒有人去理性地解決這些問題。在中醫界，雖然著書立說眾多，在書庫里林林總總，各種類中醫書籍和資料總不下上千種，這麼多的文章都在做些什麼樣的學問呢？我粗略地歸納了一下，不外是如下三類：其一是前面已經提到過的校勘、訓詁、整理、注釋等算是一大類；其二是學習心理體會類，這一類有不少。為什麼會很多，因為大家都感到學中醫很難，難就難在它有無比深奧的道理，它不像西醫那樣，有一整套讓你明白的知識道理，還有相應的一整套相適應的醫療技術和設備等等，學習者可以按部就班地一一都能學到手。中醫不是這樣，中醫得靠熟讀經典，靠名師的口傳心授，學中醫全靠一個悟性。心悟非常重要。所以有些名家出道了，經驗豐富，他們也就必然會在成就感的衝動下寫出自己的從醫心得。其三就是許許多多的醫案，即臨床的經驗記錄和總結。在這三類書籍中，除了第一類是屬純理性的之外，其餘兩類都與醫者從醫的實踐經驗有關，又尤其是第三類。 從整個醫學界來說，臨床經驗，無論是西醫還是中醫，都是十分重視的。但兩者比較起來，中醫尤甚。為什麼？，因為西醫在整個臨床過程中，自始至終都有一套可學到、可操作的具體方法擺在那裡，首先是要不要急救，然後是診斷、治療、預後康復。整個臨床過程，一個高明醫師就靠這些可操作的一套套具體方法，或者說醫療模式行事。醫生只要座在醫案上，拿出診斷措施，開好處方就行了，旁邊有護士助理用現成的物理的、化學的各類手段方法，幫你處理，包括提供生理參數，進行現場的物理的或化學的治療等。因此，所謂臨床經驗，有的西醫師壓根就不與理會。 傳統的中醫就不是這樣，和西醫相比，中醫很重視臨床經驗，因為它沒有現行可學、可操作的一套套診療方法，在診療期間，它全靠醫生與患者接觸，通過「四診」、辨證施治，用心來思考後才得出結論：是何病證？用何治則？確定第一處方。後面的處方，當然是用藥後，見狀再定。 中醫十分重視「四診」，十分重視辨證施治，一個高明醫生，他必然會因人、因事、因時、因地等作出全面周詳的考查，在了解病情基礎上，然後辨證施治。而且這種辨證施治不僅是用於診療的起始階段，而是要貫通整個醫療的全過程，它包括第一處方要不要化裁變通，還有第二處方和復方的運用，在方劑學上和用藥上，要做的學問也很多，而且這些又沒有固定的程式，它是因各個醫生的經驗而定，就是《傷寒論》那些經典方，到了有經驗的醫生手裡，他們也會因需要而千萬化的。這就充分說明：一個中醫師的優劣，在除了掌握必要的醫理外，經驗豐富性是個重要的決定因素。所以現在醫學界，普遍地認識到，中醫的另一特點是醫生眼裡的個別化，沒有西醫那種群體化的工作模式，即每個患者都不盡同，沒有千篇一律的模式可尋，要因人、因事、因時、因地來區別對待。辨證施治是唯一的手段，而且這點做得越是精細，其治療效果就必然要好，這是中醫一個長處。「福兮禍所伏」。好的另一面又存在嚴重的不足，有區別地對待患者，這是中醫一大優點，但中醫不好學，中醫師要做好很難。為什麼，就因為中醫經驗太多，理性知識成分太少。僅憑學院里那點知識，要想在中醫里出道，我認為不是一件易事。而一些名老中醫，他們一生就在經驗中泡著，壓根就沒有去衝擊理性的慾望，大不了晚年會寫點心得和醫案之間類留給子孫，所以經驗傳播，口傳心授，仍是現在要想學好中醫仍然有效的途徑。四、中醫學的發展只強調繼承，沒有強調創新，這是它陷於經驗性的又一原因一部中醫發展史的，它的走向脈絡十分清楚，這就是：駕輕就熟走老路，守傳統，在經典世界裡尋求發展，這種幾乎與世隔絕，完全在經典世界裡，以經注經，以典釋典地學術傾向，必然要陷於主觀經驗循環，找不到突破口的怪圈。我們就經絡學說為例，人體的經絡學說，就現在所知，最早應是來源於《內經》，到後來有《難經》，晉代皇甫謐編出《針灸甲乙經》，隨代楊上善著有《黃帝內經明堂》，唐代孫思邈在《千金方》中談有《明堂三人圖》，北宋王惟一編出《銅人腧穴針灸圖經》，明代李時珍著有《奇經八脈考》，張介賓在《類經》中，張志聰的《靈樞經集注》中，他們都有有關經絡學說的研究，到後來，寫這樣書的人並沒有斷，還在陸續地出現過許多這類著作，在圖書館書架上琳琅滿目的經絡書籍就是證據。我認為，每個人只要有懶心去翻翻每本著作，你就會發現，從古至今，經絡學說理論的基本框架，主要內容，我可以這樣誇張地說，基本上是千篇一律的，沒有多大的變化，更談不上有全新內容突破性的發展。這諸多的經絡學說著作，所不同，就是每個作者著書的角度和主觀經驗感受會有區別，個別經驗性是其主要的特色。經絡學說是很有實用性的，在治療上如能準確應用，很見成效，也很神奇，但就是發現不了它存在的綜跡。用現代科學的觀念來說，沒有科學實驗的驗證，包括實物存在的驗證，數學模式的描述等，因而其學說的表達必然要靠經驗來描述，這種描述由於缺乏具體可感性和精確性作為依據，因而其學說就不具有整個的客觀性和必然性，而是存在著難免的主觀經驗性、偶然性和模糊性。再以漢代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一書中的傷寒一病來說吧，對傷寒這種病的認識，最早出自於《內經·熱論》中一段話：「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在後面的的《難經》中又有另一種說法：「傷寒有五，有中風、有傷寒，有濕溫、有熱病、有溫病」。後人因此稱傷寒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很顯然五種傷寒之說就是廣義的，其中之一的傷寒則是狹義的。此後，從魏晉至宋，傷寒論都基本上是處於傳承階段。史上可見第一傳承人為魏晉時期的太醫令王叔和，首先是他將流傳於民間的《傷寒論》整理成書，使之才有可能流傳至今。以後唐代的孫思邈，宋代的龐安時、朱肱、許叔微、成無已等醫家，他們也都是從各自不同的角度，或不同方面介紹張氏的《傷寒論》。《傷寒論》的宣傳、介紹、傳播，並不止於宋，到了明清時期是一高潮，圍繞《傷寒論》著書立說的人更多，這種勢頭一直到近現代都沒有終止過，如張錫純，惲鐵樵、陸淵雷、劉渡舟、錢超塵、陳亦人等等還有許這樣的學者，他們一直都是這樣在做。這眾多的學者，勤於筆耕，圍繞《傷寒論》雖然各做各的文章，雖然各有心得，但「孫悟空始終逃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在一個原點上起舞弄身影，但總是在一個差不多的空間中動，就不可能有突破。真的有所創新和發展，是在明清之際才開始。明代的吳有性，清代的葉天士、薛雪、吳鞠通等人就是代表，他們創立了不同於傷寒論的溫熱病論，認為「溫熱病及瘟疫非傷寒」，而是一種溫熱病，如葉天士就專門著《溫熱論》一書，書中還創立了「衛氣營血辨證」新理論，因而在治療方法上也與《傷寒論》大有不同。而到吳鞠通時，他又立新論，他在他的《溫病條辨》中提出「三焦辨證」學說，似乎與葉天士的「衛氣營血辨證」又有所不同。在傷寒論基礎上發展出來的溫病學說是不是就是一大創舉，有新的突破呢？從醫學史上的反映來看，並非如此，溫病學說說新又不新，創立者從吳有性到吳鞠通，雖各有各的說法，這些「創新」並非是一個全新的學術脈絡令眾人嘆服。限於中醫學術根本思想方法上的局限，這種「創新」不可能有更大的突破，繼承傳統，在傳統里兜圈子仍是主流，「創新」仍要受到抑制，而且這種「創新」也帶有很大成分的主觀經驗性。所以吳鞠通的《溫病條辨》雖然相對成熟，但他的學術思想仍不可能，也不敢大越雷池一步，因而，陳舊的老問題仍然存在，所以不能服眾。溫病學派的創立，在同時代中就有許多反對者們反對此說，而且反對還異常的激烈。反對者們壓根就不承認溫病學說的意義，認為溫病派大有離經叛道，異端邪說的意思。如與吳鞠通處於同一時期的反對者陸九芝就認為：溫病就在傷寒中，根本沒有另立門戶的必要。在這場傷寒與溫病之爭中，導至在治療處方上，也大相徑庭，因而就有「經方」與「時方」之爭。所謂「時方」，即非《傷寒論》的用方，如溫病學派的用方。代表傷寒「經方」一方的反對者們，認為「時方」用藥雜亂無章，沒有療效，唯有傷寒經典的處方才是唯一正確的。如反對者徐靈胎在他的《醫貫眨·傷寒論》中就說：「仲景傷寒中諸方，字字金科玉律，不可增減一字」。連加減個把字都不行，還能允許另立處方，可見門戶之見差距甚大。雖然徐靈胎比吳鞠通出生稍較早一些，但徐靈胎這種固守傳統的思想，在中醫學的發展中是有代表性的。由此可見，傷寒論的醫學水平，從最基本的理論上說，它仍停留在1800年前左右張氏學說的水平，進展是不明顯的，所以它仍屬是一種傳統的學術水平，與現代醫學相比，其主觀經驗性是明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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