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拉的光輝歲月必將延續 曼德拉：成就偉大的牢籠 曼德拉的中國和中國的曼德拉

曼德拉先生的光輝歲月對於他來說因為生命的終結而划上句號，但對於很多走在爭取自己權利路上的人們，這個光輝歲月會延續下去，直到風雨中我們擁抱著自由。

五嶽散人 鳳凰評論特約評論員

想必有很多人會寫下關於納爾遜曼德拉的紀念文字，他們的學識想必都遠超過我，我寫下的東西最多重複他們的話語。我在這裡想寫的是我接觸南非、接觸曼德拉這光輝一生的幾個不起眼的片段。

2004年，我接到南非大使館的邀請，參加「南非種族和解」十周年慶祝酒會。實際上那時候我對於南非與曼德拉幾乎一無所知，只是知道那曾經是個種族隔離的地方，黑人曾經為此進行過不懈的鬥爭，後來在那個坐了很多年監牢的曼德拉領導下，黑人翻身得到了解放——抱歉，那個時候我所認識到的理論基本都是鬥爭哲學，必然是打倒統治者什麼的。只有在聽了當時南非大使講話之後，才知道那並非是解放某個階級、打倒另一個階級的鬥爭，南非走上了一條種族和解的道路，黑白並存、不做報復——至少沒有形成過大規模的報復事件。

這個確實給了我很大震動，應該說是我從小受的教育中沒有的東西。雖然我那時候知道非暴力不合作等活動，也對美國的民權運動、印度的聖雄甘地有一些朦朧的認識，但從未真的思考過這個問題。

非暴力運動是建立在信息社會的運動，充滿著人性的光輝，更為知識分子所認知、認同。尤其是從英國發軔的憲政思想已然成為共識的時候，以自身的忍耐、堅守、不退縮的非暴力挑戰法律，用對方必然會具備的人性作為自己的武器，是具備天然優勢的。

著名的香港樂隊Beyond有一首歌是獻給曼德拉先生的：光輝歲月。這首歌在我年輕的時候並不是很喜歡，主要也是並不了解其背景，等到我明白了背景之後，這首歌越來越得到我的喜愛，「風雨中抱緊自由」、「繽紛世界閃爍的美麗，是因為沒有分開每種色彩」，這是一種更為崇高的理想。

最初，曼德拉先生也組織並擔任武裝組織「民族之矛」的首領，但在被捕入獄之後，他放棄了武裝暴力反抗的方式，成為非暴力的領導人，從而獲得了國際社會更為廣泛的支持，最終獲得了勝利。這種勝利不是孤例，實際上甘地以及美國民權運動都取得了最後的勝利，世界主流思潮都對此寄予了肯定。這其中的道理很簡單，就是文明社會走到今天，越來越崇尚理性與協商、妥協，而現今的國家無論實際如何，至少在表面上基本都認同如下幾個的價值觀：主權在民、人人平等、依法治國。

在這個框架下，如果一個政府明目張胆的違反這些標準治理國家，必然會遭到其他國家的杯葛與關注，而非暴力運動是建立在信息社會的運動，充滿著人性的光輝，更為知識分子所認知、認同。尤其是從英國發軔的憲政思想已然成為共識的時候，以自身的忍耐、堅守、不退縮的非暴力挑戰法律，用對方必然會具備的人性作為自己的武器，是具備天然優勢的。

這與西方世界的宗教傳統也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當耶穌基督被釘死在十字架之上時，這種以自身為代價的殉難、贖罪就已經成為了西方文明的一種思維底色。這種宗教意識的帶入，使得非暴力運動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正當性，當一個人攤開手說「我放下武器了，現在該你了」的時候，他就等於天然站在了道義的制高點。

而非暴力運動之所以能夠成功，是與兩個因素分不開的，一個是信息化社會當中，信息傳播的速度與方式增加了統治者的遮蔽成本，使得他們的暴力鎮壓受到更大的壓力；另一個是英式殖民國家所具備的規則意識，使得在某些承接了英式傳統的前殖民國家做事稍微有些底線。這兩個因素如果同時具備，非暴力運動成功的機率最大。

有時候在我們看這些事情的時候，免不了與中國的歷史做一個對比。中國歷史上從來不缺乏捨生取義的人、奮勇直前的人，但始終沒有構建出這樣的一個和解的環境與社會，近現代的事情我們不談，古代中國士人是具備著犧牲精神的，但他們的犧牲與抗爭有一個前提，即君王是高於一切的存在，中國古代的宗教所架構的不是一個超逾人間社會的存在，而是一個人間社會的倒影，也就沒有了對於超驗理念的認同，並以此出發來對強權進行的反抗。所有的反抗不是借著天道的名義用暴力改朝換代，就是用匡正君王的思維去進諫，以至於我們總是走在暴力、改朝換代、士人進諫、天下糜爛、再次暴力的路上。我們這一課應該補上了，哪怕與宗教無關，也要從權利的觀念補上。

順便說一句，我最大的遺憾之一，是在南非世界盃的時候去看看幕式，包廂與曼德拉先生的包廂只有一牆之隔，如果當時不是因為曼德拉先生的孫女出事，想必我能夠有機會親眼見到曼德拉先生並表達我的敬意。與一位真正的偉人擦肩而過，是為人生的遺憾。但我想曼德拉先生的光輝歲月對於他來說因為生命的終結而划上句號，對於很多走在爭取自己權利路上的人們，這個光輝歲月會延續下去，直到風雨中我們擁抱著自由。

曼德拉在他不自由的國度里所居住的「牢籠」已被幻化為浴火重生的浪漫場所，並演變為成就所謂偉大卻又缺失核心意義的符號，其間對於今日中國人最具意義的鏡鑒反倒是對「暴力革命」思維的根本否定。

葛霖 鳳凰評論特約評論員

「南非終身名譽總統」「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納爾遜?羅利赫拉赫拉?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先生於南非當地時間12月5日逝世，部分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國研究者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將他描述成一位具有宗教性「聖徒」氣質的非洲民族主義者。

20個月前，曾釋放曼德拉並宣布解嚴的南非最後一任白人總統弗雷德里克?威廉?德克勒克（Frederik Willem de Klerk）在一次演講中聲稱曼德拉「一點也不像今天廣泛描述的那個慈愛又聖潔的形象」，國內某官方新聞網站將這篇譯自《每日電訊報》的消息命名為《南非『黑人』前總統稱曼德拉無情又不公平》，這個有趣的常識性錯誤足以管窺膚色與種族在中國式評價機制中的重要作用。1993年10月15日，曼德拉與德克勒克因南非廢除種族隔離制度而共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然而今日中國卻絕少有人了解這一事實。

當部分中國「公知」歡呼昂山素季恢復自由的同時，他們的反對者紛紛激烈指出昂山素季的父親是與日本合作的「緬奸」……這種現象無疑是今日中國許多社會討論不能完成的根本——參與者們往往極易衝動並且沒有一個公認的知識話語平台，更缺乏一如曼德拉式的建構者。

在中國由社會變革勝利者制定的歷史邏輯中，是否英雄的核心判斷標準是行動以及行動帶來的效果。迄今仍被保留在義務教育歷史教科書中的唐代起義者黃巢，曾因濫殺無辜而為其身後1000年的歷史評價所不齒，但他在今天的某些語境下卻仍然可以被歌頌為一個可敬的英雄。而黃巢的「題菊花」詩中曾有「他年我若為青帝，報與桃花一處開」的表述，堪稱成王敗寇思想主導下對政治利益狹隘認識的真實寫照。

1964年，杭州師範學院學報一篇署名「杭景秋」的題為《南非種族歧視的根源是階級壓迫和剝削》的文章中聲稱「南非人民懂得只有用暴力革命來反對殖民者的暴力鎮壓，才能獲得解放，1961年底以暴力鬥爭為主要手段的『民族之矛』誕生了」，在遠隔中國萬里的南非，那裡的暴力組織再一次被賦予基於效果的期許，而忽視了作為「主要手段」的暴力。曼德拉是「民族之矛」組織的總司令，次年（1962年）8月，時年43歲的曼德拉被捕入獄，南非政府以「煽動」罪和「非法越境」罪判處他5年監禁。1964年6月，他又被指控犯有「企圖以暴力推翻政府」罪，改判為無期徒刑。由是，曼德拉開始了他長達27年的牢獄生涯。

1989年8月4日，時任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先生在辛巴威哈拉雷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呼籲「立即釋放南非黑人領袖納爾遜?曼德拉和其它政治犯」，是時，國際社會對地跨亞非兩洲的中國與南非都抱有強烈的好奇心。恰在此時，曼德拉從「總司令」到「政治犯」身份的蛻變，讓中國人習慣的評價體系無所適從，當曼德拉走上了一條完全區別于海爾?塞拉西一世以及穆巴拉克之流的道路，當面壁而不圖破壁的堅忍與力行被更多中國人所了解，「聖徒」以及對曼德拉紛至沓來的讚美變成了主流。這種評價亦為西方所接受。

時至今日，我們仍然不能基於現象準確指認撒切爾夫人對曼德拉「恐怖分子」稱謂的轉變契機，但在被越來越多中國人所接受的所謂西方價值觀中，曼德拉的地位業已上升到普通政治家所不能企及的高度。

《每日電訊報》持續著對曼德拉關注的熱情，該報2012年的一篇文章提及「到上世紀80年代末為止，非洲一直是冷戰的輔助戰場。國際上對於曼德拉事業的支持———包括英國的『釋放納爾遜?曼德拉運動』——在一定程度上是取決於他作為一個既不效忠東方、也不效忠西方的折中人物的形象」，這種評價似乎與其非洲民族主義者的歷史定位有所衝撞，但不失為一種解讀的視點。

對於曼德拉的判斷，在能動與被動之間究竟哪種認知方式更為客觀尚有待討論，但在1999年南非政府開始推行「公平就業法」、「黑人經濟振興法案」後出現的兩次白人移民潮卻不得不讓人深思。2003年前後，「黑人經濟振興法案」實施得如火如荼，大批有技術、高學歷的白人或失業、或無法升職而選擇移民。另一類白人既無特殊技能又沒錢，沒有能力離開南非，甚至最終無家可歸。 正如《路透中文網》2008年7月17日的報道，「雖然曼德拉在調解種族關係方面扮演了重大角色，但他過去不是、現在也不是彌賽亞。」分析家認為，曼德拉的歷史地位源於他出色的領導力和權力協調能力，從而避免了種族隔離末期的內戰，團結各種族建立一個新民主國家。但他執迷於人民而忽視政策。

「在我過去的生活中，我已經把自己獻給了非洲人民的鬥爭事業。我反抗了白人專制，我也反抗了黑人專制。我抱有民主和自由社會的理想，希望大家在這樣的社會裡和睦地生活在一起，享有平等的機會。」

在現代性、後殖民主義、非洲這些宏大的概念面前，曼德拉所持有的不可更易的目標變得彌足珍貴，在現代性給出的可能路徑中，曼德拉的嘗試因其忍耐、自省而節制的特徵逐漸對其之前的暴力訴求形成了顛覆性註腳——這種表述在非此即彼的中國語境中難以被真正理解。

包括筆者在內的很多人雖然願意相信一個將自己四分之一人生幽閉於牢籠中的黑人領袖，但卻對中國社會轉型中的各方行為共識而感到擔憂。一個個勾踐式的中國政治失意者極力發掘自身的悲劇意識並大而化之，對仇恨的壓抑下是對卧薪嘗膽式翻盤的期盼，導致其階層的言論和行動往往缺乏必要包容。在種族之外，有關意識形態的交鋒仍然未能戒除泛文學化的弊病，太多需要被理性思考的問題變成了左右互博中消費憤怒的素材。

最典型的例證是，當部分中國「公知」歡呼昂山素季恢復自由的同時，他們的反對者紛紛激烈指出昂山素季的父親是與日本合作的「緬奸」……這種現象無疑是今日中國許多社會討論不能完成的根本——參與者們往往極易衝動並且沒有一個公認的知識話語平台，更缺乏一如曼德拉式的建構者。

不僅如此，某些基於不同立場的評價甚至逐漸模糊了邊界，6月20日某國內網站題為《曼德拉27年鐵窗生涯：曾研究毛澤東武裝鬥爭思想》的回顧文章將一小段內容作為他們對曼德拉政治生涯的全部解讀——「在《紅星照耀中國》中，我看到了毛澤東的決心和他非傳統的思想方法使他取得了勝利。」而這種有意無意的以偏概全恰恰遮蔽了曼德拉思想以及行動的可貴。

事實上，中國與南非、緬甸的社會變革根本不足以在樣式及進程的層面上互為鏡像。曼德拉和昂山素季在他們不自由的國度里所居住的「牢籠」已被幻化為浴火重生的浪漫場所，並演變為成就所謂偉大卻又缺失核心意義的符號，其間對於今日中國人最具意義的鏡鑒反倒是對「暴力革命」思維的根本否定，否則，無論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最終結果是「雖敗猶榮的安慰」，還是「平民奇蹟的驚喜」，都不能平復中國在歷史三峽中所遇的坎坷。而這，恰恰是曼德拉一生為這個星球的所有公民提出並付諸嘗試的偉大命題。

「假如有尋求和平對策的意志和承諾，那麼南非會一直是處於衝突中的國家可以效仿的例子。」曼德拉如是說。轉載請註明出處

在非洲乃至世界範圍內，曼德拉是為數不多、得到官方與民間，以及不同派別的中國人普遍認同、讚賞的政治家，並擁有文體明星般的號召力和知名度——而這一切，卻是「起跑落後」的背景下，僅用了20多年時間便悄然完成的。

陶短房 鳳凰評論特約評論員

當地時間12月5日晚，南非總統祖馬5日宣布，南非前總統曼德拉因病醫治無效，這意味著這位95歲高齡的老人，走到了其坎坷而輝煌一生的終點。

在今天的中國，說曼德拉是「中國人最耳熟能詳的南非人名」恐毫不誇張：比他早9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南非人、聖公會南非大主教圖圖，或和他同年獲獎的、南非最後一任白人總統德克勒克，都遠不及曼德拉的知名度，現任總統祖瑪和曼德拉的繼任者、前總統姆貝基也同樣如此。

但曼德拉在中國的獨享大名，卻不過是近20多年的事。曼德拉之認識中國，與中國之認識曼德拉，都有個漫長的過程。

1990年，香港樂隊Beyond發行了獻給曼德拉的歌曲《光輝歲月》，成為當時中國年輕人、尤其學生和知識分子傳唱廣泛的一首歌，原本蒼白的曼德拉形象，也便在《光輝歲月》的歌聲中，逐漸變得血肉豐滿。「老革命」的「舊版」形象，也就此讓位於「和平、非暴力、種族大和諧」的嶄新「彩虹」形象。

第一階段：落花真有意？流水總無情

眾所周知，中華人民共和國很早就開始經營非洲，並成為非洲反殖民運動最熱心的支持者之一，中國和泛非運動間的淵源同樣十分深厚，泛非運動的幾位領袖人物，如幾內亞開國總統塞古.杜爾，迦納開國總統恩格魯瑪等，和中共老一代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等，也有著密切的公誼和私交。

對於南非這個特殊的非洲大國，中國的關注是極早的。目前能找到的、中國領導人關於南非的最早一則互動文獻，是1952年1月19日，政務院總理周恩來致南非印度人大會會議聯合書記加查里亞和密絲特里的，全文為「我代表中國人民完全支持南非的非白色人民（包括印度人及其他亞洲人民）反對種族歧視和民族壓迫政策與爭取基本權利的正義鬥爭。站起來了的中國人民完全理解並深切同情南非的非白色人氏及一切被壓迫民族的苦難，相信他們一定能夠在持久不渝的鬥爭中求得自由幸福與解放。我預祝大會對反迫害與反暴政的民族解放事業有所貢獻，並獲得成功。周恩來」。此時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過兩年多，而普遍被認為系中國和非洲政治、經濟正式交往開始曲的周恩來-納賽爾會面，和中國從埃及商人昆地處購買棉花，則分別是1955年4月和1953年4月的事。

此時曼德拉已開始積極投身反種族隔離運動和泛非主義運動，並在加入非國大的南非共產黨總書記莫塞斯科.塔奈建議下，閱讀了一些「有關共產主義的書」。他唯一的自傳《漫漫自由路》稱，在這一階段，他閱讀過《紅星照耀中國》，並從中「看到了毛澤東的決心，和他非傳統思想方法所取得的勝利」。日前喀麥隆《新思想報》刊出一篇回憶文章，記載1996年7月，曼德拉途經喀麥隆首都雅溫得前往倫敦訪問，中途特意滯留一天在喀麥隆國會發表演講，在演講中他坦承泛非主義和早期非洲各國武裝反殖獨立運動對他的影響和其實，他表示，自己在策劃武裝鬥爭階段，閱讀了毛澤東、卡斯特羅和格瓦拉的書籍，並竭力了解衣索比亞抗擊義大利，和喀麥隆、阿爾及利亞武裝鬥爭獲得獨立的歷史，而組織非國大的武裝「我們的矛」，則系受到喀麥隆獨立時期武裝組織「喀麥隆人民聯盟（UPC）」啟發。

從這點上看，在謀求武裝鬥爭的階段，曼德拉汲取了毛澤東著作中的某些元素，尤其堅定了其對武裝鬥爭本身，和「非傳統思想方法」的信念。但他所能提及的毛澤東著作，僅限於《紅星照耀中國》等粗淺、有限的版本，並未受到當年在黑非洲到處散布的「小紅書」等影響，今天國內某些以左派自居的團體、個人，將曼德拉稱為「資深毛粉」，顯系誇大其詞。

而在中國方面，儘管和南非反種族歧視團體接觸和交往很早，但在「反殖反霸」的50-60年代，和「三個世界」的70年代，非國大都遠不是個耳熟能詳的名字，當年汗牛充棟的《讀報手冊》、《各國概況》，前者對非國大隻字不提，僅談及「南非廣大黑人的英勇鬥爭」，後者也僅將非國大混在一系列「群眾鬥爭組織」中一筆帶過，兩本書均未提及曼德拉的名字。

不僅如此，從目前尋找到的資料看，毛、周、陳毅等非洲人較熟悉的中國老一代領導人，也絕少提及曼德拉，這和當時動輒上《人民日報》和《新聞簡報》的黑非洲各國領導人、鬥爭領袖名字相比，著實「關係太一般」。

究其原因，恐與南非和中國在這一時期官方聯繫幾乎為零，而曼德拉又於1962年早早入獄有關。曼德拉在被捕前未到過中國，未見過中共領導人，其「武裝鬥爭」剛開了個頭就遭受重挫，與此同時，反殖獨立運動卻在非洲其它角落如火如荼，許多國家紛紛獨立，不少獨立後的國家政局又動蕩不已，這些無疑都令當時的中國更為關注。此外，曼德拉的「剝削家庭」出身，以及他未明確表現出「背叛出身階級」的「革命覺悟」，恐也未必合當時中國官方的胃口。

在這一階段，中非民間交往尚處於極低水平，大多數人對非洲的了解非但是粗淺的，而且是灌輸性的，官方信息中幾乎看不見曼德拉的名字，民間又何從得知？

第二階段：逐漸熟悉的名字

上世紀80年代，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國際新聞的視野也逐漸拓展，南非非國大的鬥爭逐漸成為《新聞聯播》和各報刊國際版時常出現的話題，「釋放曼德拉」這一「鬥爭主線」自然也順理成章地被屢屢提及。

這樣一來，曼德拉也就逐漸成了中國傳媒上常常挂念的外國名人，成了中國老百姓最熟悉的幾個外國人姓名之一。

當時有此待遇的，還有西哈努克親王、阿拉法特、齊奧塞斯庫、鐵托、尼雷爾、卡翁達等幾位。和這幾位相比，中國人對曼德拉的印象，恐怕是最模糊的。

首先，前面幾位「老朋友」都是60-70年代、甚至更早就在中國「聲名遠揚」（儘管個別人如鐵托，最初是當作「反面典型」來報道的，而曼德拉作為「南非人民反抗鬥爭的代表人物」被指名道姓，不過是80年代開始的事；其次，上述「老朋友」常來常往，有些甚至一直住在中國，就算來得不多，也能經常在紀錄片、電視新聞中亮個像，而曼德拉卻一直呆在牢里，中國人只聞其名，不睹其人。

這一階段頻頻在中國「上鏡」的「曼德拉」，是曼德拉的第二任妻子溫妮.曼德拉，在新聞聯播里她時而走在示威隊伍前列，時而在死難黑人葬禮上大聲疾呼。她和1984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圖圖主教，成為當年「最上鏡」的兩位南非人——第三位是作為「反派」亮相的南非白人政權總統博塔。

當然，這一時期也開始出現系統介紹曼德拉本人世紀的文章。1983年，《環球》雜誌一篇介紹曼德拉如何從黑人精英幻夢中驚醒，投身反種族隔離的長文，恐怕是國內最早的相關文章（儘管許多地方以訛傳訛，和事實有出入），此後這類文章逐漸增多，《參考消息》上關於曼德拉的外電文章也多起來。

然而這一階段，國內傳媒所塑造的曼德拉，是勇於和種族隔離政權鬥爭的戰士形象，強調其「不屈不撓」、「勇敢堅定」是主流，並輔以當時幾乎每周都可看見的索維托等地黑人鬥爭、遇害和葬禮場面，給人的感覺，是曼德拉仍然奉行暴力鬥爭、推翻種族隔離政權的入獄前路線。事實上此時的曼德拉在獄中經過反思，已和同在獄中的戰友們重新制訂了以和平、自由為主要訴求，追求各種族在「新南非」同一片天空下共存的「彩虹國」理念，並逐漸為世人所了解。不過由於這種有選擇的報道，國人對此知之甚少，其心目中的曼德拉形象，如今看來更接近入獄前的曼德拉，或當時的溫妮.曼德拉。

第三階段：光輝歲月的彷徨

1985年以後，南非白人當局對曼德拉的管制逐步放鬆，國人逐漸了解了更多曼德拉的最新思想和鬥爭目標。

不過此時正是中國國內思想開始活躍、多元化思潮興盛之際，人們有了更多看世界、了解世界的機會，而不再將目光局限在幾個熟悉的「老朋友」身上，本就是「老朋友」中最不知名人物的曼德拉，其「回頭率」也因此並無大的起色。

此時娛樂文化的興盛，幫了曼德拉的大忙。

1987年，荷蘭球星古力特獲得世界足球先生，這位同時也是搖滾明星的球星是曼德拉的擁護者，在金球上刻上曼德拉的名字，還創作了歌頌曼德拉的歌曲，這一消息被當時開始活躍的國內體育媒體刊登，吸引了更多普通中國人的關注；1990年，香港樂隊Beyond發行了至今膾炙人口、獻給曼德拉的歌曲《光輝歲月》，這首歌轟動整個華人樂壇，成為當時中國國內年輕人、尤其學生和年輕知識分子傳唱廣泛的一首歌，原本蒼白的曼德拉形象，也便在《光輝歲月》的歌聲中，逐漸變得血肉豐滿。「老革命」的「舊版」形象，也就此讓位於「和平、非暴力、種族大和諧」的嶄新「彩虹」形象。

可以說，正是這種從「老革命」、「老朋友」，到大眾偶像的悄然轉型，徹底顛覆了曼德拉在國人中的傳統「定式」，也讓他在很短時間內，從「老朋友」中的邊緣分子，一躍而成中國人中最知名的南非人。

1990年2月11日曼德拉獲釋，3年後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1994年5月9日，他當選「新南非」第一任總統，成為該國歷史上首位有色人種總統，這完美的一筆，完成了曼德拉新形象的塑造。而他在橄欖球世界盃上擁抱白人隊長，在爭取南非世界盃主辦權上的努力與成功，他對和平、非暴力的追求與嚮往，對霸權主義的譴責，對弱勢群體的關愛，則讓這種形象更加有「質感」。

儘管人們後來知道，曼德拉在治國方面缺乏亮眼業績，「彩虹國」里黑人贏得了政治地位，但在經濟上卻出現了滑坡，族群割裂、族際暴力依舊多發，南非成了治安「黑洞」，非國大也在他隱退後，出現了危險的內訌和分裂。不僅如此，他的家庭也出現許多問題，妻子溫妮因刑事罪被判刑入獄，他離婚、再娶，兒女們的命運也一言難盡。

但此時的國人已逐漸學會了換位思考、多元思考，他們知道，偉人也是人，是人就不可能十全十美，作為承前啟後的開拓性、過渡性人物，曼德拉已做到很好，不應把太多轉型後的責任和問題，強加到這個當選時就已過古稀之年的老人身上。對於曼德拉的家庭生活，人們也更多給予寬容和理解，並更加喜歡這個因遠離權力和喧囂，而變得更率性、更可愛的老人。

2010年7月，當世界盃閉幕式在南非舉行，久違的曼德拉出現在體育場看台上之際，在場和全球電視機前的無數觀眾，都感動得熱淚盈眶。此時此刻，曼德拉的公眾形象，已悄然升華到新的高度。

然而在這一階段，官方的「曼德拉聲音」一度陷入彷徨，時而熱烈親切，時而顧左右而言他。

這和曼德拉在台海兩岸間的搖擺有關。

或許是由於閉塞了27年之久，曼德拉對當時台海兩岸的「外交戰」完全不能理解，執著於「雙承認」。1992年10月他訪問了北京，獲得中方1000萬美元援助，次年7月卻又去了台北，台北方面給出的援助，是耐人尋味的1100萬美元。

已是古稀老人的曼德拉恪守「道德原則」，認為「剛拿了人間的錢就斷交不仗義」，且仍對「雙重建交」抱有一線幻想，這種微妙關係，顯然對中國官方對曼德拉的「定性」構成了很大難題。

僵局一直持續到1996年底才打破：由於1997年7月1日香港將回歸，屆時倘中國和南非仍未建交，地位重要的南非駐香港總領館就不得不關閉，曼德拉經過「長考」，宣布「不晚於1998年1月1日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在雙方的相互諒解下，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後，南非駐港總領館並未關閉，當年12月28日，中國外長錢其琛訪問南非，12月30日共同簽署了建交聯合公報和諒解備忘錄。

1997年對曼德拉是個意義重大的年份，這一年他開始交權，並宣布不再謀求連任，南非開始逐漸進入「後曼德拉時代」。或許是即將「無官一身輕」，儘管建交後留下的時間不多，但曼德拉卻在中國官方外交舞台上「密集演出」，留下了寬廣的人脈：1999年2月，胡錦濤副主席訪問南非並拜會曼德拉；同年5月，曼德拉訪華並會見江澤民主席；2000年4月，江澤民主席訪問南非，並會見了前一年卸任的曼德拉。此後，儘管隱居的曼德拉揚言「不喜歡接電話」，卻仍多次和中國領導人通話、交談。

如今，曼德拉波瀾壯闊的一生行將掩卷，他和中國的淵源卻仍引人入勝：在非洲乃至世界範圍內，他是為數不多、得到官方與民間，以及不同派別的中國人普遍認同、讚賞的政治家，並擁有文體明星般的號召力和知名度——而這一切，卻是「起跑落後」的背景下，僅用了20多年時間便悄然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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