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與清末改革

慈禧與清末改革

　胡長明

其人其事

　　清朝末年，內外交困的危局喚起王朝統治者的自救意識，從而上演了一場由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和新政三步曲構成的改革運動。那時慈禧太后垂簾聽政，一言九鼎。她的性格、心態和識見，對這場改革運動的進程和結局，干係十分重大。

　　慈禧以其美色和慧根成為咸豐皇帝的寵眷，又以果決和心計取得垂簾聽政的權柄。她發動「辛酉政變」，本系權欲驅使，但權力一旦在握，她也活得很不輕鬆。與其同類武則天相比較，她所面臨的時代要遠為複雜得多，堪稱「古今未有之變局」。這位宮廷頭號女人不能不使出渾身解數，以撐持風雨飄搖的老大帝國。

　　慈禧發動政變後，以「自強」、「求富」為宗旨的洋務運動迅即拉開序幕。很難設想，如果沒有慈禧太后的支持，洋務運動怎能在強大守舊勢力的阻梗下延續三十多年?很長一段時間裡，慈禧被一些史家稱為「頑固勢力的總代表」，說她「一貫頑固守舊」，殊不知慈禧值國事日非之際，亦不乏改革進取之心。

　　洋務派每辦一事，必招致頑固派和清流黨的攻訐，朝廷上無一日安寧。面對頑固派和清流黨的囂聲，慈禧太后巧妙地施展其政治手腕，逐漸地減少來自他們的阻力。一八六六年，洋務派擬在同文館加設天文、算學館，選派科甲正途出身的人進館學習。此議一出，文淵閣大學士倭仁便倡首反對。他認為以中國之大，不患無才，「何必師事洋人」。慈禧見倭仁振振有辭，即令他保舉數員精通自然科學的中國教師，另行設館授徒，以與同文館的洋教習相比試。倭仁見上頭動了真格，趕快申辯，說所謂中國「不患無才」，不過是自己「以理度之」，為想當然之事，「應請不必另行設館，由奴才督飭辦理。況奴才並無精於天文、算學之人，不敢妄保」。倭仁受此挫抑，後竟鬱悶成疾，請求開缺休養。

　　清流派代表人物張佩綸也領教過慈禧太后的厲害。中法戰爭期間，張佩綸放言高論，以談兵事為能，對洋務派的軍事外交政策不屑一顧。慈禧順水推舟，任命張佩綸為福建海疆大臣，到前線指揮作戰。張佩綸臨事茫然，暗中叫苦不迭。據《中法兵事本末》記載：「張佩綸、何如璋甫聞炮聲，即從船局後山潛逃。是日大雷雨，張佩綸跣而奔，中途有親兵曳之行，抵鼓山麓，鄉人拒不納，匿禪寺下院，距船廠二十餘里。……適有廷寄到，督撫覓張佩綸不得，遣弁四探，報者賞錢一千，遂得之。」張佩綸的色厲內荏，慈禧的治人之術，於此可見一斑。

　　慈禧一面應付頑固派、清流黨的訌鬧，一面給備受委屈的洋務派打氣。一八七八年，曾國藩的長子曾紀澤出使英法前夕，與慈禧有段耐人尋味的對話：

　　慈禧：「也是國家運氣不好，曾國藩就去世了。現在各處大臣，總是瞻徇的多。」

　　曾紀澤：「李鴻章，沈葆楨,丁寶楨,左宗棠均忠貞之臣。」

　　慈禧：「他們都是好的，但都是老班子，新的都趕不上。」

　　曾紀澤：「郭嵩燾總是正直之人，此次亦是拚卻聲名替國家辦事，將來仍求太后、皇上恩典，始終保全。」

　　慈禧：「上頭也深知郭嵩燾是個好人。其出使之後所辦之事不少，但他挨這些人的罵也挨夠了。」

　　曾紀澤：「郭嵩燾恨不得中國即刻自強起來，常常與人爭論，所以挨罵，總之系一個忠臣。好在太后、皇上知道他，他就拼了聲名也還值得。」

　　慈禧：「我們都知道他，王大臣等也知道他。」

　　慈禧不僅對曾、左等洋務運動的「老班子」念念不忘，而且頗有後繼乏人之慮。郭嵩燾作為洋務運動的新銳，是中國首任駐英法大使。郭極力主張向西方學習，動輒與老朽們爭論，得罪了許多人。在頑固派眼中，郭不啻是士林敗類，名教罪人。「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不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這首刻薄的對聯便是頑固派送給郭嵩燾的禮物。慈禧說他「挨這些人的罵也挨夠了」，實際上在為郭嵩燾鳴不平，同時對曾紀澤也是一種激勵。

　　慈禧無疑是支持改革的，但處在一個社會大變革的時代，她與一個最高統治者應有的知識素養和精神面貌又有一定的差距。她無主動吸納新知識的渴求和行動，因而在不少問題上表現出驚人的愚昧，如認為修鐵路破壞風水，火車要用驢馬來牽引等等；她貪圖安榮享樂，不惜挪用海軍軍費修造頤和園。愚昧和私慾，直接影響到她所支持的洋務運動的實績。更為重要的是，她對事態的嚴重性、改革的進程和目標從未有過足夠的心理準備和通盤考慮，而是在外力的刺激下被動地調整政策。

　　甲午戰爭後，戊戌變法維新應運而生。眾所周知，戊戍變法運動是慈禧太后一手鎮壓下去的。然而，慈禧並非一貫就反對變法維新。甲午慘敗，老佛爺豈能無動於衷?據費行簡《慈禧傳信錄》載，早在變法之初，慈禧即對光緒說：「變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納曾國藩議，派子弟出洋留學，造船制械，以圖富強也。」「苟可致富強者，兒自為之，吾不內製也。」光緒素怕慈禧，待到慈禧坦露心跡，抑鬱頓釋，也就在幾個書生的簇擁下放膽行動起來，恨不得把一千年的任務在一個禮拜之內便大功告成。哪知他們的所做所為漸漸超過慈禧所能容忍的限度，以致吞下血腥政變的惡果。

　　慈禧的不滿，不外乎兩個方面。其一，維新派有針對她的兵變計劃，直接威脅到她的地位和生命。陳夔龍《夢蕉亭雜記》云：「光緒戊戌政變，言人人殊，實則孝欽並無仇新法之意，徒以利害切身，一聞警告，即刻由淀園還京。」在權力之爭中，慈禧最為心狠手毒。如果改革要以犧牲她的權力為代價，那是萬萬不行的。其二，光緒帝和維新派全變、大變的急進變革主張，造成整個社會結構的強烈震蕩，使許多與現存社會有利害關係的社會集團和政治勢力覺得受到了威脅。百日維新期間，上諭達一百一十多件，令人目不暇接。光緒帝嚴懲阻撓變法的官員，樹敵太多。至於廢除八股改革科舉制度，又在龐大士人群體中引起普遍恐慌。慈禧生怕全線出擊造成大廈傾覆，急忙出面採取斷然措施，以穩定政局。

　　戊戌變法運動雖被鎮壓，但改革畢竟已是大勢所趨，癥結只在由誰主持改革，以及如何進行改革。精明的慈禧太后通過戊戌政變確證自己的地位之後，旋即主動發出繼續改革的信號：「前因中外積弊過深，不得不因時制宜，力加整頓。而宵小之徒，竊變法之說，為煽亂之謀。業經嚴拿懲治，以遏橫流。至一切政治有關國計民生者，無論新舊，均須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廢食。」慈禧的這一舉動，給政變後萬馬齊喑的局面注入了興奮劑，使主張變法維新的社會力量重燃希望之火，這實為她政治上的高明之處。

　　正當慈禧意欲緩進地推行改革時，義和團運動爆發。一幫頑固派昧於大勢，極力慫恿慈禧利用義和團「排外」，釀成庚子國難。慈禧攜光緒倉皇西狩，一路困頓風塵，顏面丟盡。痛定思痛，慈禧一面懲治壞事的頑固派官僚，一面急切地表達自己在更大規模上進行改革的決心。一九○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慈禧在西安發布「預約變法」上諭，要求王公貴族，部臣疆吏「各就現在情形，參酌中西政要，舉凡朝章國故、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當因當革，當省當並，或取諸人，或求諸己……各舉所知，各抒己見，通限兩個月，詳悉條議以聞。」上諭發布後，各處反應強烈，其中尤以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二人聯銜會奏三疏最為完備。慈禧閱罷，認為「事多可行，即當按照所陳，隨時設法，擇要舉辦。」同年四月，清政府設立督辦政務處，命奕劻、李鴻章等六人為督理大臣。至此，清末「新政」正式上演。

　　與戊戌變法相比較，清末「新政」實際上是一場更具近代化性質的改革。政治上，它在承襲戊戌變法裁汰閑衙冗官的思路的基礎上，設立外務部、商部、學部、巡警部、郵傳部等新的政府機構，使傳統的六部體制不復存在；經濟上，肯定了戊戌變法時獎勵工商、發展實業的各種措施，還頒布《商人通例》《公司律》、《破產律》《商會簡明章程》等多種經濟法規，為工商業的發展提供必要的法制保障；軍事上，戊戌變法時的主張為整頓團練、令八旗改練洋操，並著手改革軍制，而新政則致力於用現代化軍隊建制編練新軍，軍隊成分、武器裝備和指揮水平明顯改善；文化教育上，戊戌變法時提出改革科舉制度、設立新式學堂、獎勵遊學,新政則宣布廢除科舉制度，大規模地創辦新式學堂和派遣士人出國留學，並參照日本模式制定出中國最早的學制——《欽定學堂章程》和《奏定學堂章程》。

　　從戊戌變法到新政，是一個否定之否定的辯證發展過程。改革的洪流在經歷一番曲折後，又重新回到原來的航道，並以更加奔涌的態勢向前推進，實在耐人尋味。作為最高統治者的慈禧，對新政寄予厚望。她在接近古稀之年，忽對魏源的《海國圖志》、徐繼畲的《瀛寰志略》等介紹外國歷史地理的書籍產生濃厚興趣，時常閱讀以廣見聞，這在以往是從未有過的事情。新政推行過程中，雖有種種弊端，但決非無善可陳，更不是什麼「假維新」。新政的推行，確實在為中國逐步積累著現代化資源，為社會的轉型準備著物質和社會方面的條件。

　　不過，當時的國內外環境沒有再給中國提供一個穩健改革的機遇。一九○四年，日俄戰爭爆發，蕞爾小國戰勝了龐然大物俄羅斯。國內外輿論認為，這是立憲國戰勝專制國的鐵證，「皆謂專制之政，不足復存於天下。」於是國內立憲的呼聲，由微弱轉為高漲。慈禧在強大輿論壓力下，不得不將新政歸於憲政改革一途。憲政改革，意味著要突破政治體制中最核心的部分。這一重大跨越，給清末改革帶來功能性紊亂，也給慈禧招致難以承受的壓力。

　　本來，後起國家的現代化在初期需要一個集權的中央政府，以便整合社會力量，充分調動和使用各種資源，穩健地推動現代化的進程，日本即是一個先例。日本從一八六八年開始明治維新，到一八八九年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歷時二十餘年。而中國在實行新政不久即轉入憲政改革，其結果只能導致政治資源的分散，使原已就「內輕外重」的政治格局更趨嚴重。當時國內就有人痛切地指出：「論日本之政，其所以致富強者，以其能振主權而伸國威也。今之議者不察其本，而切切以立憲為務，是殆欲奪我自有之權，而假之以自便自私也。……夫日本以收將權而存其國，而我國以限君權而速其禍，不可謂善謀國者也。」

　　一九○六年，光緒奉慈禧諭旨，宣布「預備仿行憲政」，並以官制改革為下手處。官制改革以行政和司法相互獨立為基本原則，「總使官無屍位，事有專司，以期各有責成，盡心職守。」由於官制改革牽涉權力和利益的重大調整，引起統治集團內部的躁動不安。有關官制改革的條陳如雪片般飛到慈禧的眼前，其意見之紛雜、鬥爭之激烈實屬罕見，老佛爺感覺「如此為難，還不如投湖而死。」釐清中央與地方的許可權是官制改革中最頭痛的問題之一，清政府本欲通過官制改革收取督撫的兵權和財權，哪知督撫卻以設內閣、開國會相要挾，中央與地方的矛盾更形突出。官制改革陷於進退維谷的境地。

　　一九○八年，憲政編查館頒布九年預備立憲逐年籌備事宜清單。與此同時，慈禧和光緒帝發布《九年預備立憲逐年推行籌備事宜諭》。上諭指出：「當此危急存亡之秋，內外臣工同受國恩，均當警覺沉迷，掃除積習。……所有人民應行練學自治教育各事宜，在京由該管衙門，在外由各省督撫，督飭各屬隨時催辦，勿任玩延。」又云：「至開設議院，應以逐年籌備各事辦理完竣為期，自本年起，務在第九年內將各項籌備事宜一律辦齊，屆時即行頒布欽定憲法，並頒布召集議員之詔。」這是慈禧生前頒布的最後一道諭旨，也可說是慈禧的政治遺囑。

　　同年，慈禧悲鬱而逝，權力軸心頓成虛弱，要求速開國會、速立憲法的呼聲更趨高漲。立憲派的鞭策和清廷的拖延，導致兩者合作的最終破裂。滿清王朝在革命派和立憲派的呼喊聲中土崩瓦解，清末改革以失敗而告終。假如慈禧晚死十年，憲政改革的結局又將如何?在逝去的歷史面前，吾無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