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修賢談「四人幫」在政的最後鏡頭

1976年秋天裡的瞬間——杜修賢談「四人幫」在政的最後鏡頭 　 作者：顧保孜 １９７６年·秋天裡的瞬間 　　毛澤東治喪期間，姚文元特彆強調突出集體領導／「那怎麼辦呢？幾天沒有江青守靈的鏡頭，群眾會有看法的。」／悲壯的禮炮鳴響三聲，將新中國２７年里最高規格的葬禮推向了史無前例的高潮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毛澤東主席與世長辭。 　　中央政治局的委員們每天輪流值班為毛澤東守靈，所以我們每天都要拍攝追悼場面的新聞照片。 　　姚文元在毛澤東追悼活動開始時，就鄭重其事地指示我：「拍攝新聞照片要突出集體領導。每天守靈的政治局常委要注意拍全拍好。」 　　等我一天拍攝的照片全沖洗出來，往往已是萬家燈火的時候。 　　姚文元一邊看我送去的照片，一邊和我談照片存在的問題。突然姚文元皺了皺眉，用遺憾的聲調問我：「怎麼這張上也沒有江青守靈的鏡頭？」 　　「她今天沒有來，我等了好久……沒拍上。」後一句話我沒有說出來：聽說她在１７號樓打牌。 　　姚文元離開辦公桌，雙手反背，在寬大的辦公室里深默不語來回踱步。 　　「主席弔唁期間，她應該在那裡守靈啊！不過七八天的時間……唉！老杜，你能不能找一張第一天守靈的照片再發一遍？」他著急地帶著幾分無奈的苦惱問我。 　　「再發一遍？可能不合適吧，時間間隔得太短……」 　　「那怎麼辦呢？幾天沒有江青守靈的鏡頭，群眾會有看法的。不過七八天的時間。」 　　我心想，重發一次更糟，群眾的注意力一直就停在江青嘩眾取寵的劈頭蓋臉的黑紗上，照片根本就無法掩人耳目。 　　原來我對姚文元並沒有戒心，以為他知書達理，書生氣重。但是周恩來去世以後，我漸漸感到他身上發生了某種說不清的變化。他開始強調集體領導的形象；注意新聞照片上的人物細節，誰臉大誰臉小，誰在前誰在後；最近還特別注意江青形象的效果，有好幾次叫我修江青臉部的細斑……我雖然不知他的內心活動，但他的言行流露出種種異常的舉動，令我體察慎微，覺得他熱衷追究照片的細節已不是什麼工作的許可權要求，而是為了某種利益的需要，才對自身的使命表現出極度的負責，甚至達到挑剔的程度。 　　在這種非常複雜和微妙，甚至還散發著危險的氛圍里，最好的辦法就是不要多話。 　　我按照姚文元的意思，將第一天發過的照片送給姚文元審發。也不知姚文元擔心重發照片的嚴重後果，還是由著江青的性子自由 「發展」去吧，照片最終也沒有簽發。 　　毛澤東治喪期間，我們中央新聞組的全體記者還為毛澤東守靈一天。而江青儘管是毛澤東的妻子，卻只守了一天的靈，就不再見她的人影，連全心全意護著她的姚文元都看不下去了，替她的形象著急萬分。她本人卻滿不在乎。 　　不被人注意的細節，又被姚文元注意了。弔唁活動的第五天，我拍了一張政治局委員和前來弔唁的外國大使握手的照片。畫面中的外國人是背著身，七八個委員是正面縱隊排列，為了能將他們每個人的臉都拍清楚，我特意跑到側面拍攝，這樣人的臉就拍全了。 　　姚文元的眼光很挑剔，一連對這張照片提了三個問題：第一，華國鋒的頭擋住了王洪文的臉的側面；第二，王洪文的表情不好，好像沒有精神；第三，遠處毛澤東的遺像有點模糊。 　　他問我還有沒有同樣場景的照片。我立即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想兩張照片重新剪輯，將王洪文形象好的鏡頭和這張里的王洪文像對換。 　　我知道他懂一點暗房技術。照片是可以拼接的。我就答應回去試試看，心裡倒是希望那張和這張大小不成比例。可是回去一看，不僅能接，而且還天衣無縫。因為同一角度拍攝的照片是很容易「偷梁換柱」的。 　　一張照片我們竟花費了四張底片重新拼接，才製成了姚文元滿意的照片。 　　我不願再做這種褻瀆新聞真實的拼接事情，乾脆每次送審只帶要發稿的照片，而且只帶一張，讓他沒有更多的挑選餘地。 　　姚文元表現出他特有的深刻精明。他發現我在騙他，就含而不露笑著對我說：「老杜，你是中南海里出了名的『快手』，主席弔唁大廳里你們還派了不少的攝影記者，照片應該越拍越多，怎麼會越來越少了？老杜，你沒貪污吧？」 　　我嘴上回答說，照片拍得效果都不盡如人意，以後注意拍好。可是心裡卻暗暗下了決心，辦完主席的喪事，我就立即走出紅牆。我比什麼時候都嚮往一個沒有壓抑的世界。 　　９月１８日下午３點，毛澤東主席的追悼會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沉痛悲傷的哀樂從天安門廣場漫涌，滾滾飄向廣袤的天際。 　　在天安門城樓下面正中央架設的追悼會主席台上，黨和國家領導人站立成一排，王洪文年輕的臉上掛著和年齡不相稱的悲痛，今天這位最年輕的副主席要主持建國以來最高規格的追悼會。 　　華國鋒站在王洪文的右側，他要在百萬首都人民面前用他濃郁的山西口音宣讀悼詞。 　　葉劍英立在華國鋒的右側，老帥此時的心裡最為痛苦，短短大半年裡，出生入死共同打江山的「老夥計」們說走都走了，一連走了三個，連領導人民打江山的毛澤東主席也走了，這讓他充實了半個世紀的精神世界一下子變得空蕩蕩的……他扯著衣角，凄涼的情緒從他臉上每個皺紋里自然地流瀉出來。 　　張春橋「以不變應萬變」的表情依然是陰鷙古怪。他站在王洪文的左側。他的左側就是叫人看著彆扭的江青，她裹了一身的黑色，據說這是「庇隆夫人」式的喪服。黑紗把她的臉遮小了一圈。她極不協調地站在這一排人中。 　　在默哀３分鐘里，我就開始構思怎麼拍攝追悼會照片，副主席的合影要登一張，政治局常委的鏡頭要有一張，然後還要有一張政治局委員的合影，江青怎麼辦？按理她是毛澤東的夫人，應該照一張單獨的，可是我不想照她的單獨照片。這時我是站在城樓的東面，我等會兒到城樓的西面，將江青掛在四個常委的後面，就可以不再發江青單獨的照片。 　　哀樂一結束，我就跑到葉劍英的西面，由西向東拍攝，這樣葉劍英的人像最大，其二是華國鋒，而江青的人像最小。 　　我又拍攝了一張三位副主席的合影和其他領導人的合影。 　　當天晚上，我去姚文元那裡送審照片時，還擔心他會指責我拍攝的「五人照片」為什麼把華國鋒拍那麼大，而江青那麼小。 　　出乎意料，姚文元倒是沒有關心華國鋒的人像大小，而是關心江青形象，「怎麼不選江青單獨的照片？」 　　「我沒有拍她單獨的，你不是在開追悼會前告訴我，叫我注意突出集體領導……」我也不知什麼時候開始學會了「強詞奪理」。 　　姚文元沒好氣地打斷我的話頭：「好了好了，那就這樣發吧！」 　　毛澤東追悼會後，王洪文突然頻頻找我／毛主席睡在無氧帳篷里，我憋氣就使勁拍打氧氣瓶／遺體永久保存，卻要取出內臟 　　毛澤東追悼會以後，中央開始考慮毛主席遺體永久保存的技術問題。人民大會堂里暫時存放的毛澤東的遺體，是用無氧玻璃棺罩著的，裡面恆溫，遺體可以保存一段時間，但不是長久之計。 　　９月２２日這一天，我們全體工作人員向毛澤東的遺體做了最後的告別，就各自回到自己的崗位上，我們新聞採訪組也完成了毛澤東治喪期間的新聞報道工作。 　　我回到家裡吃了一頓寬鬆舒適的晚飯。 　　大約晚上八九點鐘，人民大會堂打電話到我的辦公室里找我，說是王洪文叫我立即去大會堂有重要任務。我接到辦公室值班員的電話後，馬上帶上相機，又怕工作量大，還特意叫了個年輕的助手和我一同去。 　　我以前和王洪文接觸不多，這次他怎麼想起來叫我的？我到大會堂的福建廳領任務，一進門見華國鋒、汪東興也在裡面，他們正在談事情，就叫我在門外等一會。 　　過了一會，王洪文在福建廳的門口招手，叫我進去。這時他們已經結束了談話。 　　我走進去還沒坐下來，王洪文就對我說：「毛主席的遺體要運走，為了將來保存好主席的遺體，我們準備在無氧罩子里拍一些照片，留下來作為參考資料，以後用來對照主席遺體保存變化的情況。今天要進無氧罩的人已經事先帶氧氣面具練習過了，你馬上帶面具練習一下，看行不行？」　　我看時間不早了，已經有人幾次來請示王洪文什麼時候移動主席的遺體，就說：「別人行我也行，就不試了。」 　　我叫和我一起來的年輕人在外面等著，我先進去，心想我是毛澤東的專職攝影記者，最後的拍攝我義不容辭。再說我也這把歲數了，萬一給「報銷」了，我也夠本了。 　　無氧房其實是個無氧帳篷，臨時設在大會堂的西大廳里，有兩道門，帳篷是透明的，里外都能互相看見。毛澤東睡在裡面的玻璃棺里，為了這次取下玻璃棺拍攝毛澤東的近景才罩上這個無氧帳篷，這樣就可以保證毛澤東的遺體不和空氣接觸。帳篷剛罩上時，裡面還是充滿了氧氣，我看見有許多氣球飄浮在帳篷里，這時戴好氧氣面具的人把一個個氣球都捅破了。我問別人才知道這些都是氮氣球，氮氣一出來就把帳篷里的氧氣全吸收了，變成了名副其實的「真空」區間。 　　我進第一道門時，前面一個護士就上不來氣了，連忙退了出去。當我進第二道門時，也感到陣陣的窒息，好像有人卡著脖子似的，幸好進去前，有經驗的人告訴我出不來氣就拍背著的氧氣瓶子，我使勁地拍了幾下，氧氣接了上來，到底不如平常呼吸的空氣柔和，燒得喉嚨熱乎乎的。如果我接不上氧氣，可能走不出帳篷門就「捨命陪君子」，永遠地跟著毛主席走了。難怪帳篷外的熟人見我拍打氧氣瓶，嚇得個個面如土色，連連對我打手勢，叫我快出來。用他們自己的話說他們也嚇得差不多快斷氣了，以為我也給幹了進去。 　　過氧氣關後，就開始拍攝，我戴著眼鏡的雙目又蒙上了厚厚的面具玻璃，眼前一片模糊，根本分不清毛澤東的五官。我乾脆將照相機拿離面部，拍攝時全憑雙手的感覺撥動相機的速度、光圈和焦距，舉著相機的鏡頭對準毛澤東的遺容按動快門。倒霉的氧氣瓶一會兒就不來氣，我還要不停拍打氧氣瓶。好容易拍了２０多張彩照，實在受不了有口氣沒口氣的折磨，便結束拍攝退了出來。 　　照片沖洗出來，竟張張拍攝成功。直至現在毛澤東的遺體保存情況都是參照我當年冒著生命危險拍攝的照片。 　　過了幾天，毛主席遺體要進行解剖，取出內臟，以便永久保存。解剖現場也是我去拍攝的，是在人民大會堂地下室進行的，至今想起心裡也不舒服。為什麼要將好好的人解剖呢？某種程度看，得到的同時，也意味著失去。我心裡真為主席難受。人死後，一切有形的便隨之而滅亡。只有對自己的民族、對整個人類有價值的稱為精神的東西，西方人叫作靈魂，我們共產黨人謂之思想，才會永恆地活著。 　 王洪文一反常態急切要拍標準照／他陰陽怪氣地說：「留著開追悼會用。」／等半身照片拍完，我的手臂已木然僵硬快沒知覺了 　　不久，人們就迎來了毛澤東去世以後的第一個節日——國慶節。 　　人們並沒有因為１９７６年的多災多難而抑制喜慶氣氛，街面和以往一樣擁擠、熱鬧。 　　１０月２日上午，王洪文叫我立即去釣魚台他那裡一趟，也沒詳細交代是什麼事情。反正我也習慣了幾十年不分節假日的工作日程，別人安睡休息的時候或許正是我緊張工作的開始，別人工作的時候沒準我縮在哪呼嚕聲正濃哩。 　　我們的汽車離王洪文的住宅樓還有百米遠的時候，就看見王洪文穿一身深藏青色的中山裝，筆挺地站在樓房外面。見我們的汽車開來，他朝著我們的方向迎了幾步，我心裡微微地波動了一下，他難道是在等我？又是重要拍攝？因為這幾天王洪文幾次叫我為毛澤東遺體拍攝重要照片，我一聽是他的電話就條件反射想起重要拍攝。 　　王洪文和我握了一下手，就帶我大步往樓里走。走進樓里，他才站住對我說：「老杜，今天請你來是為我照幾張相。」 　　「噢……今天？」我一愣，「我沒有做準備啊，沒帶燈光。」 　　王洪文笑笑，不以為然，「沒關係，就用自然光拍。」 　　「自然光拍攝當然比較好，可是今天老天不太幫忙，光線不好啊。」我望望門外的天氣，覺得沒有把握。 　　「問題不大，今天可以照。」王洪文態度很堅決，儼然是攝影行家。　　我不好再堅持自己的意見，不過心裡納悶，今天他這是開了哪門子竅呢？以往就數他的單人標準照最難拍攝，搞得我不痛快了好久。 　　他在「十大」當選為黨的副主席後，我們攝影部根據以前的要求，為政治局常委以上的人拍攝一些資料照片，其中也包括單人標準照片。我打了幾次電話給王洪文的秘書，叫想法預約個時間，為他拍攝一些資料照片。 　　第一次，電話里說王洪文不在北京。 　　第二次，王洪文正忙，沒有時間拍攝資料照片。 　　第三次，沒有答覆。 　　第四次是１９７４年底，天氣還不太冷，我正好閑了下來，又想起了王洪文的標準照片。我們已經給其他副主席拍了標準照片，就剩下王洪文沒拍。可是王洪文不知什麼原因不予配合，真讓人著急。我又給他的秘書撥了電話，秘書答應一定給個答覆。 　　誰知等來的答覆是首長最近身體不佳，照片的事以後再說。 　　年紀輕輕的毛病不少！幾次碰壁，為王洪文拍照的興趣陡降。以後一年多的時間我再沒有向他提起標準照的事。 　　今天王洪文一反常態急切地要拍標準照，這能不叫我納悶嗎？再說主席才去世，就迫不及待要照標準像也不太合適呀！我不由得好奇地問：「怎麼這個時候照，是不是有急用？」 　　王洪文嘿嘿笑了一聲，隱秘的眼神飛快地望我一眼，頭扭向一邊，用似乎開玩笑的輕鬆語調說：「開追悼會用啊！」 　　「啊呀，追悼會用也太年輕了嘛。」我也用開玩笑的口氣回敬了一句，但是心裡暗暗吃了一驚，這話什麼意思？多叫人膽寒！ 　　王洪文帶我走到二樓，他沒有正面回答拍照片有什麼急用，只是問我樓上的光線是不是比樓下好一些。我連測光表都沒有帶，大體目測了一下，怎麼辦呢？事到如今不行也要說行，就點點頭。 　　這時他用和年紀不相稱的嚴肅表情對我說：「老杜，今天的照片一定要照好！你不是幾次提出要給我照嗎？這次我主動配合你們的工作。光線問題你想辦法補救，相信你有這個技術！」 　　他把話都說到這個份上了，我還能說什麼？只好硬著頭皮用自然光給他拍攝。 　　那天王洪文的標準照拍了好幾種，先是穿著中山裝的，後又換上軍裝照了幾張。 　　這次拍攝，我覺得我差不多被折騰得散架了。因為我拍攝從來不用三腳架，又沒有帶閃光燈，每張照片我必須按動四分之一的快門，才能保證彩色膠捲的感光色度。四分之一，這幾乎是快門檔次里最慢的瞬間了，按快門時人的手是很難能端得紋絲不動，穩如泰山。只要有一絲擺，照片就虛了。等將王洪文的半身照片拍完，我的手臂已木然僵硬快沒知覺了。 　　王洪文一反常態急著要拍標準照的內幕，是在粉碎「四人幫」以後才逐漸披露出來，真相大白於天下的。 　　１０月４日，張春橋叫囂要開除鄧小平的黨籍／「領導指示，叫你來後不要馬上露面，先去會議室旁邊的廳里等著，不叫你你就不要出來。」／姚文元沒有到會，是不是打亂了計劃 　　１０月４日下午，我接到通知，叫我去中南海紫光閣拍攝領導人會見毛澤東醫療組的照片。 　　秋天的中南海，景色格外美麗，早晨的陽光將琉璃檐頂、參天的松柏、海棠鍍得一片絢麗金黃。寂靜中，我踩著落葉枯枝，陣陣的秋風似乎一個勁地往人的心窩裡鑽。我頓時有些傷感，這是一個多麼令人憂慮和困惑的秋天啊！ 　　我提著攝影箱子剛走進會場，馬上就有警衛局的人上前攔住了我：「領導指示，叫你來後不要馬上露面，先去會議室旁邊的廳里等著，不叫你你就不要出來。」 　　我覺得奇怪，這神秘的耳語竟像是地下工作者在秘密接頭！ 　　我立即轉身快步走進旁邊和會議室只隔了一道精緻屏風的休息室里。這時會議室里還空空的，開會的人還沒有來。 　　不一會，開會的人陸陸續續走進會議室，因為沒有人叫我，我也不敢貿然進去。可是一個人坐在這裡算是個什麼名堂？正在進退兩難時，一位負責人把我從休息室里叫了出來，叫我給他們拍攝同醫療小組的合影。 　　我見人數不多，大概有十多人，已經在大廳旁的合影架上排列好了，我上前照了幾張全體合影。 　　張春橋在我身邊冷不丁說：「老杜，你還沒有合影呢！」 　　我朝他笑笑：「我是照像的人，當然照不上了。」 　　一位領導同志莫名其妙地插了一句：「他從來不願意和我們一起合影。」 　　什麼意思？我有些意外。 　　張春橋也奇怪，他怎麼會這樣說我，就小聲地責備他：「哎，你怎麼可以這樣說人家？」 　　那位領導好像在向他說些什麼，我已經氣呼呼地轉身走開去，沒有聽也不想聽他說我什麼。 　　這時會議大廳里，一條長方形的會議桌上人們分成兩排對面而坐，一排是領導人，另一排是醫療小組的人。我忍住心中的不快，看看會議已經開始了，就進去想拍一些會場的照片。我剛走進去，還沒有對好焦距，就聽見張春橋說：「要儘快召開中央委員會，開除鄧小平的黨籍……」我一抖，按下了快門。留在我鏡頭裡的張春橋夾著煙，陰沉著臉仰靠在高背椅上。我怎麼也沉不住氣了，趕快退出會議廳。 　　站在外面的走廊里，我還覺得心裡抖抖的，從主席去世以後，我猶如飄浮在險象環生的漩渦里，身邊發生的事情叫你費解，又叫你害怕，也叫你欲避不能。現在又要開除鄧小平的黨籍。這幾年國家還亂得不夠？我一聽開除誰的黨籍心裡就驚怕。 　　今天是和醫務人員開會合影，張春橋為什麼要提開除鄧小平的黨籍？這安得上嗎？……剛才那位領導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的話又是什麼意思？……我的腦子像塞了一團亂麻，始終理不出個頭緒來，索性跑到外面一屁股坐在冰涼的漢白玉石欄上，讓涼涼的秋風吹拂衝擊快要爆裂的腦袋。我突然想起，剛才的會議桌上為什麼少了姚文元？他應該來參加會議的。 　　兩天後，「四人幫」被抓了起來。我又將４日那天的情況細細地品味了一番，似乎有了點眉目。那天不叫我露面是不是中央有抓「四人幫」的意圖？因為姚文元沒有到，計劃暫緩，才叫我出來拍照的？那位領導對我講那句話是給我暗示，不要和「四人幫」合影，我們就要抓他們了？ 　　追悼會後，江青對我表現出少有的大度／１０月６日下午，江青召集大家到毛主席的游泳池學毛選／傍晚，江青摘下了最後的蘋果／當夜，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 　　我永遠不會想到１０月６日，一個普普通通的星期三，竟是江青的最後一個自由日，也是最後一次面對我的鏡頭。晚上八九點鐘，江青的政治喪鐘就敲響了，女皇夢真的化為一枕黃粱美夢。 　　６日上午，江青打電話找我，從我的家找到辦公室，又從辦公室順藤摸瓜找到了國務院的辦公室，當別人告訴我是江青處的電話，我還不相信。她怎麼可能知道我在這裡？可是電話千真萬確是找我的，叫我下午一點到毛澤東的故居——游泳池。 　　游泳池，毛澤東曾經生活過、工作過的住宅，也是我最為熟悉的地方。 　　我已有幾個月沒有來過了，今天猛然又來，有一種說不出的親切感，彷彿又聽見毛主席在書房裡走來走去的「踏踏」的腳步聲和他沉重的呼吸聲還伴有偶爾的咳嗽聲……就連茶几上的煙缸好像還冒著縷縷青煙，茶杯里的濃茶還熱著…… 　　我走出門廳，轉到書房後面的草坪，綠茵茵的青草已開始泛黃，褪去了水靈。我點燃煙，默默地感受寧靜中的自然和淳樸。 　　漸漸，凄涼的秋風帶走我溫暖親切的感覺，留下孤獨。風在樹梢上走過，發出「嘩嘩」的響聲，我倏然覺得這是一種萬物都能聽懂的語言———毛澤東走了 　　儘管這是世界上最單調最原始的聲音，但我已經沉浸在深深的傷感之中。 　　汽車的喇叭聲打斷了我傷感的冥思。我一驚，這是江青的「大紅旗」，我趕快回到門廳里的沙發上，迅速抹去臉上憂傷的表情，顯得平靜自然甚至還有些懵懂。 　　「老杜，你遲到了……」江青一進門就沖著我沒頭沒腦來了這麼一句。明明我來得最早！下一句才明白江青所謂「遲到」的含義，「我們在這裡學毛選已經學了好幾天了，你今天才第一次來學。」 　　學毛選？這是怎麼一回事？我事先一點也不知道。 　　「小李，你接著昨天的繼續往下念。」江青指了指身邊的工作人員說，「咦？學了好幾天，連一篇都沒有學完？」她翻開書自言自語地嘀咕。 　　我們的目光跟著讀書聲一行一行地在書上移動，沒看幾行，江青一聲高腔，驚得我們抬起頭，讀書聲戛然而止：「你們知道中央誰反對毛主席？」 　　我們面面相覷，誰也不敢搭她的話頭。她見我們茫然的樣子似乎很開心，拍了一下大腿：「萬里！」 　　我下意識地搖搖頭，江青脖子一直，朝我：「你不信？哼！告訴你們，誰反對主席我都知道。這種事休想瞞過我！」 　　她忿忿地望著我們，想得到贊同的共鳴。沉默許久，江青似乎察覺這是在「對牛彈琴」白費力氣，突然朝著小李呵斥：「念，往下念。誰叫你停的？念！」 　　顫抖的讀書聲又響了起來…… 　　學習如受罪，我如坐針氈，巴望快點結束這荒唐而又滑稽的「遊戲」。 　　江青最後乾脆不叫小李念書了，她一個人大談起中央的局勢：「中央領導人的排列順序要按主席生前排列的排，誰也不能改動……誰要反對你們，不行，你們都是主席身邊的人，反對你們就是反對主席……中央有人想整我，我不怕！」 　　我們從江青的神情中體會了一種煩惱，一種迫不及待的煩惱。 　　終於，江青講夠了、講累了，發洩慾和宣講欲得到了滿足，她愉快地宣布：「今天就學習到這裡，和大家合影。明天繼續學習。」此時她的心裡還裝著明天和更多的明天…… 　　走出屋子，來到我剛才站過的草坪上。江青一身藏青色的中山裝和一頂藍色男式便帽，給本來就不年輕的形象里平添幾分陰陽怪氣的色彩。其實江青有一頭油黑的短髮，不戴帽子要精神也要亮堂得多。誰知她的審美觀是不是也到了老年衰弱期？ 　　她理所當然地站在大家的中間。我的鏡頭裡出現了戲劇性的變化，哪個鏡頭裡有江青的身影哪個鏡頭裡的人物表情就異常嚴肅，雙足立正，兩臂僵直，肌肉緊繃，活像木偶薈萃。如果鏡頭裡沒有江青，人物表情就活潑自如，嬉笑輕鬆，其樂融融。 　　「既怕又恨」是江青身邊工作人員普遍的心理特徵。在這種矛盾心理的壓抑下，人們變成了既溫順又叛逆、既老實又世故的多重性格組成的矛盾體。 　　我們在中南海里工作的人，特別是為江青服務的人，對這種痛苦複雜而又無可奈何的矛盾心理體會得尤為深刻。 　　游泳池拍攝後，我以為沒事了，提著攝影箱想悄悄地溜走了事。江青興緻勃勃叫住我，「老杜別走！我們一起去景山公園摘蘋果，還要照一些照片。」然後她笑眯眯地坐進「大紅旗」里「呼」地先走了。 　　我們工作人員坐著警衛局的麵包車，跟著「大紅旗」駛出中南海。 　　我們的汽車從景山公園後門進去徑直開到一片蘋果園旁。這時陽光已失去輝煌，柔和的光線里糅進了淡淡的紅色。果園看上去好像快要融化似的，油亮翠綠的果樹抵不住秋天的誘惑，披上了碩果累累的金裝。 　　江青滿面春風從汽車裡出來，非常得意地告訴我：「老杜，我們在這裡勞動了好幾次，特意留了幾棵樹今天摘，照些照片。老杜，今天看你的啦！」 　　她的信任卻沒有激起我的振奮情緒，我只是簡單地從鼻孔里「哼」了一聲，默默跟著江青走進果林里。 　　一棵碩大的蘋果樹前，江青小心翼翼地踩在一個事先已經準備好的架子上，旁邊的人七手八腳將她扶定，又在她的手邊掛了一個小竹籃，讓她放摘的蘋果。 　　摘蘋果可以算是勞動也可以算是享受，一種心理和生理的雙重享受，唾手可得的心理滿足和悠然打發歲月的生理滿足。 　　白皙的、保養極好的手握住粗糙的褐色樹榦，本身就是對比，一身素裝和燦爛紅艷的蘋果，這又是對比——我拍下了對比的瞬間和對比的深思。 　　江青從林子里出來，歡喜地給我們每人兩個蘋果，說是她摘的蘋果慰勞大家。我反應最遲鈍，半天沒敢接江青手裡的蘋果。「怎麼，不要？這蘋果我付錢啦。」我接過她手裡的蘋果後，她橫了我一眼，一臉不快活。　　江青這個人有時真讓人哭笑不得，狠狠打你一巴掌，馬上又去揉拍挨打的地方。一會凶神惡煞，一會又笑逐顏開，喜怒無常做得極自然。 　　江青又在人群里開始了她最後的首長講話，我相信這是她結束政治生涯前最後一次顯示首長的權威。 　　一個下午就這樣莫名其妙地淹沒在了莫名其妙的事情里，心緒壞極了。我沒有湊進人群里而是默默地回到汽車上，一上車看見裡面已經坐著幾個人，正在大吃大嚼江青給的蘋果。吃！我一口咬掉半個蘋果。人有時會轉嫁對象發泄心中積鬱的煩惱。蘋果下肚後，心裡還真的鬆動了些，不再像剛才那樣堵得慌了。 　　半夜，床頭的電話震碎了我的苦夢。「江青抓起來了，還有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真的，我不騙你！」 　　(摘自《知情者說———歷史關鍵人物留給後世的真相》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定價：１１.７０元，北京東四１２條２１號,１００７０８) ————————————————【新語絲電子文庫(www.xys.org)(www.xys2.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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