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經沉浮，明爭暗鬥：皇帝手中的錦衣衛和東廠

東廠刑訊場景（繪製：孫毅來）

按成立時間來說，錦衣衛是大明特務界的老字輩，東廠成立較晚，理論上，它們都是為皇帝服務，雙方應該是親密無間地配合，攜手並肩戰鬥，一起捍衛大明皇帝的統治才對，然而實際上，他們之間的關係並非如此簡單。在工作中，錦衣衛和東廠互不隸屬，有相互協助的一面，但更多的是相互監督，相互掣肘制衡。在大多數情況下，東廠肩負著監督錦衣衛的職責，錦衣衛唯有仰望東廠鼻息，除非錦衣衛出了一位強勢的指揮使，暫時壓住東廠風頭，但這是個例，並非常態。

相對於前朝半公開化的特務機構，錦衣衛出現時，其身份是完全公開化的，當然從事具體刺探任務時處於隱蔽和地下。錦衣衛給後世的印象是一支神秘特工隊伍，其實對當時的人來說，錦衣衛也很神秘。如果在離京城較遠的一個城市，突然出現一支隊伍，他們騎著高頭大馬，穿著華麗服飾，操著京城口音，不管他們的真實身份是誰，大家腦海中浮現的第一感覺就是：錦衣衛來了！這些可都是惹不起的主兒，趕緊走人。

錦衣衛設立以來，只要朱元璋想完全撇開正常的司法程序殺某位官員，就交由錦衣衛辦理，外廷的三法司形同虛設。胡惟庸案時，錦衣衛下屬的鎮撫司詔獄人滿為患，大臣們每日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生恐被錦衣衛盯上。

在聲震朝野的「胡惟庸案」「藍玉案」等大案中，錦衣衛出了大力，但這些大案牽連太廣，冤情不少，引來朝野非議，民怨沸騰。在審查李善長的時候，他想臨死也要拉個墊背的，在口供中反咬一口，把毛驤拉進了「胡黨」。朱元璋心裡明白毛驤冤枉，但他何嘗不明白鬍惟庸和李善長也是冤枉的。

電影《錦衣衛》中飾演錦衣衛的甄子丹

皇帝本人永遠得是正確的，不可能承認錯誤，這個黑鍋必須有人來背。此時，朱元璋覺得朝中的威脅勢力基本已經剷除，所以很樂意就此順水推舟。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下令焚毀錦衣衛刑具，廢除錦衣衛，所押囚犯轉交刑部，內外獄全部歸三法司審理，毛驤及其繼任者蔣瓛皆作為棄子被輕飄飄拋出處死，以安撫民意。

錦衣衛是皇帝手中的利器，離開皇帝的支持，根本無法與朝中大臣相抗衡。錦衣衛的存在就是作為皇帝的耳目和爪牙，一旦被皇帝拋棄，生命也走到盡頭了。

錦衣衛被廢除了，許多活兒就沒人來干，所以明成祖即位後，又恢復了錦衣衛，設了北鎮撫司，專理詔獄，可以直接逮捕和拷問犯人，刑部、大理寺、都察院這些司法機關無權過問。

紀綱事件後，成祖覺得迫切需要一種力量來制衡錦衣衛，必須由絕對忠於自己的人來掌握它，於是四年後東廠成立了，頭目由太監擔任，成祖覺得只有身邊太監才能保證絕對忠心。

在傳統社會中，士大夫階層是瞧不起太監的，其原因是士大夫們大多有著良好的文化素養，以維護道統為己任，以孔孟儒學繼承者自居，有著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天然使命感。

反觀深居大內深宮的太監們，其中絕大多數出身低微貧寒，談不上受教育，文盲睜眼瞎占絕大多數，加上身體被後天人為造成殘疾，內心有著深深的自卑感。在明朝，士大夫們是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引領者和傳播者，他們的看法代表了社會的主流。受此影響，錦衣衛自然從內心中看不起東廠的那些太監們。加上設置東廠就是要分散錦衣衛的勢力，加強對錦衣衛的監視，這就註定東廠和錦衣衛不會是一條心。

東廠成立之初，錦衣衛並沒將這個內侍宦官領導的特務機構太當回事。對此，東廠大小頭目們心知肚明，他們選擇了低調，對錦衣衛也盡量團結與配合，東廠和錦衣衛過了一段不錯的「蜜月期」。

既然選擇了低調，就要低調到底，在東廠成立的頭幾十年中，史書上根本找不到他們的任何蛛絲馬跡，甚至連東廠廠督的姓名都沒有留下來，彷彿那幾十年東廠的歷史就是一片空白，根本沒存在過。明景帝景泰年間的筆記《雙槐歲鈔》中，首次出現了東廠的影子。至於官方史書，直到明憲宗成化年間官修國史《明實錄》中才有東廠的記載。

明錦衣衛飛魚服

之所以出現這種奇特現象，首先是東廠成立之初根基還不牢固，不足以與錦衣衛全面抗衡。比如東廠早期並不像錦衣衛那樣擁有自己的秘密監獄，它只有緝拿和偵察權力，並沒有審訊權，緝拿的犯人交給錦衣衛審訊，與錦衣衛分工不同，兩者之間交集比較少。

此外，明太祖內臣不得干政的遺訓還在發揮一定影響力，迫使東廠宦官們不得不低調。明太祖為了防止太監干政，特地為後輩兒孫設置了許多「防火牆」，除了宮門口懸鐵牌警示外，還採取了許多措施，其中重要一條就是不準太監學文化，因為文盲能力有限，無法處理繁雜的政務。

但選擇低調，並不等於就甘心埋沒。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毫無疑問，東廠當家的太監們就是這樣一群人。太祖死後也不過數十年，宮廷對太監的管理開始出現鬆動。宮內有大量事情不得不依靠身邊太監去辦理，單靠愚民政策，用一幫睜眼瞎，肯定沒法辦好差。明宣宗時期，皇帝將有些事交給貼身太監幫忙做，然而一群文盲辦事，效率低下，很難稱心。宣宗認為剝奪太監受教育的權利是不合時宜的，提高太監文化素養是一件迫在眉睫的大事，便在宮內設置太監文化培訓學堂——內書堂。

據明末太監劉若愚《明宮史》記載，內書堂讀書「自宣德年間創建，始命大學士陳山教授之，後以詞臣任之。凡奉旨收入官人，選年十歲上下者二三百人，撥內書堂讀書」。在皇帝的親切關懷下，內書堂師資隊伍可謂超級豪華，均為高級學者。

源源不斷的高素質太監在這些大儒辛勤教導之下培養成長起來，委派到內廷各個崗位，其中不少人走上東廠領導崗位，然後用老師教授的知識來和老師及其弟子組成的外廷朝臣官僚斗個你死我活，不能不說是個莫大的諷刺。

電影《新龍門客棧》劇照

東廠正因為是太監掌管，有著錦衣衛所不具備的優勢。出任東廠廠督的太監大多是皇帝的心腹，曾在皇帝身邊長期服侍，對皇帝的心思揣摩了解得透，知道皇帝喜歡什麼，厭惡什麼，所以他們知道如何迎合皇帝去辦差，更重要的是，他們可以自由出入宮禁，隨時向皇帝奏事。跟東廠這些優勢一比，錦衣衛的劣勢就很明顯了。搞情報很注重時效性，錦衣衛搜集到了重要情報，無權直接向皇帝報告，只能通過司禮監太監轉達，能不能第一時間向皇帝奏報，或者如何奏報，完全要看司禮監太監的心情了。

對錦衣衛的奏報，司禮監充當過濾器的作用，凡是對太監或者東廠不利的都會壓住不報，或者直接駁回。要知道東廠掌印太監往往由司禮監二號或三號人物出任，有時候甚至由司禮監掌印太監本人兼任，胳膊肘往外拐的傻事自然不會做。常出現這樣情景，司禮監將錦衣衛辛辛苦苦得來的功勞記在東廠名下，面對這種情況，錦衣衛有冤難伸，打掉牙也只能和血往肚裡咽了。

錦衣衛處處受到東廠節制和打壓，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錦衣衛見了東廠自覺氣焰矮了半截。自從東廠設立以後二百多年，錦衣衛再也沒出過像紀綱那樣敢於挑戰皇權的指揮使，但歷任錦衣衛指揮使大多得以善終，沒有落得像紀綱那般下場。

不得不說，東廠很好地履行了它的使命，尤其是在明朝中期以前，朝局能夠保持均勢穩定，東廠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對遏制貪腐也發揮了一定功效。無論是錦衣衛、東廠還是內閣大臣，就其中個體而言，不乏道德高尚的人，也不乏大奸大惡之徒。但如果作為一種政治力量，他們在道德天平上並無高下之分。在維護皇權這一終極目標上並沒有根本歧義，他們存在的差別，僅是採取的手段不同而已。在維護皇權這個前提之下，盡量將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畢竟蛋糕有限，唯有想方設法擴張勢力，才能在殘酷的政治鬥爭中生存下去。

《出警入蹕圖》局部圖，描繪了明神宗萬曆皇帝去京郊十三陵祭拜先祖。圖中只有皇帝是正面形象，皇帝左右隨扈紅衣者就是錦衣衛。

不過總體來說，自從成祖去世以後，東廠和錦衣衛都比較低調，這主要和明仁宗和明宣宗兩代皇帝對特務機關刻意打壓有關，直到明英宗即位後，這種情況才出現轉變。

英宗正統年間，東廠在王振帶領下勢力如日中天，達到了錦衣衛無法企及的高度。土木堡之變以及各種遭遇，使英宗改變了看法，復辟之後他一改以前做法，打壓東廠，倚重錦衣衛。這與英宗本人的性格也有關係，他是位重感情的皇帝。

自古一朝天子一朝臣，景帝朱祁鈺即位後，著力培養自己的一套班子，

對於群臣中存有二心的，景帝自然是心知肚明，於是加強東廠掌控，提拔奉御（正六品太監）阮伯山為「掌東廠官校行事太監」，從錦衣衛抽調一部分精幹力量給阮伯山，加大偵察緝拿力度，威懾奸佞之輩。

不過，在之後的曹吉祥叛亂中，東廠沒有發揮任何作用，在史料中沒有留下片言隻語。曹石之亂表面看是曹吉祥權欲膨脹造成的，其實更深層的原因是東廠與錦衣衛鬥爭落於下風，被逼鋌而走險。奪門之變後，經歷過人生大變故的朱祁鎮更加倚重錦衣衛偵緝官民，「以為懾服雄奸之具」。朱祁鎮非但不倚重東廠太監，還反過來利用錦衣衛刺探宦官。錦衣衛再度威風起來，對東廠形成了強勢壓迫，這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曹吉祥的謀反。

英宗朱祁鎮駕崩之後，他的兒子憲宗朱見深一反其父做法，重用東廠宦官，東廠勢力再次崛起。

東廠和錦衣衛之間的地位高低主要取決於皇帝本人的意願，皇帝更偏向哪邊，哪邊自然強勢一些。總之，東廠和錦衣衛就好比皇帝手中的兩條惡犬，繩子永遠操控在皇帝手中，皇帝叫它們咬東，它們絕不敢吠西。這兩條惡犬之間為了搶骨頭，難免有一番明爭暗鬥，但明面上不會撕咬到皮開肉裂的地步，畢竟要照顧主人的顏面，不然大家的日子都不好過。於是，東廠和錦衣衛之間既講聯合團結，又爭鬥不休，總體維持著斗而不破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